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东轶事 作者:垂钓老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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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能有什么指望呢？这真应了古人的一句谚语：“行善行善，子嗣不见；作恶作恶，儿女一窝。”
　　一九四三年是个灾难年，这一年按干支纪年应该是个癸未年—“羊”年。按理说：羊马年，广收田，羊年应该是个好年景，可是这一年到庙东村来讨饭的人，突然令人出乎意料地多了起来。他们如果一来还都是肩担怀抱、拖儿带女的一家子。通常是男人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挑着他家的全部家当—烂铺盖、破碗筷，另一头则挑的是他们家那最小的孩子；而女人呢，手里则拉着根打狗棍，引着稍大一点儿的儿女—一行还就是四五口人。庙东村的村东、村西、村南（除过村北），一时间所有废弃的窑洞里都住满了讨饭吃的人。这些讨饭人，他们白天女的引上孩子沿门乞讨，男的挑上个装着一些针头线脑、杂碎物什的货郎担子走村串户，多少卖上一点杂货，赚得个把钱，再顺便收上一些破烂儿，借以维持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一家数口人的生计。有人一打听，这才知道他们原来都是河南、安徽一带的人，流离失所，辗转数千里，才逃难至此的难民。庙东村有人根据这些难民的特征，就给他们起了个绰号，把他们统一叫做“河南担”，意思是他们这些人大都是来自河南，他们的全部家当也就只需要一副担子担。这些人行无定居，根本就没有个固定的住处，往往是在某一处呆上几天，讨上几天饭吃，然后就又会转到其它某个地方去了。他们白天走到哪里，晚上就歇脚在哪里。这些人拖家带口，吃着连猪狗都不吃的饭，就是这样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让人看着实实可怜。但是人们都只知道这些人所遭的难是河南、安徽一带黄河决口，家乡被黄水一下子给全淹没了，然而又有几个人能知道他们被黄水淹的真正原因？人们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认为黄河决口是天灾，然而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他们哪里知道这事情里边的隐情？其实这场骇人听闻的河南、安徽一带大水灾并非天灾，而实属人祸。从河南、安徽来的这些难民把他们受灾的经过一相说，听的人一个个不由得就都毛骨悚然起来，继而就更是怒发冲冠。原来河南、安徽这一带人所遭的这场水灾竟是一桩千古奇冤，是件《今古奇观》上都没记载过的事。
　　国民政府里的那位英明且伟大的蒋委员长奋力抗击日寇侵华，无奈中日双方却势力悬殊，中方节节败退，抗日久不见效。仗打到后来蒋委员长觉着自己实在没有招架之力了，就眉头一皱，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他想效法古圣先贤们的做法，给残暴绝伦的日军也来一个“关二爷水淹七军”，给全国人民也弄一个“生擒操军虎将庞德”的惊喜。于是他的下属就命令军队连夜去扒黄河的花园口河堤。这时正是先一年黄河流域夏秋之交降水集中的雨季，黄河河水暴涨，加之黄河的花园口正处于华北平原的地势低洼地带，就是一再加固河堤，河水也随时都有从这里决堤的危险。蒋委员长就想利用这毒蛇猛兽般的黄河水来阻止凶顽绝伦的日本关东军对大好华夏的残酷践踏、蹂躏。猛一听，这想法倒似乎美妙无比，可是要细一琢磨，就能清清楚楚地觉察这事也确实幼稚得让人啼笑皆非。他们派了很多国军，急如星火，拼命地扒开了黄河花园口的河堤，打算淹日军一个措手不及。然而，据说当时汹涌翻滚、波浪滔天的黄河水却不买他的账，根本就不理他们这一套，不知怎的，死活也不肯从国军所扒开的河堤口子往出流，不忍心肆意去淹没华北平原那一望无际的良田和千百万无辜的百姓。据知情人说，黄河水不从那些国军扒开的河堤口子往出流，那是河伯的旨意。可是神又怎么能拗得过人呢？要知道，蒋委员长他是当今中华民国的真龙天子、一号领袖人物，是一位比神还大的神，是景天承命，统管人神的人。他的命令就是圣旨，要是谁胆敢亵渎天威、抗旨不遵，那当然就是叛逆，将必死无疑，就是诛灭九族也不为过。这伙扒花园口黄河河堤的国民革命军一见这大逆不道的黄河水竟然胆大包天，敢不听从蒋委员长的指令。再说了，他们挥汗如雨地在花园口河堤上好不容易才挖开来了一个口子，倔强的河水却一反常态，不从这儿往出流，这要是让不知内情的人知道了，还会以为是他们办事不力，压根儿就没把河堤扒开。要真那样的话，他们这些国民革命军就没法向他的上峰交代了。他们那心狠手辣的上峰把黄河水自然无可奈何了，但对他们这些执行命令不力的掘河国军却有的是办法，会毫不留情的，说不定立刻就来个军法处治—哎哟我的妈呀，那可是吃罪不起的事。这些掘河堤的国军一想到这儿就再也顾不了什么了，顿时性起，逞起大无畏的英雄精神来。他们抖起了从没有见过的威武，面对黄河，怒发冲冠，大声吼道：“它妈的黄河水，我今天倒要看看是你硬气还是老子的机关枪硬气。我们给你准备了一大箩筐的洋‘落花生豆儿’着的，保管让你熊吃个饱！”说着就在花园口的河对岸架起了数十挺重机关枪，不可一世地对准他们在花园口所挖开的那道黄河堤口子和黄河中流的浪头，发疯地就射击了起来。这些国民革命军们在日本关东军面前是一群熊包、软蛋，百无一用的豆腐军，光打败仗，可是在这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面前却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无往而不胜的英雄。你看他们射击技能的高超，简直称得上盖世无双。他们对着黄河水中心的浪头，弹无虚发，枪枪索命，每一粒子弹都正好不偏不斜地打在黄河水的浪头上。这些英勇善战的国民革命军，用国民政府征集来的民脂民膏所制成的武器弹药，肆无忌惮的枪击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可谓真有本事。
　　这时只见黄河水被枪所击中的浪头立刻血淋淋的泛起了一层殷红。这泛红的不是水，它是母亲的泪，是母亲的血。黄河水在权势与武力的淫威下被迫无奈，只好违心地顺从君主旨意，“哗—”的一声，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争先恐后，不顾一切地从国军在花园口所扒开的河堤口子冲了出来，冲向了坦荡如砥、广袤无边的华北平原，肆意吞噬起那些千千万万猝不及防、茫然无措的无辜百姓来。蒋委员长看来还真是一位旷世英主，他的这一举措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惊天地而泣鬼神。当初，关羽在荆襄水淹七军，那淹的是敌人，淹的是曹操的大将庞德，而蒋委员长在华北平原扒开黄河的花园口，他的本意是想用黄水阻挡日本侵略军，可是谁知黄水把日本侵略军并没有淹得怎么样，却一下子把他自己的子民—华北平原的老百姓给淹了个一塌糊涂，哀鸿遍野，惨不忍睹。当时华北平原真可谓一片汪洋都不见，所能见的只是在水上四处飘浮着的民房屋顶、木料、死猪牛等，当然更多的还是人的尸体。这些东西在黄水的急流漩涡中直打转，就是时隔十多年之后，到这一带来的人，还能随处看到当时被黄水淹没的痕迹—原本一座座高大而坚固的青砖灰瓦房或者是具有文物价值的庙宇、石砌牌楼，下半截都被黄水过后所沉淀的淤泥给深深地掩埋住了，上半截的山墙和雕刻着各种吉祥物的屋脊却还在地面露出着，然而已没有当年那种先声夺人的威势了。不过我们由此还是可以推想得来当年黄水的来势之猛之深之大的，单就水里所沉淀下来的那些从西北黄土高原上带来的泥沙，少说也有七八尺厚，这已够骇人听闻的了。在这里居住的人直到一九五五年前后所住的房屋还大都是临时用土筑的墙，用麦草苫的屋顶。这样的房，如果屋面是崭新的，老远看去金灿灿、黄亮亮的，十分像是用高档的绿豆淀粉做成的粉条盖的，让人觉着有种说不出的新奇和漂亮。这一景象也依然折射着当时灾情的严重，更使人能够想象得来这里的人，那次发黄水逃难返回来之后的穷、后怕以及权宜。这里的老百姓在此后好长的一段时间里，迟早只要一回忆起当年这里被黄水所淹没的情景，就无不撕肝裂肺，痛哭流涕，犹言厌水。
　　据他们所说，那次黄河发大水是在晚上的半夜时分，人们正都酣睡于梦乡，突如其来的一片震耳欲聋的“呜—呜—”声把他们一个个从睡梦中给惊醒了。起初，他们睡得迷迷糊糊的，还以为是屋子外面在刮大风呢，可是一瞬间就觉着这声音有点儿不对劲，刮风的声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呢？而且是漫无边际的一片子—平原上从来就没有见过刮这么大的风啊。他们心里十分跷蹊，总觉着事情怪怪的，于是有人连忙披着衣服，趿拉着鞋，就跑出门看究竟。可是他们打开屋门一看，立马就都傻眼了，这哪里是什么刮风呀，黑夜里，星光下树梢连一动都不动—一丝儿风都没有的。那么，这么大的响声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他们朝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微弱的月光下，远处依稀铺天盖地的洪水像箭一样，朝着他们蹿了过来。水头黑忽忽、齐刷刷地足有一丈多高，简直就是一道无边无际、不可逾越的高墙。这洪水一眨眼就涌到了他们跟前。这下可坑苦了这些无辜的百姓—赶紧逃命吧！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四处连个田坎儿都没有，到哪里能找得到像西北高原那么多的土岗来避水呢？慌乱中他们什么都也顾不上了，只好搬来梯子，全家人一齐攀着爬上了屋顶。顿时，村子里的屋顶上就全都站满了人，哭声、喊声、呼儿唤女声，喊成了一片，根本分不清是谁在叫谁，只能听到一股无比强大的声波直冲天际，控诉人神：“天哪！救命呀—”
　　然而此时大家都在灾难之中，谁又能救得了谁呢？浑浊的黄水势如破竹，无坚不摧，一瞬间就流到了脚底下，漫过了窗台，淹没了门楣，一口一口地吞噬着支撑屋顶的土墙，继而浪头又一下一下，不停地舔噬着屋檐，就这样，黄水还在一寸一寸，不停地往上涨。遭难的人们目睹着眼前这触目惊心的情景，心急如焚，害怕极了，一时没了主意，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些急中生智的人连忙把自己的娃就放在被水漂浮起来的大锅或者是大木盆里。这时，本能的求生欲望压倒了一切，他们什么都不想了，心里整个只装着一个字，那就是“活”—“我要活！我得想办法活！”
　　然而他们最害怕、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在他们还没想清楚眼目下到底该怎样“活”的那一刹那间就发生了。四面响起了一声接一声的“嘎巴”、“扑通”，“嘎巴”、“扑通”，让人一听就毛骨悚然的巨响。支撑房屋的墙壁被水浸湿透了，原本很坚实的墙基开始变软，再也支撑不起它上面那沉重的屋面及屋面上那些危在旦夕的人们而坍塌了，组合在一起构成屋顶结构的大梁、檩条、椽全部散架甚至折断，在水中散乱地漂着，不由自主地互相撞击。无路可走逃到屋顶上的人在绝望中也纷纷掉进了水里，他们在水里扑通了没几下，有的当即就被黄水灌饱肚子，沉没下去，再也没能浮出水面—淹死了。有的情急之中竭力挣扎着，鬼使神差地抓住了里面放着自己孩子的木盆或者大锅边沿，他们在凶猛无比的黄水里，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始终不忘拼命地护持自己放在盆里、锅里的亲骨肉，和浑浊的黄水恶浪殊死搏斗；这些不计其数的落水人也有的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意外地给抓住了水面上因房屋倒塌而漂来的一根木头，于是立马就把自己生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了它的上面—总之他们都在想尽一切办法死里逃生。也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黄水里挣扎困了，乏了，体力消耗尽了，实在无力支撑了，不得已也就被这黄水打翻，卷进漩涡里，瞬息无情地吞没了。
　　世代相传，都说秦始皇暴虐，焚书坑儒死的人多，灭绝人性，可是那事谁见过？即使那事是真的，现在看来秦始皇暴虐的程度也远不及蒋委员长此举之万一。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蒋委员长的扒花园口相比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蒋委员长比秦始皇，那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据说秦始皇的焚书，所烧的只是关东六国的政治类书籍，至于秦国的书和社会上（包括关东六国）的那些自然科学类书籍，却一点儿也都没烧；秦始皇的坑儒，活埋的也只是关东六国那些日夜想着要颠覆秦王朝政权，复辟关东六国的士人。秦始皇这样做目的完全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于情于理还都能说得过去，掩卷遐思，让人气愤之余多少还觉着秦始皇此举不乏明智。更不要说他所活埋的关东六国那些读书人也只不过区区三五百。从这些方面说来，他就更远不及蒋委员长扒花园口之举的惨烈了。蒋委员长扒黄河花园口就根本不能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考究蒋委员长扒黄河花园口的初衷，当然或许是为了抗日，这尚可勉强能自圆其说，听起来间或也还能让人感愤：抵御外侮，无可厚非。可是让人无比钦佩的蒋委员长，也不知道想没想过，自己所豢养的几百万正规军，强悍无比，天下无敌，尚且在肆无忌惮的日本军队面前一筹莫展，无济于事，而区区的黄河水，毫无主观意识，更谈不上有什么理智，也没吃你的一颗皇粮、花你的一分钱军费，能为你把横冲直撞、肆意妄为，加之装备精良的日军怎么样？你这样做岂不是在掩耳盗铃、画饼充饥吗？你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用黄河之水去淹日军，结果淹没淹得了日军？也不知道想没想过，这黄水到底淹的会是谁？我可亲可敬的真命天子呀，堂堂的民国大领袖！这些你可曾知悉，事后又是否心安理得？你再高明我想也不至于“高明”到如此地步。这难道是“蠢”？蠢，我想你大概还不至于如此之蠢。解释只有一种，在这位道貌岸然的伟人心里，可能庶民百姓根本就不值一文，对他来说，弃之就如弃草芥，根本就无所谓。纵然如此，但也不能南辕北辙，脊背痒痒挠腔子—难怪最后落了个逃之夭夭的结局。他做国君可能压根就不懂得“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载舟以覆舟”的道理。看来再一世他还得好好再读一读《荀子》，以提高自己做国君的素质。
　　话说位于华北平原上的安徽、河南一带的百姓被一发而不可收拾的黄河水瞬间淹得哀鸿遍野，无家可归，叫苦连天。他们有的拼死拼活，好不容易从黄水里拣得了一条性命，心里怨谁？恨谁？能去投诉谁？都不能。而只能自己涕泪涟涟，携家带口，四下里逃荒寻求生计。难民一时到处都是，简直多如蝗虫一般。这些难民们当时要想让国民政府救助救助，那恐怕是做白日梦。国民政府此时内外交困，连连迁都，犹如泥菩萨过江，连自身都实在难保，甚或一再在求救国联，哪有余力救助他自己属下，由他自己高明之举一手所造成的这些灾民呢？难民们只有扶老携幼，沿途乞讨，适彼乐土，跌跌撞撞一路走来，寻求自己早已模糊了的那伊甸乐园。为了活命，他们在逃难的路上拼命挣扎着。无以充饥，他们吃剥下的树皮，吃挖出的草根……大凡难民们所经过的地方，四野的树就都被剥去了皮，白哗哗一片，尸横遍野，老鸹乱飞，野狗肆意啃着死人吃，让人看着无不寒心而闻风丧胆。
　　这些被从花园口冲出来的黄水淹得流离失所的难民们像潮水一样，顿时向着四通八达、繁华似锦的郑州市蜂拥而来。郑州尽管再怎样富饶，物阜民丰，可怎么也禁不住这么多蝗虫般的难民进入。人满为患，郑州市立马就超负荷了，社会秩序随之也就紊乱起来。
　　在这蝗虫般多的逃难人里，夹杂着一家有幸四口—父母、姐弟—都逃离了水患而离乡背井的人。老汉姓刘，女儿叫碧霞，儿子叫大勇。他们一家人随着逃难的人流，也来到了郑州市。可是此时郑州市里满街都是难民，台阶上躺的、街当中坐的，把来往行人的路都已经阻挡住了。讨饭吃的乞丐们一个接一个，像走马灯似的挨家挨户走着要饭吃，简直让郑州的住家户应接不暇。他们即使再乐善好施，哪里有那么多的食物来施舍给这么多的难民吃？这么多的难民谁又能都供给得起他们饭吃？可想而知，讨饭人自然也就有不少成天都讨不着吃的东西而空着肚子的了。他们要想讨到饭吃，也就只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你看，这时他们光讨饭的形式就五花八门，异彩纷呈起来：有靠唱小曲讨饭吃的，有靠吹笙箫等乐器讨饭吃的，也有靠摆摊卖艺讨饭吃的，还有靠谝快板、耍杂技或者说山东快书讨饭吃的。这些难民们一进门口里就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地念叨起来：“来得巧，来得妙，老爷吃饭也来到。”这话让人猛一听倒还觉着顺耳，可是细一琢磨，反而弄不清这行乞的和施舍的，他们之间究竟谁是“老爷”了。不过讨饭的难民们不管怎样挖空心思，花样翻新，最终还是逃脱不了厄运的。他们整天还是饥肠辘辘，饿得眼花、腿软、心慌、气短，走不动路。
　　可惜刘老汉一家景况更惨，这些诸多讨饭吃的门道他们全都不会，因此就总想能够找一个出力下苦的活儿干着混饭吃。可是郑州市一瞬间被难民给拥实了，能够有多少下苦出力的活需要人干？劳力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现象。刘老汉一家辛辛苦苦地找了好长时间，也没能找到一个实在的活儿。靠碧霞、大勇讨饭，青年娃们要饭很少有人给；靠刘老汉、老婆要饭，怎能养活得了一家四口人？好不容易女儿刘碧霞在一家纺纱厂找到了一份活儿，但是在纱厂干活时间长，噪音大，空气十分的干燥污浊，更不要说一个人还得要看好多台纱车，一天到晚连喘口气的空儿都没有，能累死人。刘碧霞把脚都跑肿了，一回到家腰疼腿酸，躺下身子就都站不起来了。这些都不消说，为了养家糊口刘碧霞她什么苦都能吃得下，可是毕竟工钱给得太少，一天累死累活才能挣人五毛钱。你想想，一家子四口人，这点儿钱能够用来干什么？就这样还是干一天算一天，一天不去干就没钱了。反正日子还是没办法混得下去。
　　他们一家人看看实在在郑州市呆不下去了，就四处打听，想另外找个地方去谋生。后来刘老汉听人说陕西关中地方好，有人已经去那儿了，在那儿的日子还能稍微好混一点儿，于是就毅然携家带口，离开了郑州市，不远千里，随着逃难的人群又向着八百里秦川的关中颠沛流离而来。从郑州千里迢迢要到关中而来，单靠步行那是不行的，如果步行，沿门乞讨，到不了关中，人早就会被饿死在路上了；坐火车他们又没钱买票。刘老汉一家人就看其他难民的样儿，晚上乘着火车站上的工作人员不防备，在火车离开车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鸣了最后一声长笛之后，就急速爬上了往西开的货车车篷顶子，身子紧贴着车篷，两手死死地抓着车厢篷顶上的某个东西。
　　火车一瞬间就开动了。刘老汉一家人和其他同路逃难的人一样，提心吊胆地趴在车篷顶上，双手扒紧车篷，随着火车的西开，向着关中逃条活命来了。火车开到了灵宝、阌乡一带，突然又给停了下来。刘老汉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连忙惴惴不安地向周围的同伙儿打听。同行的伙伴们这才有人告诉他，这里是离陕西的东大门—潼关最近的地方，再要往前走不了几站路就是潼关了，一过潼关就算是进入了陕西的关中。刘老汉听着这话心里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多少有了一种欣喜，禁不住说：“啊，总算是快到了！这下可有盼头了。”不想，这些人又接着说：“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其实最难走的一段路才在后头呢。火车现在之所以在这里停下来，不再往前开，是因为白天不敢从这儿开往潼关—再往前走不多远，与山西就只有黄河一河之隔，黄河北岸的山西省早已都被日寇占领了。日寇在黄河北岸的风灵渡架起了很多门大炮，虎视眈眈，整天都在窥伺着黄河南岸陇海铁路沿线的动静。他们一旦发现有情况，立即就会开炮，猛烈狂轰烂炸。这一门门大炮就像是一只只凶猛的老虎，已经把我国横贯东西的铁路运输大动脉－－－－－陇海线的交通基本上阻断了。火车白天一开到阌乡这里就只能停住，必须等到天黑以后，才能试探着偷偷往过溜—人们把这一举动叫作‘闯关’。”
　　火车车厢顶篷上趴着的那些难民们此时又饥又渴，但是他们惟恐火车站上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他们，赶他们走，所以都只好悄悄地潜伏在那里，连动都不敢动一下。好不容易熬到了天黑，西逃的难民们一个个紧缩着颤抖的心，捏着一把冷汗，准备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去闯这生死攸关的一关。火车这时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加足了水，上饱了煤，憋足了气，开始缓缓启动了。火车一开动似乎就憋着一股子劲，像是一匹脱缰的烈马，“噗嗤、噗嗤”，豪迈而急促地喘着粗气，迅速地在提速，发疯地奔驰了起来。它每驰过一根铁轨和另一根铁轨的接茬处，就都要发出一声让人魂飞魄散的“喀嚓”声，随之车身也就会有一下剧烈地摇晃。随着车身的摇晃，趴在车厢顶篷上的那些逃难人立时吓得毛骨悚然，出一身冷汗。他们不仅惟恐车身的剧烈摇晃会把他们甩得掉了下去，而且还害怕这在夜深人静之际，那显得特别响亮的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会让隔着黄河的日寇听见，而招来不测之祸。
　　火车不大一会儿就行驶得快得跟飞了起来一样，它完全像一个精神失常了的疯子，以从来没有过这样快的速度在两条弯曲的铁轨上奔驰着，看样子它下面的车轮子几乎都跑得要脱离开车轨了。这样快的速度把人几乎都能吓死，趴在车厢顶篷上的难民们一个个都凝神屏息，连口大气都不敢出，只是一门心思在想：“司机大人呀，你千万别把火车开失控了，给翻到山沟里去了。”
　　火车开得离崤山越来越远了，向着地形更为复杂、沟壑更是纵横的潼关一头猛冲而来。因为火车开得速度太快了，车厢摇晃颠簸得就十分厉害。火车一旦行驶到弯道大的路段上，车厢就猛地向着外侧倾斜，倾斜得让人感到火车就像马上就要翻了下去似的。幸亏是车身很长，两头的部分能够把中间向外甩的部分拉住，同时这时的火车路又是里侧低、外侧高，所以火车才得以没有翻了下去。可是随着火车车身的每次剧烈颠簸，车厢顶篷上都会有一声声悲怆凄惨、骇人听闻的惊叫声发出：“啊—”每当这时，谁也都会不说什么，但趴在车厢顶篷上的难民们谁也都知道，这不知道又是哪一个可怜的难民不幸被这火车的剧烈颠簸给甩下去了。这些被甩下火车的人可惨了，你想想，火车此时开的速度是那么的快，加之它所产生的惯性之大，摔下去这还能轻吗？更不要说火车正运行在山地和沟壑纵横的复杂路段上。摔下去的人，有的朝内侧翻滚到火车的轨道上，瞬息就被无情的火车轮子轧得血肉横飞，命归黄泉；有的向外侧甩得很远，竟然就摔到深不见底的山沟里去了，自然也少不了脑浆迸裂，只等日后有人招魂了；他们摔得最轻的，恐怕也得是被摔得断胳膊折腿。可怜可叹的河南、安徽那一带逃难的难民啊，怎么命就这么的苦呢？遭了一劫又是一劫，劫劫这都是鬼门关，让人闻声丧胆，魂飞魄散。
　　刘老汉这时和他老婆把自己的那一点点家当，紧紧地拴在身上。他们一手扒着车厢顶篷，另一只手狠命地抓住自己儿子和女儿的那手，脚钩住他们的脚，四人形成一条刀也难以砍断的链条，一刻也不敢松劲儿。女儿刘碧霞和儿子刘大勇的手腕一开始还因为父母亲握得太紧，觉着有点儿疼痛，然而到后来竟然连什么感觉还都没有了，可能是血脉因受阻已停止了流动吧。他们四个人，你紧抓着我，我紧拉着你，心里都在想着一句共同的话：“大家要活就活在一起，要死也死在一块儿。”他们一家人此时一边默默地祈祷着上苍，让他们平安无事的渡过这一劫，日后他们一定会一日三炷香，天天顶礼膜拜神灵的保佑之恩的；另一边又在心里暗暗责骂火车司机没人性，怎么能这么不顾车篷上难民的死活，耍半吊子，把火车一个劲儿没命地往快的开。你开慢一点儿怕什么呀？
　　火车开到离潼关还有一二十里路的地方，突然人们听不见火车头因烟筒冒烟而发出的粗重喘息声了。这一路段也刚好由东向西有点儿下坡，火车这会儿开始完全凭着刚才奋力高速运行起来的惯性，向前滑行了。这里的铁路，南面是高耸得像山一样的潼关南塬，北面是由西向东而流的滔滔黄河，车身完全暴露在已进驻黄河北岸—山西的日寇视野里。这要是在白天，日军从黄河北岸观察南岸的动静，立马就会一览无余，发现情况的。陇海铁路在这里无论是由东向西、还是由西向东，别说是过去一辆这样庞大得像巨龙一样的火车，即就是飞过去一只苍蝇，恐怕也都会被日寇看在眼里的。这里的一切都陷落在了日军的监控里，一有情况，日军就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开炮轰炸的。幸好此时正是夤夜时分，四周一片漆黑，天上既没有月亮，就连星星似乎也知人意，尽量把它那光亮程度减弱到最小最小，一张无边无际的夜幕善解人意地蒙住了日寇那一双双贼溜溜的眼睛。他们处在黄河北岸，隔河向南岸观看，是什么也看不见的，河和岸、山和水、天和地全都是一个整体、一个面孔—黑，黑得都伸手不见五指。火车就是在这黑地里凭着它那惯性、凭着这段铁道路面的坡势向前滑行着，想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景下，从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溜过去。让人恼心的是火车轮子这时太得有点儿不近人情，在每经过一节铁轨和另一节铁轨的衔接处时依然如故地还都要发出“喀嚓”一声贼响，显得是多么的不应该。这火车轮子每发出一声“喀嚓”响，都使得车上的难民们心悸不已。这些可怜的逃命人，他们这会儿是多么地希望自己能够在日本人的酣睡中走过这一段要命的路啊！
　　火车在车篷顶上的难民们心惊肉跳，惶恐难奈中驶进了潼关，火车头进入了位于潼关东关，南塬脚跟的隧道。“这下子安全了。”趴在前边车厢篷子顶上的人这时一个个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可谁知道“安全”这两个字在他们心里还没来得及想清楚，耳边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大炮声—这炮声立刻炸碎了他们那颗揣在怀里的侥幸心—黄河北岸的日军终于发现了这辆夜间偷开的火车，开始用大炮向着黄河南岸的陇海铁路猛烈地射击起来。这时只觉得火车的后半截身子猛地抽动了一下，几乎是同时，就听见从火车尾部传来了“咔嗒嗒”一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