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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异手记12亡者低语by那多-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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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那多



本来是没有这个序的。

一切了结之后,我用半自传的方式写下这些文字,把遭遇的事情理清脉络。我愿意花这么大的力气写下十几万字,也有另一层不太愿意提及的意图:当某天我因为某种原因突然消失,好有别人知道,在我身上曾发生过的这许多事情。

真的会突然消失吗?谁知道呢,事情总有万一。如果愿意,你们读到这儿的时候,可以打电话到上海晨星报社,看看还有没有一个叫那多的记者活着。

既然是根据回忆写就,我便总是按照事情的发展按部就班地叙述。这往往并没有问题,但写完这篇手记之后,我重读一遍,发现如果是不了解我于二零零五年经历的太岁事件的阅读者,会有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所以我加了这一小段,作为背景补充。

当年的事情,是这样的。

起于一场急性传染病,发病的小区被严密隔离,禁止进出。这种罕见的病叫范氏症,表现为患者体内内脏器官急速膨胀,直到挤爆患者身体,死亡率百分之百。这种病本来只有蟾蜍才会得,病毒变异后危及人类,一直研究此病的海勒国际派出医疗小组,帮助上海市政府控制疫情。

当时我是唯一被允许进入小区的记者,与医疗小组也有很多接触。之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我爱上了医疗小组的成员何夕,也发现范氏症的本质是内脏被激活,试图离开宿主,获得属于自己的真正生命。极少数内脏在破体而出之后,可以成功保持顽强的生命力,变成俗称的“太岁”。

通常太岁的生命力虽然让人咋舌,但并不会有智力,但是,当一个由人的大脑突变成的太岁出现时,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脑太岁希望所有的人类都染上范氏症病毒死去,这样它就会有更多的同类,不再孤单。散播病毒的最后关头,脑太岁依附控制的傀儡被击毙,但脑太岁并没有死,留书“等待亡者归来”六个字后,逃之夭夭。

在那之后的这许多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脑太岁的消息。

直到……


楔子

我在深夜醒来,身上是腻腻的汗。

黑暗里睁眼看了会儿,手撑着半坐起来,觉得全身酸软,没有一点力气。

通常我的睡眠都很好,沾了枕头就着,一觉到天亮,如果没人打扰,甚至可以直睡到中午。小时候看动画片,主人公希曼有豹的速度熊的力量,我想我拥有的能力是猪的睡眠。

可偶然也有像现在这样的时候。

不一定是做了什么恶梦,只是突然地醒来,然后短时间里无法入眠。

我知道,这是一路走来,留下的痕迹。在身体里,在魂灵深处。那些经历的诡奇事件,这世界的零星真面目,一桩桩一件件叠起来。我曾以为天大的事过了就过了,惊涛骇浪全化为事后谈资,但不是,它们的影响一直都在。

这就是知道真相的代价吧。

我打开床灯,下床,走到书橱前。床灯发着亮黄色的光,但毕竟只是台灯,照到书橱的时候,已经黯淡了,阴影处处。

书橱里没有书,放着的是这些年来的收藏。我不愿把这些藏品放在客厅里,因为它们有点特殊。

比如放在最上层的一把青铜酒壶和两个青铜杯。这酒器造型高古,汉时式样。实际上,还真是东汉末的东西,曾是曹操的酒具。或许曹孟德吟唱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时候,就把着此盏。这是“幽灵旗”事件后,我从充满了自杀暗示符号的曹操墓里生还,顺手取的纪念品。当时从墓里出来的另两人,一个取了《孟德心书》,一个取了一卷竹简,一柄千年未锈的长剑,一盏黄玉酒壶。

青铜酒具旁,放着一截锈迹斑斑的铁管子。看起来这管子一点都不出奇,其实它并不是人工制品。这是我从青海德令哈市白公山脚捡回来的,一株金属植物的小段枝节。当时它的母体曾令所有知情者震恐,担心其对金属分子的富集力增加下去,会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一场核爆过后,母体钻入地心,在她把地心金属都吸收完之前,也许再也不会出来了。

整个书橱里唯一能和书稍沾边的,是几本黑色硬面抄。里面是另一个那多写的“那多手记”。当初通过各种古怪渠道拿到硬面抄的时候,我以为是某个同名同姓者写的短篇小说,实际上,这是另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我”在消逝之前,用以向“年”复仇的武器。听起来有点古怪是吧,“年”,这是一种生活在时间维度中的生物,独立于我们的生物学进化谱系之外的怪兽。

差不多每一次的冒险,我都会取一件纪念品放在这个书橱里。每每回顾时,不禁感叹在经历了这些之后,竟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但也不总是如此,多年前那次人洞之行,就没有来得及带回任何东西。路云某次看见我这个书橱,便问需不需要她回一次人洞,取件纪念品放进来,被我立刻拒绝。那洞里只有累累人骨,我不想在卧室里摆这种东西。

书橱第二排上有一个大玻璃罐子,我盯着它多看了几眼。玻璃罐里的无色液体是福尔马林,泡着的褐色物就是民间俗称的太岁。传说中太岁是不死的,割掉一块会长回来,有日割一肉,永食不尽的说法。而今的生物学家对它研究不多,有的认为这是种罕见的菌类生命。

但我知道太岁究竟是什么东西。

2005年上海的某个小区曾被完全封闭了几个月,因为一种无药可救的范氏症在小区内蔓延。感染者的内脏代谢会在短时间内上升到极可怕的程度,疯狂汲取营养变巨,最后挤爆胸腹腔。这种病的本质,是内脏突变成独立生物,开始新一轮成长并试图突破人类躯壳的束缚。就像寄生蝇的幼虫在松毛虫的卵里成长,等到幼虫长成破卵而出,宿主当然就死了。

基因学界曾有过讨论,人是否仅仅作为基因的载体而存在?而患了范氏症的人,是确确实实成了内脏的载体,或者说,太岁的载体。当然,在那些变巨把宿主撑爆的内脏中,仅有极少数成为了太岁,多数在人死后不久也失去了活性。

泡在密封罐里的太岁,就来自四年前的那个小区。它曾是人肺叶的一部份,被何夕切了一小块给我,浸在福尔马林里密封着,冻结了体细胞的再生。但太岁的生命力实在太强,我怀疑现在如果打碎玻璃罐让它和外界接触,没准依然可以慢慢长大。

书橱的所有陈列品里,太岁是特殊的。在我看见其它的收藏品时,或感慨或唏嘘,有对那段历险的缅怀,有对这世界真面目的叹息。但这太岁,却是横在我心头的刺。

引发2005年那场危机的原凶,就是一个太岁。和其它普通太岁的差异之处在于,它竟然是由人类大脑突变而成的,拥有高度的智力。更为可怕的,是这个太岁可以吸附在人身上,连通神经突触,从而控制寄生体的一言一行。

当时这个太岁试图在上海散播范氏症病毒,不惜令千万人死去,以产生更多的同类。幸好最后关头,被两枪击毙。然而所有人都忽略了,其实被击毙的只是太岁的宿主,子弹并未击中吸附在宿主肚子上的太岁本身。

最终的结果,是市局法医解剖室内,宿主尸体上被解剖刀刻下了“等待亡者归来”六个字,而原本吸附在尸体腹部的太岁连同法医,消失无踪。

这些年来,再没有“亡者”的消息,但我心里总是觉得,也许下一刻,它就会带着无穷的恐怖归来。

我盯着阴影里的玻璃罐,其中的太岁切片若隐若现。

我心头的阴霾越来越重,却有一大半,和或许会在未来某日归来的“亡者”无关。

是因为昨天何夕的不适。

自打何夕从瑞士归来,摇身一变成为法医,再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就几乎没生过病。有回晚饭时我见她左手上有道淡淡的疤,先前从未见过,随口问起,竟是当天下午在解剖室里不小心割伤的。而三个小时后我送她回家时,那疤已完全褪掉了。

可是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不舒服一次。便如昨晚,晚餐吃到一半,她就突地停筷,两颊潮红,额头上渗出细汗。然后,就要我送她回去。

她从不去医院。她明白这是为什么,我隐约也知道,所以更忧虑。当年她感染范氏病毒后独自离开,一年后她奇迹般生还归来,具体发生了些什么,这是她的秘密。我很注意不侵入她的领地,直到某一天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我躺回床上。

她什么时候才会告诉我呢,我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想。

或许,我一直以来的做法,有些问题?

有的时候,灵光一闪,换了个思路,才会意识到从前走了死胡同钻了牛角尖。

我向来尊重别人的秘密,越是亲密的人,越是注意不要越界。所以每次何夕要求独处,独自熬过或者用某种方式渡过那段不适期时,我都默默把她送到家门口,然后离开。

但任何女人,再独立再硬气的女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希望能有可依靠的男人在身边的吧。其实男人也是这样,只是我们不说而已。

而秘密,当属于一个人的秘密被另一个人分享时,彼此的关系,难道不会变得更密不可分吗?

只要你能够承担伴随着秘密而来的责任。

我能承担吗?这是个不需要思考就能有答案的问题。

我几乎立刻要打何夕的电话,然后反应过来,这还是半夜里。

我居然愚蠢至此,到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

我的心情顺畅起来,不知不觉中入眠。


第一章 第一个消失者

醒来的时候,手机一边响一边震,在床头柜上缓慢移动。接听前我看了眼时间,十点二十。

是部主任宗而。

“那多啊,钓鱼案的事情,你说我们是不是跟进一下?”他用商量的口气问我。

近几年,上海最最著名的社会事件,除了倒楼案外,就得数这次的钓鱼案了。城管部门放倒勾假装乘客吊黑车,在我这个跑老了社会新闻的记者来看,算是司空见惯毫不令人吃惊的手段了。如果不是这一次被勾上的司机觉得太冤断指明志,传到网上举国哗然,恐怕又要像从前那样不了了之。

政府是个庞然大物,要推动任何一个角落的改革,都需要强大的力量。就如多年前孙志刚之死促使收容制度改革一样。事实上,现在民众呼吁的停止“钓鱼”还压根称不上什么改革,莫说那些好心让路人搭便车的无辜司机被强行拔车钥匙罚款,就算真是无证运营的黑车司机,依法都是不能用放倒勾的方式取证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应该怎样和现实怎样,常常都有很大的差距。

这些天来,因为钓鱼案,全国大大小小媒体的社会口记者,全汇集到了上海。不过相对来说,本地媒体都比较“克制”,上海的新闻审查是著了名的“周到”,管不了别地的媒体来采访,本地的媒体还是管得住的。其实不单上海,就算是以尖锐闻名的《南方周末》,在报道本地的负面新闻时都不免束手束脚。

所以听见宗而这么说,我有些吃惊。

宗而当然知道我在想什么,电话那头苦笑道:“这么大的新闻,多少媒体都在报道,市里再怎么捂也是白搭,这两天口气已经松动了。你看吧,过不了几天上海那几张大报也得开始跟进深度报道了,我们小报,要动得比他们快一点。还有啊,你是社会版的主笔,也不能总不写时评,就写个钓鱼案的评论吧,尺度……你是老记者,知道的啰。”

有一阵平媒都兴首席记者首席编辑,现在又多了个主笔衔,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属于给个名誉更可劲地用你,奖金是一分不多的。我总是懒得写什么评论,挂了主笔帽子几个月,一篇都没写过,看来这次逃不过去了。这头一开,以后又要多堆活。

我起来开了电脑,打算查查整个事件现在各方报道的进度。趁系统启动的时候,我给何夕去了个电话。她听上去已经好了,正工作中,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了。我能想像她一边夹着手机讲电话,一边拿解剖刀剖尸体的情形。恢复就好,至于那个秘密,还是找一个比现在更合适的场合沟通吧。

等到上网查了一遍关于钓鱼案的重要新闻,我不由得苦笑。昨天早晨,上百名被钓鱼执法的车主聚集在浦东城管执法队大门口,要求退回罚款,许多媒体都作了大幅报道。这就是最新的后续新闻了,从新闻本身看,已经算是深度报道,要是没有新的大事件,这新闻的生命就到头了。现在再想起来去跟进报道,汤都怕喝不着,只剩下脚料了。

但有什么办法,就是这个新闻环境,螺丝壳里做道场吧。这个追罚款的新闻本地媒体还都没有报道,我出门往浦东去,打算瞧瞧还能挖出什么边角料来。

已经起了秋风,比往年这时节多了几分寒意。我在路上周转花了一个多小时,午饭是路边买的热狗,一口口吞落肚里,心里却空落落的越来越虚,很不踏实。

书橱里玻璃罐内的太岁总在眼前晃来晃去。对何夕身体的担忧,让我连带着回想起了范氏病毒危机的那些日日夜夜,想起了“等待亡者归来”。是我神经过敏吧,这些年再没有“亡者”的消息,也许早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里腐烂了。

但念头一起,再压下去就不那么容易。拐过这个街角就能看见城管执法队的大门了,眼前是家肯德基,我有点后悔先吃了热狗,但还是推门进去要了杯咖啡。浅啜一口,我摸出手机,拨给郭栋。

2005年的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多了个部门,叫特事处。我后来知道,这是个相对独立的机构,直属公安部特事局。所谓特事,就是很特别的事,特别到常人无法理解,或者不方便让常人理解的事。这个世界有太多游离于现有科学体系之外的东西,一旦他们干扰甚至损害了民众的正常生活,特事局就会介入。某种程度上,特事局和更低调的X机构相似,只是一个方向在维护社会秩序,一个方向在科学探索。我怀疑特事局本就是从不知何时成立的X机构里剥离出来的。

不论是X机构还是特事局,都是站在当下科学体系的最前端,面对未知的世界。往往这种时候,大胆的想像会比固有的科学认识更有用。所以这些年来,我和这两个部门都打过多次交道。上海的特事处成立没多久就碰到太岁事件,经受了全城病毒危机考验,这件事上我帮了他们大忙,合作很成功。郭栋那时是特事处副处长,听说最近扶正了。

“郭处啊。”我重音放在第二个字上,半开玩笑地和他打招呼。

哦呵呵呵,他笑。

“你现在连笑都有官味了嘛。”我又开了个玩笑,然后到此为止,开始说正事。

“你还记得吧,四年前的那个太岁?”

我转过街角,看见执法队的门口三三两两散着些人,也许就是讨说法的司机。

“嗯?”郭栋没反应过来。

“留言‘等待亡者归来’的那个。”

电话那头还在沉吟。

“我说,2005年,莘景苑,范氏病毒,海勒国际,病毒骑士!”我连说了一串关键词,其所代表的惊心动魄处,任何经历过的人都绝不会忘记:“我说你怎么了,记性这么糟糕。”

“最近记性是不大好,老了啊。”

我走进大门,才看见院子里围了更多的人,总有三五十号。没有保安拦住我问,他们正忙着想要把抗议者赶到门外,但拉不能拉拽不敢拽,生怕做错了什么又被曝光出来,僵持在那里。

“2005年12月7日,你在金茂君悦的中日外交晚宴上击毙赵自强,随后解剖尸体的法医被附在赵自强身上的太岁控制,留下‘等待亡者归来’的字后失踪。虽然我没再打听过后续怎么样,但你们肯定追查过这名法医的去向。现在我想知道,你们追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号称亡者的太岁是死是活在哪里!”

其实在过往的几年中,我有好几次忍不住想向郭栋打听。但我总觉得,如果何夕知道我打听脑太岁的下落,也许会有些想法,毕竟在她的体内就曾孕育了一个太岁。关于太岁的话题,向来是我们之间的禁区。好吧,也许她并不在意,只是我自己在画地为牢。

“现在你总想起来了吧?”我问。

“如果我说我还是想不起来呢?我压根就不记得有这回事!”

电话那头传来嘟嘟的盲音,我愣了。郭栋居然把电话挂了。

见鬼!这是怎么回事。一瞬间,我甚至有了身在另一个世界的错觉。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正视平行世界的假说,而在平行世界假说中,也细分出许多种。有人认为有无穷无尽的平行世界,每个人在每一刻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分离出新世界,比如一个是在肯德基点了咖啡的世界,一个是在肯德基点了可乐的世界,当然也有没有进肯德基的世界。选择是无穷的,意味着任何一刻都会分离出无穷的新世界。说是平行世界,也可看作是无限庞大的树状结构。

这样的假说其实极其主观,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真正意义上改变世界。当然,可能松鼠的一举一动也会产生新的分枝世界,谁知道呢。

科学的最前沿对常人而言,往往与妄想无异,但关于平行世界……记忆中,我确实去过另一个世界,在七年前。那是和都江堰铁牛有关的另一段历险,那是一个和这个世间有九成相似的地方,也有一个我,一个已经结婚的我。

这个世界常常离奇到像在看科幻小说,但不论如何,我明白刚才的这一闪念只是错觉。可是我也不相信郭栋真的会把这么大一件事情忘记,否则他就该入院治疗健忘症,而不是升任特事处正处长了。

见鬼!他为什么要否认?

“嘿!”

“小心!”

我扭头往发声处看,却发现他们正看着我,确切是在看我头顶上。

我没来得及再做出任何反应,左手的咖啡纸杯就被重重砸了一下,连着手背也磕到,疼得我呲牙咧嘴。

咖啡当然撒了,腿上湿了一大滩,幸好已经不是很烫。我咝咝吸气,看清楚那是小半块红砖。要不是被咖啡杯挡了一下,恐怕我的左手就得伤筋动骨,现在虽然痛,应该没什么大事。

但天上怎么会下砖头。我抬头往上看,三楼的窗口,正有人伸头出来。

“谁,怎么回事?保安呢?”那人怒气冲冲地喊叫,直接把我的火气憋回肚里。

怎么好像他才是受害者?

几个保安的态度立刻强硬了许多,然后我才明白,原来是有人往楼上扔了块碎砖头,准头不好被窗框弹回来,误伤了我。

没人来管我伤没伤,我这狼狈的样子只能证明我不是那个扔砖头的。保安神情严肃,让扔砖头的自己站出来,否则就要叫警察来。其实没东西砸坏我也没伤残,警察来了也不能干什么,纯粹吓唬人。

回应保安的是沉默,没人站出来承认。聚在这儿的每个人都是张臭脸,看起来谁都有可能扔石头。而且站在这里意味着和政府部门叫板,力量强弱对比明显。弱势群体容易抱团,哪怕和扔砖者不认识,也会保护他不被抓出来。

对抗的气息浓厚起来,保安火气上来,双方推推搡搡,局面有点混乱。

“干什么干什么,动手是不是,你们现在敢动手,明天早上就见报。你们试试看,你们试试看。”

最近和媒体交道打得多了,报纸上撑腰的文章不断出来,这些抗议者胆气一天比一天足。话放出来,保安手上立刻缓下来,朝四周张望,好像要看看有没有记者在。

记者又不会在脸上刻字,但还是有些狐疑的目光在我脸上盘旋。因为和那些抗议者比,我的神态过于平静。我耸耸肩,向他们笑笑。于是他们的动作立刻更轻柔了。反正只是块砖头,被砸到的也只是我。这样的时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如果保安们的观察力更强一点,想找出谁扔了砖头并不困难。刚才我被砸到的那一刻,在人群里的某处形成了一个目光焦点(我的狼狈像当然是另一个),我只来得及瞥到一眼。不过在保安问话的时候,又有几个人的目光不自觉地往那儿偏。

所以考察人们做什么,要比说什么更有价值。

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当有了这么多线索之后,我还是确定不了打翻我咖啡的罪魁祸首。因为那个人的形象,实在和想象中怒气冲冲的抗议者太不一样了。

这样的人怎么会扔砖头?我挠了挠脑袋,走过去。不是为了找她算帐,而是……要真是她扔的砖头,也许会有一个足够让我写篇深度报道的故事。

这是个穿了身碎花公主裙的女孩,黑色裤袜白色的圆头皮鞋,圆脸圆眼睛小翘鼻子,细看有点小雀斑。称不上有多漂亮,但顶着个BOBO头,看起来很可爱。以我这双毒眼,她该有二十三四岁,不过这样的打扮,一百个有九十九个以为她是十几岁的九零后。

这样一个女生怎么会站在这里?她会是黑车司机,打死我都不相信。

女孩咬着下嘴唇,神情有些不安,视线和我相交的时候,她错开了眼神。发觉我走过去,她更是侧了侧身,十足一个做错了事不敢面对的小孩子模样。

我见她双手捏着拳头,紧贴在裙边,心里还在想她会不会再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并没有,反而看我走到近前,大概是知道总逃不过去,她又把身子转回来和我道歉。

“对不起。”她微低着头说:“不知道会砸到你,真对不起。”

她的声音很奇特,一字一句,清楚得有些铿锵,和她的外形打扮完全两种感觉。

“哦,你把砖头扔出去,总会砸到些花花草草的。”我开了个玩笑,希望能拉近距离。

我目光打了个转,却发现在女孩的脚边,有面硬纸板做的牌子,有字的那面朝下,不知写了些什么。

我弯腰去捡,女孩先一步拾起来,高举过头。我退开一步,看清楚了纸板上的字。

“还我宝宝!”

我皱起眉头。还我宝宝?这是什么意思。

这些人聚在这里是为了抗议钓鱼执法,怎么会有个女人跑来要孩子?咳,瞧她打扮,还真看不出她已经是孩子妈了。

她举起牌子后,就不再搭理我,奋力向着三楼开着的那扇窗口晃动纸牌。窗边的人看了一眼,就缩回了脑袋。

到底怎么回事,哦等等,也许是我搞错了?

“那个,打听一下,你们聚在这儿是为了什么?”我问旁边一个穿着牛仔衬衫的平头男人。

他立刻瞪大了眼睛,不可思异地看着我:“你不知道?你不是记者?钓鱼呀,我们都被钓了罚过钱的,执法队的人太黑了,我们得把钱要回来!”

“那……”我指了指把“还我宝宝”来回摇动的女孩(好吧,我实在不知该如何称呼她,她的确不像个母亲):“她这是?”

平头耸了耸肩:“这个我也不清楚,好像她男人也是干我们这行的。”

说到这里,他又耸了耸肩。他的确是个开黑车的,也就是无证运营。他并不避讳这点,之所以来这里抗议,是因为执法队的执法程序不合法。就像这些天里许多媒体评论的,用假装乘客的方式钓鱼,是违法手段,照理他从前交的那些罚款,都得退回来。原本这世上不照理的事情很多,可现在执法队输了第一宗钓鱼官司,被淹在网友和媒体的唾沫里没了还手之力,让他看见了退回罚款的希望。站在这儿的人,差不多都是和平头一样想法的黑车司机。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女孩的老公也是个开黑车的。

女孩在这里站了好些天,早上来傍晚走,中午吃自己带来的饭盒子,一点都不合群。有人问她话,也爱理不理。昨天有记者问怎么回事,具体情况平头没听见,但那记者和她说了没一会儿话,就跑开采访别人去了。

“好像是说,她男人被抓了。里面的人就没理过她,可是……没听说执法队会抓人呀。可能是她搞错了,这傻丫头老倔的。唉,搞不太清楚,搞不太清楚。”平头耸耸肩,示意他所知道的就这么点。他已经耸了三次肩,看上去很喜欢这个动作。

男人被抓了?我又看了眼“还我宝宝”的牌子。她的男人就是“宝宝”?

可就像平头说的,城管是无权抓人的啊。

这事情透着蹊跷,记者喜欢的就是蹊跷。

我道了声谢,转回头再去找女孩说话。

打了两声招呼,女孩却不理我,只顾摇着牌子,看都不往我这儿看一眼。

我摸了摸后脑勺,看来这女孩儿可不太好打交道呀。从怀里摸了张名片出来,递到了女孩面前。她这才转头看我。

瞧瞧我,又瞧瞧我手上的名片:《晨星报》首席记者那多。

看清名片上的字,她一把接过名片,神情和刚才大不一样。

你是记者?她问。

因为说得急促,语调又怪,我并没听得太清楚,但想必就是问这个,便点头。

“哦……啊。”她发出了两声揉杂了讶异和喜悦的感叹,薄薄的脸皮立刻涨红起来。这年头碰上个记者能激动成这样的太少见,看上去满腹冤屈只等向我倾诉。

然后她飞快地说了几句,因为心情,她原本怪异的语调被放大了,让我完全听不明白,只好请她慢慢讲。

“哦,对不起。”她刻意放缓了语速,好让我听请楚。

我认真地拿出采访簿,打算把关键部份记下来。几个保安远远看着,没有一点儿妨碍采访的意思,让我颇为奇怪。眼角余光扫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不屑和轻慢。是对我吗,还是对这女孩?

我的采访簿却是白拿了。

听了十几分钟,我一个字都没往本子上记。同时也明白了保安为什么这样悠闲,而前些天那位同样采访过女孩的记者,为什么很快就没了兴趣改找它人。

女孩的名字叫张岩。所谓“宝宝”,果然就是她的先生,名叫刘小兵,有辆金杯小面包车,干着无证运营的营生,也曾被城管执法队放倒钩罚过钱。

前几天,刘小兵开着车出去做生意,却没有回来。张岩等了一夜又一天,不知该怎么办。情急之下她向邻居挨家挨户地打听,门口杂货店的老太太就说,听说最近黑车打得严,准是让城管抓了去,从前就被罚过,屡犯是要蹲大狱的。

所以张岩就跑到了这里,和其它要城管还钱的黑车司机们混在一块儿,想要城管部门把“宝宝”放回来。刚来的时候,见了纸牌上的字,楼里还有人问她怎么回事。后来就再也不理她了,张岩激愤之下,就有了刚才的扔砖之举。

“唉。”我长长叹了口气,说:“这事儿你该找警察呀。”

“但是冯奶奶说,准是让城管逮了,城管可坏了。”张岩说。

我只好又叹口气,这女孩儿真是没一点生活常识,听风就是雨,看这模样还特别倔。我瞧她才像个“宝宝”。

于是我只好给她解释,城管部门是没有拘留公民的权力的,这么多天和刘小兵失去联系,这叫“失踪”,得立即报警。

“真的?”她狐疑地看我。

“真的。”

“那会不会就是警察抓了宝宝?”

“你先生又不偷又不抢,只是无证运营一般警察是不会拘留的。就算他因为什么让警察抓了,也不可能不通知家人呀。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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