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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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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校长梅贻琦夫人称潘光旦的三个女儿“好比宋家的三姊妹一样”。后来又添一女，成为四姐妹。其中之一的潘乃穆回忆说：“父母对我们一视同仁，没有偏向。乃谷回忆：最有趣的是母亲如有糖果分配给我们吃的时候，采取长幼有序的原则，平均四份，大姐先挑。乃谷至今认为公平合理。比如分花红（沙果），大姐挑红的，不怕小；小四挑大的，不怕酸。要是某次大姐发话说，这回小四先挑，她更高兴。小四先吃完，再去找大姐要，大姐总是给她一些。所以，每次分吃的，都是皆大欢喜。”
抗战期间，宋美龄和蒋介石闹别扭，一度借口在香港养病，拒绝回重庆。1940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令纬儿来见，以今日为余阳历生辰，陪余晚餐，妻本约今日回来，尚未见到，亦无函电，不知其所以也。”11月9日日记记：“经、纬两儿在港得皆见其母，回渝父子团聚，此最足欣慰之一事。如西安事变殉国，则两儿皆未得今日重见矣，实感谢上帝恩惠不尽。惟爱妻抱病在港，不能如期同回，是乃美中不足耳。”当月30日，日记又有类似的一段话：“两儿亲爱，兄弟既翕，此为本月最大之乐事，亦为十五年来最苦之一事。今能完满团团，此非天父赐予之恩，决不能至此，能不感谢上苍乎？爱妻不能如期回渝，是乃美中不足耳！”蒋是基督徒，当年平安夜，他在日记中说：“三年来圣诞前夜，以今日最为烦闷，家事不能团圆，是乃人生唯一之苦痛。幸纬儿得以回来为伴，足慰孤寂……”然而转过年来，蒋介石日记的口气有变，1941年2月4日，蒋介石写道：“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尽其道复之。淡泊宁静，毫无所动也。”
据传蒋纬国并非蒋介石所亲生，而是戴季陶与日本女护士重松金子所生。1916年10月6日蒋纬国出生后，按照两人事先说好的，由日本人田纯三郎带到上海，交给蒋介石当时的妻子姚怡诚抚养；另一说是蒋介石和戴季陶都与重松金子有染，蒋纬国也有可能是蒋介石和重松金子所生。蒋纬国耳闻自己的不明身世后，曾去找戴季陶面询究竟。戴季陶拿出一张蒋介石的照片、一面镜子，自己对着蒋纬国坐下。他要蒋纬国照着镜子对比自己和蒋介石：“你是像这边的，还是像那边的？”蒋纬国看来看去，答说还是像蒋介石“多了些”。戴季陶笑道：“那不就结了吗！”
许广平说：“他（鲁迅）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了伤的羊，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人的空地方蹲着或睡倒。这些情形，我见过不止一次……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的并排睡下，我不禁转悲为笑，而他这时候倒爬起身来了。他决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他时常说：‘我们的感情算好的。’”
美国女记者项美丽在中国生活了十年（1935—1944），其中五年住在上海，大部分时间是和邵洵美同居。他们在霞飞路置了一处“并不富丽而是普通”的寓所，属于临街的平房，有竹篱笆和外面隔开。邵洵美早有家室，他们同居是公开的，邵妻盛佩玉也不反对，项不时去邵家拜访，盛都以礼相待。
广东人梁炎卿后来在天津发迹，成了大买办。他虽有妻妾四人，但没染上洋场恶习。梁一生不赌博，不奢侈，摒绝烟酒，不备车马，终生过着清简的日子。
作家汪曾祺十几岁时，就和父亲对坐喝酒抽烟。他17岁时给初恋情人写信，父亲在一边帮着出主意。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说：“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谢冰心和吴文藻留学归国，先后到燕京大学教书。两人即将成婚时，学校分配给他们一栋燕南园的小楼。谢冰心回忆说：“1929年春，我们都回到燕京大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树，全都让我来管。”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小时候生活在安徽老家，后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但并不在一起生活。陈独秀安排两个孩子白天在外做工，晚上寄宿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两个孩子的后妈（也是姨妈）高君曼看不下去，向陈独秀提出让孩子回家居住。陈说：“你真是妇人之仁，那样虽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恶果。少年的人生，就应该让他们自创前程。”
梁漱溟教育子女有独到之处，其子梁培宽回忆：“从小学到中学，父亲从不过问我的考试成绩，从没有向我要过成绩单。考大学这样的大事他也不管不问。我上初一的时候，考试成绩一般都是中等，父亲也没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学校突然通知我补考地理，那时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单寄来时，父亲刚好在旁边，我就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个字都没有说就还给我了，没有不满的表示或任何批评。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不及格之后应该怎么办，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说。”
画家白蕉一次与妻子吵架，愤而击碎一烟灰缸。事后不免懊悔，说：“天下无不是的老婆。”
曹聚仁这样描述他的忘年交吴稚晖：“他个人生活的简朴，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看起来，一件旧的布大褂，领口叉开，一副土老儿样子。他住的是三等小旅馆，坐的四等火车，喝的是小茶馆，吃的小饭馆，夹着一把纸雨伞，一日步行百里，70岁了，还会爬上峨眉山顶去。他绝对不坐人力车；有人送他一辆新车，他就用锯锯掉了把手，放在房间里当作椅子坐。”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有惧内之名。周有一次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来者皆为冠盖。席间有人知其底细，故意捉弄他，发起叫八大胡同妓女条子伴客，周不便阻止。酒酣时，肉竹并奏，甚嚣尘上。周太太闻后大怒，吩咐佣人把电灯总闸拉了，顿时漆黑一片，客人和妓女只好摸黑散去。次日，周作民挨个向客人登门道歉。
谢之光当年是上海画月份牌的三大名家之一。谢行为放浪，但惧内。某次外遇被老婆侦知，赶去捉奸，谢一见老婆拔腿就跑，其妻眼看着追不上，急中生智，连呼抓强盗，把警察引来。谢被捉拿后，其妻过来笑嘻嘻地对警察说：“他不是真的强盗，我们夫妻吵闹，故意诬说他的。不过劳烦了你们，真对不起！”
抗战期间，史学家侯外庐在重庆曾寄居郊外的白鹤林“冯家洋房”，一度与著名学者晏阳初为邻，住上下楼。晏阳初虽然致力于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过的却是全盘西化的日子。侯外庐后来回忆说：“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相反，他的中英混血的太太却肯于说中国话，也肯于吃中国饭。晏阳初刚搬来时，我的孩子们兴奋异常，因为晏家也有几个孩子，他们以为从此有伙伴了。但不久，他们就失望了，因为晏不允许两家的孩子来往。尽管如此，孩子们之间还是偷偷地建立起友谊，直到晏家搬走，他们还秘密来往了好几年。是晏阳初不识童子之心吗？恐怕不是的。晏阳初拒人千里的态度或非偶然，因为他的生活标准、格调是远离百姓的。”
马一浮11岁丧母，19岁丧父，20岁丧妻，未续弦，无子女。唯一的亲人是他的大姐，大姐一家一直和他一起生活，大姐生病用药时，他必亲尝。大姐去世后，马恸哭不已。熊十力称其“太过，未能免俗”。马一浮听后说：“人的悲伤，是本性的自然流露，谈不上什么过与不过，俗与不俗。”马后来搬离原住地，以免睹物思人。
曹聚仁说：“我和男女工人（指佣人）都是兄弟叔侄相称。除了戏台上，我们没听过‘老爷、少爷、少奶、太太’的称呼。因此，我在上海、杭州、赣州……住了那么久，绝不让女工们叫我‘少爷、老爷’，同桌吃饭，有如一家人。”
8．癖好
钱化佛“玩纸”成癖，无所不收，如书札、烟盒、火花、贺年片、请柬、讣告等等。所藏烟盒达万件之多，火花有十余万枚。抗战期间，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后，到处张贴告示。钱化佛白天见到告示，夜里便瞒着家人冒险去揭。揭前先得用湿抹布濡润，然后轻轻揭下，确保完整无损。下雨天则是揭取告示的最好时机。如此积年累月，钱终于攒成一整套敌伪告示，后来这成了研究抗战史的重要文献。
北洋政客潘复每天抽一听（50支）三炮台烟。这烟并非启听即吸，而是要经过一番繁琐的再加工。他的姨太太们先把茉莉花熏干研末，再开听取烟，用耳扒将烟丝掏出，拌以熏干的茉莉花末，然后装回原来的烟卷。这套程序完全是手工操作，费神费事，非心细手轻是干不了的。一听烟弄下来，需潘的两三个姨太太折腾一天，故潘从不向别人让烟。
明星影片公司的两巨头张石川和郑正秋都有大烟瘾，两人常常一榻横陈，凑一块边抽边讨论剧本。在烟榻上工作，并且富有成效，这算是当年的一景。
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晚年寓居上海法租界，以把玩古董为乐，终因此送了命。1938年9月30日上午，蓝衣社特务谢志磐带着两个“古董商”，携八件古物到唐宅“兜售”。唐绍仪对货品甚为心仪，一面在楼下客厅看货，一面遣仆人上楼取款。此时，装成古董商的刺客掏出利斧砍向唐的头部。待仆人们赶到时，唐已倒在沙发上，奄奄一息，斧子还嵌在头上，刺客早没了踪影。唐被急送广慈医院抢救，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而亡。事后的调查结果是：尽管唐的周围有不少人成了汉奸，但唐始终未答允出任伪职。
段祺瑞好围棋，也好麻将，甚至不惜为此贻误正事。有一次在天津宅中打牌，三缺一，家人就把陆宗舆约来。事后段对亲信邓汉祥说：“打牌虽是游戏，也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陆打牌时，鬼鬼祟祟的样子惹人讨厌。别人的票子都摆在桌上，他则装在衣袋里，随时摸取。别人和了牌，他便欠倒一下，使别人不痛快。”
虞洽卿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他酷嗜跳舞，晚年为一个舞场主持开幕式时曾说：“我现在能活到七十余岁，全凭跳舞之功，诸君如欲精神旺健，盍兴乎来。”
林森有收藏癖。1932年夏天，他上庐山避暑。某日，几个古董商送货上门，林森正把玩间，他的一个亲戚在门口望见四个彪形大汉抬着一顶无顶藤轿飞步而来，定睛一看，轿子里坐的是蒋介石，便向屋内喊了一声：“委员长来了。”林森却声色不动，依旧品赏古玩，直到蒋步入室内，才起身将蒋引入客厅。
林森虽好古玩，却舍不得出高价，因而所收珍品极少。古董商也都知道他的脾气，只带些低档货来推销，林一般出三五元选购一些。抗战期间林森病故于重庆，胜利后，遵其遗志，他所收藏的数百件字画和古玩展销于南京花牌楼某裱画店，所得之款捐给故乡的闽侯中学，据说其中只有两页苏东坡的手迹还算比较珍贵。
安徽军阀兼政客陈调元吃喝嫖赌抽样样不落。他打麻将，若输了牌，就施展起赌徒的本领，即每次出牌时，暗地里带一张牌回来卡在手里，几次打出抓进，他想要的牌就能摸回来。堂堂一个集团军总指挥、省主席，牌桌上竟然屡施偷鸡摸狗的手段。
汤玉麟爱马成癖，在热河主席任上，一有空就往马厩钻，蹲在马群中闻马粪味，视此为一大享受。他也常和马厩头王三把聊马。一些官迷见缝插针，先把王三把买通，等汤蹲着闻马粪的当口，凑上去跪在主席跟前求道：“大帅啊！您贵人多忘事，不认识我了（实则真不认识），您当营长时我在某连某排当班长，今天您荣升主席大帅了，我还没饭吃呢。”王三把拿了人家手短，就在一边帮腔说：“主席啊，可不是的，他是您的老部下，当一辈子兵了，还没饭吃呢。”汤便说：“妈的真不成器，怎么混成这个样儿！”又说：“叫秘书来，写封信，到某县找县长要个官儿干。”
商震喜欢打马球。他雇佣外国人来饲养管理他的洋马，马厩全都是洋房。他还聘请外国专家教他打马球。他任军长的32军有一支全国军队中唯一的马球队，还到上海参加过国际万国马球队的比赛。
日军侵占江南后，找到北洋时期安福系的重要角色曾毓隽，想请他出面到南京组织伪临时政府。曾不想顶汉奸的骂名，含糊其辞地推托一番后，推荐了在北洋政府当过国务总理的梁鸿志。日本人去找梁鸿志，梁又来找曾商量，问曾：“你说我干还是不干？”曾答：“你得干。”梁说：“你为什么非叫我干不可？”曾说：“你跟我不一样。第一，你生活上喜欢讲排场，豪华太过；第二，你好色；第三，你喜欢玩古董。这三件事都非有很多的钱不可。你不干，哪儿来的钱？”梁鸿志便当上了第一任伪南京维新政府的主席。梁上任后，想回过头来再拉曾下水，哪知曾早已溜之大吉，躲到香港去了。
陈荒煤生在上海，年轻时家住法租界霞飞路。他嗜书如命，买不起就逛书店。当时四马路是上海新旧书店最集中的地段，距陈家大约5里地。陈荒煤经常去那里，一逛就是大半天。如上午去，中午就吃一碗阳春面或两个烧饼，天黑再回家；若是下午去，晚上买个油条烧饼吃了，接着逛。
上世纪20年代，上海几家大报的要闻编辑都染有抽大烟的恶习，常到望平街左近的小烟馆“聚吸”。报馆的工役便把电稿或小样送到烟馆，这些编辑往往就着鸦片灯审阅。那时邵力子刚创办《民国日报》，尚无新闻渠道，便常去烟馆和一群当编辑的烟民闲聊，他并不吸烟，目的是在不经意间从他们口中获取新闻。当年《民国日报》上的所谓“北京专电”，其实不少都来自烟馆的闲谈。
漫画家丁聪的父亲是个京剧迷。丁聪上中学时，常和父亲上剧场看戏，或用收音机及唱机听戏。丁聪嗓子不行，一来二去，便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发展到能在正式的演出场合给名角伴奏，而且与笛子名家同场演奏也能合拍，曾令田汉等大为称怪。丁晚年时，有人提及这些事，请他当场献技，那时他已40年没碰过笛子，拿来一吹，竟致上气不接下气，丁叹道：“毕竟是老了。”
邵洵美好赌，曾总结说：“钟可成赌得最豪，朱如山赌得最精，卢少棠赌得最刁，唐生智赌得最恶，而若论雅赌，舍我其谁？”
京西名刹戒台寺从前高僧辈出，到了民国，寺运零落，败相悉现。僧众吸毒，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少穷和尚染上烟瘾，他们往往夜里摸黑翻山越岭、往返几十里地去做法事，换来几角经贸，置衣衫褴褛、饥寒交加于不顾，立马就去买白面。
李叔同当年多才多艺，绘画、音乐、戏剧、诗文、书法、金石等无所不好，也无所不通。成为弘一法师后，摈除一切，独书法始终不舍，留下了无数墨宝。叶圣陶评价说，弘一法师的书法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蓄在笔墨之外，越看越有味。
王景录任军政部交通司司长十余年。后军政合一，何应钦让他兼任交通部次长，他都不干，可见其司油水之大并俨若一独立王国。交通司自王以下各头目皆赌棍。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在一般人家日感“钱紧”的当口，王等一干人却仍三天两头狂赌终夜。无论是玩“牌九”、“梭哈”还是麻将，他们一概不赌现金，而是一次赌毕，结算之后，分别开出支票清账。
胡汉民任广东省长时，市政厅长为伍朝枢。伍嗜赌如命，尤好麻将，他与政客官僚十来人凑成一“文酒之会”，每周一聚，实则为聚赌之会。每每狂赌一宿后，伍不沾家门便直接到市政厅上班。他后来在香港当寓公，搓麻时依旧经常连宵不歇，终于在1934年因兴奋过度，突发脑溢血而亡。
大买办雍剑秋发迹之后，本指望儿子雍鼎臣子承父业，至少守住这份产业。雍鼎臣却无意于此，他结交了一帮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他曾连续赌博三昼夜而不歇息一刻。雍剑秋去世前一年，雍鼎臣染上大烟瘾，天天卧床抽鸦片，三年后竟致不能起立，但仍用电话联系股票市场狂赌。
载漪好书法。在北京时写魏碑，后一直写苏东坡的字。发配西北后，每天必以写字为消遣。但载漪写字有个习惯，每次写完即烧掉，从不留笔墨。在甘州时，慕名向“王爷”求字的络绎不绝，无一人得逞。
康有为是个宠物迷，猫狗金鱼等都不在话下，他家还养过大龟、海豹、澳洲袋鼠、孔雀、猴子、麋鹿、驴子。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度嗜酒，每喝必醉。他的另一个爱好是跳舞，终日泡在舞场。有一次袁掏出一张百元的中国银行钞票（当时市面极其罕见），让舞厅茶役给他买烟。烟摊换不开零钱，茶役就垫钱买了一盒，回来对袁克度说：“换不开这样大的钞票，我给十二爷买了一盒，以后有零钱时您再给我吧。”袁借着酒劲当即答道：“这张钞票就给你吧，我不要了！”
汤恩伯有三宝：香烟、汽车和马。他平时抽烟常向副官查数。1939年汤部驻屯河南南阳，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去看汤。汤向副官处长交代，要招待好孙连仲，但又特别叮嘱，无论如何不能拿他的烟待客。熟悉汤恩伯的人都清楚，汤一般不给客人让烟，到汤的住处，要抽自己的烟。1946年，荣德生被匪徒绑票，荣家花了30万赎票。不久毛森破获此案，荣送给汤一辆豪车，汤妻王竞白对人说：“荣德生送老汤一辆汽车，非常漂亮，既有冷气装置，又有收音机。”
张灵甫虽为一军人，却好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他藏有不少古董字画，其中有一把瓦壶，据说是明朝杨椒山用过的。
陈布雷生活中离不开两样东西：烟和安眠药。这大概和他所从事的职业不无因果关系。抗战前期，重庆供应紧张，杜月笙常从香港带给他三五牌香烟和安眠药。
宋美龄喜欢打桥牌，较为固定的牌友有魏道明、郑毓琇夫妇，宋霭龄也常参加。
英美烟草公司买办郑伯昭一生别无他好，唯一的乐事是打算盘。每天晚饭后，他便打开卧室里的银箱，取出三十多个存折，用算盘核计一番，看看当天又多了多少钱。他所在的永泰和洋行，职工经年累月一天到晚能听到经理室传来清脆响亮又流利的算盘声，就是弄不懂郑伯昭哪来那么多的账要算。
上世纪20年代末，许杰与女生何显文同船去南洋留学。何有烟瘾，曾在船上花一块钱买了一听50支装的香烟。许杰当时有些不能理解，他平时三块钱就能过一个月，而她买一听烟就花去一块钱。不过两人最终还是结为夫妻，一起生活了几十年。
1932年6月26日下午，鲁迅一家去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参观“春地画展”。艾青送展的作品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一幅抽象派画稿，鲁迅走到这幅画稿前，驻足片刻，问：“这是原作，还是复制品？”艾青答：“是原作。”鲁迅说：“是原作那就算了。”鲁迅有收藏美术作品的爱好，尤好版画，很显然，如果是复制品，鲁迅打算把它买走。艾青后来很后悔，当时没有把作品送给鲁迅。
老舍喜欢听京戏，也会唱。1944年，六七十人在重庆郭沫若家聚餐，庆祝他从事创作30周年。席间，梅贻琦带着酒意说了个笑话，老舍则一口气唱了三段京戏，他唱的是龚（云甫）派老生。
梁启超说：“只有打麻将能让我忘却读书，只有读书能令我忘却打麻将。”
民国初期，滇军将领多半都有大烟瘾。范石生曾回忆说，他们横卧烟榻时，如部属来报告说“大元帅（孙中山）来了”，他们便收起烟枪出去迎接。如果是谭延辏Щ蚝好窭矗痛友涕缴献鹄础Ｈ绻墙槭矗潜慵绦檠蹋鹄匆裁饬恕�
黄绍竑当上广西“二把手”（地位仅次于李宗仁）后，私生活日益滑向颓废，甚至开会议政时也常借故溜走。李宗仁劝他戒掉大烟，他答：“德公，我怎么能戒烟呢？生活太苦闷啦！”后来，黄绍竑在李宗仁等的撮合下，娶了个可心的妻子，便当着李宗仁的面，捣毁了几套极为精致名贵的鸦片烟具，以示重新做人的决心。据说黄在戒烟期间硬着头皮不用西药，忍受了极其痛苦的一段日子，一个月后竟彻底脱瘾康复。
严复年轻时染上大烟瘾，李鸿章曾这样劝他：“汝如止队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但严复终其一生，并未“革去”这个嗜好，反而是变本加厉地猛抽，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入上好的烟膏，他的家书里不乏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1919年，已步入人生晚年的严复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百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这种沉痛之言出于一生的教训。
舒新城长在水乡，自幼喜划船。后来他一直生活在上海，成为出版家，这一爱好也因条件所限而渐渐荒疏。1934年10月，舒新城夫妇到苏州郊外的青阳港度周末。饭店门前是一条宽几十丈、水极清澈的河。饭店备有一种尖底船，桨有胫，可坐荡而周身用力。他们上午10点多入住后，11点即租船划了一个小时；下午3点又划了两个小时；晚上8点再划一小时。一日三划，算是过了一把划船瘾。次日白天出游，回来晚饭后又划一阵。第三天下午又划了半天，并且深入小港，串游水乡。两人此行感觉极好，当即商定每月各存10元工资，专门用于以后来这里划船。
阿英是藏书家，访书之瘾极大，居上海时，常到苏州买书。
阿英一般是清晨从北站乘飞快车，一个多小时后到达苏州，住定即雇车到城内察院场，这是个旧书铺云集的地方。阿英曾开列出他依次出入的店铺：文学山房、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一路访书至饮马桥。至此一上午就耗进去了。中午到西园粥店或玄妙观吃点东西。下午从观前街的书摊扫起，后折入牛角浜，再回到庙后，雇车入牛东大街，访来晋阁老店。后折入大华书店，在店主家歇息片刻，然后去闾邱坊巷看书。最后，巡回玄妙观前的新书摊。
这一大圈逛下来，已是夕阳西下时。阿英带着收获的旧书，回到旅店，略事休息后，到上海粥店吃晚饭。一般是要一盆活虾，一样菜，一碗饭。饭后在街上溜达一圈，即回旅店。接下来便是灯下翻书，遇到佳作往往一气读下去，至酣然入梦。
陈群曾是汪伪政权的内政部长、江苏省长。南京沦陷时，满街都是旧书，无人问津。陈群便于这时开始收书，收了不下百万册。他将当中十多万册最精善的本子藏于家中，不时把玩欣赏。抗战胜利时，他整理所有家藏，编了目，写了数百封遗书后，才仰药自尽。藏书家黄裳称陈群“在汉奸中，算是作风特殊的，也可以说是一个畸人”。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自小师从天津四大书家之一的严范孙，得其真传，真、草、隶、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后大享书名。袁克文写字的一个独到之处，是不用桌子，把纸悬空，由人拉住两端，他在上面挥毫，竟然笔笔有力，而纸无损，这是一般书家很难做到的。他写小字也是如此，常常是仰卧在烟榻上，一手拿纸，一手执笔，凭空书写，并无歪斜走样之处，的确令人惊叹。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出版物等，纷纷慕名请他题签。某次，有个叫陶寒翠的作者以其作品《民国艳史》请袁题写封面，袁一挥而就。小说出版后，作者送给他一本。袁一览之下，顿觉懊悔，原来书中不乏大骂其父袁世凯的内容。袁自此谨慎行事，不敢轻易应酬了。
李叔同年轻时，养了很多猫。他去日本留学后，曾专门往家发电报，问猫安否。
周有光、张允和夫妇都喜听音乐，但偏好迥异。周有光喜欢西洋音乐，张允和则喜欢中国古代音乐。上世纪20年代后期，两人谈恋爱时，夏天周有光常请张允和到上海法租界的法国花园听贝多芬的交响乐，据说是躺着听，一人一个躺椅，票价自然不菲，两枚银元一张。往往躺着躺着，张允和就睡着了。
丰子恺1933年时曾著文说：“我每天还为了糊口而读几页书，写几小时的稿，长年除荤戒酒，不看戏，又不赌博，所有的嗜好只是每天吸半听美丽牌香烟，吃些糖果，买些玩具同孩子们弄弄。”40年后，丰子恺死于肺癌。
数学家吕竹人香烟瘾极大，在清华任教时，与人闲谈半小时能抽一匣。他的宿舍整天烟雾弥漫，别人进不去，偶开窗户，烟味能传到十米以外。
某年正月，北大教授周作人、马衡、钱玄同等同逛厂甸，撞见黎子鹤和张凤举，黎拿出刚高价收来的“酱油青田”印章给马衡看。马当时已有些眼花，将石头拿远些一看，便不客气地说：“西贝，西贝！”（意为假的）
北大教授朱希祖喜好旧书，而且收旧书的本事极精，很多书商都弄不过他。他留着大胡子，琉璃厂旧书铺没有不知道“朱胡子”的。
徐曾以《论烟》为题著文，头一句话就是：“烟是可爱的！”文中大谈抽烟的方式、抽烟的好处及享受抽烟的美妙：“吸的烟类，有‘旱烟’、‘潮烟’、‘纸烟’、‘雪茄’、‘斗烟’、‘鸦片’等，这些，我都喜爱。我爱在冬天太阳里听江南父老们喷着旱烟讲长毛的故事；我爱在田亩旁，在农夫们潮烟旁听田事的研究；至于房间中纸烟、雪茄、斗烟的烟雾里，同师友们与爱人谈些无系统的感想，当然是我所喜爱的事；而在鸦片烟旁听些或谈些深奥的问题，也是我所喜爱的事情。”“吸烟不当专吸某一类的，应当在适宜时候来吸各类烟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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