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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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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张鼓峰山顶。
日本政府自夸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军部则对外逞强说，张鼓峰战役是以少数兵力顶住了大敌，所以不是败仗。
为了进行宣传，日本报纸还特意避结果抓细节。长勇联队长作为第19师团的军方代表参加了谈判，他在谈判现场故作姿态，来了个仰天大卧的睡佛造型，记者们如获至宝，对这一幕进行着力渲染，写出了一个纯属意淫的勇武故事。
结果却是真吃亏。军部将第19师团撤到了图们江南岸，第19师团固然战斗力已严重不足，可是军部也没有再增派其他部队去张鼓峰设防，理由是：“边境上的几个丘陵没有任何留恋的必要，不应该继续近距离对峙，以免播下冲突的种子。”
苏联人对那几个丘陵却是很在意，在第19师团撤离后，他们迅速控制住了张鼓峰和沙草峰，相对于以前的假消息，这次才是真正的占领。
四天后，苏联高层通过内部调查报告，得知了假消息的真相，不过随后的态度和做法却颇让人捉摸不透。
苏联高层不仅未对假消息进行追查，还大摆庆功宴。所有参战将官和部队都获得了列宁勋章或红旗勋章，施特恩也不例外，唯一例外的是加伦，他并不在授奖名单之列。
1938年8月18日，施特恩正式取代加伦，被任命为远东方面军司令。三年后他遭到处决，不过跟张鼓峰之战毫无关系，罪名是“暗藏的托洛斯基分子”。
加伦预感到灾祸来临。当他从张鼓峰前线被召回时，精神已极度紧张，返回途中，他和麦赫利斯坐在同一列车厢里，麦赫利斯对他冷嘲热讽，说他不应该穿白色制服去前线，尤其是去前沿阵地。
白这个颜色在苏共概念里绝对不是好词，它代表着与“苏联红军”相对的军政力量。加伦一生谨慎，此时也意识到自己忙中出错，给人找到了可攻击之处，可他已经不在乎了，因为他知道，与“白”相比，一定还有更大更可怕的罪状在前面迎候着他。
在前前后后想了一通之后，加伦逐渐意识到新的罪状会是什么，一时悲愤交加。当着妻子的面，他不停地嘟囔着：“全被出卖了，全被出卖了！”
1938年8月31日，加伦奉召到莫斯科参加中央军事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就是解决“哈桑湖事件”（苏方对张鼓峰事件的称谓）责任的追究。
张鼓峰一战，日军伤亡一千四百余人，苏军伤亡则达到四千多人，苏日伤亡对比接近三比一。内部数据一公开，举座皆惊。
三倍的兵力和武器对比，结果却是恰恰相反，这确实令人震骇。尽管加伦仅亲自指挥了一天，但加伦还是因指挥问题遭到了严厉批判，并被定性为导致这次“重大失误”的罪魁祸首。
如果只是就军事言军事，尚属正常，可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
在伏罗希洛夫的主持下，加伦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军事会议当场撤销了加伦的所有职务。
不久，加伦被逮捕入狱，并遭拷打至死。在他死后四个月，法庭才以“日本间谍罪”追加宣判。
与加伦的遭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第19师团长尾高。他抗命在先，战败于后，但因参谋本部稻田等人一直予以支持，事后不仅未受追究，还带着“勇将”的名誉到关内做了军司令官。
第二章 卖金的撞着了买金的
张鼓峰一役前后，关东军领导层的不满情绪一直很大，不是对尾高独断专行不满，而是认为参谋本部不值得信任。
如果以根正苗红来衡量，关东军可比“朝鲜军”要牛多了。它直属天皇管辖，所辖师团都是日军中装备最好，训练最严，战斗力相对也最强的部队，因此号称“皇军之花”。
关东军的最大假想敌便是苏军。关东军对苏军的印象，还是“干岔子岛事件”中，不花多少力气便击沉苏军炮艇的记忆。张鼓峰战役结束后，尽管军部一再对外声称日军没有吃败仗，但在内部，大家都知道“朝鲜军”和第19师团最后打得很惨。
关东军火大就火大在这里，在他们看来，如果参谋本部、“朝鲜军”司令部肯放手让尾高一搏，飞机坦克一齐参战，这场小小的边界战争绝不至于陷入被动。
关东军的判断，就此便被飞机坦克的缺席给纠缠住了，没几个人在乎苏军相对强大的综合实力，大家只是对苏军作战素质和技能的薄弱津津乐道。即便停战，还有人提出，应该由比“朝鲜军”更为精锐的关东军出面，把苏军赶到张鼓峰以外去。
张鼓峰毕竟是“朝鲜军”料理的范围，关东军再激昂再愤慨也插不上手，他们只能把力气用在自己那一摊子上。
关东军其实也有一个“张鼓峰”，这就是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诺门罕。传说康熙年间，曾有一个叫诺门罕的喇嘛在此传经布道，诺门罕由此得名。它是一座半草原半沙漠的空旷荒原，淡水极为缺乏，唯一的淡水资源为哈拉哈河及其支流。
到了雍正时期，内外蒙就在哈拉哈河以东15公里处划分界线，史称“雍正界线”。河西是沙丘绵延的不毛之地，河东沿岸地带均为水草肥美的湿地，外蒙士兵经常渡河到东岸放牧。
日本人以精细著称，“满洲国”成立后，内蒙事务实际由关东军所操纵。关东军在一张过去俄军的远东军事地图上发现了漏洞，在这张地图上，绘图人员按照“有山以山为界，有河以河为界”的原则，想当然地将“国境线”定在了河流中线。
关东军立即指示“满洲国”修改地图，把边防巡逻线移到了哈拉哈河。随后蒙古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开始与“满洲国”及其背后的关东军争执不休。
眉毛出卖了眼睛
当时蒙古在苏俄的暗中扶持下，宣布独立已有十年之久，但因为与大多数国家都未建交，外界对其政治内幕一直处于猜谜的状态，即便是关东军，也不知道蒙古与苏联的真实关系如何。有人甚至提出，能不能采用离间计，拉拢蒙古亲日反苏。
要刺探这样封闭型国家的情报，实在是太难。为了摸清对方的底牌，同时进行拉拢的尝试，关东军便授意“满洲国”与蒙古在满洲里进行边界谈判，史称满洲里会议。
会议召开前，关东军特意安排往满洲里运送了大量日用商品，不是要繁荣当地市场，而是要给与会的蒙方代表看一看，“日满提携”是何等的其乐融融，以便为“日蒙提携”制造机会。
关东军费尽心思，玩尽花样，可是事实胜于雄辩，会议召开那一天，蒙方代表不用买商品，瞧瞧伪满代表，就明白“日满提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与蒙方代表身着统一民族服饰不同，伪满代表简直是个服装的大杂烩：有人穿长袍马褂，有人穿军装皮靴，还有人干脆身着和服木屐，完全是日本人的装扮。
伪满代表在谈判时根本不敢有自己的主张，全是哼哼哈哈，言不由衷。遇到重大问题，实在避不开，他们还得向自己的“日本随员”请示，而这几个参加谈判的“日本随员”，也俨然主宰着伪满代表团的一切。
眼睛出卖了心灵，眉毛又出卖了眼睛，关东军自己就把“日满提携”的美好形象给生生毁了。蒙古代表团在谈判桌上丝毫不肯相让，担任团长的外交部副部长桑布更是极其强硬，让关东军大为头疼，就这样，满洲里会议断断续续开了一年多，最后什么结果也没谈出来，倒是引起了苏联和外蒙的共同警觉。
就在谈判谈到一半时，苏联和蒙古签订了互助协议，在法理上确认了同盟关系，苏联明确宣称：“根据协议，任何一个国家进攻蒙古，将意味着对苏宣战。”
要说关东军在满洲里会议上一无所获，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他们至少弄清了苏联与蒙古的关系，用不着再疑神疑鬼，或做其他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自此，蒙古被日本视为苏联的傀儡国，所有矛头都指向苏联。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五相为首相、陆相、海相、藏相、外相），正式制定了“北攻苏联，南下南洋”的所谓“国策”。
七七事变的爆发，打断了关东军“北攻苏联”的备战进程，之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越陷越深，不仅大部分侵华兵力被牵制于关内，关东军中许多训练有素的步兵联队还先后被抽入关内参战。
再怎么抽，关东军始终把包括七个常设师团在内的精锐部队留在建制内，以作为戒备乃至于未来进攻苏联的有生力量。
日本希望中国尽快投降，可惜事与愿违，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抵抗极其顽强，中日之战成了一场持久战。为了应付战争需要，参谋本部只好继续从关东军身上抽血，原驻海拉尔的一个骑兵集团被调到了华北。
骑兵集团在被调走前，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处理诺门罕一带的边境纠纷，并曾多次与蒙古军发生冲突。它一调走便形成了力量真空，参谋本部拆东墙补西墙，用刚组建的第23师团填补了这一空缺。
第23师团是特设师团，属甲种编制，部队里有很多退役老兵，这些老兵长期受到“武士道”精神灌输，又经过长年累月的艰苦训练，基本能够撑起整个师团的战斗力。
第23师团的兵员大部分来自北九州的熊本，这个地方的人又以凶悍好斗著称，在南京大屠杀中臭名昭著的第6师团便“产”自此处。虽然第23师团不及第6师团，但在日本陆军中也算是佼佼者，不然不可能归于关东军帐下。
第23师团长是小松原道太郎中将，他精通俄语，在驻苏联大使馆做过副武官，后又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专门从事苏联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工作，在当时日本陆军将领中，是为数不多的苏联专家之一。
一支“凶兵”配上一个“苏联通”，往蒙古边境一扎，那就是虎视的意味。苏联也毫不示弱，第23师团前脚刚进海拉尔，苏联后贝加尔军区所属的第57特别军后脚便跟入蒙古，其敌对目标就是第23师团。
一辈子都是参谋
“北攻苏联”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之一，虽然因抗战爆发而被迫暂时搁置，但从参谋本部到关东军都对此念念不忘，相关作战方案也一直在秘密研讨和制定中。
对苏作战的主设计师是石原莞尔，时任参谋本部作战指导课长。就在张鼓峰之役结束不久，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等人，便根据石原的设想，提出了一个对苏作战的“八号作战计划”。
这一计划预计到1943年，日本便可以发展出对苏一击的能力。至于怎么击，稻田设计了两个方案，一为甲案，一为乙案，甲案是从苏联沿海边疆开始攻击，乙案是沿“满”蒙边境进行包抄。
关东军反复研究了两个方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先是派出军事测绘队，秘密潜入两处边境绘图，继而又让高级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组织人员调研。
在昭和时代的日军幕僚群里，辻政信的知名度非常高，远非稻田可及，跟他的名气处于同一档次的，陆军中有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海军中有山本五十六、米内光政。
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这些人无一不是职位很高的将军，石原莞尔虽是做幕僚出的名，但他后来也晋升到了关东军参谋长，唯有辻政信，一辈子都是参谋。
有人说，如果陆军中没有姓辻的这位参谋，日本所走的道路也许会大大不同，就这一点而言，他在昭和时代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并不亚于一个著名将军。
辻政信性格中的一大特点，就是极爱出风头。早在陆军士官学校读书时，学生们夜间集合行军，别人总是尽量减少辎重，他不仅身上一个家当不少，而且还要特意在铺盖里塞上几块砖头。教官检查时，看到了这几块砖头，当然要喜出望外加极力表扬，结果辻政信就成了“学生的榜样”。
实事求是地说，仅以军校表现而言，辻政信确实当得起这个榜样。
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士官学校毕业，为此还获得了天皇恩赐的银表，到部队实习后，又接着考入了日本陆军大学。陆军大学是日本陆军的最高学府，毕业时成绩排在前六名的，可由天皇授予军刀一把，称为“军刀组”。
辻政信在他那一期“军刀组”中排第三名。记者前来采访，辻政信很神秘地对记者说：“本来我应该是第一名，就因为对手是皇子殿下，所以才排到了第三。”
“皇子殿下”指的是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当时也在陆军大学就读，与辻政信同期。辻政信认为他遭遇了“潜规则”，其实这是件没影的事，皇室子弟并不参加名次排列，只享受特别待遇。
辻政信自信心爆棚，本人也很能吹，但考试的本事还是有的，毕竟能进入“军刀组”，并坐到相当于探花的位置，本身就已经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了。
成为“军刀组”成员，预示着今后将会有不错的前程。当然，预示还只是预示，要想真正混出头，修行的路还长得很。
从陆军大学毕业后，辻政信回到了原来实习的部队，这就是第9师团，师团长正是植田谦吉。
不久，第9师团参加了“一？二八”淞沪会战，担任中队长的辻政信第一次进入真正的战场。在上海战场上，他亲眼看到士兵们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庙行阵地发起冲锋，然后纷纷被打倒在地。在此之前，因为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想象中的中国兵就是东北军的长相，是裕仁天皇所称的“豆腐军”，但淞沪一战使辻政信改变了印象。
冲锋失败后，辻政信站起身，高举着双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走去，一边走一边指着日军的死尸，意思是请求对方容许他收尸。中方看到后果真停止了开枪。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把对方看成与自己对等的军队，辻政信又怎么肯用举手的方式去收尸呢？
最危险的一次，辻政信坐在装甲车里掩护步兵冲锋。原以为躲在铁皮壳子里再保险不过，没想到车子中途出了状况，竟然在中方阵地前熄了火。
这一惊非同小可，车里众人急忙跳车逃命。辻政信刚刚跳下车，左膝盖就挨了一枪，幸得部下用机枪掩护，才得以慢慢地爬了回来。
与辻政信一块坐在装甲车里的还有大队长空闲升少佐，这位没爬回来，被中国军队活捉了，释放后自杀于吴淞。此外，辻政信所在联队的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也中弹身亡。
“一？二八”淞沪会战让辻政信见识了真正的中国军人。后来他有了一个很特别的见解，说假如大家武器一样，单纯比较士兵优劣的话，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就是支那兵（中国兵）。
鬼中队长
辻政信在淞沪会战中吃足了苦头，但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他得到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毕竟是军校特优生，在第一线中队长中，辻政信的指挥才能显得相当突出。某次往前推进时，辻政信所率中队遭到中国军队的射击，士兵们赶紧卧倒，队形乱得不成样子。
辻政信不顾危险，站起来发号施令，他先把士兵们排成阅兵式的正规队形，然后又把队伍疏散开来，这样可以保证指挥命令的通畅，以便实施下一步作战行动。
当时一名大队副官看到后，大加赞赏，认为辻政信的临场布阵非常灵活和巧妙。
辻政信也不乏一般日本青年军官悍不畏死的作风。除了敢于举着双手跟中方交涉外，在几次作战中，他都挥舞着天皇御赐的军刀，一马当先地冲在队伍最前面。
其实日本陆军中向来讲究这个，几乎每个中队长都得事先做好第一个中弹的心理准备，但到辻政信身上就不一样了，他可是“士官状元”兼“陆大探花”啊，光环本来就够夺目了。
辻政信由此获得了“鬼中队长”的名声，所属旅团的旅团长给他颁发了感谢状，也就从这时候起，他引起了师团长植田的特别关注。
淞沪会战结束，第9师团返回日本国内，辻政信被植田选定为介绍实战情况的代表，巡回全国各地，专门向军队和教育界作励志讲演。
在海陆军参战部队中，被选为讲演代表的军官共有12人，其中最拉风的就数辻政信，倒不一定是他的事迹最过硬——说句实话，最过硬的应该是那些闭着眼睛躺在战场上的人。
辻政信不是最过硬的，但他是活着的人里面最能讲的，尤其是左腿中弹那段经历，被他讲得如同战神现世。辻政信说，他中弹后，仍然不肯撤下阵地，只返回阵中做了简单处理，随后便奋不顾身地跛着腿，继续指挥本中队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总攻……
没有演绎过的不叫故事，经过辻政信夸张的演绎，这段战地故事让会场下的人们听得心惊肉跳，如临其境。报纸在刊登相关新闻时，特地加了辻政信的照片，称他是“军人的楷模”“阵中之花”“令阵中将士惊叹之猛将”。
“阵中之花”很快就红遍了日本，辻政信还因“重伤不下火线，且指挥有方”而获得军功章，并先后在参谋本部、士官学校任职。
参谋本部、士官学校等机构，别人想进都进不了，但对辻政信来说，却实在是件极其痛苦的事。他和许多青年军官一样，根本没那耐心在机关里慢慢熬资历，为了能早点出头，他曾频频卷入陆军内部的派系争斗，被称为“士官学校的纵火者”。
尽管辻政信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并没有因此受到高层的重视和青睐，反而又由士官学校降到了联队。辻政信一生中第一次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在大失所望的同时，他还感到分外屈辱，一度想脱去军装不干了，直到被调入关东军参谋部。
最初，辻政信所担任的并不是作战参谋，而是第三课的兵站参谋。在日军参谋系统里，兵站参谋无足轻重，作用和影响都很小，这让辻政信颇感郁闷，觉得自己是不是来错了地方，从一个坑又掉进了另外一个坑。
不过很快，这个不甘平庸的苦命人就为自己找到了生活的动力。
第三课的作战主任是花谷正中佐，也是陆军大学毕业生，比辻政信高上两届。花谷在校期间的成绩和名气都不如辻政信，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靠蛮干混出了头，常常以此自诩。
见到刚分进课里来的辻政信，花谷便以一种前辈和过来人的口气，教训他说：“你虽然在大学里学到了一些知识，可是别太骄傲了。与大学知识相比，懂得实战更重要。”
说到这里，花谷得意扬扬地提到了“九一八”：“比如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如果只会纸上谈兵，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你要好好地学！”
学什么，花谷没有讲，这段话的重点其实也不在此处，但辻政信认真了。从那以后一个月内，只要有时间，他就钻在关东军的图书室里，埋头查阅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档案资料。
辻政信把事变当天的原始记录从头翻了一遍，在掌握事变全貌的同时，他还在事变经过及战术运用方面发现了几处疑点。
辻政信带着疑点去问花谷。花谷虽参与了九一八事变，但整个事变并不是他策划的，面对这些疑点，他张口结舌，回答根本不得要领，最后实在招架不住，只好挠挠头皮，显得十分难堪。
从花谷的表情中，辻政信获得了极大满足，活力指数顿时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他还由此产生出了寻根溯源，去东京拜见石原莞尔的想法。
石原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动者，所谓一客不烦二主，走三家不如走一家，见到石原，自然就能解开所有疑问。
叶公好龙
此时的石原正如日中天，他被称为“满洲国诞生之父”，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式人物。辻政信过去也见过石原，但因双方的名气和级别职务悬殊，不过是“在人群中多看了那么一眼”，从没有面对面接触过。
在辻政信的想象中，石原是战争之神，一个“连鬼都抓来吃”的人，他能不能接见自己，接见时态度会怎样，都是无法预料的。让他想不到的是，石原不仅欣然同意见面，还特意抽出时间，把辻政信叫到自己家里来恳谈。
辻政信那个感动和意外，高人就是高人啊，哪像花谷，只不过跟“九一八”沾了那么点边，就把谱摆到天那么大。
当着石原的面，辻政信鼓足勇气，一五一十地倒出了心中的那些疑问。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疑问，大概在辻政信看来，“九一八”完全可以搞得更干脆更直接一些，为什么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做准备呢。
辻政信对“九一八”的考虑很简单，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不奋起拿下满洲，把满洲地图涂上与日本相同的颜色，就对不起（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战死者的）英灵！”
石原微睁着眼睛，面带微笑，像是早就把眼前这个年轻参谋的心给看透了。针对辻政信提出的疑问，他一一作了解释，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欲速则不达。
要拿下满洲不错，但关键是怎么拿，只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和措施准备，才能确保行动成功。
听完石原的话，辻政信的脸腾地红了，感到“过去的想法该是多么幼稚，如果有洞真想钻进去”。
石原担任过关东军作战主任，他又给辻政信讲述了他的“满洲国建设思想”，手把手地教这位小参谋如何戴好“爱满洲人”的面具，以便更好地达到侵略和统治东北的目的。
这也是谋略，即不能把关东军的“权益思想”全部暴露出来，必要时候，还得装装好人，表现一点“道义思想”。
都是前辈高人所传的真经啊，辻政信听后顿有醍醐灌顶之感，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石原的一番言论，让他的思想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来“不同的见识，其力量竟是如此的可怕”。
在辻政信的一生中，这无疑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见面和对话，石原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在辻政信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他便奉石原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对他百般尊崇，并俨然以石原的传人自居。
辻政信后来做了一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后，其遗骨一直扔在沈阳郊外无人过问，他儿子张学良“九一八”前不过问，“九一八”后想过问也过问不了了。辻政信就举办了一个盛大葬礼，把张作霖埋葬在了张家墓地，这是张作霖死后九年的事，总计花了十万日元。
辻政信此举可谓是震惊四座，在一定程度上对关东军的形象也有所改善。时任“满洲国经济大臣”的韩云阶对辻政信说：“辻君，你仅以十万日元就办成了需要十亿多日元的事，真狡猾呀……”
辻政信笑而不语，就听韩云阶接着分析说：“整个满洲三千万民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次才算笑逐颜开了。即使花上几亿日元进行宣传安抚，也根本不会有今天这十万日元的效果。”
韩云阶在伪满官吏中，是一个洞察力很敏锐的人，他一眼便看出辻政信如此处心积虑，是在收买人心。
似乎又一个石原要出现了，但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辻政信并不是石原，安葬张作霖这样的“妙笔”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七七事变爆发了。围绕这一事件，日本军部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扩大派，一派是不扩大派，不扩大派的代表就是石原，而石原坚持不扩大的原因，就包含在他与辻政信的东京对话中，也即“满洲国建设思想”。
别人都认为辻政信会坚定不移地支持自己的导师，可是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辻政信完全不管这些，他一屁股就坐在了扩大派的凳子上，而且在军部讨论尚未有结果的时候，就经常跑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煽风点火，说：“军部太软弱，我们要在卢沟桥拖着他们……”
时任“华北驻屯军”作战主任的池田纯久中佐属于不扩大派，他没理睬辻政信，结果有一天辻政信就跑来对他说：“明天关东军要用山海关的轰炸机去轰炸卢沟桥，我要坐战斗机去。”
池田吃了一惊，反问道：“你说的是真心话？”
辻政信把头一扬：“当然是真心话。”
池田见他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立即表示反对：“真是帮倒忙，这是在做为矫正牛角而杀牛的傻事！关东军要轰炸中国，军部同意了吗？恐怕不会同意吧，别那么干！”
辻政信气势汹汹：“军部磨磨蹭蹭，所以要果断地去干。”
怎么劝都不听，池田也来了气：“要是这样就没办法了。那你就去干吧，不过我们将用华北驻屯军的战斗机来击落关东军的战斗机，请明白这一点！你要回头再发牢骚，我可不管。”
辻政信愣住了：“你是说友军互相攻击？”
池田毫不相让：“是的，没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我来负。”
池田当然不会真的这么做，但他的恫吓却成功地吓住了辻政信，后者乖乖地找台阶退了下去：“既然主任参谋说到了这一步，那就算了吧。”
辻政信的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他对石原的思想其实纯属一知半解，所谓的服膺和崇拜也完全是叶公好龙，装模作样，换句话说，他真正从内心里羡慕的，是石原发动“九一八”所获得的好处和光环，一旦需要他熬的时候，他是根本憋不住的，所以类似于安葬张作霖那样的表演只能偶尔玩那么一次，所以他才会置精神导师于不顾，想要迫不及待地亲自驾战斗机去卢沟桥，哪怕那里并不属于关东军管辖的范围。
可是辻政信又是聪明的，因为他迎合了“潮流”，而石原已经不合“潮流”了。果然，以石原为首的不扩大派日渐式微，扩大派占到上风，在天皇裕仁的支持下，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辻政信正是搭乘这列快车，一跃成为“华北方面军”最年轻的参谋，而且还是他本人最热衷的作战参谋。
等到出口转内销，返回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时，辻政信的处境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出名得趁早
关东军已经进行了人事更换。辻政信过去在第9师团的老领导植田谦吉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新任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也曾是辻政信的上司，两人都很器重辻政信。
在作战课内，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中佐曾是陆军大学“军刀组”成员，在军校算是辻政信的学长。辻政信在参谋本部任职时，两人曾同在一课，而且关系好到能穿一条裤子。
辻政信的军衔并不高，少佐还是刚刚晋升的，课里的很多参谋不是中佐就是大佐，但在这些参谋里面，以辻政信来关东军的时间最早，资格也就最老。另外，辻政信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强项，那就是他参加过“一？二八”淞沪会战，实实在在地扛过枪，打过仗，负过伤，不像其他参谋，都是从军校到办公室，再从办公室到办公室，所谓“桌子上打仗”，从没真刀真枪地历练过。
因为这些原因，辻政信在作战课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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