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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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事教育36年，这是我做过的最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弗兰克·格里哈尔瓦表示。柬埔寨的上湖学校的确位于一个特别的地方，途中的桥梁已被冲走，你得跨过一条小溪才能走到学校，但是校舍并不是在发展中国家经常看到的破烂建筑。学校共有270名学生，年纪小到6岁，大到15岁。那名英文老师受过大学教育，英语讲得流利。我们到该校参观时，最震惊的是看到六年级学生正忙着用雅虎的账号发送电子邮件给美国上湖学校的学生。
　　　　其中一名正在写信的学生是13岁的女孩昆索奇雅，她即将成为她们家第一个从小学毕业的人。她父亲死于艾滋病，母亲也感染上了，必须时时照料着。昆索奇雅骨瘦如柴，黑色长发略显干枯。她很害羞，两肩因贫困的重担而下垂。
　　　　“妈妈鼓励我继续上学，但有时候我觉得应该出去赚钱。”昆索奇雅说，“我没有爸爸可以养妈妈，所以也许应该由我来养妈妈。我去割草或种玉米，一天可以赚70铢（略多于2美元）。”
　　　　为了缓解这样的经济压力，“美国柬埔寨援助机构”发起“女孩有志气”（Girls　Be　Ambitious）计划，说穿了就是贿赂家庭，好让女孩继续上学。如果女孩在学校全勤一个月，她家就会得到10美元。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皆采用类似的方式来提升女孩教育，效果显著且费用低廉。昆索奇雅家现在就固定领取这样的津贴。对于无法资助整所学校的捐助者来说，这是切实可行的打击人口贩卖的方式之一，每年每个女孩只需要120美元。这样的方法大有帮助，因为遭受贩卖的通常是像昆索奇雅这样的女孩。她们的家庭非常缺钱，女孩又受教育不足，人贩子总是打着保证她们将在遥远城市里得到像卖水果这种一流工作的幌子，成功将她们拐走。
　　　　昆索奇雅在柬埔寨的上湖学校前。
　　　　（拍摄：尼可拉斯）
　　　　昆索奇雅带我们去她家，那是在学校附近田地里的一间摇摇欲坠的简陋小屋，为了抵御洪水与害虫，小屋被架在了桩子上。屋里没有电，她的所有家当都在一个小袋子里。她永远不需烦恼今天要穿什么：她只有一件衬衫，没有鞋子，只有一双夹脚拖鞋。昆索奇雅从来没看过牙医，只去看过一次病。每天她从邻近的小溪打来全家的饮水，也在同样的那条小溪清洗全家的衣物。她洗自己的衬衫时，就得借别人的衣服来穿。她与弟弟共睡地板上的一张草席，家里的另外三个人睡在几英尺之外。昆索奇雅从来没碰过电话、坐过汽车或喝过汽水。我们问她有没有喝过牛奶时，她一脸困惑，说她在襁褓中时喝过母乳。
　　　　但是昆索奇雅床边倒是有一样宝贝：美国上湖学校学生在校园里的大合照。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她会拿起照片，细细观看那一个个微笑的脸庞、整齐的草坪和气派的建筑。在她的简陋小屋里，母亲病得很重，兄弟姐妹饿着肚子，那张照片是一片神奇土地的窗口。在那片土地上，人们衣食不缺，生病时有药可救。她心想：在这样的地方，大家一定每时每刻都很开心。
　　　　昆索奇雅一家人不是唯一的受惠者，美国上湖学校的师生家长跟柬埔寨人一样，生命都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转变。这是你会一再看到的情形：援助计划在国外助人的成绩好坏参半，但是在启发和教育捐助者方面却是战绩辉煌。不过，有时由此得来的教训却也让人困惑，比如昆索奇雅小学毕业之后，上湖学校想帮助她进入中学却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中学离家很远，她需要交通工具，而该地区的女学生在上学途中经常受到年轻男人的骚扰。
　　　　因此上湖学校听从当地老师的建议，买了一辆脚踏车送给昆索奇雅，几个月来都没有出现问题。后来有一名年纪较长的女邻居向昆索奇雅借脚踏车，昆索奇雅无法拒绝长辈的请求，就借了，但那名妇女却将脚踏车卖掉，把卖得的钱私藏起来。弗兰克·格里哈尔瓦和美国学生得知这个消息后，简直气得抓狂，但是他们也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打击贫穷比一开始认为的还要困难。美国人认为光是再买一辆脚踏车送给昆索奇雅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昆索奇雅又回到走路上下学的日子，每天来回各一小时。可能是距离遥远，加上上学途中危机四伏，昆索奇雅常常逃课，成绩也一落千丈，终于在2009年初辍学。
　　　　现在每日生活费用不到两美元的还有27亿人，相当于世界人口的四成。对于这点，美国的学校很少能有深刻的了解。因此，为女性所发起的新运动，除了终止奴役及荣誉谋杀这一目标外，另一目标是让青少年了解国外的生活，这样一来，他们也能学习成长——长大成人后，继续解决这些问题。
　　　　“去了一趟柬埔寨之后，未来规划改变了。”上湖学校17岁的纳塔莉·汉摩克斯表示，她固定跟两名柬埔寨学生发电子邮件，“今年我选修了三门外语课，打算到大学再学更多。”
　　　　纳塔莉的柬埔寨笔友想成为医生，但是负担不起大学学费，这让纳塔莉义愤填膺：一个跟我一样的女孩竟会因为家里负担不起学费而被迫放弃梦想。现在纳塔莉的职业规划是启迪全世界的年轻人：“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天赋，找到自己的路。而这就是我的路。能亲眼见到柬埔寨的现状，这样的经验对我来说弥足珍贵。那一趟行程对我产生了影响。”
　　　　
　　　　第二章　禁令与卖淫
　　　　
　　　　虽然成堆的书籍证明奴役制度是极好的事，但我们从没听说过有人希望成为奴隶，好从中得利。
　　　　——亚伯拉罕·林肯
　　　　在拜访完比哈尔的米纳·哈西纳与鲁奇拉·古普塔之后，尼可6从印度的一座边界村庄进入了尼泊尔。该村摊位林立，出售衣服、点心和极不人道的商品——数千名尼泊尔女孩就是从这个地方跨越边界，被贩卖到印度加尔各答的妓院里的。在那里，她们要是肤色较浅、面貌姣好、乖巧顺从、不会说当地话（降低逃脱的概率），价值就会比较高。尼可在边境检查站填写规定的表格单时，看到尼泊尔人大批涌入印度，并不需要填写什么入境单。
　　　　在简陋的边境办公室中，尼可跟一位英文流利的印度官员交谈了起来。官员表示他是情报局派来监视边境的。
　　　　“那你到底在监视什么？”尼可问。
　　　　“我们在看有没有恐怖分子，或是恐怖行动的补给品。”官员说，他并没有监视得非常仔细，一辆又一辆的卡车从眼前开了过去，“‘9·11’事件之后，我们这里要严加管制，我们也查看有没有走私或盗版的商品，要是发现的话，就会没收充公。”
　　　　“那么被贩卖的女孩呢？”尼可问，“你们检查吗？一定很多吧！”
　　　　“噢，多得不得了，但我们不担心她们，反正也无能为力。”
　　　　“你们可以逮捕人贩子啊！贩卖女孩难道不跟盗版DVD一样值得重视吗？”情报局官员哈哈大笑，举手作投降状，“卖淫是不可避免的。”他轻声笑道，“各国一直都有卖淫活动，要不然男人从18岁以后，一直到30岁结婚之前这段时间要怎么过？”
　　　　“可是绑架尼泊尔女孩，把她们囚禁在印度妓院里，这真的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吗？”
　　　　官员耸耸肩，不为所动。“的确是不幸，”他附和道，“但是只有牺牲这些女孩，我们的社会才能和谐，良家妇女才能够安全。”
　　　　“可是这些尼泊尔女孩很多也是良家妇女啊！”
　　　　“噢，话是没错，但她们是农村女孩，完全不识字，是从乡下来的，所以印度中产阶级的好女孩就能安全了。”
　　　　尼可咬牙切齿地说：“我懂了！要知道，美国在社会和谐方面也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来绑架印度中产阶级的女孩，强迫她们在美国妓院工作！这样一来，年轻的美国男人就爽了，你说是不是？那我们社会就更和谐了！”
　　　　接着是一阵不祥的静默，但最后官员捧腹大笑。
　　　　“你真会说笑话！”官员咧嘴笑说，“我差点被你耍了！”
　　　　尼可只好作罢。
　　　　人们对于奴役乡村女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跟200年前大家容许把黑人当作奴隶的原因是一样的：受害者从不被视为一个完整的个人。印度政府派遣情报官员搜查盗版商品，因为他们知道西方国家在乎知识产权。只有当印度政府感受到西方对奴役的重视等同于盗版DVD时，才会派人到边界逮捕人贩子。
　　　　粉碎现代奴役的技术手段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政治意愿。政治决心一定是任何废奴运动的起点。我们并不是说因为这是西方的过错，所以西方人要为此负责。西方男人并非大多数贫穷国家卖淫业的主角。没错，在泰国、菲律宾、斯里兰卡和伯利兹，也有部分美国和欧洲的性观光客，但他们依然只是嫖客中的一小撮，大多数毕竟还是当地男人。此外，西方男人通常是跟多少出于自愿的妓女在一起，因为他们想带她回到旅馆房间，而被迫卖淫的妓女一般是不能离开妓院的。因此，并不是因为西方人是祸源，所以西方人有责任带头处理。我们之所以特别点选西方，是因为我们虽然处于奴役的外围，但我们的行动在克服可怕的人口贩卖方面是必要的。
　　　　一个柬埔寨少女站在她工作的房间前。她曾遭绑架并被卖入妓院中。
　　　　（拍摄：尼可拉斯）
　　　　现代废奴主义运动的效果有限，原因之一是处理卖淫的政治立场分裂不合。20世纪90年代，美国左右两派并肩合作，共拟了《2000年人口贩卖受害人保护法》（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of　2000），这是在全球议程上提升国际反贩卖意识的里程碑。当时的反贩卖运动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两党合作，该运动同时受到了已故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通（Paul　Wellstone）等自由派民主党人士以及参议员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等保守派共和党人士的强烈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也是这项议题的领导者，而最伟大的斗士非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卡罗琳·马洛尼（Carolyn　Maloney）女士莫属。此外，小布什时代留下来的少数几项具有正面力量的国际方案中，其中一项就是大力抵制人口贩卖。“生命之声”（Vital　Voices）和其他自由派团体在反对性交易方面也坚毅不屈。“国际正义使命团”（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和其他保守福音派教徒团体同样毫不逊色。然而，左右派虽然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都有重要贡献，但大多时候是各自为政。要是他们能在废奴主义运动中团结合作，其效果将远大于现在。
　　　　不合的一项原因，是两方对于如何看待卖淫各持己见。左派经常是不带批判性地称其为“性工作者”，并且只要是彼此自愿的法定成年人，左派往往能够容忍这样的交易。至于右派人士，当中有些女性主义者参与，倾向于称之为“妓女”或“卖淫妇女”，认为卖淫本身就是有损尊严和道德的。两方争吵不休的结果就是无法并肩合作、共同打击人人皆深恶痛绝的事情：强迫卖淫和雏妓。
　　　　“在大学里，这方面的辩论正在理论架构中进行。”创办“世界自救妇女”的鲁奇拉·古普塔一边说一边翻白眼，这时她正坐在比哈尔的家里。她白天已经在红灯区忙了一整天。“那些理论家很少来到基层看看问题有多棘手。辩论这个问题该怎么称呼，根本无关紧要，重点是孩子正被逼着卖淫。”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杜绝性奴役？一开始，我们同意这个观点：20世纪20年代美国禁酒效果不彰，现在禁止卖淫行为，效果也不会更好。我们当初认为不应该徒劳无功地禁止卖淫，比较好的方式应该是合法化并立法规范。那种务实的“减害”模式是许多救援团体喜欢的，因为能够让医护工作者分发保险套，抑制艾滋病的扩散，此外也准许当局进入妓院，因此更容易检查是否有雏妓。
　　　　后来我们改变了想法。在卖淫通常是受到强迫的国家里，那种合法与管制的模式一直效果不好。一来是那些国家的政府通常管理无力，因此立法规范没什么用处。二来是合法的妓院往往也会吸引类似的少女买卖及强迫卖淫等非法勾当。相反，如果结合职业再训练及戒毒等社会服务，倒是有实证表明强制取缔是可以成功的，这也是我们后来喜欢的方式。在人口贩卖猖獗的国家，我们偏好执法策略，推动警方态度上的根本转变，以及警方定期检查是不是有雏妓或强迫卖淫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的责任除了立法之外还要执法，紧盯着有多少妓院遭到强制取缔、有多少皮条客遭到逮捕。监狱般的妓院应该关闭；对于购买少女初夜者，警方应发动诱捕行动；政府应向全国各地的警政首长施压，要他们致力于打击贪污腐败的风气，因为贪污与贩卖息息相关。这些行动的目的，都是要减少妓院老板的不当收益。
　　　　我们很难消灭卖淫活动。在伊朗，妓院是被严格禁止的，首都德黑兰市市长向来以遵纪守法闻名，直到有一天，伊朗新闻报道警方突击检查一家妓院时，发现市长正与六名一丝不挂的妓女在一起，他被当场逮捕。强制取缔虽非最佳手段，但往往会导致收保护费的警方忐忑不安，他们向妓院索要更高的红包，这样一来就降低了皮条客的收益，或是警方至少会关闭那些没有警员包庇的妓院。通过这种方式，那些关在牢笼里直到死于艾滋病的14岁少女的人数，必定能够降低。
　　　　“这是可行的。”国际正义使命团负责人加里·豪根（Gary　Haugen）表示，“你不必逮捕每个人，只要取缔足够的数目，就能带来涟漪效应而改变结果。这会影响皮条客的行为，也会驱使买卖农村处女的人贩子转换跑道，比如改成买卖偷来的收音机。”
　　　　许多自由派人士及女性主义者对于我们提倡强制取缔的“大棒”手法大为震惊，认为这只会驱使性集团地下化。他们主张合法与管制的模式、赋权性工作者，最后还援引成功案例：索纳加奇计划（Sonagachi　Project）。
　　　　索纳加奇的意思是“黄金树”，指的是加尔各答市不断蔓延的红灯区。在18、19世纪，这里是包二奶的著名地区。今天，这里有几百家沿着窄巷搭建的多层楼妓院，容纳的妓女超过6000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卫生专家对于印度艾滋病的扩散忧心忡忡，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发起了索纳加奇计划。该计划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成立性工作者联盟，即“杜尔巴行动”（Durbar　Mahila　Samanwaya　mittee），通过鼓励使用保险套来降低艾滋病病毒传染率。
　　　　这项行动似乎相当成功。向民众宣传使用保险套的重要性，这是实际解决卖淫所衍生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好方法。一项研究发现，索纳加奇计划使得从业者持续使用保险套的行为增加了25％。2005年，另一项研究指出，参与索纳加奇计划的性工作者中，只有9。6％感染艾滋病病毒。相较之下，在没有性工作者联盟的孟买，有五成的妓女受到感染。杜尔巴行动懂得利用媒体，他们筹办观光团，带领旅客游览索纳加奇红灯区，强调联盟的成员里杜绝了雏妓或非自愿娼妓，而卖淫至少是没有专长的女性劳工赚取像样收入的一种方式。索纳加奇模式也得到国际救援组织“关怀”及“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间接支持，这都是我们非常敬重的组织。许多专家也赞成这样的模式。
　　　　不过当我们细探数字时，发现它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严谨周密。刚来到索纳加奇工作的人，其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莫名其妙地高——20岁或以下的性工作者中有27。7％携带艾滋病病毒。研究也显示，一开始，索纳加奇接受访谈的所有性工作者都声称几乎每一次都使用保险套，但是在进一步逼问下，她们承认频率没那么高：只有五六成的人表示与最近的三位恩客自始至终都使用了保险套。此外，与孟买的比较有误导之嫌，因为印度南部与西部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一直都比北部和东部高得多。的确，根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索纳加奇计划在加尔各答发起时，孟买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经高达51％，而加尔各答只有1％。杜尔巴行动虽然鼓励使用保险套，但是公共卫生方面的受益，似乎比拥护者宣称的还有限。
　　　　尼可在博客上批评杜尔巴行动，一位印度人如此回应：
　　　　照理说，你算是思想前卫的女性主义者，但当女性真的在性与工作上有选择权时，你却经常成了软脚虾。
　　　　这点一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性工作者都想为自己创造安全的工作环境，现在终于有了些进展，你却利用她们的悲惨故事，把这些当作是反对性工作这个行业的论据，实在叫人不敢恭维。你的立场显示西方在把棕色皮肤的野蛮人从他们的宿命里解救出来方面，是采取男上女下的传教士姿势。
　　　　许多印度的自由派人士赞同上述看法，但是我们从一些女性那里听到了相反的观点，而她们都拥有在加尔各答的红灯区长期打击贩卖人口的经验。其中一位是鲁奇拉·古普塔，另一位是娥米·芭苏（Urmi　Basu）。娥米是“新光基金会”（New　Light　Foundation）的负责人，为目前从事及曾经从事卖淫的娼妓奋战。鲁奇拉和娥米皆表示，杜尔巴行动已成为妓院老板的“门面”，出于善意支持杜尔巴行动的西方人反而为人贩子提供了掩护。
　　　　娥米带我们认识了吉塔·高希。吉塔描绘的索纳加奇，跟参加杜尔巴行动观光旅游团所见所闻的开明景象有天壤之别。吉塔在孟加拉国的贫穷村庄长大，11岁时，为了逃离施暴的父母，她离开了家。一位朋友的“阿姨”提供了帮助，把吉塔带去索纳加奇，她后来才知道这位阿姨是老鸨。吉塔从来没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杜尔巴行动确实在阻挡人贩子贩卖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
　　　　起先，阿姨对吉塔不错，但是吉塔长到12岁时，有一天阿姨帮她梳妆打扮，做了个新发型，换了紧身洋装，然后把她锁进一个房间，跟一名阿拉伯客人关在一起。“看到面前这么高大魁梧的男人，我吓坏了。”她说，“我一直哭，还跪在他脚边求他，但是没办法让他理解我。他把我的衣服扯掉，连续一个月，他都这样强暴我。他要我脱光了睡在他旁边，他喝酒喝得很凶……那是个痛不欲生的记忆。我流了很多血。”
　　　　在索纳加奇卖淫的头三年，吉塔不能踏出妓院一步，完全没有杜尔巴行动宣称的人身自由。她不时会被棍棒毒打，还会遭到屠刀的威吓。
　　　　“屋里有个巨大的污水排水管。”吉塔回忆，“嬷嬷说：‘你要是胆敢逃跑，我就把你碎尸万段，丢进这个排水管里。’”就吉塔来看，杜尔巴行动推行的杜绝人口贩卖运动只是骗骗外人的假象。就连当她好不容易获准站在妓院外头的街道上招徕客人时，也一样受到严密监视。跟一般的观念相反，这些女孩并没有得到像样的收入，吉塔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卢比的工资。这是奴役，而且还在死亡的威胁下执行。在杜尔巴行动开展之后来到索纳加奇工作的其他妇女，也告诉过我们类似的故事。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晚上穿过索纳加奇时亲眼看到雏妓。尼可走访索纳加奇好几次，佯装客人进入妓院。他看到许多少女，但是老鸨不准他把女孩带出去，应该是害怕她们趁机逃走。此外，她们只会说孟加拉语、尼泊尔语或印度语，而尼可不会说这三种语言，无法采访她们。耶鲁大学会说印度语的医学系学生阿努普·帕特尔（Anup　Patel）在2005年做过研究，调查加尔各答的保险套使用率。他发现，在索纳加奇，性交的价钱是由顾客与妓院老板（而非女孩个人）商谈的，不仅如此，客人如果多付妓院老板一些卢比，就有权不使用保险套。女孩毫无置喙余地。
　　　　阿努普参加了杜尔巴行动的观光旅游团，一位老鸨告诉他，几乎所有妓女都是自愿来到索纳加奇，自愿踏入“性工作这个高尚的职业”。在一家妓院里，阿努普和另外两个研究人员坐在后方的一张床铺上，旁边有一名妓女，她正在默默聆听老鸨对前来参观的游客夸夸其谈。老鸨表示这些女孩都是自愿选择来这里快速赚钱的，享有杜尔巴行动保证维护的人权。阿努普说：在老鸨跟其他游客滔滔不绝地讲述该联盟的成功之举时，我们三个偷偷用印度语问那名妓女这些是否属实。胆怯的妓女不敢作声，我们向她保证不会让她惹麻烦，她才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告诉我们，来到索纳加奇的妓女几乎没有一个是以成为性工作者为抱负的，大多数人都像她自己一样是被卖来的……当我问她想不想离开索纳加奇时，她的眼睛亮了起来，但是她还来不及回答，杜尔巴行动的高层职员就把手放在我背上，说要准备动身了……
　　　　观光团继续参观下一家妓院，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几百名妓女。有人问能否参观青莲妓院（Neel　Kamal），传言这家妓院依然有雏妓。那名高层职员立刻拒绝了，声称杜尔巴行动没有事先争取许可，不希望贸然闯入侵犯妓女的权利。但你知道，在印度，吹牛说大话是很有效的——这名高层职员在面临要是不合作我们就会“打电话给相关人士”的严厉威胁下，还是被唬住了，只好带我们前往恶名昭彰的青莲妓院。
　　　　在这栋多层楼的妓院入口，五名皮条客守卫着上锁的大门。一名皮条客解开大门门锁时，其他四名迅速跑进去，用响亮的声音喊道：“访客来了！”我们团体冲进去，爬上阶梯到一楼，却在半途中刹住脚步：几十名年纪小于16岁、涂着鲜艳口红的少女正在昏暗的走廊上东窜西逃，然后消失在了密室之内。
　　　　杜尔巴行动的职员叫我们站着别动，而那四名皮条客继续大呼小叫。我不管往哪里看，都能看到女孩在奔窜。我好不容易堵住一个门口，只见里头有两名不超过14岁的少女正张开双腿躺在床上，看得到牛仔迷你裙里头的阴部。
　　　　索纳加奇计划虽然在防范艾滋病方面有些许成就，却跟孟买采取的大棒策略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孟买的妓院向来比加尔各答的情况更糟，并且以关在妓院监牢里的“牢笼女”闻名。但是因为西方国家施压，警方强制取缔，孟买市中心的娼妓人数在过去几年急遽下降。今天，孟买市中心红灯区也许有6000名娼妓，但是十年前却高达3。5万名，而索纳加奇的娼妓人数却十年来保持不变。
　　　　孟买警方的强力取缔，的确驱使一些妓院地下化，导致取缔的功效难以判定，也更难为娼妓提供保险套和医疗服务。她们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很可能上升，但是我们无从确知，因为我们无法检查地下妓院的女孩。然而强制取缔也让妓院老板无法获取高利，使得孟买妓院买进或卖出一名女孩的价格大幅下跌，因此人贩子开始把少女运到加尔各答，以便卖个更好的价钱。现在女孩被贩卖至孟买的情况减少，至少代表了些许的成功。
　　　　荷兰和瑞典的不同策略也凸显了“大棒”手法及“合法与管制”模式的差异。2000年，荷兰正式把卖淫合法化（大家原本就能包容），人们相信这样一来，就比较容易提供娼妓健康及分娩检查，防止未成年人及贩卖受害者被迫卖淫。瑞典采取的是相反策略：1999年，政府把性服务的交易判定为犯法行为，但不是惩罚出售性服务的妓女，会被惩罚的（理论上会被判刑高达六个月）是付钱买性服务的男人。这种策略反映了一种观点：娼妓是受害者而非罪犯。
　　　　十年之后，瑞典的强制取缔似乎在减少人口贩卖及强迫卖淫方面较为成功。根据一项统计，瑞典的娼妓人数在前五年下降了41％，性交易的价钱也降低了——这充分表明需求降低。瑞典娼妓并不喜欢这样的改变。同时，由于价格下降，瑞典对人贩子的吸引力减弱了。的确，一些人贩子认为把女孩卖到瑞典不再有利可图，应该把女孩送到荷兰。瑞典认为这个策略大为成功，虽然当初制定法律时备受争议。一项民调显示，81％的瑞典人赞同该法。
　　　　在荷兰，卖淫合法化有助于替合法妓院的娼妓进行健康检查，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性传染病或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有下降的趋势。荷兰的皮条客依然在供应雏妓，贩卖人口和强迫卖淫仍继续存在。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非法妓女的人数是增加的，这显然是因为阿姆斯特丹成了性观光产业的中心。阿姆斯特丹市议会发现，性观光与犯罪确实令人忧心忡忡，他们在2003年停止实验，不再让街头妓女于“容忍范围”内拉客，但是依然允许合法妓院继续存在。所以，重点是什么？顾客可以轻易地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东欧来的雏妓，但是在斯德哥尔摩却找不到。
　　　　其他欧洲国家论定瑞典的实验较为成功，开始趋向于采用相同模式。我们也希望美国的一些州能够试着评估这样的模式在美国是否可行。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难以达成共识、造成两极化分裂的辩论，大多只是在分散注意力而已。比如在印度，严格来说妓院是非法的，但是如同之前所说，它们却无所不在。柬埔寨也是如此。在贫穷国家，法律通常无关痛痒，首都之外的地方更是如此。因此我们的焦点必须放在改变现实状况上，而不是改变法律上。
　　　　美国国会在2000年往该方向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国会要求国务院发布年度《人口贩卖问题报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根据各国对付人口贩卖的表现来排名，名次最低的国家就会受到国际制裁。这就意味着美国驻外大使馆必须着手搜集人口贩卖的相关资料，这还是头一次。驻外大使要与当地外交部的官员展开讨论，外交部也因此得把人口贩卖列入重大关切事项，与核武器扩散及恐怖主义等量齐观。这样一来，各国的外交部就会询问他们的警政署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的成果。
　　　　光是询问，就能把问题提上日程。各国开始立法，布局突击行动，汇整概要文件。皮条客发现贿赂警方的费用扶摇直上，利得也大幅降低了。
　　　　其实这个方式还可以更进一步。在美国国务院，处理人口贩卖问题的办公室已被边缘化，甚至被放逐到另一栋办公楼里。要是国务卿公开积极地支持该办公室，比如有相关的出差就带领办公室主任一同前往，则能提升人口贩卖的曝光率。总统前往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时，可以拜访“世界自救妇女”这样的收容所。当初欧洲商议是否该让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时，应该把人口贩卖当成一项议题；对于土耳其而言，这点还来得及补救。7
　　　　主张强制取缔的“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