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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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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苏军侦察机也盯住了隐蔽壕，在上空来来回回低空盘旋了好几圈。
松本深知苏军炮火的厉害，隐蔽壕的安全，全在“隐蔽”两个字上，一旦目标暴露，你那所谓的坚固根本就不够对方开销的。
有一个叫福田的军医，一直钻在隐蔽壕里，松本劝他离隐蔽壕远一些：“我觉得这个隐蔽壕太不安全，咱们还是到士兵壕去躲一躲吧！”
福田哪里肯听，要是有资格，他还想到内洞待着去呢。
见对方毫不理会，松本只好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刚坐下不到一分钟，就听见晴天霹雳一声响，隐蔽战壕真的中招了。
苏军打来六发炮弹，六发全中，隐蔽壕顶部及四周的圆木墙壁被震得走了形，但这座战壕确实坚固，这么轰都没有塌，很多军官仍然躲在里面。
苏军侦察机幽灵一般地来了，低空盘旋两圈后才飞走。经过空中侦察，苏军炮兵确认目标及测量数字无误，马上又打来六发炮弹，并且再次全部命中。
十二发重炮炮弹的连续轰击，终于使隐蔽壕承受不住了。眼见得它一点点地往下塌陷，最后形成一个凹形大坑，包括福田军医在内，没有出来的军官全部被活埋在了里面。
在轰炸隐蔽战壕的过程中，侦察机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这些侦察机低空盘旋，且个个大摇大摆，无所畏惧，其中就包括“夜行怪客”波…2袭扰机。
注意，波…2出行的时候不再是黑夜，而是白天。
为侦察机创造如此优越环境的，自然是战斗机。日苏两军对诺门罕制空权的掌握，大体可分三个阶段，7月以前，制空权一度在日军的飞行集团手中，7月以后，随着斯穆什科维奇及其大批新飞机的到来，日军飞行集团损兵折将，逐渐处于不利局面。
到了8月初，又完全是另一个新的开局。斯穆什科维奇在国内空军部队、飞行学校中大贴招贤榜，挑选了一批飞行、格斗技能都甚为出众的老飞行员及新锐尖子，组成“拳头部队”。
这一次，他要完全夺取制空权，所以必须绝对精锐参与。
“拳头部队”到达战场后，锋芒直指各个日军机场，不光是袭击，还要进行封锁，直至将日军飞行战队完全驱出。
第1、第11战队相继丧失元气后，日军飞行战队里最活跃的是第24战队。该战队在“7。29”空战中遭遇了重创，随后被迫从一线的额拉依机场撤出，转移到靠后的野战基地。
可是斯穆什科维奇并没有打算就此罢休，“驱”的目的达到后，他还要通过连续空战，以痛打落水狗。
在“8。4”空战中，第24战队又被打得不成人样，战队长松村黄次郎中佐的座机起火燃烧，迫降于苏军后方。
僚机飞行员西原五郎赶紧施救，他把飞机停在一块选定的平坦草地上，但没有关掉发动机，在把受伤的松村拖进自己的座舱后，即加大油门滑跑起飞。
这时苏军已经看到日机迫降的位置，正开着汽车飞奔而来，双方一个前脚一个后脚，差不了多少时间。
西原成功逃脱，靠的就是未关闭发动机所抢来的那点时间！
得知这件事，日本各大报纸对西原五郎勇于拯救他人的“武士道”精神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只是这种类似于第1战队“操纵的神”获救的事例，最多不过骗骗老百姓，实际于事无补。
“8。4”空战后，第24战队因大量减员和极度疲劳，已到了不能再战的程度，当天晚上就被调回海拉尔机场休整补充。
至此，日军在诺门罕的制空权大半丧失，以至于苏军侦察机大白天都可以跑到日军阵地上空晃来晃去。
来去无牵挂
2号阵地隐蔽壕被炸事件，对前线日军的士气造成不小打击，只是他们不知道，苏军还有最致命的一击，而且离他们越来越近了。
现代战争的胜败所归，并不出于数学计算之外。截至8月18日，朱可夫所需要的六万吨物资已大部分运到前线，对于日军，苏军已掌握了相当大的优势，就连秘密集结的步兵都已超过日军数量的一半。
到8月中旬，先后传来的两个消息，更增强了朱可夫获胜的底气。
第一个消息能让日本人气到吐血。当初日本邀请德国观察团观战的初衷，既不是请他们来做军事顾问，也不是为了给他们看笑话，目的只有一个，博得德国元首希特勒赏识，以便及早促成日德军事同盟的实现。
可是事与愿违，此举起到的是完全相反的效果。德国人不来看，还以为日军有两下子，看过之后，才知道日军连半下子都没有。
观察团每次发回国的报告千篇一律，把处于“一战水平”的日军贬得一钱不值，说到精彩处，甚至可编成一部笑话集。
比如，日军以勇猛自诩，指挥官往往身先士卒，报告中对此莫名惊诧：高级指挥官不在后方指挥，竟然和部队一起冲锋，这完全是“缺乏必要军事指挥常识的愚蠢蛮干”。
日军当宝贝一样的坦克部队及其战术，笑得德国人的牙掉了一地：完全失败啊，日本人没几辆坦克，而就为了爱惜这些破坦克，居然使用步兵掩护坦克，并用骑兵向苏军坦克发起“愚蠢的进攻”，大家能想到世上还有这种不可思议的战术吗？
德国人眼中的“不可思议”，在日本人看来却是再正常不过。他们一直是在垃圾堆里搞装修，制造坦克需要原料、金钱和时间，士兵只要一张明信片就能招来一群，你说哪一个更宝贵？步兵掩护坦克，天经地义，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这是日本的国情，不是德国的，观察团毫不客气地指出，日军的战斗力非常薄弱，德国跟这样的国家结盟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因此在对日外交上应“格外谨慎”，不可与日本过分亲密。
纳粹元首尽是一些势利货色，希特勒在收到报告后马上作出决定，不再带日本这个笨手笨脚的小朋友玩了，日本政府要求军事结盟的请求遭到明确拒绝。
德国对日本的不义气，等于给朱可夫卸下了包袱，一旦他们发动反攻，苏军在欧洲方面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
朱可夫听到的另外一个好消息，则与兴安骑兵师有关。
兴安骑兵师隶属于兴安军，兴安军共有四支警备军，其中就包括在诺门罕弄出事端的兴安北警备军。
各警备军都属于站岗放哨的治安部队，后来便计划从四支警备军中抽调主力，编成具有野战性质的兴安骑兵师（又称兴安师）。
兴安师下辖三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迫击炮团。该师为甲种编制，一般警备团只有四个连，它每团有五个连，其武器配备仅次于正规日军，在当时的伪军中，属于第一流装备师。
从第二次诺门罕战役开始，关东军司令部便下令兴安师参战，并额外配属了兴安军官学校教导团，使这个师由五个团增加到六个团。
参战的兴安师被列入河东兵团，由战车团长安冈正臣统一指挥。在河东战场上，他们主要负责与蒙古军骑兵第8师（骑8师）作战，一度占领了对方所控制的诺尔台高地。
但是好景不长，苏军通过坦克大战，击溃了河东兵团的主力，从而得以腾出手来对付兴安师。
兴安师起初能从骑8师身上占到点便宜，只是低水平线上的较量，其实这个师内部问题一大堆，最大的问题就是成立时间太短。
兴安师从师长、参谋长，到团连甚至是排的军官，大部分是日本人，也就是说，在指挥上它属于“皇军系统”，“伪军”只分布于士兵和少数下层军官阶层。这样，军官要从不同编制的日军部队中抽调，士兵也来自各警备军，因编组过于仓促，彼此缺乏必要的磨合，直至出征前，官兵之间还是互不相识者居多，有的士兵连本团团长或本连连长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出征的骑兵还没有军马和鞍具，炮兵则缺乏驮马和挽马。到了前线，安冈一看，光着屁股怎么打仗？这才赶紧派人去海拉尔等地方购买马和鞍具。
买来的马尚未到士兵之手，路上就遭到苏军飞机的连续轰炸扫射，损失了一百多匹。剩下来的，有一半以上均为没有调教训练过的生马，与实战的规格和要求相去甚远。
来不及集中训练的还有士兵，因为没有经验，当苏军进行猛烈炮击时，士兵竟然不知道要深藏战壕，老是喜欢探头探脑地出来瞧热闹，结果不少人的脑袋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热闹掉了。
在苏军第36摩步师和装甲兵团的配合下，骑8师发起反攻，兴安师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差点被全歼。在小松原派第23师团接应后，残部才得以撤了下来。
兴安师至此再无能力投入进攻，只能在侧翼警戒阵地担任掩护。尽管如此，这个倒霉的伪军骑兵师终究没能逃脱厄运，在苏军发动的“八日攻势”中，他们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参战一个月，全师三千余人仅剩下不到三百人，重武器损失率达百分之百。
损失的那两千多人并非全是战死或负伤，其中的一千多人都逃了。苏军摧枯拉朽式的火力攻击，毫无疑问是导致逃跑的主要原因。蒙族兵不像日本兵那样纠结，反正是替人打工，也没有什么“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顾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想逃就逃。
另外一个原因，是日军在诺门罕的物资非常紧缺，僧多粥少，偶尔有那么一点好吃的好喝的，蒙族士兵什么也分不到，日本军官却可一人得双份，他们还为此编了个理由，说是“我们日本人生活水平高，你们蒙古人不习惯吃喝”。
蒙族士兵经常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境地，都是爹妈生父母养的，一想，我们连白菜叶子都吃不着，干吗去替你们操那卖白粉的心，不如遁去。
就像破了洞的容器一样，士兵或单独行动，或集体逃亡，今天走了三五个，明天跑了百八十，最后就连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那不到三百人，转眼间也逃散大半。
当然也没全跑，还剩三十一人，里面除去三十个日本人，只有一个是蒙族人——这个蒙族人从小在日本长大，自己也以为自己是日本人了。
即便不崩盘，以兴安师的那点实力，朱可夫也不用太过在意，他重视的是兴安师原来的设防位置，因为那里藏着他的破敌之道。
第九章 玉碎还是散花
时钟定格在1939年8月20日，这就是苏军大反攻的起始时间，比关东军计划中的“第四次诺门罕战役”整整提前了四天。
日子是朱可夫特地选定的。当天是星期天，按照苏军要过冬，短期内不会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预判，日军前线实行了星期休假，将校级军官有一半轮流去了海拉尔。包括第6军司令官荻洲在内，前沿日军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军官缺员。
凌晨2点45分，朱可夫将准备投入反攻的命令传达到一线连队，这时对面的日军阵地仍然是一片沉寂。
也难怪，白天有大炮和坦克联手攻击，晚上有袭扰机和蚊子作祟，除了在海拉尔休假的那帮特殊阶层，战场的士兵，可以说谁都休息不好，常常是“刚刚迷糊过去，梦做了一半天就亮了”。
趁天还没亮，能迷糊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5点45分，前线日军的迷糊劲还没过去，苏军重炮兵就突然发作，先前迎战中已暴露炮位的日军高射炮阵地首当其冲，成了他们发泄的对象。顷刻之间，阵地内的防空指挥部、高射炮、高射机枪全都遭了殃。
重炮的示威，是要为另一个主角的出场揭幕剪彩。
随着空中马达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云层后现出苏联空军的出场阵容，一共是150架sb轰炸机和100架战斗机。它们对侥幸逃过重炮的防空设施进行了逐层“补课”，在此之前，部分苏军火炮还向射击目标施放了烟幕弹，以增强空袭的准确性。
在重炮和空袭的轮番重击下，三十分钟以后，日军高射炮、观测所、通讯站被全部击毁，防空力量进入了死寂状态。
冰淇淋配川味火锅
灭掉高炮之后，苏军兴趣点转移到日军地面部队身上。各种规格的炮弹像下雨一样呼啸着向日军阵地飞去，在各个阵地上四处开花。
到这个时候为止，日军尚不知道对方要发动大反攻。松本还在2号阵地上瞎琢磨：以往苏军总是采用立体协作的炮击战术，即迫击炮打背面，坦克炮打正面，今天怎么打完迫击炮，不打坦克炮了？
当时山县联队主力已转移至巴尔夏嘎尔高地，左思右想之后，松本推测可能是这个部署被苏军看穿了，觉得2号阵地上没多少兵力，不值得大动干戈，所以把坦克部队调到主阵地上去了，以节省坦克炮弹。
可怜松本还以为苏联人和他们一样，也在束紧裤腰带使用弹药呢，殊不知人家炮弹有的是，压根儿就不用省。
苏军炮兵和空军形成默契，地面炮击结束，马上就是空袭。在大批战斗机的掩护下，sb轰炸机每批20架，排着队轮流在日军阵地上空投弹。之后，再换炮兵射击。
冰淇淋配川味火锅，那味道真是够爽够痛快。在苏军连续猛烈的轰炸下，日军的前沿高地几乎变成了一座座火焰山，战壕或被震坍，或被直接炸平，弄得士兵连个藏身之处都找不到，往往因缺乏掩蔽而被炸得支离破碎。
一名日军士兵在日记中写道：“炮弹遮天盖地地打到我们近旁，真可怕。观测所用尽一切办法，努力寻找敌人的炮兵，但毫无结果，因为还有轰炸机在轰炸、战斗机在扫射。”
大炮是找不到一点对付的法子，那么飞机呢，航空兵们都死哪里去了？
步兵联队长们这才想到他们自己也有飞机，不禁指着天空大骂起来。
天空早已被苏联空军肃清，飞行集团连能够出战的完整战队都凑不出来，从中国关内紧急征调的第64战队此时尚未到达战场。
轰炸无休无止，没有哪一天的炮击时间有这么长。蜷缩在战壕里躲炮弹的松本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开始怀疑苏军是否要发起反攻了。
答案是肯定的。
8点30分，朱可夫向前线部队发布加密命令，规定15分钟后正式动手。
8点45分，经过新一轮空袭，天空升起红色信号弹，反攻正式开始，日军阵地首先遭到攻击的不是正面，而是两翼。
日军不把情报和后勤当回事，朱可夫却高度重视这两个环节。
要在诺门罕地区搜集情报，本身具有较高难度，一来这里没有常住居民，二来，日军警戒严密，小股侦察兵很难渗入日军防御纵深。
朱可夫的办法，除了凭借绝对制空权，用飞机侦察地形外，另外一个重要手段，是审问日俘。
日本兵平时深受“武士道”教育（也可以说是毒害），同时他们还经常被告知，在战斗中绝不能做俘虏，不然不仅会遭枪毙，而且还要遭到非人的折磨，所以战场上的日本兵很少肯投降或被俘，就连松本这样的非战斗兵，也从未设想过束手就擒的一天。
可是苏军在诺门罕战役中抓到了很多俘虏，这也与前线日军士气低迷有很大关系。
有一名日军侦察兵被派到哈拉哈河边的芦苇丛中监视苏军，可是人派了，东西忘了给——蚊罩和手套。
哈拉哈河边的蚊子那简直是猛如虎，为了不被发现，监视时还不能有动静，这家伙只好坐在岸边，任由蚊子叮咬，一动不动地熬到天亮。
天亮后苏军侦察兵发现了他，被蚊子叮得面目全非的日本兵已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听到喊话，便乖乖地举起了手。
为了从俘虏口中套出情报，朱可夫亲自进行审讯，并让人给这位日本兵端来半杯伏特加酒。
俘虏在接过酒杯后的第一句话，让朱可夫感到无比惊讶：“请您先尝一口，我怕中毒。我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而且他还有一家百货店，需要我去继承。”
朱可夫和苏军翻译都觉得十分好笑。翻译说，按照你们日军的士兵守则，成为俘虏是羞耻的，也是难以忍受的，你们在被俘时就应该口喊天皇陛下万岁而英勇自杀啊，怎么还会担心中毒呢。
俘虏苦笑了一下回答：“父亲命我活着回家，而不是死了回家。”
通过审问日俘，朱可夫获得了大量情报，但俘虏兵往往只了解一个局部，或者是自身所在部队的状况，同时这些情报及相关细节是否全部属实，也需要作进一步验证。
反攻发起之前让关东军摸不着头脑的“八日攻势”，实质上就是一次大规模的火力试探。通过“八日攻势”，朱可夫从南到北，把日军三十多个阵地的虚实又全都打探了一遍。
“八日攻势”成了促使兴安师溃散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本来在朱可夫预料之外，但它进一步证实了情报中最有含金量的那一部分，即日军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兴安师的驻守区域，也就是日军防御侧翼。
兴安师溃散之后，荻洲无法迅速用其他部队进行接防，则说明日军一个萝卜一个坑，全部署到各个阵地上去了，一旦侧翼有闪失，缺乏足够的人手去填坑。
朱可夫的战法由此确定：突击两翼，从南面和北面合围日军，并在敌援军赶到之前迅速予以歼灭。这种包抄两翼的打法，在苏军大演习中曾反复运用，官兵对此已经很熟练了。
朱可夫事先将反攻部队分成三个集群，即南部集群、北部集群和中央集群，并留下了由装甲旅和空降旅组成的战略预备队。
参加南北两翼包抄的部队，也就是南北集群，在发起攻势的前天晚上，就进入了预定地点，并且在哈拉哈河岸的草丛中一直隐蔽到天亮。
红色信号弹升起后，南北集群即分别发起进攻，坦克和步兵像怒涛一样扑向日军左右两翼的高地。他们一边冲锋，一边在沿途插上小红旗，以表示到达的位置。
为了掩护冲锋部队，西岸蒙古高台上的炮兵群不断进行射击，炮弹倾盆暴雨一般向日军阵地倾泻。到中午为止，南北集群对左右两翼高地初步形成了包围。包围之后，又继续用炮火进行严密封锁。
高地上到处都能听到爆炸声，整个上空被黑烟笼罩起来，大晴天的也看不见太阳，使日军的观察和相互联系变得格外困难起来。在通讯线路被炸断后，南翼的第71联队被迫派出了传令兵，可是因为黑烟和黄尘的遮蔽，连传令兵也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阵地的出入口。
中午12点前后，炮击暂停，官兵刚刚放下心来，突然像刮起一阵大风一样，在履带的轰鸣声中，四五十辆坦克一拥而上……
无奈之下，被围日军只得用反光镜等原始办法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石子砸灯泡
在离前线战场两百公里的海拉尔，荻洲接到了关于苏军进攻的首份报告，不由大吃一惊：太意外了。
意外，并不单单因为当天是星期天，而是他想不到朱可夫会在冬天到来之前，就发起雷霆万钧的大反攻。从7月下旬开始，日军就在诺门罕着手构筑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但只是搭起一个架子，重要部分还有三分之二尚未完成，如果早知道有这一天，他就会假都不休，没日没夜地在前沿督工了。
荻洲不在诺门罕，暂时替他受累的是第23师团长小松原。正如朱可夫所料，小松原的快速预备队严重不足，他只得让飞行集团长嵯峨彻二先想点办法。
嵯峨彻二本来手上也没有多余兵力，所以做了一上午的壁上观，好在这时候原驻关内的第64战队到了。
第64战队的资本是他们的老大，战队长横山八男少佐是日本有名的飞行专家，飞行技术非常高超，曾代表日本参加横越非洲大陆的飞行比赛，并一举获得成功。
如果前面还有第1、第11、第24战队，第64战队或许还能谦虚谨慎一点，可如今这些神全倒了，连嵯峨彻二看他们的眼神都有些依赖，由不得横山和战斗机飞行员们不冲动，来到诺门罕之后，茶也不多喝一口，立刻龇牙咧嘴地冲上了天空。
苏联空军或许正在换班，原有飞机去了一半，只有52架sb轰炸机在投弹，身边护航的战斗机亦不足60架。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在横山的指挥下，第64战队摆开匀速水平运动的密集队形，准备向轰炸机群发起攻击。
在诺门罕战场上，日本人再精再鬼，最后喝到的还是苏联人的洗脚水。横山一不留神，就中了斯穆什科维奇的诱兵之计。
一百余架最新式的伊…15、伊…16就埋伏在轰炸机群背后。这些改进型的“燕子”和“黄莺”装有火箭发射架，随机配备空射火箭弹，可进行远距离攻击。
在发现第64战队接近后，战斗机群在一千米距离内即出其不意地射出火箭，处于编队中的日机猝不及防，纷纷中弹坠毁。参战的苏联飞行员形容这种火箭弹攻击，是在用石子砸路边的灯泡。
灯泡砸完，第64战队威风扫地，四散而去。
天空又成了苏军的天下，其实地面也是。小松原派人竭力搜集战场情报，得知苏军的突破重点集中在南北两翼，两翼高地上的日军均伤亡惨重，防守左翼744高地的第71联队尤其苦恼，主力大队里的中队长已全部战死。
小松原毕竟有过三次诺门罕战役的经验，尽管已感到形势不利，局势紧张，但并未陷入一筹莫展或手足无措的境地。他一面严令各部队依托阵地进行固守，一面决定从8月20日夜间起，就着手组织对苏军的反击，具体方案是，首先打破苏军进攻的一路，从内线进行反击。
既然744高地比较紧张，那就先打击这一路的苏军，顺便为第71联队解围。
反击需要兵力，小松原是有预备队的，只是不多，所以先前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用。现在事急矣，看来无论如何得大方一下了。
这个预备队是第26联队的两个大队，此时就驻扎于师团司令部附近。深更半夜，小松原紧急召见了第26联队长须见新一郎大佐。
须见在明白师团长的用意后，一脸酸苦：“师团长是不是以为我们联队还有两个大队的建制？”
小松原不明所以。须见解释说，经过这两个星期的战斗，第26联队满员兵力连一个大队都没有了。
小松原莫名惊诧：“那有多少？”
须见叠出两个指头：“两个中队！”
小松原傻了，这才想起来，自己前前后后，七抽八抽，已经快把这个联队给抽光了。
两个中队就两个中队吧，总比没有强，如果运用得当，内外夹击，也能给苏军的南部集群造成一定压力。
小松原是这么筹划的，但诺门罕地区的作战指挥权，已不在他手上，这事得荻洲准了才行。
在同样被惊了那么一下后，远在海拉尔的荻洲忽然显得出奇镇静和乐观起来，他不同意小松原的方案，认为太悲观太被动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
荻洲要进行全线反击，反击战术延续小松原过去的思维，即派兵绕至苏军侧后，与正面的固守部队一起，把苏军夹成一烧饼。预定反击的日期不变，还是“第四次诺门罕战役”的发起时间，即8月24日。
小松原吃过了无数苦头，所以行事变得比《西游记》里的沙僧还小心，荻洲初来乍到，一样苦处没尝过，就愣把自己当成了刀枪不入的石猴子。
官大一级压死人，明知道荻洲的决策相当不实事求是，小松原也只有执行的份儿。
全线反击可以，但是部队呢？
没有出处。这让小松原伤透了脑筋，他只能从正在进行战斗的阵地上抽调。
原有内线反击计划随之取消，第26联队的两个中队被拆开来，分别去各个阵地进行掩护，以便使被列入反击兵团的部队能够抽身而出，就连驻守于744高地的第71联队，也被要求加入反击，因为荻洲选定的反击突破口，正在南翼。
除了反击兵团，就是固守部队，其中包括据守北翼的搜索队、位于中央的山县联队，本来还应包括一支伪军部队，但正是他们，又在关键时候朝“皇军”的胸口猛捅了一刀。
这支伪军是伪满军独立第一旅，因旅长为石兰斌，所以代号为“石兰部队”。
“满洲国”军队分为兴安军和伪满军，前者是蒙族部队，后者是汉人部队。七七事变后，曾屡次发生伪满士兵刺杀日本军官事件，那些派驻伪满军的日本顾问们人心惶惶，都说：“满军太糟糕了，既不能作战，又不能信任，不过起个仪仗队的作用罢了。”
关东军本来没打算在诺门罕使用“仪仗队”，只是前方兵员吃紧，兴安师又掉了链子，不得已才让石兰部队顶了兴安师的缺，调到侧翼来进行掩护。
就在8月20日夜间，苏军举行大反攻之时，石兰部队的步兵第14团突然哗变。
无论溃散还是哗变，都不是毫无预兆的。日本人认为汉人“狡猾”，蒙古人“淳朴”，但兴安军中的蒙族官兵其实早就不那么“淳朴”了。
不同于那个惹事的二杆子贡布扎布，大部分蒙族官兵都认为自己与蒙古人属于同一民族，没必要刀兵相见。据说在去前线途中，部分蒙族士兵趁日本军官不在，偷偷交谈，曾说道：“如果碰上蒙古兵，喊一声‘我是蒙古人’，对方是不会难为你的，蒙古人怎么会把枪口对准自己人呢？”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
一些蒙族军官私底下也彼此告诫：“战场上对日本人要谨慎，不要为他们卖命，别忘了我们都是圣祖成吉思汗的后代！”
石兰部队是另外一种情况。旅长石兰斌原为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下，这个旅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也多为东北军旧部，曾参加过著名的江桥抗战，后来因抗战失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随石兰斌投降了日军。
成为伪军之后，中上级职位全被日本军官所把持，士兵们饱受歧视和不平等对待，早就心怀怨气。看到时机成熟，步兵第14团便率先揭竿而起，拿日本军官做了“血祭”，然后全体投向苏军。
受其影响，石兰部队整连整营地加以效仿，这个旅很快就名存实亡了，光杆旅长石兰斌本人落荒而逃，最后被气恼不已的关东军送上了军事法庭。
屋漏偏逢连夜雨，石兰部队哗变事件使已经捉襟见肘的日军防线更加不堪，但丝毫没能改变荻洲那没一点来由的自信，他仍然在让人埋头编制反击计划，全不管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要紧的不是如何反击，而是如何解困。
1939年8月21日，苏军发起大反攻的第二天，从南北两翼到中央阵地，日军各阵地都被初步分割包围起来。相对于两翼，中央阵地的日子要略微好过一些，因为苏军中央集群采取的是缓步推进方式。
不过也就只是好上一点。
炮火一停，2号阵地的指挥官发下信纸，传来命令：写遗书。松本一口予以拒绝：“遗书我早就写好了，没必要再写。”
不过当他看清战场状况时，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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