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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还楚留香-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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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诗钟”,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
与党八股文的斗争
1941年1月,苏北行政公署颁布了《公文程式方案》;同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娄凝先又发表了《怎样使公文科学化》的专论。
1942年是解放区公文改革的一个关键年头:不仅在这年年初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而且在这一年开展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同志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列数了党八股文风的八大罪状,大声疾呼整顿文风。***所提倡的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对公文写作和公文工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学而远行之明代传说(七十九) '本章字数:3041 最新更新时间:2010…11…05 10:00:00。0'
1948年初,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于 1月7日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文字每一次一千字左右为限”;“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同时还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领导亲自动手写请示报告的制度,对公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用写作》(月刊)中国公文史话(五)1990年第5期第41页)
八股文示例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
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
一于藏者缓,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则藏者乎,此其人非复泉石中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
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前文释义:
(一)破题二句,明破行藏,暗破惟我与尔。凡破题无论圣贤与何人之名,均须用代字,故以能者二字代颜渊。
(二)承题四句,三句、五句皆可。承题诸人直称名号,故称颜子。破承皆用作者之意,不入口气。
(三)起讲十句,多少句数并无定法,可以任意伸缩。起处用若曰、意谓、且夫、今夫、尝思等字皆可。“故特谓之曰”下,入孔子口气对颜渊说,“毕生”四句正起,“迨于”三句反承,“此意”二句转合,总笼全题,层次分明,起讲以后,皆是孔子口气。
(四)只用“回乎”二字领起,以无上文,故直接入题。孔子对于弟子一律呼名,颜子名回,字子渊,所以不曰渊而曰回。“回乎”下为起二比,每比七句,句数多少无定,中后比亦然,特起比不宜长,致占中后比地位。用意在题前我尔字盘旋,轻逗用舍行藏而不实作。
(五)为提比后之出题,仍用“回乎”唤起,将“用舍、行、藏、我、尔”字一齐点出,此为五句,但相题为之,句数可以伸缩。
(六)为提比后之两小比,醒出行藏用舍二语,叫起“我尔”,意为中比地步。惟两小比,或有用于中比之下,或有用于后比之下作束比,位置倘或不同,则用意随之而改。令之全篇仍为八股,亦有省去此小比,而全篇文为六股者。
(七)此为二中比,抉发题中神理之所在,锁上关下,轻紧松灵,向背开合,可以参之议论,但仍不宜尽用实笔实写耳。
(八)此为过接,于中比后,即过到题之末句“惟我与尔”、紧接后比。
(九)此为后二比,实力发挥,用题“惟我与尔”末句,总起用舍行藏全题,气势舒达,意无余蕴,全文至此而成篇矣。每比八句,因其中比略长。若中比较短,则后比之文,尽情驰骋,往往至十余、二十句者亦有。
(十)此为全篇之收结,倘有下文,则收结改为落下。
总上言之,凡破题、承题、起讲、领题、出题、过接、收结,皆用单句法。起讲中间亦有用对句者,八比则出比与对比必相对以成文,此定体也。举此一篇而分释之,以略见八股之例。其余体格,不及详论。
作为例证,先选用了这篇韩?的制义文。这篇文章收在乾隆时方苞编的《钦定四书文》一书中,关于这部书,将在另外一篇中再作介绍,在此不赘。这里先介绍一下作者:
韩?是清代初年八股文名家,字元少,江南长洲人(即现在苏州),官作到礼部尚书,《清吏稿》有传。应顺天府乡试时,尚书徐乾学在遗卷中发现了他的卷子,十分赏识,取中了他。接着在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癸丑科会试、殿试都是第一,俗话叫“状元”,按官方制度,应称“一甲一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曾任编撰《大清一统志》总裁。平生学问通《五经》及诸史,以善写制义著称,乾隆时追谥“文懿”。上谕并嘉奖云:“?雅学绩文,湛深经术,所撰制义,清真雅正,开风气之先,为艺林楷则。”就是说他所写的八股文,是八股文的典型范文。在光绪甲辰,科举最后一科的三鼎甲之一的探花(第三名)商衍鎏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中,引了此文。因之此文“释义”部分,是从商著转录的。
【女与回也孰愈】
以孰愈问贤者,欲其自省也。
夫子贡与颜渊,果孰俞耶,夫子岂不知之?乃以问之子贡,非欲其自省乎?
若曰:女平时之善于方人也,吾尝以女为贤矣。夫在人者尚有比方之意,岂在己者转无衡量之思。明于观人者,必不昧于知己,窃愿举一人焉以相质也。
夫女不与回并列吾门乎?
德行之利,回也实居其首,则回必有所以为回者,而后无惭殆庶之称。
言语之美,女也亦有专长。则女必有所以为女者,而后可为从政之选。
然在回也,箪瓢陋巷之中,自守贫居之真乐,岂必与女相衡。
即在女也,束锦请行以后,编交当代之名卿,岂必与回相较。
而吾乃不能忘情于女,且不能忘情女之与回。
今夫天之生人也,聪明材力.虽造物不能悉泯其参差,则其必有一愈焉;理也。
令夫人之造诣也,高下浅深,虽师长不能尽窥其分量,则其不知孰愈焉;情也。
将谓回愈于女乎?而女自一贯与问之后,亦既高出于同堂。
将谓女愈于回乎?而回自三月不违以来,久已见称于吾党。
将谓回不愈女,女不愈回乎?此可与论过犹不及之师,商而女之回也,固非其例。
将谓回有时愈女,女有时愈回乎?此可与论退与兼人之由,求而女与回也,又非其伦。
夫弟子之造就,函丈难欺,假令我出独见以定短长,回亦无不服也。女亦无不服也。然我言之,不如女决之也。孰高孰下,奚弗向长者而自陈。
夫尔室之修为,旁观尽悉,假令人持公论以评优劣,岂不足以知回也,岂不足以知女也。然人论之,不如女断之也。孰轻孰轩,奚弗对同人而共白。
吾不能忘情于女,且不能忘情于女之与回也。女与回也孰愈?
在中国绘画史上;明代画风迭变;画派繁兴。在绘画的门类、题材方面,传统的人物画、山水画、花岛画盛行,文人墨戏画的梅、兰、竹及杂画等也相当发达。在艺术流派方面,涌现出众多以地区为中心、或以风格相区别的绘画派系。在师承方面,主要有师承南宋院体风格的宫廷绘画和浙派,以及发展文人画传统的吴门派和松江派、苏松派等两大派系。在画法方面,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勃兴;成就显著;人物画也出现了变形人物、墨骨敷彩肖像等独特的新面貌。
学而远行之明代传说(八十) '本章字数:3041 最新更新时间:2010…11…08 10:00:00。0'
另外,民间绘画,尤其是版画,至明末呈现繁盛局面。
发展时期
明代绘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早期、 中期、晚期3个阶段。
戴进 《仿燕文贵山水图》 山石皴染兼施,淡墨烘晕,边皴边染的艺术表现手法,使画面呈现出一派烟霓弥漫之态,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江南润泽清幽的自然风光。此图布局平稳,用笔圆浑,淡墨的巧妙运用,使图中韵致舒雅。前景用浓墨圆点点画树丛,并以此衬出茅屋数椽,与右侧溪水小桥、点缀人物相互照应,形成画面的视觉中心。房舍里有高士远眺,小桥上有士人觅句,书童侍后,一派悠然闲适的士大夫生活情趣。图中峰峦,近坡皆用没骨法,而视觉中心部分的房舍、树木则以中锋线条画成,从而形成强烈的艺术对比。画面由近而远,层次分明,极富空间感,给读者展现出一种空旷高远的境界。图中自款“钱塘戴进写奉用言老师清供”,钤两印。右上角有董其昌款识: “国朝画史以戴进为大家,此学燕文贵,淡荡清空不作平日本色,更为奇绝”。故以《仿燕文贵山水》名之。讲仿燕氏,其实亦不尽然,但题画中点出此图“不作平日本色” 和意境缔造的特点,倒是恰到好处。戴进山水,主要师承南宋。明王世贞讲他“其山水源出郭熙、李唐、马远、夏圭,而妙处多自发之”。实际上,戴进除师法南宋四家外,还涉猎关仝、董源、范宽、米芾等诸家,使他的山水画在水墨苍劲的同时又浑厚沉郁,从而形成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仿燕文贵山水图》就是这样一幅别出心裁,使人清新淡爽、耳目一新的佳作。
早期绘画
从洪武(1368~1398)至弘治(1488~1505)年间。明代宫廷绘画与浙派盛行于画坛,形成了以继承和发扬南宋院体画风为主的时代风尚。
明代宫廷绘画承袭宋制,但未设专门的画院机构。朝廷征召的许多画家;皆隶属于内府管理;多授以锦衣卫武职。画史称他们为画院画家,实际上是宫廷画家。洪武和永乐(1403~1424)两朝属初创时期,机构未臻完备,风格也多沿续元代旧貌。至宣德(1426~1435)、成化 (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浙江与福建两地继承南宋院体画风的画家,陆续**入宫,遂使明代院画一时呈现出取法南宋院体画的面貌,宫廷绘画创作达到鼎盛时期。正德(1506~1521)以后,吴门派崛起,逐渐取而代之。明代宫廷绘画以山水、花鸟画为盛,人物画取材比较狭窄,以描绘帝后的肖像和行乐生活、皇室的文治武功、君王的礼贤下士为主。如商喜《明宣宗行乐图》、谢环《杏园雅集图》、倪端《聘庞图》、刘俊《雪夜访普图》等都是其例。山水画主要宗法南宋马远、夏圭,也兼学郭熙,著名画家有李在、王谔、朱端等人。李在仿郭熙几乎可以乱真,王谔被称为“明代马远”。花鸟画呈现多种面貌,代表画家有擅长工笔重彩的边景昭,承袭南宋院体传统,妍丽典雅而又富有生意。孙隆从北宋徐崇嗣脱胎而出,专攻没骨法。林良以水墨写意花鸟著称,笔墨洗练奔放,造型准确生动。吕纪工写结合,花鸟精丽,水石粗健,自成一派。明代宫廷绘画虽未取得像宋代院画那样划时代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开拓。
沈周 《卧游图》册页共十七开。画册开首作者自书“卧游”两字,楷法劲健。以后各开依次画:仿云林山水(水墨),杏花(设色),蜀葵(设色),秋柳鸣蝉(水墨),平波散牧(设色),栀子花(设色),秋景山水(水墨),芙蓉(设色),批杷(设色),秋山读书(设色),石榴(设色),雏鸡(水墨),秋江钓艇(设色),菜花(设色),江山坐话(设色),仿米山水(设色),雪江渔父(水墨)。每幅均有作者题诗或词。
末开跋云: “宗少文(宗炳)四壁揭山水图, 自谓卧游其间。此册方或尺许,可以仰眠匡床,一手执之,一手徐徐翻阅,殊得少文之趣。倦则掩之,不亦便乎,手揭亦为劳矣!真愚闻其言,大发笑。”全册引首、画、题诗、跋尾,成为统一的整体,表现着共同的意趣,陶醉在纯朴的自然美景和美好的事物中,恬然自适,怡然自乐。
图系《卧游图》之《江山坐话》。是此册页七幅山水小景中的一幅。图中近景集中于画面右下角,溪边浓荫下两高士相对而坐,侃侃而谈;三株不同点法的树木交融错落,与左边山坡遥相呼应;远处屋宇若隐若现,藏露有致;远山含烟,结构雅驯。款题: “江山作话柄,相对坐清秋;如此澄怀地,西湖忆旧游。”沈周钤朱文印一方,上刻“启南”二字。为沈周晚年炉火纯青之作。沈周此册页除七幅山水小景外,还有花卉十幅。其中《秋柳鸣蝉》以淡墨画柳枝,浓墨画蝉身及足,极淡墨画蝉翼,薄而透明; 《枇杷》剪裁得体,运笔酣畅,结构严谨,设色淡雅,均系沈周神来之笔。
浙派以戴进和吴伟为代表,活动于宣德至正德年间。因创始人戴进为浙江人,故有浙派之称。继起者吴伟为湖北江夏(今武汉)人,画史亦称他为江夏派,实属浙派支流。戴、吴二人都曾进过宫廷,画风亦源自南宋院体,故浙派与宫廷院画有密切的关系。戴进、吴伟作为职业画家,画艺精湛,技法全面,山水、人物都很擅长,山水画成就尤为突出。但二人风格又有所区别,戴进变南宋的浑厚沉郁,而为健拔劲锐之体,但仍不失谨严精微;吴伟以简括奔放、气势磅礴见胜。论者谓他“源出于文进(戴进),笔法更逸,重峦叠嶂,非其所长,片石一树,粗简者,在文进之上。”戴进、吴伟前后踵接,影响了一大批院内外画家。追随者有张路、蒋嵩、汪肇、李著、张乾等人。张路的山水画水墨淋漓,人物画则以挺秀、洒脱见长。蒋嵩善用焦墨,笔法简率。汪肇作品多动荡之势。李著学吴伟笔法,遂成江夏一派。浙派至后期,一味追求粗简草率,积习成弊,正德后遂见衰微。明代后期蓝瑛,有人称之为“浙派殿军”,从师承、画风看,实与浙派无涉。
明代早期,江南地区还有一批继承元代水墨画传统的文人画家,如徐贲、王绂、刘珏、杜琼、姚绶等人。徐贲山水承董源、巨然,笔法苍劲秀润。王绂喜用披麻兼折带皴作山水,繁复似王蒙,墨竹挺秀潇洒,被称为明代“开山手”。刘珏山水取景幽深,笔墨浓郁,近王蒙、吴镇。杜琼善水墨浅绛山水,多用干笔皴染。姚绶主要师法吴镇、王蒙,风格苍厚。他们的画风堪称吴门派先驱。
唐寅《王蜀官妓图》
还有一些画家,虽未归宗立派,亦各有建树。如初宗马远、夏圭,后师法自然,以画《华山图》著名的王履;被称为院派,给唐寅、仇英以较大影响的周臣;擅长水墨写意人物和山水的郭诩、史忠;以白描人物著称的杜堇等人。
中期绘画
董其昌《高逸图》以平远两段式章法处理画面,近画坡石松杉,中间溪水宽阔,对岸平滩浅渚,山丘数层,小溪从山丘两边延伸至远方,溪山林木处茅舍数间。全幅枯笔墨画、折带皴法,得自倪瓒遗意,显然是仿古之作。 “仿”画之风,因董氏对笔墨“文气”的倡导而盛行,其功过是非难以定言。论功,则由此对元代四家的笔墨进行系统地研究,使之成为一套规范化的语言;论过,则削弱甚而取消了画家对描绘对象的观察与体验,失去语言的鲜活性。董氏的画在语言上还是有推陈出新的一面,即追求“生”、 “拙”之味,但不是这一类作品。本幅上方自题诗一首: “烟岚屈曲槛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种松杉皆老大,经年不踏县门街。高逸图赠蒋道枢丈,丁巳三月,董其昌”。又题云: “道枢载松醪一斛与余同泛荆溪,舟中写此纪兴,玄宰又题”。
约自正德(1506~1522)前后至万历(1573~1620)年间苏州地区崛起以沈周、 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派,主要继承宋元文人画的传统,波澜日壮,成为画坛主流。
明代中期,作为纺织业中心的苏州,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江南富庶的大都市。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一时人文荟萃,名家辈出,文人名士经常雅集宴饮,诗文唱和,很多优游山林的文人士大夫也以画自娱,相互推重。
学而远行之明代传说(八十一) '本章字数:3002 最新更新时间:2010…11…10 10:00:00。0'
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崇尚笔墨意趣和“士气”、“逸格”的元人绘画传统,其间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最负盛名,画史称为吴门四家。他们开创的画派,被称为吴门派或吴派。
沈周和文徵明,是吴门派画风的主要代表。他们两人都淡于仕进,属于诗、书、画三绝的当地名士。他们都主要继承宋元文人画传统,兼能几种画科,但主要以山水画见长,作品多描写江南风景和文人生活,抒写宁静幽雅的情怀,注重笔情墨趣,讲究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两人渊源、画趣相近,但也各有擅长和特点。沈周的山水以粗笔的水墨和浅绛画法为主,恬静平和中具苍润雄浑气概;花卉木石亦以水墨写意画法见长;其作品主要是以气势胜。文徵明以细笔山水居多,善用青绿重色,风格缜密秀雅,更多抒情意趣,兰竹也潇洒清润。唐寅和仇英有别于沈周、文徵明,代表了吴门派中另外的类型。唐寅由文人变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仇英为职业画家,在创作上则受文人画的一定影响,技法全面,功力精湛,题材和趣味较适应城市民众的要求。他们两人同师周臣,画法渊源于李唐、刘松年,又兼受沈周、文徵明和北宋、元人的影响,描绘物象精细真实,也重视意境的创造和笔墨的蕴藉,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唐寅的山水画多为水墨,有两种路数:①以李唐、刘松年为宗,风格雄峻刚健;②为细笔画,风格圆润雅秀。人物画则时工时写,工笔重彩仕女承唐宋传统,细劲秀丽,水墨淡彩人物学周臣,简劲放逸。仇英从临摹前人名迹处得益,精谨清雅,擅长着色,以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著称。
徐渭的《萄葡图》,正是这种意义上的重要作品。此图纯以水墨写葡萄,随意涂抹点染,任乎性情。画藤条纷披错落,向下低垂。以饱含水分的泼墨写意法,点画葡萄枝叶,水墨酣畅。葡萄珠的晶莹透彻之感,显得淋漓酣畅。可看作是文入画中趋于放泼的一种典型。
吴门四家杰出的艺术成就,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从学者甚众。宗法沈周的有王纶、陈焕、陈铎、杜冀龙、谢时臣等人,王纶为沈周的入室弟子,陈焕较为粗重苍老,杜冀龙稍变沈周之法,谢时臣以气势纵横、境界宏伟见胜。追随文徵明的不下二、三十人,著名的有文嘉、文伯仁、陆治、钱□、陈淳、陆师道、周天球等。文嘉山水疏简;文伯仁缜密;陆治劲峭,钱□粗重,陈淳放笔写意,陆师道细笔勾染,周天球兼善兰石,诸家各具特色。吴门派诸家中陆治、陈淳、周之冕在花鸟画领域中尤有新创。陆治是文徵明的学生,花鸟画兼取徐熙、黄筌两派之长,创文人画的工笔花鸟新格,笔墨细秀,设色淡雅,有妍丽派之称。陈淳亦出文徵明门下,花鸟画受沈周影响,继承水墨写意技法,在造型的洗练、笔墨的放逸、情致的跌宕等方面有所发展,开启了徐渭的大写意画派,与徐渭并称。周之冕受吴门派影响,融汇陆治、陈淳两家之长,另创一兼工带写的小写意画法,被称为勾花点叶体。吴门派发展到明末,因循守旧,徒仿形貌,其地位被另辟蹊径、重倡文人画的董其昌及其流派所取代。
后期绘画
约自万历至崇祯(1628~1644)年间绘画领域出现新的转机。徐渭进一步完善了花鸟画的大写意画法。陈洪绶、崔子忠、丁云鹏等开创了变形人物画法。以董其昌为代表的画家在文人山水画方面另辟蹊径,形成了许多支派。
徐渭是继陈淳以后,从根本上完成水墨写意花鸟画变革的一代大家,其画风有力地推进了后世写意花鸟画的发展;画史称为青藤画派。他的花鸟;吸取了宋元及沈周、林良、陈淳等水墨花鸟的长处,又有重大革新。在题材方面,他大胆突破客观物象形质的局限,赋予物象以强烈的个人情感,作品或缘物抒情,或借题发挥,一反吴门派文人画恬适闲雅的意趣,而直抒激荡不平的心情,产生撼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在艺术形式上,他擅长泼墨法,以狂草般的笔法纵情挥洒,不拘成法,形象脱略形似,追求气韵,墨色滋润淋漓,奔放流动,充分发挥了生宣纸的晕渗效果。这种随意点染的画法,气势磅礴;纵横睥睨;恰当地表达了画家炽热激愤的情怀。徐渭的画风,对清代的朱耷、石涛、扬州八怪、海派乃至现代的齐白石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中后期的人物画,承浙派者流于粗陋简率,效唐寅、仇英者日趋柔弱靡丽。陈洪绶异军突起,一扫弊习。他糅合传统艺术和民间版画之长,在浙、吴两派之外,别树一帜。赋予所取题材以一定寓意,表达了作者鲜明的爱憎。人物形象夸张甚至变形,气势伟岸,格调高古,线条刚柔相济,富有装饰性和金石味;设色浓重,以俗为雅,他的画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子陈宇、弟子严湛、魏湘等直承其法,清代王树□、华□、罗聘等都融化他的画法,清末“四任”(任熊、任颐、任薰、任预)更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传统。此外,陈洪绶也涉猎木刻插图;造诣尤高;对版画艺术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崔子忠擅长白描人物,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丁云鹏善画道释人物;两人的画风虽与陈洪绶不同;但同样都反映了明末清初书画艺术上的一股“宁拙勿巧、宁丑勿媚”的时代风尚。
明代肖像画在人物画中较为发达,民间画工中尤多**能手,至明代后期更有发展,曾鲸为其中富于创新精神的代表画家。他的肖像画重墨骨,即在用淡线勾出轮廓五官后和以淡墨渲染出明暗凹凸后,再以色彩烘染数十层;必穷匠心而后止。这种画法较富立体感;可能已受到当时新传入的西洋画法的一定影响。学者甚众,遂形成波臣派,影响直至清代。
陈洪绶《夔龙补衮图》
明代后期山水画,继吴门派而起的代表画家是董其昌。他的艺术与吴门派有密切关系,为矫正吴门派末流之弊,他重倡文人画,强调摹古,注重笔墨,追求“士气”,并提出了南北宗论。由于他官至礼部尚书的显赫地位和在画坛上的声望,遂成为画坛盟主,他所创立的松江派遂取代了吴门派的统治地位。他提出的绘画理论,尤其是南北宗论;对明末清初的绘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时之间苏松地区形成了许多山水画支派。这些画派在观点、主旨、方法、意趣等方面,与董其昌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在模仿某家和笔墨运用上各有侧重。较著名的画家有莫是龙,与他共创南北宗论,陈继儒与他为至交,赵左亦常为其代笔,他们都是松江派主将;顾正谊创华亭派,董其昌早年曾受其启导,宋旭亦属华亭派巨子,沈士充受业于宋懋晋,兼师赵左,也为董其昌代笔,世称云间派。另外,受吴门派影响的晚期画家还有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邵弥、杨文□等人。程嘉燧的山水枯简疏放,李流芳爽朗清秀,卞文瑜细秀,邵弥简逸,杨文□兼具枯笔、秀润两种风貌。
除苏松地区外,晚明时期还出现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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