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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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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1 月25 日，考古所领导当面指定他负责秦陵考古队保卫工作，他强调自己是
业务干部，不愿兼做保卫工作，但所领导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今年2 月，在副队长
王学理出差不在时，虽未明确他代职，但让他招呼队里的工作（刘占成说：招呼只
是大厅的发掘工作），在此期间发生了将军俑头被盗案件。
特别是队上明确他负责一号大厅的安全，但他对大厅值班人员缺乏严格管理，
致使大厅发生了武士俑头被盗。
刘占成同志对连续发生文物被盗案负有一定的责任。兹决定给刘占成同志行政
记大过处分。
五、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秦陵考古队队长石兴邦同志，对秦陵考古队工作长期
让一名副队长主持队务，亲自检查指导少，对反映该队的问题处理不得力，致使发
生将军俑头被盗，对此负有领导责任。但该同志系高级知识分子，是我国著名的考
古学家，在我国考古事业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因年龄较大，兼职过多，工作中有失
误，这次整顿中尚能检查认识自己的责任，责成石兴邦同志作出深刻检查。
六、（略）
震惊世界的将军俑头案就此了结。劫后余生的将军头失而复得，又重新被安在
了他那硬梆梆、黑乎乎的身子上，重新恢复了他昔日的威严与豪气。
抱着这位将军的头，四处兜风，企图发笔横财的王更地，不但好梦难圆，最终
把自己的头也弄丢了，那具被血染红的五尺躯体，当然也没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
真可谓“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据说，就在王更地被押赴法场，行将枪决
之时，他还祈求执法人员留他一条性命。他说自己还年轻，还能为这个社会做许多
有益的事。然而，没有人再去听他的花言巧语了，要做有益的事，来生再做吧。这
一生所做的一切应该就此结束。跟他一样做着黄粱梦的男男女女，醒来看到的却是
黑洞洞的牢房和一日千年的岁月。世事难测，善恶自有分明时，想来那一帮男女蹲
在幽暗的牢房，该对自己的人生好好感叹一番。
当然，感叹的何止他们，即是那些尚且自由的人，也由于这“将军头案”的最
后结局而感叹不已。他们的感叹，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又意味着这个案子第二个阶
段的开始。
刘占成说：我有功
将军俑头案过去四年之后的一个晚上，在秦俑博物馆院中一间极普通的平房里，
我见到了在将军俑头案中受处分的秦陵考古队队员刘占成——一条30 多岁的壮汉。
也许常年的田野考古生活才使他的脸看上去有些粗糙和黑红，但从那双乌黑明亮的
眼睛和魁梧的身材看去，又不失为英俊威武，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中汉子。
我本打算了解一下整个案子的细节，可他却抱给了我一堆油印和手写的材料，
我顺手翻动着。
“这是我这些年上访的材料，你先看看吧，我要告诉你的可能大多是关于我个
人的事。”他说。
“你还在上访吗？”我问。
他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吐出浓黑的雾，望着我说：“上访，一直
在上访。有些好心的人劝我，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吧，不要再费脑筋，点灯熬
油地写材料了。你再反映也是枉然。但我不相信，光天化日之下，怎会翻白为黑？
我就不相信没有个包青天，找不到个说理的地方。我记得1987 年法制报曾登过一
篇《法律作后盾，农家胜官家》的文章，说的是淮北市公安局侵犯公民民事权利，
受到了法律的处罚。我感到社会主义的法律还是公正的。作为我个人，将接受任何
公正的处理，但也决心同任何不公正的处理作斗争。”“你感到对你的处理在哪些
方面不公正？”我问。
“我认为首先是侵犯了我的公民名誉权。1987 年6 月29 日，在未落实任何
问题的情况下，因将军俑头案，省文物局就宣布让我停职检查，这是不合乎情理的。
事实是，我作为考古队的一名普通队员，在将军俑头案问题上，不但无任何责任，
而且是有功人员。”这个说法令我在感到新鲜的同时，也吃了一惊，一个有功的人
何以又受到处分？吃惊过后，又增强了我要听下去的兴趣。
“之所以我说有功，是在2 月18 日早案发后，是我首先组织报案，派人保护
现场和派人去西安向屈鸿钧了解情况的。2 月25 日，又是我第一个核实案情，及
时向所领导人汇报的，2 月26 日，还是我对放置杂品的仓库进行认真检查，最后
从事实上落实将军俑头确实被盗的。这一切，足以表现一个普通考古队员、业务干
部对国家文物的高度责任心。而文物局党组竟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冤枉无辜，打
击有功者，宣布让我停职检查。至今我也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一无任职，
二无问题，停的什么职？检的什么查？难道积极报案、负责就有罪吗？
“由于局党组的错误决定，使我不明不白地接受停职检查，遭受冤屈竟长达七
十余天。在那段时间里，我背着停职检查的黑锅，精神上受到极大折磨，人不人，
鬼不鬼。不能正常工作，无法搞业务研究，同志间的正常接触和交往也受到限制，
连家属的思想上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在相当广的范围内造成极大影响。我总觉
得，我党在对人的问题上历来是相当慎重的，我认为局党组宣布让我停职检查的决
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条文规定，严重侵犯了我的名誉权，
侵害了我的人格尊严。
“文物局所派来的整顿检查工作组，经过大量的调查和落实工作，于8 月29
日找我谈话，也承认将军俑头案与我没有责任。那么，因将军俑头案宣布让我停职
检查，显然是错误的。而文物局不但不纠正错误，反而在无事实责任的前提下，以
莫须有的罪名，于9 月4 日，要求我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我在上面所签的字是：处分完全是强加于我头上的。
“之所以说处分是强加于我头上的，是因为我只兼管了一段一号大厅的值班人
员。从工作上说，考古队的发掘和修复是分为两摊的，保卫工作也是一分为二，我
本人从来没有负责过修复工作方面的保卫安全，也没有任何人交给我修复上一片纸、
一个字的文物册表，更没有交待过一件文物实物。再说，分工兼管和保卫干部有质
的区别，分工兼管，那就可以分给你、我、他任何一人。考古队的发掘、修复上曾
兼管过与保卫的人员除我外，还有其他四五个人。特别是王学理同志主持队务工作
后，对有关保卫工作，不是兼管而是主管，难道把他也叫做队上的保卫干部？
“事实是，上级组织从来也没有发文或以其他方式任命过某人是队上的专职或
兼职保卫干部，只有等案发后，才根据临潼县公安局的整改通知书，派来一名保卫
干部。当然，在上级未派保卫干部的情况下，队上的业务干部不管是谁都有责任兼
管安全工作，但不能说谁管了一点保卫工作，谁就成了保卫干部。
“在杭德洲主持工作期间，我管过一段保卫工作，那时院子里安有报警器，具
体值班的有3 人，后来报警器坏了，各修复室又安排了值班人员，直到王学理到来
前，院子里还有5 人长期值班，可王学理上任后，就将5 名值班人员减为3 人，两
个值夜班，一人值白班，余下的工人专管打扫院内卫生。
“1985 年11 月9 日，王学理同志在考古队干部、学员大会上，以整顿人员
为名，宣布将院子仅有的3 名值班人员调到到一号大厅，从此彻底撤消了多年来院
子的夜间和白天的值班人员，致使库房无人值班，才为将军俑头案发酿下了祸根。
即使我是保卫干部，这时一个人也没有，我去管谁？
“1985 年11 月9 日，王学理同志开会宣布，撤消大厅后面长期一直坚持值
班的人员，从此大厅后面再无人值班。
“1986 年12 月5 日，王学理同志把大厅前五方的文物保卫工作正式全部移
交给秦俑馆，值班人员也全部撤回。王学理对我讲：今后大厅后面他准备在外地找
一个老汉来值班，在未找来前，叫我先从发掘人员中抽上两个人临时值几天班，于
是，我从发掘人员中抽调3 人值班，直到1986 年12 月27日王学理从咸阳叫了一
个叫冯孝民的老汉，接替了发掘人员抽调的3 名值班人员。从此大厅后面就由冯孝
民老汉一个人值班。直到将军俑头案发后的3 月5 日，我提出大厅后面要再增加人
员值班，只一个老汉昼夜值班恐怕要出事。会上，王学理才同意增加一人，后来我
又坚持增加了一人，这时大厅后面包括老汉在内共有3 人值班。当时值班人员问我，
已交给秦俑馆的文物咱管不管，我说都是国家文物，也应该给看管。
“在这期间，王学理多次找我谈话，让我戴上徒有虚名的保卫干部的挂冠，但
均遭到了我的拒绝。我知道自己担不起这个担子，也无能力无条件负这么大的责任。
因我不接受，还和他吵过几次，我曾经对他说：你不要一口一个保卫、保卫的，具
体他说我只是负责兼管大厅的几个值班人员，要搞队上的整个保卫，咱们工地大，
文物重要，我是个业务干部，既看两个探方，又分工管理考古发掘现场，抽时间还
要搞业务矾究，是根本兼管不了整个保卫工作的，你从上面要个专职保卫干部不是
更好吗？王学理对我说：我养活不起一个专职保卫干部。他这个话我曾向工地的王
玉清、张占民等人讲过，就在将军俑头被盗的前一两个月，王学理个人和我谈不通，
又从考古所叫来两位领导跟我谈，当时我仍未接受，并且态度坚决地重申了我的以
上理由。
那次的谈话考古所领导都有记录，可以证明我没有接受这个要求。既然队上找
不到保卫干部，作为常务队长的王学理，就应及时向上级申请要专职保卫干部，落
实安全措施，但可惜的是王学理同志没有做这个工作，致使将军俑头被盗。”刘占
成说到这里停住，眼睛显着激动的光望着我，似在听我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我
没有吭声，只是将烟蒂轻轻地捏压在烟盘，继续听他按原有的思路讲下去。“处分
决定称：今年二月，在副队长王学理不在时，虽未明确让我代职，但让我招呼队里
的工作，在此期间发生了将军俑头被盗案。事实是，今年二月，正值工地春节放假，
王学理和我是节日值班带班干部，但他却不来工地，后来不知谁批准，有何事，他
又突然决定去北京。在王学理去北京前，不是明确让我代职，而是根本就没有让我
代职，只是分头安排了一下工作而已。当时他说去四、五天，但却迟迟十几天才归。
“我清楚地记得，王学理走前，交待给我的工作有二：一是招呼好节日值班人
员，二是管好开工后的发掘现场工作。对于修复上的工作和放将军俑头的仓库的钥
匙，他是通过屈鸿钧另外安排的，与我毫无关系。二月十二日，我结束了院子管理
节日值班人员的任务，十三日正式转向大厅发掘现场的管理，十八日修复上的将军
俑头被盗，这能说是我的责任吗？”刘占成说着，站起身，显然是有些过分激动以
致使他焦燥不安，在屋里来回踱步。坐在我们身旁始终未作声的刘占成的妻子望着
丈夫越发黑红的脸，小声说道：“算了吧，说这些有啥用？还是喝点水，说些令人
痛快的事吧。”“那武士俑头的丢失是怎么回事？听说公安机关破获此案后，秦俑
馆和考古队都不承认自己丢的，那到底是谁丢的？”我想起新华社曾向世界播发的
那条令人困惑的电讯问道。
刘占成再次点上一支烟猛吸着，点点头，沉思片刻：“这个问题是较复杂。”
他似乎已没有了先前的怒气，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
“我这样说吧，在武士俑头丢失时，秦俑坑一号大厅已被分割成前半部、中半
部，后半部三个部分，你知道在盖大厅时这些兵马俑已全部用土回填，也就是又全
部用土埋了起来。到1980 年时，前半部的兵马俑已重新发掘出来，并经过修复，
大部分又在原地站了起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部分。
“前半部修复好后，考古队又将后半部的兵马俑发掘出来，并修复了一部分，
这时，秦俑博物馆和考古队进行了移交，事情也跟着来了。按规定秦陵考古队要将
前半部和后半部全部移交给秦俑馆，属于考古队管理和发掘的只有中间那一块。可
王学理同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全部移交了这两部分文物后，又在自己起草的关
于文物保卫中的协议中糊里糊涂地写道：‘前五方坑中存放的文物由秦俑博物馆承
担文物安全及卫生工作’。至于后半部的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归谁管协议中却没有提
出。如果不出事双方都你好我好相亲相敬，可偏偏事情就出了。1987 年3 月27
日，肖建国混进了展厅后部，趁值班人员不注意，脱下褂子将一个武士俑头包起来
悄悄地顺着地道口也就是一号展厅的后门溜了出去，这时博物馆和考古队谁也不知
道。
“案子破获后，公安机关来问，说是肖建国盗走的俑头是大厅后部的，而这一
部分的文物就是属于秦俑博物馆的，如果没有协议书，责任肯定要秦俑馆承担，可
这时秦俑馆将协议书拿出来，祸就落到了考古队的头上。刚才我已经说过，王学理
跟人家签的协议书是前五方的文物安全由秦俑馆负责承担，那么中间和后部由谁承
担？尽管协议书上没有写明，但当公安机关来人询问时，考古队一方咬定文物是秦
俑馆的，应由秦俑馆承担责任，与考古队无关。但秦俑馆一方却在协议书的文字中
作文章，尽管文物属于秦俑馆，但安全保卫却归考古队，武士俑头的被盗责任应由
考古队来承担。所以就有了新华社发出的令人困惑的消息。可事情推来推去，还是
人家秦俑馆占了上峰，这个糊涂协议给考古队带来了本来不应该有的大祸，我自己
也在这场大祸中倒了霉。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王学理同志起草的这个协议书以及
和秦俑馆的签字经过，我一点也不知道。所以说文物局把武士俑头丢失的责任推到
我的头上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给我的处分是不实事求是和完全错误的。这个错误决
定是对一个公民人格的公然践踏。”“那么您认为将军俑头和武士俑头被盗的责任
应该由谁来负？”我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已是10 点多钟，决定在临走前提出最
后一个问题。
“秦陵考古队连续发生俑头被盗的重大责任事件，主要原因固然在主持队务工
作的常务副队长王学理身上，但是作为主管部门的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领导人应
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前几年大兴安岭的火灾事故，林业部长被撤消了职务，
那是因为林业部长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无数事实证明，一些因官僚主义造成
的严重后果，其危害及影响远远超过违法乱纪、贪污盗窃等问题的本身。许多重大
事故，大多与官僚主义者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一切事情都不
会是孤立的。作为文物局、考古所一个下属单位的秦陵考古队，能连续发生秦俑头
被盗这样重大的责任事故，主管领导的官僚主义和严重失职也是不容置疑的。他们
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可奇怪的是，关于将军俑头案重大责任事故
的处理，对本来没有责任的普通考古队员强加处分，作了错误处理。而对主管的领
导者，却避重就轻、应付过关，对他们应负的责任事故不作任何处理。难道说他们
真的没有责任和不该受到处分吗？我认为至少有这几方面的事实足以使他们受到处
理。“第一，作为主管部门的文物局、考古所，对秦俑这样大、这样重要的考古发
掘工地，一不配备保卫专干，二不拨保卫专款，并对长期文物管理混乱的现状不认
真检查，同时不切实落实安全制度和防范措施，以至导致了俑头连续被盗，使国家
遭受重大损失。“第二，秦陵考古队修复上的值班撤消长达一年之久，将军俑头这
样贵重的一级甲等文物长期放置在杂品库中，局、所领导竟全然不知，这不是严重
的官僚主义和严重的失职又是什么？
“第三，作为主管安全的局领导×××来工地检查，当要看杂品库时，王学理
同志说里边没有啥，他竟轻信了王的话而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领导职责，对杂品库
未作任何检查，以致酿成了库内将军俑头被盗的重大事故。“第四，1986 年11
月25 日，我当面对来工地的局领导人×××和队长王学理等明确指出：秦俑工地
大，文物贵重，需派一名专职保卫干部，但他们却置若罔闻，既不认真落实，也不
采取任何措施，其最后的恶果是将军俑头案发。“记得在影片《汀泗桥之战》中有
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镜头：叶挺曾当面严厉批评他的老同学黄琪翔，对汀泗桥战斗
失败的责任难道要推到一个下级军官的身上吗？这话寓意深刻，值得每个主管秦陵
考古队的领导者深思和反省。将军俑头案处分了考古队的三个人，事情似乎结束了。
但事实上是对没有责任的普通业务干部不公正的处分，又制造了一桩新的冤案，正
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发出呼吁，让上级领导人和纪检机关对将军俑头案的处理作
进一步彻底的复查，对事故主要责任者应严肃处理，对官僚主义应予以追究，对受
错误处理的同志应尽快平反昭雪……”墙上的时钟敲响了十二声，打断了刘占成满
含怨屈悲愤的叙说，也向我提出了应迅速离开的警告。我草草地收起采访本，告别
了刘占成和他的妻子，在漆黑的夜色中向我栖身的秦俑馆家属院最后一排单身职工
楼摸去。
我躺在床上，脑海中依然显现着刘占成那慷慨激昂的音容声貌。四周极静，只
有风声不断传来，我越来越感到刘占成的叙说已远远超出了案情本身而具有了更加
深层的意义和内涵。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案子才更加扑朔迷离，像一团迷雾难以令
我看到真实面貌和窥视那曾发生和存在过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既然我已踏进了
这个神秘的区域，就索性辨清整个事情的真伪，透过弥漫的雾，去寻求一种更合乎
情理的真实。
我决定去一趟西安，找当年的秦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理，也许在他的心中
会装着对事情的另一种全新的见地，我要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寻求一种更清新的东
西。
王学理说：我无罪
三天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家属院的一幢半旧的楼房里，我见到了当年的秦
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理。
和刘占成相比，他显得过于消瘦和老气了些，但这位60 年代毕业于西北大学
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虽近“知天命”之年，但那双明亮的眸子和看似颇有些潇
洒的举止，又让人明显地感到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典型的知识分子。
我说明了来意。
他望了望我，微微地露出一丝笑容，看得出这种微笑的背后带着一种优郁和苦
涩。他说：“现在报刊对这个案子及失盗原因的宣传已经不少了，也有这方面的报
告文学出现。但这些文章又大多把我王学理漏掉了。我没有功劳，连苦劳也没有，
现在是孤单无援。一些无聊的文人墨客贪财忘义，崇权谄媚，凭借手中的笔杆子树
起了一些高大的偶像，并在这些偶像身上附会上一些近似传奇的故事，以歌功颂德，
使偶像更加高大壮观。而把我的形象从反面来描绘，甚至写成小丑。让一个小丑来
主持考古队的工作，那么丢东西就成了必然结果，文章也就更具有了典型性和轰动
效应。”“请您不要误会，我只想了解一点将军俑头案的真实情况，并不想把谁树
成偶像，同时也不愿意把谁写成小丑。何况从美学角度上看，旦角生角与丑角一样
地令人可爱。或许丑到极至便是美到极至呢！”我说出了我的本意，同时在走向他
的心灵深处。
“你的话到是满有些戏剧意味。”王学理依旧微笑着，但看得出他的精神渐已
爽朗起来。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大戏么！”我答。
他站起身，走到另一间屋里，抱出一捆打印的材料，顺手取了一份递过来。我
一看，吃了一惊，足有三万字的材料清楚地印制着一个醒目的标题：
将军俑头失盗的责任冤案为何平反不了
——我的第30 次申诉
王学理
“你也在喊冤叫屈？”我问。
“有冤必喊，有屈必叫，这是我们国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他答。
我点点头，望着材料暗暗地想，如果这份申诉书从第一稿起，每投寄一次誊抄
或修改一遍的话，到现在应该是共有90 万字经过了他的笔端，如此浩大的文字工
程，即是令专写“三部曲”的作家也不得不为这位申诉者的毅力和精神所折服。由
此可以想见，这个案子耗费了他多少精力和心血。如果把这些精力和时间用之于学
术研究，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景况？
“这30 次的申诉稿合起来可相当于三部长篇小说的文字数量。”我说着，内
心有一种为这无效的劳动的惋惜之情。
他叹了口气，目光暗淡下来，似在为我的惋惜之情作解释：“作为一名高级知
识分子，正在用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向国家和人民作奉献的时候，却遭到政治上的打
击、人格上的侮辱，学术上的限制，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已申诉二十多次，但却犹如
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眼睁睁地看着酿成的这桩历史冤案不能平反，我不能不再次
提出申诉，我觉得争回人格和人权比做什么都重要。”“您觉得文物局对您的处理
不恰当？”我小心地问。
“不是不恰当，而是完全错误的。省文物局置自己1985 年下发的行之有效的
66 号文件于不顾，并置管理混乱，底数不清，按局文件该移交而不交，致使隐匿
的俑头失盗的原秦俑考古队队长×××的直接责任于不顾，滥用权力，借助社会上
不明前后两个考古队真相的错觉，巧妙地移花接木，撤销了同此案毫无牵连的我的
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取消两年领队资格。这既推卸了自己按文件早应追查的逾期
不交的责任，也庇护了关系网上的责任者。”当王学理一口气说完这番话时，脸涨
得通红。显然他开始稳不住阵角而内心激动起来了。
“我看过文物局下发的1985 年第66 号文件，但对您说的前后两个考古队的
真相和巧妙地移花接木等不明白，希望您能对此解释一下。”我说。
王学理从材料堆里找出一份复制的1985 年第66 号文件，用红蓝铅笔在上面
圈划着：
一号坑内已展出的五个方内全部出土文物（包括南北展室的全部文物），由原
考古队移交给秦俑馆，未修复的秦俑由秦俑馆负责修复、复位及五个方的安全、卫
生工作。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交、马秀青接，限年底以前完成……
原考古队将所有文字照片资料一式三份分别交给秦俑馆、省文管会和现秦陵考
古队，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限年底以前完成……逾期不交者要追查责任。
如果按此种圈划法，把所有带圈的文字排列起来，就成为：
“全部出土文物，原考古队移交，由杭德洲牵头。
原考古队分别交，不交者要追查责任。”王学理放下铅笔，望着我的脸：“这
下你该弄明白了吧，原考古队发掘的这批文物的交接双方是在它同秦俑馆之间进行，
可以说是有单位、有人、有时间、有责任。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同陕西省考古所无关，
同秦陵考古队无涉，也自然同我王学理本人毫无牵连，当然我也就不负什么责任。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1986 年7 月2 日，在省文物局一位领导的办公室里，杭德
洲问我：‘省文物局叫把以前的文物交给秦俑馆，你说咋办？’我回答：‘由你交
文物是早有规定的，还是按局里的文件办。’杭德洲说他工作忙，要屈鸿钧协助，
并令我通知屈，我说我不能通知他，由你同他商量，他如果愿意协助你，只要他给
我说一声，就算是把人交给了你。当屈告知我时，我说这不是咱队上的安排，你听
老杭的吧。因为他们没有陶俑底数，不是照册清点，而是临时见俑登记，并从登记
到同秦俑馆交涉，以至于一件件的点交，都是由杭德洲同屈鸿钧经手的，我并没有
参入和闻知，当然不能说我有工作上的责任。何况原秦俑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的这
批文物没有按时交付，从1985年11 月29 日文件下达到1986 年12 月2 日，拖
期长达一年之久不见移交。
在这期间，文物局没有任何文件或是口头通知委托现秦陵考古队代管。别说他
们之间一年之久不交，就是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不交接，都与我毫无关系。
因此，我没有事实上的责任。至于杂品库内存放的将军俑头，我王学理压根就
不知道。一号坑在第一次发掘时，共出土四个将军俑，但原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时，
却少交一个将军俑头，并将其擅自藏匿于现考古队的杂品库内，因为在1985 年11
月7 日，柴忠言（原考古队修复人员）把钥匙交给屈鸿钧时，其中是放杂物的一间
普通房子，里面除两盘钢筋，九根半钢管、十多块杂木板、一个木案子，还有其它
一点杂物外，并没有任何文物。有这两人移交签字的清册可证，而掌管钥匙后的屈
鸿钩从来没对我说过里面有俑头。既然我不知道，当然也就不负法律的、事实的和
工作上的责任。这一切责任应当归于把贵重文物不交，并乱塞于杂品库中的原考古
队杭德洲同志，可文物局不但对此不予追究，反而责诸于人，企图不是昭然若揭吗？
将军俑头案发后，有人向公安机关建议将我王学理逮捕，但临潼县公安局却明确表
示：只要发案时本人不在，就没有直接责任，因此也就不能逮捕。1987 年2 月17
日，杂品库内的将军俑头被盗时，正值我在北京参加《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写
会议，在2 月13 日去北京前，我曾三次委托主管考古队安全的刘占成负责工作，
并向考古所石兴邦所长汇报过， 25 日晚从北京返回西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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