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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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难以捉摸，说不准什么时候灾难就降临到头上……”“事实上，经1978　　年那
一折腾，袁仲一在考古队就多年没有抬起头来。

　　　　上边对他不但不信任还故意找茬整批，这个考古队长还怎么干？工作怎么开展？
这时的老袁急流勇退，闷下身子像一头黄牛一样只拉犁不说话，只搞发掘和研究不
过问其它的权利名誉之事。多少年后，他终于成了国际都知名的秦俑考古研究专家，
今年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现在许多国外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而他也已经去过
了好几个国家讲秦俑考古学了。那次打击对袁仲一来说也许是件好事，要不还很难
取得今天这样国际瞩目的考古研究成果。

　　　但话又说回来，前些年老袁受的委屈和心中的痛苦，也只有他自己能体味出来
……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好人终归是好人，袁仲一自1988　　年当了秦俑博物
馆馆长并兼秦陵考古队队长，到现在我所听到的大多还是拥护与称赞的声音。人不
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凭良心做事，靠真本事才能吃饭，单靠整治他人，玩弄权谋是不
会长久的……”从这几段零碎的谈话中，我似乎感到了隐藏在袁先生心中丰富的生
活矿藏和奇特的人生经历。在这个现在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的血液里流淌的绝不
只是鲜花与喜悦酿成的殷红，更多的则是人生的苍桑苦难与不屈的精神意志所融汇
而成的汁体。或许正因为渗进了这异样的物质，他的骨骼才越发坚韧刚硬，他的人
生途程才更具悲壮和潇洒意味。

　　　　“反革命分子”程学华

　　　　其实，来秦俑馆的路上我就想到了这位老人，这位老人性格中的执著与厚道以
及传奇式的人生，曾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也难过了好一阵子。我想这次一定要再
见见他。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已退休回到西安的家中了。让我更加难过和吃惊的是，
听说他已经衰老得很不像样子了，且还得了一种类似精神分裂的疾病，生活很是落
魄，也很是痛苦无奈。对于他的病，跟我交谈的人都说是因为他的家庭原因，或者
是夫妻感情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我则不太同意这种观点，家庭、婚姻对于他来说
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只要回过头来看看他大半生的足迹以及感情的历
程，就足以看到政治上的磨难和打击，对于他是多么重要，可以说，这种磨难和打
击严重摧残了他的心灵，他后来的疾病在这个时候就已埋下了伏笔，只等日后总体
的爆发。

　　　　这是一个不幸的天才。

　　　　记得四年前，我在秦俑馆采访的日子，对人们传颂的几位“元老”，和我真正
作过长谈的只有程学华先生一人。我和他最初相识是在秦俑馆一个僻静角落里一间
低矮、灰暗、潮湿三者具备的平房里。这是他的宿舍。

　　　　面对这位过早地戴着花镜，并没有多少风度而纯似一个农民打扮的干练精瘦的
老头，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在五十年代曾经使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的创造发
明者蔡伦的地位发生撼动，八十年代以铜车马的发现、发掘而使考古界为之刮目相
看的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程学华先生。更令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位纯朴、憨厚的老
头曾经是一位“现行反革命分子”。悲壮与传奇、泪水与欢歌构成了他六十载风雨
征程的主体色调。时间回到1957　　年5　月17日，中国《工商经济报》发表了一则令
世界为之震惊的消息：

　　　　东汉蔡伦造纸的记载发生动摇

　　　　——坝桥砖瓦厂掘出的古墓中发现西汉时代的用纸。同时出土的还有石刻、铜
镜、宝剑、陶器等。

　　　　本报讯陕西省博物馆，5　月8　日接到坝桥砖瓦厂发现两口铜宝剑的电话后，次
日即派员前往现场调查。这两口铜宝剑的出土地点在该厂第二生产队工作区——八
角琉璃井之南。这是一座西汉时期较大的墓葬，出土铜器有：

　　　　铜镜三面、铜剑两柄、铜洗两个和许多半两钱。石刻有：卧形盘颈石虎四个，
天然白石加紫花带足方盘一个和前石质相同的石案一个。陶器大多破损，完整的有
彩绘陶钫三个，带彩陶俑三个，陶鼎一个，大小陶罐八个，残铁灯一件。更重要的
是铜镜下面垫有麻布和类似纤维制成的纸。我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张最早的国家。据
历史记载：纸是东汉和帝时期（公元89～105　年）中常侍蔡伦所造。这个墓葬发现
的纸叠，由它同坑的其他器物证明，是西汉遗物无疑。因而这几叠纸不仅推翻了蔡
伦造纸的记载，并把纸的制造和使用推前了二百余年，从这叠纸的质地细薄匀称来
看，制作技巧已相当成熟。以此推断纸的发明年代似应远在东汉以前。另外，这个
墓葬内出土的麻布、石虎等也是珍贵的文物。该馆正积极设法整理，准备展出，供
广大人民群众参观。

　　　　（田野）

　　　　《工商经济报》刊发不久，具有权威的《文物参考资料》又以“陕西省坝桥发
现西汉的纸”为题，对发现与鉴定的经过作了更加详尽的长篇报道：

　　　　“……这次出土的纸，虽然是长宽不足十公分的残片，但能看出它的颜色泛黄，
质地细薄匀称，并含有丝质的纤维，其制作技术相当成熟。因此可以说明纸的发明
应远在东汉以前，过去历史记载纸是东汉和帝（公元89～105　年）中常侍蔡伦所造，
显然和事实不符。”坝桥纸的发现和鉴定者，正是三十年前在陕西省博物馆工作的
年仅24岁的程学华。

　　　　尽管这时的程学华已引起考古界的瞩目，但他并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考古研究
上，考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暂时的职业，因为他原本是西安市戏曲研究室的戏剧创
作员，只是为体验生活才来到省博物馆工作的，在他心中占有主要位置的仍是戏剧
创作，那才是他从小就立志追求的生活方式，那是他眼中最辉煌的事业。

　　　　1958　　年，他就在坝桥纸发现后的第二年，春风得意的程学华写出了多幕话剧
《受骗》，并由长安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受骗》的发表，立即在文艺界引起轰动，陕西省和西安市几家艺术团体，争
相筹排这部大型话剧。程学华在考古界出尽了风头之后，想不到又在文艺界崭露头
角。生活向他绽开了笑脸，鲜花的芳香迎面扑来。这一切，对于一个25　　岁的热血
青年来说无疑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辉煌境地。

　　　　然而，就在这辉煌境地的前方，却横亘着一条足以致人于死命的悬崖。

　　　　但程学华没有看见，他也不可能看见，因为此时的共和国已步入多雾的秋天，
严寒的冬季即将来临。

　　　　1959　　年，程学华的好运终于休止，灾难向他走来了。他的《受骗》先是被审
查，接下来他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博物馆接受群众的监督劳教。

　　　　从此，属于他的只有“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争取重新做人”的生活方式，
他彻底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三十年后，当我重新翻阅差点致程学华于死命的《受骗》剧本时，也大有受骗
的感觉，剧中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说的是一个三辈扛大活的老贫农，在入合作社
问题上受到一个顽固富农的欺骗。这个富农向他说合作社如何如何坏，结果这个老
贫农迟迟不肯入社。最后经过大队支部书记的一番政治思想工作，老贫农幡然醒悟，
揭露了顽固富农的卑鄙丑行，毅然决然地加入了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走向了康庄大
道……这个今天看来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的“左”得幼稚的剧本，之所以在当
时被看作是“反革命”的毒草，是因为文艺界的某些领导人把剧中顽固富农攻击合
作社的话，当作程学华的话来论罪的缘故。正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一历
史冤案直到1973　　年春才得以平反昭雪。

　　　　1974　　年，程学华随秦俑考古队来到兵马俑坑现场进行发掘，这时他的好运依
然没有到来，尽管“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已经在形式上摘除，但实际上仍处于
部分人的监控之中，给予他的生活准则依然是“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只是没有“重新做人”的条文。因为他原本就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什么牛鬼蛇神
之类的动物和妖怪。

　　　　1978　　年，袁仲一被当作“四人帮”的“爪牙”受到审查，程学华被要求揭发
袁的问题，他怎么苦思冥想也找不出“爪牙”的问题，而被前来审查的工作组同袁
仲一一样划为革命群众的对立面进行监控。与此同时，他那段“现行反革命分子”
的老帐又重新摆到了桌面，他的生活又回到了那段凄苦的政治岁月，他又成了人民
的敌人。

　　　　于是，该提升的工资级别没有提，该属于他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几乎全部取消。
孤立无援的他只有同袁仲一先生一样，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握紧钻杆，默默无语，
忍泪吞声地在秦始皇陵园和两千前的地下始祖交流着内心的积郁与奔涌的情感。

　　　　铜车马的发现与发掘震撼了世界，无数的人们又幸运地目睹了两千多年前秦帝
国鸾驾的风采雄姿与卓越的冶金制造工艺。但很少有人看到几年前在铜车马坑边搭
起的那个在风雪中荡动的草棚和漫漫长夜里草棚中两个蜷曲依偎着的身影，更没有
人去探知这两个身影的内心深处翻动着的是一种怎样凄苦、悲壮的情感波澜。日本
访华团团长井上裕雄在1984　　年8　月来到秦俑馆后，把兵马俑和铜车马喻作“一棵
古树上盛开的两朵鲜花”。他和他的同伴所欣赏和羡慕的只是这两朵花现时的明艳，
其不知“当初的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在秦俑博物馆那间僻静昏暗的屋子里，望着程学华那佝偻着驼背的消瘦的身影，
我的心里翻起一阵酸楚。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历尽磨难艰辛而对事业却如此地执著和
痴情，对生活依然充满了自信与挚爱的情怀。当我静心地倾听了他的肺腑之言后，
我才豁然开朗。

　　　　“俺对秦陵的感情与考古事业的追求，不是在兵马俑发现之后才形成的，早在
我踏进考古界大门的时候就开始了。

　　　　“临潼是我的家乡，这块黄土生我、养我，使我长大成人。开始我想以文学的
形式表达我对这块土地和这片山水的爱恋，但当《受骗》事件之后，我知道我将告
别文坛而终生和考古事业作伴了。因为我成了现行反革命，西安戏剧研究室不能再
收留我，我也失去了发表言论的权利，只有在省博物馆默默无声地做点细小的工作。
1961　　年，秦始皇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的心中就有一种想
法，如果能把秦始皇陵的事情搞清楚，家乡的主要历史情景也就基本揭示出来了。
1962　　年2　月，陕西省文管会对临潼县秦始皇陵进行调查，当时我就提出来能否让
我也参加，结果没有得到批准，其原因是和我当时的政治处境相关的。后来在给秦
始皇陵立碑时我来了，大概领导看我比较朴实、憨厚，不像他们想象中的反革命分
子那样凶残可怕，就让我参加一些田野考古方面的劳动。若仔细把秦始皇陵前的碑
文和保护标志的志文对比，就会发现，国务院所镌刻的志文是：‘秦始皇陵’等字
样，而碑文则刻了‘秦始皇帝陵’等字样，这有‘帝’字和无‘帝’字其实是不尽
相同的，只有细心琢磨才能体会出个中的味道。

　　　　“当时秦始皇帝陵光秃秃的，封土上连棵象样的草也没有，一遇到雨季，封土
流失严重，我们感到心痛，就向省文化局汇报要绿化陵园，文化局调拨了五千元钱
给当时主管陵园的渭南地区，从此秦始皇陵园内就有了些稀稀啦啦的洋槐树。但这
些树刚刚发芽长叶，就被人折断做了架芸豆、黄瓜之类的篱笆。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又向省文化局要了五千元钱，给渭南地区，让他们分给陵园附近村社的社员买石
榴苗子在秦始皇帝陵园内种植，谁种谁收。

　　　　这样陵园内大部分地方都植上了石榴树，而临潼的石榴也是全国有名的鲜果，
常以皮薄、颗粒大、汁液多、味道纯正著称。当地农民对栽植这种果树很感兴趣。

　　　　“由于政治上的厄运，我将近30　　岁才结婚成家。当我的女儿长到要上学的时
候，秦始皇陵园的石榴树已经开花结果，每到夏季，整个陵园的石榴花一片火红，
鲜艳夺目，光彩照人。为了寄托我对这片土地的爱恋和纪念那段植树的历史，我给
女儿起了程蕊红的学名，意思是陵园的石榴树已经坐蕊开花，就要结出丰硕的果实
了。1973　　年我又有了一个儿子，便给他起了个程林红的名字，因为这时我看到陵
园里的石榴树已经长大成林了。

　　　　“兵马俑发现之后，我参加了一段时间的发掘，随后主要从事秦始皇陵园的考
古钻探，现已钻孔五万多个，发现了陵园内外近五百个陪葬坑，估计整个陵园内外、
包括已发现的兵马俑坑军阵，共有陶俑一万余件，而秦陵地宫的秘密也在钻探中逐
渐揭开。同时，临潼县境内的战国、秦6　个帝王陵墓的内在情况也基本在钻探中搞
清楚。前些日子有个记者在报上发文章，说我钻探的地下孔道的深度加起来可以穿
透地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但要把这些年钻孔的深度加起来，其数字确也是惊
人的。自从1974　　年我来到这里后，一直都是发掘和钻探，共请过两次事假。第一
次是1980　　年春节母亲去世了，我回家奔丧，正月初3　回家，初6　返回工地。第2　
次是1982　　年，我的爱人去世了，我又回家住了几天……”程学华没有再说下去，
我也没有继续追问。当我结束采访走出那间低矮的小屋时，又忍不住回过头望了一
眼那瘦削的身影。就在这蓦然回首的一刹那，我看到他那紫深色老花镜的背后滑下
两道潮润晶莹的光。这是他最后向我发出的无声的肺腑之音：“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无名罪犯”郑安庆

　　　　我在秦俑馆奔波，曾数次穿行于兵马俑坑和铜车马展室，每一次都有一种异样
的心灵的震颤和曾未有过的收获，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所踏入的是伟大的古代文明与
精湛的现代艺术所融汇而成的神圣殿堂。

　　　　如果说兵马俑与铜车马的制造工艺和冶金技术体现了古代人民非凡的创造力与
杰出智慧，那么，兵马俑与铜车马的修复以及气魄恢宏，宽阔雄伟的展厅，则完全
展示出中国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建筑艺术水平。我在为这辉煌神圣的殿堂惊诧
之余，以同样的敬慕之情静心观赏镌刻在殿堂之上的书法艺术。从墨迹的风格和气
韵中不难看出：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几个雄壮的大字为大名鼎鼎的叶剑英元帅所提。

　　　　“铜车马展厅”五个柔中有刚的字迹则出自久负盛名的大书法家舒同先生之手。

　　　　而唯独“第一号兵马俑大厅”几个稳重秀美的篆书难以辨别是出自哪位大家的
墨迹。

　　　　于是，有人告诉我，这是秦俑博物馆陈列部美工郑安庆的杰作。

　　　　一个博物馆的美工能写出如此令人叹惊的字体，并且高悬大厅门口上方，毫不
掩饰地接受海内外游客的欣赏与品评，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一大幸事。我决定亲眼
见一见这位幸运的美工，我打算分享他的幸福与欢乐。

　　　　然而，当我走进陈列部见到这位四十多岁的汉子时，竟出乎意料地发现他没有
我想象的那样聪明伶俐，健谈豪爽。他给予我的感觉是口齿愚钝、目光呆滞、行动
笨拙，只有那份热情与真诚尚存在他的身心之中。在我以极度惊讶和迷惑的神情得
知了关于他的一段苦难岁月之后，才恍然醒悟昨日这个才华横溢、稳健刚强的血性
男儿为何变成今天这种模样的。

　　　　1982　　年9　月26　　日，《陕西日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走私犯郑安庆被依法逮捕

　　　　本报讯秦俑馆美工郑安庆未向公安机关申请备案，又未经工商部门批准，私自
开设刻字行业。从1980　　年7　月至1982年4　月，他先后向外国商人走私印章，印料
二百五十余枚，用小包裹五十四件邮往国外，从中牟取暴利一万二千八百八十五元
七角。并收受外商彩色电视机、收录机各一部和兑换券七百三十八元。临潼县公安
局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和《海关法》一百零七条、一百五十条、一百八十
四条及对外贸易的有关规定，认为已构成走私罪，经县检察院批准，将郑安庆依法
逮捕。

　　　　（唐世兴）

　　　　消息已明确警示世人，郑安庆的灾难是因为他私刻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想不
到他不但有一手潇洒俊秀的书法，而且还有刻制印章和外国人做生意的本事。

　　　　其实，早在郑安庆上小学时，就迷恋于书法、绘画和金石刻字的艺术，并经过
十几年的奋力苦搏，他的艺术创作成果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和书画界的赞赏。自
1962　　年起，仅他的篆刻印章就先后在《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新体育》、
《陕西日报》、《西安晚报》、《延安画刊》、《延河》等二十余家报刊发表近百
方，并出版了《毛主席在陕北》的印谱单行本。

　　　　1978　　年，郑安庆从一家工厂的子弟小学调到秦俑馆做照相与绘图工作。

　　　　1979　　年秦俑馆开放之后，郑安庆见外宾纷至沓来，便向馆领导人提出了“愿
在工作之余用我的刻印小技为外国游客治印，以为博物馆挣外汇”的建议。

　　　　他的建议没有被馆内领导者采纳，但却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80　　年4　月，郑安庆再次向馆领导人提出了他先前的建议：“现在工作有了
秩序，馆内也设了小卖部等设施，我可以在工作之余刻些印章为馆里挣点外汇。”
他的建议得到了领导人的许可：“你先刻刻看吧。”郑安庆颇为激动，一种复杂的
心理情感驱使着他当天夜里就用自己原有的水墨石刻出了三方印章。他确是出手不
凡，三方刻石刀法娴熟、字迹刚劲有力，除正面的刻字外，又颇费心机地在印侧四
边刻下了秦俑图像和俑坑简介，以及“××先生×年×月×日赴中国西安参观秦兵
马俑坑刻石纪念”的文字。

　　　　第二天，郑安庆将三枚刻章及印模拓片拿到博物馆外宾小卖部对外销售。不出
三日全部售完，秦俑博物馆由此获得了190　元外汇，从此，郑安庆越发积极地镌刻，
外宾小卖部源源不断地销售。至1980　　年年底，仅为期半年的时间，秦俑博物馆共
获外汇七千余元。

　　　　也就在这一年的8　月，日本书法代表团前来秦俑馆参观。当团中的原野茂先生
走进外宾小卖部，见到郑安庆篆刻的印模及边款拓片后，大为惊讶称绝，当场买下
六枚印料要求篆刻，可郑安庆此时已回老家探亲，原野茂并未失去信心和放弃得到
这绝美的篆刻艺术的机会，他给馆内小卖部预付了印款和邮资，提出等郑安庆回馆
后为他刻好寄去，秦俑馆服务人员当场答应下来。

　　　　这笔交易到此似乎已进入尾声。

　　　　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悲剧拉开了帷幕。

　　　　郑安庆探亲归馆后，按日本原野茂先生的要求刻好印章并亲自给他寄去。事隔
不久，原野茂从日本给郑安庆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对郑的篆刻技艺表示
极大的敬佩和兴趣。同时原野茂对自己的经历和爱好作了详尽的介绍：“我已50　　
多岁，现在日本××中学担任书法课程教师，已从事中国书法研究30　　余年，有两
个孩子……希望能得到您的指导与帮助……”其感激之情、虔诚之意溢于言表，令
人为之感动。

　　　　此时郑安庆已自学日语近两年，很希望有一位日本朋友给予自己学习上的帮助
和指导。于是，很快给原野茂回信并赠送了自己篆刻的部分拓片。从此，郑安庆与
原野茂不断书信往来，成为互教互学的书道之友。

　　　　1981　　年元月，郑安庆为其家属调动工作，请了几天事假，按照秦俑博物馆的
日常规定，这月他因耽误工作而没有得到工资之外的奖金。

　　　　郑安庆心中有些不快，想起自己半年多来为秦俑馆挣了钱，出了力，不但未得
到经济上的半点报酬，就是连一句领导对自己的鼓励、表扬之类的精神安慰也未曾
得到。一番感慨悲伤之后，他决定找馆领导人谈出自己的想法：

　　　　“据了解，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友谊商店、书画店、展览馆等经销的书
画、篆刻、工艺品，对作者都是按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五十提成作报酬或奖励。西
安友谊商店也设有治印业务，对刻者按50％提成，如遇应急买主，100　％归刻者。
我给外国人治印，工具、印泥全是我私人的，开始卖掉的三方印石，连石料也是我
自己出钱买的。我不要求给我本人多少报酬，只想馆里是不是适当地给点奖金，我
也好买几本书和几块石料……”未等郑安庆的话讲完，领导的脸色已起了明显的变
化，心中也添了大大的不快。“从这件事情一开始我就知道会有今天。”领导说完
这句令郑安庆困惑不解的话便匆匆离去了。

　　　　第二天，秦俑博物馆召开支部委员会议，特邀非党员的郑安庆列席。开会之前，
馆领导人明确回答了昨天郑安庆的提议：“经过初步研究，馆内对你不予进行什么
奖励，你昨天的要求是无理和私心太重的表现，你的手伸的过于长了，这是资产阶
级的金钱观念……”郑安庆闻听恍然大悟，这哪里是列席什么党支部会议，分明是
在接受警告，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他感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伤害，血气方
刚的郑安庆无法容忍和按捺心中的愤慨，他据理力争：“我不能接受您的批评，我
说的提成是有政策依据的，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而不是资本主义原则……
？领导人更不示弱，同样慷慨陈词：“多劳多得是主要对农村社员和城市待业青年等
集体所有制企业而言的，你是国家干部，工资就是国家给你的报酬，不存在多劳多
得的问题。这个政策对你是不适应的。”。“陕西省博物馆业务干部曲儒同志的象
牙微雕在本馆对外部出售，怎么实行30％的资金收入提成？”郑安庆以眼前的实际
事例颇不服气地反驳。“曲儒是曲儒，你是你。陕西省博物馆的曲儒不归我管，秦
俑博物馆的你归我领导。”领导人也寸步不让，提出了比郑安庆所引用的事例更实
际的问题。“中国是几个共产党领导？”郑安庆以他的聪明与才智把这场辩论像艺
术创作一样推向极至，而使一切对手都无法超越并望而却步。领导人挥挥手，示意
郑安庆：“这次你的列席会议已毕，请回吧。”郑安庆愤然走出，大呼不平。领导
者悄然落坐，怒不作声。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今后博物馆小卖部将不再收留郑安庆
的篆刻印章和拓片，并命令郑安庆停止篆刻活动。

　　　　冲突既起，就无平静收场的可能，悲剧的帷幕已经拉开，也只有就此演下去，
否则便不再是悲剧。

　　　　郑安庆与日本教师原野茂的书信往来仍在进行。郑安庆为他代买中国的文房四
宝及字帖、印谱、篆字字典等印刷书籍，原野茂向郑安庆回赠日本出版的书法、印
章等书籍，同时提出：“我的日本学生很喜欢您的印章和拓片，希望今后多给提供
些您本人的艺术作品。”其后，原野茂的朋友白霞洋（原日本书法家访华团秘书长）
给郑安庆来信，提出了和原野茂相同的希望。郑安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先后篆刻了
近二百枚姓名印章，通过邮局寄给原野茂、白霞洋和他们的学生。

　　　　1981　　年7　月，原野茂、白霞洋等再次访华，并带来14　　寸彩电一台，收录机
一架赠予郑安庆作为酬谢。

　　　　原野茂、白霞洋回国后，又先后三次通过日本和中国银行给郑安庆汇款约七千
余人民币，其中原野茂的五千元汇款理由是“友人赠与”（日本银行汇款凭据）。

　　　　原野茂与白霞洋给郑安庆的汇款引起了陕西中国人民银行的注意，他们把款转
至临潼中国人民分行的同时，要求该行到秦俑馆了解具体情况，秦俑博物馆领导人
借机将汇款单扣留在馆内，未通知郑安庆。

　　　　当日本方面的汇款人在信中得知郑安庆没有收到汇款后，立即寄来汇款凭据，
郑安庆持凭据赶赴陕西中国人民银行查询，当他得知此款已转至临潼中国人民分行
后，又赴临潼询问。

　　　　“是你们馆里的领导暂时不让发给你本人。”临潼分行方面回答并当即表示：”
我们再到馆里催问一下，是公款由他们领，是你个人的就马上给你。”郑安庆的汇
款被扣压三个月后，终于从银行领取出来。

　　　　“是不是你把文物弄出去了？”秦俑博物馆领导人向郑安庆询问，神情充满惊
讶与怀疑。

　　　　“日本人喜欢我的章子，我给他们刻了章子，这是他们对我的劳动报酬和答谢。”
郑安庆坦诚地回答。

　　　　“以后不要再搞了。”领导人强硬地作着命令。

　　　　“给日本人刻书画印是不是犯法？郑安庆毫不服软地反问。

　　　　“不是犯法。”领导人回答。

　　　　“既然不是犯法，那我还要刻。”郑安庆倔犟地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你就刻吧。”领导人嘴角微微翘起，涨红的脸上透出一股阴冷的寒意：
“走着瞧！”郑安庆的厄运不久便降临了。

　　　　1982　　年5　月1　日，美国著名美术收藏家哈默五百年藏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
揭开帷幕，秦俑博物馆一美工当时正在北京出差，在荣幸地目睹了画展之后，回到
馆内以激动、敬慕之情向同行宣称：“是百年难逢的罕事，很值一看。”酷爱绘画
艺术的郑安庆闻听此言，难以抑制心中的亢奋之情，立即找到馆领导人提出：“我
以5　月1　日、2　日的值班换成休假，补加一个星期天共三日时间自费到北京去看一
下哈默的画展，看成不成？”“噢？！”领导人先是吃了一惊，以警惕的目光审视
着郑安庆，沉思片刻说道：“这个问题我不能作主，你到省文物局去请假吧。”
“我一个普通的人物，请三天假怎么还要省上批示？”郑安庆显然有些不快，这时
的他竟幼稚地认为只是领导对自己的故意刁难而已，尚未意识到一张巨网已向自己
撒来。

　　　　“你现在已不普通了，不但不普通，还是极为重要的人物，我实在不敢斗胆批
你的假。”领导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