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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另一半-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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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山坡上一间残破的木头棚屋里，从那儿走到最近的公路要两个小时。家里没有电、自来水、自行车、手表、时钟或收音机（简直是没有任何财物），而且他们还和一头猪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全家人一年只能在过年时吃到一次肉。昏暗的小屋里几乎没有家具，只有父亲为姑婆制作的一口棺材。“我现在还算健朗，”姑婆愉悦地解释，“但最好先作准备。”
戴满珠的父母小学没有念完，几乎不识字。他们认为女孩接受教育没什么用处。如果女孩长大后只是天天锄田和缝补袜子，为什么还要会读书写字？小学学费一年13美元，对于仅有几张破烂纸钞的家庭来说似乎是个浪费，那笔钱大可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买米。所以当戴满珠升上六年级时，家人叫她辍学。
戴满珠矮小、清瘦，留着细长干枯的黑头发，个性羞怯内向，比13岁的普通美国青少年要矮一头。她买不起教科书，甚至连铅笔和纸张费用都无法负担，但是她是该年级的明星学生，她渴望继续上学。
“当时我父母正生病，他们说交不起学费了，”她看着自己的脚害羞地说，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因为我是老大，父母要我辍学帮忙做家务。”辍学后她还是经常跑到学校，想“蹭”一些知识。她依然梦想着成为家里第一个小学毕业生。老师们特别疼爱戴满珠，不时给她旧铅笔和纸，希望支持她学习。
戴满珠和校长站在学校前，她已读到六年级，面临辍学。
（拍摄：尼可拉斯）
第一次拜访该校时，老师介绍我们与她认识。第二次再去时，戴满珠带着我们走了四英里路到她家看她父母。1990年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报道戴满珠，纽约的一名读者深为同情，通过摩根银行（Morgan Guaranty Trust pany）汇给我们1万美元帮她支付学费。我们把捐款交给学校，校方喜出望外。“现在我们可以让这里的所有孩子上得起学了，”校长称，“甚至可以盖一栋新校舍！”那笔钱的确用来建造了设备更好的小学，并且为该区的所有女孩提供了奖学金。资金用了大半之后，我们打电话向捐款者报告进展。
“您真的是非常慷慨，”我们由衷地说，“您无法相信，1万美元在中国的一座村庄里能够带来多么大的改变。”
对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开口：“可我捐的不是1万，是100。”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才搞明白，原来是摩根银行出了差错。我们联络摩根银行的资深主管，很正式地问他是否打算派遣银行工作人员要回这笔钱，而那样的话，这些孩子们都要辍学了。“如此说来，”他说，“我们乐意捐出这笔钱帮助他们。”
美国人的慷慨——和粗心，都让村民们惊叹不已。不管怎样，多亏了戴满珠，校方才得到这笔捐款。学校免了她的学费，她可以一直读下去，只要能够通过考试。于是她读完小学、初中、高中，最后上了会计学校。毕业后她在广东省找了份工作，担任当地工厂的会计。一两年后，她也开始帮亲朋好友找工作。她寄回家的钱越来越多，使父母成为村庄里数一数二的有钱人。我们几年前回访时，戴满珠的父母（姑婆已经过世了）住上了一栋六间的水泥屋——对他们而言实在过于宽敞了。他们还是养了一头猪，把它圈在那间如今已成了猪圈的老木屋里。现在家里有电、火炉、电视和风扇。
戴满珠在2006年嫁给了一名技术一流的工人（铸模师傅）；第二年，也就是她30岁时，生了一名女婴。她在东莞市的一家台资电子公司担任主管，但是她想自己创立公司。老板同意助她一臂之力，这很可能会成为她发财的新机会。
因为摩根银行资助了所有奖学金，山区的其他女孩也突然间享有了难得的教育机会，毕业后她们纷纷前往广东的工厂找工作。她们把钱寄回老家，帮忙支付弟妹的学费，弟妹们最后也在中国沿海找到了好工作。这些都让山区更繁荣、更有影响力了。如今那里铺了通往村子的公路，正好经过新盖的戴宅旁边。也许有一天，村里会给纽约那名捐款者，或是戴满珠树一个雕像——又或是给那名糊涂的银行职员也说不定。
这就是教育的力量。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显示，教育女孩是摆脱贫穷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妇女要能挺身对抗不平等，要融入市场经济，接受学校教育往往是先决条件。除非妇女能够算数而且能读会写，否则她们难以创业，更不要说对国家经济作出重要的贡献。
可惜的是，女孩所受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很难用统计数据来显示。只有少数几个发展领域有了比较多的研究，但是那些做研究和资助研究的人大多深信教育女孩的好处，这也使得研究不是非常严谨。这些研究方法往往不怎么令人信服，而且没有充分解释因果关系。“大部分的证据都存在明显的偏见：被调查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女孩往往来自较富裕的家庭，嫁给了更有钱、受教育程度更高且思想更进步的丈夫，”麻省理工学院的迪弗洛（Esther Duflo）教授表示，她是性别与发展研究领域最为严谨的学者之一，“这样一来，要说明全部因素所起的作用一般是很困难的，而且很少有研究尝试这么做。”简言之，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20。
倡议女性教育的人士也因为挑选了最佳例子作为证据，而削弱了他们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比如说，我们虽然认为教育女孩确实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并加强社会的稳定，但是在印度乡下教育最普及的喀拉拉邦，经济却停滞不前。同样，阿拉伯世界中给女孩提供最多教育机会的两个地方，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前者是冲突的旋涡，后者是暴力的宗教激进主义的滋生地。我们的看法是，上述例子皆属例外：喀拉拉邦因实施了反市场的经济政策而导致发展受阻；黎巴嫩由于相互冲突的宗教派别及仗势欺人的邻国而纷乱不安；沙特阿拉伯则是受困于极为保守的文化和政府。世界是复杂的。每当我们看到什么法宝，就想测试一番，但教育不见得是万灵丹。
话虽如此，投资女孩教育的理由依然真实确凿。我们听说过许多女孩在接受教育之后，就能够找到工作或自行创业，进而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更广泛地说，大家一般公认，东亚在近几十年来之所以繁荣兴盛，原因之一是女性接受了教育并进入劳动力市场，这种方式是在印度或非洲所没有的。一些方法精密可靠的研究试图去呈现当女孩（包括贫穷或保守家庭的女孩）所受的学校教育大幅提高时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举个例子，在1973～1978年之间，印度尼西亚大幅提升了学生的到课率。由麻省理工学院的露西娅·布里洛瓦（Lucia Breierova）及迪弗洛教授所作的研究显示，这使得女性较晚结婚，孩子生得也较少。在降低生育率方面，教育女孩的影响比教育男孩来得大。
同样，印第安纳大学的尤娜·欧西莉（Una Osili）和哈佛大学的布丽奇特·朗（Bridget Long），在调查尼日利亚自1976年起大幅扩张基础教育的影响后发觉，每增加一年的基础教育，就会让女孩少生0。26个孩子——这是很大的幅度。都说初中教育是最为关键的，但是这项研究发现，小学教育也能大幅影响生育率。
挑战就摆在眼前：在全世界1。15亿名小学辍学生中，57％是女孩。在南亚和西亚，2/3的失学儿童是女孩。
美国人常以为，要提升教育程度，就得兴建学校。在某些地区这的确是必要的。最近我们在柬埔寨建了一所学校，就像西雅图的弗兰克·格里哈尔瓦校长带领那群学生所做的那样，但是光建学校还是有问题。兴建学校费用昂贵，而且无法确保老师们会好好教。印度一项研究发现，在任何时候都有12％的学校是关闭的，因为那天老师没有去上课。
提升学生到课率，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式之一是帮学生除虫——肠道寄生虫影响儿童身体及智力的发育。事实上，普通寄生虫一年会导致13万人丧命，丧命原因通常是寄生虫引起的贫血或肠梗阻，而贫血尤其会影响生理期的女孩。20世纪初期，美国南方推行除虫政策时，学校老师对于除虫的效果大为震惊：学生突然间变得更机灵、更用功了。同样，肯尼亚一项划时代的研究发现，除虫可以降低1/4的旷课率。
“被忽视的热带疾病全球管控网络”（Global work for NeglectedTropical Disease Control）是除虫领域颇为领先的一个组织，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彼得·霍特兹（Peter Hotez）说：“美国人平均每年花50美元帮一只狗除虫；在非洲，你用50美分就能帮一名孩子除虫。”通过兴建学校来增加入学率，每有一名学生注册入学，成本是每年100美元左右；通过帮学生除虫来提升入学率，每有一名学生注册入学，成本每年只要4美元。
让更多女孩就读中学的另一个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法，可能是要帮助她们处理生理期的问题。非洲女孩生理期时通常使用旧布，而且重复使用；她们往往只有一条破烂的内裤可以穿。女孩担心经血渗漏及沾染有损颜面，有时候生理期干脆就待在家里。救援工作者正在试验着把卫生棉分发给非洲少女，并为她们建造厕所以便更换。他们已经发现这种简单方式能够有效提升中学女生的到课率。
不过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生产“丹碧丝”及“护舒宝”卫生棉的部门在非洲制订免费分发方案时，却碰到出乎意料的挑战。首先，女孩需要一个地方来更换卫生棉及清理个人卫生，但是许多学校没有厕所。于是他们不得不在学校建造有自来水的厕所，这样一来成本就大幅增加了。接着该方案遇上了经血的文化禁忌，比如女孩们不愿意把用过的卫生棉丢到垃圾桶里。他们必须为丢弃卫生棉制订特别规定，在一些地方甚至要分发焚化炉。这个方案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教育，结果则是大家所熟悉的：企业做慈善的诉求是提升其品牌的优质形象，因此往往倾向于采用吸引眼球却不一定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镀金方案。
提升女孩教育的另一个简单方法也很令人心动，就是为人们提供碘化盐。发展中国家有31％左右的家庭无法从水或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碘。缺碘的人容易得甲状腺肿大，而孕妇如果缺碘，造成胎儿脑部损伤的概率也很高。胎儿在孕早期需要碘来发育出正常的大脑，从对人类和动物的研究结果来看，雌性胎儿尤其如此。厄瓜多尔的一项研究指出，缺碘往往会导致孩子的智商降低10～15分，全世界光是缺碘就导致人类集体智商降低10亿分以上。根据一项估计，贫穷国家需要的碘化盐，仅仅1900美元就能解决。另一项研究发现，这么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该费用的九倍之多。因此，供给碘化盐虽然是援助方式中最不起眼的，却得到了狂热者的热烈支持。
解决此问题的办法，是每两年给所有可能怀孕的女性分送一颗碘化油胶囊。每颗胶囊的成本只要50美分。哈佛大学埃丽卡·菲尔德（Erica Field）教授的研究重点是在坦桑尼亚，该国某些地区的妇女从1986年开始能分到这种胶囊。菲尔德教授发现，得到胶囊的妇女，其女儿的学业表现明显更为优异，而且留级的可能性相当低。
第三个扩展女孩受教育范围的智慧策略是“贿赂”——没有人愿意用“贿赂”这种字眼，但事实就是如此。使用这一策略的先驱之一是墨西哥。1995年，墨西哥货币暴跌，经济萧条。当时该国的反贫方案以发放食物补助金为主，不仅无效率，而且很大程度上只满足了食品公司的需求。财政部次长圣地亚哥·利维（Santiago Levy）担心这种状况会对穷人造成致命打击，于是默默地筹划了实验性的反贫穷计划。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或招致反对，他把地点放在了远离首都的坎佩切（Campeche）。利维构想的精髓是“贿赂”贫穷家庭，好让其子女持续上学，并且让他们定期作医疗检查。他们小心谨慎地作记录，列表显示执行该计划的村庄及对照组村庄的结果。后来总统柴迪洛（Ernesto Zedillo）看到了该实验的成功，于是果敢地同意逐步淘汰食物补助金，发起全国性的新计划。该计划现在被称为“机遇”计划（Oportunidades）。
“机遇”是全球最令人敬佩的反贫穷计划之一，大约1/4的墨西哥家庭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过这项计划的帮助。只要家庭同意让子女继续上学，让子女注射疫苗，带子女体检及参加健康教育讲座，他们就能得到现金补助。补助金少至三年级学生每人每月10美元，多至中学女生每人每月66美元（中学女生得到的补助金最多，因为她们的辍学率是最高的）。补助金直接由中央政府支付，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地方政府贪污的机会。而且补助金是交给母亲而非父亲，因为研究显示，母亲更可能为了孩子的利益而使用现金。该津贴也因此提升了母亲的家庭地位。
“机遇”计划设置了严谨的评估程序——这是大多数援助计划所缺乏的。他们与外聘专家签订合约执行评估，与对照组村庄作比较（他们随机挑选村庄来作实验或作为对照组），小心翼翼地衡量该方案的成效。外聘评估机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对该方案非常认同：“仅仅三年之后，‘机遇’计划成果斐然，墨西哥那些贫穷的乡下儿童的就学率增加了，饮食更为平衡了，得到了更多医疗护理，并且知道自己的未来可以跟过去迥然不同。”世界银行表示，该计划提升了中学生到课率，其中男生提升了10％，女生提升了20％。参与计划的儿童，其身高每年平均比对照组的儿童多长一厘米。“机遇”计划的本质是鼓励贫穷家庭投资在孩子身上，这是富裕家庭已经在做的事情，此举可以打破穷人世代无法翻身的常态。“机遇”计划对于女孩特别有利。一些早期的研究指出，该计划创造了更多的人力资本，为墨西哥注入了经济力量，前期的投入不但能够在未来回本且生生不息。现在该计划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被广泛复制，甚至纽约市也开始试验用“贿赂法”来增加学生到课率。
“贿赂”也开始在联合国的学校营养午餐计划中发挥作用。营养午餐由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长久以来受到前参议员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的大力推崇。世界粮食计划署通常会把粮食分送到一所乡间学校，由当地家长帮忙，每天给学生们做餐点。学校的所有学生都能免费享用——假定他们没吃早餐，所以通常是一顿早午餐；此外该计划还定期为学生除虫。到课率良好的女生还能把得到的定量口粮带回家，好说服父母继续让她们接受教育。
“这种方法有助于让女孩持续上学，”阿卜杜·穆罕默德（AbduMuhammad）表示。他是塞比拉索（Sebiraso）的小学校长，这所学校位于非洲东北部厄立特里亚的偏远草原上。他一边看着家长把炖菜舀给排队领餐的学生一边说：“现在学生可以专心学习，跟得上进度了。自从营养午餐计划开始后，我们就没有任何女生辍学，除了那些即将结婚的以外。以前女生往往读到五年级就辍学了。”
学校营养午餐计划的成本，只是每个孩子每天十美分而已。研究人员发现该计划大幅提升了学生的营养、发育速度和到课率，对女孩尤其如此。然而该计划并未能充分实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大约有5000万名学生原本可以从营养午餐中受益，却因资金短缺而无法得到帮助。
刚果一所学校鼓励学生留校。校方正在给孩子提供食品。
（拍摄：尼可拉斯）
以上我们讨论的各种方法，在提升学生到课率方面都已证实有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学生一旦上学，如何提升他们的学习质量？一个特别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法，是提供小额奖学金给成绩优异的女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在肯尼亚主持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调查了改善教学质量的六种不同方式，小至免费提供教科书，大至学生赞助计划。其中最能提升学生考试成绩的方式，是规定参加六年级考试的女生只要排名前15％就会得到19美元的奖学金。19美元就能让她们继续读七、八年级，同时，在大会中得到表彰也是莫大的荣誉，女孩们个个受到激励。发放奖学金的学校是随机挑选的，而这些学校女生的学业表现明显比对照学校的女生优异——甚至连能力较差、实际上没什么机会赢得奖学金的女生，也表现得比对照学校的女生优异许多。男孩也表现较好，显然是因为女生带来的压力，或是不想忍受成绩落后的羞辱。
这种援助计划都已被证明有益，但不是所有援助计划都得到了同等对待。过去几年来，增加对外援助的呼吁遭到过集体反对。纽约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的资深人士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就是这样一个怀疑论者。他认为救援物资常遭到浪费，而且有时候造成的伤害大于好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者，他不屈不挠地热情呼吁，希望有更多援助用于打击疟疾和艾滋病以及帮助一些国家摆脱贫穷，他的著作却受到伊斯特利尖刻的嘲讽。也有其他经济学家指出，一国得到的救援多寡与促进该国的发展程度之间，很难找到任何相关性。如同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和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于2008年在《经济及统计报告》（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一国得到的救援资源多寡与促进该国的经济成长之间是否有正面（或负面）的关系，我们没找到多少有力的证据。我们也没找到证据显示，在较佳的政策或地理环境中，救援工作会效果更好，或是某些形式的救援比其他的来得有效。
我们非常崇拜U221的主唱波诺（Bono），他孜孜不倦地支持非洲的救援活动，也了解其中的细微之处。他谈论扶贫政策很有针对性，就有如他唱歌那么动听。但是2007年，当波诺在坦桑尼亚的一场国际会议中发表演说时，一些非洲人起哄，坚称非洲需要的不是救援，他应该少管闲事。乌干达人安德鲁·姆温达（Andrew Mwenda）也抱怨“国际善意鸡尾酒”的灾难性后果。肯尼亚的詹姆斯·席瓦提（James Shikwati）甚至曾向西方捐助者恳求：“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们住手吧。”
这些怀疑论者的某些论点是有道理的。任何在非洲旅行的人都看得出来，援助要执行得当，通常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2000年，在尼日利亚举行的世界卫生会议设定了一个目标：为预防疾病，在2005年之前，要让60％的非洲小孩用上蚊帐。而现实情况是，到2005年，只有3％的小孩用上了蚊帐。也有人提出比较合理的顾虑，认为救援活动使得非洲国家的汇率上涨，削弱了当地企业的竞争力。
甚至连简单的介入，比如防止艾滋病病毒在分娩时发生母子垂直感染，想要执行得当，也比任何一个坐在扶手椅里的美国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困难许多。一份四美元剂量的“卫滋”，就能让新生婴儿免于感染，因此这种介入方式被称为“公共卫生的低垂果实”。但是就算孕妇接受艾滋病检测，就算她到医院生产，就算医院备有“卫滋”而且在第一时间帮她注射，就算院方教导她不要以母乳喂养婴儿以免病毒通过母乳传染，就算院方免费送婴儿配方奶粉给这名母亲，并且教导她如何给奶瓶消毒——就算做到以上所有准备，这套预防系统也往往失败。许多妇女出院回家时，就直接把奶粉丢在医院外的树丛中。为什么？因为妇女生活在非洲村庄里，如果用奶瓶喂奶——其他村民会立刻发现她们得了艾滋病，她们就会受到排斥。
虽然赋予女性权利对于克服贫穷至关重要，但这也是救援工作中特别艰难的一个领域，需要一点一滴地改善当地社会的文化、宗教和家庭关系，而我们外人往往不能充分了解这些。我们有位朋友参与了联合国在尼日利亚的一项赋予女性权利计划，他的经验具有切实的警示作用。在尼日利亚的这个地区，妇女种植树薯——这是当地的主食，有多余的她们还能拿到市场出售。妇女有树薯可卖时，口袋里就有钱可支配，于是救援工作者想到一个妙点子：要是给她们更好的树薯品种，她们就有更多收成可以去卖，这样一来就会赚更多钱，花在家庭上。我们那位朋友如此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当地女性原本种植的树薯品种是每公顷出产800公斤，我们引入了另一个品种，结果每公顷出产了三吨，这带来了一场大丰收，但是接着也带来了一个大问题。种植树薯是妇女的工作，男人不会来帮忙。但产量太大了，妇女没时间收，也没能力处理。
于是我们引进了加工设备。不幸的是，虽然我们引进的这种树薯产量很高，但是味道比较苦，毒性也较重。树薯总是会产生一点跟氰化物相关的化合物，但是这个品种所产生的量大于一般品种。因此加工处理后的污水含有更多的氰化物，我们只好引进污水处理系统来避免氰化物污染地下水，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好，这点我们也处理了，这个方案终于看起来相当成功了。妇女贩卖树薯赚了很多钱，我们很高兴。但因为妇女赚得太多，于是男人介入，把女人踢出了树薯田。这里的传统是妇女种植粮食作物，男人种植经济作物。男人们合计着，既然树薯这么有利可图，现在就得成为男人的作物。于是男人接管了树薯，然后把收益用来买酒喝，最后妇女的收入甚至比我们启动这个方案时还少。
所以，我们也愿意大方承认，“凡事只要有出错的可能性就一定会出错”的墨菲定律在救援世界中常起作用。不过，虽然对外援助难以执行得当，有时候甚至是浪费资源，但显而易见的是，某些种类的救援的确有效，而最有效的种类包括健康卫生及教育。
1960年，全世界有2000万名儿童在5岁前夭折。到了2006年，数量已降至1000万名以下，这要归功于提供预防疫苗、卫生设备和治疗腹泻口服液的推广活动。想想看：如今每年多了1000万名儿童存活下去，每10年就是1亿人。救援工作的失败例子众多，相较之下这算是不小的成就。同样，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致力于慈善工作，几乎成功地把麦地那龙线虫消灭殆尽，这种古老的寄生虫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就一直在折磨人类。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美国花了10年时间投资3200万美元，在全球根除了天花。以前每年死于天花的人数大约是150万人，自从1977年根除天花，至今已经拯救了大约4500万人的性命，这个总数令人吃惊。而且，美国两个月就收回了成本，因为美国人不用再打预防天花的疫苗了。自从天花被根除之后，30年来那笔3200万美元的投资每年产生46％的投资回报率——这笔投资比那段时期任何股票的回报率都高。
安与安琪莉
安琪莉·姆温德瑞（Angeline Mugwendere）的父母是津巴布韦的农民，家境贫寒。她总是打着赤脚、穿一件破烂衣服去上学，同学奚落她，老师则会板起面孔，命她回家把拖欠的学费补上，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家根本付不起。但是安琪莉宁愿忍受这样的羞辱与嘲笑，也要恳求校方让她继续留在学校。她买不起学习用品，只好想尽办法跟人乞讨。
“下课后，我会到老师家里问，‘可以帮你洗碗吗？’”她回忆道，“他们有时候会给我一支笔。”念完小学，她参加全国性的六年级毕业考试，成绩不只是全校最高，也是全区最高——事实上在全国也数一数二。但是她没有钱上中学，这让她伤心欲绝。看来安琪莉注定要成为另一名农妇或村庄小贩了——又一个人才被白白浪费。对于这样的情况，当地人如此形容：南瓜收成最多的人，偏偏没有锅可以煮。换句话说，最聪明的孩子往往出生在缺乏教育资源的家庭中。
然而，安琪莉的学业与安·科顿（Ann Cotton）的事业有了交集。安是威尔士女子（用她的话说，是“地道的威尔士人！”），现在却一心想帮助津巴布韦的女孩。她在威尔士首府加的夫（Cardiff）长大，对于采矿和政治角力的家族故事耳熟能详，她的社会良知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养成。她对教育产生了热情，为有行为障碍的女学生成立帮助中心，不过直到一场悲剧降临之后，她的人生才找到更深层的方向。
那次怀胎十月后，安顺利地产下一名女婴，取名凯瑟琳。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看起来健康无恙。十天大时，助产士来家里给婴儿例检，例检完却叫安赶快把她送去医院，说女婴可能性命不保。送到医院后，凯瑟琳立刻被放进了便携式氧气帐里。
原来凯瑟琳患有先天性肺部缺陷，她的肺泡氧气不够，无法充分地为血液供氧，因此小女孩的心脏和肺部正在逐渐衰竭。接下来的六周，凯瑟琳一直待在氧气帐里。那段时间，安、安的丈夫和儿子简直是以医院为家，他们也与许多生命垂危的孩子的年轻父母越来越熟悉。
“那时候好痛苦！”安回忆道，“我从来没有感到过那么无助。我身为一个母亲，却没能力帮助自己的女儿。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痛苦。”医护人员全力以赴，但最后还是没有救活小凯瑟琳。
“她夭折后，我们只是一心想要纪念她的生命，以及实践她教我们的所有事情，”安说。但是要如何纪念，当时还不清楚。安很快又生了一男一女，养育三个孩子，生活忙碌不堪。后来安的丈夫在波士顿的高科技产业区找到一份工作。因为美国签证的相关规定，安无法在那里取得工作许可证，她索性注册了波士顿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她的学术兴趣被唤起了，之后她又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攻读人权与教育方面的硕士课程。
根据课程要求，后来安前往津巴布韦特别贫穷的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研究为何当地女孩的就学率和到课率如此之低。一般人会认为，许多非洲家庭基于文化习俗的考虑，不愿意把女儿送去上学。于是安带了好几沓问卷和便签纸，准备探究其中的原因。她把重点放在莫拉村（Mola）的一所学校。在跟学生、家长和学校高层职员谈话后，她很快明白最重要的挑战不是文化，而是贫穷。家庭没钱为所有的子女购买课本和支付学费，所以只能把优先权给儿子，因为男生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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