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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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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两大当家人——胡政之和张季鸾——工作上的配合天衣无缝，但性格迥异。据说胡工作之外不大合群，奉行独乐主义，更有人指其“孤僻成性，同人对之尊而不亲”。而张季鸾则与下属打成一片，“喜交游，善谈笑，爱热闹，嗜饮啖”。他一到，往往就宾客盈门。无应酬时，他愿意拉一二同人去吃小饭馆，闲暇时也时常约同好唱唱昆曲，是个不缺亲和力的总编辑。
何应钦生性懦弱，行事优柔寡断，缺少勇气、毅力和决断力。与此相应的是，他待人谦恭和蔼，少有恶言急色，对朋友极有礼貌，对学生和部属也从不摆架子。无论上班和开会，何一贯遵守时间，准点到，不缺席。但何也有手面不大的弱点，对部下往往有一钱如命的苛求。
刘峙接人待物好打哈哈，口齿笨拙，不善辞令，貌似忠厚实诚，实则内藏机谋，个性倔强，认准的事情绝不动摇。他常对人说：“我刘经扶是大智若愚的人。”
宁汉合流后，被软禁于南京孔祥熙宅的胡汉民获释。他离开孔宅的当日，门前车水马龙，除蒋介石之外的几乎所有文武大员都来送行。胡由女儿木兰扶出大门时，众人排列两旁，纷纷向胡问好。胡不予理睬，旁若无人地直趋坐车，上车后抬眼看见囚禁期间负责他警卫事宜的一个工作人员，便又下车上前与之握手，连声道谢。
宋霭龄为人低调，平时深居简出，不爱抛头露面。但她有掌控局面的能耐，可以摆平蒋宋孔三大家族之间的摩擦和矛盾，连蒋介石遇事都让她三分。她称蒋介石为“介兄”，是蒋周围唯一一个不用“总裁”、“委员长”称呼他的人；在公众场合，蒋介石对她毕恭毕敬。
孔祥熙表面上嘻嘻哈哈、东拉西扯，对铭贤学校学生、山西同乡、旧日部属都视为亲信，给人以“厚道”和“怀旧”之感。
陈布雷为人质朴，待人宽厚，助人为乐。抛开职业和立场不论，他是个好人。
蒋介石平时不苟言笑，但也有例外。某次蒋的侍从室组长以上人员聚餐，蒋也加入，宋子安在座。席上宋子安说到一件关及卫生的话题时，蒋指着侍从医官吴麟孙开玩笑说：“不卫生找他好了。”
方志敏在狱中给鲁迅写过一封密信，想请鲁迅托宋庆龄向蒋介石保释其出狱。这封信是通过胡风转给鲁迅的，胡风回忆说：“鲁迅看了后，沉默了好一会，说，蒋介石是什么人？这绝对做不到。”
上世纪20年代，清华学生有“四子”之说，即子沅（朱湘）、子潜（孙大雨）、子离（饶孟侃）、子惠（杨世恩），四人同住西单梯子胡同的两间房内。“四子”中唯有子惠性情随和，与人无争；另外三个诗人的性格都属于急躁暴烈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四人中硕果仅存的孙大雨提起朱湘以老大自居的态度对待他，仍不能释怀。
朱湘的朋友罗念生说：“朱湘性情倔强、暴烈、傲慢、孤僻，表面上冷若冰霜，内心里却热情似火。”“他并不懂得人情世故，太相信别人，太诗人化了，所以他处处上当。”
上世纪30年代，一次学者熊十力与冯文炳因争论一个问题互相抬杠乃至扭打起来，熊十力声色俱厉地说：“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对佛！”
抗战期间，五战区豫西别廷芳部的民团曾建奇功。别廷芳目不识丁，为人清廉正直。豫西产西瓜，历年偷瓜者不绝，别廷芳便发布“偷瓜者死”的告示。一日，别的女婿途中口渴，就便在附近瓜田里拿个西瓜吃了。此事被别知道后，立即吩咐卫兵，推出枪毙。别的独生女抱住父亲大哭，替丈夫求情，说如果丈夫被杀，女儿终身靠谁呢？别把女儿推开说：“枪毙了他，有我养你一辈子！”
1943年秋，刘峙接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对刘的评价是：“身为大将而胆小如鼠。”据说刘夜里起来小便，竟然要两三个卫兵陪着。
熊十力性狷狂，曾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他，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讲的是戏论。
曹礼吾和曹聚仁曾同在暨南大学任教，两人是朋友，却常被别人弄混。曹礼吾对曹聚仁说：“我的名片上要附刊一行字——并非曹聚仁。”曹聚仁说：“他性慢，我性急；他把世事看得很穿，我一天到晚要出主意，不肯安分；他衣履非常整洁，我十分不修边幅；然而我们非常相投，可以说是管鲍之交；用佛家的说法：‘这是缘吧！’”
马寅初一次去拜访黄侃，和他说起《说文》。黄很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抗战期间，一次黄琪翔请田汉吃饭，事先说好是一桌客人。届时田汉带着三十来人去赴宴，黄见状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恰好准备了三桌。”
胡汉民谈到孙科时说：“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邓散木腕力极强。他年轻时，一次去酒馆，跑堂的见他不像是有钱人，就把他晒在一边，专心去侍奉几个纨绔子弟。邓也没说什么，向店里要了几个核桃，放在桌子上，右手掌一运力，核桃应声而碎。店家及邻座都大吃一惊，以为遇上“绿林”高手了，赶紧过来招待。
邓散木家里挂着这样一张《款客约言》：“去不送，来不迎；烟自爇，茶自斟。寒暄款曲非其伦，去、去，幸勿污吾茵。”他当年的结婚请柬也别具一格：“我们现在定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在南离公学举行结婚仪式，所有繁文俗礼，一概取消，只备茶点，不设酒筵。到那时请驾临参观指教，并请不要照那些可笑而无谓的俗例送什么贺礼；倘蒙先生发表些意见，和指导我们如何向社会的进取途径上前趋，那便是我们比较贺礼要感谢到千万倍的。”
孔祥熙曾请潘光旦调查其家谱，以证明他是孔子之后，潘一口回绝，说：“山西没有一家是孔子之后。”
丰子恺一向蔑视权贵。住在缘缘堂时，家乡的县长慕名求见，事先带话来，丰便在门上贴上“谢客”两字。抗战期间，丰住在贵州遵义，当地豪绅罗某几次上门求画，都被挡了回去，某日罗突然袭击，丰正吃午饭，不及回避，只得倒了杯清茶，敷衍了几句，即起身进卧室了。抗战胜利后，孔祥熙想出高价买丰子恺的西湖套画，杭州市长也曾亲自到家中求画，都被丰拒绝。
王云五说：高（梦旦）先生是一个老少年。
叶公超说：“他（徐志摩）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巴金告诉沈从文，他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讲话。沈从文便说起，他第一次上中国公学的讲台，教室里坐满了学生，他骤然感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盯着自己，立时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请等五分钟。”而当时是中国公学学生的罗尔纲的回忆则是另一个版本：“沈从文只读过小学，是胡适把他安排上大学讲座的。选他课的约有二十多人，但当他第一天上课时，教室却坐满人，他在讲坛上站了十多分钟，说不出话来。突然他惊叫了一声说：‘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
抗战期间，当年上海滩的两个大佬虞洽卿和王晓籁常往返于重庆和昆明之间。两人行事风格迥异。虞洽卿到昆明都借宿友人家，友人嗜烟，不及招待，早饭由虞自理。虞洽卿每天只花一毛钱买四个小馒头，后物价上涨，馒头变成三分一个，有人戏问虞洽卿如何应付，他答：“我改吃三个，反而可省钱一分。”一女戏子曾随虞洽卿从重庆到昆明，有人问她，虞是阔人，路上用什么招待呀？她答：至多吃到蛋炒饭，这就算最丰盛的了。王晓籁则是另一路，每天牛奶面包，听任物价上涨，从不更改。
傅雷多才多艺但性格暴烈急躁，楼适夷说：“我亲眼看见他抓住孩子的头发，提着小脑袋往墙上去撞，好像立时三刻要把孩子处死的神情。”抗战结束后，昆明一家美术学校请傅雷去当教授，傅雷便从上海起兵发马、捆载而去，一路跋山涉水。到昆明的当天，即去参加一个讨论教学计划的会议，因一言不合，他马上扛起尚未打开的行李，回了上海。
林语堂用英文写成《吾国吾民》，并在美国成为畅销书后，决意赴美从事英文写作。这是30年代中期的事情。当时林在上海已经住进花园洋房，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但主意一定，便可弃这些如敝屣，可见林为人的有决断。
周扶九本是江西盐商，发迹后在上海置有大量地皮房产，成为巨富。周为省钱，外出从不乘车。有一晚，周从外面提着灯笼回家，见前面一顶轿子前后都挂着玻璃灯，便尾随其后，吹灭手中灯笼里的蜡烛。一直走到家门口，周正为省下的半截蜡烛窃喜时，定睛一看，从轿子上下来的，却是他家的媳妇，周气急之下，差点背过去。
郑超麟早年曾与瞿秋白同事。他晚年回忆说：“我佩服瞿秋白的多才多艺，如鲁迅说的。他政治上很敏感，工作努力，但性格根本上是软弱的。杨之华一次告诉我，她某日与秋白同坐电车，车上一个人瞪目对着秋白看，秋白当时吓得面如土色。”
抗战时期，傅斯年常在国民参政会上“放炮”，蒋介石私下请傅斯年吃饭，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答：“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信任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梅贻琦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作为一校之长，他平时话不多，很少当众断言拍板。有学生针对其性格写打油诗云：“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西南联大毕业生何兆武回忆：“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比如梅（贻琦）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着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
傅斯年动辄发怒，但只对事不对人，事后又常常后悔。有个工友开玩笑说：希望傅斯年向他发脾气。因为傅上午发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稿费，他便一股脑地送给了工友。
1929年，学者刘文典时任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一次到安庆召见刘，要他提供学校里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介石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针锋相对：“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林语堂点评《语丝》诸同仁道：“达夫潇洒，伏老（孙伏园）静逸，玄同红脸，半农矫健。”“玄同守活鳏，永住孔德学校，不回家，此人实在神经。”
罗尔纲在北大工作时，曾有一些学校想把他挖走，胡适对他说：“你到别个机关去，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罗后来反省这句话：“好似暮鼓晨钟一般警告我。我这个人，性鲁行方，不会应付人事，不是适之师，谁能同他这样爱护我，体谅我，宽恕我，弃我之短而录我之长呢？”
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对继任者马君武有一番评说：“马先生是孙中山同盟会的秘书长，地位很高。只是脾气不好，一言不合，就用鞋底打宋教仁的巴掌。他不肯信任人，事事要自己抓，连倒痰盂也不放心，要去看过。不肯信任人，人便不敢负责；事事自己去抓，便行不通。”
徐悲鸿从欧洲回国后，1927年携妻儿回了一趟宜兴老家。徐母大有儿子“衣锦还乡”之喜，摆了好几桌。当日下午两点来钟，大家刚吃完饭，正围坐叙谈家常，突然传来几声枪响和“强盗来啦！”的喊声。徐家一片惊慌，一家人相互照应着逃到屋后的草堆里，唯独不见徐悲鸿的人影。土匪散后，蒋碧薇正着急担心时，只见徐悲鸿进了院子，头发和衣服上粘着许多谷粒。原来徐悲鸿反应极灵，“枪声一响，他跳起来就跑，自家一个人跑到屋后谷仓，打破了气窗的木条，钻进去躲在谷子堆里。”
蒋吟秋与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并称“吴中四老”。郑逸梅说：“吟秋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出言吐语，不卑不亢，且庄中有谐，直中有婉，任你满怀的不快乐，愁眉苦脸，和他一谈，不自觉地心境舒适，如坐春风。他虽和人绝交，也不出恶声。在家中与子女相处，从无疾言厉色。”
黄炎培曾以“外圆内方”自诩，梁漱溟则称其“外圆内也圆”。
吴湖帆爆得大名后，求画者纷至沓来，以致画债累累，难以清偿，但他并不为此所累，仍客来时谈笑终日，客去后自摆棋谱。有人劝他，如此浪费时间，不是很可惜嘛！何不多画一些？吴答：“人还是人，不能和机器等量齐观。”
沈心海人如其名，心静如水，心宽如海。处境无论顺逆得失，都漠然不很关心，随遇而安罢了。
莎剧的译者朱生豪不仅英文厉害，还精通诗词，被词学名家夏承焘誉为东坡后第一人。朱是典型的书呆子，性情孤僻，对应付人际关系一窍不通。他从学校毕业后，入世界书局当编辑，曾致总编辑一函，上来就称其为“仁兄”，传为笑柄。
韩国钧（紫石）任江苏省长时，一次请萧俊贤画一立轴，嘱手下要萧题紫老上款，萧听后对韩派来办事的属下说：“彼老，予亦老矣！我固不知孰老也？署紫石先生可耳，何喋喋之甚也！”
黄侃任中央大学教授时，学校规定师生出入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对此置若罔闻，一次被门卫拦住，要看他的名片，黄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直至把校长叫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李健吾说：林徽因“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都）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热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抑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11．起居
袁世凯每天凌晨5点起床，先入办公室批阅文件，然后喝茶及牛肉汁、鸡汁。7点进早餐，通常是包子和鸡丝面。10点进鹿茸一盖碗。11点进人参一杯。12点吃午饭，食谱上常有清蒸鸭子，入冬后几乎每天必吃。下午吃一次西点，并服用自制活络丹、海狗肾。晚7点进晚餐。袁世凯的一天，除正事外，可谓是在大补中度过的。滋补过度，使他强壮身体的梦想最终化为泡影，并且适得其反，仅活了57岁。
袁世凯当政时，徐世昌曾为国务卿。后袁图谋称帝，徐即辞职还乡，隐居于河南辉县老家。
徐世昌的退隐生活大体是这样的：除原配席夫人外，他还有五个姨太太，此时各司其职。徐的一日三餐由大姨太太监制，五姨太太伺候。他每天黎明即起，洗漱后用早餐。饭后由四姨太太陪着在花园闲逛一圈，再入屋睡两小时的回笼觉。徐白天则靠吟诗、写字、画画打发时间，五姨太太为他磨墨铺纸，据说耳濡目染，后来也能涂抹几笔。当时有人说，徐的字不如诗，诗不如画，因而画兴最浓。徐每顿饭由五姨太太陪着吃，席夫人和另几个姨太太一起吃；晚上睡觉则由席夫人照料。徐世昌的卧室有两个铺位，一个是徐本人的，另一个就是席夫人的。这都是席夫人一手所为，但长此以往，也不免让另几个姨太太对其心存恶意。
段祺瑞每天的生活，离不开念经（佛经），午睡，下围棋，打麻将。即便是在他当权的日子，甚而大事频发的当口，也天天如此，以致不少军政要务，不得不假手于人。
吴鼎昌生活很有规律。他任贵州省主席时，无论公务如何繁忙，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节假日、下班后不会客，不谈公事，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下属也都清楚他的这个习惯，不到家中打搅。逢假日或周末，吴常携妻子去贵阳南郊的花溪风景区度假，在那里读书写作赏景，过闲适清静的家庭生活。其作品《花溪闲事》，即是那几年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在花溪写成的。
顾维钧每晚11点入寝，第二天上午10点起床，一天近一半的时间是在睡觉。顾是外交家兼政客，大半生满世界奔波，生活并无规律可言，却能享高寿，活了98岁，这多少得益于他良好的睡眠。顾维钧曾说：“有人把睡和醒截然分开，认为‘醒’才是人生，睡着了浑浑噩噩南柯一梦，属于非人生。这实在是不确切。‘睡’也是一种重要的人生，我这一生就非常注意睡。要保证醒时的理性和工作效率，‘睡’可以算得上是人生第一要务。”
《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问世后，张恨水爆得大名，囊中渐鼓。他在北平租了一个大宅子，院里种了不少花木，颇为幽静。但他并未从此歇手赋闲，反而更忙了。
这段时间，张恨水同时给六七家报刊写稿，每天闭门创作。一般是从早上9点一直写到晚上六七点钟，然后搁笔吃晚饭。饭后略事休息，再接着写到半夜12点。登床后，还得看书“加油”一两小时。
张大千的子女回忆说：父亲一生不喝酒，不吸烟，不玩牌。善饮食，爱步行，记忆力超强，长年无休息日，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
上世纪20年代，陕西盐商吴怀琛在上海当寓公，他每日鸡鸣时入睡，下午四五点钟起床。其他时间则大多沉湎于烟榻上。
刘淑静是河北大名人，后入山东曹县“圣家会”修女院。她晚年曾述及“修女的一天”——清苦、单调、有规律、受禁锢：早5点前起床，半小时后一起进堂念经，接着是30分钟的默想，题目出自《默想全书》。然后是望“弥撒”，领“圣体”。8点吃早饭，12点吃午饭，下午6点吃晚饭。早、午饭后，大家各自做活，没一个闲着的。晚饭后有半小时休息，修女们把这段时间称为“散心”，大伙可以自由交谈，但绝不能高声喧哗。然后，又是集体回教堂“念晚课”。30分钟后，开始集体唱圣歌，赞美耶稣和圣母。晚9点半回宿舍休息。当年修女都住集体宿舍，虽说是紧挨在一起睡，也不能随便交谈。
黎元洪第一次下野后，隐退于天津德租界。他每天清晨起床后，必骑着一匹大洋马到海河边“驰骋”一番。
民国初年，第一家庭人丁兴旺——袁世凯有众多妻妾和子女。北京之外，袁在天津也有数处宅子。英租界小白楼袁公馆内有楼房数百间，袁去世后，他的家眷多居于此。那时，袁家抽鸦片的人占了半数。家里厨房的灶火日夜不息，下午三点钟以后哪位起来，就哪时开饭，陆续不断。四点以后，西餐馆的茶役便推车带着各种点心、小吃和荤素菜来袁公馆兜售，生意自然不错。每日三餐，照例准时开饭，但袁家人很少来吃，男女仆人则尽可享用。袁公馆的太太、少爷、小姐们，饭后有抽大烟的，有打麻将的。晚九点左右，又分别去妓院、戏院、舞场等娱乐场所。夜12点仍常在法租界的北安利、显记、紫竹林等南方饭馆吃夜宵。一般玩到后半夜两三点钟才陆续回家睡觉。袁家的人每天出入家门，衣帽鞋袜都是男女仆人给穿戴摘脱，他们仅抬抬胳膊伸伸腿。少爷小姐每人有一个五屉柜盛化妆品。香水的瓶子有伞式的，有人形的、兽形的、虫形的和飞禽形的，千奇百怪，以法国货居多。
齐白石生活极有规律。晚年黎明即起，到菜园浇水。上午绘画。午睡一小时。起床后接着画。一天画三四幅，不论大小。他的画案上放着一副哑铃，休息时用它练手劲，故腕力至死不衰。黄昏后不再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身兼北京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和交通银行总理等数个要职。他每天上午上班，先到交通部，再到财政部，中午下班回家吃饭。一周去一两次交通银行。曹是上海人，本来生得眉清目秀。他因兼职过多，每天车来车去的，有一回在赵堂子胡同和另一个总长李士伟的车撞上了，致其破相，脸上落下疤痕。
胡汉民曾自述他任立法院长期间的日常起居：“每晚9时半洗澡，10时睡，早晨3时半起床，作小运动，进早餐。5时办公看书，重要宾客往往在这时延见，8时后出席会议，到党部、国府或立法院批阅文件。”
宋美龄成为第一夫人后，日常作息忙而不乱。她有阅读习惯，每天早晨读各种报刊，当中不少是从国外寄来的刊物。宋平时喜欢看历史及传记类的书。午休时间，由内务人员放留声机，唱片都是小提琴独奏曲，没有歌曲，也没有大型交响乐。所有唱片都由宋美龄选好，放在盒内，留声机在卧室外，午休后宋开门时便停止播放。
蒋介石在广州时，每天起床后都闭目凝神，两手放在膝盖上，打坐一刻钟。他亲自制订的《每日作息时间表》上，称此为“修身”。
鲁迅执教厦门大学时，致信许广平：“我到邮政代办处的路，大约有八十步，再加八十步，才到便所，所以我一天总要走过三四回，因为我须去小解，而它就在中途，只要伸首一窥，毫不费事。天一黑，我就不到那里去了，就在楼下的草地上了事。此地的生活法，就是如此散漫……”后来，鲁迅连在“草地上了事”也免了，他在写给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说：“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瓷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能如此。”
抗战期间，老舍一度住在重庆北碚。他每天早晨打太极拳。上午写作，写一阵玩一阵，拿扑克牌玩过五关，有时也用骨牌拿一百开。玩一阵再写一阵。午饭后睡一小时午觉。下午和晚上看书会友，很少写作。
七君子被捕后，关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日子并不难熬。他们早上七八点起床，洗漱后围着屋前的天井跑圈。李公朴能跑50圈，章乃器跑25圈，王造时和邹韬奋跑20圈，沙千里跑17圈，沈钧儒年纪最大，也能跑七八圈。跑完步，沈钧儒打太极拳，章乃器打形意拳，其他人做体操。早饭后，各自进入工作状态。王造时译书，章乃器和邹韬奋写文，沈钧儒和李公朴写字，沙千里学日语。午饭后，略休息，继续工作。晚饭后，有的看书，有的下棋，有的闲谈。监舍里还不时传出欢笑声。
1914年，张元济迁居极司菲尔路后，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先在盥洗室煤气灶上烧一壶水洗脸。洗漱完毕，便开始工作，打开电灯，伏在桌上批阅公文，写信，查资料。天亮后熄灯、开百叶窗，继续工作。七点半吃早饭，一大碗肉面，撒上些葱花。饭后收拾公文包，出门乘马车上班。临走要带上两份当天的报纸，在路上看。
杨虎城1930年任陕西省主席。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到新城操场观操，后到新城大楼办公，听秘书念电报、阅报并把要处理的事情告诉秘书，然后到会客室接见访客。来人提出的问题随时处理。11点开午饭，如来客未谈完，就一起吃饭，边吃边谈。伙食一般为米汤、馍，四个菜：两荤两素，冬天再加个火锅。饭后外出，巡视工厂、学校、医院等地，有时也去看文物古迹。晚饭或去友人家吃，或邀友人来家吃，多是面食。晚上会客，与友人、学者、部属、官僚政客等闲聊，所谈海阔天空，事不分大小。
书法家邓散木42岁时曾在日记里记下这样一个“自课”：“上午：六时临池，七时作书，九时治印，十一时读书。下午：一时治印，三时著述，七时进酒，九时读书。星六星期（日）下午闲散会客，工作时间恕不见客。”邓好酒，因而在他的工作时间表上，把喝酒也算了进去。
张季鸾主持《大公报》时，每天下午到报馆，一般是会客或去看昆曲。晚上，在重要新闻已大体明了后，才撰写或修改社评。
熊十力每天清晨4点起床，即开始读书写作，中午不休息，仅闭目静坐片刻。他的书桌贴着一张字条：“说话勿超过三分钟。”
刘云若当年是和张恨水齐名的小说家。他每天有大部分时间流连于天津的小烟馆里，过足了烟瘾后，便起身要一张手纸，就着烟灯用蝇头小楷开写。报馆派人在烟馆坐等索稿，他写完一张，便交给报馆的人，拿回去排出，总是恰好排满预留的位置。
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述及鲁迅晚年的一天：“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过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喝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就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的吸着烟。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边睡着了。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全楼都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郑孝胥当年寓居上海时，每天黎明即起，以“夜起翁”自号。起后在园内略事散步，便入室临池。不久便宾客纷至沓来。
上世纪30年代，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时，每天7点起床，7点40分去北京大学上班。中午回家吃饭。下午1点40分去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上班。晚餐在外面吃。11点回家。到家后即入书房写作读书，至次日凌晨两点才睡觉。胡适每晚睡五个小时，午睡一小时。他说：“每天一定要睡八小时，那是迷信。拿破仑每天只睡六小时。”胡适的星期天上午8点到12点在家接待客人，下午不会客，在家工作，晚餐同样在外面吃，11点回家。
1929年，鲁迅说：“仰卧——抽烟——写文章，确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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