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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迷雾-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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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当然。别误会。你们俩之间有事。瞎子都能看出来。你和露西真正相爱。这很特别，是吗？”
他冲我笑笑，还飞快地眨了下眼睛。
我说：“很久之前是这样。”
“你不真正相信我的话，是吗？当然，我们都不年轻了，但在大多数方面，我们的感觉和那时候仍然一样。你不这样认为？”
“真的不，韦恩。”
“嗯，我猜，生活的确在继续。你知道吗？他们允许我们上网。当然，不能上色情网站之类的，而且他们还会检査我们所有的交流信息。但我在网上捜索一下你的情况，知道你妻子死了，你有个六岁的女儿。但我无法在网上査到她的名字。她叫什么？”
这次我无法忍受了，这种反应是本能的。听到这个疯子提到我女儿，比在办公室放她的照片更糟。我奋起反击，直击正题。
“韦恩，树林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死了。”
“別和我演戏。”
“科普，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在演戏。如果你想知道真相，那你先说实话。你为什么现在来这里？今天来。因为这个时间不是巧合。我们都知道。”
我回头看看。我已经要求过不能监听。但我知道有人在看着我们。我示意他们进来一个人。一个警卫打开门。
“先生？”他对我说。
“斯托本先生过去有探视者吗，比如，这两个星期之内？”
“有，先生。有一个。”
“谁？”
“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帮你查到那个名字。”
“请去査吧。”
警卫离开了。我看着韦恩。韦恩看上去没生气。“干得好，”他说，“但没必要。我会告诉你的。一个叫柯特·史密斯的人。”
“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是吗？但他认识你。嗯，他为一家叫MVD的公司工作。”
“私家侦探？”
“对。”
“他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他想——”我现在明白了，那些该死的龟孙子一“他想找我的碴：
韦恩·斯托本摸摸自己的鼻子，然后指着我。
“他给你什么好处了？”我问。
“他的老板过去是大官。他说可以让我得到更好的待遇。”
“你告诉他什么了吗？”
“没有。原因有两个：第一，他说的好处完全是废话，已经下台的人不可能为我做什么。”
“第二呢？”
韦恩一斯托本倾身向前，确保我能直视他的眼睛：“我想让你听我说，科普，我想让你清清楚楚地听我说。”
我死死盯着他。
“我一生中做过很多坏事。我不会详述。没必要。我犯过错误。过去十八年来，我一直在这个地狱般的地方为那些事情付出代价。我不该在这里。真的不该。我不想说印第安那州或弗吉尼亚州的事，或者任何其他事情。死在那些地方的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都是陌生人。”
他停下来，闭上眼睛，揉揉脸。他的脸很大，脸上的皮肤甚至很光洁。他又睁开眼睛，确保我还在看着他。我当然还在。即使我想把目光移开，也不能。
“但一一科普，这就是你要的第二个原因——我不知道二十年前那钱树林中发生的事。因为我没进树林。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们遇到了什么事——不是陌生人，科普，是朋友一玛戈·格林，道格，比林厄姆，吉尔·佩雷斯和你妹妹。”
一阵沉默。
“印第安那和弗吉尼亚那些男孩子是你杀的吗？”我问。
“如果我说不是，你会相信吗？”
“证据不少。”
“是的。”
“但你现在还说你是无辜的。”
“是的。”
“韦恩，你是无辜的吗？”
“我们一次说一件事情，好吗？我在和你谈那个夏天的事。我在说那个夏令营的事。我没在那里杀任何人。我不知道那些树林中发生的事。”我没说什么。
“你是检察官，对吧？”
我点点头。
“有人在调査你的过去。我明白他们的用意，但真的没太在意。但现在你来了。这意味着有事情发生，而且刚刚发生，还是与那天晚上有关的事。”
“韦恩，你想说什么？”
“你一直认为是我杀了他们，”他说，“但现在，你第一次不那么肯定了，是吗？”
我没说什么。
“什么事情发生了变化。我能从你脸上看出来。你第一次怀疑我是否与那天晚上的事情有关。如果你知道什么新情况，你有义务告诉我。”
“韦恩，我没什么义务。你不是因为那起案子受到审判的。你是因为在印第安那和弗吉尼亚犯的杀人罪被判刑的。”
他张开双臂：“那告诉我你知道的事情又何妨？”
我想了想。他说得有点道理。即使我告诉他吉尔·佩雷斯一直活着，也不可能否定他的罪行，因为他根本不是因为杀了吉尔而被定罪的。但这却可以留下长长的阴影。系列杀人案有点像众所周知的神秘死尸房：如果你知道一个受害者其实并没被杀死——人犯杀的——那这个死尸房很容易内爆。
我暂时选择谨慎。在我们确认吉尔，
任何人说什么。我看着他。他是疯子吗；
不管怎么说，我今天只能了解到这些了。
“再见，韦恩。”
“再见，科普。”
我向门口出去。
“科普？”
我回头看着他。
“你知道我没杀他们，是吗？”
我没回答。
“如果不是我杀的，”他继续说，“你一定会对那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纳闷一一不仅仅是玛戈、道格、吉尔和卡米尔发生的事。我发生过什么事？还有你自己。”
27
“艾拉，看看我。”
露西等着，直到父亲变得好像最清醒的时候。她此刻正在父亲房间里，坐在父亲对面。今天，艾拉没听那些旧唱片。房间里有些唱片盒子，有盒唱片叫“甜蜜宝贝詹姆斯”，盒子上印着长头发的詹姆斯·泰勒；另一个盒子上是甲壳虫乐队正在过艾比路；“发生什么事了？”的盒子上，马文，盖伊围着围巾；大门乐队的首张专集上，性感主唱吉姆·莫里森闷闷不乐。
“艾拉？”
他正在对着一张在他们营地拍的旧照片微笑。那辆黄色的甲壳虫已经被营地里年龄最大的女孩子们装饰一新，她们在车上放满了鲜花和和平标语。艾拉站在照片中央，双臂抱在胸前。汽车四周围满了女孩子。人人都穿着短裤和丁恤，笑容灿烂。露西记得那天。是个好日子，是那种你会珍藏在盒子里，或者放在底层抽屉里，在特别忧郁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看看的好日子……
“艾拉？”
他向我转过身来：“我在听。”
音响中正播放着巴里·麦圭尔的经典反战歌曲“毁灭前夕”。尽管这歌听起来令人难受，露西却一直能从中找到安慰。歌中描述了世界末日的景象。他唱到了世界爆炸，约旦河中漂满尸体，生恐核武器的起爆按钮会被按下，还唱到了红色支那和阿拉巴马塞尔马的仇恨（韵律生硬，但还凑合）人唱到世界上的伪善和仇恨。在合唱部分，他几乎嘲讽地问：听歌的人怎么可能天真到会认为毁灭前夕还没到？
她为什么能从歌中找到安慰呢？
因为歌中所唱如实。这个世界是个如此可怕、让人恐怖的地方。这颗行星那时几乎已经走到尽头。但它幸存下来了，有些人甚至会说它还繁荣起来。现在，世界好像仍然相当可怕。让你不能相信它能躲过厄运。麦圭尔歌中的世界和现在的一样恐怖，也许更恐怖。想想那之前二十年的状况吧！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纳粹。相比之下，20世纪60年代看上去一定和迪斯尼乐园一般。但我们也走过来了。
我们似乎总处在毁灭前夕，好像总能躲过浩劫。
也许，我们都可以在我们自己制造的毀灭中幸存下来。
她摇摇头。太天真，太盲目乐观。她应该更理智些。
今天，艾拉的胡子修剪得很整齐，但头发仍然很乱，灰白中似乎透出一丝蓝色。他两只手都在颤抖，露西不知道这是否是帕金森症的前兆。她知道，父亲的晚年不会好过。但话又说回来，过去二十年里，他也没过多少好日子。
“怎么啦，宝贝？”
他的关心溢于言表。这是艾拉身上最大的真实魅力之一：真心实意地关心别人。他是个很棒的倾听者。只要看到别人有痛苦，他便想找到办法去减轻。人人都受到艾拉感染，每个营员，每位家长，每个朋友。但如果你是他的独生女，他最爱的人，你会觉得他的关爱像最寒冷的冬天最温暖的毛毯。
上帝啊，他曾是个多好的父亲啊。她十分怀念当年那个男人。
“探视本上写着，一个叫马诺洛·圣地亚哥的男人来看过你，”她歪着脑袋说，“艾拉，你记得吗？”
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艾拉？”
“嗯，”他说，“记得。”
“他来干什么？”
“聊聊。”
“聊什么？”
他紧紧咬着嘴唇，好像要强迫它们一直闭上似的。
“艾拉？”
他摇摇头。
“请告诉我！”她说。
艾拉的嘴张开了，但什么话也没说。当他终于说话时，声音很低：“你知道他想聊什么。”
露西回头看看。房间里没有别人。“毁灭前夕”已经放完了。爸爸妈妈乐队现在正在唱“所有树叶都黄了”。
“营地？”她说。
他点点头。
“他想知道什么？”
他哭起来。
“艾拉？”
“我不想回那里去。”他说。
“我知道你不想。”
“他不停地问我。”
“问什么，艾拉？他问你什么？”
他用手捂住脸：“请……”
“请什么？”
“我不能再回那里去。你明白吗？我不能回那里去。”
“他们不会再伤害你了。”
他仍然捂住脸，双肩都在摇动：“那些可怜的孩子。”
“艾拉？”他看上去吓得要死。露西轻声喊道：“爸爸？”
“我辜负了每个人。”
“不，你没有。”
他抑制不住地抽泣着。露西跪在他面前，感觉到眼泪也涌上了眼眶：“爸爸，请你看着我。”
他不看她。护士丽贝卡把头从门口伸进来。
“我去拿药。”护士说。
露西举起一只手：“不用。”
艾拉又大哭一声。
“我觉得他需要吃点镇静药。”
“暂时不用，”露西说，“我们……请让我们单独待会儿。”
“我有责任。”
“他没事。这是私人谈话。他情绪失控了。没什么。”
“我去叫医生。”
露西正要让她别去，但她已经走了。
“艾拉，请听我说。”
‘‘不。“
“你对他说了什么？”
“我只能保护那么多孩子。你明白吗？”
她不明白。她用手捧着父亲的脸，想把他的头抬起来。但他的尖叫声差点让她跌倒在地。她松开手。他站起来。椅子被打翻在地。他蜷缩在角落里：“不……”
“爸爸，没事。我——”
“不！”
丽贝卡护士回来了，后面跟着另外两个女人。露西认出其中一个是医生。另一个女人，露西猜是护士，手里拿着注射器。
丽贝卡说：“艾拉，没事了。”
她们开始向他走去。露西挡着她们。“出去。”她说。
医生一名牌上写着她叫朱莉·康特鲁西——清清嗓子：“他的情绪很激动。”
“我也激动。”露西说。
“抱歉！”
“你说他情绪激动。有什么大不了的。情绪激动是生活的部分内容。我有时也情绪激动。你有时也情绪激动吧？他为什么不能？”
“因为他是病人。”
“他没事。我需要他再清醒几分钟。”
艾拉又呜咽一声。
“你把这叫清醒？”
“我要和他单独待一会儿。”
康特鲁西医生把双臂抱着胸前：“这由不得你。”
“我是他女儿。”
“你父亲是自愿到这里来的。他可以来去自如。没有任何法院宣布过他是无行事能力的人。因此，这取决于他。”
康特鲁西看着艾拉：“你想打镇静剂吗，西尔弗斯坦先生？”
艾拉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只被困住的动物，眼睛飞快地来回闪动起来。
“西尔弗斯坦先生？”
他盯着女儿，電新哭起来：“露西，我没说什么。我能告诉他什么？”他又抽泣起来。医生看着露西。露西看着父亲：“艾拉，没事了。”
“我爱你，露西。”
“我也爱你。”
两个护士走过去。艾拉伸出胳膊。针头刺进去时，艾拉如梦如痴般笑了。这让露西回想起童年。他曾无忧无虑地当着女儿的面吸大麻。她还记得他深深吸气的样子。脸上露出那种梦幻般的笑容。现在，她仍然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需要那些东西。她记得，营地的事发生之后，他的吸毒量猛增。在她的童年时代，毒品是父亲生活的一部分一一“运动”的一部分。但现在，她不禁纳闷。难道这和她自己的酗酒是一回事。是不是有某种上瘾基因在起作用？或者，艾拉和露西一样，也在用外在手段——吸毒、酗酒——逃避、麻醉自己，不敢面对现实？
28
“请告诉我说你是在开玩笑。”
特工杰夫·贝德福德和我正坐在一个标准大小的餐车饭店里，就是那种外面是铝皮，里面有当地著名主持人的签名照片的餐馆。贝德福德修饰整齐，留着八字胡，顶端还抹了蜡。我肯定以前在生活中见到过这样的人，但想不起是在哪里。我一直在想，很快就会有其他三个人来找他一起唱段男声四雷唱。
“我没有。”我说。
服务小姐走过来。她没叫我们“亲爱的”。我不喜欢。贝德福德一直在看点餐单，但却只点了咖啡。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也只点了咖啡。我们把点餐单递给吔。贝德福德等到她走了才接着说。
“是斯托本干的，毫无疑问。那些人都是他杀的。我们过去从未怀疑过，现在也一样。而且，我说的不仅仅是合理怀疑，而是根本没有任何怀疑。”
“我说的最早那起谋杀案。树林中那四个。”
“他们怎么啦？”
“没有证据把他和那些人的死联系起来。”我说。
“对，是没有物证。”
“四个被害者，”我说，“包括两个女孩子，玛戈·格林和我妹妹。”
“对。”
“但斯托本杀的其他人都是男性。”
“正确。”
“都是十六到十八岁的男孩子。你不觉得这有些怪吗？”
他看着我，好像我突然长高了一头似的：“嗯，科普兰先生，我之所以同意见你，有两个原因：其一，你是郡公诉检察官；其二，你的妹妹死在这个恶人手上。但你这个问题……”
“我刚刚去看过韦恩·斯托本。”我说。
“我知道。告诉你吧，他是个好得要命的精神病患者和病态的骗子。”我想起露西也说过同样的话。我还想起韦恩说，我到营地之前，他和露西曾好过一段时间。
“我知道。”我说。
“我可不敢肯定你是否真的知道。我还是向你解释一下吧。大约二十年来，韦恩·斯托本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想想这点吧。我知道他是个多么会骗人的骗子。”
我这下不知道该采取什么策略为好了，因此只好试探性地说：“有新证据出现了。”
贝德福德皱皱眉头。八字胡随着嘴唇向下撇：“你在说什么啊？”
“你知道吉尔·佩雷斯是谁吗？”
“当然知道。我了解与这个案子有关的每件事和每个人。”
“你一直没找到他的尸体。”
“对。我们也没找到你妹妹的尸体。”
“你对此有何解释？”
“你去过那个营地，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状况。”
“对。”
“你知道那块林地有多少平方公里吗？”
“知道。”
他抬起右手，看着它。“哈啰，针先生？”然后，他又抬起左手，看着它，“来见见我的朋友大海先生。”〔暗指大海捞针不容易译者注。）“韦恩·斯托本的个子相对来说更小。”
“那又怎样？”
“道格身高超过一米八，吉尔身强力壮。你认为韦恩能让他们四人惊慌失措，或者制伏他们吗？”
“他有刀。这就是原因。玛戈·格林已经被绑起来了。他只需把她的喉咙割破。我们不知道其他人被害的顺序。他们可能也被绑起来了，绑在树林里不同的地方。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他抓到了道格·比林厄姆。比林厄姆的尸体在一个很浅的坟坑中，离玛戈的尸体只有八百米远。他身上有几处刺伤，手上也有自卫留下的伤口。我们找到了你妹妹和吉尔·佩雷斯的血衣。这些你都知道。”
“我知道。”
贝德福德将椅子向后翘起，脚跟随之踮起：“科普兰先生，那你告诉我。这个突然出现的新证据是什么？”
“吉尔·佩雷斯。”
“他怎么啦？”
“他那天晚上没死，这个星期才死。”
椅子猛地向前落下：“请再说一遍？”
我向他讲了马诺洛·圣地亚哥就是吉尔·佩雷斯的事。我也许应该说，他看上去好像不相信。但这话听上去好像比现实对我更有利。现实是，贝德福德特工盯着我，仿佛我在试图让他相信复活节兔子是真的一样。
我说完之后，他说：“我还是直说吧。”女服务员端着我们的咖啡回来了。贝德福德没接着说。他小心地把杯子端到嘴边，设法不让杯沿碰到他的胡子：“佩雷斯的父母否认那是他。曼哈顿警方不相信那是他。而你却说——”
“是他。”
贝德福德哧咏笑起来：“我想，你已经占用了我足够多的时间，科普兰先生。”
他放下咖啡，准备起身向火车座外面走。
“我知道是他。我迟早会证明这点的。”
贝德福德不动了。“告诉你吧，”他说，“我们就来玩你的游戏。就算那的确是吉尔·佩雷斯，就算他那天晚上没死。”
“好。”
“这也不能减轻韦恩·斯托本的罪行。根本不可能。有许多人”——他死死盯着我——“都相信斯托本第一次作案时有帮凶。你自己也问过他为什么能制伏那么多人。嗯，如果他们是两个人，只有三个被害者，那就容易多了。你不这样认为吗？”
“那你现在认为佩雷斯可能是帮凶？”
“不。天哪，我甚至不相信他那天晚上没死。我只是在假设。假设曼哈顿停尸房里那具尸体的确是吉尔·佩雷斯的。”
我往自己咖啡中加了一包蔗糖素和一些牛奶。“你熟悉亚瑟·柯南·道尔爵士吗？”我问。
“写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人？”
“正是。夏洛克的格言之一好像是这样说的：‘得出数据之前便进行推论是一个大错误，因为你会歪曲事实，以便让它们适应推论，而不是让推论去适应事实。’”
“科普兰先生，你开始磨炼我的耐心了。”
“我已经给你一个新事实。你没有认真去回想发生过的事，而是立即找到了一个歪曲事实，并使之去适应你的推论的方法。”
他只是盯着我。我不怪他。我的确有些过分，但我需要这样。
“你知道任何与韦恩·斯托本的过去有关的事吗？”他问。
“知道一些。”
“他与这类人的形象剖析完全吻合。”
“形象剖析不是证据。”我说。
“但有帮助。比如，你知道斯托本十几岁的时候他邻居家的动物失踪的事吗？”
“真的？嗯，这些都是我需要的证据。”
“需要我给你举个例子吗？”
“请。”
“我们有个这方面的证人。一个叫查理·卡迪森的男孩。他那时什么也不敢说，因为他被吓坏了。韦恩·斯托本十六岁时，活埋了一条白狗。什么品种呢？好像是法国……”
“卷毛比雄犬。”
“对。他把那条狗一直埋到脖子处，只有脑袋留在外面。可怜的小东西一动也不能动。”
“太恶心了。”
“还有更恶心的呢。”
他又非常讲究地喝了一小口咖啡。我等着。他把咖啡放下，用餐巾纸轻轻擦擦嘴。
“你这个营地老伙计把狗狗的尸体埋了之后，还跑到这个叫卡迪森的小孩子家去，小孩家有那种坐在上面操作的割草机。他要求借割草机……”
他不说了，看着我，点了点头。
“呃。”我说。
“我还能举出其他的类似例子。也许有十几个。”
“但韦恩·斯托本终究还是在那个营地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的意思是说，那个艾拉·西尔弗斯坦好像是个顽固的家伙，总是不对雇用的人进行背景调査。”
“那些谋杀案刚发生时，没有任何人怀疑过韦恩？”
“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事。首先，到热爱和平夏令营现场去的是地方警察，不是我们。那时，这还不是联邦调査局负责的案子。至少开始时不是。最重要的是，斯托本成长期间，周围的人都被吓坏了，不敢出来指控他。就像查理·卡迪森一样。你一定还记得，斯托本是富家子弟。他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但她母亲庇护他，不管他做出什么事，他母亲都会用钱去解决，对孩子过于溺爱。顺便说一下，她也非常保守，非常严厉。”
“你的系列杀手形象剖析中的另一个钩号？”
“科普兰先生，这不仅仅是形象剖析的问题。你知道那些事实。他住在纽约，却想方设法到了三个案发所在地一弗吉尼亚、印第安那、宾夕法尼亚。这难道不奇怪？当然，还有这个重要转折点：我们拿到捜査令后，在他家找到了一些物品一典型的战利品。那些东西恰恰是各位被害者生前的私人物品。”
“不是全部被害者，”我说。
“已经足够多了。”
“但没有第一起谋杀案那四个被害者的物品。”
“没有。”
“为什么没有？”
“要我猜吗？斯托本可能太匆忙。他还要处理那些尸体。时间不够。”
“不过，”我说，“这听上去也有点像扭曲事实。”
他仰起头，仔细打量着我：“那你的推论是什么，科普兰先生？我很想听听。”
我没说话。
他张开双臂：“在印第安那和弗吉尼亚州割破营员喉咙的系列杀手碰巧是一个夏令营的辅导员？而且至少还有另两个被害者的喉咙在那个夏令营被割破？”
他说得有些道理。我从头开始就在想这个问题，但还没想明白。
“你知道那些事实，不管扭曲与否。你是检察官。告诉我，你认为那些树林中发生过什么事。”
我想了想。他等着。我又多想了一会儿。
“我暂时还不知道我说，”也许现在推论还太早。也许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的事实。“
“你们了解事实的时候，”他说，“韦恩·斯托本那样的人会杀掉更多的营员。”
他这话也有些道理。我想到了对麁雷特和马兰兹不利的强奸证据。如果客观地去看，对韦恩·斯托本不利的证据同样多，也许还更多。
或者，至少有那么多。
“他没杀吉尔·佩雷斯。”我说。
“我听到你说过了。因此，为了我们便于讨论，把这个因素排除在外吧。还是这样说吧，假设他没杀吉尔·佩雷斯。”他张开手掌，伸向天花板，“那会让你怎样做？”
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我想，那可能会让我感到纳闷：我妹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29
—个小时后，我已经坐在飞机上。缪斯给我打电话时，机舱门还没关上。
“和斯托本见面的情况如何？”她问。
“回头告诉你。法院那边怎样？”
“听说他们提出了申请什么的，好像没什么进展。他们频繁使用‘请慎重考虑’这几个字。当律师一定无聊透顶。遇到这样的时候，你是怎样做到没把自己的脑袋打开花的？”
“这需要磨炼。那什么结果也没有？”
“没有。但明天休庭。法官星期四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在内庭见所有辩护律师。”
“为什么？”
“他们说的那些‘请慎重考虑’已经传开了，但你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助理说可能没什么大问题。听着，我还有事告诉你。”
“什么事？”
“我让我们最好的电脑专家对发给你朋友露西的那些日记进行了来源追踪。”
“结果呢？”
“与你已经知道的吻合。不管怎么说，开始是吻合的。”
“你说‘开始’是什么意思？”
“我先拿到他提供的信息，然后打了些电话，进行了一些调查，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
“什么事？”
“我想我知道是谁发的那些日记了。”
“谁？”
“你的黑莓手机在身上吗？”
“在。”
“资料很多。我还是把所有详细资料都用邮件给你发吧。”
“好。”
“我不想说更多了。我想看看你是否和我得出同样的答案。”
我想了想她的话，仿佛听到我与杰夫·贝德福德的对话在耳边回想：“嗯，不想让我扭曲事实去适应推论吗？”
“你说什么？”
“没什么，缪斯。把邮件发过来吧。”
离开杰夫·贝德福德四个小时后，我坐进了露西办公室隔壁那间办公室里。这个办公室的主人是个英语教授，休年假去了，露西有钥匙。
他的助教，一个叫朗尼·伯杰的男人，没敲门就走进来时，露西正看着窗外。好笑的是，朗尼让我想起了露西的父亲艾拉。他看上去有点像小飞侠彼得·潘，一个被抛弃的赶超崇拜者。我不是在抨击嬉皮士或极端左翼分子，或者你所知的任何这样的人。我们需要他们。我坚定地相信，我们需要两个政治极端的人，甚至（也许更需要）你不赞同或者想仇视的人。没有他们，这个世界会很没趣。其实，谁也不会过多地去琢磨人与人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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