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团-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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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折腾，我连气力也长了几分。

“可以说不是，也可以说是。”孙小六一面说，一面翻身跳上那个绳梯架子，躺平了，对着蓝天白云深呼吸了几下，道，“反正后来我那些师父都说，大牙爷爷把他一身的功夫都传给我了。可惜我再也没见过他，唉——如果有人问我，我最想念的人是谁？我就会说是他，那个大牙爷爷。可是真糟糕，那时我实在太小太小，只记得他的两颗大门牙。”

26　第三本书

《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是在此之前不知多久我曾经翻过的一本书，翻阅它的时候，我大约就像一条河床上的一颗小卵石，任弱水三千淙淙流过，在阅读的当下（或许）有一种愉悦、丰饶的幸福之感。但是诚如我曾经说过的，我并没有像那些爱读书、擅读书的人一样，从头至尾，细细品味，以致留有深刻的印象，或者得着宝贵的教训。我不是那样的人。多年来我读书几乎从未终卷，总是在读到差不多的地方为了不要对这本书得着什么样的“结论”而下意识地匆匆逃开——也就是从这本书里随便拣拾一个疑惑、一个难题，然后逃到另一本可能藏有解答的书里去。《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经我翻读寓目的。那是某个午后，在台北市重庆南路的一爿书店“三民书局”之中，我用这种接驳式阅读法所读到的第三本书。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其间我终于勉强写完那篇硕士论文《西汉文学环境》，当了兵，干了两年专业作家，还给某家因解严而得以开办的晚报做了一任副刊主编，同时回到母校辅仁大学任教一两门有关现代小说和散文的课程，将近十年混下来，开始有不少读者透过我写的作品知道了我这个人，也有些媒体刊物因为缺少填充版面的材料而报导了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乃至我不知节制随口跟人闲扯瞎说的一些对社会也好、对政治也好、对随便什么狗屁公共领域的什么狗屁意见。于是认识我的人逐渐增加了，我能够像老鼠一样过着那种随处躲藏、随时逃脱的日子也就变少了——我甚至不在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会在大马路上、饺子馆里或者公共厕所的尿斗之间喊我的名字——这是灾难——有一个自称是我的忠实读者的家伙在青年公园的公厕之中认出我来，大叫一声：“张大春！”同时转过身，可是却没有停止撒尿——可想而知，被滋了一泡尿的所谓名流其实是非常颓丧失志而几乎要崩溃了的。

那是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历史小说家高阳过世之后数日的一个傍晚，我刚拆开他所遗赠的书籍和文稿来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忽然发现了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这本书的封面上写了五个大字：“此真小说也。”那明明不是一本我们所惯见的小说，而是一部考掘自明清之际流传的名医叶桂及其门下分布、演变的医道史，为什么高阳会说它是一部“真小说”呢？就在彼时，此书作者的名字映入眼帘——令我想起当年在青年公园听孙小六说起过的那个长着又长又大的门牙的老人：汪勋如。

几乎是以一种凭吊的心情重返青年公园的那个下午，天空中飘落着牛毛细雨，我不知道自己确实想凭吊的是什么。同高阳亦师徒亦朋友般的交情？是的。与孙小六在此溷迹数昼夜而不为人所知，最后还在彭师父那儿闹了半天的荒唐往事？也是的。然而——就在我被那个混蛋冒失鬼忠实读者尿湿裤子的同时——我忽然觉得，最值得凭吊的应该是那些看来一去不回的、像老鼠一般藏闪躲逃的生活，那是真正令人向往难舍的部分。

这样说有些伤感或滥情。我想我还是把整个经过用白描的方式讲出较好——它们看起来也许只是简单朴素的事实，但是这样一来我就不至于有所遗漏；且惟其如此，我才能知道为什么日后的我之所以变得容易伤感且流于滥情的真正原因。

被那冒失鬼忠实读者尿湿了的不只是我裤子的右侧，还有卷在我右手之中的《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一书——作者是汪勋如——自叶桂、吕四娘以下所传授于“河洛二汪”的医学流衍记录。

也许要归咎于我那个读任何书都不肯终卷完篇的坏习惯，当初在三民书局我初次浏览此书时并没有注意到：在全书末章，有这么一则记载，说的是汪勋如自己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六年间的一段经历。我先把这则记载抄录在下面：

“稍微注意近代历史及其周边材料的人都知道，昔年曾任两江总督，后来因徐有任殉节前的一道劾疏而问罪丢官的何桂清在正法之后，其子孙曾怀恨加入天地会，誓死与满清鞑虏周旋。这种看似顶戴着汉民族大义冠冕的行动其实是说不通的——因为它可能只是一个虚假的借口，如果这样的借口能够成立的话。试问，那曾经救过何桂清一命，却被何桂清构陷致死的汪馥的家人及后世子孙是不是也应该加入一个什么反天地会的组织，‘誓死与何氏一族周旋’呢？

“事实上，何桂清的一子三孙日后加入天地会另有原委。那是应天地会千金之赏的召募——应该说是买通——来查察汪家医这一支所传的《吕氏铜人簿》的去向。天地会之所以有此一募，笔者曾在本书绪论中有所交代：自笔者的十世祖硕民公始，《吕氏铜人簿》分世袭与门徒两条路而传：一称汪家医、一称吕门医。之所以标榜‘吕’门，乃硕民公表示不能忘记由吕四娘承继而来的本源之故。然而，吕门医一系至道光年间多与天地会党人结合，固然常布施针药、济贫扶困，却也因之而荒于研精究细，以致在术、道、学这三个层次上欠缺进一步的发现与发明。倘若只是由于此一缘故，吕门医和汪家医分流异途，互无扰犯，也就各行其是，原本无所谓高下优劣的竞争。然而，试图借助于帮会势力劫取汪家医所传《吕氏铜人簿》的行动一旦展开之后便从未稍戢。笔者不幸而成为此一恶毒行径的牺牲和见证。以下所述便是笔者亲身遭遇的一些迫害情事：

“笔者于一九六四年六月间曾订购当月二十日自台中飞台北之民用航空公司一六号班机机票，因临时访诊而未能及时登机，但是该机在起飞五分钟后突然爆炸坠毁，机上乘客四十八人、机员九人全数罹难，无一生还。”

抄录到这里，我必须先暂停一下，作一点补充——即使是在青年公园的一座凉亭里避雨的那天下午，当读到汪勋如所写的这个段落时，我也曾掩卷长思，惊叹良久。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空难。空难发生当时，我才念小学一年级，正在兴奋地期待暑假，我老大哥忽然到家来，问家母知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家母以为共产党包围打台湾了，吓得赶紧要收拾东西。老大哥又问：“叔叔呢？”家母早已飞快地往怀里揣上两个小便当包儿那么大的首饰盒子，匆匆答他：“还在部里，打起仗他就回不来了。”我老大哥这才说没打仗，是有架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接着他说了几个名字，我一个也不认得，直到当天晚上，第二、第三……以至不知道第多少天，收音机里随时都在播报那从天上掉下来的飞机里坐着一大堆刚参加过亚洲影展的重要人物——他们之中特别重要的一位叫陆运涛，是个“电影界的巨子”。当时的我并不理解：为什么锯子会有名字，也不知道陆运涛有多么了不起。而我老大哥所关心的则是一个叫龙芳的人，据说龙芳是我老大哥任职的电影公司的老板——如果后来我老大哥跟家父咬耳朵所说的没错（或者该说是我没听错）的话，那龙芳也是老漕帮的大光棍。家父答复他的话很简单：“管你自己分内的事罢，少说废话！”然后他们俩喝了一夜的五加皮。

过了很多年，有报章杂志重新翻炒过这个老案子，说这架飞机之所以忽然爆炸，其实别有隐情——那是大陆方面为了惩治像陆运涛这样一个坚决反共的电影界大亨而干下的勾当。这种猜测最后是否证实，我已经不复记忆，但是我一直记得我老大哥涨红了一张醉脸，赌天咒地地说：“这种事，除了天地会那些王八蛋，谁做得出来？”

窝在凉亭里忍受着不时隐隐然传来的尿骚味，我心头出现了这样几个疑惑：倘若那一架隶属于“民用航空公司”的一六号班机并非出于机械故障而爆炸失事，而确有人为引爆的嫌疑，则何以一直未见真相公布？如果的确是大陆间谍所为，那么公布出来，不正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匪谍”的最佳实例吗？假设我老大哥的判断为真，则“天地会那些王八蛋”为什么要对一堆电影公司的大老板们下手呢？再者，假设下手的对象仅应及于龙芳这老漕帮的光棍一人，而其余皆冤枉陪葬，为什么汪勋如会在他的著作的末章提到这件案子呢？显然，他在那则记载中暗示：他才是引爆那架班机的人原本想要置诸死地的目标。于是，我连忙展卷、继续读下去——

“这一次空难是一个全台湾瞩目的事件，也是一个真相湮灭不明、隐情覆没不彰的事件；因为在一般社会大众的心目之中，它是孤立的、偶发的，没有人会将之和其他曾经发生过的，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并合观察。不作这样的观察，便更难追讨出单一事件的原因。

“笔者之所以于本书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天地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汪家医从事迫害，且不断经由挑唆吕门医对汪家医进行斗争，其目的正是在揭发天地会党人不徒为损毁一部医道而制造了诸多毁灭性的灾难，同时更借由社会大众对于个别灾难的健忘而消匿其元凶大恶的本来面目。

“这些灾难都是历历可数、班班可考的。例言之，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笔者于台北市馆前路所开设之‘河洛汉方针灸医院’忽然闯入强徒数名，翻箱倒箧，将院中一应设施悉数捣毁，但并未取走钱财分文。为首者是一姓名为‘罗德强’之男子，该男子于离去之前留下了一句恐吓言语：‘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然而在出言恐吓之后，此人不慎失落其任职于日本驻台机构警卫之职员证一枚。笔者立即报警处理。当日下午六时许，‘罗德强’又返回医院，意图夺回失落证件而与正在勘察现场之刑事警员发生冲突，力不能胜，躲入医院对面一幢十一层高的大厦之顶，与警方对峙十小时，最后在十一月八日清晨五时许刻意避开消防安全网而坠楼殒命。

“原拟深入追究此事首尾的检警人员于三日之后至医院告笔者曰：‘罗德强’既然已经自杀殒命，这宗毁损的案子便应宣告撤销。笔者坚辞不允，检警人员却告以：‘如果罗某背后并无主使人，则此案没什么好再追究的；若有主使人，也是你我追究不起的。’

“这个以‘精神异常男子跳楼自杀’结案的事件之后五日，国民党‘九全大会’在台北近郊三军大学中正堂召开，首日选出张道藩、谷正纲、周至柔、张其昀等十九人为主席团主席，天地会来台第一支流哥老会的总瓢把子洪达展亦名列第一后备副主席。这洪达展由此而得以运用其在政界之影响力，促请大老陈公立夫成立国医研究中心，以结合中西医学为名目，发扬汉方针药为冠冕，搜罗家传秘术为手段，其最重要的目的却是迫令笔者交出《吕氏铜人簿》，并退出此道，令汪家医永绝于江湖。

“一九六四年六月的民航一六班机空难则是另一个残酷血腥的事证。前一日，笔者恰巧在台中第二市场为一抗日老将军诊疗脑溢血宿疾，适有台湾电影制片厂厂长龙芳打电话至该老将军府中致问候之意，并告以渠正陪同亚太影展贵宾往中南部参观访问，回程将由台中飞北。老将军告渠：‘痴扁鹄汪勋如现亦在此，何不遽来舍下一叙？’龙芳闻听笔者亦在，即令接听，并告笔者：那‘罗德强’案已有眉目，非但同洪某有关，恐亦与日本方面若干政治行动亦有关。这是祖宗家门光棍效力打听出来的，惜不便在电话中长谈，又不能辞贵宾而别去，索性约定次日同班飞机返台北，可于程途之中具实相告云云。笔者正电话中许诺了那个约会，并请龙芳代订机票乙张。但是当夜老将军病发转笃，笔者不得不爽约未行，殊不知一六号班机便这么爆炸坠毁了。

“设若灾难仅止于此，笔者或许仍未警惕醒悟，然而一九六五年八月荷塘之会的那个夜里，万老爷子砚方无故殒命，世人皆讳莫如深，真相亦云山雾沼，我等亡命天涯老儿，各自寻绎多方，可憾亦复可恨的是：耄耋之人，筋衰骨弱，智竭力穷，是不是能够在大限之前，觅得一个水落石出的究竟？是不是能够以风中残蜡的余光，照亮几许幽深黑暗的角落？这确确是笔者殷殷切盼的。汪家医是不是能够避祸脱险，得一妙手而传、而兴、而淑世救人，则更是笔者残朽的、破败的一个梦了。”

汪勋如的这本书就终结在这样一段充满懊恼、怨恨和无奈意绪的文字上。阖上书本的那个刹那，我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胸腔之间壅塞着一大块不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像是团吸饱了浓汁稠液的海绵罢？这是不知多少年来我真正读完的第一本书。我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尝到这种滋味了，是以必须坦白地说：读完一本书——也就是一点儿也不躲藏逃避地理解了某一个世界、一个完完整整的世界，于我而言的确是感触良深的。打个比方来说，它似乎使我看清楚自己的两只脚丫子所站住的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是如此清晰、确定。我由是毫不迟疑地相信了一点什么。

在我深深地叹了一口大气的那时刻，胸口的海绵饱满充涨，但是我必须这样说：我是十分十分之感动，而且可谓前所未有地感动着了。汪勋如让我进入一个非常简单的世界，那里善恶分明、是非判然，犹如我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所读到的一些童话——王子杀掉巫婆、拯救公主，骑士屠戮恶龙、保全国王和王后……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里，天地会就是巫婆或恶龙，汪家医和汪家医的秘笈《吕氏铜人簿》就是国王、王后或公主，至于王子、骑士，大约就是那个“笔者”了。他并没有说清楚：究竟对巫婆、恶龙所展开的斗争结果如何？但是，恐怕正因为没有结果，才使我胸口郁结起那么沉重的一块东西罢？换言之，汪勋如以“笔者”尚未完成的一个旅程，向我展示了某种带有悲凉况味的追寻罢？可以这么说的。日后我再回想起重返青年公园，读完多少年来第一次读完的一本书的时刻，常会觉得讽刺：我一直在逃避着读完任何一本书，以免对那书作了结论，有了定见——一如老鼠被捕鼠器夹住了尾巴——然而我不知不觉而终卷完篇的这本书却是一个没有说完的故事。它拥有一个开放的结局，读者定然会问，“笔者”后来怎样了？他找到合适的传人了吗？他逃脱天地会党人的迫害了吗？他揭发了那些利用人们健忘的特质而分别制造看似毫不相关的灾难以达成其摧毁某一世界的目的之阴谋者了吗？带着这些疑问，我将书卷起，收进口袋，走出凉亭，步入渐渐下大的雨阵之中，开始想念起汪勋如这个我从来不曾认识的陌生生命。

27　拼图板上的一些问号

汪勋如是在什么时候写成这本书的？一个基本的疑问。我翻阅这书的封底蝴蝶页，上面注记着几行资料——出版者：革心出版社／发行者：汪勋如／社址：台北永和秀朗路一八——二号／办事处：台北市和平东路陆装二村三四号／“内政部”登记证内警台业字第三四号／一九六六年一月台初版。

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高阳谢世。七月十三日，我读完了汪勋如的著作。我猜想是高阳那种考古工匠式的琐碎好奇心在我身上发酵作祟着了，我对汪著的出版日期有着骨鲠在喉一般的不安和狐疑。

质言之，以汪勋如例举实事为证，试图揭露天地会暗中破坏社会秩序、制造大众惊扰的动机而言，他为什么只写了一宗疑似跳楼自杀案、一宗坠机案和一宗未及其详的暗杀案，而未及新生戏院的那场大火？

再者，“我等亡命天涯老儿”这话说得似乎同孙小六幼时印象所及的类似，也就是“有时一两个”、“有时五六个”的数目，似与“我等”（而非“我”）暗合。孙小六出生于一九六五年八月中，到了第二年一月十九号那天新生戏院便失火了。假设孙小六分别在两岁和七岁上两度“住”在新生戏院里的经历亦属事实，而汪勋如又曾经趁他还是个幼儿之际传授了他一套《吕氏铜人簿》的医道口诀，则必须是一九六七、六八年间的事。此后孙小六再也没见过汪勋如了。从这些散碎零落的事实上看，最合理的一个推测是：一九六五年八月，发生“万老爷子砚方无故殒命”事件之后，汪勋如写下了这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至少这本书（于一九六六年一月）脱稿出版之前，汪勋如尚未遭逢亦不可能预见新生戏院会发生一场大火，是以像火灾这么明显的人为灾难，并未见诸是书文字。反过来说，或许正因为汪勋如写成这部书，公然贩售于市，致使有心人在读过之后，无论是从内容或编校印刷——也就是出版和行销这条管道——循线发现了汪勋如及其他老人在西门町新生戏院落脚藏匿的踪迹，而后雇请纵火专家，出手处置。这是有其可能性的。

高阳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一本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书、装帧成什么德行、写了些什么内容、提倡了些什么想法，只有“一个鬼东西”是完全不能改变的，那就是它的出版日期。一本书印出来的那个日期，就宣示了此书“再无其他可能”。换言之，出版日期是一本书最笃定也唯一笃定的内容。除此之外，一本书里的任何内容都“见仁见智，言人人殊”。而出版日期则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我们误以为没有意义，却也因之而料想不到的事。

抱持着这个想法，我冒雨徐行，回到家中，再把另外那六本书从先前撕破了的包裹里一一取出，细细翻看。我赫然发现：除了《神医妙画方凤梧》书末全无出版单位、日期，而仅只印以“著者自刊”和“总经销：人文书店／地址：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的字样之外，另外五本书都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后陆续出版的，一直到一九七七年为止。其中《食德与画品》出版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出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出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海惊雷》和《奇门遁甲术概要》分别出版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和七月。这里面有几个小小的、引人想像的关节：第一，《神医妙画方凤梧》应该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以前写成的——因为著者万砚方死于是年是月。但是高阳所给我的这个本子的封底上另外有油墨打印的一行小字：“六五年十二月人文自售”。这行小字的意思非常明白：起码这个本子的《神医妙画方凤梧》一书是在作者死后三到四个月才由人文书店自售问世的。这样一行小字所标示者非徒此也——试想，总经销的单位自售其书于门市，而非经由中盘商、书店，层层辗转的系统，则表示此书应该不是一本旧书——或称“回头书”、“风渍书”——这标示乃是总经销为区别于经由正常发行管道而贩售者，它可能比较便宜，但不意味着品质不好，之所以打印言明自售，也是为了明确限制这样的书不该出现在一般书店之中。

倘若这个推测成立，则这七本书上市的先后次序不意却正是多年前我在三民书局之中浏览它们的顺序，这一点有什么意义我还不敢说。然而就在翻看这七本书出版日期的时候，我发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这七本书的总经销都是同一家：人文书店。

此外——不知是否出于我主观的附会——由于一九六七、七二和七七年这三年之间各相隔五年之久，我便不停地在想：什么事情是每隔五年发生一次的？以及什么状况之下会使得这七本书中的后四本要每隔五年才能出版其一？这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问题，可是，它也像我经常打的一个可以名之为“皮下痒”的譬喻那样，暗暗搔动着我：五年。每隔五年发生一次。五年一本书……

我于是干脆把这七本书的书名、作者、出版年月依次列了一张表，抄写在书卡上：

〖《食德与画品》　魏谊正　1965。11

《神医妙画方凤梧》　万砚方　1965。12（上市时作者已殁）

《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　汪勋如　1965。1

《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　陈秀美（疑为钱静农化名）　1967。1

《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　陶带文（即李绶武之化名）　1972。1

《七海惊雷》　飘花令主　1977。1

《奇门遁甲术概要》　赵太初　1977。7〗

之后，我又在书卡上端写了斗大的“人文书店”四字，并附上了这书店的地址：台中市自由路一之十九号。

反复读着这张卡片，我的思绪非但不曾变得清晰，却越来越糊涂了。窗外的雨势倾江倒海似的浇注下来，天色在不知不觉间益发昏暗——而我，或许是由于一直在缓缓沉入阴暗的过程之中，是以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直到“咔”的一声，室内灯光乍亮，我才犹似惊梦乍醒一般打了个哆嗦，发现午睡刚醒的家父站在卧房和客厅之间的过道口上，他捧了杯显然已经只剩茶叶渣子的茶水，问道：“看书怎么不开灯？”

我说没有看书，在看卡片。他说有什么分别？然后迈步去给茶叶冲水。这我才忽地想到：这老人已经从“国防部”退下来好几年了，他每天的生活就是早起看报、剪贴（如果有的话）我发表在副刊上的文章，装帧成册，然后等邮差来收挂号信（如果有的话），跑邮局、存汇票，接下来的大事就是吃午饭了。饭后他会趁晴天去打个网球，趁雨天睡个午觉，阴天就抱个球拍犹豫着该打球还是睡觉。生命中已经没什么太大不了的决定——他已经完全从古人的战场上撤退下来了。

家父在冲他那杯已经冲不出多少颜色来的茶水的时刻，我随手将先前抄出的那张卡片扔在几子上，被一个念头如此打搅：我怎么还是离不开这里。而家父则十分困扰地坐下来，一面问道：“怎么有股子尿骚味儿？”

也就差不多在他抽动着鼻翅到处嗅闻的时刻，不意间瞥见了小几上的那张书卡，他第一眼没仔细看，想想似乎不对劲儿，又看了一眼，口中发出我们山东人最常使用的一个语气词——带有惊诧、疑问甚或不满的诸般况味——“咦——欸？”这语气词的读音应该像“爷？”

便在这一声突然发出之际，他手中的茶杯也落了地，砸了个碎尸万段，连家母都从后院里急急喊了声：“怎么啦？”家父谁也不理，只垂手拾起那张书卡，看了个仔细，然后深呼吸一口，转脸对我说：“这是你的字嘛！”

家母这时已经进了屋，一边擦着发梢的雨珠子，一边抱怨杯子打了也没个长眼睛的会扫一扫，说着，又去找笤帚去了。

“好好儿的你怎么会去看这些书呢？”家父抖了抖书卡，作势要还给我的样子——忽然又后悔了似的缩回去，又端详了一阵。

“高阳给我的，这是他的遗物。”我一向不骗他，所以净拣些不重要也不伤实的部分跟他说。

家父点点头，道：“跟你老大哥没关系罢？”

“我多少年没见到他了？”我说，当下心念电转，不知怎地居然立刻想到了红莲——倘若牵丝攀藤、探其缘故——应该说是我先从老大哥和万得福在将近十年前给我看过那一首艳词想起，其间可不是好多年没再见过他们了？想到那艳词，自然想起这十年来时不时与我同修肉体欢愉的那女人。就在这中间，家父又问了我一句什么，我没听见。他着急起来，咬牙切齿地喝道：“你说啊！”

“说什么？”我从红莲丰耸挺立的乳房和修长白皙的美腿之间挣出来，浑身一片燥热。

“你去过这个‘人文书店’了么？”他指了一下我抄在书卡空白处的四个大字。

“我去那里干吗？”我一面故作轻松地反问着，一面猛里抽身而起，觑准他颤颤巍巍的手，一把抢回那书卡来，心想，你这样紧张兮兮，我不去走一趟人文书店才怪呢！

家父这时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心意，抬手扶了扶眼镜，抹一把脸，又搔了搔后脑勺，好半天才放低声跟我说：“这些人千万可别招惹，一个弄不好，什么样的臭事都会跟你一辈子！”

他的话、红莲的话、孙小六的话，用语不同，可是意思却显然是一模一样的。仿佛写这几本书的老家伙真是那种魑魅魍魉一样挥之不去、驱之不走的鬼东西。然而越是这样恐怖其说，反而越是挑起了我无限的兴趣。只不过此刻的我已经是个三十多岁的人了，已经很能够巧妙应付，甚至操控我自己的父亲了。我于是俨然像个和他一般年纪的成熟男子那样摊掌向椅子一比划：“坐，爸。”

他——可以形容为“乖乖地”一屁股陷进椅垫里，感慨万千地说：“你——唉！不能再让我们操心了。”

家母听见这话，连一秒钟都不肯停，立刻接着道：“你跟他说这话就好比放屁一样，老大不小了还是孤魂野鬼一个——人家小五等去等来等来等去要等到哪一年、哪一月？不让人操心？见鬼了他！”

碰上这种责备，我的惯常反应是抱着一叠书本冲回房间，并视情况严重与否而决定要不要反锁房门，或者索性逃出家去，随便找个什么清静的所在读它几个小时。然而这一天，没等我作出任何反应，家父却豁地回了头，以我从来不曾见识过的凶狠态度对家母说：“你给我闭上你的碎嘴！”

家母活了七十多年，照说是从未接应过这个阵仗才对。她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珠子越瞪越圆，圆到差不多接近彭师父常在手里把玩的三颗银丸子那样。我猜她并非气忿，主要还是惊讶——漫说她无法相信有朝一日家父竟然会如此讲话，且对象居然是她。连我都吃了一惊——家母就那样瞪眼看着他，过了大约有十秒钟，才像是回过心神，手上的笤帚和簸箕齐齐撒脱落地，人已经朝屋后的小院子里走去。

家父当时心里如何作想，我是不得而知的，可是他在下一瞬间似乎就忘了他和家母之间突然发生过一次史上空前的严重龃龉，但见他伸出右手食指，隔空朝我点了点，道：“我告诉你，不管这些书是高阳还是矮阳的，也不管它是遗物还是国宝，总之你是不许再读了！全放下。我也敞着跟你说，我会把它烧得一干二净的。”说着，手一翻，掌心朝上，意思再明白不过：交出来。

我当然不肯，却假意点点头，抬脚勾起地上一个书袋，一气儿把所有的书装进去——还顺手将高阳自己写的一大叠文稿塞在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