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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帝的契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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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尔摇摇头:“这将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他们答应让我采访他的。但我以为那是在这次无聊的行动完成之后呢。”
“你不相信这次探险会成功吗?”
“只是对这次行动的真实目的有些怀疑。当罗素先生招募我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寻找一个丢失了千年的非常重要的古迹。他可没说详情。”
“我们都是一头雾水。看,那家伙飞近了。”
安德莉亚现在可以看清了,在离船头大约两英里处有一架飞机正迅速向他们的船飞过来。
“医生,你说的没错,是一架飞机!”由于马达的噪音,安德莉亚不得不提高嗓门冲着医生喊起来。此时船员们也看到了飞机,都在甲板上高声叫着以示欢迎。
“不,这不是飞机,你看!”
两人的目光跟着那个飞行的东西。这架飞机——或者至少安德莉亚把它叫作飞机的家伙——是一架很小的飞行物,上面印刷着凯因集团的名称和标志,但是它的两个螺旋桨是普通螺旋桨的三倍大。安德莉亚很惊奇地看着那家伙的翅膀张开,在这艘巨轮的上空盘旋。突然好像它就挂在空中一样,螺旋桨陡然转了九十度,然后,就像一架直升机一样停住,把海水的波浪都吹动得同速旋转。
“这是BA609倾斜翼飞机。这一级别里最高级的那种。这是它的处女航。他们说这是凯因先生的主意呢。”
“这人好像做什么都那么与众不同。我真想见见他!”
“不,等一下,安德莉亚!”
医生企图拽住安德莉亚,但是她脚下一滑,被旁边走过来准备接机的船员挡住了。
安德莉亚来到主甲板,通过下面的舷梯穿过大船的主道到达尾部楼梯,现在飞机在盘旋降落。在楼梯尽头,安德莉亚被一个船员挡住了,这个船员长着棕色头发,有六英尺多高。
“请止步,小姐。”
“你说什么?”
“你只能走到这里,从这里看飞机。”
“哦,是这样啊,但如果我想看看凯因先生本人呢?”
“我的任务是不能让任何人通过这里,对不起。”
安德莉亚转身走开,没再说什可以么。她不喜欢被人拒绝,现在她有两个动机想愚弄一下这一个保安。
安德莉亚转到右边的舱口,来到船的主体。凯因就要下飞机走到下面去了,她需要快点儿行动。她可以试着爬过去到下面的甲板,但是那里肯定还有一个保安。于是她试着推推周围的几个门,果然有一扇门没有关,那是一间娱乐室,里面有沙发、乒乓球桌子什么的。这间大房子的尽头是一个舷窗,安德莉亚走到这的时候,她看到了机会。
好极了!
安德莉亚把一只脚伸进角落的桌子下面,另一只伸进沙发下。她两手拽住舷窗,然后她的头和她的身体慢慢都钻出去。不到十步远,有一个穿着黄色背心的船员,头上戴着收话器正向飞机发出信号。BA609正发出尖锐的声音,缓缓降落在甲板上。安德莉亚的头发被螺旋桨吹得乱舞。她使劲按住头发,但同时也已经发誓好几遍了:如果她知道自己会在一架直升机的下面,她会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把自己的头埋下来。电影里的螺旋桨离演员起码五英尺高,可是她现在就在正下方!
当然啦,电影里是一环套一环……
BA609的机舱门开了。
安德莉亚感到身后有人。她刚准备转身,就被人突然抓住扔了出去,然后给按到了甲板上。安德莉亚立刻感到铁板的热度烫到她的脸颊,因为有人坐在了她的背上。她使劲扭动身体,可是无法动弹。尽管几乎无法呼吸,但是安德莉亚还是从眼角瞟到从飞机舱门上走下来一个年轻人,穿着运动夹克,他被太阳照成古铜色,虽然戴着太阳镜,仍然可以看出是一张英俊的脸。在他身后是一个大约二百磅犹如公牛的人。这人冷酷地看着她,安德莉亚尽量使自己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那人的褐色眼睛。一道很丑的伤疤从那人左边眉毛一直划到脸颊。最后走出一个单薄矮小的人,这人从头到脚都穿着白色。这时安德莉亚感到后背的重量更沉了,几乎挡住了她所有的视线,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了。唯一还能看清的就是那飞机螺旋桨在高速旋转。
“放开我,行了吧?那个该死的疯子加幻想狂已经进到自己的船舱了。你给我滚开!”
“凯因先生既不疯也不是幻想狂。我想他是受到广场恐惧症的搅扰。”压在安德莉亚身上的人说。
他的声音不像其他船员。那声音很有教养,音调严肃缓慢有韵律,有些游离,让安德莉亚想起美国影星艾迪·哈里斯'4'。那人从安德莉亚身上移开,安德莉亚立刻跳起来。
“是你!”
站在安德莉亚面前的是安东尼·福勒神父。
* * *
'1' 埃拉妮丝·莫莉塞特(Alanis Morissette):上个世纪90年代加拿大摇滚乐超级明星,是加拿大女歌手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专辑《Jagged Little Pill》是一张具有重要意义的20世纪90年代女子摇滚乐标志性专辑,获得多项加拿大最权威的音乐奖Juno奖,并且先后获得了七次格莱美奖。
'2' 拉比:以色列宗教教师的统称。
'3' 节:船、飞行器和风的速度计量单位。
'4' 艾迪·哈里斯(Edward Allen “Ed” Harris):1950年11月28日出生,是一位被四次提名奥斯卡的美国演员、电影导演和制作人。
第五章 你太弱了
“网捕”公司办公室外,华盛顿特区日落大道二百二十五号2006年7月11日,星期二,上午11:29
两个人中较高的那个,也是年轻的那个,他总是去拿咖啡和食物,作为一种尊重的表现。他的名字叫纳兹姆,十九岁。他已经在克罗夫的组织有十五个月了,他很喜欢这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命重新有了意义和出路。
克罗夫的组织在纳兹姆心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在科莱佛一个寺庙集会,那个地方在新泽西,是一个充满“西方”味道的地方,克罗夫是这么说的。纳兹姆喜欢在附近玩篮球,也是在那里遇到了他的新朋友们,那些人比他大二十多岁。当这些看着这么成熟的大学研究生站在他旁边并且跟他说话的时候,纳兹姆有些受宠若惊。
现在他打开车门,让自己钻进副驾驶的座位,对于六英尺多高的他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只看到一个汉堡柜台,就买了汉堡和沙拉。”纳兹姆把食物袋子递给克罗夫,他正朝纳兹姆微笑。
“谢谢你,纳兹姆。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并且希望你不要生气。”
“什么?”
克罗夫把汉堡从袋子里拿出来,扔到窗外说:“这些炸制的食品会使我们的身体发胖,让我们陷入追求味觉的欲望,这不是我们该吃的。对不起,但是沙拉没问题。”
纳兹姆有些失望,但同时也消除了疑虑。克罗夫就像是他的导师。每当他犯了错误,克罗夫总是面带微笑地纠正他,非常尊重他。这和纳兹姆父母对他的态度完全不同,在最近几个月里,自从他遇到克罗夫之后,他的父母总是对他大喊大叫,因为克罗夫带他去另外一个地方祷告,那里比他原来去的地方小,但是纳兹姆认为那里更虔诚。
为这事,他与父母闹得很不愉快。而姐姐汉娜的晚归成为这次家庭内战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一天晚上,比纳兹姆大两岁的姐姐汉娜和朋友出去喝酒,直到凌晨两点才回家,纳兹姆一直等着她,并且责备了姐姐的穿着和醉酒。两个人互相吵起来,掺杂着辱骂。最后纳兹姆的父亲走进来,纳兹姆用手指指着父亲说:“你太弱了,你不知道怎样控制你的女人们。你让你的女儿去工作,你让她开车也衣着暴露。她的地位应该在家里,直到她找到一个丈夫!”
汉娜开始为自己辩驳,纳兹姆扇了她一耳光。这个行为切断了最后的亲情纽带。
“我也许很弱,但我至少是这家的主人。”纳兹姆的父亲说:“滚出去!我不认识你,滚!”
纳兹姆跑出去找克罗夫,身无分文,只有一身衣服。那天晚上他哭了一小会儿,但很快就止住了。现在他有了一个新家。克罗夫成了他的父亲和兄长。从那时起克罗夫要求纳兹姆学会正确的尊重人的态度。
纳兹姆心里充满沮丧,因为父母姐妹不接受他。但他心里清楚,他想到这些只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他潜意识里最担心的是这次任务,这是他第一次执行任务。
克罗夫摇起驾驶位的窗户。“再过六分钟我们就走。”
纳兹姆有些焦虑地看着他。克罗夫看了他一眼,觉得有些不对劲。
“怎么了,纳兹姆?”
“没什么。”
“从来没有没什么。说吧,你可以告诉我。”
“真的没什么。”
“是不是有些害怕?你害怕吗?”
“不是,我是坚强的战士!”
“战士也可以害怕的,纳兹姆。”
“但是我不。”
“是不是因为要开枪?”
“不是!”
“没关系,你已经在我表弟家的屠宰场训练了四十小时了,你一定已经杀了有上千头牛了。”
克罗夫也是纳兹姆的射击老师,在屠宰场中一项训练就是对着牛群开枪。有时候牛已经死了,但是为了让纳兹姆对武器更加适应,他会让纳兹姆过去看牛的尸体和身上的子弹。
“不害怕,在那里训练我感觉很好。我不害怕这次是去对着人开枪。我的意思是,他们根本不能算人。”
克罗夫没说话。他靠在方向盘上,紧紧盯着前方,等着。他知道让纳兹姆说话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几分钟的安静状态,这会让纳兹姆感到不自在。
“是,是因为,唔,我觉得没和我爸妈说声再见,让我感到有些……”他终于说出了实话。
“我明白了。你还在为发生的事自责。”
“有一点儿,难道我错了吗?”
克罗夫微笑了一下,把手放在纳兹姆的肩头:“振作起来,纳兹姆!”
纳兹姆想笑,但只是抽动了一下嘴角,克罗夫使劲按了按纳兹姆的肩膀,他的声音听起来充满爱,非常温暖。
“放松一点儿,纳兹姆,今天是要别人的血,不是让你自己流血。但万一发生了什么事,你也已经给家里录下一段视频了,对吧?”
纳兹姆点点头。
“那么你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也许你的父母有些‘西方’化,但是在他们灵魂深处仍是很好的信徒,他们知道殉道的意义,如果你为他们的信仰殉道,你觉得那时他们会怎么想。”
纳兹姆似乎看到他的父母和姐姐都跪在他的面前,感谢他拯救了他们,请求他原谅他们的过失。在这雾蒙蒙的幻想中,他觉得这是对于“下一个生命体”最美好的憧憬了。他终于挤出笑容。
“这就对了,纳兹姆。你的笑容是胜利者的微笑,殉道者的微笑。这也是我们的承诺,我们的奖赏。”
纳兹姆把手伸进兜里,抓住枪把。
纳兹姆和克罗夫极其镇静地走出车子。
第六章 广场恐惧症
“比蒙号”上,开往红海的亚喀巴'1'湾
2006年7月11日,星期二,下午5:11
“是你!”安德莉亚又说了一句,她的气愤多于惊讶。
他们最后一次见到彼此,是安德莉亚悬在离地面三十英尺的地方,是她的一个敌人把她追到那里去的。那次安东尼救了她的命,但是他也阻止她继续写那篇伟大文章,那是很多记者都梦寐以求的。沃德沃和贝斯坦写了水门事件,劳威尔伯尔曼写了烟草工业的内幕。他们都成功了。安德莉亚·奥蒂罗本来也可以成就这样的成绩,但是这个神父阻止了她。至少他挡了她的前途。
要知道怎么摆脱你,我就……安德莉亚想起那次采访布什总统的特殊机会,幸亏现在她在这条船上,可能还有成功的机会——除非是她胡思乱想。但那是以后的事,她更关心现在,安德莉亚不会让现在这个机会白白溜走。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奥蒂罗小姐。那道伤疤已经几乎不见了,成为记忆。”
安德莉亚下意识地摸了摸前额。那是十六个月前,安东尼让她在那里缝了四针。如果仔细看,现在还有一条细细的白色痕迹。
“我知道我欠你一条命。但这不是你来这里的原因吧。你在跟踪我吗?你又要把我的工作计划搅黄吗?”
“我是作为梵蒂冈方面的观察员参加这次探险,没有其他原因。”
安德莉亚怀疑地看着他。由于太热,神父穿着短袖衫,戴着神职人员的衣领,裤管笔挺,永远是黑色。安德莉亚第一次看见他被太阳晒黑的胳膊,他的前臂很长,上面的青筋像圆珠笔画上去的那么粗。
这可不像是神父的胳膊。
“梵蒂冈干吗需要对一次考古探险派来一个观察员?”
神父刚要回答,一个快乐的声音打断了他。
“好极了!你们两个已经互相介绍了?”
海瑞尔医生出现在船头,脸上带着可爱的笑容。安德莉亚没有回头去打招呼。
“差不多吧。福勒神父正要告诉我他为什么在几分钟前要让波雷特·发佛'2'压在我身上。”
“奥蒂罗小姐,波雷特·发佛打的是四分卫,很少去撂倒对手的。”安东尼说。
“发生了什么事情,神父?”海瑞尔问。
“奥蒂罗小姐到这里的时候,正碰上凯因先生下飞机。我不得不阻止她。我有些粗鲁,对不起。”
海瑞尔点点头:“我明白了。你要知道安德莉亚并无意越过警戒线,不用担心,神父。”
“不用担心,你什么意思?是不是你们都脑子灌水了?”
“别着急,安德莉亚。”医生说,“可惜的是,你前两天都病着,不知道最新消息。让我告诉你吧。雷蒙德·凯因是一个广场恐惧症患者。”
“正像这个抱人的神父刚告诉我的。”
“除了是神父,安东尼也是个心理医生。如果我说得不对请打断我,神父。安德莉亚,你知道什么是广场恐惧症吗?”
“好像是害怕公共场合什么的。”
“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实际上,患这种病的人出现的很多相关症状比这复杂得多。”
安东尼清了清嗓子。
“关键是这种病人会失去控制。”神父说,“他们害怕独处,害怕自己在一个没有办法逃离的地方。也害怕见到陌生人。所以他们都要待在家里很长时间。”
“如果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安德莉亚问。
“由当时情况决定。凯因先生的病情特别严重。如果他发现自己在一个难处的环境里,他可能会恐惧异常,失去和现实接触的办法,会晕眩,颤抖,心悸。”
“换句话说就是他会得心脏病?”安德莉亚说。
“或者是神经病发作,”海瑞尔开玩笑说,“但是这些病人可以有正常生活。有些有名的人比如金·贝辛格'3'和伍迪·艾伦'4'就得了这个病,他们和病魔斗争多年并在事业上很成功。凯因先生也是空手建立起来自己的帝国。遗憾的是,在最近五年他的病情在恶化。”
“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说服了这个病人来冒险钻出他的保护壳子?”
“这是这次探险的关键,安德莉亚。”海瑞尔说。
安德莉亚发现医生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安东尼打破了沉默。
“我希望你原谅刚才我的粗鲁。”
“也许吧。但是你几乎把我脑袋揪掉了。”安德莉亚说着,搓着自己的脖子。
安东尼看着医生,海瑞尔点点头。
“你会明白的,奥蒂罗小姐……你看到凯因下飞机了吗?”海瑞尔问。
“有一个年轻人,他的皮肤是橄榄色,”安德莉亚回答说,“然后有一个大约五十岁的人下来,全身黑衣,脸上有个很大的疤。最后是一个瘦小的男人,头发都白了,我想他就是凯因先生吧。”
“那个年轻人是雅各·罗素。凯因先生的执行助理。”安东尼说,“有疤的人是摩根·德克,凯因集团安全总监。相信我,如果你真接近了凯因先生,德克会紧张,他要做的事你肯定不喜欢的。”
这时船尾传来警报信号声。
“好了,现在我们到了互相介绍的时间了。”海瑞尔说,“这次神秘的探险终于要开始揭开面纱了。跟我来。”
“去哪儿呢?”安德莉亚一边问一边跟着医生走上通过船舷门的甲板,几分钟前她就是从这里溜下来的。
“整个探险队要第一次正式见面了。会介绍每个人的职责和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我们到底去约旦找什么也该知晓了。”
“顺便问一句,医生,你这次有什么特殊任务吗?”进入会议室前,安德莉亚问海瑞尔。
“为医药而战。”海瑞尔随便地说。
克翰一家的藏身之所,维也纳
1943年2月
约拉·梅尔病了,非常忧虑。她喉咙里有一个肿块,让她想吐,感觉很不舒服。自从1906年她从乌克兰的奥德赛逃出那场大屠杀后,她已经好久没有现在的紧张感觉了。至今她还清晰地记得,那时她的爷爷拽着她逃跑,那年她十四岁。她非常幸运,逃出来后就在克翰家找到一份当佣人的工作。她的主人在维也纳拥有一个工厂。约瑟是克翰家最大的孩子,当媒人终于给他找到一个优秀的犹太妻子后,约拉就跟过来,继续照顾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大儿子艾伦,小时候有些娇生惯养,一直在优越的环境里成长,而小儿子尤岱,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现在,尤岱蜷着身子躺在床上,身子下压着一个球。这张床是他和哥哥轮流睡觉用的。地上还有两条毯子。直到昨天,他还在与哥哥共享这张床,而此时,尤岱躺在那里,看起来很小也很忧郁,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在这儿,让这个本来很挤的地方忽然显得很宽敞。
可怜的孩子。自从他降生,这块只有十二平方英尺的地方就成了他全部的世界。他出生的那天下午,克翰一家,包括约拉,都在医院里。他们再也没能回到在灵思瑞的豪宅。那是1938年11月9日,后来人们把这一天叫作“水晶之夜”'5',也叫作碎玻璃之夜。尤岱的祖父母首先被杀害。整个灵思瑞都被烧焦了,连同旁边的礼拜堂,救火员都喝醉了,对着大火大笑。克翰一家所能拿出来的所有东西就是一些衣物,还有一个神秘的包裹,那个包裹在尤岱出生的仪式上,他的父亲用过。约拉不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整个仪式中,克翰先生让每个人都离开屋子,包括妻子奥蒂,当时她刚生完尤岱,几乎站不起来。
身无分文,约瑟无法离开这个国家。但是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相信这个灾难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于是他请一些天主教的朋友帮忙找避难所。他也没有忘记约拉,后来发生的事让约瑟永远不会忘记她。在被纳粹占领的奥地利,很多友谊因为现实的恐怖不复存在,但是有一个朋友不是这样:一位年迈的法官拉斯冒着生命危险,决定帮助克翰一家。在他自己家里的一间房子,他修了一个藏匿所,亲手用砖头砌了一堵隔墙,并在底下留下一个口,让克翰一家可以出入。然后拉斯用一个书架挡在这个洞口前面。
在1938年12月的一天,克翰一家钻进了这个他们的活坟墓一样的住处。他们相信纳粹占领奥地利不会超过几个星期。这个藏身之处太小,不能让他们同时躺下睡觉,唯一值得安慰的东西是一盏煤油灯和一个水桶。每天早晨法官的女佣回家后两小时,法官拉斯把食物送进来,每天一次。在过了午夜大约半小时后,老法官会慢慢推开书架,因为上了年纪,推开书架几乎要花上半个小时,还要不时停下来休息,才能打开足够的空隙让克翰一家出来透透气。
其实和克翰一家一样,老法官拉斯也是一个囚徒。他知道他女仆的丈夫是一个纳粹党徒,所以当他在建这个洞穴的时候,他让他的女仆到萨兹堡休假了几天。当她回来的时候,他告诉她他们换了煤气管道。他不敢换女仆,因为那样会让别人起疑,而且他必须每天小心购买食物的多少。后来按人头购买,他就更要加倍小心来给这额外多出来的五个人提供食物。约拉很同情他,因为他几乎卖了他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去黑市换取肉和土豆,他把这些食物藏在阁楼上。到了晚上,约拉和克翰夫妇从藏身之处出来,光着脚,就像怪异的耳语小鬼儿,老人就把食物从阁楼拿出来给他们。
克翰夫妇不敢在外边待的时间太长,每次就几个小时。此时约拉总是帮孩子们洗洗让他们可以活动一下,而克翰夫妇就和老法官轻轻地说话。在白天他们几乎不敢弄出一点儿轻微的声响,大部分时间不是在睡觉就是处在半清醒状态。这对约拉来讲简直是折磨。后来他们就听说了在达豪的集中营发生的事。从此每天的每一件简单的事都变得复杂起来。最起码的生活需要——比如饮水,甚至给小尤岱换尿布——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都成了很沉闷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奥蒂一直还在和大家不断沟通,这让约拉感到简直是件神奇的事。奥蒂发明了一套复杂的手势,这样她可以和丈夫进行长时间的交流,他们不说一句话,却可以对那些苦难的事交换意见。
三年就这么静静地过去了。尤岱的词汇量只有四五个。幸运的是,他的性情比较安静,几乎不怎么哭。他更喜欢让约拉而不是他的母亲抱着他,但这并没有让奥蒂感到难过。奥蒂似乎更关心艾伦,他是这次幽禁最大的受害者。因为他一直没规矩惯了,1938年11月大屠杀开始时,他还是一个被惯坏了的五岁男孩。在这里被关了大约一千多天后,他的眼睛出了问题,他几乎被折磨得发疯。每当必须回到洞里的时候,他总是最后一个,靠在洞口拒绝回去。每当这时,尤岱就走过来拉住哥哥的手,鼓励艾伦再次作出牺牲,回到那个漫长的黑暗之中。
但六个晚上之前,艾伦终于无法忍受了。等到其他人都回到洞里,他偷偷溜到了屋子外面。老法官试图抓住他,可是老人的手指只碰到了孩子的衣服,他已经跑了出去。约瑟想跟上他,但是当他来到街上,已经找不到艾伦。
三天后,他们在《新克朗伦汇报》'6'得到消息。一个头脑有问题的少年,显然没有家庭,已经被埃姆·斯珀格朗地儿童医院收留。老法官把这个消息告诉克翰夫妇的时候,他吓坏了,嗓子几乎堵住。艾伦将会遇到的事情,让奥蒂失控以至于没法听丈夫的解释。约拉看到奥蒂冲出大门,她差点晕过去,她手里拿着那件东西,就是几年前尤岱出生时候在医院的东西,现在那是他们家唯一值钱的物件。约瑟也跟去了,陪着奥蒂,尽管奥蒂反对,他坚持要陪着她去找儿子。临走之前,约瑟交给约拉一个信封。
“是给尤岱的,”他说,“等到了成人礼'7'之前他才可以看。”
他们走后,约拉度过了两个可怕的夜晚。她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但老法官似乎比平时更沉默。一天前,房子里忽然传来一些奇怪的声音,而现在,书架忽然在大白天被移开了,这是三年来的头一次,老法官的头出现在洞口。
“快点!我们没有时间了!”
约拉使劲眨眨眼睛。从黑暗中分辨出外边的阳光非常刺眼。尤岱从没见过太阳,他哆嗦着爬到洞口又退回去。
“约拉,对不起,昨天我得知奥蒂和约瑟被捕了。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不想让你再难过。但是你现在不能待在这儿了。他们会审讯克翰夫妇,不管他们再怎么坚强,纳粹最后也一定会找到尤岱的。”
“约瑟不会说任何事,他非常坚强!”
老法官摇摇头。
“他们会答应保证艾伦的生命,来换取这个小的作为条件,或者还有什么诱惑。他们总能使人开口的。”
约拉哭了。
“没时间了,约拉。那天他们俩没回来,我就去见一个在保加利亚使馆工作的朋友。我有两个出境签证,名字是碧莲·鲍尔,教师和米克·直蔻,一个保加利亚外交官的儿子。我想出来的故事是:你和这个孩子来这里和孩子的父母过圣诞,现在要回去上课。”老法官给约拉看了看手中两张长方形的票,“这是去旧扎戈拉'8'的火车票。但是你们不去那里。”
“我不明白。”约拉说。
“旧扎戈拉是你文件上要去的目的地。但是你得在切尔纳沃德'9'下车。火车会在那里逗留一会儿。你可以下车,孩子可以活动一下腿。然后你需要面带微笑地离开火车。你没有行李,手里也没有东西,一有机会你就带孩子溜走。康斯坦萨'10'就在那里往东三十英里。你要么走路要么找到什么人可以带你们乘车去那里。”
“康斯坦萨。”约拉重复着,使劲记住每一个让她发蒙的名词。
“那里以前属于罗马尼亚,以前。现在是保加利亚的。明天谁知道是谁的。重要的是那是一个港口,纳粹的控制不是很严格。从那里你可以乘船去伊斯坦布尔。从伊斯坦布尔你就可以随便去哪里了。”
“可是我们没有钱买票啊!”
“我这里有些马克给你们做旅费。信封里这点钱足够让你们俩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约拉看看四周。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突然她明白了前天屋子里那些奇怪的声音是什么了。老人是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好凑够钱让他们俩逃走。
“这可让我们怎么感谢你呢,拉斯法官!”
“不用。你们的旅途会非常危险,我也不知道这个出境签证是不是能保护你们。上帝原谅我,但是我希望我不是把你们推向死亡啊!”
两个小时后,约拉费力地把尤岱拖出来,来到楼梯口。刚要出去,突然她听到一辆卡车停在了门口。每个在纳粹统治下生活的人都知道这声音意味着什么。整个过程就像一种旋律:先是刺耳的刹车声,跟着是有人大声吆喝,然后是间奏曲般沉闷的靴子踩在雪地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清晰,已经踏到木地板上。此时,你除了祷告这种声音可以离你而去,没有任何办法。而这种不祥的声音却在一步步接近来到门口。稍停片刻,就会传来尖叫和混乱的哭声,夹杂着机关枪的独奏。当这“音乐”结束的时候,灯就又亮了,邻居们又回到桌子前,母亲们脸上带着笑容安抚家里其他人,好让他们相信其实隔壁什么也没有发生。
约拉对此了如指掌。她一听到车声,就迅速躲到楼梯底下。士兵闯进了老法官的家,其中一个士兵神情紧张地拿着手电筒来回照着大门。手电光划破屋子的黑暗,几乎照到约拉的鞋子。尤岱紧紧抓着她,像一个受惊吓的小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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