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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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大胡子日本兵拿着根硬木秤杆，见人就打。那时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着光头，秤杆敲在脑袋上“噼啪噼啪”的响，逗得其他鬼子哈哈大笑。打到罗大扁担头上，秤杆断了，鬼子兵就端着刺刀在他头顶上来回猛挫，老头的头皮刺烂了，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人们又气又怕，可是谁也不敢反抗。
　　王三官的心里一阵阵的痛，他明白：从今以后，要当亡国奴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三官娶亲了，新娘子姓谢，是保和乡卸甲店人，比他小十岁。
　　他依然是十六保的保长，罗小扁担也还是他的副手，只有俞二算盘到县里做事去了，他哥哥“俞大算盘”在日本人开办的“大信公司”里当总办，捎带着把一家人都弄到县城里“做官享福”。
　　王三官没有享福的运气。日本人在县城东南的望城岗建造飞机场，同时还加固城墙、维修公路、垒筑碉堡、开挖壕沟，征用大量民夫。保长的任务是召集青壮劳力替鬼子干活，这让王三官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农历十月十五，是下元水官“洞阴大帝”的生日。
　　水官是主管“解厄”的，往年这时候，人们都要到三官庙来祈求消灾，可今年却办不成了，大洼村的三官庙已经被日本人拆掉，砖头和木料都拿去修了炮楼。“洞阴大帝”连自己的灾祸都不能免，当然也就更帮不上凡人的忙了。
　　这天，罗小扁担倒是挺高兴的，一大清早就满世界嚷嚷：“屎壳郎掉进面缸里，又是个白胖小子！”——他老婆的本事大，还真的给他生了个“土豆”。
　　王三官打发新媳妇到罗家帮忙，顺便通知罗小扁担今天不用干活，他自己带民夫出工就行了。
　　民夫出工一定要有人带队，不然的话，鬼子看见四五个人走在一起就会开枪。
　　向据点行进的路上，王三官走在前头，胳膊上戴着写有“保和乡十六保”的袖箍，手里举着膏药小旗——这是白天的道具。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得打着灯笼、手敲小锣，一路走一路喊：“平安喽，没事喽……”
　　自从修起了炮楼，稀里糊涂被打死的人太多了。王三官的岳父是个裁缝，每天夹着布包袱、走村串户的招揽生意，有次经过据点的时候脚步快了点，炮楼顶上的日本人起了疑心、冲着他一阵喊叫，裁缝听不明白，就想从包袱里把“良民证”掏出来，鬼子见他的手往掖下摸，立刻开枪，当场把他给打死了。从那以后，王三官每次出门都要提醒大家：“手直点、头低点，遇见鬼子走慢点。”
　　民夫的集合地点在尹集，据点前的哨卡是个要命的关口。
　　王三官远远就把手举得高高的，一手挥舞膏药旗、一手拿着香烟，走到跟前鞠个躬，先说“太君，我们是苦力”，然后递上烟卷，算是“心交心交的”——这是规矩，每次都要给鬼子送点东西，如果不“心交”、他就发脾气打人。
　　进了据点就排队，等日本人来派工。
　　管工的军曹个子很矮、样子很丑，不像个当兵的。也许正是怕别人蔑视他，他就用更加凶恶、更加残暴的行为来表现自己的勇猛。几个月里，各乡的“苦力”被这个名叫勾口右京的矮鬼子打死了十多个，打伤打残的更是不计其数（抗战胜利后，好多人都想找勾口右京报仇，可惜让他跑掉了）。
　　勾口右京指挥民工就像带兵一样，先点验人数，然后喊口令：“列子开”（　立正）　！——“西塔里母开西塔里”（　向左转）　！——“马野撕卖”（开步走）　！……大队人马就出发，一路上还不停地催促：“合牙苦、合牙苦”（快点）！稍不留神，大棒子就打过来了。
　　按规矩，民夫干活，保长也要跟着监工。可这一天王三官却没去，他要去县城办事。
　　王三官去县城，是想把十六保的几个村民保出来。
　　舞阳县维持会成立以后，保和乡一带被划为“模范治安区”，是最先被要求办理“良民证”的地方。这良民证是两面对折起来的小纸片，一边写着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另一边贴照片、摁手指印。鬼子的要求是每个村民都必须照相办证，可问题就出在这照片上了。
　　那时候的河南农村，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照过相。且不论忌讳照相“丢了魂”，就是这每张照片十元钱（储备券）的“照相费”就叫人开销不起。所以，好多人都采取了一家只办一张证、几兄弟合用一个证的办法，谁出门谁就揣着良民证。
　　这办法平时胡乱应付还将就，可遇到大检查就没戏了。前两天，游击队打死了鬼子兵，日军立即拦住路口盘查过往行人，结果，十六保有三个村民的良民证露了馅，被抓到县城关了起来。
　　王三官进县城，先去求俞二算盘帮忙。
　　俞家兄弟如今在日本人手下当差，说起话来也是拿腔拿调的：“虽说是乡里乡亲，可也难保是不是游击队的探子，真让我做难呢。”
　　王保长赶紧陪笑脸：“哪里会是探子，无非是相片对不上、证件不合规矩，这都是因为穷嘛。别说他们了，就连我也是头一次照相。”
　　俞二算盘乐了：“真是的，要不是为了办良民证，我也没开过这洋荤。”
　　王三官趁他高兴，连忙把篓子里的二十斤猪油拿出来：“俞先生在城里生活也不易，一点小意思，瓜子不大是个心。麻烦你好歹把事情给熄灭了。”
　　俞二算盘这才说：“不是外人，别害怕。我去便衣队听个信，你就放心吧。”
　　下午，俞二算盘回来说：“成了，带上手印，跟我去领人。”
　　舞阳县的看守所在西大街（现在的舞阳文化站），院子中间蹲着大狼狗。关在牢里的人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样子凄惨极了。十六保的三个村民看见保长就咧着嘴巴哭，牢里的其他人有的哀求“把我也保出去吧”，有的说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请好心人给家里捎个口信”……
　　办完手续，领着人出来，在大门口正遇上“山连山”崔巍。这家伙先是愣了愣，接着就笑起来：“巧了，我还想抓你呢，你倒送上门了。”王三官这时也看见五花大绑的罗小扁担被拖进了看守所，顿时就懵了。
　　原来，这天上午，一伙日伪军从大洼村外路过，别人都往东南方向走了，却有个鬼子兵脱离队伍、跑到村里来“发癫”。他先是把“王翘鼻子”的媳妇追得满村跑，后来实在撵不上了，一扭头就钻进了罗家。
　　罗小扁担的老婆刚生了孩子，好些女人都在那里帮忙。鬼子突然间冲进去，屋里顿时炸了锅，老婆媳妇东躲西藏、日本鬼子上窜下跳，折腾得鬼哭狼嚎、乱七八糟。外面的罗小扁担再也忍不住了，喊一声：“这畜生，不让咱活了！”拎起院子里的铁锹冲进去，搂头就打。
　　可是，屋里的人太多、铁锹施展不开。才打了几下，小鬼子就带着伤跑了出去，守住院子向屋里开枪，子弹穿过窗子飞进来，把缩在炕上的罗小扁担老婆和王三官的新娘子都打死了。
　　没过多久，鬼子兵和便衣队也闻声赶来，一把火烧了罗家的房子。金豆、铁豆和刚出生的小土豆都被关在屋里烧死了，罗小扁担被打得皮开肉绽、押到县城等候处决。
　　按“保甲连坐”的规定，管事犯事，保长要负连带责任，罗小扁担活不成，王三官也被关进了死牢。俞二算盘吓得面无人色，他要不是到城里当差，这回也得跟着送命。
　　罗小扁担的腿断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岔子，神智也有些不清楚了，一会儿哭一会儿骂。清醒的时候，要么说：“保长啊对不起，我把你老婆害死了，把你也害了。”要么就骂：“王三官，你这个笨蛋，为什么把我的枪收缴了？要不然，我今天非打死几个小鬼子不可……”
　　王三官欲哭无泪。
　　天黑的时候，死牢里的人被押到“五二部队”的营地，这里原先是个书院（解放后的舞阳县中心粮店），院子外边的操场就是行刑的地方。
　　那时候，舞阳县城里的日本驻军很多，除了“五二部队”，还有“四七部队”、“五八部队”、“红部队”，弄不清是什么编制，反正都属于第三十七师团。日军中有老兵，也有没打过仗的新兵，鬼子就用中国人“练手”，让新兵拿刺刀捅人来提升胆量。
　　操场上立着四根柱子，相互间隔五米左右，罗小扁担和另外三个人被蒙着眼睛、绑在柱子上。操场边有一群日本兵，四个人一组、站成好多排，都端步枪、插着明晃晃的刺刀。当官的把小旗一挥，当兵的就一拨接一拨地往上扑，这个捅完了那个捅，把柱子上的人扎得不成样子。每次杀人之前，日本教官都要先比划一下，杀过之后还要点评一番，鬼子们哄笑着，完全不把柱子上的生命当回事。
　　面临死亡，王三官并不害怕，他只是感觉到几分沮丧——这样的任人宰杀，就是亡国奴的滋味啊——想起柴志兰临走时说的话，“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心里不由得好一阵懊恼：大老爷们的见识还不如一个女孩儿，事到如今，又能怪谁呢。
　　接连杀了两批人，王三官估摸着快轮到自己了。
　　就在这时，外面跑来一个日本娘们，嘴里喊着：“乔都吗代（等一等），王保长的有？”
　　和这女人一起的还有个名叫柳赖的日本浪人，这家伙不是什么好鸟，在县城开办“警察训练班”，是便衣队的头子。可是，柳赖跟日本军官叽里咕噜一番，鬼子居然就把王三官给放了，那日本娘们还过来鞠躬，请王保长去“敷啦敷啦”。
　　王三官莫名其妙拣回了一条命，虽然不懂这“敷啦敷啦”是啥意思，但比起“死啦死啦”肯定要舒服一些。他弄不明白，这日本女人为什么要救他？
　　舞阳城北大街有个日本“慰安所”，平时，王三官从没想过要看那里一眼。可现在，这女人带着他走了进去，还准备好“热汤”、要帮他洗澡，原来所谓“敷啦敷啦”，是这么个玩意。
　　王三官既害羞又害怕，死活不肯在这日本女人面前脱衣服，那女人急了，悄声说：“王先生，您别担心，我也是中国人。”
　　事情是这样的。
　　吃晚饭的时候，“大信公司”在慰安所旁边的饭店里宴请贵宾。“大信公司”是日本人借商贸名义开办的特务机构，隶属于郑州的十二军军部，今天的客人是总经理重本仪一的亲戚、日军骑兵第四旅团的吉田大佐。
　　席间，吉田大佐说到1941年日军从舞阳县撤退的时候，他的战马和几个部下的尸体没来得及运走，可这次去大洼村附近重游，发现士兵和马匹早已被掩埋好了，还立上了坟标，不知是哪位“义士”所为……
　　陪坐的“俞大算盘”正好知道这件事，立刻报告这是王三官干的，还说他现在已经被便衣队抓起来、马上就要没命了。当时，便衣队的柳赖也在酒桌上，重本仪一当即派他去刑场看看，如果人还活着，先送去“敷啦”一下，再带到饭馆里来见面。
　　柳赖知道，在死囚牢里呆过的人，即使没死也一定很埋汰，所以他直接叫了个慰安妇跟着去刑场。舞阳县“慰安所”里有四五十个慰安妇，大多是从北平、保定抓来的女青年，日军强迫她们穿和服、说日语，所以外人还以为她们是日本女子。给王三官洗澡的这位，以前是保定女子中学的学生，两年前就被鬼子“征用”了，最近才随军到了舞阳。
　　便衣队的人给王三官准备了一套新行头，硬底鞋子、瓜皮帽、斜纹洋布的衣服裤子，上下一身青，质量不错，可王保长却觉得穿起来浑身的别扭。
　　来到饭店包间，俞大算盘大呼小叫：“恭喜兄弟了，大难不死，还享受了艳福，真是好人有好报啊。快来谢谢各位太君！”
　　王三官挨个给鬼子们敬酒，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酒桌上的人都以为他是喜极而泣，纷纷开怀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亡国奴而哭。
　　他哭被打死在炕头的新婚妻子是亡国奴，哭被烧死在家里的金豆、铁豆、土豆是亡国奴，哭被刺刀捅死的罗小扁担是亡国奴，哭在慰安所里受侮辱的说日本话的女学生是亡国奴，哭这个没羞没臊的俞大算盘是亡国奴，更哭自己也成了个亡国奴。
　　他哭，是因为不知道这亡国奴还要当多久，不知道怎样才能不再当亡国奴？
　　　　　　　　　　　　　　　　第十八章
　　舞阳县的地形，总的说来是北低南高，从北边的北舞渡到县城是平原，再向南就逐渐进入山区，过了南山（今舞钢市）就是嵖岈山了。
　　1944年11月的一天，王三官听说嵖岈山来了共产党的军队。
　　那天下午，他从乡公所办事回来。正走在路上，前面一个人的包袱皮散开了，一摞纸掉下来，随即被风吹得到处乱飞。王三官也是好心，东奔西跑地帮他把散落的纸张拣回来，一低头就看见了纸上写的字：抗日宣言……
　　那人先是说了声谢谢，然后又说：“对不住了，要请你陪我走段路。”王保长看见人家的衣服底下露出的半截枪管，还有啥办法，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那人一路走，一路讲抗战的大好形势，还说：新四军的“挺进兵团”已经开辟了嵖岈山抗日根据地，马上就能和北边的八路军联起手来，舞阳境内的日本鬼子眼看就要被消灭，帝国主义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说得王三官满心欢喜。
　　接连过了几个路口，已经能望见山区了，那个共产党才说：“就送到这里，嗯？你不会转身就去报告吧。”
　　王三官连忙保证：“您放一万个心，山不会碰头、人总要碰面的。我叫王缘道，都叫我王三官，家住大洼村，今天若是遇到了什么闪失，情管喊人找我算账。”
　　那人笑一笑，走了。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不陌生。在这之前，他虽然没见过共产党的军队，却见过共产党的人。
　　抗战爆发的时候，舞阳县就有不少共产党，领头的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小青年邹屏6　，跟他一起的也都是些学生，他们成天搞演讲、贴标语、办报纸，还成立了“救国会”，有时也到乡下来做动员。
　　救国会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村民们对他们讲的大道理半懂不懂。再加上这帮学生大多是官宦人家的子弟——王方明7　（北大学生）、刘丹岑（清华学生）、张茨山（北大学生）、效信趁8　（北大学生）、苗宝泰9　（清华学生）、史聘侯（河南师范学生）……家里都是舞阳县的名门士绅——所以，老百姓一直就没太弄明白这些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多大区别。
　　不明白也不要紧，反正国共合作了嘛。可没想到，国民党又突然翻了脸、连抓带杀的搞了大半年，于是舞阳县就再没见到共产党了（1940年，舞阳县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皖南事变后全部撤往根据地）。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在他的印象中，国民党爱打人，共产党爱训人，成天不是说这个“成问题”、就是说那个“没觉悟”，好像别人都不如他们；国民党不讲道理，共产党却太喜欢讲话，八字没一撇的事也能说得天花乱坠，手里没枪没炮、开口就是“胜过百万雄兵”，虽然口号喊得响，老百姓的心里却没底。
　　王三官曾经和共产党人闹过一点矛盾。1938年的时候，刚从北平回来的王方明到大洼村做抗日动员，村民们听到一半就没了兴趣、跑到三官庙里烧香拜佛。王方明顿时急了，闹着要拆了三官庙，还说这是封建迷信，“供上全猪全羊也消灭不了日本鬼子”。王三官反驳说：“你不迷信自然有人信，等你打走了日本人再来拆庙也不迟。”
　　事到如今，王方明没能打走日本人，王三官的庙也被鬼子拆掉了，迷信不迷信都没用。
　　听说共产党到了嵖岈山，王三官当时高兴了一阵，但随即又沮丧起来：国军的那么多队伍都挡不住日本人，八路军新四军又能有什么办法，那个人讲述的美好前景，不过是吹牛罢了。
　　年底的时候，有消息说“效信趁支队”打垮了史聘侯的保安大队，新任县长刘馨吾请八十九军的“突击团”来帮忙，国军和新四军在南山打起来了——效信趁原本就是共产党，他当新四军的支队长是理所当然的。可史聘侯和刘馨吾原先都是他的好朋友，现在怎么就不能“以和为贵”、合起来打日本，偏偏要自己先干一仗呢？——王三官真是想不通。
　　没过几天，又听说国军打输了，刘馨吾县长也差点被抓住，新四军占领了南山九头崖，在尚店乡一带站住了脚。王三官心想：这共产党真是比以前厉害多了，前几年，政府说赶走就赶走，现在回来了，连国军都挡不住。
　　有天晚上，小洼村的一户人家生孩子，托王三官去请接生婆。
　　“三姑六婆”里分“药婆”和“稳婆”，其实，看妇女病的药婆子和接生孩子的稳婆子通常是一个人，有时候她们还兼着媒婆、神婆，反正是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按道理，村民生孩子不关保长的事，可现在不同了，鬼子一到天黑就戒严、发现路面上有人走动就开枪，所以，半夜里去请接生婆就必须劳动保长出面——打着“平安灯笼”、喊着“没事喽”过道沟、过路口。要不然，小孩没生下来，大人反倒先送了命。
　　这类事情，王三官当然不能推辞，忙碌一番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三更了。
　　一进屋，看见地下铺着草，十多个当兵的坐在麦秸上休息，有的擦枪、有的补衣服，见到他就满面笑容地打招呼：“主人家回来啦。”
　　王三官顿时有些迷糊，哪里来的兵，这么和蔼客气，真是从没遇到过的事。他连忙对姐姐说：“怎么不请老总们上炕休息呢？还不赶紧去做饭？”
　　“他们都不愿意上炕，也不要我做饭，说是不能打扰老百姓……”
　　“老王，不必客气，我们身上尽是血污泥垢，在地上靠一靠就行了”，说话的正是前些日子在路上遇见的那个人。
　　原来，这人是舞阳县新来的县委书记，名叫苗宝泰。前几天，他带着“叶舞支队”10的一个排到北边去办事，途中和鬼子遇上了，一伙人边打边跑、死伤了好些个，走到大洼村附近实在没力气过道沟了，就想起王三官的姓名、地址，于是一路摸到他家来，打算休息一阵再走。
　　王三官听说过苗宝泰的名声，他想把“县太爷”拉到炕上休息，可苗书记不愿意，只是问能不能赶紧找个医生来。
　　大洼村附近没有医生，只有罗大扁担因为练武术的原因、懂一些跌打损伤的医术。罗小扁担死了以后，老头一直住在村公所里，王三官就去把他叫来了。
　　见了伤员，罗老头觉得很为难：“我只接过骨头，没治过枪伤，不知道行不行。”
　　新四军都说：“一定行的，你就大胆动手吧。”
　　有位姓陈的排长，肩膀上吊着布条子，用块小木板将手臂托着：“我胳膊上的伤已经四天了，好像是一颗匣枪子弹打进去了没出来，你拿我先开刀，有事决不赖你。”
　　“伤口治过了没有？”
　　“哪里有人治，先受伤的找块膏药贴上，后受伤的连膏药都没有呢。”
　　既然如此，那就治吧，可受伤的战士有五个，而罗大扁担却没有伤药。王三官想了想，“我知道哪里有药”，说着就跑到生孩子的那一家，拎起稳婆的药篓子就走。老婆子追出来问：“保长，谁家又生孩子了吗？”王保长哪里敢告诉她。
　　把药拿回家，罗大扁担朝篓子里看了看，眉头皱成一团：“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药？”
　　王三官说：“从接生婆那里。”
　　一屋子的人全乐了。
　　解开陈排长胳膊上缠着的布条，立刻就闻到一股腥臭的味道，撕开最里面一层的大膏药，发现由于先前裹得太紧不透气，伤口已经黑了，肌肉也开始腐烂。又看看伤口背面，果然没有穿透，子弹还在里面。
　　罗大扁担说：“必须把子弹取出来，不然的话，周围的好肉还得烂、这支胳膊也要废了。不过，你可要忍耐些才行啊。”
　　“不怕的，你情管动手吧！”
　　先兑了两碗盐水给伤口消毒，然后就用一根铜针探进去找弹头。陈排长痛得浑身直哆嗦，却还是说：“不怕，不怕的。”
　　铜针通进去两寸深，终于探到了子弹头，陈排长的脸上全是汗，衣服湿透了，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王三官帮着拨开伤口，罗老头用镊子夹住弹头、使劲往外拔，随着一股脓血向外喷出，子弹终于出来了。
　　陈排长疼得满脸鼻涕眼泪，却始终没有哼一声，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这个手术，可真够刚强的。
　　罗大扁担拣出归尾、红花、儿茶……配成敷剂糊在伤口上，笑着说：“没办法，药婆的篓子里只有这些东西将就能用。不过，你遭的这份罪也和生个孩子差不多，算是一场大难了。”
　　陈排长也笑：“子弹取出来就轻松了，马上就能打鬼子，让他们也遭回大难！”
　　那天晚上，几位伤员都得到了救治。
　　休息的时候，苗宝泰仔细询问大洼村周围的环境和县城里鬼子的情况，王三官一一做了解答。他也向苗书记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你们和史聘侯、刘馨吾原先在一起共过事，现在怎么不能好好商量，一定要打架呢？”
　　“我和刘丹岑11是同学、王方明的哥哥也在国民党，彼此间并没有私仇。可是，我们要抗日，而国民党却宁愿把舞阳留给日本人也不让共产党进来，还调集部队围剿我们，这就犯了众怒！南山是嵖岈山进舞阳和叶县的路口，新四军商谈了多次，刘馨吾和史聘侯12就是不肯借道，你说该打不该打？”
　　王三官就再没说什么。
　　新四军来到南山，舞阳县立刻热闹起来。村口路边经常可以看到宣传抗日的标语传单，游击武装也时不时的打伏击、搞偷袭，折腾得敌人坐卧不安。
　　1945年春节前，维持会的日本顾问小野和翻译官潘庆扬到猪栏（朱兰）收购年货，游击队也混到集市上想借机干掉他俩。可是赶集的人太多，一直没找到机会动手，后来就被便衣队发现了。“山连山”崔巍和游击队在街面上对打，结果，小野、潘庆扬和崔巍虽然被击毙，却也误伤了一些无辜的路人。鬼子汉奸就拿这事做文章，树了块“勇士碑”，除了吹捧崔巍，还写着“共匪如洪水猛兽，切需严防”——这块碑没过多久就被人砸了，老百姓知道，什么共匪？汉奸“山连山”才是真正的土匪呢。
　　不过，也有人看不上“共匪”。当时有段顺口溜：“游击队，老砸队；晚上走，白天睡；打两枪就往后退。”说明地主老财对游击队很不满意。河南土话，绑票索钱的土匪叫“老抬”、专抢大户的土匪就是“老砸”，共产党征收粮款主要以富裕人家为对象，确实有点劫富济贫老砸队的意思。但是，游击队要吃要喝要粮草，王三官却没有丝毫意见。
　　这些日子，王三官的心肠变硬了。
　　正月初五，游击队在大洼村外的公路上打死了几个喝醉酒的鬼子兵，日本人叫保长拿白布把尸体裹起来，他照办了。1941年他也干过这事，那时候是自愿的、而且还带着几分惋惜，可现在他看着这些尸体，心里却充满了复仇的快意，甚至还有些埋怨游击队撤退得太快，没能把收尸的鬼子一起干掉。
　　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鬼子汉奸总算知道害怕了，一到晚上就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大白天也是小心翼翼的，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三两个人就四处乱窜——这让王三官感到很欣慰，他从日本人紧张的神态中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为了这种力量、为了陈排长那样刚强的人，新四军即使需要更多的钱粮，他也愿意去筹集。
　　大洼村属于“游击区”，根据地派下来的任务并不是硬性的，能办就办、不能办可以推脱。虽然如此，王三官却总是尽力去完成。
　　最先让他去做的事情是买盐。南边山区的食盐很紧张，可十六保的盐也是定量的，如果要得少，从各家各户的嘴里匀出来一点出来就能办到，如果数量多了就只得到县城去买。
　　县城里“大信公司”的货物齐全，从烟土、老海、大力丸到洋布、大米、砂糖，什么都有。王三官又去找俞家兄弟帮忙，俞大算盘问：“你要这么多盐干什么？”
　　王三官回答：“我开染坊，染布的时候要用盐巴当配料。”
　　大算盘点点头，开条子去了，可俞二算盘却笑着不说话。王三官知道这句瞎话骗得了老大骗不了老二，因为大算盘是念书出身的，不懂染布，而二算盘却经常到染坊里来玩，样样精通。
　　见俞二算盘没戳穿自己，王三官以后每次买东西就都去找他。这家伙倒也机灵，无论王保长来买什么，他从来不问原因，只管埋头开票、发放行证。
　　王保长买东西容易，根据地要求他采购的物资也就越来越多。王三官明知道危险，却还是壮着胆子去办。有一次，递上去的单子里除了食盐，还有AB电池、漆皮线、蜡纸、油墨，这些都是违禁品。俞二算盘看了看，把漆皮线划掉了：“这个办不到，我另送你一件东西吧。”说着从抽屉里摸出个望远镜。
　　“我要这玩意干啥？”
　　“你用不着，有人用得着，就算是交个朋友吧”，俞二算盘眨眨眼睛。
　　王三官乐了：“你这玩意从哪来的？”
　　“日本人送的”，俞二算盘像是无心的说，“舞阳的日军要去打南阳了，这两天就出发”。
　　当天，王三官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抗日政府，苗宝泰县长（他是县委书记兼县长）很高兴，说“这个情报可比漆皮线重要多了”，立刻奖励给他一头牛。
　　1945年3　月，驻舞阳县的日军部队被抽调去参加“豫西鄂北会战”，除县城外，大部分据点的守备部队都换成了伪军，新四军随即对交通要道展开了攻击。
　　3　月25日那天，苗宝泰县长找到王三官，说新四军要攻打尹集镇，能不能请他组织一个担架队前去支援。尹集据点是大洼村的民夫参与修建的，村民们在那里没少挨打受罪，王三官的岳父是在据点门口被打死的、罗小扁担的家也是被尹集的鬼子祸害的，所以他十分赞成打尹集，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三十个人、八副担架，担架员大多是罗大扁担的亲戚和徒弟，罗老头自己也要求上尹集前线，王三官知道他是想为儿子孙子报仇，于是就同意了。
　　1945年3　月26日夜里，王三官带领担架队到达尹集，挺进兵团司令黄霖（开国少将，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见到他很高兴，夸奖大洼村担架队是“游击区人民的模范”。
　　尹集据点原先驻扎的是日本兵，3　月15日才由伪第一旅旅长尚振华带着两个团共2000多人接管了防务。他对手下的军官说：“这里工事坚固，朱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