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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衅甙苏拍疽巫印Ｓ绕涫窃谝估铮�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进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裳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筒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某某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是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往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台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面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架床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休息时的藤椅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厨房是家里最热闹的一部分。整个三层楼都是静静的，娘姨的声音没有，在楼梯上跑来跑去的声音没有。鲁迅先生家里五六间房子只住着五个人，三位是先生全家，余下的二位是年老的女用人。
　　　　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在昆明郊区物色了一批临时宿舍。茅盾从香港到新疆路过昆明时，曾来这里造访顾颉刚，他描述说：“他的住宅是临街的一排平房，附近没有商店，也没有市井的喧嚣和尘埃。屋前用竹篱围出一长条花圃，栽有花草。房间宽敞明亮，室内陈设典雅，家具虽多藤竹制品，但做工精细，给人以幽静舒适的感觉。”茅盾笑道：“原来你筑了这样一个‘安乐窝’，怪不得不肯出门了。”
　　　　上世纪20年代末，胡适在上海期间，住极司菲尔路49号，与冯自由是邻居，对面是张元济家。曾借住于此的胡适的弟子罗尔纲描述说：“胡家这座小洋楼共三层。楼下是客厅、饭厅和厨房，二楼前面是凉台。凉台后是一间大房，是胡适寝室，胡师母看书、织毛衣整天在此。第二间是胡适书房。第三间是个北房，作为我的工作室和卧室。三楼是胡适两个小儿子胡祖望、胡思杜和侄儿胡思？、外甥程法正的寝室。”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回到北平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住在米粮库4号，罗尔纲仍住胡家，对胡宅仍有细致的描述：
　　　　米粮库4号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洋楼前是一个很大的庭院，有树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广场。庭院的左边是汽车间。从大门到洋楼前是一条长长的路。从洋楼向右转入后院，是厨房和锅炉间，还有一带空地，空地后面是土丘，土丘外是围墙。走上土丘可以瞭望。洋楼共三层，一楼入门处作客人挂衣帽间，进入屋内，左边是客厅，右边是餐厅，客厅背后很大，作为进入大厅的过道，亚东图书馆来编胡适著作的人住和工作都在这里，汪原放来也住这里。从那里向东就进入大厅。这个大厅高广宽阔，原来大约是一个大跳舞厅，胡适用来作藏书室。大厅的南面，是一间长方形的房，是胡适的书房。书房东头开一小门过一小过道，又开一小门出庭院，以便胡适散步。大厅北面有一间房，作为我的工作室和寝室……二楼向南最大的一间房是胡适胡师母的寝室，另有几间房是胡祖望、胡思杜的寝室……楼上有两间浴室、卫生间，胡适胡师母用一间，我和胡祖望、胡思杜用一间。三楼我没有上过，女佣杨妈住在上面。
　　　　抗战前，陶孟和在北平住北新桥，金岳霖和陶是老朋友，他回忆说：“这所房子很特别，南北两头是房子，中间是一个大花园，主要花可能是海棠、丁香。北屋是中国式的；南屋是北平特有的早期西式的房子，它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是整个房子的布局很特别，我觉得应该保存，也可以用此来纪念陶先生。”
　　　　徐悲鸿的友人谢寿康当年供职南京市民银行，认识不少地产商。1931年，谢听说傅厚岗一带有十几亩地出售，便约吴稚晖、徐悲鸿夫妇等去看。吴出3000元，替徐家买下其中的两亩，余下的分由段锡朋、杨公达等五六人买下，大家购地盖房，成了邻居。吴稚晖还为徐家募集到一笔可观的盖房费用。当年年底，徐宅建成，蒋碧微描述说：
　　　　新居一进门就是一座很大的前院，铺着如茵的草皮。房屋是西式的两层楼，有三十尺深，右边是徐先生的画室，深三丈，阔二丈五，室高一丈六，这间画室，完全照着他绘画时的需要而设计。
　　　　左边是二楼二底两层房屋，迎门一座楼梯，楼上两间卧室和浴室，楼下前客厅后餐厅，佣人的下房有两处，一是门右边的门房，一是后院兴工时期所建造的临时公寮。
　　　　两株大白杨树，正好就在画室的右边，遮掩着西晒的太阳。后来据吴老先生的调查，说这样的大树，全南京一共只有三棵，我们家便占有其二，另外一株是在城南。由于树身高大，目标显著，从京沪路乘火车绕过玄武湖，将抵下关车站的时候，坐在火车上远远地便可以看到它们。
　　　　1936年，范长江和杜文思都是供职上海《大公报》的青年记者。范长江看上了霞飞路康绥公寓的一处房子——清洁幽静，设备齐全，24小时热水供浴。房租自然不菲，每月40余元。范找到杜，提出两人合租，并动员杜节衣缩食，换取一个好的阅读环境。杜虽感这20多元房租是个重担，但经不住“清洁、安静、卫生”的环境的诱惑，最终答应了范长江。他们住在后楼，杜文思后来回忆说：“前楼二房东是位安娴幽静的于小姐。某次，在公寓我到门口即将外出，忽然门铃响，我开门，来客是纱业巨子缪云台，见到我愕然不悦。适二房东于小姐从前楼赶到门口，她向缪介绍我是后楼房客杜先生，我释然和蔼地说：缪先生好！数日后，于对我说：杜先生，原来你早和缪先生相识，他还记得你是《大公报》记者，是搞工业的。”
　　　　1920年，罗振玉在天津法租界秋山街盖起嘉乐里新宅，合家迁入。罗是藏书家，罗公馆西首房舍便辟为“贻安堂经籍铺”，由其长子经营销售他在日本编印的古籍。1928年，罗举家迁往旅顺，将这所房子以六万元出手。这在当年，是卖了一个很合算的价钱。
　　　　钱昌照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时，只住三间房子。张伯苓去其家后叹道：次长生活极为简朴！后钱向人借了一笔钱，在南京的上海路盖了一所房子。这笔债直到抗战后才还清。
　　　　当年，清华教授的宿舍条件优裕。闻一多、周培源、吴有训、雷海宗等50余户住清华西院。闻一多住49号，有14间房子。1935年后，闻一多、俞平伯、周培源、陈岱孙、吴有训等又迁入清华南院，这里有30栋新盖的西式住宅，每户一栋，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电灯、电话、热水等一应俱全。
　　　　西南联大后期，西仓坡教工宿舍建成，但狼多肉少，教授要抽签确定谁能搬进去。闻一多恰好抽中，在1945年1月迁入新居——西仓坡3号。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有20多间土坯墙的平房，大门内中间是一块斜坡的空地。闻家住东边一排，门朝西，有两间20平方米的房间，后面是天井，旁边是厨房，门前有块空地，闻家就开荒种菜，自给自足，收获颇丰。
　　　　西南联大成立后，虽建成新校舍，但条件相当艰苦。男生宿舍都是土墙草顶，墙上开几个方洞，方洞上竖着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每间房子的两边各摆十张上下铺的双人床，即一间房住四十个学生，环境可以想见。
　　　　抗战爆发后，上海市民纷纷涌向租界，致房屋大为紧张。画家钱化佛在淡水路租了一间小屋子，五个儿子集于一堂，简直没有回旋余地，他戏言：“这真是所谓五子登科（窠）了！”
　　　　学者邓云乡曾记述当年的清华学生宿舍：“清华的学生宿舍，也是以‘斋’为名，男生宿舍如‘明斋’、‘诚斋’及后来建的‘新斋’等，女生宿舍叫‘静斋’。这些‘斋’都是红砖砌的三层楼，两个人一个房间，房中有壁橱，床都是小的可拆卸的钢丝床，冬天全部水汀，有一位名‘任浩’的在旧时《宇宙风》上写文章介绍清华宿舍说：‘整个冬天，从11月到翌年3月，在清华室内都像是夏天，睡起来盖一条薄被就行了。’”
　　　　小说家毕倚虹住在上海西门路庆祥里。他与人通信，信封落款常写“西门庆寄”。
　　　　齐白石家的门上贴一纸条：“晚过九时不开门。”
　　　　1936年初，胡宗南时任军长。《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中称：“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西面的二十里铺。”他住在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创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
　　　　吴宓于1925年入住清华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藤影荷声之馆”，当年梁启超也曾在此“赁馆著书”。后来叶公超搬来与吴为邻，“一浪漫，一古典，而颇为相得”。吴宓在工字厅的住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文化沙龙的功能。1926年7月8日，陈寅恪来清华就职的当天，即是吴宓从城里把陈接到学校，“住西客厅”。“王静安先生来，久坐”、“陈寅恪、赵元任等携蒯寿枢来室中小坐”、“金岳霖来”、“曹校长陪导钱方轼来宓室中晤会”、“杨振声来，宓与谈‘翻译’一课内容”、“招叶企孙来此小坐”、“冯友兰君如约来”这样的记载曾三天两头出现在吴宓的日记里，陈寅恪也曾借吴宓住所设宴请客。抗战胜利后，季羡林回清华教书，他曾回忆说：“我住的工字厅是清华的中心。我的老师吴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就在这里。他已离校，我只能透过玻璃窗子看室中的陈设，不由忆起当年在这里高谈阔论时的情景，心中黯然。”1930年9月，吴宓去欧洲游学一年，行前，校内一些单位看中了他的住所。8月14日，理学院代理院长熊庆来找到吴宓，想拿“藤影荷声之馆”当数学系的第二预备室，被吴宓“严词拒之”，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且谓如校中必欲取回此室，则宓第一步今年不出洋；第二步退回聘书，舍清华而改任他校教授。若私人欲得此室，则当认为仇敌，悉力抵抗周旋。毋谓宓平日谦和，便可欺也云云……”行前三四天，他又在日记中记道：“今兹将行，对清华园风景之幽美，及西客厅生活之安逸，乃深恋恋也。”9月12日，他离开校园时，还“回望久居安适之西客厅，不觉凄然”。
　　　　1939年春，日军飞机轰炸成都，作家李劼人从城内疏散到郊外沙河堡乡间，便借势在一菱角堰边盖了一所黄泥筑墙、麦草为顶的住所，他在门楣上题了“菱窠”两字，颇有竹篱野舍的逸趣。曾到此作客的宋云彬在日记里写道：“李劼人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他家的房子是泥墙草顶，但里面的陈设很讲究，布置得很雅致。他说他的屋子因为泥墙打得厚，好比人家窑洞，所以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云。”
　　　　黄裳少年时代住在天津，其父为留学德国的采矿工程师。黄家租住的墙子河畔的小楼是小德张的产业，从黄家楼上后面的窗户可以看到小德张家的院子。在黄裳的印象中，小德张家的院子很大，阴森森的，好像整天也没人走动。“我曾几次爬到窗口去看，不过始终没有看到这个有名的大太监。墙子河就在前面，河畔栽了一排柳树。夏天我有时走下去坐在柳下看书。有一次从《小说月报》上读到郑振铎写的《北宋词人》和《南宋词人》，引起极大兴趣，整整看了一个下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宋词。”
　　　　1948年初秋，林洙中学毕业后，从上海到北平求学，父亲把她介绍给同乡林徽因教授。她后来回忆说：“我来到清华的教师住宅区新林院8号梁家的门口，轻轻地叩了几下门。开门的刘妈把我引到一间古色古香的起居室，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一个大沙发，在屋中间放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桃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都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5．出行
　　　　清端郡王载漪发配西北二十年后，在孙子毓运陪同下，于民国十年（1921）辗转回到北京。大总统徐世昌派汽车到前门火车站迎接，载瀛也携惇王府的亲戚们去接站。载漪祖孙被接到一辆汽车上，毓运觉得这车子貌似西北的骡拉轿车，只是外身是铁皮的，车窗是玻璃的，座位是软的。不一会儿，汽车突然走了起来。毓运大惊，高声冲爷爷载漪说：“这个车怎么没有骡子拉就跑了？”载漪故作冷静，暗地里推了孙子一把，但这话还是被司机听见并窃笑不止。此前，爷孙俩都没见过汽车。载漪望着车窗外面的街景，叹道：“北京变了，什么东西都洋起来了。”
　　　　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自南京北迁。5月5日的日记记：“上午11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寥寥数语，勾出当年北方的“春色”。
　　　　黎元洪任大总统时，住北京东厂胡同。有时晚上骑马到东华门大街真光影院看电影，散场后去东安市场的国强咖啡馆喝咖啡。国强的茶房老温在东安市场的从业经历贯穿民国的始终，曾多次接待黎元洪。
　　　　民国时期的一些名流如吴稚晖、梁漱溟等，为倡导人道主义，出行时坚持不坐人力车。陶行知更甚，一次因急事坐了回人力车，半道上非要和车夫对换，让车夫满含热泪地坐了半程车。学者刘文典常在课堂上怒斥人力车的不平等，课后则赫然登上人力车而去。
　　　　溥仪成了废帝后，常和婉容坐着小汽车出宫转悠。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颐和园和玉泉山。每次出门，都排成一列由几十辆小汽车组成的车队。他不时让司机加速，在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竟然开出时速六七十公里以上的疯狂速度。直至把随同出行的“内务府大臣”绍英吓得紧闭双目，双手合十，大呼“南无阿弥陀佛”。
　　　　1925年，俞平伯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在江南的时候最喜欢乘七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城站，总值夜分了。我为什么爱搭那趟车呢？佩弦（朱自清）代我说了：‘堂堂的白日，界画分明的白日，分割了爱的白日，岂能如她的系着孩子的心呢？夜之国，梦之国，正是孩子的国呀；正是那时的平伯君的国呀！’我虽不能终身沉溺于夜之国里，而它的边境上总容得我的几番彳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浦江清在清华任教。按当时的概念，学校属于郊外，进城须乘长途汽车。浦坐过几次后，感到汽车太颠且汽油味刺鼻难闻，常晕车。后入城时索性雇人力车，浦称之为“虽慢而舒适也”。
　　　　北平时期，出行以人力车（洋车）为主，乘坐方式有如今天的出租车。在北平生活了十年的学者谭其骧晚年回忆：“出门都坐洋车，随便你住在哪里，大门口外或胡同口，准有几辆洋车停在那里，坐上再说到哪里去，拉起就跑，到目的地按时价路程给钱，很少有要求添几文的，绝不会发生争吵……我住在景山西门北平图书馆宿舍时，在宿舍门口上车，到东安市场门口下车，给七大枚就行了。下大雨刮风下雪时酌加。全城不论哪里，西直门外远至香山，只要不是跑不动的老头，没有拒载的。”
　　　　陈岱孙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从美国回国后，在母校任经济系主任。陈一直独身，有美国友人送了他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他便开着这辆车进城或出游，这在当年的大学教授中恐怕是独一份，一时引人注目。
　　　　1931年春假期间，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与若干同事出游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访问古迹，购买古董、书籍，还特地到大名拜访崔东壁后人。而顾颉刚在《辛未访古日记》前言中却写到另一种对“时情”的印象：“黄河流域为我国文化之摇篮地……何意时移世易，其贫若斯，其愚若斯，鸦片、白面、梅毒，肆虐凶焰……兵灾、匪祸连结不解，人民不识正常生活为何事……我自作此旅行，常居明灯华屋而生悲，以为国人十之七八，犹过其原始生活，我不当超轶过甚……”
　　　　刘半农有两个女儿生在伦敦，故一个叫刘伦，一个叫刘敦。回国后都在孔德学校读书。每天早晨，两个女孩同乘一辆包车上学。起初两个孩子是并坐，后改成一个朝后跪着，一个朝前坐着，再后来改为两人叠坐着。很多北大学生每天都和姊妹俩相遇，都能看到她俩天真的笑容。
　　　　上世纪30年代有段时间，张中行经常和二三同好骑车到玉泉山郊游。他对这种例行的休闲活动有如下记述：“出西直门，沿平坦的土路西北行，十余里到海淀镇。进东南口，到西端北拐是西大街商店集中地。先买烧饼、酱牛肉、花生米，最后买酒。卖莲花白酒的是仁和号，在近北口路东，两间门面，靠南一间开门，柜台上有酒坛，卖酒。我们酒量都不大，只买半斤。到玉泉山，总是在西部山下树林的草地上野餐。莲花白酒是好白酒加若干种有香味的中草药蒸馏而成，味纯厚而幽香，当时觉得，在自己喝过的多种酒中，它应该排在第一位。”
　　　　张中行小时候生活在河北香河农村，他叔叔家养着一头“识途”的黄牛。张的姑姑住一二十里之外的另一村，有时几个孩子去看姑姑，就让这头牛拉车出征。孩子坐上去后，大人牵着牛送到村外岔路上就撒手不管了。牛自己掌握方向和速度，走得很慢，孩子可以在车上东张西望、打打闹闹，或下车掐一把花草再上来，十步八步就能赶上，牛一直把车拉到姑姑家门口才站住。午饭后回来，孩子累了，往往睡一路，有时牛把车拉到本村家门口停下来，他们还不醒。
　　　　上世纪20年代，学者陈西滢说：“（上海）南京路上的汽车比十年前多了不知多少倍了。你如果像我一样在那里立一会，数一数来往的汽车，你就会发现每十辆汽车至少有七八辆里坐的是黄头发、蓝眼睛的人。”
　　　　上世纪20年代初，周有光在常州念中学，家在苏州，因而经常往返于沪宁线上的常州与苏州之间。他后来回忆：“常州到苏州很方便，那个时候来回火车票是一本一本买的，一本10张，撕一张给检票员就可以上火车了。”
　　　　北平时期，从城里出西直门到香山、玉泉山等地郊游，有两条路可走。邓云乡在《增补燕京乡土记》里有如此记述：“一条出西直门笔直往西，经过万牲园（后改动物园）路口再往西转入去海淀的大路；一条出西直门走关厢不远就拐弯往北，进入关厢北街，再往前走不多远，就到了高梁桥了。一到高梁桥，风景便豁然开朗，南北的大石桥，桥北是开阔的北方田野，桥下是清澈见底的流水，这水都是由玉泉山、昆明湖流来，流向德胜门水关的，西北一望，西山、玉泉山、万寿山色调深浅、层次分明，可以说是北京城郊最美的一条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以人力车为主。当时北京人口近200万，人力车达10万辆，平均每20人一辆。北京各高校的教授、讲师，几乎都有包车。这10万辆车，车况和车夫是参差不齐的。最高档的进口人力车，售价可达100块银元。车夫则各取所需。康有为的女婿罗昌当年七十多岁，他的车夫也已五六十岁。老车夫每天拉着他慢悠悠上路，出和平门去北师大上课。据说这种念旧也是一种“京味”。
　　　　溥仪没出宫时，为学自行车，把宫里许多门槛都锯了。有一次他骑车乱转，被一个在宫里装电灯的看见了，连忙下跪向他讨封，溥仪笑道：“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这是北京当年桥头行乞者的诨名。有人据此认为：溥仪小时候够坏的，属于“阴坏”一类。
　　　　李四光从美国回来后，任北大教授，兼北京图书馆副馆长，每月收入500元。他平时骑自行车上下班，曾被鲁迅撰文讥讽。
　　　　1928年首都南迁后，阔人们各奔东西，北平的汽车市场也跟着疲软。二手车高不过1000元一辆，低者仅百八十块。北大教授刘半农说：“我们朋友中，从前同是两轮阶级，现在升做四轮阶级的也不少，有时间上什么地方去，承他们的邀请我同坐，我也就乐得大揩而特揩其油！”
　　　　吴稚晖出行，从不坐人力车。他住上海时，去南京见蒋介石，只坐四等车，满目穷人，吴则甚觉其乐。到了南京，蒋介石的官邸吴可以不经通报，直进直出。一次，吴从浦口坐轮渡到下关，忘了带船钱，被售票员当成乡下佬，抽了一个嘴巴。
　　　　徐志摩曾问梁实秋：“你坐过飞机没有？”梁答以没坐过，一来没有机会，二来没有必要，三来也太贵。徐说：“你一定要试试看，哎呀，太有趣，御风而行，平稳之至。在飞机里可以写稿子。自平至沪，比朝发夕至还要快，北平吃早点，到上海吃午饭。太好。”当时徐志摩有个朋友在航空公司，见他在京沪两地穿梭奔波，便送了他一张长期免费的机票。没想到比票价更昂贵的是，徐志摩因此搭上了性命。
　　　　1946年3月17日上午10点，戴笠自青岛乘航委会222号运输机飞南京。一说戴笠此行是为了接影星胡蝶一同赴沪，实则胡蝶并未与戴笠同行。下午1点左右，飞机到达南京上空，因遇雷阵雨，无法正常着陆。南京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引导飞机穿云下降。如不行，则改飞上海或济南。但上海、济南上空天气也不好，222号飞机只好在南京再作穿云下降。飞机在云雾中失去方向，与地面联系困难，雷雨中三次下降都越过机场，无法着陆，最后一次下降时偏飞至江宁县。下午1时6分，222号飞机与地面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也听不见机上的讯号。最终高度只有200米的板桥镇戴山，成为戴笠此行的葬身之地。
　　　　1924年暑假，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联合举办一次暑期讲演会，从北京请去十位著名学者，鲁迅、蒋廷黻等都在内。他们先乘火车到陕州，然后取道黄河往西安。负责接待的张辛南先到陕州，雇了两只民船。不料行船不久，就赶上狂风暴雨，昼夜不息。次日早晨风雨停息后，船主带着几分后怕说：“昨天晚上险呀！如此大风，船不能下锚，倒行十余里，如果倒行到鬼门（陕州附近黄河中有砥柱山，兀峙中流，分河为人、神、鬼三门，惟人门可通舟楫，其险过于长江之三峡），那就没救了。幸托庇龙王爷保佑，得安然无事，诸位先生真是大命的。”
　　　　茅盾入商务印书馆一年后，其弟沈泽民考入南京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7年夏天，茅盾回乡与母亲一起送弟弟去南京上学，也顺道游览了南京的名胜。回上海时，母亲提出乘船走长江，茅盾便在航行于汉口到上海的三四千吨的豪华客轮上订了一个官舱。轮船起锚后，他扶着母亲在甲板上散步。沈母遥望江天，颇有感触地说：“你父亲一生只到过杭州，我今天见的世面比他多了。”
　　　　孙中山和章太炎都住上海时，章太炎常雇人力车去孙家，但归途却不识路，每次都由孙派人另雇一车送章回家。某次孙派人送章出门，门口只有一辆人力车，章坐上车即令车夫快跑，本欲送章回家的人等到另一辆车来时，章早没了踪影。车夫半路上问章去哪里，章说：“家里。”车夫问家在哪里，章答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堂门口有一家纸烟店。结果是章一直坐着人力车在街上打转。
　　　　金城银行老板周作民奉行有饭大家吃的管理之道。上海总行内，私人汽车有二十多辆。都由银行负责汽车的开销。有人评论说：换一个人当总经理，看到这许多坐汽车的开支，一天都受不了。而周作民就是凭着这种做派，号召两千多人糊里糊涂地替他出尽力气。
　　　　茅盾写《子夜》时，曾把部分初稿给瞿秋白看。原稿写吴荪甫出行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当年上海有钱阶层流行福特轿车。瞿秋白则提出，像吴荪甫这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成雪铁龙牌，茅盾定稿时采纳了瞿秋白的意见。
　　　　民国时期，长沙的黄包车别具特点：车夫身穿长袍，拉车不跑，漫天要价。因而除了老年人及带行李的旅客，一般市民都不坐。
　　　　1937年秋天，为避战乱，茅盾把两个孩子从上海送到内地。回程从武汉买了张到杭州的车票，10月24日发车，抵杭州已是11月5日，走了将近两个星期。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全家于1930年11月28日离开上海去北平。当日胡适门生罗尔纲随胡适一家四口乘出租车到火车站，他说：“满以为胡适广交游，徽州亲戚也不少，今天月台一定站满亲朋来送行的。谁知半个影子也没有。”火车抵北平前，罗尔纲又以为胡适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的负责人和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至少这两个单位应该有人来接，“谁料车进了站，同样连影子都没有。”只有胡适的表弟雇了一辆汽车，把他们领出车站来到汽车前，随即也离开了。
　　　　1918年5月13日，即徐悲鸿与蒋碧微“私奔”的前一天，徐秘密通知蒋碧微，要她当晚悄悄离家，雇黄包车到爱所亚路长发客栈找他，并叮嘱说：雇车要找留辫子的车夫，因为那种人比较老实可靠。
　　　　民国初年，陈三立住南京中正街，家门口有一条很短的铁路。一日陈独自出游，回来时乘人力车，车夫问地名，陈茫然不知，便挥手让车夫前行。穿街入巷，走了一阵子后，车夫又问地名，陈仍答不出来，忽急中生智，想起了火车声，便告车夫家在火车站附近。而车夫所行，正与其家的方向背道而驰。好不容易回到了家，家人有的四处寻觅，有的立在门口张望。若是门前没人，陈也未必认得出这是自己的家。
　　　　民国时期，苏州天平山的轿夫一度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兜揽生意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太太，你现在不坐，到时候你要是从山上坐轿子下来，我是要把你骂出山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