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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药-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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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段时间里，西莉亚本人也逐渐对他产生了感激之情——他支持她所做的一切，始终对她很有礼貌。她记起一句过时了的话来形容他，他真像“一个老派绅士”。
因此，在一九七八年一月的最末一个星期，她得悉他患流感后卧床不起，感到十分惋惜；一星期后，斯诺·奥哈洛伦死于冠状动脉大面积梗塞。她真心感到悲伤。
这次任命接替人的问题没有拖上两个星期，在奥哈洛伦葬礼后的第二天就解决了。
临时总经理原来同意的任期是半年，虽然干了已四个多月，但公司外并无合适人选出现。
可供选择的人只有一个，董事会选了她，在一刻钟内作出了本该去年九月就作出的决定：西莉亚·乔丹将成为费尔丁·罗思的总经理兼总裁。
十
头年八月从夏威夷回来的客机上，西莉亚脑子里曾产生一个不成熟的想法，那是由安德鲁的一句话引起的。
他当时对西莉亚、莉萨和布鲁斯说，“我认为不该为一点不舒服，或一点自身局限性的症状就用药。”话题是关于怀孕的事，是蒙泰尼这场灾难引起的议论，那时他们大家都刚听说那灾难。
安德鲁曾告诫女儿，“轮到你时，……如果你想要个结实健康的宝宝，什么药也别吃——不能喝酒，也不能抽烟。”
根据那些话，现在西莉亚准备给公司提出一条不变的方针。她给拟定的东西取了个名字：费尔丁·罗思信条。
在她担任常务副总经理期间，就考虑过尽早提出这主张，因怕遭到否决就搁下了。
甚至被任命为总经理之后她也不急，而在等待时机，因为她知道她打算干的事需经董事会批准。
现在是九月，七个月已过去，她准备提出这建议了。
比尔·英格拉姆最近已提升为分管销售和经营的副总经理，他协助起草费尔丁·罗思信条，其中草拟的前言如下：
费尔丁·罗思医药公司庄严保证
第一条凡供妇女妊娠期间使用、旨在治疗正常妊娠中出现呕吐、恶心等自然的或自身局限性症状之任何药品，本公司概不直接或间接地研究、生产、散发或经销。
第二条费尔丁·罗思将通过一切渠道，积极倡议：对正常妊娠期中的孕妇，不以处方便其获得并直接使用第一条所述的药品或其他来源的这类药品。
第三条费尔丁·罗思建议：在整个妊娠期，孕妇不要服用本公司与其他医药公司的处方药或非处方药。因医疗上特殊需要由内科医生处方所用之药除外。
第四条费尔丁·罗思将进一步积极倡议：孕妇在整个妊娠期戒酒戒烟，避免吸入别人喷出的烟雾……
还不止这几条。另有涉及内科医生的条款——大致是支持医生、病人之间建立咨询与信赖的关系。这是怕得罪有处方权的医生们——费尔丁·罗思的大主顾。还有涉及特殊情况的，例如医疗上出现紧急情况时，用药就可能成为压倒一切的必需。
正如比尔·英格拉姆说的，“西莉亚，信条全文比我长期来所看到的此类文件有意义得多。咱们医药界多年前就该有人做这件事了。”
在西莉亚辞职前那次关键性会议上，英格拉姆和她的意见相反，赞同如期推出蒙泰尼。因而在西莉亚重返费尔丁·罗思时他很后悔，又忐忑不安。几个星期后他吐露说，“出了这些事后，我真不知道你是否还要我在这里工作。”
“答案是要，”西莉亚告诉他。“我了解你工作努力，也清楚我可以信任、依靠你。至于过去的事，你判断失误。这种事有时咱们都会犯的。倒霉的是，这失误终于造成极严重的后果。不过这不是你一人的错，我想你已从中吸取教训了。”
“哎呀，我那个教训！我那个痛苦！真恨不得我有那份聪明和胆量，当时能跟着你。”
“不一定要跟着我，”她劝他。“即使现在也无此必要。我也会有办错事的时候，假如你认为我错了，我希望你告诉我。”
西莉亚升任总经理后，对人事作了些调整，有几人调升了职务。这些人里面就有比尔·英格拉姆。他在晋升后的新岗位上干得非常出色。
西莉亚现在已是董事会的正式成员。董事会将开会讨论她提出的费尔丁·罗思信条，为此她认真作了准备。
她没有忘记萨姆曾给她谈起他在董事会上的难处，也记得多年前萨姆要在英国筹建研究所时，对那计划曾有争议，在董事会里还遇到阻力。因此西莉亚估计会有反对意见。
使她惊奇的是，竟没什么反对意见，几乎没人反对。
董事艾德里安·卡斯顿是金融托拉斯集团的主席。这位思想缜密的人提了个问题：“把我们自己和医药的一个方面永远断开，这样做是否明智和必要？有朝一日在那方面研制出了大为有利可图的更安全的新药又怎么办？”
他们的会议在总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室举行。西莉亚朝胡桃木的长会议桌那头看去，回答说，“卡斯顿先生，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必须办到的。这样办也是为了使我们自己以及将来接替我们的人将不受诱惑，不至于去碰运气或冒风险，以免把本公司卷进另一场蒙泰尼事件中去。”
她往下讲时，大家聚精会神地静静在听。“记忆淡忘得很快。现在许多年届育龄的妇女已不记得酞胺哌啶酮了，甚至连听也没听说过。过不了多少年，对蒙泰尼也会产生同样情况。那时医生开什么药，孕妇就用什么药。但如果发生那样的事，咱们可和它不沾边。要记住，因用药而影响了正常妊娠的整个历史是充满灾难的。
“时间和经验都已证明：妊娠期是种独特的健康状态，最好顺其自然。
我们费尔丁·罗思的人经历着一场妊娠期药物的灾难，正为之付出重大代价。
今后，我们要在道德与经济方面努力干得好些，从别的方面去开发财源，而且敦促其他公司也这样去办。”
西莉亚原来估计老资格的董事和律师克林顿·埃瑟里奇会跟她唱反调，可他这时却发言支持她。
“谈到财源，我赞成乔丹太太的主张，把蒙泰尼的灾难变成商业上有利的好事。恐怕你们有的人还没注意到，这份所谓的信条——这董事把它举起来——是非常聪明的主意，它是我们推销其他药物的一篇呱呱叫的宣传品，会有很高的美元价值。我想，这一点到时候我们会发现的。”
西莉亚心里一怔，接着提醒自己不妨接受这支持，即使他支持的理由不妥。同时她纳闷：埃瑟里奇明明是文森特·洛德的朋友和后盾；很久以前萨姆就发现，这人有时把研究部主任的观点带到董事会会议上来。洛德是知道费尔丁·罗思信条一事的，也知道今天要在董事会上讨论，他和埃瑟里奇几乎可以肯定商量过这件事。因此……她眼下接受的这一支持，是否间接表明洛德向西莉亚承认他在蒙泰尼问题上的歉意呢？她认为这点她永远不得而知。
董事们主要就如何实施这信条提出问题来讨论。但最后作结论性发言的是电视广播网的巨头欧文·诺顿。
诺顿在几天前刚庆祝过他自己的八十二大寿，这时在长会议桌的另一头望着西莉亚，干巴巴地说，“乔丹太太，你也许注意到了，我们终于尊重你的女性判断力了。我和跟我一样的其他人只能抱歉地说，我们拖得太久了。”
西莉亚诚挚地说，“先生，你的话使我非常愉快。”
接下来是投票表决。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信条定为公司的正式方针。
费尔丁·罗思的信条影响巨大，但对一般公众而言，其影响并不如西莉亚所希望的那样大。
大夫们除少数例外，大都喜欢它。一名妇产科医生的来信说：
请费心再寄我几份，我将给一份配上镜框，挂在我诊室的墙上。我认为孕妇不宜用某些姑息剂，所以，如她们因我不开姑息剂处方而说我服务不周时，我当以此信条示之。
我们不相信对每种症状都有药可用。你们站在高度职业道德的立场，增强了我们的信心。祝愿贵公司日益兴隆！
给这大夫和许多来信索取的大夫再寄去了若干份。
持异议的大夫其反对的理由是，应由他们向病人建议什么时候该用或不该用什么药，而不应由制药公司来说三道四。不过从来信的数量看，这样的医生占极小比例。
费尔丁·罗思信条由公司用广告形式大量登出，但只登在医药及科技杂志上。最初西莉亚主张在报纸上和一般刊物上登，但被人劝阻了，说是会引起医药同业公会的对立情绪，他们与食品药物局一样，对于在处方药问题上直接与消费者打交道不满。
或许就因为没这样做，报纸对费尔丁·罗思信条不很重视。《纽约时报》在金融消息版刊登了短短两段文字的报道。《华盛顿邮报》则在后面不显眼的栏目里登了同样的报道。在其他报纸上只用作补白。电视方面，尽管公司的公众关系部门设法请电视制片人加以宣传，他们却不予理会。
比尔·英格拉姆向西莉亚发牢骚说，“如果我们上市的药，出现了事前未料到的有害副作用，那些电视新闻的典范人物就要扒我们的皮。可我们干这类有积极意义的事情时，得到的却只是几声哈欠。”
她回答说，“那是因为电视新闻本身过于简单化。电视从业人员受的训练是寻找震动大、效果快的消息，所以避免需要动脑思索的新闻，因为那要占用太多的播映时间。不过别着急，那方针有时对我们有用处。”
英格拉姆有些怀疑，说道，“届时务必告诉我一声。”
其他医药公司对费尔丁·罗思信条的反应各各不同。
经营孕妇用药品的公司持公开敌视态度。一家这种公司的发言人就公开说，那信条“只是花一点点小钱买名声的拙劣宣传”。
其他一些公司的看法是，费尔丁·罗思一心想“比尔等圣洁”，说不定已损害了制药业，但并未说明在哪方面造成了损害。然而也有一两家竞争对手公开表示赞赏。一位制药业中颇受尊敬的领导人对西莉亚说，“老实讲，我真希望是我们公司先想到这一点。”
“这些反映不说明任何问题，”西莉亚私下向安德鲁吐露，“只证明一条：你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
他鼓励说，“耐心些，你干了件好事，激起的涟漪，正在扩散。总有一天你会为这涟漪扩散之远而惊奇。”
另外的阵阵涟漪是由蒙泰尼激起来的。其中的一阵涟漪发源于华盛顿的国会上。
老资格的国会人士——丹尼斯·多纳休参议员——的助手们断断续续花了一年时间注意蒙泰尼的问题，如今断言这是个理想的题目，可供他们头儿在参议院调查听证会上瞄准。“理想的”在这里是指公众会感兴趣，情况已大量披露，而且几乎肯定会作电视报道。正如这参议员总爱提醒那些政治上亲他的人，“咱们千万别忘记，电视就是群众和选票的所在。”
于是，以多纳体为主席的参院商业道德小组委员会宣布，将于十二月初开始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听证会。该参议员在十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已传证人届时出席。直接了解情况的其他人也应邀与小组委员会的成员联系。
西莉亚一听到这报道就打电话给华盛顿的昆廷律师。
“这真是坏消息，”他断言。“恐怕你们公司，很可能还有你这位公司的主要发言人乔丹太太，要有一段不好过的日子。如果你愿意听听意见，我劝你现在就为这次听证会准备起来，找辩护律师协助。我知道那些听证会是怎么一回事。我向你保证，那参议员的班子，会把他们能搜集到的一切最难听的传闻和事实都发掘出来公诸于众。”
十一
“蛊惑民心的政客”一词即使未在古希腊的克里昂时期（克里昂〔？…公元前422〕。原雅典制革工人的儿子，能言善辩，以攻击古雅典民主政治家伯里克利起家，登上政治舞台。他的政敌修昔底德、阿里斯多芬称他为“盅惑民心的政客”。译者注）造出来，也会因勾勒美国参议员丹尼斯·多纳休之需而产生；他就是此类人物最突出的代表。
他出身于有钱有势的人家，却装成而且经常自称是“普通人家的儿子，是‘土生土长’的平民百姓”。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准确的了。但谎言重复得多了，许多人就会接受下来，信以为真。
这参议员还喜欢被标榜为“穷苦百姓的发言人，替穷苦人向压迫者斗争的人”。究竟多纳休的灵魂深处是否真心关怀穷苦人，只有他自己清楚。反正，这类雅号他可充分利用。
如果国内哪个地方发生了大卫对歌利亚的斗争（大卫是《圣经》中人物，年轻时曾打死非利士的巨人歌利亚后成为以色列国王。译者注），只要有新闻价值，多纳休一定会火速赶往现场，嚷嚷着支持大卫们，哪怕有时在明眼人看来，显然是歌利亚有理。他的助手有一次不小心说漏了嘴，“大卫总是多数，到选举时，他们就可以派用场了。”
也许出于同样理由，多纳休在劳资纠纷中总支持有组织的劳工，即使劳工的要求过分，他也决不为资方说话。
他早就发现，对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有失业者和工人的场合是肥沃的土壤。因此，在失业率较高的时期，这参议员不时和找职业的人一起出现在职业介绍所门外和失业者攀谈。他诡称这是“亲自去看看，了解一下失业者的想法”——这高尚的目的，凡是通情达理的人都不能反对。然而有趣的是，新闻界总了解这参议员的意向，电视台人员和新闻摄影记者早已候在那里了。于是，他那为人熟悉的面孔带着和失业者交谈时关注备至的神情，就会在当晚的电视新闻中和次日的报纸上出现。
至于其他“平民百姓”的问题，这参议员本反对商人乘飞机头等舱享受税率打折扣的优待，他最近发现这已收到效果。他争论说，如果人们要享受头等舱的特权，就应自己掏腰包，不能让别的纳税人来贴补他们。于是他在参院提出议案：为增加税收，对头等舱机票不得打折扣。但他完全清楚，这提案肯定会在立法过程中夭折。
在此期间，对此事的报道很多。为使这一蛊惑惹人注意，他自己乘机时总坐经济舱，而每次出发前都向新闻界打招呼。然而在机上后部的经济舱，他比头等舱的乘客领受的照顾还要周到。有一件事他从不公开提起：他大都乘舒适的私人飞机作空中旅行——不是用家族信托基金包的飞机，就是由朋友提供的。
从外表看，多纳休矮而壮，胖乎乎的脸使他显得年轻，不像已四十九岁；他体重虽超过标准但不显得肥胖，自称“填得厚实倒也舒服”。绝大部分时候，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中，他显得亲切友好，满脸含笑。他的衣着、发式故意不甚整洁，以符合“平民百姓”的形象。
虽然客观的人看来，多纳休是个投机家。但许多人确实喜欢他，喜欢他的不光他那一伙人，还有他的政敌。原因之一是他颇有幽默感，经得起别人开他的玩笑。其次，他是个好伙伴，和他在一起总是很有趣。
这后一特点使一些女人觉得他很有吸引力。多纳休以善于利用这特点著称，尽管他婚姻关系稳定，也常在妻子和十来岁的儿女们陪伴下出现。
十二月第一个星期二的上午十点刚过，在参院的商业道德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多纳休参议员敲响小木槌要大家安静，宣布议程将在他简短致辞后开始。
这次会选了个显赫的地点，在原参院办公大楼的SR253室举行。主席和其他参议员坐在高高的U字型台子后，面对证人和听众。从三扇大窗可俯瞰参院的花园和喷泉。室内有个大理石壁炉，哔叽窗帘上面印有美国的国徽。
多纳休照着准备好的稿子开始念了。“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发生了一件世界范围的可怕悲剧。据说悲剧所涉及的孩子们智力和其他正常功能受到某药的破坏。在我国，那药前不久还有人开方和出售，药名蒙泰尼。”
这参议员说话有力，气派十足。室内百来个人都静悄悄地在听；各电视摄像机的镜头都对准着他。除多纳休外，在座的还有八名参议员，其中五名属多纳休的多数党，三名属少数党。主席的左侧是小组委员会的首席律师、原波士顿的地方检察官斯坦利·乌尔巴赫。参议员座席后面是小组委员会的十五名工作人员，有的站着，有的坐着。
多纳休继续说，“此次听证会是要调查这一系列事件的责任，看是否……”
西莉亚被排定为第一个发言的证人，她听着主席以估计得到的言辞在继续其开场白。她坐在一张铺有绿呢台布的桌子前，旁边是她的律师恰尔德斯·昆廷。可敬的昆廷总算被她请来，接受了这额外的任务。她是这样求他的，“对蒙泰尼的情况，眼下没有别人比你更了解，而且我信得过你的意见。”
昆廷关于今天会议的意见明确而直截了当。他坚持要西莉亚做到，“尽可能把全部情况老实、清楚、简要地讲出来。别想耍小聪明，也别想驳倒丹尼斯·多纳休。”
昆廷之所以提出这后一点，是因为西莉亚打算摆出一件明显的事实：两年多以前，有人认为食品药物局拖延批准美国引进蒙泰尼没有道理，对该局提出了抗议。多纳休曾是抗议者之一，指责拖延一事“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荒谬可笑”。
昆廷坚决反对说，“千万别那样！首先，多纳休一定还记得他的话；即使不记得，他手下的人也会提醒他，因而他一定已准备好对策。他很可能会说，他受了医药公司宣传之害等等。其次，这样做，他会和你结仇，那是极不明智的。”
接着昆廷向西莉亚概述了一些华盛顿生活中的现实。
“在美国，参议员有很大的权势，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总统还略胜一筹，因为他们施展权势不易被察觉。政府的任何部门他们都能钻进去搞点名堂，只要不过分、不违法就行。政府内外的重要人物也迫不及待地去讨好参议员，即使损害了别人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交易制度。根据这制度，参议员的权力——既可用来成全人，也可用来祸害人——是最大的交易筹码。因此，要同参议员为敌的人肯定是傻瓜。”
西莉亚记取了昆廷的忠告，告诫自己在同多纳休交锋时要记住这点，尽管对这人她已感到厌恶。
文森特·洛德也陪同西莉亚前来，现在坐在昆廷的另一侧。在西莉亚代表费尔丁·罗思发言并受到盘问时，这研究部主任的唯一任务是根据需要来回答问题。
多纳休结束了开场白，略一停顿后宣布说，“我们的第一个证人是新泽西州费尔丁·罗思医药公司的总经理西莉亚·乔丹太太。乔丹太太，你愿意介绍一下你的同事们吗？”
“好的，参议员。”西莉亚寥寥数语介绍了昆廷和洛德。
多纳休点点头。“昆廷先生我们很熟悉。洛德博士，我们很高兴你能到会。乔丹太太，我想你有个发言，请讲吧。”
西莉亚仍坐在证人席上，对着面前的扩音器讲了起来。
“主席先生及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们：多纳休参议员在几分钟前把那件事正确地称为一场世界范围的悲剧。首先敝公司谨向这场悲剧中的受害家属表示深切的惋惜和同情。虽然尚缺乏完整的科学证据，而要汇齐这种证据可能要花若干年时间，但就目前情况看，孕妇子宫里的胎儿受到损害，肯定是蒙泰尼这药造成的。只是受害者在整个人口中占的比例很小，而且此种情况难以预见，尽管对该药先是在法国等国，后又在获得美国食品药物局正式批准前，都广泛试验过。”
西莉亚的声音清晰，但调门不高，故意不讲得铿锵有力。她的讲稿虽经多人仔细推敲加工，但主要是她和昆廷两人的成果。她念时没有离开讲稿，只在适当的地方偶尔加上一两个短语。
“敝公司还想指出：有关蒙泰尼的一切事宜≡各阶段的试验、分配、报告——都是按法律行事的。实际上，当人们对该药产生严重怀疑时，敝公司在法律上并无此种要求的情况下，不等食品药物局作出决定，就主动撤回蒙泰尼。”
西莉亚继续讲，“现在我愿意回头来谈谈蒙泰尼在法国原产地的情况。
这药是由法国吉伦特化学制药公司研制成功的，这家公司历史悠久，声誉卓著……”
她这发言不仅内容准确，而且不牵涉个人情绪。这种讲法的确定，也经过费尔丁·罗思总公司以及昆廷在华盛顿的事务所的讨论。
昆廷问过西莉亚，“你打算怎样提你为蒙泰尼辞职的事？”
她曾回答，“根本不提。辞职是我个人的事，凭的是直觉和良心。既然我已回来，又代表公司，就只报告公司干的事。”
“那在公司干的所有事情上，你的良心摆在哪里？”
“仍然完好无损，仍然没动地方，”西莉亚断然回答。“他们若问起我辞职的事，我会如实回答。我只是不打算主动提这事；只为让自己面子好看，我是不提它的。”
西莉亚还提醒昆廷说，她辞职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当时她就知道这是个弱点，也是她没有将辞职公之于众的原因。
此刻她在参院小组委员会上说，“对蒙泰尼的安全性，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接到澳大利亚一份报告之前，都没有产生过丝毫怀疑。甚至接到后也似乎没有理由为之操心，因为澳大利亚政府的调查……”
她把蒙泰尼事件从头一步步讲来，讲了四十分钟。在结束时，西莉亚说，“敝公司遵照小组委员会传票的要求，提供了证实我这发言的各项材料。在其他方面，我们也乐于合作，乐于回答提出的问题。”
提问立刻开始。第一个提问的是小组委员会的律师斯坦利·乌尔巴赫，他长脸薄唇，给人的印象是难得有笑容。
“乔丹太太，你提到了最先那个澳大利亚报告，说是它有可能引起对蒙泰尼产生怀疑。这是贵公司开始在美国推出这药之前七八个月的事，对吗？”
她心算了一下，“对。”
“你在发言里提到另外两次不利的报告，分别来自法国和西班牙。这两次也都发生在贵公司在美国销售蒙泰尼之前，对吗？”
“不完全对，乌尔巴赫先生。你讲它们是不利的报告，而事实上——在那时——那些报告是吉伦特公司的文件，说是他们经过调查得出结论：对蒙泰尼的指责并不确凿有据。”
乌尔巴赫律师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要是咱们扣字眼的话，那我这样问：那些报告是不是有利呢？”
“不是。或许我可以节省咱们的时间，在制药行业里，‘不利的报告’有其特定意义。照那意义看，那两个报告都不属于这一类。”
律师叹口气，“叫它们‘关键的报告’，证人看行吗？”
“我看可以。”西莉亚已感到情况将难以对付，她已面临严峻的局面。
多纳休参议员插话说，“律师提出的这一点非常清楚：你们这些人——你们公司——在将蒙泰尼推上美国市场之前，是否就知道那三个报告？”
“我们知道。”
“但你们还是照样干下去，照样卖这药？”
“参议员，对任何新药总会有否定意见的。我们对所有的意见都必须仔细审查并作出评价……”
“请注意，乔丹太太。我并没请你讲解制药工业如何行事。我的问题只需要你回答‘是’与‘否’就行了。我重问一遍：既已知道有那几个报告，你们公司是否仍在继续干下去，把那药卖给美国的孕妇？”
西莉亚沉吟不语。
“我们正等你回答，乔丹太太。”
“是的，参议员。不过……”
“‘是的’这回答就够了。”多纳休朝乌尔巴赫点点头，“继续问吧。”
于是那律师问道，“费尔丁·罗思要是对那几个报告多作点调查研究，把蒙泰尼的上市日期推迟一下，岂不更为恰当、更为慎重吗？”
西莉亚有苦难言，因为这正是她坚持的论点，后来并曾为之辞职。但她记起了自己在这儿的身分，回答说，“事后想想，是这样的，是该推迟一下。
不过在当时，公司也是根据科技方面的意见办事的。”
“谁的意见？”
她回答前先思考了一下。意见自然是洛德提出的，不过她要讲公道。“我们研究部主任洛德博士的意见。但他提得有根据，因为吉伦特公司的资料看来可信。”
“这问题我们待会儿问洛德博士。同时……”乌尔巴赫查看笔记。“你们决心干下去，不推迟蒙泰尼上市日期，尽管有那些不利的……请原谅，我是说那些关键的报告。这样做是不是和指望赚取利润有关？”
“嗯，利润总归是个因素……”
“乔丹太太！是，还是不是？”
西莉亚暗自叹息。有什么用？每个问题都是圈套，全都设计好了，让你一步步钻进事先定好的结论里去。
她只好说，“是。”
“那笔利润对你们公司非常非常重要吗？”
“人们是那样看的，是的。”
“那笔利润你们估计有多少？”
别有用心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无情逼来，可她还能在内心的一角问自己：
这些问题的内容都非常接近事实，难道真就那样包藏祸心？不久前，她自己不也想提出这些问题吗？这些问题本应向萨姆·霍索恩提出，可他死了，现在却由她来顶，这不是令人啼笑皆非吗？自离开夏威夷以来，她第一次记起了安德鲁当时的告诫：“如果你回去……蒙泰尼的混乱局面就将由你来收拾。”和以往多次的情况一样，安德鲁说对了。
由于午餐时休会，西莉亚的苦难也就暂停。多纳休参议员通知她说，“乔丹太太，你可以离开证人席了，不过等会儿请到场，还有问题要问呢。”他接着宣布：“午餐后下一个证人是文森特·洛德博士。”
十二
昆廷和西莉亚是在一辆豪华轿车的后座上午餐的，吃的是三明治和保温瓶里的咖啡。车子一直在原参议院办公大楼外面等候他们。“在车里吃既省时间又无人打搅，比去别的地方强。”昆廷解释了他的这一安排。现在车子停在杰斐逊车道上，离史密森学会不远。身穿制服的司机在车外来回走动。
曾邀请文森特·洛德一同在车上进餐，但被他辞谢了，因为他已另有安排。
“你今天给搞得很难堪，我是指把你个人搞得很难堪，”过一会儿后，昆廷说。“对那一套你觉得怎样？”
西莉亚苦着脸说，“谁还能怎样？我烦极了。”
“他们搞的是一种战术。”律师呷了口冒热气的咖啡。“这类调查会是种政治把戏，需要有个坏蛋亮亮相。你既代表你们公司，正好就是一个。不过我可以想办法改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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