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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认识论原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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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亚杰看来，平衡概念包括（1）一种较低水平的适应：这是以身体不平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儿童的需要，通过试误性的探索活动以得到满足的方式；（2）较高级水平的适应：例如，我们具体的分类活动发展成抽象命题活动，以致儿童能完成可逆性之类的运演的方式。因为对皮亚杰来说，概念性知识并不是先验地存在于儿童的心灵中，而是通过发生学的发展而产生的。皮亚杰试图说明相对静止的逻辑关系是怎样从试误摸索中发展起来的。于是给平衡概念以较广的应用范围，把它用于整个心理活动的范围，也用于较高水平的推理运演。
皮亚杰完全知道，社会和情感因素在儿童逻辑活动的发展中是起作用的。他还给这些因素增加了：（1）儿童智力能量的成熟和（2）儿童所必须经过的某些具体阶段的存在。举例来说，儿童在掌握分类和排列顺序之类的逻辑运演之前是不能领会数的性质的。此外，逻辑的命题水平在具体分类阶段之前是没有的。
皮亚杰同意，这些水平能被有利的或不利的社会环境所促进或延迟，也能被具有感情或意志性质的内部活动来促进或延迟。可是，有某种严重心理缺陷的儿童仍学不会命题运演，甚至不能获得物质、重量和体积的概念，因为他们未能先形成作为后来思惟的命题阶段所必需的基础的具体分类概念。
最后我应该提一提哲学家们最初看到皮亚杰的研究结果时所常常提出的反对意见。几年前我给亚里士多德学会的一篇论文里①试图说明皮亚杰的某些工作和哲学的联系。几乎所有参加讨论的人都反对说，在皮亚杰的实验中对儿童所提的问题是不公平的，或是引起误解的，这些问题对于儿童大都是不能理解的，因而引起了荒谬的回答②。
①W。梅斯：《皮亚杰教授的认识论》，亚里士多德学会会议录1953—4，49—76页。
②N。艾萨克：《皮亚杰研究的广泛意义》，载《皮亚杰研究的某些方面》，国家弗罗伊布尔基金会出版，第二版，1957年，36—37页。
出席会议的艾萨克在这个小小的争吵做了如下的评论：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就是这些同样的问题，儿童在稍晚一些时候，虽然在稍微难一点的情景下，还不能掌握，但在容易的情景下，很快就掌握了。在更晚一些时候，儿童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不比我们成人更难……换句话说，年龄较小的儿童虽然确实是不懂这些问题，但关键却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儿童在那个阶段，还缺乏为理解所需要有的稳定的和组织起来的概念。
因此，儿童不懂得向他提出的问题，不仅是由于他不能懂得用来表达问题的语言，而且表明有一种更深的不足，那就是缺乏使他们能够掌握这类问题的意义的有关概念。在另一方面，当人们说到儿童知道怎样正确地使用语言时，这不过是以简化的形式说他能够把这类问题同一个先前的概念格局联系起来。
儿童使用逻辑词汇和数的能力并不单纯象是有一种鹦鹉学舌那样的功能，而是和他的思惟活动的发展紧密联系着的。例如，可以教儿童背熟乘法表，但是不到他的思惟活动达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他就不能把这些规则应用于新的情景。尽管他具有必要的词汇，数量关系对他也没有多少意义，对逻辑或语法规则也可以这样说。
虽然一个儿童可以在口头上从一数到十，但是不到他掌握了逻辑不变性的概念就不能说他有数的直觉。例如，在这之前，在有两行十个红筹码的场合中，如果有一行在空间上延伸得长一些，他就会说这一行比那一行的筹码多些；但一旦他掌握了不变性的概念，他会肯定两行相等，并且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关系来。此外，一个儿童能在言语水平上作出正确的推理之前，他有可能在具体水平上正确地进行推理。他能按大小的顺序排列三根棍子，如a＞b＞c，并正确地推理说，如果a大于b，b大于c，那么a就大于c；这是在他能在纯粹言语的水平上完成这个推理活动之前就能作到的。这就很清楚，许多智力活动能在没有适当言语化时就已出现。例如，人们已经发现，在聋哑儿童或聋哑成人身上，思惟的许多高级形式很少显得或并不显得贫乏，虽然这个思惟着的人只具有很少的词汇和最少量的句法。
皮亚杰强调概念形成的实用方面，这就把他的观点和那些将概念的分析与言语陈述的分析相等同的哲学家们区别开来。哲学家们的观点有一定的吸引人的单纯性，但是如果人们试着挖掘一下语言的符号结构，就会发现语言意义是和相互关联的概念的等级系统紧密联系的。这些概念不等同于用来表达它们的言语陈述，这是从下述的事实得到证实的，即：在一些由于脑损伤而语言受到损坏的病例中，病人仍然能解决相当复杂的问题，尽管病人只是在具体条件下才能做到。
皮亚杰并不把他的认识论限制在语言的逻辑分析的范围内，即限制在同时性的研究内，而是认为也有必要考虑到历时性的研究。就是为了这个理由，他认为历史的研究和心理发生的研究在认识论上是重要的。虽然语言哲学家们可以认为间时性问题是属于哲学范畴之外的，他们有时也在次一级研究的幌子下处理这类问题，对历史的和发生学的探讨中出现的陈述作了分析。
W。梅斯 曼彻斯特大学
英译本序言
看到这本小书译成了英文，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这本书是在一九七○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在该大学哲学系以“发生认识论”为题所作的四篇讲演之后出版的。我衷心感谢沃尔夫·梅斯博士，他为本书的出版出了力，并为英语读者写了一个序言。
然而，以这种方式来建立这种与盎格鲁－撒克逊认识论学者们的重新接触使我感到的快乐并不是不掺杂着烦恼的：在英国和美国，在认识论哲学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哲学家们，都是从逻辑分析与语言分析出发，而不是从心理学分析出发的，而发生认识论关心的则是概念与运演在心理上的发展，也就是概念与运演的心理发生。所以在本序言中，我必须向英语读者们证明我们的认识论论文的这个基本倾向是正确的，这个倾向跟英美哲学家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是大不相同的。
我不是经验论者，因此，我竟一开始就求助于从洛克、休谟到斯宾塞这些古典经验论的创始人所创立的伟大传统，那看起来是会令人奇怪的。这些经验论者的意图是把对认识的分析放在研究认识的心理发展这个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他们是开创了一条有成效的途径。可惜的是他们接受了思辨心理学，而他们本来应该做的倒是进行详细的实验；因此，他们的心理学，附带着还有他们的逻辑学，仍然是不恰当的。对经验作实验的（因而是“经验的”）研究，在我们看来是和以联想等等为依据的经验论解释相矛盾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发生认识论本身是经验论创始人的工作的一种发展仍然是正确的；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声称我们跟他们之间具有共同传统的理由。虽然美国人鲍德温的高度抽象的表述使他的著作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影响，但他的工作却表明他清楚地意识到对认识的发展作更深入的研究可能会引出的新结果。
我们认为关于认识的发展心理学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这个信念从下述事实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所有科学，包括高度发展了的科学，都是以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为其特征的。例如在物理学中，最稳妥的理论也经常遭到被其它理论取而代之的威胁，后者只把前者部分地归并进去。即使是最精确的实验结果也经常会受到校正，使甚更接近真理。虽然在逻辑学和数学的范围内已被承认的理论并未被后来的理论所否定，可是这些理论可能被放进新的或更广阔的相互关系中去，以致它们的意义有了改变或者变得更加丰富起来；而关于它们的论证也能够达到新的严密程度。简言之，任何一门科学都总还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因此，很清楚，认识论的分析必然迟早会获得一种历史的或历史批判的高度和广度；科学史是对科学作哲学理解的不可缺少的工具。问题是历史是否包含了一个史前史。但是关于史前人类概念形成的文献是完全缺乏的，因为我们对史前人类的技术水平虽然有一些知识，我们却没有关于史前人类认识功能的充分补充资料。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是向生物学家学习，他们求教于胚胎发生学以补充其贫乏的种族发生学知识的不足，在心理学方面，这就意味着去研究每一年龄儿童心理的个体发生情况。其次，即使人们把自己局限于所谓本来意义上的历史，但历史与心理发生还是会有某些有时并不是不重要的联系的。例如，象库恩那样一个有远见的科学史家就谈到了我们的研究工作，甚至还写了下面这样的话：“我之所以能想出对早已死去的学者们提问的方法，部分地要归功于我研究过皮亚杰对活着的儿童提问的方法”（《发生认识论研究报告》第二十五卷，第七—八页，一九七一年）。
第三，我们要说明，虽然研究认识论的哲学家们太经常地置心理发生问题于不顾，但我们主要关心的是跟那些对他们自己那门科学的认识论感兴趣的科学家们建立联系。事实上，近代数学、物理学等的最有价值的认识论是由数学家、物理学家自己提出来的。使我们很受鼓舞的是研究这些科学的认识论的学者当中有许多人对于心理发生问题感到兴趣。例如，哥本哈根的尼尔斯·波尔研究所在它五十周年时举行了一个关于统计性因果关系的学术报告会，除了纯物理学家的论文以外，还有两篇逻辑学论文和四篇（在总共十二篇论文当中）是关于偶然性、概率、因果关系等概念的心理发展的报告：我们看到在物理学家与心理学家之间进行着和我们的发生认识论年会一样的讨论。另外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标志是麻萨诸塞州洛威尔技术学院的物理学家A。I。米勒的一个研究报告，它包括了范围广阔的题目，并且宣称“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量子力学方面的发展都是属于结构主义的研究”。同样，在对米斯纳和惠勒的几何动力学的一个研究报告里，物理学家加西亚问道：这些工作是指向动力学的几何学化呢，还是相反地指向客体空间的物理学化呢？或者说，这两者是不是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而仅仅是相辅相成的呢？他作出结论说：“这种区别只有根据对基本方程里出现的概念的起源所进行的发生学研究结果去理解时，才能具有恰当的意义”（《发生认识论研究报告》第二十六卷，第一八八页，一九七一年）。无可否认，这不过是一些确定的迹象，但是这些迹象却指明了：当各门不同学科之间人们日益感觉到的那些现在还不存在的跨专业关系一旦建立起来时发生认识论所将起的作用。
总的说来，我们想说：对认识的心理发生的研究是进行认识论分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这种研究教导我们：认知的结构既不是在客体中预先形成了的，因为这些客体总是被同化到那些超越于客体之上的逻辑数学框架中去；也不是在必须不断地进行重新组织的主体中预先形成了的。因此，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地连结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复杂的）结构。因此，逻辑数学运演最后就跟行动的一般调节（联合、排列顺序、对应等等）联系起来，分析到最后，就跟生物的自我调节系统联系起来；但是生物自我调节系统并不是预先就包含着所有那些建构物，而仅仅是这些建构物的起点。
J。皮亚杰
引言
我高兴地趁写这本发生认识论小书的机会，觉得有必要给这样一个重要的看法以更为显著的地位，这个看法虽然已由我自己和我的同事们在这个领域里的工作得到证实，但是还太少受到注意，即：认识既不能看作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了的——它们起因于有效的和不断的建构；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中预先决定了的，因为客体只是通过这些内部结构的中介作用才被认识的，并且这些结构还通过把它们结合到更大的范围之中（即使仅仅把它们放在一个可能性的系统之内）而使它们丰富起来。换言之，所有认识都包含有新东西的加工制作的一面，而认识论的重要问题就是使这一新材料的创造和下述的双重性事实符合一致，即在形式水平上，新项目一经加工制作出来就立即被必然的关系连结起来；在现实水平上，新项目，而且仅仅是新项目，才使客观性成为可能。
非预成结构的建构所产生的问题公认为不是一个新近才提出来的问题，虽然大多数认识论学者提出的看法仍然不是先验论的（实际上目前在某些情况下已回到了天赋论）就是经验论的，认为认识从属于预先存在于主体或客体中的一些形式。所有的辩证观点都强调新异性概念，并力图用由正题和反题的相互作用而不断地发展出来的“新的合题”来加以说明。科学思想史不可避免地提出视界的改变问题，甚至还提出了“范型”的“变革”问题（库恩）；例如，布隆施维克就提出了一个关于推理本质上是动态的认识论。在较为专门的心理学领域内鲍德温的“发生逻辑学”对认识结构的建构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还可以引证诸如此类的一些其它尝试。
我们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怀有双重意图的：（1）建立一个可以提供经验验证的方法；（2）追溯认识本身的起源；传统的认识论只顾到高级水平的认识，换言之，即只顾到认识的某些最后结果。因此，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虽然这种分析本质上包含有心理学实验的成分，但也一定不要把它跟纯粹心理学的研究混同起来。心理学家本身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受骗：在美国心理学会送给我的一个奖状中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话：“他使用坚定地依赖经验事实的手法研究了一些迄今还是纯哲学的问题，使认识论成为一门与哲学分开、与所有人类科学都有关系的科学”，当然在这些人类科学中没有忘掉生物学。换言之，这个美国学会承认我们的研究包含有心理学的方面——但正如这段话所说的那样，这方面是作为一种副产品出现的；它同时承认我们的研究目的在本质上是认识论的。
正如“发生认识论”这个名词本身所表明的那样，我们认为有必要研究认识的起源；但是在这里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消除一种可能的误解，这种误解如果导致把关于起源的研究跟认识的不断建构的其它阶段对立起来则将是严重的。相反，从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换言之，我们或者必须说，每一件事情，包括现代科学最新理论的建立在内，都有一个起源的问题，或者必须说这样一些起源是无限地往回延伸的，因为一些最原始的阶段本身也总是以多少属于机体发生的一些阶段为其先导的，如此等等。所以，坚持需要一个发生学的探讨，并不意味着我们给予这个或那个被认为是绝对起点的阶段以一种特权地位：这倒不如说是注意到存在着一个未经清楚界定的建构，并强调我们要了解这种建构的原因和机制就必须了解它的所有的或至少是尽可能多的阶段。如果我们已经集中注意于认识在儿童心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开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有几乎是绝对的重要性，而仅仅是因为总的说来它们没有受到认识论学者们的注意。
因此，认识的所有其它的科学来源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想要着重提出的发生认识论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跨专业性质。但是一般说来，发生认识论的特有问题是认识的成长问题：从一种不充分的、比较贫乏的认识向在深度、广度上都较为丰富的认识的过渡。而科学是一直在发展着的；所以，它的现状绝对不是固定不变的——虽然在这一点上过去曾有过幻想，例子是伽利略的反对者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或某些现代物理学家所接受的牛顿主义。广义的发生学问题包括所有科学认识的进展问题，并且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事实问题（在某一特定阶段上的认识水平问题，和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的过渡问题），另一方面是认识的有效性问题（用进步或退步来评价认识问题，认识的形式结构问题）。所以很清楚，发生认识论的任何研究，不论它所涉及的是儿童某一方面的认识（数、速度、物理、因果性等）的发展，还是科学思想的一些相应分枝中某一分枝的某种演变，都以所研究的科学认识论中的专家们的合作为先决条件，即以心理学家、科学史家、逻辑学家、数学家、控制论专家、语言学家等的合作为先决条件。集体合作的方法已经是我们这个研究中心——日内瓦国际发生认识论中心所遵循的一种方法。所以这本书在许多方面都是一本集体著作。
然而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去追溯这个中心的历史，甚至也不是去详细总结这个中心已出版的《发生认识论研究报告》。①在这些《研究报告》中可以找到已经完成的研究结果，以及每年学术讨论会中所举行的、并与目前正在继续进行的研究有关的讨论的报导。我们这里的目的仅仅是将发生认识论的一些总的趋势抽取出来，并提出那些证明这些趋向的主要事实。所以这个工作的计划是很简单的：首先是分析心理发生的资料，其次是分析这些资料的生物学前提，最后是考查古典的认识论问题。对这个计划也还必须作一些说明，因为这三章中的头两章可能从表面上看来是不必要的。
①这些研究报告将在《研究报告》这个总标题下连带其卷数予以引证。参看本书书末的文献目录。
我们时常用心理学术语来描述认识的心理发生的一些特点（本书第一章）。然而认识论学者们很少去读心理学的研究报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心理学研究并不特别与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发生关联。所以在我们的论述中我们只集中叙述那些有认识论意义的事实：所以这部分地说是一种新的办法，特别是当它论及大量未发表的有关因果性的研究报告时是如此。至于认识的生物学根源（本书第二章），自从《生物学与认识》（伽利玛德出版，一九六七年）问世之后，我们几乎没有改变我们的观点，但既然我们能够在这里用不到二十页的篇幅来概述这本四百三十页的书的内容，我们就希望读者原谅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提到认识在有机体方面的起源——为了证明发生认识论对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解释是正确的，这是必须要提到的。
总之，这本书的内容是叙述一种认识论理论，这种认识论是自然主义的但又不是实证主义的；这种认识论引起我们对主体活动的注意但又不流于唯心论；这种认识论同样地以客体作为自己的依据，把客体看作一个极限（因此客体是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的，但我们永远也不能完全达到它）；这种认识论首先是把认识看作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建构：正是发生认识论的这后一个方面引起了最多的问题，也就是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作出适当的叙述和充分的讨论。
作者
一九七○年一月
第一章 认识的形成（认识的心理发生）
任何关于认识发展的研究，凡追溯到其根源的（暂不论它的生物前提），都会有助于对认识最初是如何发展的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如果局限于对这个问题的古典论述，人们就只能问：是否所有的认识信息都来源于客体，以致如传统经验主义所假定的那样，主体是受教于在他以外之物的；或者相反，是否如各式各样的先验主义或天赋论所坚持的那样，主体一开始就具有一些内部生成的结构，并把这些结构强加于客体。但是，即使我们承认在这样两个极端之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思想史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多少种看法），似乎还是存在着一个为大家承认的一些认识论理论所共有的公设，即假定：在所有认识水平上，都存在着一个在不同程度上知道自己的能力（即使这些能力被归结为只是对客体的知觉）的主体；存在着对主体而言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即使这些客体被归结为“现象”）；而首先是存在着在主体到客体、客体到主体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的一些中介物（知觉或概念）。
然而心理发生学分析的初步结果，似乎是与上述这些假定相矛盾的。一方面，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但这是由于主客体之间的完全没有分化，而不是由于不同种类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互相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一开始起中介作用的并不是知觉，有如唯理论者太轻率地向经验主义所作的让步那样，而是可塑性要大得多的活动本身。知觉确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知觉是部分地依赖于整个活动的，一些被认为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很原始的知觉机制（如米肖特的“隧道效应”）也只是在客体建构的某种水平上才形成的。用一般的方式，每一种知觉都会赋予被知觉到的要素以一些同活动有联系的意义（布鲁纳就在这方面说到“自居作用”，见《研究报告》，第六卷第一章），所以我们的研究需要从活动开始。我们将区分出活动的先后两个相继的时期：在全部言语或者全部表象性概念以前的感知运动活动时期以及由言语和表象性概念这些新特性所形成的活动的时期，这些活动在这时发生了对动作的结果、意图和机制的有意识的觉知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发生了从动作转变到概念化思维的问题。
一、感知运动水平
关于感知运动活动的问题，鲍德温很早以前就证明：幼儿没有显示出任何自我意识，也不能在内部给与的东西和外部给与的东西之间作出固定不变的划分；这种“非二分主义”一直持续到儿童有可能在与建构非我概念又对应又对立的情况下建构自我概念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观察到，在儿童的原始宇宙里是没有永久客体的，这种情况一直要持续到儿童对作为非我的别人开始发生兴趣之时为止，而最早被认为是永久客体的就是作为非我的别人。这些结果已由辜安－迭卡里在一个控制实验中作了详细的证明，他这个实验所研究的是物质客体的永久性问题，以及这种永久性同在弗洛伊德的对他人感兴趣这个意义上的“客体关系”的同步性。很清楚，一个既无主体也无客体的客观实在的结构，提供了在以后将分化为主体和客体的东西之间唯一一个可能的联结点——活动；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设想的活动是一种特定的活动，这种活动的认识论意义对我们是有教益的。在建构的过程中，在空间领域里，以及在不同的知觉范围内，婴儿把每一件事物都与自己的身体关联起来，好像自己的身体就是宇宙的中心一样——但却是一个不能意识其自身的中心。换句话说，儿童最早的活动既显示出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完全没有分化，也显示出一种根本的自身中心化，可是这种自身中心化又由于同缺乏分化相联系，因而基本上是无意识的。
但是，在儿童行为的这两个特点之间可能有什么联系呢？如果主客体之间是这样地没有分化，以致于主体甚至连自己就是活动的发源者都不知道，那么，为什么虽然主体的注意是指向外界的而主体的活动却是以身体本身为中心呢？看来我们常用来指称这种自身中心化的极端自我中心主义一词很可能（尽管我们是当心的）引出有意识的自我这个含义来；这甚至更为确切地适用于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这里所指的是没有自恋者的自恋。为了理解这种缺乏分化和最初活动的自身中心化，我们有必要考虑这个事实，即：各种活动尚未整个地彼此协调起来；每一活动各自组成一个把身体本身直接与客体联系起来的小小的孤立整体，例如，吮吸、注视、把握等活动就是如此。从这里就产生了主客体之间的缺乏分化，因为主体只是在以后的阶段才通过自由地调节自己的活动来肯定其自身的存在，而客体则只是在它顺应或违抗主体在一个连贯的系统中的活动或位置的协调作用时才被建构成的。另一方面，只要每一活动仍然还是一个小小的孤立整体，那末它们之间唯一共同的和不变的参照就只能是身体本身，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朝向身体本身的自动的中心化，虽然这种中心化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有意识的。
为了核实在活动缺乏协调、主客体缺乏分化同身体中心化之间的这种联系，我们只需要看看最初阶段跟出现符号功能和表象性智力的阶段（十八到二十四个月）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从一岁到两岁的时期，发生了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当然还只是发生在实物性动作的水平上。所谓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说，活动不再以主体的身体为中心了。主体的身体开始被看作是处于一个空间中的诸多客体中的一个；由于主体开始意识到自身是活动的来源、从而也是认识的来源，于是主体的活动也得到协调而彼此关联起来。因为，任何两种活动取得协调的前提是主动性，这种主动性超越于外界客体与主体自身之间的那种直接的、行为上的相互作用之上。但是，使活动取得协调就是使客体发生位移，只要这些位移被协调起来，这样逐步地加工制作成的“位移群”就使得把客体安排在具有确定的先后次序的位置上成为可能了。于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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