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团-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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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无他辞可对，只能看一眼毛庆祥，应声答道：“我对‘大元帅’绝对效忠，这是高于一切的；毛兄既受‘大元帅’付托，我们就该克尽心力，完成任务。就算让万砚方风光得意，也不是我们该顾虑的。”

“有贺先生这话，”李绶武冲毛庆祥一笑，道，“事情就算成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李绶武说得极其含糊笼统，只草草交代了他个人和万砚方原本素无交往、亦未曾谋面——只不过在抗战开打之前几年，李绶武曾仿万氏之师方凤梧公之笔意，画过一张画给他，万氏十分满意，这便算是讨得了一个人情。此番李绶武衔命登门，拜识万砚方，请他助成这一趟移运黄金的工作。万砚方的确一口答应，但是也开出了条件：他要毛庆祥以保密局名义出具凭证，俾能于大局颓隳不可收拾之时好让庵清光棍避一头地。这，便是当初那“船票”的来历了。

李绶武的一席话容或为家父勾勒出国民党政府迁台前夕老漕帮如何保留人才、苟延命脉的背景，但是，从他说得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部分之中，反而渗出了更多启人疑窦、引人遐思的片段，令家父迭有不吐不快之感。他乘隙追问了一句：“李先生那一张画显见非同凡品；否则，不至于辗而转之地还搭救了十四条性命？”

李绶武闻听此言，不禁纵声长笑，径冲王代表赞道：“张科长年纪虽轻，识见却高人一等。那张画儿的确另有一则故事。倒是说什么‘搭救十四条性命’未必得当。”

“噢？”家父和王代表同声一惊，彼此对望了一眼。

“二位试想，”李绶武摸了摸他脸上的麻子坑儿，慨然道，“跟着当局来台的人虽说暂时逃得战火之劫，焉知便因此豁免了一切杀身之祸？‘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所说的正是此理，‘塞翁失马’所寓者亦正是此意。到底是搭救了还是陷害了，却也难断得很。此外，‘十四’之数亦不正确，要说得准些，其实是一千五百一十四！”

听他这么一说，家父又往深处明白了一层——毋怪乎当初那舰长会口出“本舰只能容载一千一百名官兵，如今上来快三千人”之语，更毋怪乎航行日久便滋生出那么些谍报舰、逮捕军中叛徒等等谣言。一阵沉默之后，家父再也忍不住，小心地探问起他一直大惑不解的疑绪：“所以咱们那艘舰上平白多出那么些男女老幼，果然都是‘保’字号儿挂上来的老漕帮丁眷了？”

“倒也未必。”李绶武道，“这里头大有文章。老漕帮人丁固然不少，凭个人交情引伴呼朋、携家带眷，沾上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故关系，随之而来的也所在多有。我本人便不在帮，与咱们在青岛同席用饭的里头也有五六个不在帮的。张科长要是分神留意舰上人丁往来动静，还兴许会发现：连哥老会一路的洪门人马也窜上来七八百口子，几乎与老漕帮丁众不分轩轾了。”

“这倒不难明白究竟。”家父应声道，“‘保’字号儿毕竟不敢放心只让老漕帮帮众独踞一船——万一来个哗变，舰上官兵哪里抵敌得了？是以放那群洪英上船，是要造成两方暗中僵峙对立之势。”

“一点儿也不错。”李绶武微一颔首，放低声道，“有个在途中临盆产子的妇道，正是哥老会首洪某人的侧室呢！”

然而家父所念兹在兹的不是清洪二系人马如何蓄势较劲，而是他无意间窥见的一幕恶魇；于是掉转话锋，叹了口气，道：“倒是在青岛领我上船的那位年轻‘帮朋’，日后再也没见过了。无论李先生您的福祸相生之论如何高明精奥，我夫妻这两条性命总是人家搭救的，如今却不知该往何处去道谢呢。”

此言一出，李绶武的身形有好半晌不曾动弹分毫，仿佛这一室之间原本十分热烈的谈话气氛忽地给凝结起来。其间过了也许只有几秒钟的辰光，李绶武只把双眼睛盯着家父的脸，仿佛直欲穿透表面上五官，揭露其下埋藏着的什么秘密。在这转瞬之间，家父的直觉是：面前这人也知道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非但如此，对方更知道家父也并非毫不知情的人——只不过两人都在那短暂的几秒钟里寻觅一个遁脱之道而已。

“我倒忘了恭喜绶武呢，”王代表在此际昂声岔话道，“听说府里最近研拟了一份名单，要聘任一批功在党国、资历俱佳、可是苦无职务可以安插的贤达人士，绶武也在其中呢！”

像是突然从禁锢之中得了解放，李绶武堆起一脸笑容，道：“这倒没什么可喜的。王代表素知今上用人之道，若是在体制之外叠床架屋、巧立名目，则不论立一个什么品、戴一个什么衔，都是既无权、亦无责，只不过方便他老人家就近看管而已。”

接着，话题转至王代表和李绶武之间，大体绕着几个新出炉的职称打转。仿佛王代表倒比李绶武热衷关切得多，直说这“资政”便是宋代的龙图阁大学士，即使到了清末资政院议员也有集议全国政务之尊，要比什么“政务委员”、“战略顾问”乃至党务系统中的“评议委员”都荣耀得多。李绶武似乎对王代表之言全无兴趣，敷衍了一阵，推说夜深不该再扰，便要告辞，却一把扯住家父的袖子。

“老弟，”李绶武一面起身、一面道，“一个人叫车太无聊，可否陪我路口站站？”

不消说，这是另外有话嘱咐。王代表也诿称累了，要家父代为送客。两人跨步出门，李绶武才松开手，四顾一圈，道：“四年前渡海南迁，会拉拔你老弟同行，不是没有缘故的——试想，若是将你张科长留在青岛，则大军开拔之前经你之手所盘点出来的一整套账目，岂不直叫落入敌营了么？就算老弟是条威武不屈、刑斧不惧的汉子，在军部的立场而言，仍是不可不防的。”

家父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一时之间却想不通对方为什么会提起这个背景，脚下只得亦步亦趋随他一路朝河堤方向行去。

“可是军部方面却没料到，你老弟另外还有个在帮的身份，居然先由‘保’字号儿那边发给了入港登舰的凭证。如此一来，舰上司令官不得不通电盘查。谁知大局糜烂之快，出人意表。船行不过几天，青岛便沦陷了。和咱们一同启碇的六艘大小船舰几乎全数在射阳河口以北给击沉覆没，葬送官兵近万人。这，照说本是天意，可是从军部方面视之，怎么偏偏是这艘满载着帮会光棍和家眷的船舰保存下来、而非其余呢？于是通电舰上司令官再仔细查验——究竟由保密局方面发出了多少通行凭证？携带了多少人员物资？——一旦清点起物资来，便查着了不该查着的东西。”一口气说到这里，李绶武非但住口不言，也停下了脚步，矫首夜空，凝视良久，忽而抬手拍了拍家父的肩膀，道：“老实说，即便是此刻，我还不知道该不该同你老弟说清楚。不过，从先前你问起我那张画上看来，足见慧眼独具，卓识不凡。王代表要我给你荐的这份工作，想来是足可胜任的了。只不过让你懵懵懂懂地去了，未必能有所成就；可让你明明白白地去了，其中却埋伏着无限凶险杀机——”

“李先生若是肯说得明白痛快，张某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去的？”家父一股三昧真气涌上脊柱，贾勇说道：“我苟延了几年性命，却仍是个混天糊涂——渡海南来之时，我究竟担上了什么关系？又犯着了何等？就请李先生赐告罢！”

“那么我得先请问老弟：方才怎么会提起那位年轻的‘帮朋’来的？”

家父迟疑了片刻，情知这哑谜不该再打下去，遂扬声应道：“如果我没看走眼，此人是不明不白给杀害了。”

李绶武似乎并不觉得意外。他摩挲着脸上的麻子坑，终于点了一下头，轻声道：“你是没有看走眼。”

“我还看见了下手的人——”

“这倒不然了。”李绶武抢忙接道，“你只看见了刀斧手，却没看见真凶。”

“这么说李先生当时也在场了？”

李绶武对这一问始终未置然否，但见他抻臂朝天一指，道：“老弟且看这夜色阒暗如墨，几无半点明光；可是久在沉黑之中，景物仍依稀可辨。岂有他哉？不外是这一双眼睛适应了、习惯了。你诚若有心辨识这幽冥晦暗之地的事物，一旦适应了、习惯了，怕不反而伤了眼力，便再也承受不了光天化日里的景致了呢！”

“李先生不必再试我的胆子了——”家父道，“渡海之时司令官究竟查着了什么不该查的东西？”

几乎就在家父问话的同时，李绶武迸出了一个令他无从想像也难以骤信的答案：“金子。”为了怕家父没听清楚，他又重复了一句，“二十万两黄澄澄的金子。”

简而言之，当初毛庆祥接获“老头子”手谕密令开库南运的那批黄金并未连同中央银行所贮存的一批金银移赴厦门、台湾，反而在老漕帮的协助之下趁水路出上海港北水道，由川腰港外海道北上到了青岛。这是万砚方亲手策划的一步棋——在他看来，“老头子”之所以会透过毛庆祥来执行这项任务，意味着这笔黄金非国库所有，而是私财。既属家产，而须以如此十万火急的手段处分，则可以想见时局崩毁的程度和速度了。然而是时上海以南远抵闽、粤乃至香港、马尼拉的船运全掌握在一个叫项迪豪的航业巨子手中。此人曾在戴笠组织的“人民动员委员会”中列名第三，仅次于万砚方和洪达展之下。待“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成立，也出席了在丽都花园举行的筹备大会。然而项迪豪本人热衷武术，精擅技击，除了商场上必要的应酬之外，多在自宅所设的拳击馆中钻研磨熬，向无公开活动。不过，既是“新社会”一分子，便须归保密局监控，换言之，项迪豪所经营的事业亦必须经由种种公文往返的程序向“保”字号儿的特务报备核管。

照说由“保”字号儿发个函，知会项迪豪手下的航运公司拨一艘船将黄金运出也就完差了事了。可是万砚方一旦插手，却有了不一样的想法。首先，他研判这批黄金不由毛人凤、唐纵或郑介民经手，亦未随前一批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公开委交俞鸿钧和“太子爷”押运，则显示“老头子”有意私下处分，且知情的人越少越好。其次，在是否和项迪豪打交道这一点上，万砚方有极为强烈的坚持。原因究竟如何，万砚方并未明说，他只告诉毛庆祥和李绶武：“项某人身上背了一宗十分奸险的疑案，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这人便信不得。”

如此一来，二十万两黄金即便起出，却不能顺行南下，直入闽、台海域——原因无他：在这个区域中往来活动的海船皆属项氏集团所有，船上皆装置着新式雷达，一旦经其侦知，必定会通报沿海各埠的水陆交通稽查处乃至各地交通警察局，如此则辗转又为“保”字号儿里其他山头派系所掌握，虽说最后还可由“老头子”亲自出面收拾，毛庆祥本人却直似砸了差使。

然而万砚方给定的策却单纯得多：由老漕帮方面准备四艘船体坚固且加装了燃油动力机具的河船，于某日某时、准点准刻在黄泥塘待命。一旦黄金起出，即分装于四船之上，出河入海、折北而行，沿途不贴岸、不靠港、径赴青岛。

之所以选择青岛，万砚方并未明说缘故，然而毛庆祥却不得不深自慑服。因为青岛当地原本有那么一个由日本人创设的鱼市场公司，叫“青岛水产统制组合”，非但垄断当地的水产捕捞和贩售，甚至还自占一方码头。抗战胜利之后国府派员将之接收，便归属“三有公司”旗下，成立了官商合办的鱼市场。毛庆祥一听万砚方点出青岛，立刻想起这“三有公司”接收的物业来，不觉拍案叫绝——因为那鱼市场自有的码头与军事码头恰恰相邻，连仓库都只一墙之隔。

这个暗度陈仓的计划只须打通一个关节，便告成功，那就是如何将数量和价值如此庞大的一笔黄金混充军需物资、挟带上舰，而能于装卸之际避过军部查验人员耳目。

说到这个细节上，李绶武将视线从迢递无涯的夜空深处转向家父，道：“从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开始，一直到五月中旬，你老弟每日里早出晚归、马不停蹄地在各兵站之间，都干的什么活儿来？”

“盘点大军物资。”家父说罢，登时会意地苦笑起来，道，“我明白了！所谓‘暗度陈仓’，便是趁我盘点过后，贴上总监部查验封条，你们再伺机从隔邻鱼市场仓库破壁而入，将军需品卸下，换装黄金，再贴回封条——且慢，我是在那年五月十六日请了个长假，开始列表做账的，之前三天，我到过军港码头仓库——”

“一点儿也不错。”李绶武接道，“正是四九年五月十三号夜里，二十万两黄金封箱上车。原本是神不知、鬼不觉，可谁知道老弟你既在军职、又是庵清光棍，还偏偏刚缴了个盘点军品的差，舰上司令官立刻派人从装船物资查起，阴错阳差地查到了‘老头子’密令交运的黄金。这才循‘保’字号儿系统往上报，得知是‘上元专案’，保密区分列为极密——”

“司令官是问起过‘上元专案’。”

“黄金安全运到青岛鱼市场仓库的日子是二月十二号，也是上元节，才因之而命名的。”李绶武一面说着，一面紧紧皱起眉头，道，“至于那司令官之所以会盘问，恐怕正是上头的意思——不盘清问明，如何在一千五百多个老漕帮和洪英光棍之间找出负责‘上元专案’的事主来，再杀之灭口呢？话说回来，万老爷子处心积虑、算尽机关，早就提防着会有这一手，是以才假借‘新社会’忠贞干部、眷属名义向‘保’字号儿请领了七八百张通行凭证，为的还不就是要鱼目混珠，保住那位‘帮朋’的一条性命么？那毛庆祥欠万老爷子一份恩情，不得不遵嘱发出。可又诚如你老弟所言，怕这拨人上了船闹哗变；便索性又同哥老会方面联络，请他们鸠集北地洪英，随舰南行，假称赴海南岛助战，实则只是防范老漕帮光棍劫船——”

“据我所知，北地洪英原本不多，怎么也能凑上七八百口人呢？”

“‘保’字号儿只管发足一定数量的凭证，哪里顾得来谁是光棍？谁是空子？其实同老漕帮这边的情形是一样的——引伴呼朋、携家带眷，大伙儿都以为只有舰上官兵要去海南岛打仗，他们则只是搭个便船往上海、厦门逃难罢了。其中最冤的大概就是哥老会会首洪达展本人了——他在青岛有个外室，眼看怀胎足月，就要临盆，这才专程搭机北来探视，正好接下了这趟差事。原想凭他的威望，途中只消知会舰长一声，便能在上海靠泊，殊不料五月二十七号上海就失陷了。依我说，这一番因缘际会，倒让多少心不甘、情不愿的人物就此有家归不得了。”

“羁旅在外倒不算什么。试想当年，若不是因为我多了重光棍身份而引起盘查，也不至于害那‘帮朋’枉送一条性命——”

“老弟！”李绶武回眸深深凝视了家父一回，道，“你如此灰心失志，岂不太辜负我荐你往史编局作一番‘学问’的心意了吗？”

41　回到寂寞的书房里

对家父而言，渡海途中身首异处的那位“欧阳昆仑”只不过是个过耳即逝的陌生的名字。这个名字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都离奇得像是只会出现在那种荒诞不经的武侠小说之中；然而，在家父的人生现实里，“欧阳昆仑”既是帮助家父、家母得以逃离中国大陆、避祸来台的恩人，也是辗转受家父的双重身份牵累而枉送性命的牺牲。在抵台后最初的几年流徙岁月中，家父只能透过强迫自己不去回忆的手段来过生活。他和几个不期而遇的同乡醵资在台中第二市场外开了一爿小杂货铺，埋首于秤斤计两、锱铢必较的商贩生涯。可是他的同乡合伙人太喜欢齐聚一堂、重温当年在山东老家的种种情景，仿佛只有凭借着不断的回味，大家才能确信自己仍然还在继续生活着；也只有互相描述、争辩着故乡人事景物，甚至为之涂抹上其实彼此都无法详加印证的独特色彩或丰富细节，才算（在精神深处）保有了故乡的一切。这种谈话使家父逐渐无法承受，他总在即将有人问起“你是怎么来的？”、“你是跟着哪一个部队来的？”或者“你是哪一天上的船？”之类问题的时候借故逃席。久而久之，他的人生出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空洞——自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号到六月上旬的某日，也就是从青岛登舰开始、直到在基隆港吃了一大串香蕉而狂泻不已为止，其间的一切都凭空消失。当不再能够和同乡们不断地交换记忆以相互慰藉之际，家父的恐惧、惶惑和抑郁并未消解，反而益发深陷成一种顽固不可消解的信仰，在意识或思维的核心，他笃定地认为：正是他这个人的存在，而使得这个世界上有其他的人受难吃苦。

几乎是以一种不告而别的潜逃方式，趁着某个借中秋节而举办的同乡宴正热哄哄、闹嚷嚷着的时候，家父结清了账务，取走了自己该得的一份本利，和家母搭火车连夜北上，来到竹林市的王代表家中寄居。车行途中，家母指了指窗外那一轮黄澄澄的满月，说：“这月亮老跟着咱们呢！”家父便哭了起来。当时他完全不能预知，不过数日之后，李绶武翩然到来，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手段指点他重新面对人世苦难的勇气。说穿了其实很简单：那份整理、编写一部《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工作得以让家父在接触极其庞大的史料的同时去不断地发现，在看来已有成败定论的战斗、战役以至战争事件背后，还有更长远的渊源和背景，那些所谓的结果都出于种种必然或偶然的原因；而被人称为“原因”的东西实则又是另一个更巨大的历史系统操作下的“结果”……如此层递相生、辗转相沿，当家父不得不为谋生而陷入故纸堆中，寻找一个又一个既是果、又是因，既是因、又是果的答案，等那答案到手之后，才了解到它只不过是另一个更大的问题的线索而已。这份工作逐渐令家父摆脱了“我的存在必定造成他人苦难”的自我折磨——在一个从未经历过战乱、流离，从未于去留一念之间挣扎着背弃了家园、同胞，也从未面临过任何重大抉择的我眼中看来，这折磨应该只是过分高估自己的重要性的人开了自己一个悲哀的玩笑罢了。但是李绶武显然并不这样想——对他而言，家父尔后如痴成狂地钻研战争史料的这份疗伤工作只不过是一个更长远的谋略的一部分。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个规模庞大、卷帙浩繁的计划，即令集结数十百人之力，也很难在可见的时日之内克竟全功。然而，家父从上班的第一天起，便只一个人、一张木质办公桌、一把竹藤椅、一壁合板钉成的档案架、一只由炮弹箱改装的地图卷轴桶、一叠十行纸、一杯茶和一个传令兵——传令兵不传他的令，传的是“《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的令。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从未露过面，家父只知道李绶武是委员会的召集人——召集人也从未露过面。露面的只有传令兵，他每隔几天会抱进一大叠少说有尺把厚的资料来，请家父签收。所谓“资料”，就是各式各样的白纸黑字。大多数的内容可以称之为“断烂朝报”式的考古文献，且完全不以任何系统形式的分类或序列出现。比方说，家父头一天领到的第一和第二号两份资料分别是这样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蹇蹇录》谓：‘当国运死活迫于眼前之际，北京政府徒逞党争，如此儿戏之谴责，使彼不得断行其计略，并免除其责任。李鸿章之不幸，实可谓中国政府自杀其国家耳。’”“英王至颍州，钦差大臣胜保劝之降，英王不从，乃槛送北京。未至，奉诏就途中杀之。遂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九日在河南卫辉府之延津遇害，时年才廿六耳。英王眼下有双疤，有‘四眼狗’之别号，骁勇富谋略。忠王闻其死，叹曰：‘吾无助矣！’”家父的职责便是把这两条没头没尾的文字抄录在十行纸上，并依记忆（其实是模糊含混的印象）分别将之归入“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和“太平天国诸役时期”，然后个别收入一个墨绿色马粪纸制的档案夹，放在合板架上。家父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上班前四天里一共处理了第一批的七百五十二号资料。

就是以这样稳定如恒的工作方式，家父每年平均归档的资料在四万六千八百条以上——这是以每日处理一百五十条的速度推估的最低数字。在将近十八万四千条以上的资料入档之际——也就是家父上班快满四年的一九五七年六月，我出生，第一个传令兵退役，家父则通过了委任级公务人员资格考试，并且注意到有两条不知在什么时候随其他资料一同混入，却始终难以归类的文字。一条是这样写的：

“上海制造局、火药局一带，各国允兵轮勿往游弋驻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扰。此局军火专为防剿长江内地土匪，保护中外商民之用；没有督抚提司，各国毋庸惊疑。助饷金二十万两□□轮空独力发之。参见《中央日报》三十八年二月十一日版。”

另一条的内容则是：

“致远舰久战之后，船伤弹尽。管带邓世昌念己舰不能全，当与敌共碎，谓大副陈金揆曰：‘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夺其气也。’遂鼓轮向敌吉野舰猛冲。未至，过定远舰前，适撞及日方射攻定远之鱼雷，锅炉破裂，舰身左倾，顷刻沉没。□□轮空断首于磨盘洋，非战之罪。”

这两条文字在整整三十五年之后变成黑底反白的字样，从家父的电脑屏幕里一行一行地闪炽出来。老人多皱褶的脸上也映得异常亮了，他用鼻子“哼哼”了两声，道：“其实我原先也没看出来。”

之所以无法归类入档，乃是因为这两条文字的内容皆有难以解释的矛盾。在第一条里，自“上海制造局”到“毋庸惊疑”为止的一整段，原本是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元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也就是八国联军之役以后，由盛宣怀策划与各国领事签订的《东南互保章程》九款之中的第七款条文。照说应该并入八国联军档中，然而接下来的两句浑然与联军之役无关，且其间更有“□□”状之脱漏，更使文义看似全不可解。

第二条的情况也极类似：从“致远舰”到“顷刻沉没”为止的一整段，原本说的是中日甲午之战的片段。可是在脱漏了两个字之后居然出现了东海海域的磨盘洋，而非甲午海战爆发所在的黄海。

家父最初的推测是那“□□”二字也许是某艘海船的名字，这完全是因为在两条文字中都出现了“兵轮”或“致远舰”、“吉野舰”的缘故。然而对照起下文来，文句根本不通，文义自然也就不得而解。

直到某一日，家父忽然心血来潮，跑了一趟当时位于植物园里的“中央图书馆”，把民国三十八年二月十一号的《中央日报》影本调出来，仔细搜寻半天，终于读到了这么一条不太起眼的消息：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已全数平安运抵台湾、厦门，行库收支依常规进行，任何个人及单位不得无理干涉。唯坊间争传上海另有最高当局准备金二十万两，是纯属子虚乌有的谣言。

“最高当局准备金二十万两”自不免让家父想起“上元专案”来。他于是再将第一条文字逐句详读了几遍，无论怎么读都忍不住会将“防剿长江内地土匪”的字样想像成“国府”播迁来台前夕的景况。当他再翻找出弹箱里的地图来一对照，答案的一角浮现了：“制造局”和“火药局”之间正是那个叫黄泥塘的地方。换言之：那两句窜入《东南互保章程》第七款底下的文字正和条款内容所描述的地点形成一个共同指向黄泥塘窖藏黄金的互文。

由于有了这个互文的想法，第二条文字便也吐露了不寻常的意义：

在甲午海战之中，致远舰和定远舰的背后有一段血泪斑斑的故事。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力战未捷，欲与敌同归于尽之时，却遭日军吉野舰鱼雷击沉。据说邓世昌所养的爱犬当时也落了海，在涌波之间浮游，曾一度以口衔咬邓世昌的手臂，不欲令邓沉溺，邓却在浪涛中将爱犬斥去，意在必殉而后已。不料那犬又泅回，啮咬邓的发辫，邓于是“望海浩叹，遂与义犬相抱而逝”。可恨的是：因致远舰而得苟全的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乃一卑鄙小人，战后居然谎奏另一济远舰“首先驶逃”，并冒领镇远舰击炸日军旗舰松岛舰的军功。遂使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于战后枭首正法，刘步蟾则“着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换洪额巴图鲁名号”。

这则故事除了彰显“善不赏、恶不罚”的“天地不仁”之外，还有个代罪而亡的遗憾——设若邓世昌未欲与敌同归于尽，便不至于成为佞人刘步蟾的替死鬼，则刘步蟾又如何能陷害另一位恪忠奋战的方伯谦呢？

家父再思三叹，终于发现这两条文字之所以难于归档乃是因为有人刻意拟造一个无法轻易归档，而独可引起他注意的效果。

家父曾经想透过新到差的传令兵询问：究竟是“编纂委员会”里的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以及何等动机之下把这两条另有所指的文字杂厕于一般堪用的史料之间？传令兵的答复是：我只负责收发公文，其他事一概不得过问。倒是忽有一日，家父偶尔在军方内部的一份名曰《忠诚报》的新闻纸上读到这么一则简讯：“由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负责编撰之《中国历代战争史》已于去年正式展开史料搜集和汇整的工作。三军大学已邀请知名史学家、军事家共二十余人共襄盛举。预计完成后本书共七编十八卷，五百四十余万言，并附图七百余幅。将于一九七一年左右出版。总编纂李绶武资政表示：《中国历代战争史》将有效提高我三军官兵对吾国历史及战争本质之认识，提升全军精神战力……”

对于家父来说，这是一则完全荒唐的消息。第一，从哪里冒出来个“三军大学”？第二，一切由“编纂委员会”具衔匿名而汇入的资料都还在档案夹里，怎么会有七编十八卷五百四十万言的数字？第三，如果依照他单人独力整理一切资料的方式和进度来看，到一九七一年，不过是累积了近八十万条与战争沾得上边际的琐碎文献罢了，这些鸡零狗碎的知识残片又哪里能提升什么精神战力呢？

另一方面，无法归类入档的资料也不时会继续出现，每当传令兵除役或退伍，交接间稍有混乱情况，就会冒出几张掺和着时空错乱、真伪淆糅的文字。基于抄写、搜集的基本职责，家父并没有把这些资料随手掷弃，久之索性另建一档，题签曰“备考”。

要不是一九七七年六月八日那一天，发生了孙老虎深夜开车、遇上三个打劫的恶客、给打断了一条肋骨、抢走两千多块钱的事件，家父恐怕只会往那“备考”夹里丢资料，根本不会有兴趣重新翻拣、查考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