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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东轶事 作者:垂钓老人-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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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华阴县实行农业合作化。一开始是一些关系好的农户们在农忙时节三五成群，自愿接合，在一起互相帮着收割、播种—他们把这种临时性的组织叫做互助组。牛保民就主动加入了村里一个由一位复员军人—叫杜木林的小伙子所组织的互助组。在互助组里干活人多热闹，且力量大，功效高。大家一起劳动，一块儿吃饭，说说笑笑，觉着无比有劲头儿；干起活儿来，大家都是抢着往前扑，人人精神饱满，谁也不偷奸耍滑—这种劳动形式当时显得比单家独户做庄稼优越多了。到了1956年的春季，庙东村随着全县革命大好形势的突飞猛进，在原来的互助组基础上，又成立了什么初级农业合作社。庄稼户人一时情绪高涨，不论自家土地多少，全都主动拿了出来，交给农业合作社统一耕种，把自家人老几辈所购置的那些牲口、农具，也都一起交给了农业合作社，由农业合作社统一喂养、统一管理、统一安排、统筹使用，走农业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牛保民的生产资料尽管比一般人要好得多，但迫于大势所趋，在这些事情上他深明事理，处处思想积极，事事当仁不让，顺应时势。他率先毫无保留地把自家那么多的好地全都入了农业合作社；毫不吝惜地把自家那匹心爱的淡红马牵了出来，也交给了农业合作社喂养、使用；把他种庄稼的那一整套应有尽有的农具，一件一件地搬出来，一件不留地交给了农业合作社，让集体使用—直交得让别人看着都有点儿心疼，有点儿眼馋了。尽管牛保民是这样事事都虔心地紧跟着形势走，但还是不能尽如人意，还是处处被那些个革命的依靠力量—贫雇农及共产党员们猜疑，甚至认为他这样做完全是假做作、伪装进步，为的是表现自己给人看，骗取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他们之所以对牛保民会有这样的偏见，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因为牛保民家里是上中农成分。他们总认为上中农成分的农户在加入农业合作社以前生产资料充足，生活条件优越，加入了农业合作社以后，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因此最不坚定，最容易动摇，形势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可能拉“牛”退社，所以对这些人必须时时提高警惕，处处严加防范，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牛保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心实意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可这条路对他来说，走起来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畅，总有一股看不见的势力在或明或暗地对他掣肘，阻挠着他的前进。对此他有着说不出的苦恼，心里直嘀咕，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赢得这些革命左派的满意，摆脱那无形的束缚。可是这些事他又能向谁去诉说呢？在这社会急剧变革的大浪潮中，谁又是他能够去诉说的人呢？他只好打掉门牙往肚里吞。走农业合作化道路，至于牛保国一家那就更是马尾穿豆腐—提不上串儿了，想入社，连门儿都没有。当时人们谁都知道他家是地主，他是历史反革命，是革命的对象，是人民的阶级敌人。政府认为他们这些人不仅不可靠，而且人还在、心不死，时时都在敌视社会主义制度，觊觎无产阶级政权，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早就把他们打入了另册，对他们实行着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镇压。政府惟恐在农业合作化初期，一旦把他们这些反革命残渣余孽吸收到农业社里来了，他们会在农业社里伺机钻空子，兴风作浪，破坏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因此他家和庙东村的其他几户地主、富农们一样，还是牢牢地被关在农业合作社的大门外边的，各自孤零零地在耕种着土改时政府所留给他们各家的那几亩田地。
在庙东村里，每逢早晨上工，一边是农业社的社员群众，人欢马叫、热火朝天，气壮山河地战天斗地去劳动；一边是几户地主、富农，引领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势单力薄、孤寂凄惘地散落在自家的田地里干着活儿—两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禁不住对农业社的那些社员们无不羡慕不已。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心里总期盼着哪一天人民政府也能皇恩大赦，让他们这些人光荣地加入到农业合作社里去，和那些社员群众在一起干活儿，因为他们实在忍受不住这种特殊待遇的冷落、孤独了，他们太得希望自己也能够和别人一样，在新社会里拥有一般人所拥有的权益。
第十三章 红旗飘飘（上）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刚建立起来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直就像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以飞一样的速度，昂首阔步向前发展着，一天一个新面貌，一步一派新气象，真是让人目不暇接。位于华山脚下的庙东村也和全国形势一样大好，1956年春季刚刚成立了初级农业合作社，随即就又转入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到1957年又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伟大战略口号，整个孟至乡很多农业合作社一瞬间就都合并在了一起，组成了一个人民公社。就这样有人还嫌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特点体现得不够充分，没过多久，竟然把偌大一个华阴县改组成了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原来的区、乡、村这些基层行政机构都不要了，把它们统统都改变成了人民公社的下属组织—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队。庙东村和庙西村，还有葫芦头村三个自然村组成了华阴人民公社孟至塬管理区下属的一个生产大队。牛保民原先所参加的那个互助组的组长—退伍复员军人、共产党员—杜木林现在成了庙东村生产大队的大队长。这时候皇恩浩荡，原来不让入社的那些地主、富农们也都被大赦后吸收到人民公社里来了。在空前体现着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特点的人民公社这一特定组织形式下，人们一个个更是精神焕发，信心百倍，提出了“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的口号，喊出了“社会主义发展一天等于二十年，国民经济五年赶上英国、十年超过美国”等惊天地、泣鬼神的豪言壮语。到了1958年左右，人们又热火朝天地高高举起了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了“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在这三面红旗中，总路线的具体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们一时精神达到了一种亢奋状态，似乎已经不顾一切，也忘记一切了，只觉着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很容易，只需要一抬脚，一迈腿，理想就变成了现实。同时，他们还认为现在一切都已经公有化了，至于东西，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都没有必要再过多地去计较了，反正一切都是公家的，就连自个的人也都是属于人民公社的，全社会马上就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你看不是吗？几千年都是属于私人所有的土地现在全都变成人民公社的了，各家各户所居住的房子，人民公社马上就要统一调配使用了，谁家住哪儿，全都由人民公社安排决定。如果说你家所住的房，人民公社需要做其它某方面的使用，那么你马上就得二话不说，搬出来给腾下。庙东村生产大队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实例，有几家祖上是宦门，住所院子大，四开间门面，房子质量在庙东村也是首屈一指的。这几家人就无可推辞地被安排到了别的地方，和另外的农户挤到一块儿去住，而把他们家那高大、宽敞、明亮的宅子腾出来给生产大队做仓库或者食堂用。牛保国家土改时分给看城门的老李头儿所住的那间半前房，老李头儿前不久去世了，那房就一直空着，庙东村生产大队就把它重新整理了一番，当做生产大队的大队部办公室使用。
放眼社会，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一年庙东村生产大队农业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没见过的大丰收—据说这是农业大跃进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秋季收获的那粮食多得就没法儿说，简直放都找不下地方放了，放在谁家谁都嫌是累赘。玉米棒子搁得到处都是，让人见了都有点儿讨厌。放粮食的地方别说是加锁了，就是门大开着，放在那里，人从跟前走过来走过去，连看也大都都懒得看上它一眼。这时候的小偷儿也不知道都跑到哪里去了，从来就没听说过谁家把什么东西给丢了。生产大队把原有放粮食的仓库放满了，放不下了，就想方设法地把粮食往社员们的家里塞，放在了社员家里原本是为了放杂物而用从山里所砍来的藤条编织的笆上，把有人家里的笆都给压坏了。这时候谁还能意识到过日子要俭省节约？物质已经达到了极大的丰富，要什么能没有什么呢？吃饭全都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公共食堂里边，不要钱也不收饭票，尽饱地吃，看你肚子能有多大、能吃多少？所以粮食，谁稀罕？放到谁家谁都不愿意要。社员们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相应的一切行动也都军事化了，你在某个地方正好好地干着活儿呢，说不定突然从上边下来了一个条子，就把你又调到别的什么地方给另外去干什么了。像这样居无定所的生活，谁还要那粮食干什么用？要那粮食又有什么办法能带得上呢？家的观念这时候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日益都淡薄了。这阵子人们心里愈加念念不忘且倍加看重的是“政治挂帅”，至于其它别的什么，那就无暇顾及了。因为人们谁都知道目前“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统帅，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是一条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务虚，十分重视抓政治宣传工作。
庙东村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杜木林把形势当然也跟得是很紧很紧，他一看别的生产大队各项政治宣传工作都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惟恐自己生产大队在这方面落下来了，因而就想把自己生产大队的这一工作也尽快搞上去，把政治氛围搞得浓浓的，然而让他发愁的是自己大队一时却怎么也找不下一个能写会画的合适人来承担这项工作。他想来想去，苦苦地想了好几天，怎奈这庙东村里从上到下，老老少少，凡是成分好的，甚至出身马马虎虎能说得过去的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文盲，别说是让他们写写画画，就是把他们各自的名字写出来让他们认，恐怕他们也都认它不得。你要是说让他们挑担子、扛麻袋—干那些重体力活儿，那么他们一个可能能顶得住两个人用，可是你要是让他们写写画画，搞政治宣传工作，那么他们是一支笔简直就重如一座山，即使打死他，恐怕他也是拿不起来的。即便其中有上那么一半个识字的凤毛麟角，写出来的那字也都还是东扭西歪的，腰在一边，胯在一边，根本就不搭调，叫人难以入目。干这事可不是只要家庭成分好，根正苗红就能行的。杜木林实在黔驴技穷了，眼看着别的生产大队政治宣传工作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而自己生产大队在这方面还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抓不住个头绪，心里一着急就顾不了许多了。他别无他途，只好“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贫不择妻”了，硬着头皮，冒险起用了地主成分的牛保国，让他在村里巷道两旁的房檐下墙上给生产大队画宣传画儿，出黑板报。
牛保国根本就意想不到生产大队竟然能把这样露脸的事情交给自己去做，对此当时真还有点儿受宠若惊的感觉。他满口答应着连忙就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赶早起来用麻头扎了一支跟笤帚一样大小的大笔，找来了一个小洋铁桶，在桶里边盛了两三碗白灰，掺上水，和成稀浆。你看他，肩膀上扛着一个高梯子，一手拎着自制的大毛笔，一手提着盛有白灰浆的小洋铁桶，首先来到村子的西城门口，在城墙上最显眼的地方，搭好梯子，爬了上去，挥笔就写上了几幅特大、特醒目的标语：“高举三面红旗奋勇前进！”“敢想、敢说、敢干！”“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因为字太大了，所以他每写一个字都得要挪动一次梯子。他提着石灰浆桶，拎着自制的大笔，艰难地在梯子上爬上爬下，直累得气喘吁吁、浑身冒汗。在他写字的过程中，石灰浆溅了他一身，溅得他浑身上下全抖是些白点点儿，纯一色的藏蓝衣裤几乎都变成白花花的了。他的脸上也由于他不住地揩汗而抹得白一道红一道的，但是他干得很卖力、很认真，一丝不苟，而且很舒心。他认为干这活脏虽然是脏了一些，累也是累了一些，但它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能干得了的，这活儿知识沉淀深厚，技术含量高，比跟上社员在田地里干那些庄稼活儿更能体现自己的人身价值，适合自己。俗话说：“庄稼活儿，不用学，人家咋做咱咋做。”可这写字、画画儿就不行了，这就不是人家咋做咱咋做就能做好的事儿。同是一个字，一万个人写出来就是一万个样儿，谁跟谁写的都不相同；不然，为什么就连国际上一些重大活动，也都是让当事人亲手签字呢？别看有的人漫不经心地写了一个字，然而人家所写的那字怎么看就都怎么好看；而有人用心用意、认认真真地写了一个字，写出来那字却怎么看都不像个字。这活儿确实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可不是不论哪一个人都能干得来的。你千万别小看了这看起来似乎是挺简单的写毛笔字，一个人要是没有相当的功底和修养，那可是干不了的。农村的人谁都能抡得动镢头、挥得动镐，可是能够拿得起这软头笔的人就不多见了；没写过毛笔字的人，一拿起这没有多少斤两的毛笔，手就先抖得止不住。
就是这看起来简简单单的毛笔字，它里边的学问可大着的，懂行的人能从这字上面看出许多东西来的，不仅能看出写这字的人临摹过哪个名家的字帖，有怎样的风格，甚至进而还能看得出来这人的性格、阅历、文化水平高低。就是这些简简单单的毛笔字，它蕴涵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有着说不尽的文化底蕴。因而牛保国就觉着写毛笔字这是一项高尚的活路，是一件凡夫俗子可望而不可及的事，自己只有干这事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也只有干这事才能施展出自身的才华，干这事也才真正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身心全都投入到这写字上来了，尽心尽力地把每一个字都往好的写，力争写出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负大队长杜木林这次对自己给予的重托，要给大队长杜木林赢人。因此在写字中间他不仅忘记了休息，而且有时候写到关键处，连吃饭也就都给顾不上了。张妍常不常都是把饭已经都做好了，左等右等，就是等不见他回来吃，往往是等急了就只好给他盛上一碗饭，端上一碟菜，再拿两个馍，送了去。
张妍手里端着饭、菜，老远就见牛保国正站在高高的梯子顶端，小心翼翼地写字，艰难地在不停地扭动着身子，吭哧吭哧的直喘气，于是忍不住就都替他捏着一把汗，端着饭碗，默默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每当碰到这情景，她都是看在眼里，忧在心头，不敢大声喊他—生怕这时候自己要是贸然一喊，正在专心致志写字的丈夫牛保国会由于分心而导致脚踩不稳，从梯子上滑了下来。她只是一眼一眼地盯着牛保国写字，凝神屏息，一直要等到他完完整整地写完了一个字，从梯子上爬了下来再挪动梯子的时候，这才开口说：“你既然下来了，就先停停手，把这碗饭吃了再接着写吧。”谁知道牛保国这会儿写字正写得进入了情境，笔兴上来了，他头连扭都顾不上扭一下就说：“你先把饭放到那儿，等我把这幅标语写完了再说。”张妍一听，对此心里有些不满意，就嘟囔着说：“放那儿？放那儿一会儿就放凉了，冷饭冷菜吃了会闹肚子的。我说你，趁热把这碗饭吃了再接着写还不是一样的？活儿再紧哪里还在乎吃顿饭的工夫？磨镰还不误砍柴工呢！”牛保国一听张妍这样说话，不由心里就恼火了，嘴里不三不四地骂道：“你这贱婆娘，没见过怎么就这么多的淡话？这幅标语就只剩一个字了，你没看能撂下手撂不下手？我说，你一天倒懂得个屁！快把饭碗放在那儿赶紧走远，别在这儿只管打搅子。”张妍没文化，当然体会不来牛保国的心情，又哪里能知道这毛笔字要是一写起来，是不能中断的，必须一气呵成，只有这样，写出来的字才能显得气势连贯，气韵流通。这幅标语现在写得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字了，要是中途停了下来，吃了饭，隔会儿再写，那么在气韵上可能就无法再连贯得上。可是目不识丁的张妍，她怎能知道写字这里边的这些窍窍道道儿？只是她一见牛保国不高兴了，就不敢再多嘴多舌地说什么，悄悄地把饭碗往旁边的台阶上一搁，噘着嘴，转身就独自回家去了。
牛保国一直写了好几天的字，认认真真地写完了村里的标语，就又在村子中央一个很大很大的檐墙上，用黑漆刷出来了一块大黑板，用生产大队根据他的需要所买来的那些颜料，在上面画了不少的图案，列了很多的栏目。其中有评比台，评比台上还分别画了“卫星”、“火箭”、“飞机”、“蜗牛”等图案。哪个生产队生产进度快，就把它写在卫星图案的下面，哪个生产队生产进度慢，就把它写在了蜗牛图案的下面，以此来表彰先进，批评落后。另外，黑板上还有“光荣榜”，光荣榜上面画着两个青年男女农民，手里握着把镰刀，怀里抱着麦子—这地方专门是为了表扬先进个人的。除此之外，黑板上还列了一个十分醒目的“日生产进度表”，上面标有不少的红旗。这些图案一个个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让人看了叹为观止。庙东村生产大队的政治氛围，经过牛保国废寝忘食、独具匠心地一番努力，写写画画，一下子就给包装得焕然一新，顿时今非昔比，竟然让华阴人民公社孟至塬管理区把庙东村生产大队当成了政治宣传工作的先进典型，还在庙东村召开了一次有周围二十八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参加的现场会。在会上，上级领导让庙东村生产大队的队长杜木林向与会同志介绍他们在政宣工作方面的先进经验，大力表扬了他们的政治宣传工作，高度评价他们这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号召各生产大队回去以后都要向庙东村生产大队学习，把政治宣传工作一定要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以之切实推动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庙东村生产大队一下子在孟至塬管理区、乃至整个华阴人民公社就出了名，队长杜木林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全华阴人民公社的知名人士。
庙东村生产大队的社员们对他们生产大队这一次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当然也经常在一起议论。有人说：“这一回庙东村生产大队的名气全是靠牛保国给扬出去的。”也有人慨叹说：“牛保国这人还真是红萝卜调辣子—吃出没看出，在外边逛荡了这么多年，回来做庄稼活不怎么样，写个什么、画个什么的倒还是挺内行的。你看他那双手，写什么就是什么，画什么也还就像什么，倒不愧是个人物。”在场的人马上就有和着说：“你就没想想牛保国那人一辈子能做过几天的庄稼活儿？不过现在他可是凤凰落架不如鸡了；要是放在解放前，那人可不是个平地里卧的牛。你把那人当一般人？”又有人听着这些话后颇为感慨地说：“唉！这人活到世上，一辈子熬到头儿，能落个什么底儿，这谁也还都说不上来。看不，牛保国这一辈子折腾来折腾去，事情让他自个儿都给生生地折腾坏了。他空有一肚子文化，本事也确实不小，就是缺少他哥保民那股子为人本分的劲儿，到如今把满肚子的才学都给让他白白地搭秤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我老这么想，就凭他那人那文化程度，教个书，或者是老实巴交地在文案上干个什么工作，肯定还不失为一把好手。可是现在却弄得三天两头都不得自由，想往哪里去一趟也还都得向治保主任请假呢。要说幸好碰上吉生那货是个耍娃娃脾气、没星儿的秤，要是在其它生产大队里，碰上一个厉害点儿的治保主任，那么你再看，有他保国的难过受哩。”不过，这时候又有人不同意这人的观点了，反驳说：“你看你这人，话可不能像你那么说。这人活到世上，谁还不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保证住自己的头是用铁箍箍着的，一生都是一帆风顺、顺顺当当，事事随心？唐朝赫赫有名的兵马大元帅秦琼，还不是在不得时的时候也都把自己的亲娃给卖了吗？就是他那样窘迫，老天爷还是雪上加霜，让他把卖娃的钱给弄丢了，气得他都在神庙里上吊了；要不是被谢映登及时碰见，恐怕他早都死得没影儿了。可是人家后来怎么样呢？嗨！当了唐朝李世民手下的兵马大元帅，干出了一场多大的事情？你甭说，人家牛保国要是不跌窝子，嘿，那说不定现在把事情都干大了，没准儿都当上了个县长什么的官儿。可惜他命途多舛，人要是倒霉了，喝口凉水都磕牙—这你没办法。”
不管群众此时是怎么议论于他，总而言之，这次牛保国算是在人前露了一手，在庙东村里出了风头，切实表现了一下自己，让不少人从此对他刮目相看，认识到牛保国还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以至于到后来在扫盲运动中，生产大队的干部还让他当了一段时间的扫盲教师。
在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的日子里，社会形势发展瞬息万变，中共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工业方面在很短时间内赶上英国，超过美国，于是于1958年的后半年在全社会就发动了一场全民总动员，大炼钢铁的运动—钢铁元帅升帐，工业大上马。庙东村生产大队的男女老少一时就全都热火朝天地投入到大炼钢铁运动中去了。为了完成上级给自己下达的巨大得让人连想都不敢想的钢铁任务，庙东村的人一个个激情满怀，纷纷把自己家里的废旧铁器，翻箱倒柜地都搜寻了出来，缴到生产大队。这时只见老贫农牛百善从他家里出来，竟然扛着他平时做饭用的那口唯一的铁锅，边走嘴里边高声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完成党所交给的钢铁任务，就是这么个硬气！”说着走到村口堆放人们所缴钢铁的地方，咣当一声，就把他那用来做饭的铁锅摔在了地上，一口原本好好的铁锅就这样立时被他摔成了碎片。这下子可把周围在场的所有人，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全被牛百善的这一英雄壮举惊得说不出话来。牛百善的弟弟牛百顺忍不住就数落牛百善说：“你这个二杆子，把你做饭的铁锅摔碎，当废铁抵了钢铁任务，我看你日后用什么东西做饭呀？”牛百善并不理会牛百顺的这片好心，反而振振有辞地说：“我牛百善住的是我毛爷爷分给我的房，用的也是我毛爷爷照顾给我的家具，我的什么都是我毛爷爷给的，就连我这身子也是属于我毛爷爷的。我毛爷爷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就是要我这颗头，我也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立马就割下来给他。”说着他就走到他弟弟牛百顺跟前，用手指头指着牛百顺的鼻梁，喋喋不休地说：“你看清楚，我牛百善是老贫农，骨头硬，一颗红心永向党。不像有些人一饱忘了千年饥，吃水忘了打井人，把毛主席的话全都当做了耳边风。我给你说，像你这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要是让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一旦得逞，重新回到来执政了，那肯定就会杀了我的头，杀了你的头，也少不了还得要杀了咱大队长的头。”牛百善话到手到，他先用手在自己的脖颈子上猛划了一下，接着又在牛百顺脖颈子上划了一下，谁也没想到他随后出其不意地又把手伸到杜木林的脖子上，猛划去了。杜木林根本就没料到牛百善会贸然在他身上来这一手，连忙把头一摆，不屑地说：“去去去，走远点儿！在谁跟前都耍你那二杆子劲哩。”
牛百善这一滑稽而不知进退的举动惹得周围在场的人个个忍俊不禁，掩口笑又不敢让笑出了声。他虽然伸手没划得住杜木林的脖子，但也把杜木林的呵斥全然没当一回事儿，仍然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他心里想说的那些没高没低的话：“现在人民公社化了，我们全都吃食堂了，我一天有那么多的官婆娘（炊事员）在那里专门为我做饭哩，我还担心没饭吃？我还要的烂铁锅做什么？把这资本主义尾巴不割了等什么？得是还想让那些富裕中农拉牛退社呀？我还嫌要的那些没用的烂东烂西，放在那儿占地方呢！”世上往往有好些事情是无巧不成书的，谁知道牛百善摔自己做饭的铁锅这一英雄壮举偏偏碰巧就被华阴人民公社派下来检查各生产大队完成钢铁任务情况的工作组给看见了；同时，工作组的同志也听见了牛百善随之所说的那一番豪言壮语。工作组的人并不知道牛百善的底细，不知道牛百善是个思维不大正常、多少有点儿神经病的二杆子，于是就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先进”典型，现场召开社员群众大会，表彰牛百善的这种以国家之急为先的做法，并当会发出倡议，要求人人学习牛百善，甚至后来还向全华阴人民公社发出了“学习牛百善，钢铁任务翻一番”的倡议。于是尽管社员群众对牛百善的做法颇有微词，但谁也不肯或者是不敢在这运动的风头上公开有反对看法。在牛百善精神的感召、鼓舞下，为了紧跟形势，人们大多不是出自本心，甚或不是完全自愿的，也都纷纷拿出了自己家里的一些尚且还能使用的旧锄头、旧铁叉或者是旧铁锨头，缴给了生产大队，加油完成上级给本大队所下达的钢铁任务，提高国家的钢铁生产总产量，推动赶英、超美的大好形势飞速发展。当然在这股热潮中不可避免地也有一些人，糊里糊涂地就把自己家里那些颇有文物价值的铁古董都给当做废铜烂铁缴了出去，抵了钢铁任务，一股脑儿扔进了炼铁炉，毁灭了它的文物价值，结束了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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