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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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在下面三条原则下保持其光荣传统：其一，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其二，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其三，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当时我虽然对某些问题认识模糊，但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此外，对大纲没有增减。传达大纲是中央的决定，不传达是不行的，但要使它如何切合实际，才能对于抗日民族战争有利。在传达和讨论这个提纲结束时，我还讲了几句话，大意是：根据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去办。如给养问题，扩大八路军问题，等等。
　　为了坚决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在一九三八年春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规定了扩编八路军的四种不同名称。即：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补充旅；分给四个战略区，即：五台山区、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各从第一旅起，扩编多少算多少，报告延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备案就是，根本就不要请示，更不报告国民党政府。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粮；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
　　到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根据地先后发本币〔66〕，禁止伪币和法币〔67〕在根据地内流通，建设“三三制”〔68〕抗日民主政府。在战争指导上，是基本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平型关的伏击战，及大破袭战、反磨擦战等，这些也是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把它叫做运动游击战，或叫做游击运动战，没有打过什么正规战。上述这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都是根据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执行的。红军两万八千人改编为八路军，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发展到近百万大军，是在毫无援助之下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不可能设想的。“七大”期间，毛主席写《论联合政府》报告时，在枣园我对他说过，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当时，毛主席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我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主席说，锻炼了军队。
　　但是，在传达“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以后半年多的时间中，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从这些事实中，我逐渐体会到王明路线的危险性；也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论著的重大意义及其正确性。铁的事实证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能由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而不是什么共同领导。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可能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实现抗日民主“三三制”联合政府；不可能改造自己党、政、军的反动机构；也不可能实行减租减息和发展民族经济，因而它也就不可能坚决领导抗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无异于束缚革命势力发展的手脚，实际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向封建买办阶级投降。
　　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办。到一九三八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成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也不会准许。
　　在六中全会后，执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自觉得多了。如执行“又斗争又联合”、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就比较熟练得多了。对王明路线，我只是在具体实践时行不通，才被迫抵制的，认识是不深刻的。直到一九四三年冬到延安，准备出席“七大”，在学习两条路线和研究若干历史问题时，我才进一步认识两次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性。第一次的“左”，第二次的“右”，实质上都是破坏民主革命的，不过，第二次王明路线没有起到领导作用罢了！从这里也认识到自己见事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支在手腕处，我要等到五个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


　　　　　　　　　　反磨擦〔69〕战役


　　一九四○年八路军在华北进行了两个“大战役，一是“反磨擦战役”，一是二十四个团的“大破袭战”。这两个战役对坚持华北抗日战争都是必要的。现在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和经过：
　　首先说“反磨擦战役”。
　　日本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后，在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就发动了反共宣传，什么“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等等。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在平江杀死和活埋新四军通讯处的问冰。山东的石友三、秦启荣〔70〕，河北的张荫梧、朱怀冰、侯如塘〔71〕等等，他们也打抗日旗子，但没有看见或听到他们向日本人打过一枪，却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杀害地方抗日干部。在山西，阎锡山发动秋林事变〔72〕，屠杀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进攻新军（决死队）。在河南、湖北，发生屠杀新四军干部的惨案更为严重。陕西绥德专员何绍南专门搞特务，破坏陕甘宁边区，在三原设检查所扣押八路军车辆和来往人员等。真是数不胜数。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控制太行山，派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委任张荫梧为河北省警备司令，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打击抗日游击队。早在六月份，他就发布了“曲线救国”论〔73〕，我十一月从延安回太行山，路过西安、洛阳时，反共空气已异常紧张。过三原时，我逮捕了检查所两个特务，因为他们要检查并扣押我乘的大卡车。我放出了八路军被扣车辆，质问他们，是谁的命令要检查和扣押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卡车？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还是程潜主任的命令？我把逮捕的特务送给程潜，要求惩办。我对程潜说，上海“四一二”事变、长沙“马日事变”，把第一次大革命，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内战，反得好吧！送掉一个东北把日本人接到武汉来了。这些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在程潜处，我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当着程潜面，我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程潜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我说，干净消灭他，他就不再来磨擦了。临别时，我对何绍南说：“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何未再去绥德当专员了。绥德专区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地方了。
　　这次陪我去见程潜的，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回到办事处时，林老对我说，今天为什么发这么大火？我说，这火是要烧的，不烧打不退反共高潮，也阻拦不了何绍南再去绥德。伍云甫在座，他说，也是要闹一下，他们实在太可恶了。这是一次政治侦察：究竟蒋介石敢不敢打内战。如果他要打内战，他就要踢开英美，投降日本，他这步棋是不好下的。这次侦察是有价值的。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派，带典型性的中间派。他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这就等于中间派批准了反磨擦斗争，而且是武装斗争。但是不要过分。
　　从西安乘车到洛阳，见了卫立煌，拜访了一些民主人士，如李锡九等。在李处不意中遇到孙殿英（新五军长），我把上述反共磨擦情况，又说了一遍。李锡九是个老好人，他很着急。孙殿英是土匪出身的，极狡猾，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八路军会有办法对付的。这意思是说，你打吧。我说，也要请你帮帮忙。他说，照你们的方针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懂得了他的意思：你们打他呗，我新五军是守中立的。以后我们打朱怀冰部，追歼其残部时，新五军在下操，他根本不介意。
　　在卫立煌处谈了好几次。他请了好几次饭，这也是怕内战的表现。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派，内战时期的坚决反共分子。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他是中路司令。在进攻鄂豫皖苏区时，国民党为表彰他的反共功绩，把金家寨改为立煌县。我向他说了国民党的反共情况，他不置可否，只劝我要相忍为国。我说，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办？我说，有打内战的危险。他说，内战是打不成的啊！再打内战就完了。在西安事变后，卫立煌的态度是“反共好，反不了”。十八集团军是受他指挥的，但他从未指挥过。“再打内战就完了”，这是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的心情。
　　我临走告别时，他说，垣曲渡河后到第十军吃饭，陈铁军长派人在等着。这也是怕打内战的表现。我上车时，有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准备分三路进攻八路军总部。此人送我上车后就走了，可能是卫部下对八路军的同情分子。我到陈铁军部吃饭时，想，陈铁叫我去干什么？陈是醴陵人，他妻是湘潭人，当教员的。陈妻对我说：“现在空气不好，彭先生个人走路要小心些。”垣曲到阳城中间有一段隘路，悬崖绝壁约三十里，我带小电台、警卫班和译电人员十余人，避开隘路，爬山另找小路。当晚露宿发出了电报，调集七个旅，准备反磨擦战役。
　　我回总部时，部队已准备好了，从晋察冀边区调两个旅，由聂荣臻亲自率领到达武乡。一九四○年一月底开始反击反共磨擦，只三天，全部歼灭朱怀冰军两个师、侯如墉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余个团，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当时，有意放走鹿钟麟及其卫队千人。中条山有蒋嫡系五个军未动；晋城滇军曾万钟军、林县新五军均未动；阳城有孙楚军也未动。从此，太行山结束了武装磨擦，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武装反磨擦的“有理、有利、有节”所取得的胜利。
　　这次，第一次取得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彼以武装进行磨擦，我也只有以武装反对磨擦，从斗争中求团结，才能取得胜利。如不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太行山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都会受影响。不给顽固反共分子以坚决打击，也就争取不了中间势力。所以第一次反磨擦战役是必须的，是正确的。只团结不斗争，是不能坚持统一战线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即为了抗日，为了发展革命势力，而不是削弱革命势力。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于抗日，反磨擦战役正是这一矛盾的统一。在这次胜利之后，没有展开讨论，提高认识，肃清王明路线影响，这是一个严重缺点。
　　这次战役，我事先没有请示。这是第一次反磨擦战役，应该事先请示，得到中央批准后再进行。可是我当时的处境是严重的，随时都有遭受袭击的可能，来不及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


　　　　　　　　　　大破袭战役（亦名百团大战）


　　一九四○年二月，在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胜利后，敌伪顽在华北地区制造谣言来迷惑群众，主要是挑拨八路军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如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有一部分人上了圈套，而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国民党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一些部队降日，组织伪军，秘密承认伪军合法化。
　　当时，日军停止正面进攻，将兵力重点转移到华北，对敌后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日伪军依靠几条交通线，不断向我根据地扩张占领区，增多据点。同时，日军采用多面政策，除军事进攻，还有政治诱降、经济封锁、文化欺骗。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74〕政策后，伪军、伪组织扩大，敌占区扩大，我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部队给养供应困难。日军又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对晋东南实行其“囚笼政策”〔75〕，使形势日趋严重。敌伪依靠据点到处抢掠，实行“三光”政策，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给敌伪以沉重打击。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投敌者。从一九四○年三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即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
　　国际上，由于东方慕尼黑危险的增加，对敌占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也有影响。
　　可是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这些，都是促使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
　　再者，还由于对敌人的动向有错误的估计，也是发起这次战役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认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西南国际交通线路〔76〕被截断，增加了国民党的动摇；敌人又散布“八月进攻西安”的空气，再截断我西北交通线，在这种紧张的空气里，国民党就更加动摇了，投降危险也随之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大破袭战役。八路军总部决定七月上旬开始准备，八月上旬乘青纱帐旺盛时进行大破袭战。原定兵力是二十二个团（晋察冀十个团，一二九师八个团，一二○师四个团），重点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注：①白晋路是白圭至晋城的铁路，现已拆除。）；并拟于“八一三”前后开始向敌各交通线进攻。任务分配是：太行山区是从娘子关起至太谷，从石家庄起至新乡；五台山区是从石家庄起至卢沟桥，娘于关至石家庄，以及南口东西段；晋绥区是从太原以北到雁门关北；太岳区是白晋路全段；冀南区和冀中区是从石家庄至德州全段。
　　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估计到破袭战开始时，日伪军会有相当部分，必从我根据地内向外撤退，故部署我各军区和军分区应预有准备，乘敌退出碉堡工事时，尽量消灭敌人，平毁碉堡及封锁沟、墙。各区接到此部署后，积极行动，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当时是青纱帐旺盛时期，虽敌伪碉堡密布，还是未被敌人发觉。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注：①百团大战在八月二十日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在战斗开始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后，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伪仓皇撤退时，自动参加了战斗，自发地奋起追歼敌伪，加上原布置的二十二个团，共有一百零四个团。故在发表战报时，名为百团大战。这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日本军华北司令部对此役名之日挖心战。以后每年此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正太路、平汉路一个多月才通车。收复大量县城，有些得而复失。在破袭时一度收复有四五十县，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还有二十六个以上。太行山区有榆社、武乡、黎城、涉县、陵川、襄垣等六县；太岳区有沁源、浮山、安泽等三县；五台区有阜平、灵邱、涞源、浑源四县；晋西北有临县、兴县、岢岚、岚县、五寨、平鲁、左云、右玉等八县；冀中收复河间等数县；冀南区收复南宫等数县；冀鲁豫平原区收复南乐、清丰、内黄等县。从这一点来说，给日伪震动是很大的。由于当时敌伪军把一些力量深入到我根据地内部，分散守备那些星罗棋布的碉堡去了，造成了各铁路沿线的守备减弱，所以战役开始后，进行得比较顺利。
　　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敌伪军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77〕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
　　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78〕。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然而，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的时间（约一个月时间），而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由于进行了这次破袭战役，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一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这个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在一九三九年夏就提出的），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再者，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蛮干地指挥。此役在太行山区破袭时间搞得太长了一些，连续搞了一个月，没有争取时间休整，敌伪军即行扫荡。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敌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以使其扫荡的时间间隔拉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使战斗力减弱了，使一二九师伤亡多了一些。
　　上面这些后果的责任，是应当由我来负的。但是我认为，对于这次战役的估价，不能离开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和当时担负的任务。如果抛开这些，而重于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战略方针”，我认为这样来分析和推论一次战役行动，是有点过分，因为当时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79〕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打的，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谁造成对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多的惨案呢？甚至还有人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有的进攻，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使蒋介石过早警惕。这些人是健忘呢，还是有意违反历史事实啊？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和长沙的“马日事变”，这又是谁在预先暴露了力量呢？谁在“四一二”事变前打过百团大战呢？蒋介石打过十年内战，在十年内战爆发以前，又是谁打过百团大战呢？肯定回答，没有人打过百团大战。那么，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打十年内战呢？这是它这个集团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他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代表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尚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80〕；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有几百万军队，又有帝国主义援助，哪有不反共反人民的道理呢？哪有不进攻解放区的道理呢？
　　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者，你们站到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队伍里去了。请你们看上面毛主席给我的电报吧！你们的看法为什么和毛主席的看法那样不一致呢？你们不是站在讲演台上，用劲地叫喊打倒彭德怀吗？还喊打倒这，打倒那。你们想一下吧！你们自己呢？不是三五人坐在房间里闲谈，而是多少次在多少万人的群众大会上的演讲，放出来的毒嘛！
　　我认为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在当时，只有抓住敌后的敌后空虚，给予突然猛袭，才能有力地调动敌人，给予打击，恢复大片抗日根据地。在敌后碉堡密布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统一有计划的破袭，是不容易的。百团大战的胜利，对于揭露日、蒋各项欺骗宣传是有利和有力的，对于积蓄力量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当时还不给敌伪以必须和可能的打击，根据地就会变为游击区；我们就不会有近百万正规军。二百万基干民兵，和广阔的解放区作为解放战争的战场，给进犯的蒋军以适时的打击。
　　抗日时期，人民战争有了发展，比红军时期进了一步。如大规模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多种多样的战法，各种各样的武器都加以利用了。武装编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村乡有小组、区有区干队。县有独立团、营或支队。在百团大战后，发展了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它是党、政、军、民统一的组织形式，他们的一般政策水平比较高，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他们对每一个斗争对象非常灵活机动，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得特别巧妙。这些都是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可惜的是还没有系统地整理起来。

　　注　释

　　〔56〕为了推动全民族的抗战和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依据我党与国民党政治谈判的结果，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红军主力改名伪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l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红军改名以后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57〕卢沟桥距北京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在这里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旧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58〕军事委员会分会，即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委员有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它是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决定成立的党在华北敌后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59〕洛川会议，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党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60〕阎锡山，长期统治山西省的军阀。一九三七年八月起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61〕傅作义，当时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62〕卫立煌，当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63〕程潜，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64〕黄绍竑，抗战初期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65〕CC和复兴社，是国民党内的两个法西斯组织，是蒋介石用以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寡头统治的反革命工具。CC团的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复兴社的主要骨干贺衷寒、康泽、戴笠等，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66〕本币，这里指各解放区银行在本地区发行的货币。如当时在晋冀鲁豫边区发行的冀南币、中原解放区发行的中州币、翼热察边区发行的长城币等。
　　〔67〕伪币，指日伪银行发行的货币，如华北日合准备银行、南京日伪政权的储备银汀贝行的货币，均五年十一月国民党政府交通（后加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
　　〔68〕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组成人员的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简称“三三制”。
　　〔69〕“磨擦”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指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各种反动行为。
　　〔70〕石友三，当时是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秦启荣，当时是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三纵队司令。
　　〔71〕张荫梧，当时是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朱怀冰，当时是国民党九十九军军长。侯如墉，当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华北游击挺进第四纵队司令。
　　〔72〕一九三丸年三月至六月，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策划消灭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和牺盟会，准备反共投敌。由于我党在会内外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一阴谋当时未能得逞。但阎锡山的反动计划未变，同年十二月，阎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进攻新军、屠杀牺盟会干部，积极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