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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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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该采取行动，但是你和别人宁愿闭上嘴，眼睛瞧着别处。”
伦纳德·斯威廷大声咆哮，“我是得采取行动了。在你讲了这些以后，从法律角度来看，我没有别的办法。至于从前的事，我可什么也不知道。”
“你撒谎，”安德鲁说，“我们俩都清楚这点。但这事我也算了，因为当时我和你一样糟糕，一样胆小。我所关心的是现在。”
院长叹了一口气。他半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想，有朝一日这事总会露馅的。”于是他走到办公桌旁，拿起了电话筒。
话筒里传来了秘书呱呱的声音，斯威廷吩咐说，“给我在市中心把董事长找到。不管他在干什么，叫他的人一定要立即通知他。事情很紧急。你把这做完后，你和你那里其他人分头打电话，通知召开医务委员会议。马上就在董事会的会议室里开。”斯威廷看了一眼时钟。“现在各部门的头儿应该都在医院里。”
院长放下话筒，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苦相，然后他态度温和了。“今天这日子不好，安德鲁。对我们大家、对医院都不好。不过我知道你做了你认为应该做的事。”
安德鲁沉闷地点点头。“下一步怎么办？”
“几分钟后就要召开医务委员会议，到时候要请你进去。先等在这里。”
外边的什么地方响起了汽笛，时已中午。
时间。等待。等啊等。
安德鲁灰心丧气地在想：过去，他等啊等的，等得过了头。他等得太久了。直等到病人——一个还可以活许多年的年轻病人——死去。
四年零八个月以前，安德鲁就发现诺亚·汤森已服药上瘾。从那以后，他一直尽可能地看住这位比他老的内科医生——目的是保证不出医疗事故，也不要有重大的误诊。由于安德鲁显然难以一直保持近距离观察，他也就满足于没有重大治疗事故发生。
诺亚似乎理解并接受这位同事的关心，他经常和安德鲁商讨难以处理的病例。很明显的是，不管他是否服用麻醉药，这位老大夫的诊断术继续在起作用。
另一方面，汤森大夫显而易见地变得更无所顾忌地服用麻醉剂。他已不像过去那样回避安德鲁了，而受麻醉剂影响的征兆也愈来愈明显——目光呆滞、口齿不清、双手发抖——在诊所和在圣比德医院都一样。他让几十个装处方用麻醉药样品的瓶子摊得诊所里到处都是，懒得费工夫把它们放在看不见的地方。他常把手伸进瓶子去掏——偶尔安德鲁就在他身旁——仿佛瓶里装的是糖果。
有时安德鲁不明白，汤森怎么能一边不断地服麻醉剂，一边却又似乎能行使职责。后来他这样推断：习惯难改，本能也一样。诺亚已行医这么多年了，他做的许多事——包括对别人说来很难的诊断病情——在他都轻而易举。安德鲁想，诺亚多少有点儿像一架有毛病的机器，还在凭它本身的动量运转。但问题在于：这动量能维持多久呢？
在圣比德医院，看来还是没有别人来分担安德鲁的忧虑。但在一九六一年——这是在安德鲁发现诺亚的事，并和伦纳德·斯威廷作了不欢而散的第一次谈话的后一年——诺亚·汤森不当内科主任，也不参加医院的医务委员会了。这些变动究竟是汤森自己的主意，还是有人悄悄建议的结果，安德鲁从来没弄清楚。而且，从那以后，汤森的社会活动减少，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过去多了。在诊所里，他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多半把新病人推给安德鲁和一个新来他们诊所的年轻医生奥斯卡·阿伦斯。
安德鲁还是常替诺亚和病人担忧，但因为看来没出什么大问题，安德鲁就——眼下他才明白——只是听之任之，不采取任何措施，等着发生什么事情，同时又凭其主观愿望，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了。
一直到这个星期。
事情的高潮到来时，它来得猝不及防，粉碎了安德鲁的主观愿望。
起初安德鲁只听到不完全、不连贯的消息。因为他怀疑并经过一番调查，很快他就能把发生的各种事按正确的顺序串起来了。
事情开始于星期二下午。
二十九岁的库尔特·怀拉齐克那天来到汤森大夫的诊所，诉说喉咙痛，恶心，老是咳嗽，还感到发烧。检查证明，他喉咙发炎，体温102华氏度，呼吸急促。经过听诊，诺亚·汤森写的病历表明：他听到受抑制的呼吸声，肺罗音，胸膜有摩擦音。汤森诊断为肺炎，叫怀拉齐克前去马上能收他住院的圣比德医院，并说当天晚一些时候，再去那里看他。
怀拉齐克并不是初诊病人。他到诊所来过好几次了。第一次来是在三年前。那次他也是喉咙发炎来的，当时汤森给他打了一针青霉素。
打针后的几天里，怀拉齐克的喉咙恢复正常，但全身出现了发痒的皮疹。
皮疹说明他对青霉素过敏；他再也不能用这种药了，因为将来的副作用也许很厉害，甚至危及生命。汤森大夫在病人的病历上画了红星，鲜明地记下了这一条。
从那以后，怀拉齐克才知道他对青霉素过敏。
第二次，怀拉齐克因为生了小病又到诊所来。诺亚·汤森不在，安德鲁给他看了病。看病历时，安德鲁注意到禁用青霉素这点。那一次这条用不着，因为安德鲁没有开药。
那一次——这是在大约一年半以前——是安德鲁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怀拉齐克。
怀拉齐克按诺亚·汤森的吩咐去圣比德医院后，被安置在一间已有三个病人的病房里。很快一个写病史的实习医生来给他做正常的病情检查。这是例行公事。实习医生提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对什么药过敏？”怀拉齐克回答，“嗯——我对青霉素过敏。”问题和回答都记在病人的医院档案上。
汤森大夫信守诺言，后来是到医院去看怀拉齐克的。但在去的之前，他打电话到圣比德医院，吩咐给病人用红霉素。实习医生照着做了。既然对大多数病人来讲，用青霉素治疗肺炎是正常的，那么，似乎汤森已经看到病历上的过敏禁忌，或是他记得这点——或许他既记得也看到了。
那天汤森到医院看怀拉齐克时，照理他会——或者说应该——看到实习医生的记录，从而再一次得到提醒：病人对青霉素过敏。
病人自己的背景也和后来发生的，或者说该发生而未发生的事情有关联。
库尔特·怀拉齐克是个温和而安分的人，既未结婚也没有好朋友。他是运输公司的职员，一个人住，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个“孤独的人”。他住院后没人来探望。怀拉齐克生在美国；父母是波兰移民。母亲已去世，父亲在堪萨斯一个小城和库尔特的未婚姐姐住在一起。他们是库尔特·怀拉齐克在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亲人。但是他生病住在圣比德医院的事，他没有通知他们。
情况就这样维持到怀拉齐克住院的第二天。
次日晚上八点钟左右，汤森大夫又来看他。在这一点上，安德鲁又和这事有间接的关系。
近来，诺亚·汤森到医院来查房的钟点很古怪。事后安德鲁和别人推想，他这样做也许是避免白天遇上共事的医生，要不就是由于麻醉药的作用使他迷迷糊糊。那天晚上恰巧安德鲁也在医院里，他是从家里被叫来处理紧急情况的。安德鲁正要离去时，汤森来到医院，他们交谈了几句。
安德鲁从诺亚·汤森的举止和言谈中，马上觉察到这位老医生正处于麻醉药的影响之下，看来这药还刚服下不久。安德鲁犹豫了一下，但既然长时间以来已习惯于这种情况，他就认为不会发生事故，因此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安德鲁为这一疏忽苦苦地责备自己。
安德鲁驱车离去后，汤森乘电梯到了病房，查看了好几个病人。年轻的怀拉齐克是其中的最后一个。
当时汤森脑子里想些什么可只能猜测了。只知道怀拉齐克那时的情况虽不紧急，但病情稍稍重了一些，体温升高，呼吸困难。看来，汤森在迷迷糊糊的状况下，很可能认定早先开的药没见效，应该换一种药。于是他写下新的医嘱，离开怀拉齐克，亲自把医嘱送到护士值班室去。
新医嘱是每隔六小时注射六十万单位青霉素，肌内注射，立即打第一针。
由于一个老护士生病没来，值夜班的只是一个新来的年轻护士。她当时也很忙，既在汤森大夫的医嘱上看不出什么异样，她就立即去执行。她先前没看过，当时也没去查看病人病历表上记的东西；因此她不知道此人因过敏而禁用青霉素。
护士来到时，怀拉齐克本人既在发烧又昏昏欲睡，没有问给他注射的是什么，护士也没有主动给他讲。注射完毕，护士就离开了怀拉齐克的病房。
以后发生的事一部分得靠推测，另一部分则根据同病房一位病人提供的情况。
根据已知的青霉素反应，怀拉齐克打针后不一会儿就会感到异常恐惧，浑身发痒，皮肤变得火红。紧接着很快他就会因过敏反应而惊厥，脸、眼、嘴、舌和喉迅速肿胀变形，同时发出窒息、喘气以及从胸腔发出的其他临死前的异常声音。最为严重的是喉咙肿胀，这就堵住了空气进入肺部的通道，不能呼吸，紧接着——在痛苦和恐惧之后，总算老天开恩——是失去知觉，然后是死亡。全过程只有五分钟或可能稍长一些。
如果采取抢救措施，那就需要注射大量的肾上腺素并立即切开气管——在颈部把气管切开——使空气进入肺部。但并没有及时叫人，等医护人员赶到时已经太晚了。
看到邻床病人翻滚挣扎、听到他窒息的声音，房间里的另一个病人赶紧按铃把护士叫回来。但等她赶来时，未得到任何抢救的库尔特·怀拉齐克已经一命呜呼了。
护士马上大喊住院医生的名字。她也喊汤森大夫，指望他还在医院里。
他果然还在，而且比住院医生先到。
汤森接手后，他那些所作所为的原因又只能凭猜测了。
最可能的情况是，尽管他还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却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凭意志的力量，他理清了思路，开始其本来可以成功的掩盖手法——
只要后来安德鲁不插手的话。他当时一定清楚，护士并不知道病人对青霉素过敏。同时，只要特别走运，可据以定罪的两件事——早先病历表上关于过敏的记载和他让打的青霉素——人们或许不会去联系起来。因此，如果他能把死亡说成是出于自然原因，也许就不会有人去注意真正的死因。还有一点是汤森不会不注意的：库尔特·怀拉齐克没有好朋友，看来不会有人来刨根究底地询问死因。
“可怜的小伙子！”汤森对护士说。“他的心脏受不住了。我本来就担心可能出事。你知道，他有心脏病。”
“是的，大夫。”年轻的护士顿时放了心，因为她没有为任何事受到责备。汤森是给人印象很深的有经验的权威，他说的话护士毫不怀疑，住院医生也是一样毫不怀疑。他被叫来以后，看到有人在现场处理；既然无需他帮忙，他也就去干别的事了。
汤森叹了口气，对护士说，“死了个病人后，我们得做一些事情。年轻的女士，你我两人一起来干吧。”
事情之一就是填写死亡证明书，诺亚填的死因是“肺炎继发急性心力衰竭”。
星期四上午，安德鲁偶然听说库尔特·怀拉齐克去世的消息。
走过诊所接待室时——这接待室由他、汤森和阿伦斯共用——他听到接替离职的维奥莱特·帕森斯的接待护士佩吉在打电话，说是“汤森大夫的病人昨晚死了。”过了一会儿，安德鲁碰到汤森，同情地说，“听说你失去一位病人。”
长者点点头。“挺惨的。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一次你替我给他看的病。
叫怀拉齐克。他肺炎很厉害，心脏又弱。他心力衰竭而死。我本来就担心可能这样。”
安德鲁或许不会再想这事的；一个病人死了，当然很遗憾，但这种事并不少见。可汤森的态度有点尴尬，使安德鲁隐隐感到不安。大约一小时以后，汤森离开诊所了。安德鲁的不安促使他抽出怀拉齐克的病历档案查看。对，安德鲁现在记起病人的模样了，而且在查看时他注意到两点。一是有青霉素过敏的标记，这点看来并不重要。另一点是病历上没提到有心脏病，这倒有些蹊跷。
安德鲁这时还是不太在意，只是感到奇怪，他决定当天到医院去的时候，谨慎地打听一下怀拉齐克死的情况。
那天下午，他来到圣比德医院的病历档案室。在怀拉齐克死后，他的病历以及其他文件都从病房转到那里了。
安德鲁先看病历上的最后一条——由汤森大夫记下的死亡原因——然后依次往前看。几乎马上映入他眼帘的，就是汤森亲笔写的医嘱——注射六十万单位青霉素，这对安德鲁说来简直是晴天霹雳。同样使他希望破灭的是：
护士已作了此针已打的标记。而根据顺序来看，打这一针的时间就在怀拉齐克死亡前一会儿。
安德鲁看着病历上的其他部分——包括实习医生记下的青霉素过敏以及早先用红霉素的医嘱——看得他茫然不知所措。当他把病历还给档案室的保管人员时，他的手在发抖，他的心怦怦直跳。
两个问题猛地跳了出来。怎么办？再到哪里去呢？
安德鲁到太平间去看怀拉齐克的尸体。
死者的脸部表情平静，眼睛是闭上的。除了皮肤略带青紫色（这也可以由其他原因引起），没有任何露出马脚的过敏反应性惊厥的痕迹。这时，安德鲁已确信：正是这种反应使这年轻人白白死掉。
他问陪伴他的太平间管理人员，“有没有吩咐做尸体剖检？”
“没有，先生。”这人又说，“死者有个姐姐应该从堪萨斯来。她来了以后尸体就火化。”
安德鲁的思想一片混乱。想起他早先在院长跟前的那番经历，他还是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怎么办。显然必须做点什么，但做啥呢？他是否该提醒说，得做尸体剖检呢？有一点安德鲁是有把握的：剖检会证明决非心脏病致死。
但即使不剖检，病人病历上的记载就是定罪的确证。
现在已是傍晚，医院里大多数管事的人都回家了，除了等到第二天再说，别无选择余地。
整个夜晚，西莉亚睡在他身旁，一点儿也不知道丈夫的心事。各种行动步骤在他脑中翻来覆去，使他睡不着。他应该到医院里去把他所知道的都告诉同事们吗？如果他找医院外的有关当局谈，是不是更能确保公正处理呢？
他该不该先找诺亚·汤森，听听诺亚的解释呢？不过安德鲁接着就意识到这样做没有用，因为诺亚的品德明显地变了，比表面看得见的变化甚至更严重——这是多年以来服用麻醉药的恶果。
安德鲁一度了解、尊敬、有时深爱过的诺亚本是正直、高尚的人。他对伦理、医德非常重视，因此，他决不宽恕他自己或旁人由于疏忽而犯下可怕的医疗错误，后来巧辞掩饰，就像他最近表现的那样。从前的诺亚·汤森会勇敢地站出来，承认错误，并承担一切后果，不管这后果多么严重。不行，两人私下相见不解决任何问题。
安德鲁最难受的是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和深沉的悲哀。
最后，疲惫不堪的安德鲁下了决心，只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告诉院内的人。
如果需要采取对外的其他行动，这决心得由医院其他的人来下。第二天上午，他在诊所里从容地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写成详细的总结。然后，他在午前不久来到圣比德医院与院长面谈。
四
安德鲁觉得，如果他闭上眼睛，他完全可以想象自己是在孩子们的学校里开家长和老师的联席会议，或是在生产螺帽、螺栓小公司的董事会上，做着日常的决定。
说话声不断地流过耳边。
“我们为这事作个决议，好吗？”
“主席先生，我提议……”
“有人附议吗？”
“……附议。”
“……有人提议也有人附议……赞成这决议的……”
一片“赞成”之声。
“反对的呢？”
寂然无声。
“……宣布，决议通过。一致通过决议，停止诺亚·汤森大夫在医院里的一切职务……”
难道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吗？这平淡无奇、一本正经、调子低沉的话带来了最大的悲剧。对一度献身于工作的人来说，这些话标志着其毕生事业突然而可悲的结束。难道找不到合适些的语言，只能用这些卑劣而伪善的话吗？
安德鲁发现自己泪流满面，但并不感到难为情。他知道围坐在医院董事会会议桌旁的人都在看着他，可他并不想偷偷擦掉眼泪。
“乔丹大夫，”医务委员会执委会主席体贴地说，“请相信我，我们其余的人和你一样深感痛苦。诺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同事。我们对于你所做的事很敬佩，我们深知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刚才所做的也同样地不容易，不过同样地必需做。”
安德鲁点点头，说不出话来。
这位主席是埃兹拉·古尔德大夫。他是神经病学专家和内科主任，三年前接替了诺亚·汤森的这个职位。古尔德个子矮小，说话轻声细语，但性格沉静坚强，在圣比德医院很受人尊敬。执委会的其他人是各科主任——外科、妇产科、病理科、小儿科、放射科，还有别的科室。安德鲁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熟悉。他们都是通情达理、关心旁人的正人君子。尽管如此，从安德鲁看来，在做他们必需做的事情方面，他们的行动未免拖拉得太久了。
“主席先生，”伦纳德·斯威廷说，“我应该向执委会报告：估计到有这一决议，我准备好了一份通知以便立即发到全院——各科护士值班室，住院处，药房等等。在通知里，我已自作主张地把汤森大夫的停职说成是‘出于健康欠佳的原因’。我想这样说比具体说要来得谨慎一些。同意吗？”
古尔德探询地看了大家一眼，一阵低语声表示赞同。
“同意，”古尔德说。
“我还要求大家，”院长继续说，“刚才这里通过决议的详细情况，离开这屋子后尽可能不要谈论。”
一开始，当这些被如此匆忙召集起来的主任医生们知道会议的议题时，曾经惊愕万分。但斯威廷有条不紊地引导着会议的进程，而且在开会之前，他还匆匆和医院的董事长通了电话。董事长弗格斯·麦克奈尔是当地的老资格律师，事务所设在莫里斯城。电话是当着安德鲁的面打的。尽管只听得见这一方的话，但从听筒里传来的变了音的话声中，安德鲁确实听见董事长强调的最后一句话：“把医院保住。”
“我将尽力而为，”院长回答。
打完电话，他就走进同他办公室相邻的会议室，随手把门一关，把安德鲁一个人扔在那里。几分钟后，门又打开，安德鲁被叫了进去。
围坐在会议桌旁的人个个神情严肃。
“乔丹大夫，”主席古尔德大夫说，“我们听说你指控的性质了。请把你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安德鲁重述他早先对院长说的话，有时查看他自己记的要点。讲完以后有人提了几个问题，讨论了一会儿，但时间都不长。接着斯威廷拿出已故怀拉齐克的病历档案给大家传阅。他们查阅着病历，看着其中可作为罪证的两条记录，不时悲哀地摇摇头。
安德鲁分明有这样的印象：尽管执委会成员没估计到今天的事情是这样揭露出来的，但他们对事情本身并不感到意外。
下一步就是正式决议，剥夺诺亚·汤森在圣比德医院长期享有的地位。
现在，瘦削的小儿科主任说话了。这个新英格兰人慢条斯理地说，“我们还没有讨论的是，对那死去的年轻人将怎么办。”
“要知道该怎么办，”院长回答说，“重要的是作一次尸体剖检。开这个会以前，我和死者在堪萨斯的父亲通了电话——死者的姐姐已经在来这里的路上了——死者父亲同意作尸检。我们可不能没有他的同意。因此今天就要解剖了。”斯威廷看了病理科主任一眼，后者表示没问题。
“好吧，”小儿科主任仍揪住不放，“但我们跟他的亲属说什么呢？”
“坦白地说，”斯威廷回答，“由于牵涉到法律，这个问题挺微妙，挺有爆炸性。建议你们把事情交给古尔德大夫、交给我，交给麦克奈尔先生决定。麦克奈尔先生就要来了，他还会从法律角度来提出建议。”他又说，“或许，事情过后，我们再向执委会汇报。”
古尔德大夫问其他人，“这样行吗？”大家点头同意，而且，看来大家还松了一口气。
或许。安德鲁想：这是个极重要的字眼。或许……我们再向执委会汇报。
或许我们不汇报了。
从斯威廷和他的老板麦克奈尔所代表的医院一方来看，毫无疑问是希望一切都秘而不宣的，是希望无辜受害的年轻人怀拉齐克被火化后给遗忘掉的。在某种程度上，安德鲁想，也怪不得斯威廷或麦克奈尔。他们有他们的责任。如果这作为医疗事故的案件上了法庭，陪审团判的赔偿费或经济解决办法定下的数目将大得惊人。保险金是否能抵得过来，安德鲁不清楚也不在乎。他唯一有把握的就是：他本人决不参与掩盖行为。
一片嘁嘁喳喳的交头接耳声，会议主席连连敲击小木槌让大家注意。
“现在，”古尔德大夫说，“我们到了最棘手的一步了。”他环视在场的人。“我必须到诺亚·汤森那里去，告诉他这里作出的决定。我知道此刻他还在医院里。有谁愿意和我一块儿去吗？”
安德鲁说，“我和你一块儿去。”他想，这是他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
他对诺亚有这点义务。
“谢谢你，安德鲁。”古尔德点头致谢。
尽管紧接下来的是可悲而喧闹的场面，但在事后平静下来思考时，安德鲁凭诺亚的镇定态度，直觉地感到诺亚·汤森在等着他们，而且见到他们去了才宽了心。
埃兹拉·古尔德和安德鲁从电梯里出来，踏上病人住院的这层楼面。这里右边是繁忙的走廊、一间间病室和一个护士值班室。汤森站在走廊的尽头，无所事事，似乎在查看空间。
他们两人走近他时，他的头动了一下，一看见他们，仿佛要缩到地板下面去似的。他转身走开，一会儿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转了回来，脸上勉强地装出微笑，把两只手腕并得紧紧地伸了过去。
“你们带手铐来了吗？”汤森问道。
古尔德一时似乎不知所措，接着说，“诺亚，我必需和你谈谈。咱们到僻静的地方去吧。”
“何必找僻静地方？”这回答近乎喊叫，而且看来汤森是故意提高嗓门的；一个护士和几个病人好奇地转过头来。“整个医院不是在天黑以前都会知道吗？”
“好吧，”古尔德平静地说。“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我们就在这里说吧。
我有责任告诉你，诺亚，医务委员会的执委们开了一个会。大家非常遗憾地作了个决议：停止你在医院里的职务。”“你知不知道”——汤森的声音仍然很高——“我到这医院有多久了？我为这医院干了多少事情？”
“我知道你来这里已有多年，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干了许多许多事情。”古尔德不安地意识到周围听的人越来越多。“诺亚，我们能不能……”
“难道所有这些都起不了一点作用？”
“很遗憾，在发生了这种事的情况下，什么也起不了作用。”
“问问这里的安德鲁，我干了多少事！问呀，问他呀！”
“诺亚，”安德鲁说，“我给他们讲了怀拉齐克的事。很抱歉，但我必须讲。”
“哦，对了！怀拉齐克。”汤森的头抽筋似地点了几点，话也和缓了一些。“那可怜的年轻人。他不该这样惨。我也替怀拉齐克难过。真的。”
突然，这位老内科医生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叫人相当尴尬。剧烈的抽泣使他浑身抖动。抽泣声时而被不连贯的话所打断。“……第一次……犯错误……确实疏忽了……不会再发生……向你们保证……”
安德鲁要去扶住汤森，但古尔德比他快。他抓住汤森的胳臂，坚定地说，“诺亚，咱们离开这里吧。你身体不大好。我这就送你回家。”
汤森还在因抽泣而抖动，总算让人劝着往电梯走去。人们好奇的眼光一直跟着。
内科主任古尔德把汤森稍稍往前推一点，转身对安德鲁低声说道，“安德鲁，你留在这里。弄清楚诺亚今天看了哪些病人，检查一下他可能写下的医嘱。快些办好这事。一定不能再重复那……你懂了吧？”
安德鲁点点头。“懂了。”
他不情愿地看着他们两人离去。
他们走到电梯旁，汤森开始歇斯底里地尖声喊叫，想要不走。说来也叫人不信，突然，他心中什么东西似乎崩溃了，从前的他已经变成碎片，原先的形象也毁了，一切气派、风度已荡然无存。电梯的门一开，古尔德硬是把汤森匆匆推了进去。甚至在电梯门关上以后，还听得见汤森的尖叫声。随着电梯下降，声音才逐渐消逝，留下安德鲁一个人站在一片寂静之中。
那天晚饭后，安德鲁在家里接到古尔德打来的电话。
“我要见你，”内科主任说。“就在今晚。你看哪里最方便？如果你愿意，我到你府上来。”
“不，”安德鲁说。“咱们就在医院里见面吧。”安德鲁觉得，还没到和西莉亚谈诺亚事情的时候，尽管西莉亚和往常一样，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头，但她并不刨根究底。
安德鲁来到圣比德时，古尔德大夫已在医院拨给他专用的小小办公室里。“请进，”他说。“请把门关上。”
古尔德拉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两只玻璃杯。“这是违反规定的，我很少这样做。但今晚我觉得有这需要。你一起喝吗？”
安德鲁感激地说，“我喝，谢谢。”
古尔德斟了两杯酒，加上冰块，兑上水，两人就默默地喝着。
接着古尔德说，“我离开你以后，几乎一直和诺亚在一起。有几件事情你应该知道。第一件是——因为这将影响你们的诊所和诺亚的病人——诺亚·汤森永远不能行医了。”
“眼下他怎样了？”安德鲁问道。
“你的问题改成‘眼下他在什么地方？’我就好回答了。”古尔德将杯中的剩酒摇晃了一下。“他已经被送到纽瓦克一家幽僻的精神病医院去了。
据那些精神病专家判断，他将不大可能再离开那里。”
古尔德在叙述着下午和傍晚的经历，声音都变了。谈到某一处时，他悲哀地说，“我希望永远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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