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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究竟多彪悍-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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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铜制的方孔圆钱作为主流钱币,在我国流行两千年,直到清末才退出货币体系。
秦始皇的第四功,是统一交通。
交通在古代,不光是关乎老百姓出行方便,还关系到国家的税收、征战、行政效率、信息传递、维系边疆等,可说是政治、文化的大动脉。
在没统一之前,各国道路不一样宽,车辆也不一样宽。诸侯为防止外敌侵入,还设了很多关卡,就如现代的“柏林墙”。
于是,秦始皇在实行“书同文”之外,又下令“车同轨”,车道宽度为6尺,全国一样,原六国的所有关塞统统拆毁。
统一之后的第二年,他又下令以咸阳为中心,修建古代的高速路——“驰道”。路宽50步,路基宽厚,埋有金属标杆,两旁遍植青松,壮丽无比。
从统一第三年起,他就在这条高速路上出巡全国,第一次就去了山东半岛,登上了泰山,然后转到琅琊、彭城,看完了南岳衡山才回去。这条路线,就是我们今天开汽车跑一趟也不轻松。
为了防御匈奴,秦朝还从咸阳往北,修了通往边境的“直道”,用以运兵运粮。后来司马迁去北方旅游,走过这条路,看见道路凿山填谷,感慨秦始皇太不爱惜民力。不过这个问题,就看怎么看了。就防御匈奴而言,比较一下秦的气壮和汉初的窝囊,不能不承认秦始皇还是够有气魄的。
秦朝后来又平定了西南,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涵盖今日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方。为了经略这些岭南之地,又专门修建了“新道”。这些道路网,就是搁到今天,也堪称伟大的实用工程。
秦始皇的第五功,是“统一法令”,这是诸统一中最根本的一个统一。六国灭后,秦国蜕变为史无前例的大帝国,如何统治,如何管理,没有统一的制度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统一之初秦始皇就废除了六国五花八门的礼仪和法律,实行商鞅之法,“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4)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等于铲除了春秋以来混乱分裂的根源,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郡县制保障了古代中国以千年为单位的超级稳定统一。
自从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以后,现代中国人对古代的超稳定结构颇有非议。其实,稳定显然要比动荡好,起码古代中国人享受到了当时欧洲人连想也不敢想的经济、文化繁荣。上千年的安稳日子,怎能一笔勾销?
可是古代人也有思维定势,凡事不问好不好,只问习惯不习惯。秦帝国统一之初,丞相王绾就曾提出,燕、齐、楚故地离中央太远,应考虑当地人民习惯,保留分封制,设置国王。群臣都认为这个“一国两制”很方便,只有李斯反对置诸侯。
秦始皇肯定了李斯的意见,说:“天下之所以苦斗不休,是因为有王侯分封,现在天下初定,又复立国,不是自己找乱子吗?”
不料,统一了八年后,也就是秦始皇三十四年,郡县制好还是分封制好,这个问题又成了舆论焦点。
这就牵出了一个与“秦始皇”这个名字紧紧相连的成语——“焚书坑儒”。
据记载,这一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召集博士70人前来祝贺。秦在灭六国过程中,有意搜罗了各国的博士70人和诸生2000人,由公家养着。豢养他们,主要是让他们歌功颂德,以今日眼光观之,这也没什么大错。
问题在于,这些博士是喝着六国的文化乳汁长大的,这里面就有一个习惯的问题。祝酒这天,仆射(官职名)周青臣先站出来唱主旋律,他说:“以前秦地不过千里,全赖陛下神明,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耀之地,莫不臣服。废诸侯、置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以来的帝王,都不及陛下的盛德呀!”
周青臣说得不完全错。可惜秦帝国的国祚太短,后又被汉朝有意妖魔化了,否则它留给后人的大概不会是个“暴秦”形象,如果历史也给它两三百年的时间来纠错,它就很可能是个光辉无比的形象。
但拍马屁总有点讨人嫌,原为齐人的博士淳于越听不下去了,站起来反对:“我听说殷周的国运都长达千年,分封子弟与功臣,为中央的辅佐。现在陛下占有海内,子弟却是平民,一旦有篡位的野心家,您没有辅佐,如何相救?做事不效仿古制而能长久的,我没听说过。现在,周青臣又当面吹捧,以加重陛下之过,他这可不是忠臣啊!”
秦始皇被泼了一头冷水,倒也没怒,他把这问题交给群臣去讨论。
主张郡县制是李斯坚持的,李斯当然要起来辩护,他滔滔不绝,说了一大篇反复辟宣言。
李斯本人虽然也是学者出身,但已蜕变为掌权的政治家,对原先的同类很鄙视,斥之为“愚儒”。他高屋建瓴,不屑于跟儒生们纠缠,只是一句话,就将淳于越等人的意见反驳了回去。
他说:“五帝的统治术不相重复,三代的统治术不相沿袭,各个都能达到大治。这不是后来者故意要相反,而是时势发生了变化。今天陛下创始大业,建立万世之功,其诀窍不是愚儒所能知道的。而且说到三代那么远的事,怎么能去效法呢?”
他的驳斥,就到此为止,而后突然引申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六国旧时周游天下的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一说起这个话题,李斯的语气就很严厉,千年之下也能感受到他的那股杀气。他说:“过去诸侯并争,所以厚待游学之士。现在天下已定,法令统一,百姓忙着务农做工,士子都学习法令以避免犯法,而诸生却薄今厚古,非议当世,迷惑黔首。”
接着他提出一个震铄古今的建议:“今皇帝已兼并天下,区别黑白而定于一尊,但民间的私学还在非法教学。上面一有法令下来,他们就用自己所学的那点东西来非议,不仅在家里嘀咕,还到外面去街谈巷议,成群结队地造谣诽谤。这要是不禁止的话,则朝廷权威下降,在野派将结成死党。我建议,今后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全部烧毁。如不是博士官,天下其他人不得藏有《诗》《书》和诸子百家着作,应命令地方官把它们全部烧掉。有敢偶语《诗》《书》的,杀头示众;敢以古非今的,诛杀三族;官吏知情不举的,同罪;法令下达三十日官吏不烧的,脸上刻字,罚做苦役。能留下的书籍,只有医药、占卜、种树之书。若有想学法令的,以吏为师。”
李斯这番话,真是骇人听闻,与吕不韦的海纳百川截然相反。他这是极端功利的法家手段,为了尊重权威,连一般的意识形态、一般的文化教育都要取消了。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5)
令人费解的是,现在治秦史的专家,多有认为这是有道理的,说是为了结束百家争鸣,统一法令与思想。还有人举例说,六国就曾干过清理图书的事。
可是李斯所建议的“焚书”,那可不是清理掉一点禁书,而是要把文化类图书全销毁。要看书,就看技术书;要学习,就跟官吏学法律条文。
这种极端做法,造成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极度紧张。知识分子当然不满,就不会给政权卖命,还要到处制造不利舆论,使政权的合法性大打折扣。
秦始皇想不到这些,对李斯言听计从,于是一道《焚书令》发到全国,民间所有的文化典籍统统被付之一炬。好在中央府库还有完整的藏书,不过后来也被“不读书”的项羽在入关后,一把火给烧掉了。
这个文化断层,给汉代的文化重建带来了巨大困难,华夏文化可说是遭到了第一次浩劫。
可叹的是,近世居然还有“四人帮”者流,不学中外先进的治国方法,偏偏去效仿李斯的干法,禁绝丰富生动的文化,让老百姓活得索然无味。学史学到了这个地步,他们的结局,当然也就比李斯强不了多少。
李斯实际上也是个没有治国经验的激进派,视历代统治术为腐朽过时之物,他以为“法令”能至高无上,取代文化与道德。他又迷信官吏万能,以为有了忠心耿耿的官吏,连教师也可以不要了。
其实法律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要想官民都守法,还得有良好的文化、道德氛围,天下人如果都成了无知无识、狠如禽兽的乱民,靠法律能镇得住吗?官吏也是同样,不要教育,不讲道德,怎么能有合格的官员?像李斯这种人,在法家中也算是极端的,思维中缺少一点基本逻辑——他以为,如果一个人吃三张饼能饱,那就直接吃第三张好了,头两张饼不吃也罢。
他提出的焚书,开了人类文化史上的恶例。六国那会儿,君主多少都还标榜自己有文化,贵族交往聚会不念两句诗是不行的。李斯却要挖掉人头脑中的文化,百姓偶尔说两句《诗》《书》,都要砍脑袋,这不是要退回原始社会去吗?
“焚书”事件后,接着又发生了一桩“坑儒”事件,其案情扑朔迷离,给了秦朝的知识分子最致命的一击。
秦始皇做了千古一帝,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不仅李斯这类拥护者是这么认为的,始皇帝本人的感觉也是这样。那么,一般人到了这地步,就“真的想再活500年”了。与我们常人操劳衣食、奔走禄位不同,我们活上70年,大概就很有些不耐烦了。
秦始皇不可能有现代科学意识,他自然要开始琢磨:如何能够长生不老?这也不完全是为了贪图生之享乐,他一天看几百斤的文件,也不见得是什么享乐,这里面,也有为帝国长治久安的因素吧。
秦始皇二十八年,他东巡至琅琊(今江苏赣榆),有齐人徐福(又名徐巿)给他上书,说海上有三座神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山上有神仙,长生不老。他请求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定能求来长生不老药。
始皇帝批准了徐福的请求,给徐福派了好几千童男童女,载上够吃三年的粮食,坐着大船就下海去了。
第二十八章创世纪的伟人也有败笔(1)
现在的人看,这徐福好像就是个骗子。其实不然,他是琅琊的一位“方士”,博学多才,通晓医学、天文、航海等知识,且同情百姓、乐于助人,在沿海一带名望甚高。徐福还是鬼谷子的关门弟子,跟师傅学到了辟谷、气功、修仙的本领,且兼通武术。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就有这么一类,当时叫方士,并不见得就是骗子。他们弄的那些玩意儿,有的是化学,有的是医学,有的是心理学,还有的是占卜,不能说都是骗术。
徐福这一折腾,耗资巨大,但出海数年,空手而归。9年后,秦始皇再度东巡至琅岈,听徐福说神山尚未找到,大为生气。徐福连忙推说出海后碰到巨大的鲛鱼阻碍,没法儿登陆神山,请求增派射手对付鲛鱼。秦始皇应允了,派了一批射手出海,果然射杀了一头大鱼(估计是鲸鱼吧)。
大鱼除掉了,再去总成了吧。秦始皇再次派徐福携带童男童女,还有百工巧匠、甲士、射手500多人,装载了满满一船五谷种子、粮食、器皿等入海。
这回徐福不敢折回来了,硬着头皮往前走,终于登陆了一块“平原广泽”。这是哪里?据说就是日本的九州。原来,所谓蓬莱,就是日本的北九州;所谓方丈,就是韩国的济州岛;所谓瀛洲,就是琉球群岛。
按照秦律,方士的药方要是不灵验,那是要砍头的。徐福上岛一看,这也就是一荒郊野外,何来长生不老药?所以不敢回去,就在日本定居了下来。那时的日本也不叫日本,还没有国家形态,徐福这一群人的到来,无异于是先进群体插队落户,他们教给当地土着农耕、捕鱼、锻冶、制盐等技术,传授医术,大受欢迎。所以在日本后世,尊徐福为“司农耕神”和“医药神”,还有说他曾自立为国王的。
徐福最后到了日本,这事八九不离十。日本的地名和人名中有那么多以“福”字打头的,似乎也跟他有关。
徐福在东瀛算是安居乐业了,可这边厢急坏了秦始皇,他坐等徐福不归,就又派了燕人卢生去寻找仙人,还派了另外的人去找不死之药。世界上除了人以外,不能长寿的东西多了,大部分事物都“犹有竟时”,可还是有人祈望能千秋万代,这一点都不可笑。
卢生还真是有点收获。秦始皇再次巡游到达上郡(今陕西与内蒙古交界处),卢生求见,说自己刚从海外归来,带回来一本《录图书》,是一本谶书,可预测示来之事,书上说:“灭秦者,胡也。”
秦始皇高度警觉:是啊,这些北方的胡人,不扫灭还真是不得了!于是他派大将蒙恬,带领33万大军北击匈奴,又在北方修起了长城。过了若干年,秦始皇死了,秦朝也亡了,人们才醒悟过来,这个“胡”哪里是胡人呀,而是“二世而亡”的胡亥!这些传闻,我们姑且听之吧。
这个卢生只是个方士,弄点占卜、气功什么的还行,要拿出长生不老药来,他得掂量一下自己的头颅有多重。于是他只能哄秦始皇:“臣等去求仙人奇药,常不遇,好像有什么东西伤害了仙人。”他建议秦始皇要隐蔽自己的行踪,以远离鬼怪,这样才能迎来水火不侵的“真人”,求得不死之药。
秦始皇被忽悠住了,说:“我仰慕真人。”于是不再自称“朕”,而自称“真人”,又下令将咸阳方圆两百里内的270座宫殿,用空中“复道”和带盖子的“甬道”相连,他走到哪里都要严格保密,谁说出去就是死罪。
从此,秦始皇深居简出,处理朝政都在咸阳宫,要是偶尔出去也行踪诡秘。原先性格还算开朗的他,这以后就变得很孤僻了。政坛从来是高处不胜寒,换了谁也难免。
秦始皇对方士深信不疑,但方士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哄独裁者高兴。可是方士吃的这碗饭,跟御用文人不一样,文人怎么吹都行,方士是必须要拿出长生药来的,“不验,辄死”。时间一长,总拿不出来怎么办?
就在焚书的第二年,负有寻找长生药使命的侯生和卢生,私底下就这一问题,展开了一番讨论。
他们说:“始皇这人,天性刚愎自用,从诸侯起家,兼并天下,随心所欲,以为自古以来无人可及。现在又专用狱吏,博士虽有七十人,但备而不用;丞相等诸大臣,只管办事,一切由皇上说了算。皇上以杀人刑罚树立威望,天下人怕得罪、要保俸禄,都不敢尽忠。这样一来,皇上听不到批评而日益骄横,下面因为害怕就只挑好听的说,以取悦皇上。秦法,药方不灵验,那可是立刻就得死的呀。现在,懂天文气象的有三百人,皆良士,因为忌讳就只能说些拍马屁的话,不敢直截了当地批评上面。天下大小事,都是皇上说了算,一天要看几百斤文件,不看完不休息。贪恋权势如此,我们绝不能为他求仙药。”
第二十八章创世纪的伟人也有败笔(2)
两人讨论完毕,既出于害怕,又出于正义感,决定不玩了!于是一起逃亡了,不知所终。
秦始皇听说这两个方士跑了,大怒道:“我不久前收缴了天下不中用之书,全部销毁;又召集大批文学之士和方士,想发挥他们的作用,开创太平盛世,方士却劝我求奇药。现在方士一去无消息,徐福花费巨大,终究也没得到奇药。只有狡诈之徒为了图利,日日报告说有发现。像卢生等人,我赐给甚厚,现在却诽谤我,给我扣上‘不德’的大帽子。这岂能容忍?诸生凡是在咸阳的,我都要派人查问,看是否有以妖言惑众的!”
于是,始皇帝派御史,对首都所有的儒生和方士立案审讯,被审者只有供出有嫌疑的人,自己才可解脱。
高压之下,什么口供没有?如此辗转攀扯,查出犯禁者共有460余人,皆在咸阳坑杀,并公告天下,以警示其他知识分子。这之后,更有大规模的贬谪、流放,对象都是知识分子。
可怜这460多名首都知识分子,是在渭水之滨被坑杀的,据说在今陕西临潼以西20里,就有一处山谷叫做“洪坑沟”,清乾隆时代的临潼县志上载,此地又名“坑儒谷”,就是秦始皇当年的坑儒之地。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是个有慈悲心肠的人,他对知识分子如此惨遭活埋看不过去,向父皇提出了委婉的劝谏:“当今天下初定,远方黔首还未真心归顺,诸生也还都习惯于尊崇孔子。爹爹您现在全部施以重罚,臣恐天下不安,望父皇察之。”
这番话触怒了秦始皇,他现在只听得进法家言论,听不得“孔子”这俩字,于是他把扶苏派到上郡,去做蒙恬的监军。扶苏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踏上归路。
秦始皇把扶苏送到北方边境,是要让他受点锻炼,知道国家不是那么好摆弄的,似乎还没有不再信任的意思,因为监军等于手握兵权。北方的30多万大军,是秦军的精华;从这一点看,秦始皇对扶苏还是寄予厚望的。
现代史学界对始皇焚书一般都予以指责,烧书总是不对的,有的烧了就永远不能恢复。但对于坑儒,却有不同看法,最极端的是《剑桥中国秦汉史》,干脆认为“坑儒事件”是瞎编的。
瞎编当然不大可能,司马迁写《史记》的时间距离坑儒并不远,他不可能把流言当做正史。还有学者说坑杀的都是骗子,不是知识分子,其实方士也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有劝谏君主的独特功用。秦朝以“查禁妖言”为名,一次坑杀460多个读书人,无论如何也是暴政。
秦始皇功高于天,这不假,但历史人物在做好事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要做一些坏事。古人对于政治,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一个开创性的大帝国,应怎么统治,也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探索和纠错的过程。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知识分子是空前的重创,现在更有人视为民族的千年之痛。他的这一举措,使得原六国的知识分子迅速离心,成为潜在的叛逆者。
专制政权,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群体参与,就无法完善和自我纠错。政权只依靠狱吏实行高压统治,使帝国政务变成了单纯的镇压与控制,再加上大工程的劳役空前繁重,百姓不堪其苦,知识分子趁势制造对抗舆论,帝国的基座也就十分不稳了。
物极必反。
秦始皇一定读过很多法家着作,但他要是能领会一点老子的精髓就好了——辩证法,这是中国哲学中最有用的瑰宝。
创世纪的伟人也有败笔
在上古传说中,也有三皇五帝这样的伟人,但多半可能只是部落首领,管辖的也许只有几千户。在秦始皇之前,能管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且能一管到底的,不可想象。
秦始皇有了这么大的权力,自然会产生国家意志就是朕的意志、朕的意志无往而不胜的错觉。秦始皇在营建他的大帝国时,难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干些劳民伤财的事。
如果仅仅是在言论上限制“黔首”自由,问题倒还不大,因为绝大多数人不是靠嘴皮子或笔杆子吃饭的。可是浩大的工程、繁重的劳役,还有迁徙富户、卫戍边疆等,都势必要影响到民生。
老百姓活得不安稳,他们也就不想让这帝国安稳了,这才是大秦帝国致命的软肋。
在秦始皇的功绩中,就有一些这样负面的东西,愈演愈烈,后患无穷,足可给后世统治者以刻骨铭心的教训。
他的负面“功绩”之一,是修建阿房宫。
秦始皇是喜欢豪华建筑的人,在灭六国时,每灭一国,就要把该国的王宫复制下来,在咸阳原样造一个,这大概算是历史上最早的“建筑世博会”了吧。这些宫殿群,规模达到什么程度?咸阳一带东西八百里,离宫别馆,连绵不绝。就算是有人“穷年忘归”——走上一年,也不能逐个看遍。
第二十八章创世纪的伟人也有败笔(3)
但这些建筑,仍不能让他满足。就在秦始皇亲政之后不久,即在丰镐(今陕西长安)开始营建空前绝后的超级皇宫——阿房宫。
这阿房宫,有多大?不好估摸。因为它修建了快10年最后也没完工。单说正殿的规模就很吓人,东西宽500步,南北长50丈,殿上可同时坐10000人,殿前广场上可容纳10万人。古代的人口少,设计这么大的广场想干什么?只有伟人才知道了。
宫殿的四周,回廊环绕,有的回廊从殿前直通南山顶上的宫殿。此外还建了一座天桥,凌空飞架渭水,直达咸阳。
先秦时代的宫殿,不像明清的北京故宫那么世俗化,早先的宫殿更高、更复杂、更富有奇幻感。
阿房宫采用的技术是一流的。为防刺客混入,前殿用磁石做门,四夷来朝的使者中,如果有身怀利刃的歹徒,立刻就有机关“咔嚓”一声拦住。
秦始皇把灭六国时抢来的美女、钟鼓乐器,都安置在阿房宫里,以至于“后宫列女万人,气上冲于天”!
唐代诗人杜牧曾作了一首《阿房宫赋》,把当年盛况想象了一番,估计与事实差不太多。开篇的第一段,就气势压人:“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
这样的宫殿,施工延续了10年,罪孽真是够大了。
秦始皇的负面“功绩”之二,是修建骊山陵。
深宫大宅是现世的住房,而陵墓是死后的住房,与营建阿房宫几乎同时,秦始皇又开始了修建来世的住宅,也就是后世叫做秦始皇陵的墓园。
秦始皇陵在咸阳的芷阳一带,占地56平方公里,其坟头经过两千年的风雨侵蚀,至今仍有46米高,屹立于临潼之南,与骊山并立。据考证,当年的高度竟有120米,完全靠人工堆成。
在这座宏伟的人造山丘下,有一个迄今未能知晓详情的地宫。为防泄密,当年修建地宫的能工巧匠,在始皇帝落葬后全部被封杀在墓中,因此地宫的建制、形状如何,没有片纸资料留存下来。
我们只能从《史记》上的只言片语,想象这个地下世界——穿凿了三层地下水,用铜汁浇铸成棺椁,将天下奇珍异宝搜罗来,堆积成山;又用水银制作了人造的江河大海,流动不止。天棚顶上画满天文景象,地面画着地理图案;又用东海人鱼的油脂做灯,长明不熄。
这样壮丽的地宫,绝大多数读者大概今生无缘得见了。但是从1974年在骊山脚下挖出的秦兵马俑坑来看,秦始皇陵有多神奇,就能品味一二。要知道,这个坑,不过是骊山陵外围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而它足以让一个人不朽!
这浩大的工程,确实保住了秦始皇的灵魂两千年间不受侵扰,因为谁也组织不起那么大的一支盗墓队伍。
可是,伟业不可能凭空而起。修建阿房宫、骊山陵这两个大工程,不知耗尽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史料记载,共动员了70余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刑徒。
这就要提到秦始皇的负面“功绩”之三了——法网太密。
秦法严苛,人民动辄获罪,当时的刑徒在服劳役时,要穿赭色衣服,《汉书》上说“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可见犯罪者之多。
秦朝的律令,刑徒是没有刑期的,要一直服役到死。这就使几十万、几百万人毫无解脱的希望。人不怕苦,也不怕穷,就怕永无希望。遍地的刑徒,以及更多的害怕自己将成为刑徒的人,就成了大秦帝国潜在的掘墓人。
法家理论向来有神化法律的倾向,秦始皇则集一切法家之大成,将帝国变成了一张大法网。
秦的法律相当完备,涵盖各个领域,超出了我们现代人的想象,包括了刑法、刑事诉讼、官吏赏罚、所有制、农田水利、山林保护、军队管理等等方面,条文细密,可以说办什么事都有法可依。
如果仅止于此,倒也不可怕,法律严密还不好吗?可怕的是秦律鼓励告密,鼓励父子、兄弟、夫妇间互相告密。规定“告奸一人得爵一级”。
在这样的法网之下,即使不出冤案,人也活得战战兢兢,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荡然无存。
不仅如此,秦从孝公起,就实施连坐法,一人犯罪,亲属、邻里、同事都要连坐,判死刑也有灭三族、七族的。这样牵连起来,谁还敢说我一辈子也不可能犯法?无怪乎秦帝国的刑徒那么多。
秦始皇的第四个负面“功绩”,是大迁徙。
以各种名义,把成千上万的人口迁移到别处,大概是专制者的通病。中国人“安土重迁”,一般都故土难离,搬一次家,长途跋涉,拖家带口,到了新地方又要适应生存环境,何其难也!几十万人口的大迁徙,有多少是出于必要,有多少是为了显示权力,就很难说清了。
第二十八章创世纪的伟人也有败笔(4)
自六国统一后,秦帝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竟然进行了20余次人口大迁徙。秦亡,其实就是这么折腾出来的。后来的陈胜吴广大起义,不正是在迁徙中发生的问题吗?
大迁徙的目的与对象,分几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是为了惩罚,对象是六国贵族遗民、犯罪者的家族,名义上统统叫做“不轨之民”。如何叫做“不轨”?就是当局认为靠不住的,把你从原地迁走,省得盘根错节。
第二类,是为了充实边疆,这还算是正常移民。政府有奖励,对这类移民往往免去10多年的徭役,或者拜爵一级。
第三类,是为了修工程,征发大批人口,长途迁徙去修阿房宫、骊山陵,还有长城。
被迁徙到边疆地方去的,不光有刑徒,还有商人、欠债者、官员渎职的,说让你走你就得走。
上述都是从好地方往苦地方迁徙,只有一次是倒过来的。秦始皇二十六年,迁各地富豪12万户到咸阳,这么做,是为了充实首都。
秦始皇的第五个负面“功绩”,是征越遭到惨败。
我们印象中的秦军,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雄师,即便是国家瓦解了,这支军队到最后仍然很凶猛。
其实,秦军在始皇时代也有过耻辱的败绩。大败秦军的,不是六国中的任何一国,而是不起眼的越人。
春秋时期的“百越”,应该说是一个大族群了,人数众多,占地辽阔,其地域绝不止粤地,还包括今天的湘、赣、桂、浙。百越的一支,曾建立过强大的越国,与吴国争霸,出了勾践这样的大英雄。
越国亡于楚国。秦灭楚后,顺带把越国的遗民也摆平了。可是大多数的百越人民住在岭南,他们仍不服。
秦始皇就派了屠雎为主将,率50万大军,分五路进兵湘粤。按说以正规军来对付游兵散勇,结果应该是没有意外的,但秦军与越人苦战了3年,人不解甲,马不下鞍,最后却是大败。
主要问题是秦军战线太长,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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