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国的生与死-第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在这之间，还有一个层级，就是连接官员和平民之间的纽带——吏。

吏的概念范围，各个时期又各有不同。先秦时期的吏，更多是官吏统称，在先秦分封制下，后世所谓的“吏”并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和土壤，因为分封制下周天子并没有相对集中的王权，而各诸侯、大夫都有自己固定世袭的领土，而替大夫管理土地和百姓的则为家臣，家臣对大夫有更多的人身依附性，而大夫对家臣的控制能力通常很强，与后世官吏之间的关系大为不同。

秦始皇建立起集权而庞大的封建帝国，皇帝掌握着各级地方管理者的任命权，官职体系开始制度化、体系化、职能化，官员也不再世袭，地方统治者的权力也开始短暂化。

在官员层级的权力弱化的同时，皇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力，必然就需要另一个阶层的队伍来辅助官员层级对地方进行管理，这时候，吏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和政治集团走上了历史舞台。

西汉时期对吏就有明确的划分，丞、尉级别，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皆秦制也。

事实上，吏的分类远不止这么简单，帝国各个职能机构，都有五花八门的吏员职位，处理机构的日常事务。

帝国的税收、兵役、社会治安管理、各种国家政策，最终的基层实施者皆为基层小吏。

有人说，对于一个封建帝国来说，官员议政于庙堂，胥吏执政于江湖，帝国行政机构的运转，无法离开庞大的吏员集团维系。

但这样一个庞大而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社会地位却很低下，在某些时候甚至不如他们管理的庶民。对于权力顶层的精英来说，他们是作奸舞弊的小人；对底层百姓来说，他们是为虎作伥的爪牙，小吏们通常成了穿风箱的耗子，两头不是人，印象分都很差。

不但印象分差，其实吏员们的生存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小吏没前途，也没“钱途”。

在秦汉时期，对官员的选拔还有吏道这一途径，也就是说，你当小吏如果干好了，明天你就可能做高高在上的官员，慢慢接近权力中心。但自从东汉开始后品流渐分，直至魏晋九品中正制的建立，要当官，主要看家世，看出身，你当小公务员干得再好，也只是小吏一名，咸鱼永不翻身。步入隋唐后，科举制代替了九品中正制，要当官得进行文化考试，在读书人里选，而吏是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的，他们依然很难挤进最高权力中心。

作为吏员阶层，不仅跃升高层踏入官员阶层无望，经济收入也很低下，长期以来，只有少部分吏员能领到微薄的薪水，大多数低层小吏是没有薪水领的，吏职是作为一种差役来行使，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如在北宋帝国的前期，整个帝国在乡村基层组织不设官员，而是差派乡村主户承担不同的职役，“催督税赋、逐捕盗贼”，是为差役法。没有薪水拿的乡村基层“公务员”们不但没有报酬，同时还得承担许多责任，常常因此荒误农事，搞不好还得拖累家庭破产、妻离子散（失去生辰纲的杨志就是这种典型的倒霉蛋）。

后来王安石进行变法，针对帝国大量的差役伤农扰民的现状，实施了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募役法废除按户当差，而由民户按户分摊出钱，由政府再出钱请雇人为吏应役。

在王安石看来，募役法是各项改革中更完善和成功的一项，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避免了农民服役误伤农事，同时使吏员增加了经济收入，保持了这一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性。所以后来司马牛（光）复辟，全盘推翻新法，王介甫听到其他法令被废都还镇静，只是一提到募役法也被废，大吃一惊，说连这个也废了，我可是和先帝一起商议良久，保证方无一失，怎么连这个也要废。

之后帝国政策反复，在差役法还是募役法之间摆动，基本上是差募并行，整个帝国的吏人大约在四五十万人左右，而在四五十万人的大军中，最终能靠吏员出职升为官员的，仅有千余人，不到百分之一。

一方面是掌握了大量的公共行政资源和权力，一方面则是政治和经济待遇都很差，还要同时承担极大的风险，这必然导致另一种结果，就是吏员们可以利用政府赋予的权力鱼肉乡民，大肆敛财。而长期以来，官员是流动（流官）的，而胥吏们是固定的，到任官员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任所的社会资源和网络，而为了维持地方秩序，往往也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由属下的吏员们胡作非为。

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员，都免不了常常受到吏员们的制约，如《三国演义》中的平原县令刘备就被小小的督邮（全称督邮书掾，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检核非法）公然索贿，最后丢了县令的官帽。被督邮搞丢差事的也不仅仅是刘皇叔，后来的陶渊明也是因为面对督邮的公然索贿，才感叹“为五斗米折腰”是件很丢脸的事，惹不起还躲不起，干脆辞官，使我们又多了一个伟大的田园诗人。

如果说刘、陶二人官职低下被欺在情理之中，那么，有一些权倾一世的文臣武将也往往受吏员们的气，这又该如何解说呢？清朝生前封贝子、死后封郡王，不可一世的乾隆朝一代宠臣、江湖传闻中乾隆皇帝的私生子福安康从外面打仗回来到户部报账，竟也遇到户部书吏们的公然索贿，书吏们公然对福大将军说，如果公事公办大将军你的报账单恐怕几年也填不好，不如我们帮你填了，给点好处费就行。

对于封建时代的官员和平民们来说，他们就像取西经的唐僧队伍，不管经历了多少磨难，不管队伍中是否有孙悟空这样的能人，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但如果不向阿傩、伽叶这样的“小吏”行贿，取经一样无门，因为，胥吏们敛财的能力是无穷的。

理解了中国小吏们的社会地位和时代背景，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黑宋江只是郓城县的一名普通小押司，但却能挥金如土，在江湖上博得“及时雨”的名头。宋江家只是一户富农，绝对没这么多闲钱闲米任他挥霍，他的钱只有一个来处——灰色收入。

小小押司，看似位低薪薄，但遇到宋江这样的能人，同样是一个超级肥缺。在郓城县，办事儿，找酸文人县令时文彬未必管用，在郓城真正能揽大事的人是呼保义孝义黑三郎押司宋江。

当然，像宋江这样的吏员阶层，是没有安全感的，一旦入行，常常先自行出户。和家庭断绝关系以免连累亲人是常情，而一旦社会动荡，由于这类人深谙民情，掌握底层资源，就很容易干上造反这样的行当，隋朝的翟让、北宋的宋江、元末的陈友谅、明末的李自成，都是吏员集团的造反精英。

既然行走的都是一条“无间道”，逼上“梁山”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二

历史上的宋江，确实在江湖中掀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与同时期造反起事的方腊起义相比，宋江起义虽然规模明显小很多，但战斗力却很强。

最初，宋江的队伍起于河北，被朝廷称之为河北剧盗，活动于京东东路等地，并引起了帝国高层的注意，赵佶在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十二月的时候就下诏“京东东路盗窃发，令东西路提刑督捕之”，但同月又下诏“招抚山东盗宋江”。

不像《水浒》中的宋公明那样没骨气，河北剧盗宋江并没有理会朝廷抛来的媚眼，继续转战于山东青（今山东青州）、济（今山东巨野）、濮（今山东鄄城）、郓（今山东东平）等地，一时间横扫齐魏，“官兵数万，无敢抗者”。

后来被传说为他们根据地的梁山水泊，他们曾在这一时期经常出没，但时间并不长，这支起义军的流窜性很强，并没固定的根据地。

宋江部队的战斗力引起了官府的重视，当时的亳州知州侯蒙就向朝廷上书，说宋江率众横行河朔京东官兵无人能拒，其才必过人，而朝廷的大患还是南方的方腊，对宋江还是应以招安为主。赵佶听从了侯蒙的意见，任侯蒙为知东平府，负责招抚宋江。

但是侯蒙还没上任就病死了，招降宋江一事又没了下文。宋江义军继续南下，从山东进入江苏，其间除了沂州知州蒋园组织了地方官兵对其进行阻击外，其余各郡县大多无备，而“吏多辟匿”，地方各地一时对这支农民义军无可奈何。

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宋江的队伍又窜入江苏地区楚、海（今江苏连云港）等州，在海州宋江遇到了他的克星张叔夜。

张叔夜字嵇仲，出身名门，其祖父是真宗时代的名臣张耆。张耆文武兼修，为帝国抗辽做出过突出贡献，后来在帝国文武一把手（枢密使、尚书左仆射）的位置上都干过，并封徐国公。张耆立功不小，但后来很喜欢讲排场，生活奢华，死后很不幸被人挖了坟墓。

祖坟被挖没有影响张家的风水，张嵇仲少有大志，并喜读兵书，他更希望在战场上博取功名。他不满足于以荫职在开封做一个闲官，出仕之初便主动申请去西北参军，任兰州录事参军（八品营级干部）。

在西北他显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建设了西安州，有效地防范了羌人的侵犯，很快以军功得到升迁，后升任襄城、陈留知县，在地方的政绩也很突出，后来得到自己在西北的老上司时任同知枢密院的老臣蒋之奇的推荐，再次提升任通事舍人等职，随后知安肃军、舒、海、泰州等地（正六品官阶）。

到了宋徽宗大观中期，张叔夜已经做到了开封少尹（正四品官阶）的位置，是帝国极有前途的中层干部，然而，由于其堂弟张克公在任监察御史时狠狠参过蔡京，是蔡太师的死敌，张叔夜本人也不喜迎合得势的蔡京，自然成为蔡京眼中要排挤的人物，蔡京复相后，很快找到借口遣其出京至西安监管草场。

后来朝廷再次起用张叔夜，升任秘书少监、礼部侍郎等职，但终究，蔡太师在开封得势一天就一天没有他张叔夜呆的地，很快他又被蔡京打发出京知海州。

在海州，张叔夜和剧盗宋江等人有了正面交锋。

虽然朝廷的意见对宋江等人还是要以招抚为主，但张叔夜认为，对于屡战屡胜的宋江，不给其一点颜色看，黑三郎是不会真心归顺朝廷的，所以当宋江进入海州后，张叔夜进行了积极的备战。

针对宋江队伍的流动性，张叔夜派间谋混入了宋江队伍，掌握了“梁山好汉”们的行踪，在得知了他们去海滨劫舟的军事情报后，先派千余死士设埋，又派轻兵诱敌，将宋江队伍诱入包围圈后，使用了火攻，宋江大败，其副首领被张叔夜所擒，宋江最后也被迫选择了投降。

关于宋江的结局有很多种版本，一种版本是张叔夜降伏宋江三十六人后，并没有手下留情，而是将宋江等三十六人杀害，并埋于白虎山下，并留下了传说中的“好汉茔”；另一种更为官方的版本是宋江投降朝廷后被封官赏爵，并率部参加了南征方腊的征伐。但是在平息方腊起义后，宋江又再次反叛，朝廷又派刚刚在征伐方腊中立下大功的年轻西北名将折可存率部镇压，起义再次被平定。

张叔夜以千余人马就将横行河朔、山东、江苏等地，连“数万官兵”都拿不下的宋江擒获，以此战功，他被朝廷加封为直学士，并很快迁知济南府。在济南，他又平定了当地的一些农民起义，升封龙图直学士，知青州。

金兵入侵一围开封，张叔夜即率兵勤王，在金兵北归后，他建议，金兵此番劫获大量财富，行军必然涣散缓慢，如果率兵追击必然大胜。但赵桓没这么大胆子，怕张叔夜等人再惹毛了金国人，遂将其调知邓州，兼南都道总管。

张叔夜到任邓州时，金兵又再次南下围困了开封，张叔夜率部三万勤王，可叹北宋帝国拥有百万兵甲，他的部队竟然是第二次开封保卫战中唯一一支勤王开封的地方军，其他的都原地不动坐等宋廷和金人谈判。

入开封后，张叔夜被赵桓任命为资政殿学士、签书枢密院，成为第二次开封保卫战军事方面的负责人。

但此时的他面对的已不是“梁山好汉”宋江，而是东西两路十多万金兵的合围，而保卫开封的，只是几万残兵游勇。

在开封那群谈金色变的君臣领导下，张叔夜已无法创造奇迹，只能眼看城破。

开封城破后，张叔夜拒绝辅佐金人扶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于是被押上了跟随徽、钦二帝北上的路途。

行至白沟（灭辽后宋金两国的交界线），船夫对众人说过界河了，再走就是金国的土地了，张叔夜悲从中来，仰天长啸，至此绝食，第二天卒于旅途，时年六十三。

宋江败于此君手中，并不丢脸。

第十章有奶是娘蔡太师

引子

在帝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变法前期，革新派、反对派两大领袖王安石、司马光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探讨乃至争吵。

谁也没能改变各自的主张。

面对热血的年轻皇帝，面对同样执拗的王安石，司马光几近绝望，但他最后并不死心，一连给王介甫写了三封信。

天下犹如一座房子，可以修补的时候，有必要全盘推倒重建吗？介甫啊！你的新法犹如一把利器，威力无穷，神器一出，对天下是何等的影响，你确定能掌控你自己手中的武器吗？

王安石的回复依然犀利而自信，他相信在英明的皇帝和大公无私的自己手中，新法能成为富国强兵的最好武器。

有一个问题司马光还没有问，如果后世手握这样神器的是一些奸佞小人，他们又会如何？

司马光和王安石，他们都不是神，是人，他们都无法脱离一个时代的迷雾看清整个历史长河的流向。

他们或许都没有想过，他们在朝堂上争论的姿势，会成为帝国两个不同的政治坐标，从而衍生出帝国后来最大的政治流派和纷争。

也许变或不变，于他们都是为国为民。

但后来者，难寻王安石，亦难寻司马光。

只有蔡京。

一

作为扣着一顶“北宋第一奸相”铁帽近千年的北宋第一反面文臣蔡京，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反角队伍中最少创造了四项第一：字写得第一好、传说第一多、下野次数最多、活得最长。

先来讲讲关于蔡京的传说。在众多蔡京轶闻中有两则最有意思，都是关于吃的。一是说蔡京垮台后，开封一个商人娶了蔡京家的一个厨娘为妾，进门没多久商人叫厨娘炒两个菜，厨娘说不会，俺在蔡府的厨房里是专门呆在包子房的。过了两天，商人又让厨娘去蒸两笼包子来尝尝，看看蔡太师平日里吃的是什么样的包子，厨娘板了板脸说还是不会，俺在包子房里是专门负责切葱丝的（商人闻之晕倒）。

第二个关于吃的是说钦宗上台蔡京被贬流放岭南。破船还有三千钉，蔡太师自然是金银财宝装了几大船，结果从开封到长沙三千里的路途中，腰缠万贯的蔡太师竟然买不到吃的，因为沿途的店家百姓一听是蔡京，再多的钱也不卖给他吃的，不仅如此，老百姓还自发地沿途扔臭鸡蛋，“问候”蔡京那早已逝世N年的母亲，以至于堂堂帝国执宰，最后竟羞愧饥渴而死。

两个故事都经不起考证，蔡京虽然阔绰奢侈，宋代的饮食业虽然发达并逐步专业化，但一个包子房里居然有个专门切葱丝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则故事加了很多“艺术水分”，不过在批判蔡太师生活奢靡罢了。而后一则更不合情理，就算北宋帝国君民都嫉恶如仇，那时候的资讯并不发达，真正亲眼看见过蔡太师的人少之又少，而蔡京仓皇流亡，已是丧家之犬，自己不可能每到一处都报出自己的名号，沿岸百姓又怎么可能都知道他就是蔡太师而拒绝卖食呢？蔡太师饿死之说显然经不起推敲考证。

事实是流放岭南，金人入侵，家破国亡，对于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来说，这是生命不能承受的痛苦，从开封到潭州，前面还有漫漫而荒芜的旅程，这一切足以要了他的命。

再谈谈蔡太师的字。众人皆知，北宋书法四大家为苏黄米蔡，原本这蔡的人选是蔡京，可由于蔡太师在政治上的拙劣表现，后人遂将苏黄米蔡中的蔡换成了蔡襄（蔡京的堂兄），但业内人士大都认为，蔡襄在书法上的造诣是远逊其弟的。据说，蔡京和当时的四大家之一米芾交谈，蔡京问当世谁的书法最好，米芾说不仅是当世了，自从唐朝柳公权后，没有人能超过你们兄弟俩（蔡京和其弟蔡卞）。蔡京说其次呢，米芾笑笑说那当然是我。

米芾人称米颠，生平视权贵如粪土，当然不会拍蔡太师的马屁，说的都是大实话。早在神宗年间蔡京还未进入帝国权力中心时，他的字就已经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据说有一次酷夏难当，蔡京在府宅坐在摇椅上乘凉，两个小仆在旁边很卖力地给蔡老爷扇扇，蔡京兴致所至便在凉扇上挥毫，并随手赐给了身边努力工作的这两个跟班小仆。过了几日，蔡京突然发现这两个家伙一下子阔绰起来，蔡京问其故，二人说爷你那天赐给我们的扇子我们拿到书画文物市场拍卖，被您的一个超级粉丝以两万金的价格买去，照顾小的们发了一笔横财。

蔡京的那位超级粉丝就是当时的端王，后来的徽宗皇帝赵佶。

后世人常拿蔡京的奢华生活说事儿，但其实蔡京就仅凭为相二十年拿的高薪和其书画在当时的市场价值，也足以过上锦衣玉食的超豪华生活。宋朝的顶级文人们都生活在天堂，比蔡太师奢华的前辈太多，吕蒙正、宋学士（祁）、欧阳修谁也不差谁，没必要老拿蔡京一人树典型，说他巨贪，史书上也没有几点这方面的证据。

蔡京最传奇的故事是在他死后。据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当年蔡京于流放岭南半途身亡，草草安葬。三十五年后（公元1162年）南宋孝宗赵眘上台后。为岳飞等人拨乱反正，同时恢复名誉的还有蔡京，随即他被迁墓归葬在枫亭故里。在重葬蔡太师的时候，人们发现已逝世四十余载的蔡太师，“肉已烂，但独心胸上隆起一‘卍！’字，高二分许，如镌刻所就”，这可惊吓坏了当时的世人，因为这个“卍”字是佛祖瑞相的标记，怎么会长到一代奸相的身上呢？世人除了不解还是不解，这成了南宋朝的一大未解之谜，也为蔡京的传奇人生添上了深厚一笔。

最后关于蔡京的传说都与石碑及小人物有关。一个是说蔡京作为新党领袖上台，对元祐旧党人的打压到了极致，在世的，贬官的贬官，流放的流放，甚至出台了旧党人士子嗣不得与赵氏皇族通婚的歧视性规定；而那些死去的旧党头目如司马光、苏东坡、文彦博之流，不仅死后的许多封号和荣誉被取消，蔡执宰还在文德殿门东壁把他们刻记为奸佞黑名单，让子孙后世永以为戒，并令全国各州府都要同样立碑为戒。

任务传达到了长安府，知府当然要执行上头的命令，找来了石匠刻碑，其中一个无名石匠公开表示拒绝刻司马君实这样的忠厚长者，说司马大人为人声名谁人不知，却要在奸臣碑上立名，小人不忍刻。知府怒了，狠拍惊堂木，说不执行命令就板子侍候打到你肯刻为止。

胳膊拧不过大腿，石匠叹了口气说要我刻也行，但我要求在碑上不要留我的名字（通常刻碑者会在碑尾署名），我可不想让我的儿孙骂我老糊涂。

而后一个传说和重庆大足石刻有关。在现在的重庆大足北山佛湾103号窟有一道《赵懿简公神道碑》，被历史学家马衡称为“环宇间仅此一刻”。这道无名碑，后经史学家的考证，为范祖禹拟文，蔡京所书。

但这道碑帖为什么会被刻到了大足北山呢？碑中的主人赵懿简公（赵瞻）是仁宗、神宗、哲宗时期的官员，在政治上属于元祐旧党，没有在重庆任官的履历，死后的墓地也不在重庆，那么蔡京为什么会给一个政敌书碑，而又为什么被作为无名碑刻在了重庆大足的北山上，现在都已经无从考证了，于是只有民间传说来填补这段空白。

故事是这样的。当年赵瞻虽在政见上与蔡京水火不容，但他的一个侄子却在蔡京的门下效力，赵瞻死后，他的侄子找到范祖禹（亦为旧党）为赵瞻拟写祭文，请蔡京一赐墨宝，蔡京看在小赵同志为其鞍前马后工作努力的面子上，挥笔而就这帖《赵懿简公神道碑》。

后来金人入侵，小赵带着蔡京的墨宝南渡来到了重庆，看透了世情在大足出家为僧，追忆往事，常常拿出蔡大师当年赐的墨宝欣赏，于是就有了将这道千古佳帖刻于空山万古流传的念头。

但此时的蔡京已是落水狗人人喊打，其生前墨宝大多被焚毁，如说是蔡京所书，恐怕无匠愿刻，小赵只得对石匠们隐瞒了这道碑的作者，遂成了这道“无名碑”。

两个小人物的故事，一个被众多史家写入史书，一个则散落为民间传说，一个敬人，一个敬字，但我们相信两个故事同样真实，而小人物体现出的性情也同样令人敬重。

蔡京其人，也许真不能用“一代奸相”一词就能简单概括。

二

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今福建莆田仙游）人，仙游蔡氏是北宋时期南方最有名望的书香门第，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出了三十多个进士，蔡京在二十三岁的时候（熙宁三年）中进士，同年进士的还有他的弟弟蔡卞。

走向帝国政治舞台的时候，帝国正在迎接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作为南方士人的新锐力量（时人做了一个统计，支持新法的，大多为南方的士人阶级，新旧两党之争同时也是南北士人在帝国政治力量上的角逐），蔡京毫不犹豫地投身做了改革派。

蔡京早期历任钱塘尉、舒州推官、起居郎，后来与其弟蔡卞一起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一起负责为皇帝拟写诏书。

蔡京很快成为了王安石的得力干将，在王安石变法期间，是做过不少大事的，最为人称著的是修筑了木兰陂。

木兰陂现位于福建省莆田市区西南五公里的木兰山下，与兴化湾海潮汇流处，两岸的兴化平原频遭上游洪水和下游海潮侵害。北宋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当地一位叫钱四娘的奇女子看乡人屡受洪潮之苦，于是出资十万缗在木兰山下兴修陂堰。但木兰溪水流湍急，钱四娘筑起来的陂堰被冲垮，钱四娘一时想不开，跳进了洪水中，成为后世颂歌的传奇女子。后来钱四娘的同乡林从世又携金十万缗继续修陂，仍然以失败告终。

到了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在杭州钱塘当县尉的蔡京看到全国都兴起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情系家乡，想起了这条两次修筑失败的水利工程，几次上奏朝廷申请重筑木兰陂。在他的召集下，福州义绅李宏再次出资七万缗，在精通水利的和尚冯智日的协助下再次在木兰溪展开了这一宏伟水利工程，但才开了个头，李宏集资的七万缗就花完了。蔡京得知后又再次复奏朝廷，又联络了当地十多家富绅出资，官方民间一共集得七十万缗，群策群力，终于在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修筑完成。

木兰陂现在成为了中国五大古陂之一，至今仍保存完整并发挥其水利效用，现在的木兰陂南建有木兰陂纪念馆，馆内有众多当初为修建该陂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历史人物——钱四娘、林从世、李宏、冯智日等人。

独缺蔡京。

因为优秀的表现，在神宗变法时代蔡京的官升得很快，在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时候，三十七岁的全国著名青年书法家蔡京已经做到了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的显赫位置，成为了新党中的中坚力量。小蔡同学的前途一片大好，据说被列为了神宗朝后王安石时代的三大新法领袖接班候选人。

世事风云变幻，一生都寻求变法的神宗皇帝赵顼升天，年仅十岁的哲宗皇帝赵煦上台，掌握大权的是高太后老人家。高老太婆年老图清静，不想折腾，司马光等旧党比较合她老人家的口味，于是，在洛阳闭门写史的旧党元首司马光在万民敬仰下走进了开封城。

谁都知道，新党的春天过去了，而冬天有多长，没人知道。

重回权力舞台中央的司马光一天都不想再等，他对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有着充分的了解，他要和时间赛跑，在有生之年将新法流毒从帝国的身体逼出，所以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废新法，好的坏的一律废黜。

对新法中最重要的募役法，司马牛（苏大胡子语）限期五天，帝国各路全部从募役法改为原来的差役法。

力度之大，时间之紧迫，不要说旧党难以接受，连苏轼、范纯仁（范仲淹之子）都直呼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饭要一口一口吃，肉要一口一口吞，更何况眼前的摊子是难啃的骨头。

这时候，蔡京跳了出来，坚决拥护司马牛，并神速地在五天内将他开封府辖区的募役法全部改回差役法。

帝国上下的臣僚们都有些目瞪口呆，他们没有人想到跳出来的竟然是新法战将蔡龙图，小蔡的这一百八十度弯转得也太神速了。

事实证明，蔡京的这笔投资是血本无归，他此举除了让老司马开心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蔡啊，如果帝国人人都能像你这样奉公守法，还有什么事是办不成的呢”外，没有收到其他任何回报，赏识他的司马光完成夙愿后也耗尽最后一丝心神撒手西游，剩下的是铺天盖地的对蔡元长的骂声，旧党骂他叛徒，新党说他是小人，台谏官们则视他为奸邪，蔡京耗子拉风箱——两头不是人。

京城是呆不下去了，蔡京被贬出京到地方任职，知成德军，后来历知瀛州、扬州、郓州、永兴军、成都府。

虽然做了新党的叛徒，但是新皇帝眼中的蔡京，还是一位新党中坚骨干和能吏。哲宗皇帝一天天长大，对高老太后的不满和对父亲的崇拜与日俱增，亲政后，他重新重用新党施行变法，绍圣初，蔡京也被召回了开封，任代理户部尚书，而他的弟弟蔡卞则官拜左丞，蔡家兄弟一时又重新起势。

蔡京废新法是好手，助新法也是能手。回京代理户部尚书后，新党领袖章淳正愁如何恢复募役法而头疼，蔡元长说这有何难，直接取熙宁成法施行，错不了。在他的协助下，帝国很快又全面施行起募役法，一废一复，手起刀落非常利索。

可惜赵煦虽有继承父志将变法进行到底之心，却天生命短，二十四岁没留下子嗣就双脚一踏去了黄泉，便宜了十八岁的兄弟端王赵佶。

上台伊始的赵佶仍然不能做这个帝国的主，这次当家的是向太后，一样是不喜欢折腾的女人。新党又一次遭殃，蔡京当然不能例外，被罢官为端明龙图学士，再一次赶出开封，知太原。随后又再次被贬，知江宁。

蔡京做地方官做得严重审美疲劳，这一次他赖着呆在开封不走，很快被御史们告了一状，地方父母官也做不成了，派他去看守余杭的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