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业风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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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刑部和吏部的官员还没有到，他们已经在着手“反腐倡廉”了，等那些官员一到，张须陀那里已经收押了四十多个从县丞到太守级别的官员，而窦建德那里则是三十个，按比例还要高过张须陀。　　本来，事情应该是很简单的，张须陀和窦建德也都不是蛮干的人，他们抓人，都是手上证据确凿了的，而其中有七八成的官，都够得上杀头抄家。　　可是，越是应该简单的事情，越不简单。　　这大隋的天下，继承的是北周，而北周又来自西魏，从西魏起，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关陇集团，其中最显赫的，是“十二柱国”，要算起来，杨广他家祖上，在关陇集团最多算是二流角色，靠了他爷爷和父亲的努力，加上亲家独孤氏（十二柱国之一）的大力扶持，才算后来居上，脱颖而出。　　可以这么说，这关陇集团，是西魏、北周、大隋三朝（甚至包括后面的大唐）立国的根基。大隋统一天下，虽然也吸纳了关东、江南的一些士族加入统治集团，但关陇集团地位却无可撼动。　　并且，从东汉末年起，中国逐渐兴起了一股政治势力—豪门士族，到大分裂的南北朝时代，达到顶峰，这股势力，甚至可以达到不买皇帝账的地步。那时候，做官更多不看才能，而是出身。杨坚建立隋朝后，虽然采取了一些削弱士族的做法，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年沈子方的官做不下去，与其秉性有关，可是出身寒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官场上，密布的是比蛛网还密的关系网。　　这些人要做“好人”，并且希望我也做“好人”，是因为被收押的官员，多半是和他们有着种种关系—兄弟子侄、门生故旧……或者干脆，他们就是“既得利益者”，贪着那些贪官污吏“孝敬”的银子。苏威也站在他们的行列中，是因为他一个故交好友的儿子，某县的“父母官”，如今也牵扯其中。老家伙还有廉耻之心，故而一直缩着脑袋不吭声。　　内阁几个大员，倒有半数想着做“好人”，余者也多是骑墙，比如杨玄感，就是眼观鼻鼻观心，一言不发，反正他在内阁也是不大说话的。　　相比之下，立场坚决地和我站在一起的，只有两个—民部尚书樊子盖、刑部尚书卫文升。　　这帮人在朝堂上跟我磨叽了一个白天，也浪费我一个白天，下了朝还不肯放过我，想方设法打招呼递条子，目的只有一个：皇上开恩，就不要追究了。　　为我解围的，还是皇后。后族里一个算是她远房侄子的，在江南某郡做了个郡丞，此次也在犯官之列。皇后知道我的困境，主动提出拿自家亲戚开刀。　　于是萧郡丞成了第一个被处罚的—革职抄家，判徒刑三年。其实他的罪行，原是在可杀可不杀之间，我因为感激皇后，手下自然略松了一些。（隋律分死、流、徒、杖、笞五刑，三年是徒刑中最高的）　　事情终于有所转机，但是要解决起来，却也并非易事，我不得不和他们相互妥协。结果，一干犯官只能从轻发落，只有几个罪行确实太大又背景不够的掉了脑袋，还有些判了徒刑、流刑，大多都只是革职罚款。　　中国的老百姓是厚道的，只是如此，他们已经在感恩戴德了。我却心中惭愧—堂堂一国之君，却也有柿子专拣软的捏的时候。　　我下旨给吏部：出缺的地方官，必须严格甄选继任者，朕会亲自考核。　　其实天下的贪官多的是，绝非黄淮和江南。这次“反贪”，我勉强取得了这么一点成就，可不能轻易丢失。　　顺便说说王世充，这小子虽然手段毒辣，却也算为国出力，倒没有被张须陀找到什么明显的劣迹，在江都的政声，也还不坏。

第三十章　初试新政
　　我已经暗下决心，要进行改革。　　在中国，最难的事情，便是改革。因为改革，就必须触动某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往往十分重要，甚至是你改革不得不依靠的力量。　　我很清楚中国历代改革者的下场—商鞅变法，前后二十年，才使新法在秦国扎根，商鞅自己却落得个车裂的下场；宋朝王安石变法，虽然得皇帝大力支持，却终究没有成功，反被后世某些人评价：“不改要完蛋，改了完蛋得更快”；明朝张居正，生前显赫，死后却无比凄凉，被开棺戮尸；清代的“百日维新”，更叫人不堪回首。只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那场改革，取得不小成绩，但是直到我离开的二零零八，持续了三十年的改革也还在继续。　　所以，我很清醒地提醒自己，不可操之过急。正所谓欲速则不达，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　　作为从一千多年后重生而来的人，我自然是懂得一些民主的。　　不过我却未想对公元六一三年（阳历或者该是六一四年？我却不清楚）来一场民主改革。　　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当然是大隋还不具备建立民主社会—不论是议会制民主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让生活在公元七世纪的人去理解什么叫做民主，是不可能的。　　其实，很重要的，当一个人突然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让他放弃了，去革自己的命，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并且，对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流落”至此的我来说，皇帝的权力，是我最好的护身符，也是我推行改革的依靠。权力，实在是一件有魔力的东西，只要一个人的智商不是太低，哪怕是放牛娃甚至最底层的乞丐出身，一旦拥有，都不会轻言放弃，而个把月下来，居然也常常无师自通地使的有板有眼。　　总的来说，我对自己这一年多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即将到来的大业十年，确实称得上“形势一片大好”。　　中国的古代，改革多是被叫做“变法”。不过我倒不想使用如此具有“杀伤力”的名称，凡事重实不重名。我要实行的，是“大业新政”。中国古代的皇帝，要实行“新政”，一般是要“改元”—换个年号的，我倒觉得“大业”这个年号，其实很不错。　　我迈出的第一步，是决定大业十年开科取士，也就是所谓的“科举”。　　其实中国的科举制度，正是从隋朝开始的，早在隋文帝杨坚的开皇三年（公元五八三年），开“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两科，首开中国科举的记录。杨广登基后，更是在大业三年（六零七年）开设了“孝悌、德行、节义、操履”等十科，其中有两科，还是武举，并首创“进士”，确立了“依试策取士”的原则，使科举开始走上制度化。只是前两年，杨广一心都扑在讨伐高句丽上，以致有所荒废，而我这一年多来，因为缠身的事情太多，也还未曾顾及此事。　　科举如果按现代的标准，当然是一种落后的制度，但是放诸一千四百年以前，它绝对是人类政治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事件之一，它意味着，做官，不再凭借出身而是看重才能，普通人也可以有一条不需使用暴力就进入国家权力圈的道路，尽管这条路很窄。　　我之所以选择科举作为改革的第一步，是因为我需要一批“新官僚”，作为协助我改革的政治力量，与那帮注定会反对改革的“旧贵族”抗衡。同时，启动科举，虽然是革新吏治的第一步，但我预期它遇到的阻力还会小些，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大隋两代皇帝三十年打下的基础。　　当然，我的科举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以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人的眼光，去看待科举，试图增强它的生命力。　　我所设想的科举，名称远没有大业三年繁多，但涵盖的范围则绝对要广，包括文、武、农、工四科。　　当然，从诏书下达，到科举举行，还需要时间，有许多工作尚待完成。　　隋朝制度，把地方官的任命权收归中央的吏部，并且本地人不得在当地任职，任期三年，不得连任。地方官每年要到中央“朝见”一次，汇报工作，而皇帝还不定期派出专使巡视。只是这两年，由于同样的原因，已经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这样的制度，在公元七世纪而言，已经堪称相当完备，所以，在没有想好进一步的措施前，我也只是先重申这一制度，要求切实做好落实执行工作。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内容，就是教育。说起来，中国的“官办教育”，在被称作一代明君的杨坚手中，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有所退步，倒是杨广这里，还有些起色。我下诏在全国各县，均办县学，“天下七岁以上男童，无论贫贱富贵，均可入学，所需由官府负担”。各郡设立“郡学”，在县学读书满三年者，其优秀者通过考试可升入，不仅学费全免，还提供生活上的资助，分文武两科，没有升入郡学的，各郡仍有“育所”，县学读书满三年者可自由入学，五年内教授工农两科，仍免学费。全国选皇家行宫二十所，其中十八所辟为“学宫”，在郡学修学满四年，通过考试获得“秀才”的学子，可以升入学宫，仍分文武两科，待遇更优于郡学，吃住穿等日常所需，均有官府承担。在洛阳郊外的显仁宫开办“东太学”，学宫的学子修学满三年，通过“乡试”获得“举人”，就可到“东太学”就读，不仅学费、生活费全免，每年还可以得到一笔补贴。举人是可以参加科举的，中了“进士”就可以被得到任命为从七品县丞或者相应文武官职的机会，优异者甚至可以得到从六品的委任。即便没有得到进士，也还有排队等着被任命为从九品至正八品的机会。　　在西都大兴附近的一处规模比显仁宫更大的皇家离宫，开设“西太学”，却是从“学前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专收贵族子弟，学费也是全免的，不过却需要自己承担生活费，当然，这也意味他们的生活标准可以比其他学校高的多，甚至带奴仆读书，反正不用花国家的钱，主管教育的国子监还可以从中稍稍捞些银子贴补。这些贵族子弟当然无所谓考试，所派的老师，比起东太学虽然出身显赫，实际的教书育人的本领要差的多。西太学的学生读完书—如果他还可以读完的话—也可以得到一个“同举人”的名号，参加科考。　　那些贵族子弟，如果确实有才干，在西太学读完书参加科考，取得进士，我当然也想一视同仁加以任用。而如果他更有毅力，愿意和普通人的子弟一样在东太学一类“平民学校”读书……西太学的学生可以在任何时候转入相应的县学、郡学和学宫，当然也是可以的，不过绝对不容许搞特殊化，带个“保姆”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我的想法，那些纨绔子弟，如果想烂的话，就让他在西太学烂下去好了。　　除了官办教育，我还下令鼓励民间开办学堂私塾，出来的学生，只要能够通过“乡试”，一样可以进学宫读书。

第三十一章　和尚造反
　　国子监原本是个不被重视的衙门，如今突然得到皇帝的青眼有加，办起事来自然是格外卖力，办学的诏书是十一月二十下的，到了十二月十五，居然就已经有了眉目。　　场地许多是现成的，经费我也已经责令民部优先照顾。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老师。全国一下子要办数千所学校，需要的教师，不下三万，这个数字放在二十一世纪不算什么，一年光师范院校毕业的就不下此数，然而放在大业九年的年尾，那可是个庞大的数字，唯一的办法，就是广招天下读书人—当然育所的老师是需要一些种田好手和能工巧匠，可不是些之乎者也的书呆子，另外学校还有教武艺的“体育老师”。　　县学的老师，给予从九品到正九品衔，郡学和育所是从八品到正八品，学宫是从七品到正七品，至于太学，则可以从从六品到正五品。那时读书人最大的心愿，便是“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如此一来，“师源”也不成问题了。　　只是这样，办教育要花不少钱，虽然我划行宫为学宫省了不少银子，可是需要的开销仍然不在少数。不过我觉得，教育实在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事情，哪怕再花钱，也要办好。除此之外，我还鼓励民间“筹资办学”，为县学、郡学和育所募集资金，下诏“助学者，一律褒扬”，也就是送个锦旗送个匾什么的，反正是惠而不费的事情。皇帝既然已经做出榜样，把自己的“别墅”都拿出来了，自然不少人“景从”。　　我还干了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情，为我那未来的老丈人沈子方在“东太学”谋了个正六品“博士”的位子。老人家—其实“我”比他还大，不过总不忘自己其实还没有三十，他却满头白发跟六十来岁似的，我又准备当他的女婿，所以心底里早把他当“老人家”—在吴兴教书，那是很有好名声的，让他在教育战线上发光发热，于国于他于我，都不是一件坏事。　　临近除夕，从西都的卫文升那里传来了消息。十二月十八，扶风郡（今陕西凤翔）一个叫向海明的和尚，自称弥勒佛转世，聚集一帮信徒造反，并且自称皇帝，年号“白乌”。这向海明在西都附近传教，已经有些时日，造反起事，倒也纠集了将近一万徒众。　　对于向海明，我的态度和对待其他民变不同，这一年多，我实行“仁政”，加上卫文升也算廉洁干吏，西都的民生还算不错，正因为如此，是以他经营多年，追随者不过万人，比起刘元进的登高一呼就有十万人马，差的太远。　　这向海明之流，绝非走投无路官逼民反的穷苦百姓，而是别有用心的“邪教”，何况西都又是国家的重地，我的态度，是坚决打击。　　其实事情已经不必我操心，卫文升武将出身，明白什么是“兵贵神速”，早已经集结当地兵马，雪夜出击，和尚出身的向海明哪里是身经百战的卫文升的对手？十二月二十三就剿平了反叛，而今我接到的报告，已经是份捷报。向海明的白乌皇帝，前后只当了五天。　　向海明，斩立决；主要骨干三百二十七人，流于东北和西南；次要骨干六百二十人，徒刑；胁从者着申饬后开释，着地方看管，不得串联传教、蛊惑人心，违反者处流刑。卫文升平叛有功，所部皆有犒赏。　　忙忙碌碌中，大业十年的正月就来了。初一宫中的宴席，已经不如去年热闹—许多“小老婆”都被我“恩放”出宫了，元嫔又将生产，自是不便来，我原是叫沈莺来的，她却说不喜欢热闹，我知道她是有些畏惧那些“娘娘”们足以把她生吞活剥的眼神，也不勉强。　　这样的“合家欢宴”，其实不过是个形式。一干嫔妃是各有心思，杨暕在夏天被处罚以后，见了我愈加缩头缩脑，小女儿和赵王杨杲以及几个“孙子”尚且年幼，大概算是这帮人中最能够体会“年”之意味的仅有的几个了。　　宴席早早就散了，我留下杨暕，让他和萧皇后体味一下母子之情，自己只带了许安和几个侍卫去见沈莺。沈莺却不在“海棠别院”，我白日里已经“恩准”了她回去见父亲。沈府已经另备了酒宴，却是沈莺带着杜鹃和彩云亲手做的，倒比适才宫中的宴席更加对我的胃口。饭后和沈子方大聊兴学之事，愈加投机，不觉竟已经天明，才同了沈莺回宫，好在初二无须上朝，上午偷懒补了个觉，下午却和皇后商议良久，当夜自然就在皇后宫中住下。　　我那日与皇后商量的，是两件事情。正月初六，第一件事情就先办了。　　这件事情，却是和选择“接班人”有关。　　皇后的长子杨昭，原本是已经被立为太子的，可是没用当皇帝的命，早早死掉了，二儿子杨暕又不争气，我在嵩阳宫中便已经告诉皇后不打算让他当皇帝。如此一来，最有希望的，就该是萧嫔的儿子赵王杨杲，或者元嫔即将出世的孩子—如果是个皇子的话。　　皇后是个很贤德的女人，对于我放弃杨暕，她默然接受了，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她内心的失望，毕竟，杨暕是她唯一的儿子，试问又有哪个母亲内心不偏爱自己的儿子？　　或者我该把皇位给我的亲儿子，或者是元嫔的—如果是个男孩的话，或者等将来沈莺有了儿子。不过我却不这样认为，元嫔所生，即便是个儿子，也比杨暕、杨杲他们小太多，沈莺就更不必说。我如今的年龄，过了新年已经可以算作是四十五了，其实中国古代皇帝，能够活到六十岁这样一个退休年龄的并不多，我虽然而今已经有信心逃过五年后江都之变的灭顶之灾，但是老天爷打算什么时间再把我收了去，我却不知道，到时候发生类似于朱棣“靖难之役”的变故，绝非不可能，我宁可我的孩子平平安安。　　萧嫔很平凡，这使得杨杲也很平凡，大业九年在我手上才封王，不仅晚于比他大的侄子，甚至晚于比他小的侄子，可见在杨广心目中也没有多少地位，在我这里自然更不必提，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人物，何况我心中，还是很想补偿皇后一些。　　于是皇位未来的继承人选，就只能在她的三个孙子，杨昭的三个儿子中选择了。儿子不能当太子，孙子当太孙，也算是个慰藉。而我选择这样一个时候找皇后商量，也有打消她对元嫔即将出生的孩子可能有的顾忌之心。　　中国皇家向来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传统，代王杨侑是故太子的正妃嫡出，时年不满九岁，越王杨侗反而大些，不到十岁，还有一个燕王杨倓不满八岁，倒和叔叔辈的杨杲差不多大。　　不过我既不打算立嫡，也不打算立长，而是要从杨侑三兄弟中“有德者居之”。

第三十二章　宫中琐碎
　　　　正月初六，任苏威为太傅，于东宫（因为没有太子，东宫是空的）设学，集天下名士………河间郡大儒刘炫、秘书学士余杭人顾彪、会稽郡名士建节尉虞绰、琅邪郡名士王胄、著作佐郎颍川人庾自直、吴郡名士潘徽等六人为“大师”，这些人都是苏威和礼部尚书杨玄感推荐的，许多和杨玄感私交不错，不过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为我所用也不是什么坏事。其他“术有专长”者六人为“师”，教授三个皇孙和赵王杨杲。又从侍卫中挑选数人，教他们骑射。并且下诏，今后皇家子孙读书，必须形成制度，年满七岁必须开始读书，每年除大年三十至正月初五、正月十五、五月初五、中秋、重阳、冬至及帝后生辰、父母生辰，皆不可停学业，习书日不得少于三个时辰（六小时），习骑射每五日一个时辰，所学除挑选的经史子集，还有“算学”（数学）、“山川”（地理知识）、“农耕”（当然不必下田劳作，只是学些农业知识，希望他们多少了解些民之疾苦，另外，每年开春有大典，照例皇帝要亲自扶犁以示重视农耕并且祈求五谷丰登，这几年却也荒废，我已经决定大业十年起复行，并且皇子皇孙年满十岁的都需亲自扶犁）和骑射本领。　　这样的教育之严，是二十一世纪的孩子无法想象的，不过皇家教育，关乎国计民生，严苛一点实属必要。算起来，跟满清的皇家教育比，我这可人道得多了。　　自从上次的“好人”事件以后，苏威在内阁已经变得沉默寡言了，他是个有道德标准的老人，却碍于情面做了有违自己的道德标准的事情，连自己都原谅不了自己，我愈是不追究，他愈是自责，几个月下来，就显得“暮气”过重了。他的首辅做的既然不安心，我也不满意他的暮气，索性让他“出阁”，给个太傅的崇高而空虚的职务，主管一下皇家教育算了。　　首辅的位子，如今是虚悬的，我没有再指定苏威的继任者。其实内阁我也做了变动，杨玄感自不必说，工部自宇文恺死后已经换了新人，兵部和吏部尚书在“好人”事件中的表现令我不满，民部尚书樊子盖和刑部尚书卫文升已经是我的“死党”，不过有两都留守的重责，樊子盖还好，卫文升却一年难得来东都呆上个把月，现在所谓内阁，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核心………裴矩还是不错的，裴蕴和虞世基虽然人品差点，但是才干还是有的，对我也忠心，驾驭得当，还是堪用的。不过内阁还是单薄了点，我倒也想了几个人选。　　然而正月十五刚过，我还没有顾得上处理自己计划做的几件正事，底下的大臣却先“群议沸腾”了，挑头的正是吏部尚书。　　他们的矛头，直指还在江南的窦建德。　　我去年重用的人，一个是张须陀，一个是窦建德。张须陀还好说，以前毕竟是做过郡丞，也算“经历清白”，平定黄淮的大功又是摆在那里，就算有人妒忌，也不好明说什么。　　窦建德不同，以前不过当过清河的小吏，最高担任过“二百人长”，一个普通百姓而已，最要命的是还当过“反贼”，不杀他已经是开恩了，居然两三个月就成为一方大员，任谁也难免眼红。江南变乱未平的时候，这些人还可以隐忍，而窦建德平了东阳的民变，又乘胜西进，把从大业七年（公元六一一年）就割据歙县（今安徽南部）一个自称吴王的反叛官吏汪华也给灭了，这些人只好又忍了一些日子，等到江南彻底安定，加上窦建德又奉命“反腐”，更是得罪了一班人，于是在吏部尚书的领头下，近百名大小官员联名上书，给窦建德安上各种罪名—主要是放纵反民，虐待官吏之类，要求严处。　　我“新政”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吏治”，这样的一个吏部尚书，自然是不合意的。　　我的反应可以说是“雷厉风行”，下旨申斥：窦建德归顺朝廷，功勋可嘉，先在河南河北战抚得宜，更在江南保境安民，居功仅次于张须陀，宽待降民，是代朕行安民之举，深慰朕心，至于查肃吏治，更是出自朕的亲自授命，而今敢非议者，便是与朕过不去！　　吏部尚书免职，归府思过，其他一干上书的臣子，一律罚俸—近来开支很大，省点是点吧。这件事，可以说是被我强力压制下去的，这还得谢谢杨广，他这些年独断专行，说一不二，大臣们早习惯了不敢说不字，我这一年多虽然有些改变，但是雷霆一出，还是立马噤若寒蝉。　　吏部尚书出缺，正好实行我的计划。黄淮的民变已经平定小半年了，张须陀的善后已经完成了八九分，我命他把事情移交，到东都接任吏部尚书之职，并入内阁核心。　　诏书是在正月二十一下达的，二月初五，张须陀至东都。我在宫中设宴接待了他，其实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在此之前，我曾经命画师画过他作战的画像，挂在墙上，而今见到本人，却觉得比起画像上那个威风凛凛的将军，要儒雅得多。　　宴后，我秘密召见了张须陀一个人，向他说了我改革吏治的打算，张须陀大力赞成，他本非关陇贵族出身，对豪门高姓无德无能却占据高位，早已经心有不满。　　正月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元嫔为我生了一个女儿。算起来她早产了有半个月，幸好母子平安。　　我、皇后，还有沈莺去看她，沈莺特地做了黑芝麻粥带去，她一个姑娘家，原本也不懂得，只觉得元嫔身子必定虚弱，该做些吃食带去，问我，我虽学医，却不懂产后食补，还是皇后细心而有经验，让她熬的黑芝麻粥。　　元嫔是首次生产，出血不少，身子果然虚弱，一张俏脸却是没有几分血色，躺在床上，见了我和皇后来，还要起身相迎，我和皇后连忙叫她不要起来：“你而今身子弱的紧，不要拘礼了，还是躺着好。”　　“若是病了，还得皇上操心，快歇了吧。”　　元嫔见着我，又是欣喜，又是歉意：“臣妾没有用，没用替皇上生个龙子，只生了个女儿。”竟似要哭了。　　“哪里话，朕喜欢女儿，听你生了个女儿，心中倒更是欢喜。”我说的倒不是假话，以前见父母为我这也操心，那也操心，心里厌烦之余，就不免想，如果是个女儿，他们也许能够省不少心，至少不必操心儿子买不买的起房子娶不娶得起媳妇。以前和人聊天，也说过自己想要女儿：“生儿子那是面子，生女儿才是里子”，“这年头，儿子是替别人养，女儿才是给自己养的”等等。想起父母，我不禁心下黯然，他们可曾知道，而今他们已经是做了爷爷奶奶了。

第三十三章　七个“老婆”
　　况且，我知道，元嫔此番生个女儿，皇后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必定也是轻松了不少。　　我替元嫔拭去她眼角的一滴泪水，于是她很快破涕而笑了。　　皇后便说要见了元嫔的千金，早有奶娘抱了出来，小家伙眉眼还没有打开，皮肤皱皱的，倒似个小老头般，因为早产，有些瘦小，而今犹自睡着，我从奶娘手中接过孩子，忍不住在她的小脸上亲了一口，却忘了自己现在已经是蓄了胡子的，她一下子就醒了，哇地大哭起来。我一时间手足无措，苦笑道：“她的哭声，倒是响亮。”皇后把孩子接过去：“这抱孩子，还是我们女人家的事。”过不多时，哭声果然就停了。　　那边沈莺正把黑芝麻粥亲手喂了给元嫔，她纯真善良，元嫔也没什么心机，两人倒很是投缘，这些日子，沈莺常做了东西给元嫔，两人已经是情若姐妹，我也颇感安慰。　　沈莺喂元嫔吃完粥，也去看孩子，我在元嫔身边坐下，抚着她的手，半晌才说：“辛苦你了。”元嫔原本苍白的脸上，也泛起红润：“臣妾有个心愿，想自己给孩子喂奶，却不知道奶水足不足。”宫中的惯例，皇子皇女们出生不久，就给奶娘抚养，做母亲的其实也很少见到孩子，元嫔说这番话，其实是想自己带孩子，她此时已经油然生出一种母亲的天性。她说完，许是怕我说她坏了宫中规矩，低下头去。　　我尚未答话，皇后已经在旁说：“那有什么难的，回头叫沈妹妹每日给妹子做些黑芝麻粥、鲫鱼汤，保管让妹子的奶水足足的。”皇后的话，其实是叫我答允了她。　　其实无需皇后提醒，我也不会反对的，作为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青年”，我对这种不通人情的“陋习”早就不以为然：“皇后既已经替你除了主意，你还担心什么？好好喂咱们的小公主，莫要让她饿着。”　　元嫔自然大喜过望：“臣妾谢过皇上，谢过皇后娘娘。只是沈莺妹妹还要在御书房伺候皇上，怎么好烦劳她，只要给个方子，臣妾自己找人做就是了。”那边沈莺却说：“每日熬些汤粥，花不了多少时间，不妨事的。”　　正说着，皇后突然惊喜地说：“瞧她，对着沈妹妹笑呢，倒像知道沈妹妹要做好吃的给她娘吃了，好有奶水喂她似的。”我扭头去看，孩子已经到了沈莺怀中，等我再起身去看，她却打个哈欠又睡去了。　　过了两日再去看，孩子眉眼已经打开，皮肤光滑细腻，与前次大不相同，皇后直夸道：“皇上这个公主，他日必是和妹子一般，天生的美人胚子。”　　我在这一天宣布：今后宫中皇子皇女，十二岁前皆有生母看养。那些奶娘相应分到各宫帮忙………许多娘娘是不懂带孩子的。这样一来，不仅元嫔可以名正言顺地自己喂养孩子，就是赵王杨杲，以及杨昭的三个儿子，也都回到了母亲身边。还有一个二女儿杨兰儿，今年七八岁，也回到了生母贵妃身旁。（杨广的二公主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她在隋亡唐兴后成为齐王李元吉的侧妃，玄武门之变后，又成为李世民的妃子，生有吴王李恪和蜀王李愔。但是名字、年龄以及生母等等却是我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