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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档案2-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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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起案件都发生在玉山街道，字条上的地址又是跟玉山街道有关，而又有人特意将它传递给支援小组，说明地址和日期都跟案子有关。不出意外的话，1979年12月28日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即是早年奸杀案的案发时间和地点。
明确了字条上的信息所指，本来顾菲菲和韩印还准备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逐个聊一聊，尤其是与梁艳原先共同工作过的科室人员，但现在看来没必要了。能将梁艳和1979年发生的案子联系起来的人，至少也要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三十多年，而符合这个条件在职的街道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是街道民政科的科长，另一个便是街道主任。顾菲菲和韩印决定先与这两个人交流一下，如果不行再找些退休人员了解下情况。
首先接触的是民政科科长，他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他一上来便表示，听说梁艳被杀了，但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这倒不是假话，首起案件的细节通过本地网络流传出去之后，给市领导和警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接下来的两起案子，警方都在第一时间封闭了案发现场，也严令相关人员，除非调查需要，否则不得将任何细节透露出去。
随后民政科长表示，他和梁艳年龄相仿，平时走动得多，对她的情况比较熟悉，如果警方想了解梁艳生前的各方面问题都可以问他。
韩印听他这个话头，知道找对人了，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当年梁艳工作的科室有几个女的？”
民政科长短暂回忆了一下，说：“加上梁艳总共四个。”
“那几个人的近况您了解吗？”韩印又问。
“她们比梁艳年龄大，退休得也早，现在身体都还不错，一直和梁艳有来往，没听说谁和梁艳有什么矛盾和仇怨啊？她们一个现在……”
“都健在就不必介绍了。”顾菲菲摆摆手，打断民政科长的话。
“你说‘都健在’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们认为这几个老太太里，有人杀了梁艳呢。”民政科长一脸纳闷，想来是摸不准这次问话的用意。
“梁艳在这里与谁走得比较近？有没有很早以前去世的？”韩印接下话问。
“倒真有一个，她叫白秀云，与梁艳同一年来的，虽不在一个科室，但两人关系很好。”民政科长不假思索地说道，但提到“白秀云”三个字，他脸色倏地黯淡下来，语气悲恸地说，“秀云是个命苦的姑娘，结婚没多久，在机械厂工作的丈夫便死于家族遗传的肺病。处理完丧事，她才发现已经怀孕两个多月，周围的人都劝她把孩子打掉，趁年轻再找一个，可她硬是把孩子生了下来，要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可惜她也惨遭劫难，而且死得很屈辱，听说是被先奸后杀的。”
“白秀云是不是住在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出事那天是1979年12月28号，对吗？”顾菲菲有些激动，她知道离早年那起奸杀案越来越近了。
“好像是吧，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具体我也记不太清楚，但确实是1979年冬天的事。”民政科长迟疑了一下，满脸疑惑地说，“你们不是查梁艳的案子吗？怎么又提起白秀云了？她们的案子之间有关系吗？”
“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些，白秀云的其他情况，包括她被奸杀的信息，你了解吗？”顾菲菲撇开民政科长的疑问，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问道。
“噢，我和她并不熟，刚刚那些我也是听梁艳提起的。要说白秀云的情况，可能我们主任陈辉了解一些，当年他们是一个科室的，都在宣传科做干事。”民政科长欠了欠身子，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说，“这会儿他应该在，要不我带你们去找他？”
“不用麻烦，我们自己过去就是了，感谢你提供情况。”顾菲菲微微点头示意，便带头走出民政科办公室。
“没事，没事，应该的。”民政科长送几个人出门，殷勤地说，“主任的办公室，在三楼左手边第一间。”
街道办主任陈辉，给韩印的感觉是身上既带着官气，又有一丝学者的风范。
他50岁出头，稍显稀疏的大背头油光发亮，一副精巧的金丝边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面庞干净，神采奕奕，显得意气风发。
经过与民政科长的谈话，基本可以判定凶手选择梁艳作为目标，是为了引出她的好同事兼好朋友白秀云，进而牵出“奸杀案”。可以说，到此梁艳的价值已经用尽了，无须在她身上再做文章，所以向陈辉自报家门之后，韩印直接将话题集中在奸杀案上。
一提起白秀云的名字，陈辉即现出一脸伤感，他微微怔了怔，摘下眼镜，揉揉眼睛，感慨道：“那一幕太令人震惊了，我想我一辈子都无法从脑海中删除那天早晨的画面。就像你们说的，那是1979年12月28号的早晨，天空中飘着雪花，秀云家的小院里白茫茫一片。秀云坐在拴在小院中那棵老枣树枝干上的秋千上，低垂着头，双手握着绳索，肤如凝脂的胴体被雪片覆盖着，融入四周无瑕的洁白中……她默默地坐着，让人觉得好安详、好宁静……”陈辉终于忍不住，眼角溢出泪水。他别过头望向窗外，喃喃地继续说，“她像是一个沉睡了的雪孩子，又好似童话中穿着白色礼服的公主，那就是前一天还与我对桌而坐的同事人生最后定格的画面，与我想象中的死亡截然不同，却又异常地撼人心魄。我想象不出要有多么凶残的心理，才会做出那样的杀人举动……”
不愧是宣传干事出身，文采相当不错，一个杀人现场竟让陈辉描述得如此凄美，而且画面感十足，众人都随着他不自觉地陷入淡淡的忧伤中。
“这么说，当时你在现场？”韩印打破忧伤的氛围问道。
“对，当年我住的地方离秀云家不远，那天早晨听到街上有人拼命地喊着‘杀人了，杀人了’，于是和周围的邻居们一起跑出来，就看到我刚刚说的那番情景……”陈辉从办公桌上的纸巾盒中抽出一张纸巾，擦干眼角的泪水，重新戴上眼镜，说，“后来警察来了，把现场封锁了，大家伙才散的。”
“关于后来抓到的凶手你了解多少？”顾菲菲接着韩印的话问。
“了解不多，当年警察消息封锁得很死，我也是道听途说的，不知真假。听说好像抓了一个在街道百货商店当售货员的男人，可能就是他吧。”陈辉抽了两下鼻子，说，“对了，秀云的案子，市公安局局长周海山当年也参与了，他还找过我们问话。怎么，你们之间没通气？”
“呃，我们是刚刚在调查梁艳的案子时，偶然得知关于白秀云的事，所以还没来得及和你们这边的市局沟通。”顾菲菲沉着地应道。
“怎么，你们认为这两起案子有关？”陈辉也抛出与民政科长相同的疑问。
“关于凶手你再没有一点可补充的吗？”韩印反问道。
“真的没了。”陈辉摊摊手，一脸愤恨地说，“不图财、不图色，愣是把人杀了，还把人放到秋千上侮辱，要我说啊，那凶手肯定就是一心理变态。”
“好吧，暂时先这样，要是回忆起什么了，你可以给我打电话。”顾菲菲站起身来，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陈辉。
“一定，一定。”陈辉接过名片，拉开办公桌抽屉，放到名片夹中。
顾菲菲转身欲走，韩印用眼神示意她稍等一下，然后冲陈辉说：“白秀云两口子都去世了，那孩子怎么办？”
“唉！当时秀云的孩子，好像还不到三岁，是个男孩，那么小就没有了爸爸妈妈实在太可怜了。”陈辉深深叹息道，“那时秀云的婆婆还未过世，不过靠她一个孤寡老人，身体又不是很好，根本没法照顾那么小的孩子。听说无奈之下，孩子被过继给一个外地的亲戚，祖孙俩也一同搬到外地了。”
“那孩子后来还有消息吗？街道有没有领养记录什么的？”韩印问。
“哪有什么领养记录！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讲究，什么户口啊、收养手续啊，根本不需要，孩子稀里糊涂地被领走，到人家那儿直接上个户口就成了。”陈辉挤出一丝苦笑，遗憾地说，“其实关于孩子的事，梁艳了解得比较多，可惜她不在了。”
“那行吧，不打扰了，我们这就告辞了。”韩印起身客套地说道。
“没什么可打扰的，都是我该做的，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你们随时可以过来，街道办会全力配合这次办案的。”陈辉也起身伸出手，与韩印握了握，态度非常诚恳。
从街道办出来，众人坐上面包车，司机问接下来去哪儿，顾菲菲和韩印交换了一下眼神，心领神会地说回刑警队吧。
车刚开出去，半天没机会吱声的艾小美便忍不住抢着表明自己的观点：“我怎么觉得这街道主任有些怪怪的？”
“是啊，小美说得对……”杜英雄看来也憋不住了，立马接下艾小美的话说，“不知道这大叔是不是太有文化了，竟能声情并茂地把一个杀人现场说成那样。”
韩印笑笑：“你们俩的感觉都对，关于白秀云的话题，的确给了陈辉很大压力。”
“是不是又是微表情解读？快说说韩老师，也让我们长长见识。”艾小美拽着韩印的胳膊，撒娇地说。
顾菲菲瞪了艾小美一眼，冲韩印说：“是那个回答问题前‘揉眼睛’的动作吗？”
“对。”韩印点头道，“当人们突然面对一个有压力的话题时，往往会做出一个下意识‘阻断视觉’的动作，通过瞬间的回避，来寻求心理上的安慰。”韩印答道。
“韩老师你应该去参加电视台的《非常了得》节目啊，拿下大奖肯定没问题！”艾小美一脸俏皮的模样，“嘻嘻，到时候你一定带上小女子我啊！”
“对对对，也带上我，不是说可以带两个人吗？”杜英雄也跟着起哄。
“呵呵，瞅你俩说得这个热闹，好像咱去定了似的。哪有那么简单，国内最优秀的微表情专家‘姜老师’都有出错的时候，何况是我啊！”韩印见俩孩子说得欢乐，便也来了兴致，“有机会还是你们去吧，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小窍门。其实解读一个人是否说谎，最具有判断意义的，往往是你第一次开口时他的反应。大多数说谎者初始都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安慰动作，比如有人抿嘴唇，有人舔嘴唇……女生大多会有一个整理前额刘海的动作，或者稍微侧头避开视线，去整理耳边的发梢；男生如果是背着台词上来的，回答问题前往往会有一个轻微的垂头动作，用咱们常说的话叫‘低头略做沉吟’，其实是在大脑中复述记忆。当然这不是一成不变的，具体解读要看当时的情景，就如我刚刚提到的‘视觉阻断’，如果突然遇到悲伤的话题，也会出现相似的动作。但从陈辉描述案子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他一点也不悲伤，反倒是蛮享受的。”
第九章 凶手凶手
玉山街道办一行，确认了奸杀案的存在，并且局长周海山系当年办案人之一，证实了这两点，韩印和顾菲菲觉得是时候探探吴斌的口风了。毕竟没有吴斌支持，奸杀案的真实案情很难完整地了解到。他们深信，如果能够彻底洞悉早年的案子，一定会给眼下的“4·7”案，带来关键性突破。
不过他们在刑警队并未找到吴斌，问专案组其他警员，都表示不知道他的去向，而打他手机竟然也提示关机了。这实在太反常了，这个下午在吴斌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刑警队等了好一阵子，一直未见到吴斌的身影，无奈之下，众人只得先回招待所再做打算。
次日一早，众人上车准备去刑警队，坐定之后才看清司机竟是挂着一脸倦容的吴斌。
吴斌并不急着发动汽车，他转过头视线逐一从众人脸上扫过，眼神中不知为何充满了审视的味道……
“吴队，有什么想说的尽管说，请你放心，我们绝对值得你信赖。”韩印感觉到吴斌此刻正陷入某种困扰当中，犹疑不定，便以诚恳的口吻试探道。
也许是被韩印打动，吴斌紧绷的神情慢慢放松下来，随后，娓娓道出他反复思量挣扎了一夜的决定。
原来，昨天下午，吴斌到市局附近的几个经营手机和手机卡的小店试着调查，想碰碰运气看能否找到出售给纵火者手机卡的人，没想到竟很顺利。据一家小店的店员说，那个手机卡是他早晨开店做的第一笔生意，所以对购卡者有些印象。但让吴斌大感意外的是，店员对购卡者外貌的描述，竟然与局长周海山非常相像，联想到局长在勘查现场中途匆匆离去，吴斌不得不将档案室纵火者与局长联系起来。可是局长为什么要烧毁档案呢？他又和凶手所做的第三起案子有何关系？吴斌费力想了半天，也不得其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里面一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甚至是触犯法律的事件。
局长周海山不仅在市局根基深厚，而且还兼任副市长，与市里领导关系甚密，甚至省里都有他的关系网。这样的人物即使吴斌手里掌握有对其不利的证据，短时间内恐怕也很难撼动他的权势。这就让吴斌必须做出决断，是顺着这条线继续调查局长，还是如局长所想稀里糊涂了结失火事件。前者可能令他丧失多年来奋斗所得的一切，而后者严重触及他作为一名警察的道德底线。就这样，大半个下午，以及随之而来的漫漫长夜，吴斌一直在前途与道德之间徘徊、挣扎，是选择对犯罪置若罔闻，以前途为重，还是选择做一名问心无愧的好警察呢？
令人欣慰的是，吴斌最终选择了后者。这就要讲究方式方法了，他深知以他一己之力很难深入触及局长的犯罪本质，只有依靠支援小组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自身，从而保证使命最终完成。
吴斌的态度，正是韩印和顾菲菲想要的，随即两人向吴斌通报了最近掌握的奸杀案的相关调查信息……
老档案室被烧，使得有关奸杀案的所有资料记载全部被“销毁”，想要了解具体案情，恐怕只能靠当年参与办案人员的口述了。问题是局长周海山纵火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专案组方面对案情做过多了解，所以眼下只能暗度陈仓，低调行事，不能让周海山感觉到压力，以防其生出更多事端，使得调查的切入点难以把握。
能对案情有全面了解的，一定得是核心办案人员，如果当年的凶手是被冤枉的，那么这是周海山的个体行为，还是整个核心调查层的集体行为还不好说。如果是后者，那事情就难办了，如今在“死无对证”的情形下，没人会愿意为当年的冤案负责。而这还是后话，只是难点之一，首先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是要搞清楚当年核心办案人员的名单。
由于不能大张旗鼓，经过吴斌和韩印以及顾菲菲讨论之后，决定先由周海山的背景资料入手。他们调阅了周海山的工作履历，发现1979年时，他正服务于市局的“大要案队第一小组”，由此推断白秀云被杀一案，很可能就是由这个要案一组主办的。随后，韩印他们又调阅了长田市公安局的“史志年鉴”，从中找到了当年要案一组的人员构成名单。
看到这份名单之后，吴斌一脸错愕，看起来名单中的某个人可能和他有些渊源。
“怎么，有你认识的人？”韩印看到吴斌的表情变化，随即问道。
“对，我师傅也在其中。”吴斌指了指名单上的一个名字，说，“他是刑警队的老队长，已经退休多年了。”
“你们关系怎么样？”顾菲菲插话问。
“情同父子。”吴斌干脆地说。
“那就好，既然他和你有这层关系，又没有什么地位官阶的顾忌，咱们去做做他的工作，也许他会愿意讲出真相的。”顾菲菲接着说。
“这个……这个……恐怕不太好办。”吴斌拖着长音，支吾着说，脸上表情显得很为难，“我师傅患了淋巴癌，已经到了末期，现在住在医院里，据说时日无多。这个时候为这种事去打扰他老人家，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啊？”
顾菲菲是急性子，眼见吴斌一副优柔寡断的样子，便有些着急，但话刚要出口，却被韩印一个眼神制止了。
去不去向老队长问话，只能由吴斌自己决定，案子调查的困难再大，终归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如果因为这次谈话刺激到老队长，加速他过世的时间，或者让他“走”得不够安详，那对与之感情深厚的吴斌来说，会一辈子良心难安。所以这个时候，吴斌做出任何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外人不能要求他做什么。因为终究那份痛苦是由他来承受的，最终的结果也只能看吴斌自己的选择。
吴斌抽出一支烟，默默点上。屋子里静极了，大家都不出声，齐刷刷地注视着他，等着他的抉择。一支烟燃尽，吴斌使劲将烟屁股捻灭，站起身来，淡淡地说了一句：“走吧，去肿瘤医院！”
长田市肿瘤医院，特护病房。
吴斌隔着病房门上的玻璃，看到师傅正拉着师母的手在聊天。师傅今天的精神头看起来很不错，不知说了什么，师母一直抿嘴笑着，吴斌准备推门的动作骤然停住了。师傅这次又住院，医院方面表示病情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阶段，让家人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像眼前这样聊天的机会，对师母来说只怕不会太多，吴斌实在不忍打扰他们。
犹豫再三，吴斌还是狠狠心扭开门把手，推门走进病房。
“小斌来了，你看你这孩子，又买那么多东西干啥啊！”师母一边亲热地和吴斌打着招呼，一边接过他手上拎着的水果和营养品放到床边的小茶几上，“你这两天没来，可把你师傅想坏了，没事总念叨着你。”
“呃，这两天实在太忙了，你可别怪我啊老头儿。”吴斌走到病床前，细心帮师傅掖了两下被角，冲师傅笑了笑说，“等忙完这段，我带着你‘孙子’来好好陪陪你。”
吴斌父母常年生活在国外，在长田他没有别的亲人，几乎就把师傅和师母当作自己的父母一样。结婚前他基本都吃住在师傅家，后来有了孩子没人带，也送到师傅家，如今那孩子对待师傅和师母，比对他亲爷爷和亲奶奶还亲。
“别听你师母瞎说，你该忙就忙你的去，还是干事业要紧，别总往我这儿跑。”师傅嘴上这么说，但看得出吴斌这一来，他情绪比刚才还要好，强撑着身子坐了起来。
“对了师傅，这几位是刑侦局重案支援部的专家，是来协助市局办案的。听说我要来看您，便也要跟着来探望您。”吴斌一边扶着师傅靠在床头，一边指着韩印和顾菲菲等人介绍着。
听吴斌这么说，几个人赶紧过去，分别和老人家握手，又说了些祝他早日康复之类的话。
师傅招呼老伴儿搬椅子给客人坐，又对老伴儿说：“老伴儿，到中午了，我想吃饺子，去食堂打点吧！”
“好好好，我这就去。”跟做刑警的老伴儿生活了一辈子，她同样也看得出，吴斌带这么多人来，肯定是碰到要紧的案子了，便识大体地在吴斌耳边小声叮嘱一句，“你师傅今天情绪特别好，早上还吃了半碗粥，人也不糊涂了，你留下来陪他说会儿话，不过别让他太累了。”
“知道了师母，您慢点走啊……”吴斌关切地说。
师母刚出门，师傅的神情便严肃起来，冲着韩印和顾菲菲等人打量了几眼，扭头对吴斌说：“说吧，连刑侦局都来人了，看来案子不小？”
吴斌低下头，有些难以张口。师傅一直都是他的偶像，不仅教会了他如何办案，更教会了他如何做一个正直的警察，他非常非常害怕，害怕接下来的问题，会揭开师傅不为人知的一面。
“白……白秀云的案子您还记得吗？”吭哧了半天，吴斌硬着头皮说。
“谁？你说谁的案子？是1979年的‘12·28’案吗？”师傅身子一震，闪过一道复杂的眼神。
见师傅反应虽有些激烈，但脸上并不慌乱，反而好像还带着一丝惊喜，吴斌长出一口气，说：“对，就是那个案子。您当年参与了吗？我们想听听案子的情况。”
师傅沉静下来，对韩印等人又逐一扫视一番，最后视线回到吴斌脸上，淡淡地说：“你们怎么突然想起要问那件案子？”
“师傅，是这样的……”吴斌接下师傅的话，从头至尾将三起案件，再到档案室失火，再到他们对局长周海山的怀疑等等，详详细细讲了一遍，然后亮明观点，“我们觉得白秀云一案的凶手，很可能是被冤枉的。”
“这样看来，周海山他们当年果然对案子做了手脚，否则也不至于如此惶恐，竟连老档案室都给烧了。”师傅微微颔首，深吸一口气，说，“既然你们今天提起了，那我就说说积压在我心底三十多年的疑问吧。总的来说，当年案子结得太过草率，有很多疑点没有捋清楚，而且审讯中可能使用了刑讯逼供，所以我认同你们说的，那很可能是一起冤案。”师父顿了顿，凝神回忆了一会儿，继续说，“白秀云一案对我来说，记忆深刻，不仅仅因为刚刚说的原因，更主要的那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大要案队所参与侦办的第一起案子。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案发那天早晨6点左右，紧挨着白秀云家的邻居，听到一阵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哭声持续了很久，邻居有点担心，便出来看看白秀云家发生了什么，结果就看到白秀云像个大雪人似的坐在她家院子里的秋千上……”
“麻烦您说得再详细些，对我们分析凶手的行为特征很有帮助。”韩印从随身的背包中拿出一支录音笔，放到病床边的茶几上。
“好。”师傅沉默片刻，在脑海里仔细搜索了一下当年的记忆，道，“当时院门和房门都是敞开的，客厅里很乱，白秀云的睡衣被撕碎扔在地上，她儿子睡在客厅里的小床上。法医判断白秀云是在客厅里被掐死的，然后被拖到院子里摆到秋千上，死亡时间大概在发现尸体的9个小时之前。白秀云脸部遭到大面积重击，下体被塞入两支彩色蜡笔，死前有性交的迹象，但下体损伤不大，在其大腿内侧发现了精斑，客厅茶几上有一盒蜡笔，很新，像是刚开封的，不过少了塞在白秀云下体里的两支。雪是凌晨才下的，因此没发现脚印，但在客厅沙发茶几等处以及蜡笔盒上，各提取到不属于白秀云的一组指纹，茶几和沙发上的指纹很乱，经鉴定是来自同一个人。”师傅拿起放在床边茶几上的水杯，润了润喉接着说，“当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几乎鲜有谋杀案发生，更别提如此怪异残忍的作案手段了，所以案子一出，几乎可以用震惊整个国家来形容。考虑到案件性质恶劣，一旦泄露出去可能会引起大范围的社会恐慌情绪；另外当时时局复杂，同时也担心敌特势力借机扰乱民心，以至案发后市局立即将案件全面封锁，指派当时我所在的全局破案率最高的大要案队第一小组，以‘隐秘’的方式，‘限期’侦破该案。结案后，所有资料归档作为绝密封存，任何人未经市局领导批准不得调阅，也未向社会通报过此案，就好像那案子从未发生过似的。”
“为什么会抓错凶手呢？”顾菲菲趁着师傅喘口气的工夫，插话问道。
“唉，其实主要是因为办案组一开始就选错了侦破方向。”师傅叹口气，道，“当时组里把侦破侧重点放在彩色蜡笔上。那个时候商品资源匮乏，彩色蜡笔很不好买，而且非常贵，白秀云一个人拉扯个孩子是不会舍得买的，那么肯定就是有人送给她的。而送这样一个昂贵的东西去给一个单身少妇，这里面恐怕有着牵扯不清的暧昧关系，于是组里初步判断：白秀云一案，很可能是一起求爱不成，导致恼羞成怒，进而强奸杀人的案子，希望能通过彩色蜡笔牵出凶手。
“基于这一判断，我们秘密询问了白秀云单位的同事以及她周围的社会关系。据她的同事也是好朋友梁艳反映：白秀云被杀当天中午，有一个相貌平平的矮胖男人到单位来找她，下午白秀云回来梁艳追问她，她说那男的是她的初中同学，正在追求她。梁艳觉得，蜡笔很可能就是那男的献殷勤送的。我们通过梁艳的描述，找到那个男人。他叫徐宏，是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他承认在和白秀云交往，但矢口否认蜡笔是他送的。可是我们对指纹做比对以后，发现他的指纹与我们在蜡笔盒上提取的指纹是吻合的，于是就把他抓到队里审问。
“那时，差不多组里所有人都倾向于徐宏是凶手，而进一步对精液做测试，也正好吻合徐宏的血型，由此看起来证据链已经形成了。由于当时破案时限已到，市里和局里不断向办案组施加压力，所以在自认为证据确凿，但还未取得徐宏口供的情形下，办案组负责人便急着向局里汇报说凶手抓到了，局领导十分高兴，立即向市里通报，市里领导也当即表示要进行嘉奖。
“可没想到随后的审讯并不顺利，对于我们提出的证据，徐宏都给出了看似合理的解释。他承认蜡笔是他送的，而之所以一开始否认，是因为蜡笔是他在商店库房里偷的；同时他也承认白秀云大腿内侧的精液是属于他的，但强调他们是在中午时候彼此自愿发生性关系的。其实他的话倒是蛮符合实际状况，尸体上确实未有强奸造成的严重撕裂伤。但办案组那时已是骑虎难下，放了徐宏重新再找线索，时间上根本来不及。而且出尔反尔，到局领导和市领导那儿也没法交代，逼到最后就有些‘是他也是他，不是他也是他’的意思了。或许是忌惮我是刚进组的，怕我乱说话，也摸不清我的底细，当天审讯持续到凌晨，组长和周海山找了个理由把我支走了，说是让我先回宿舍休息，早晨好接他们的班继续审。可第二天清早，我一到组里，便听说徐宏已经全撂了，他承认在强奸白秀云时用力过猛失手掐死了她，并且在口供上签了字，随后不久他便被枪决了。我还记得那天早晨，我走进审讯室，发现墙上和地上都是血迹斑斑的，我想那应该就是徐宏被刑讯逼供时留下的印迹吧……”
“徐宏有没有案发时不在现场的人证？”韩印问。
“有，但不够充分。”师傅点头又摇头，说，“徐宏的情况和白秀云差不多，妻子早年因病去世，给他留下个男孩，不过他结婚较早，当时孩子应该有七八岁了。据那孩子说，案发当晚，他患了重感冒，一直发着高烧，徐宏陪在他身边照顾了一整夜。但由于是直系亲属，又是个孩子，再加之他当时患有重感冒，可能记忆出现混乱，所以他的证词未被采纳。”
“徐宏的孩子后来是谁照顾的？”韩印又问。
“当时他爷爷奶奶都在，应该是跟他们一起生活吧！”师傅说。
韩印点点头，瞅了瞅顾菲菲，顾菲菲轻轻摇了摇头，表示没有问题了。恰逢师母拎着保温饭盒回来，众人便打住话题。
“老伴儿，快尝尝饺子的味道怎么样？知道你嘴刁，别人包的吃不惯，我特意借了人家的材料亲手给你包的。”师母打开饭盒盖，将热气腾腾的饺子送到师傅面前说。
“不错，不错，味道真不错。”师傅拿起一个饺子放到嘴里费力地嚼着，将饭盒冲向韩印他们，说，“来，都尝尝，尝尝我老伴儿的手艺咋样！”
“不了，打扰您休息这么长时间，已经非常不好意思了，我们还有案子要办，就不耽误您吃午饭了。”顾菲菲推辞着。
顾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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