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还楚留香-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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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卷所述为：宗人府、三公三孤、太子三师三少、内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二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衍圣公。
　　三卷：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尚宝司、六科、中书舍人、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五城兵马司、顺天府、武学、僧道录司、教坊司、宦官、女官。
　　四卷：南京官、应天府、王府长史司、布政司、按察司、各道、行太仆寺、苑马寺、都转运盐使司、盐课提举司、市舶提举司、茶马司、府、州、县、儒学、巡检司、驿、税课司、仓库、织染局、河泊所、批验所、递运所、铁冶所、医学、阴阳学、僧纲司、道纪司。
　　五卷：公侯伯、驸马都尉、五军都督府、京营、京卫、锦衣卫、南京守备、南京五军都督府、南京卫、王府护卫、总兵官、留守司、都司、各卫、各所、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军民府。
　　《职官志》中于内阁叙述不详，而以六部为重，是因六部为明代官制主体，但明代内阁作用之大，设置之突出，实应多述。都察院系改原御史台而置，为明代始置。都御史职关纪纲风宪，尤其重要。又有巡抚之职，为都御史外任，并有经略、总理、赞理、巡视、抚治等名目；监察御史又有巡按之制。故此都察院置于第二卷之首，而所占篇幅最长，此亦史笔之用心。
　　宦官专立一篇，列于第三卷之末，即在京诸衙之后。首述十二监、四司、八局，即宦官二十四衙门，及诸库、房、厂、提督、守备、镇守诸职，记述颇为清楚。如记提督东厂，下记：“掌印太监一员，掌班、领班、司房无定员。贴刑二员，掌刺缉刑狱之事。旧选各监中一人提督，后专用司礼、秉笔第二人或第三人为之。其贴刑官，则用锦衣卫千百户为之。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各私设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员。”明代宦官之权势，跃然于纸上。
　　且宦官之后，另有评述文字，由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至永乐后中官四出，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之专权，直至明亡，颇有总结。清朝以此为戒，宦官遂无干政之机，这实在是以史为鉴。
　　明代土司制度，亦为当时一大特点，故职官之尾专立土官，文字虽然不多，却给人以完善之感。
　　《明史？食货志》共六卷，出自潘耒之手。其实潘耒所作，实据王原《明食货志》而成。但据记潘耒对编纂《食货志》用力最勤，“自洪武至万历朝实录之有关食货者，共钞六十余本，密行细字，每本多至四十余纸，少亦二十余纸，他纂尚不在是”①。故人多认为潘耒曾作有食货之稿，或为长编。后王原入史馆纂《食货志》即所见《学庵类稿》中的《明食货志》，至于其是否曾用潘耒所纂，就不可得而知了。
　　王原《明食货志》共十二卷：卷一：志序、农桑。卷二：户口。卷三：田制（附屯政）。卷四：赋役（附荒政）。卷五：漕运（附海运）。卷六：仓库（附马房、仓场）。卷七：盐法。卷八：钱钞。卷九：茶矾。卷十：课税。卷十一：上供采造。卷十二：会计（附俸饷）。
　　王鸿绪所上《明史稿》钞本中，除将“会计”并入“上供采造”而存十一卷外，内容与王原《明食货志》几乎完全相同。
　　《明史？食货志》共六卷。
　　卷一：户口、田制（附屯田、庄田）。卷二：赋役。卷三：漕运、仓库。卷四：盐法、茶法。卷五：钱钞、坑冶（附铁冶铜场）、商税、市舶、马市。卷六：上供采造、采造、柴炭、采木、珠池、织造、烧造、俸饷、会计。除去内容有所增减外，基本略同。因此说《明史？食货志》系据王原《明食货志》而成。《食货志》将“明一代理财之道，始所以得，终所以失，条其本末，著于篇”①。自清朝以来，论者甚为推崇，但其实志中错误之处甚多，且有文字过简不明之处，待后尚有介绍，故于此不赘。
　　《河渠志》六卷，依旧史之例，分河而述。黄河分上、下，共二卷，运河亦分上下，而未足二卷，附有海运半卷。《明食货志》中海运原附于漕运之后。淮、？、卫、漳、沁、滹沱、桑乾、胶莱诸河共为一卷，直省水利另为一卷。显而易见，《河渠志》之目的不在于河渠而在于水利，着重于河工和漕运。其内容与食货可互为补充。
　　《兵志》四卷，记有明一代军政之详。首卷记：京营、侍卫上直军（附皇城守卫、京城巡捕）、四卫营。第二卷记：卫所、班军。第三卷记：边防、海防（附江防）、民壮、士兵（附乡兵）。第四卷记：清理军伍、训练、赏功、火器、车船、马政。
　　明代兵制特点突出，主要体现明太祖集权之用心。所谓“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②。此系得唐朝府兵制之遗意而更为详密。
　　①　杨椿：《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序》。
　　②　《明史》卷**《兵志序》。
　　有明一代，困于南倭北“虏”，军事至为重要，而形势所变又迫使军制屡更。其间沿革变化，《兵志》中记述颇为清楚，只第一卷内关于京营之记述与《职官志》互为交叉，采用简述方法与之互为补充而已。
　　《明史？刑法志》仅三卷。明初太祖极重刑律，后因循日久，虽视为具文，而明代刑律仍有其特点。《刑法志》三卷，每卷无题类之别，但首卷即述有明一代之律文。第二卷再述法司及刑法执行情况。此卷内容本易与《职官志》诸法司重复，而史官姜宸英撰写得体。《刑法志》第三卷最有特点，开首便称：“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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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此卷记厂卫之事较详，史论甚佳。厂卫为明代刑法中之大事，洪武中行锦衣卫镇抚司狱，末年废罢，至永乐中复置，且立东厂。立东厂事实录中避而不述，是有所隐晦遮掩，《刑法志》颇予详述，此举甚当，亦补《职官志》之所难述。
　　《艺文志》四卷，出目录学名家黄虞稷之笔。黄虞稷撰有《千顷堂书目》，于目录之学甚为博知。《艺文志序》另出倪灿之手，文中申明本志体例，仅录有明一代名家著述，此与前史不同。“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云。”
　　自《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之修，搜罗历代图书，考其存亡，为目录学整理之大功业。《明史？艺文志》不采用此种修纂方法，专取有明一代之书，似简而实详，确是颇有用心者。然智者百虑，不免一失，如其著录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乃宋人之作，以其体例而论，必为误录之书。
　　《艺文志》四卷，依经、史、子、集排述。一曰经，共十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诸经》、《四书》、《小学》。二曰史，共十类：正史、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地理、谱牒。三曰子，共十二类：儒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兵书、天文、历数、五行、艺术、类书、道家、释家。四曰集，共三类：别集、总集、文史。其经部收书目九百零五部，史部一千三百十六部，子部九百七十部，集部一千三百九十八部，共计收书四千五百八十九部。虽然并未能将有明一代图书尽收其中，仍不失为一大功绩，而为了解明代目录书籍之不可少者。
列传
　　基本沿旧史之体例，但亦有其创新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明史》条提要中称：“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应该说，创设《阉党》、《流贼》、《土司》三类传，确实符合于明史之实际情况，这与诸表中创设《七卿表》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代宦官之干政，虽不及汉、唐诸朝有废立之举，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颜于阉宦，而成一时之气焰，则为亘古未有。《阉党传》所列四十六人，属刘瑾党者七人，余皆魏忠贤之党。读《阉党传序》可知史馆诸人于明亡之鉴深痛而慨然。然而与《流贼传》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贼传序》自唐赛儿起义论起，直至李自成、张献忠之亡明，文称：“自唐赛儿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贼诸臣传中。独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张献忠传》。”其中《李自成传》长达万余言，为《明史》诸传中之最长者。从修史者角度虽主要为后人之鉴，却因此而保留较为丰富的有关记载，而未采取分散于“剿贼”诸臣传中。
　　《明史》列传之体例采用类传形式，除以类分传外，于诸臣传中亦因类分卷，而未尽以父子及孙等为传。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兴传》、《韩林儿传》、《刘福通传》，虽亦为明建国前群雄之列，而与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关系不同，归为一卷。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明玉珍合为一卷，扩廓、陈友定、把匝剌瓦尔密合为一卷。诸臣中，如徐达、常遇春单为一卷，是功臣亦有别而分立。史臣为建文帝遗臣列传颇详，甚至有传闻之人，能列立传者尽量立传，也是史臣寄托遗民之情的一种方式。
　　《明史》诸列传中，亦多见以事附传之体例。如卷一**《夏良胜传》，附同下诏狱者万潮、陈九川、张衍瑞、姜龙、徐鏊、姚继岩传，均连署进言谏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马录传》附颜颐寿、聂贤、汤沐、刘琦、卢琼、沈汉、王科，均嘉靖中“李福达之狱”受牵之人。如隆庆中御史庞尚鹏疏中称：“据李同之狱，福达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惨烈。”此附传后史官评论中所引述，以为同事附传之由也。此类附传，于《明史》中不胜枚举。
　　《明史》列传中，《外国传》及《西域传》，反映了当时与境外国家及部落地区等的联系，保存了大量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历史资料，是研究这些国家历史及中外关系史的较好参考资料。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

《明史》尽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又称“最为完善”之作。但它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清人（後金）在建国之前曾臣服於明朝的事实，清入关之後南明诸朝廷（弘光、隆武、绍武、永历……）等长达20多年的历史，《明史》都隐讳未书。康熙皇帝原已批准将福王、唐王、鲁王、桂王附在思宗本纪内，而康熙五十年爆发了南山案後就被禁止写入了。
　　赵翼作《廿二史札记》，已对《明史》中的缺失有所评论，只是出于对官修正史的顾忌，未敢加贬斥之辞。近世史学家柴德赓教授曾经指出：“如‘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一题下，应加‘不当’二字，才与内容符合，但却从略。‘刘基廖永忠等传’条，下未接‘疏舛’二字，‘乔允升刘之凤二传’下未接‘重复’二字，此正所谓其不敢贬斥者也。”①赵翼原文虽然委婉，《周延儒之入奸臣传》中亦云：“周延儒不过一庸相耳，以之入《奸臣传》，未免稍过。。。此非以甚延儒之恶，转为延儒增其身份也。”《刘基廖永忠等传》一篇，则论其述史之不确。以朱元璋征陈友谅一役，《太祖纪》记：“戊戌，克安庆。壬寅，次湖口，败友谅于九江，克其城，友谅奔武昌。”《陈友谅传》所记略同。《廖永忠传》加至安庆，破其水寨，遂克安庆。总之皆称先克安庆，后克九江。而《刘基传》中却记，师攻安庆，自旦及暮不下，刘基请径趋江州，捣其巢穴。按此说则江州之陷前，安庆未克。所记不合。与此相类，《张玉传》记东昌之役，成祖被盛庸军包围，力战而出。张玉不知，突出阵中欲救成祖，力战而死。而《朱能传》却称，成祖被围，张玉力战而死，朱能率周长等力战，救成祖出。张玉究竟死于成祖突围前还是突围后，二传所记不合。事虽并非关键，但确为述史不严谨之失漏。
　　《明史？卓敬传》记卓敬之被杀，称成祖欲活之，但功臣姚广孝与卓敬有隙，从旁进言劝杀。此乃据明人野史杂传，考其史实，广孝实未从成祖之①　柴德赓：《史籍举要》。
师入南京，亦无从谗杀卓敬。《明史》记建文遗臣之事，为表彰忠义，较多搜罗，野史传闻亦有所采用，难免有误。
　　四川廖麻子、曹甫起义，曹甫之被杀所记亦有抵牾之处。《洪钟传》记其为廖麻子所杀，《林俊传》则记曹为指挥李荫所擒杀。
　　《乔允升传》记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并一一列举易人之事。《刘凤之传》中亦有此段文字，并且一字不改照录于传中。此二传一在卷二五四，一在卷二五六，相隔只两卷，不及订正。“盖卷帙繁多，纂修诸臣不暇彼此参订也。”①至于书中此类错误不足之处更多不胜举，故史家多作考证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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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地理设置，记兰州于成化十三年九月复为州，而实录则记在成化十四年四月复县为州。成都府南江，《明史》作正德十一年置，《大明会典》卷十六记为九年添设。如太仆寺之设置，《兵志》中记为设四十牧监。《职官志》、《大明会典》均作“十四牧监”。《兵志》中之　“四十牧监”，系承袭《明史稿》中之误。北畿计丁养马，始行于永乐十三年十二月，实录中有记。《明史？兵志》记作十二年，恐为误以月作年，未经核订之故。
　　《明史？艺文志》史论颇为推崇，然其中失误之处亦不少，前举所录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四十卷，乃宋人之作，误入志中。再如所著录陈仁锡《周礼句解》六卷，据考体例文字多剽窃猥杂，系坊贾托名，而非出陈仁锡之手。修志人似未睹原书而录。顾起元《说略》亦同此，《艺文志》作六十卷，而顾起元自序记，全书只三十卷，志中误记六十。再如《艺文志》中著录杨慎《墨池琐录》1　卷、《书品》1　卷、《断碑集》4　卷，而遗漏《画品》1　卷，估计也是成篇时未及仔细订正之故。
　　其述史不一之处，尚有表、传之不合。如吴悼王允？之死，卷一○三《诸王世表》作永乐十三年卒。卷一一八《吴王允？传》则作“永乐十五年卒”。《宰辅年表》汪广洋，洪武三年左丞。而《汪广洋传》则误记为右丞。李贤天顺元年为吏部右侍郎，则当依《李贤传》为左侍郎。又有志、传不合之处，如《徐光启传》记所进《日躔历指》一卷，《艺文志》作四卷；《通率表》一卷，《艺文志》作二卷。均不合。
　　此类小疵，不胜枚举。以《明史》三百卷之多，虽经修纂日久，难免有失误之处，众人成书，或有顾及不到，在所难免。而《明史》中真正失漏之处不仅在此，而在其有意隐蔽史实。
　　清初修《明史》，所以有须隐没之事实，即在于清与明本身之关系。其所隐没者有二：一是隐没清末建国前曾臣于明；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存在之事实。
　　清朝的发祥，大概与明朝的建立同时。清以肇祖为追尊入太庙之始。肇祖即童猛哥帖木儿。先袭职为元朝万户，后归明朝，授建州左卫指挥，升至都督。清称都督孟特穆，追尊肇祖。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
　　据《明太宗实录》所记，明永乐间即有关猛哥帖木儿之记录。近代清史专家孟森（心史）先生曾对清之世系作有考订：“清之初系，为明之建州左卫。始授左卫职之猛哥帖木儿，又因其姑姊妹中，有入明宫为妃嫔者，因内宠之故，至升都督职衔，清实录谓之都督孟特穆。”①建州女真于明代入朝进见、上贡、袭替、改授及与周边之关系活动甚多，但此均清朝发祥后为明朝之臣的明证，为清廷所讳，因此在《明史》中不但不许见建州女真，而且凡是　“女真”皆在所讳，“于是女真之服而抚字，叛而征讨，累朝之恩威，诸臣之功过，所系于女真者，一切削除之”。①自古以来，凡于易代之际，以后代修前代之史，关系到新朝与旧朝之处，难免没有曲笔。但是一般来说，大都相涉年代不多，其掩饰之处，读史者也能意会其中缘故，从未有如明朝与清朝这样关系始终，“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者。
　　凡明朝文武诸臣，曾为督抚镇巡等官者，皆削其在辽之事迹。如王翱、李秉、赵辅、彭谊、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传，但其于建州有抚治或征讨之绩处，《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间有一二语涉及，则不指明为何部落，以何原因启衅，其史实真相，无从观看。再如马文升，以抚安东夷，自著专书记其事，名《抚安东夷记》，书中主要记述成化时女真状况及其与明朝之关系，尤对海西女真多有记述。《明史》卷一八二《马文升传》亦记其“凡三至辽”之事迹，然读之却并不知其为建州女真之事，文词隐晦，只略述其曾于辽事有功而已。宦官汪直，与马文升不合，欲建功辽事，但其传中亦不作明述。据诸史家考证，《明史》中讳记女真之事，亦有疏忽之处，如《宪宗纪》及《汪直传》中，有伏当伽一名。伏当伽为其时建州女真一首领名，史官不知伏当伽为何部酋领，漏出其名，反彰其曲笔掩饰之实。
　　凡是明朝人中所长而必书之事在于建州者，则《明史》中削其人而不为立传。如顾养谦、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动不可离辽东及建州之事，《明史》中遂无传。又如登莱巡抚袁可立、东江总兵毛文龙所关明清（金）辽海战事尤重，《明史》均不为立传。此外亦有明显删掉者。如卷二五七《王洽传》记：“宣大总督王象乾与大同巡抚张宗衡争插汉款战事，。。洽及诸执政并主象乾策，定款议。详见《象乾、宗衡传》。”然《明史》无《象乾传》、《宗衡传》。《王象乾传》，万斯同所订《明史》列传中原有传，在卷三四八，王鸿绪《明史稿》亦有，在卷二二八。《张宗衡传》则分见两书卷三六四及卷二四一。显然为《明史》定稿时所删。
　　明初于黑龙江下游设奴儿干都司之事，《明史？地理志》中漏而不述，只见于《兵志》，称：“洪武、永乐间边外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下列：“都司一（奴儿干都司）”，再列卫三百八十四。所谓“边外归附者”，即女真①各部。至于蒙古、西番，则均直书其名。
　　①孟森：《明史讲义》第一章。
　　《明史》中另一掩饰之处，则为南明诸帝。自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克北京，随后清军入关，明朝即亡。几乎与清军入北京同时，南京建立弘光朝廷，此后又有隆武朝、绍武朝、永历朝及鲁王监国。永历帝朱由榔于康熙元年（1662）为吴三桂所杀，或以为此系明亡之时。而孟森先生作《明史》末述《南明之颠沛》，最后有云：“十一月辛卯（十六日），鲁王殂于台湾，明亡，时为清康熙三年（1664）。”则此距崇祯之亡，又二十年矣。此二十年南明之史，《明史》亦予隐讳，不承认其帝号，而将其事记述于诸王传中，以示其仍为诸王而非帝统。
　　说到清初修史之讳，顺便可以略述清初之文字狱。清初著名文字狱，一为庄氏史案，罹祸者至七十余人，死者剖棺锉尸，生者延颈就戮，妻孥极边充军为奴。而观其原书，涉及清室并未有过分讪谤之语，惟于清兵入关之事，直书为“夷氛”、“夷寇”，于“奴酋（努儿哈赤）”名号，迹未加避讳。而于李成梁传中，称努尔哈赤为成梁所豢养：“已而并杀教场及他矢于阿台城下。他矢子即清太祖也，以幼得不死，留置帐下。”此为清廷所最忌讳之事，庄氏及诸修史之人因遭大祸。此为涉及清入关前史事之文字狱。涉及南明诸帝的著名文字狱有戴名世《南山集》狱。戴名世，字田有，号褐夫，别号忧庵。清康熙间进士，官编修。留心有明一代史事，网罗散佚，走访明季遗老，考求遗事。著《南山集》，用南明永历年号，以存明朝统绪，为左都御史赵申乔所劾，论斩。凡为《南山集》作序者，如方苞等人，均获株连，达数十人之多。此则为清初又一文字狱大案。由此可知清廷这两大避讳是触及不得的。史官岂敢冒杀身之祸而必书其实？即使有此董狐之风，以清初文禁之严，又岂能留只字于官修史书之中？隐讳史实固然是《明史》一大缺失，又是必然结果。
　　谢国桢于明清史籍所知博深，其评论《明史》缺失，共列五点，除“毁灭不利清廷之史实”外，尚有四大点：一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因清廷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亦犹如讳言建州女真于东北臣于明。又因史官为明末降清人士，对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略而不愿详记。二是记建文之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三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且极尽歪曲之能事。四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自明嘉靖以后，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缙绅所操持，一脉相承，当时谓之“传衣钵”。。。。。。。　
　 　学而远行之明代传说（一百）　＇本章字数：1977　最新更新时间：2011…02…28　10：00：00。0＇
　
　《明史》对党籍中人，言之刺刺不休，与其他方面人物相比，记述不均，因之是非亦难得其平。

为补《明史》记述之不足，后人陆续有些补编之作。如刘廷燮的《建文逊国之际月表》。黄大华的《明宰辅考略》和《明七卿考略》，吴廷燮的《明督抚年表》，傅以礼的《残明宰辅年表》和《残明大统历》等，都收在《二十五史补编》中。
　　乾隆四十二年，清朝继改修《明史》本纪后，又以于敏中、钱汝为等为总裁，考证明史，但未刊行。光绪时，户部侍郎王颂蔚入值军机，得见考证明史之稿本、正本和进呈本，已多残缺不全。王颂蔚将其整理汇编，成《明史考证？逸》四十二卷，民国五年　（1916）收入《嘉业堂丛书》。现通行的《明史》版本是乾隆四年的武英殿原刊本，1974年中华书局又据以校勘、标点，铅印出版。
　　至於《明史》所不及见者，可参考《明实录》、夏燮《明通鉴》、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谈迁《国榷》、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张岱《石匮书》及《石匮书後集》、计六奇《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温睿临《南疆逸史》、徐？《小腆纪年》、《小腆纪年附考》、《小腆纪传》、查继佐《罪惟录》、刘湘客《行在阳秋》、蒋臣《桐变日录》、瞿昌文《粤行纪事》、全祖望《鲒？亭集》等。又如焦？的《国朝献徵录》，受到万斯同的高度评价：「搜采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乾隆年间，以于敏中、钱汝为等主编《明史考证》，多据《国朝献徵录》参校《明史》，但未刊行。光绪年间，王颂蔚得见《明史考证》残本，再整理成《明史考证？逸》四十二卷。

明史目录
　　本纪
　　卷1　本纪第1　太祖一　~卷3　本纪第3　太祖三
　　卷4　本纪第4　恭闵帝
　　卷5　本纪第5　成祖一~卷7　本纪第7　成祖三
　　卷8　本纪第8　仁宗
　　卷9　本纪第9　宣宗
　　卷10　本纪第10　英宗前纪
　　卷11　本纪第11　景帝
　　卷12　本纪第12　英宗后纪
　　卷13　本纪第13　宪宗一　卷14　本纪第14　宪宗二
　　卷15　本纪第15　孝宗
　　卷16　本纪第16　武宗
　　卷17　本纪第17　世宗一　卷18　本纪第18　世宗二
　　卷19　本纪第19　穆宗
　　卷20　本纪第20　神宗一
　　卷21　本纪第21　神宗二　光宗
　　卷22　本纪第22　熹宗
　　卷23　本纪第23　庄烈帝一　卷24　本纪第24　庄烈帝二
　　志
　　卷25　志第1　天文一　~卷27　志第3　天文三
　　卷28　志第4　五行一~卷30　志第6　五行三
　　卷31　志第7　历一　~卷39　志第15　历九
　　卷40　志第16　地理一~卷46　志第22　地理七
　　卷47　志第23　礼一　~卷60　志第36　礼十四
　　卷61　志第37　乐一　~卷63　志第39　乐三
　　卷64　志第40　仪卫
　　卷65　志第41　舆服一　~卷68　志第44　舆服四
　　卷69　志第45　选举一　~卷71　志第47　选举三
　　卷72　志第48　职官一　~卷76　志第52　职官五
　　卷77　志第53　食货一　~卷82　志第58　食货六
　　卷83　志第59　河渠一　~卷88　志第64　河渠六
　　卷89　志第65　兵一~卷92　志第68　兵四
　　卷93　志第69　刑法一~卷95　志第71　刑法三
　　卷96　志第72　艺文一　~卷99　志第75　艺文四
　　表
　　卷100　表第1　诸王世表一　~卷104　表第5　诸王世表五
　　卷105　表第6　功臣世表一　~卷107　表第8　功臣世表三
　　卷108　表第9　外戚恩泽侯表
　　卷109　表第10　宰辅年表一　卷110　表第11　宰辅年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