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官阶-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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氖导�证明，这种做法是极为得当的。二冯乡长的名字叫冯司二。你别以为这名字有点奇怪，有点像香港警察们听了姓冯的上司训话，马上立正、敬礼时高呼的“爷死，冯司儿”！我给你讲讲它的来历你就明白了。

　　　　冯乡长的老家在丰阳县偏远的山沟里，父母不识字，孩子生得又多，就不太重视给孩子们起名字。老大、老二就叫大娃、二娃，闺女就叫大妞。轮到冯乡长，是第四胎，干脆就叫冯四，称呼起来，用儿化音，就叫冯四儿。笨人的办法其实聪明，这种给孩子命名的办法，高明就高明在暗合了数学上的“序数”规律，与中文的“第一”、“第二”、“第三”，数学上的A1、A2、A3，或者文件中的编号“№1、№2、№3”是一个道理，既方便记忆，又容易区分。

　　　　冯乡长的小名“冯四儿”，一直用到他念初中二年级后半期。有一天上语文课，语文老师讲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段落，咬文嚼字后，忽然瞎扯了起来，说司马迁的后代只有两个儿子，为了避免灾祸，分别逃亡到外地，隐姓埋名。为了延续祖宗的香火，两个孩子约定把自己的姓氏变一变。老大取司马迁复姓“司马”的第一个字，另加一竖，是个“同”字，姓同，老二则取第二个字，加上两点水，是个“冯”字，姓冯。所以认真考证起来，姓同的与姓冯的才是司马迁的后代，同姓为长门，冯姓为二门。司马迁受了宫刑，再也没有生育，所以，所有姓“司马”的倒与司马迁没有直系关系。至于什么是宫刑，老师没有讲，初中生们也不太懂。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冯乡长如痴如醉，非常崇拜司马迁。这个名垂青史的大史学家，竟然是自己的祖先！当天就立下志向，长大要当司马迁第二。灵机一动，把自己所有的课本、作业本上的名字“冯四儿”，涂改成了“冯司二”。别的老师、同学知道了，粲然一笑，没有当回事儿。语文老师知道后，却觉得自己的讲解，意想不到地对这个孩子起到了这么大的励志作用，洋洋得意地夸奖冯司二是个有悟性、有志向的好孩子。

　　　　冯乡长并没有实现自己著书立说的宏大理想，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枯燥的田间生活，把一时心血来潮的志向，消磨得无影无踪，只有“冯司二”这个怪名字，一直伴随他入伍、打仗，转业后参加工作直到今天。

　　　　最近一次开乡镇长会议时，刘鎏和他坐在一起，两个人没话找话说，说起了冯乡长的名字。冯乡长不无得意地说明了自己名字的来历，刘鎏这家伙脑子快，立即想办法调笑冯乡长说：“冯乡长，你这个名字不吉利。”

　　　　冯乡长一惊，问：“有什么不吉利？”

　　　　刘鎏胡诌说：“你的先祖司马迁是史学家，而你要当司马迁第二，在我看来，你去写现代《史记》是不可能的，受宫刑、割睾丸，变成太监，倒是有可能的。”

　　　　冯乡长立刻会意，他妈的真是不吉利，自己在计划生育高潮到来时，幸亏做的是假结扎手术，要不然，不就是受“宫刑”了吗？又一想，刘鎏这小子没安好心，一定是在转着弯儿骂他，就回敬说：“不错，老子是结扎了，可是没有做彻底，一流就把你小子刘鎏流出来了。”

　　　　别看冯乡长平常大大咧咧的，其实挺有心计。他与项明春相处，总觉得别别扭扭的，觉得项明春这个人比较迂腐，食古不化。照项明春的干法，黄公庙乡的经费永远不会宽裕，让他一个料理财政的乡长整天被债主追逐，作了不少的难。书记、乡长不是“双黄蛋”，虽然同为正科，同为正职，毕竟书记是一把手，自己处于配角地位。自己虽然堂而皇之地是法人代表，但重大决策必须听命于书记。长此以往，仍然郁闷，听了刘鎏的一番胡诌以后，就更加明白地感到，自己的名字果然不好，不吉利，“司二”不行，必须“司一”，只有取代了项明春，自己才有出头之日。改名字当然来不及了，但转变命运还完全有可能，不仅要韬光养晦，还要积极进取。

　　　　冯司二的结发妻不仅知冷知热，而且洞悉老公的心思。一天，冯乡长好像无意之间，对老婆提起周县长到祖师庙还愿的事情，连说真想不到，在我的地盘上，神仙真灵，可惜自己不能到那里磕头烧香，要不然也去试试。老婆立刻心领神会，老爹也在一边说，你不能办的，叫你媳妇去办。老婆说，他爹，要不我去得了，两口子不论谁去，都是同样的。冯乡长没有表态，老婆就认为默许了。

　　　　冯乡长走后，老婆和公公合计一下，应该许多大的愿才合适？谁知这老头是个吝啬鬼，吩咐儿媳说：“用不着许多大的愿，一个猪头、两个大枣山馍就足够了。”

　　　　儿子在一旁撇撇嘴说：“顶毬用？净搞封建迷信！”

　　　　冯乡长老婆自有心计，心想，不听你们爷孙俩的，反正不过是先对神仙说说，许得大一点没有关系，成功了，千儿八百的愿也值得还，不成功的话，连香也不用去烧。

　　　　于是，冯乡长老婆在农历十五这一天，混迹在好多敬香的妇女中，去黄公庙乡的祖师庙许愿。她跪在祖师爷面前，托神仙保佑自己的丈夫交上好运，嘟嘟囔囔地念叨了好一阵子，连磕了十个响头，把额头磕得沾了一层土灰，头昏脑涨地出来，影影绰绰看到了孙秀娟也来了，赶紧躲进了厕所里。其他正在方便的妇女，奇怪地看着这个不解裤带的女人，又臊又臭的地方，你不解手来干什么？冯乡长老婆心里说，看看，人家书记的老婆不也来了吗？幸亏自己来了，要不然书记高升了，说不定轮不到自己丈夫接替呢。三孙秀娟到祖师庙烧香，并不是项明春授意的。这女人越来越迷信这一套了，丈夫不在家的日子，她常常偷偷地在家里烧香，祭拜各路神仙。因为怕项明春责怪，所以拜完以后，总是把香炉立刻藏起来，打开窗户通风透气。男人的嗅觉和听觉远远没有女人灵敏，好久项明春都不知道孙秀娟玩的这一套把戏。

　　　　有一天，项明春回到家里，竟然闻到一股幽香还没有彻底飘散，就问孙秀娟：“你在家里，干了些什么？”

　　　　孙秀娟掩饰说：“我能干什么？这一段雨下得多，我就点了些卫生香，驱驱屋里的潮气和秽气。”

　　　　项明春说：“我怎么闻着好像是祖师庙里的气味？”

　　　　孙秀娟笑笑：“是啊，我要演习一下，好到你们乡里的祖师庙烧香啊，让神仙保佑你官运亨通，我们母女平安啊。”

　　　　项明春说：“你可不要搞这一套邪门歪道的事情，让人家听了笑话。”

　　　　孙秀娟说：“好，好，听大书记指示，坚决不搞这一套。”

　　　　项明春忽然想起了周志茹磕头的形象，就无意地说：“嗨，你还别说，还真有人相信神仙显灵的。”于是，把周志茹在祖师庙还愿的事情对孙秀娟说了一遍。

　　　　孙秀娟佩服地说：“看看人家周县长，升职多快，肯定是神仙保佑的。”

　　　　项明春说：“她是半夜里喝面条，赶（擀）上了，哪有什么神仙保佑？”

　　　　孙秀娟说：“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要不，我也到祖师庙去，许一个千秋大愿。”

　　　　项明春急忙说：“你可不要去，干部家属不能这样做。”

　　　　孙秀娟说：“咋，兴县长去还愿，还不兴我们去烧香？”

　　　　项明春说：“人家是非党干部，在这一点上路宽，我们党员干部就不能效法。说不让你去，就是不让你去！你如果去了，让群众知道了，我这个书记还怎么当？”

　　　　孙秀娟说：“不要紧的，在你们乡里，有几个老百姓认得我？”

　　　　项明春耐心地开导孙秀娟：“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无神论，不要相信这一套。况且我这个人历来对当官没有多大兴趣，犯不着让你求神仙保佑。”

　　　　孙秀娟说：“得了，我的大书记，别在家里发表报告了，我又不是你的百姓，大话到你乡里的主席台上去讲吧。”

　　　　项明春有点不耐烦，心想，这女人真是不可理喻，要是邬庆云，绝对不会这么浅薄无知。同样是中专毕业生，生活把人磨练到了两种境界，这孙秀娟越来越像一个农村妇女了，就气呼呼地说：“说不让你去，就是不让你去！”

　　　　孙秀娟也恼火了：“宗教信仰自由，你管不了我。”然后气哼哼地到厨房忙活去了。

　　　　那天，冯乡长的老婆从祖师庙烧香回去后，对冯乡长说起，她碰上了孙秀娟也到祖师庙烧香的事情，冯乡长喜形于色地说：“好，好，有你们两个女人内外夹攻，我就不相信神仙不显灵，这出头日子就要快多了。”

　　　　正当冯乡长满怀信心，要加快步伐，抓住时机把项明春推上去，好接替书记的时候，县里开始了大动作。县委、政府先是把书记和乡镇长们分成两批，到江浙一带发达地区参观考察，观摩学习，然后制定了《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决定，把经济指标层层分解到各委局、各乡镇头上。县委成立了督察室，抽调了一批干部整天催进度，要情况汇报，县乡两级顿时忙得不亦乐乎。特别是县城建设，更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只要有利可图，马上引来一批开发商，征地开工，盖起了一片片高层建筑。县里的主要任务是修路、造桥、建滨河公园。为了拉大城市框架，县委、政府做出了“内部扩张，外部延伸”决定，成立了以郗县长为指挥长，徐县长和叶兆楠为副指挥长的拆迁规划领导小组，没有多长时间，县城里到处都处在拆迁的氛围中。冯乡长转业后在民主街盖的门面房，也在拆迁之列，他们这一带居民，人心惶惶，与政府展开了拉锯战。

　　　　冯乡长的老婆和老爹忧心忡忡，这么好的房子，说扒就扒了。冯乡长说：“天塌砸大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拆就拆吧，咱们再找一处风水更好的地方重新建房。”

　　　　老爹说：“说着容易，做起来很难，就给那么一点补偿，咋会够盖新房呢。”

　　　　老婆说：“是啊，拆房好办，这一段住到哪里呢？”

　　　　冯乡长说：“怕什么，让孩子住学校，你们两个搬到乡里去住一阵子。至于盖新房子，我自有办法。”

　　　　说归说，一屋子家具寄放到哪里才好？冯乡长心里一时没有着落。

正文　第十章

　　　　叶兆楠想，拆房子也跟官场一样，隐含着不少的层次。秦鸣鸥临死时伸手的那一抓，顿时让徐立身吓出了一身冷汗。一扩街是曹书记主政以来，雄心勃勃地开展的发展项目中，最重要的一个大动作。说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工作的难度决定的。封建时代，新县官上任，如果囊中羞涩，有一个快速敛财的好把戏儿，就是出一纸公告，对店铺林立的某条大街进行扩建，马上会有当地的绅士、财主们纷至沓来，上门进言劝阻，县官只管收银两、银票就行了，收足收够了，适可而止，大不了再出一纸公告，说出某种不必扩街的另外原因，这事情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敬请读者千万不要误解，我把“扩街”说成是县令的敛财项目，不是讽刺现在的各级领导，只是为了说明搞这个动作难度大，是自古以来都不容易的。现代的领导人一上任，也同样喜欢扩街。当然不是为了敛钱，而是为了发展大计，为了早出政绩。城镇的大街，不仅是商品经营的门面，也是主要领导的脸面。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要想解决交通拥挤，消除“脏、乱、差”，扩街是势在必行的举措。一声令下，容不得任何人去说情、上供，“四大家”办公会议上，没有一个县级领导表示疑义，就证明这是得民心、合民意之举。

　　　　县委、政府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专门成立了以郗县长为首，徐县长和叶县长为辅的指挥部，城建、工商、公安、法院、消防等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参加，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大动作。首先是十几辆锃明瓦亮的小汽车一字儿排开，到包括民主街、民生街等四条大街进行现场办公，筹划运作，几条街上的门面房主们立刻惊慌起来。有好事人很快就编出顺口溜儿来：

　　　　前边走着郗知县，

　　　　后边跟着“徐百万”，

　　　　带着公安和城建，

　　　　眼看要扒一大片。

　　　　这项工作的政策性强，牵扯面广，一定要损伤一部分人的利益。当城建局的工作人员，提着白灰桶，在几条街的门面房前的墙上，写出画着圆圈的“拆”字，限定拆除时间后，好事人又有了新顺口溜儿：

　　　　头排哭，二排笑，

　　　　三排抱怨没扒到，

　　　　四排五排看热闹。

　　　　大气候一旦形成，你商家再唉声叹气，也是阻挡不了的。商店里的老板们打出了“赔血本，大甩卖”的广告，开始处理剩余商品，企图捞一点儿是一点儿。群众的消费心理就是怪，“买涨不买落”，任凭商家们“本店商品三折起价”、“清仓商品，一律五元”、“走过路过，不可错过”的喇叭声叫得如何起劲儿，就是没有多少人肯买。多少人都在想，谁知道你是不是在乘机处理积压商品？谁知道你是不是还要继续降价？除了一些低得不能再低的衣服、鞋袜被一批批妇女哄抢了以外，其他大宗商品并没有产生抢购一空的预期效果，四条主干大街经营萧条，兵败如山倒。

　　　　门面房的业主们就补偿问题，开始同政府讨价还价。北方的县级财政，没有几个富的。丰阳县就是领导们经常说的“吃饭财政”，能保证干部职工的基本工资发放就不错了，哪有多余的钱搞建设？关键是扩街不同房地产开发，拆迁户的补偿必定是你政府的事情，政府不拿钱谁拿钱？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书记、县长自然不愿意多出钱，于是责成主管部门，搬出上级文件，专拣有利的条款使用，尽可能压低补偿标准，这就激怒了门面房的业主们，打着“宁要祖宗一张床，不让贪官来拆房”的大标语，一拨儿一拨儿的群众开始上访闹事儿，一些妇女甚至使出和丈夫混闹的绝招，寻死觅活的，和政府较劲儿。这样一来，“攻坚战”就成了“拉锯战”。

　　　　上访最凶的时候，信访部门挡不住了，让公安上的防暴队上；防暴队挡不住了，叶兆楠亲自出面做群众的工作。一伙人气势汹汹地说叶兆楠：“你一个小鸡巴副县长，做不了主，让稀松出来，让徐百万出来！”那个不论理的劲头，把下来任职不久的叶兆楠的鼻子都气歪了。

　　　　任何事情一旦具体，就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拆迁工作在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以后，果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冯乡长家所在的民主街更加古老的民生街上，拆迁的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有一些房产，在把第一排的门面房拆除后，距离第二排住户还有三米五米的不等。

　　　　这个隐含的毛病暴露出来后，才真的让指挥部领导们挠头皮。余下五六米宽的业主一定要在原址上起房，盖个厦状的新门面，三到五米的商户，不可能再建房了，第二排的乘机想往前扩展。闹来闹去，就闹得凶了，到了不解决不可的地步。叶兆楠想，这拆房子也跟官场一样，想不到隐含着不少的层次。

　　　　指挥部对这个现象，专题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第一排房产的业主们一定要搬出去，不能再允许他们就地建房了。问题是腾出来的地皮，到底要不要出让给第二排？大家的意见发生了重大分歧。大多数人倾向不能向第二排业主出让，因为从长远的发展战略考虑，说不定将来还有继续扩建的可能。另一种意见是，要是这样的话，沿街的门面房就不会整齐，很不雅观，失去了动这么大劲儿拆迁的意义。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反驳说，这有什么？错落有致，空下来的地皮，就作为空场，铺上些彩色花砖就行了，也不失为一种景观。

　　　　争来争去，郗县长不愿意在这上边费脑筋，拍板说，大家不要争了，这件事儿，就由立身同志全权处理吧。

　　　　坚持第一种意见的叶兆楠，对于郗县长的这种安排，心里很不好受，怎么一回事儿？自己是班子明确过的抓城建工作的副县长，此时却成了“聋子的耳朵”，反而没有权力当家了，有点让人扫面子。叶兆楠本来就对上访群众瞧不起他，心里一直窝火，真想在这件事情上当家做主，体现一下权威，可指挥长既然安排了，就没有办法再与徐立身争这个操作权。转念一想，反正人家徐县长是常务，郗县长的安排也是无可厚非的，自己犯不着争。再说，一个外来的干部，没有当地产生的领导熟悉情况，是福是祸，还说不定，走着瞧吧。

　　　　徐立身本来对拆迁工作并不积极，所以，在讨论的过程中，一直没有表态。见郗县长这样安排，就活跃了一些。他一下手，艰难的拆迁工作竟然顺利起来，上访的潮水渐渐消退了，一街两行的门面房齐齐整整地建了起来。二徐立身在丰阳县的绰号“徐百万”，无人不知。产生的原因，有一种版本说，那是徐立身当年当乡镇党委书记时，搞计划生育工作很出色，记者采访他时，问到你们乡里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有多少？徐立身说，不多不多，只有二十多号人。记者又赞叹地问，咦，只这么多人，怎么能把工作抓得如此好？徐立身高深莫测地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话传出去以后，徐百万这个绰号就开始兴起了。

　　　　另一种版本是，徐立身非常有钱，百八十万的，不在话下。现在的大款们，百万资产实在是毛毛雨，可在当年，能够号称百万的人，在丰阳县是极少数，尤其在干部队伍中，是根本不会有的。谁也没有真正核定过徐立身的家产，只是从他家的住房面积、装修水平来看，规模和气势宏大，儿子有一个运输车队，女儿送到加拿大留学，老婆脖子里的金项链，有“拴狗绳”粗细，倒是真正拴他家那两条纯种大狼狗，用的是不锈钢链子等奢华来推断的。说穿了，“百万”只是一个形容词，一般形容词是夸大其词的，这里倒说不定是缩小了。

　　　　徐立身开始对这一绰号相当恼火，但没有办法，防众人之口，甚于防川，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不过，当有人和他探讨起这一绰号的来历时，他说的都是第一种版本。他心里很清楚，起作用的当然是第二种版本。人们称他“百万”，都是往他的资产上想的，任他们说去，反正自己的家产有多大，就像哑巴吃饺子，自己心里有数。这几年，百万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徐立身对财产的占有不满足，但对官职这个位置还是比较满足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年龄和假文凭，以及任职的届数，决定了他已经不可能再有多大进取。官久自富，能够发展到今天，的确得力于自己一直干的是有职有权的角色。常务副县长干了两届了，下一届肯定要到人大、政协去，徐立身认为自己退下来，做一个人大、政协的一把手是没有问题的，最好的选择是当人大主任而不是政协主席，到底人大主任比政协主席要好一些，所以一直在围绕这一目标开展工作。

　　　　在表面上，徐立身和已故的秦主任没有一点矛盾，其实积怨很深。他最不满意的，是这个秦鸣鸥经常对别人说起让贤给他的故事。事出有因，虽然当年徐立身曾经感动过一阵子，但到底并不服气，天知道是你秦鸣鸥的本事大，还是我自己的本事大？凭什么说是你让贤给我的？你秦鸣鸥把这件事儿挂在嘴上，难道让我承情一辈子？可这些抱怨是埋在肚子里的，从来没有说出来过。当有人向他说起这些传言时，徐立身常常哈哈一笑，是啊，秦老兄高风亮节啊！

　　　　徐立身很善于低调做人，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权重位高、财大气粗的样子，在酒场上，和大家开玩笑时，总是说，你们看，真正有本事的人能够把别人的肚子搞大，我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把自己的肚子搞大了。大家哈哈一笑，没有人肯当“揭老底儿战斗队”的队长，他当年在乡镇干时，把人家小姑娘肚子搞大的轶闻早已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至于现在的那些风流韵事儿，只有他的司机清楚。

　　　　在他当上副县长的第二年，组织上曾经准备提拔已经当了政府办主任的秦鸣鸥。徐立身盘算以后，觉得这个秦鸣鸥的威信比自己高，如果成为副县长，肯定对自己的进步是个不小的威胁。于是，就指使人罗织了秦鸣鸥十几条罪状，不早不晚，就在市委常委们开会研究干部前，给每一个常委的案头都送了一份告状信。这让当时的市委书记非常作难，只好让组织部门在书记办公会已经拟好，提交常委们通过的名单上，把秦鸣鸥划了下来。市委书记为此还动了不少心思，批下去查吧，县委书记保护这个同志；不查吧，又似是而非。最后的结论是，不查不问，暂不提拔使用，就把秦鸣鸥搁置了下来。

　　　　徐立身搞的这个小动作，秦鸣鸥是否知道，到现在也是一个谜。只知道秦鸣鸥被搁置以后，徐立身特意在家里宴请了秦鸣鸥。找来的几个陪酒的，都是他们的一帮老哥们儿。开始时，大家避口不谈这次人事变动，喝到高了时，有人就骂组织上瞎了眼，放着这么好的干部不使用。

　　　　秦鸣鸥“呜呜”地哭了起来，喋喋不休、语无伦次地表白说：“大家都别说了，我能够想得开，是自己的命运不济。有些人啊，笑里藏刀，心怀鬼胎，看不透啊。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吃亏就吃在为人太实在上头啊。这么些年啊，多少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溜走了。我就像山里的一只癞蛤蟆吃酸枣，憋足了劲儿，向上一跳，扑了个空，又聚一次劲儿，再向上跳，仍然扑空，就这么跳啊，跳啊，希望犹在，前程渺茫啊。哪像人家徐县长，官运顺畅，财运通达，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啊！”

　　　　听到这些话，徐立身脸不红，心不跳，赶紧劝大伙：“秦大哥喝多了，喝醉了，我们不要再喝了，马上送秦主任回家！”说着，亲自去搀扶秦鸣鸥。

　　　　秦鸣鸥说：“老弟，你不要管我，我没有喝多，咱哥们儿铁打的关系，我甘愿侍候你，你让我喝，喝……喝他个一醉方休！”说着说着，唱起了越调戏：

　　　　小奴家坐云楼心思徬徨，

　　　　想起了身前事儿好不心伤……

　　　　一桌子人这才知道秦鸣鸥真的烂醉了，赶紧七手八脚把秦鸣鸥抬了起来，送到了大门外，塞进了徐立身的车子里。

　　　　打那以后，徐立身在别人面前总是威风八面，到了秦鸣鸥这里，却不禁心虚，真的像看到了不是吃酸枣，而是趴在脚面上的癞蛤蟆，有一种腻歪歪的感觉。秦鸣鸥临死时伸手的那一抓，在徐立身看来，并非是最后的一次握手，而是带有报仇性质，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当郗县长安排让他全权处理拆迁的善后事宜时，徐立身亲临一线，超常规地开展工作，确实发挥了稳定民心、推动进度的重大作用。他的办法看似简单，却是叶兆楠这样的人想不到、办不到的。黑白两道，全部用上，战术上暗合了孙子兵法，对业主们各个击破。有些业主冥顽不化，就指使黑道上的朋友带上刀具，半夜里进行恫吓；有的人送来了钱财，就网开一面。城建局局长是自己调教出来的，三寸宽的条子一到，立刻落实照办。第二排的业主们向外扩张了，纷纷称颂还是徐县长英明，会处理复杂的问题。剩下面积不多的第一排业主们，徐县长压着头皮，让第二排的人出高价，折算出大一点的比例，给前排的业主补偿，留下一部分收入，分摊给职能部门。城建、土地部门非常高兴，积极地给第二排的业主补办出让手续。当然，补偿的标准就不再统一了，头排、二排的业主们，出钱的和得钱的，差距很大。差距的大小，正好同给徐县长上菜的数目成正比。出钱多，或者得钱少的人自认倒霉，忍气吞声，不敢抗争，白白给幸灾乐祸的人当了一次笑柄。

　　　　在这一段时间里，叶兆楠当配角，除了长了不少见识外，基本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白天无所事事，夜里就和李静娴通电话，煲出了不尽的情话。在拆迁工作即将告成的时候，李静娴来电话说，自己去医院做了妇科检查，阳性反应，医生诊断说，已经怀孕了，你说该怎么办？叶兆楠大喜过望，说这很好办，我们马上旅游结婚去。于是，叶兆楠在拆迁的关键时刻，请了半个月的事假。郗县长觉得反正他在家作用也不大，没有问他干什么，就给曹书记打了个电话，两个人都答应了。三郗应松在处理拆迁过程最后的纠纷时，表态让徐立身全权处理矛盾，基于复杂的考虑。

　　　　首先，郗应松不愿意趟这浑水，他要找个替身。这也许让人感到奇怪，一个县长竟然如此小心眼儿，踏“雷区”、排地雷本身就不是首长的事情，自有连、排长以下的工兵干，你只要坐在指挥部里下指示，摇鹅毛扇就行了，哪有什么浑水可趟？其实，这只是局外人的一般看法。现在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都会发生，谁当家做主，矛盾就会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他的身上，你想躲都躲不开。特别是拆迁工作，越是接近尾声，就越难缠。

　　　　在开始行动的一段日子里，四条街的老百姓，人潮汹涌，闹事的人打着牌子，提名道姓地要和郗应松对话，甚至齐声呐喊：“郗应松，你出来！”并不可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行了，用不着郗应松出面，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只要有老实一点的老百姓开始拆房子，其他人知道大势所趋，政府补偿就那么一点，谷糠里榨不出四两油来，都得乖乖地拆迁。个别的“钉子户”、“难缠户”，还可以动用警力或者司法手段解决。

　　　　在研究处理遗留问题的会议上，郗应松盘算一下，前期大声势时的工作好做，到了现在就不行了。剩下的这一些超一排、占二排的业主，还有那些被巴掌大的地方遮盖，一时无法成为前排，巴望着成为第一排的业主，出于对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都在想方设法向他这个县太爷公关。这些人都是本地的地头蛇，神通广大，公关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不知道其他副县长受到何等煎熬，只知道他这个县长、指挥长是万万躲不开的，已经走到了矛盾的焦点上。形势急转直下，已经变上访为下访了。

　　　　从出现苗头开始，不说这亲自造访的上层人物，天天有几个酒场招待需要应酬，还有一些人拿着权威人士的信件和重礼，深夜或者黎明朝晋让人吃不消，连这手机、固定电话就接不及，六七成都是为两种不同处境的业主们说情的。市财政局、发改委等职能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能得罪，市检察院、纪检委等要害部门的人员也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