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出走(中国故事-出书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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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动下渔舟】整理
附：【】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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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出走（中国故事）》作者：蒋方舟

内容简介

天才解读天才。蒋方舟7岁写作，9岁出文集，无疑是文学界的传奇人物。身为一个文学奇才，她怎样看待“天才儿童”，怎样看待“学霸”？怎样看待“中国式教育”？蒋方舟用独特的视角击破常人的习惯想法，用随和却又犀利的语言讲述中国教育，揭示生活中不同观念下真正的“LOSER和WINNER”。

作者简介

蒋方舟1989年10月27日出生于湖北襄阳，7岁开始写作，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2008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并引起了较大争议；2009年10月在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主办的第七届人民文学奖评奖中，蒋方舟获得散文奖。2012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就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目录

被绑架的盗火者

天才的出走

我们那个时代的荷尔蒙故事

幼儿园：童心与人性

中产阶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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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绑架的盗火者
　　　　1994年12月出生的程齐家，比周围的同学小一点。2010年，他在人大附中——这所声名远扬的名校读高三。
　　　　程齐家所在的是英语实验班，而他的强项是数理化。若是按部就班，最好的结局是他将会考进清华的机械专业，毕业后研究汽车。程齐家住校，每周末，他妈妈都会来看他，给全封闭环境下的儿子带来一些外界的社会新闻，让他多些对社会的认识。他们谈话交流、彼此安心。
　　　　高三就这样规律平静地过了一半。一个周末，程齐家的妈妈来看他，聊天中她说一位院士在深圳主持筹建了一所大学，准备招收已完成高中知识学习的高二学生，学生要参加学校组织的高水平测试，进入大学后可以接受最好的高等教育，老师们都是知名学者，这所大学叫南方科技大学。
　　　　南方科技大学只收高二的学生。学校官方的解释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同时可避免高三一年纯粹的考试训练对高素质、原生态学生创新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扼杀。”但是，再笨的人也能看出真正用意：对直面高考的高三毕业生来说，考北大、清华、港大，当然是更顺理成章的目标。南科大从高二招生，当然是为了能拦腰斩断、收割优质生源。
　　　　程齐家后来回忆说：“南科大就是这样以一方净土的模糊形象被我所认知。当时我未把此事真正放在心上，妈妈也玩笑似的感叹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也只得认命，觉得水木塘边赏月、未名湖畔折柳亦不枉此生。”
　　　　年底，班主任拿了一份通知，说南科大将在人大附中高三年级招收第一届学生。程齐家当时已经获得了校荐北航的机会，也自荐报考了上海交大，虽然对南科大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但他立刻觉得这是个惊喜，第一时间报了名。
　　　　对于要报考南科大的学生，人大附中不仅没有打压，让他们回归官方志愿，反而给予了让人意外的热情鼓励。除了几次动员，人大的刘校长还专门给想报考南科大的家长开了个见面会，会上和南科大的新校长朱清时电话连线，解答家长的问题，试图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
　　　　这次见面会之后，人大附中一共有7个孩子，确定了报考。
　　　　朱清时校长的演讲一向犀利而昂扬，“教育改革”、“学术自由”、“去行政化”这样的词是屡试不爽的鸡血，而他描述的南科大蓝图更像近在咫尺的乌托邦。朱校长说首届招生时只招50名学生，未来亦将严格把师生比控制在1∶8的规模，小班化教学是教育模式的回归。大一、大二采用通识教育。
　　　　可是在对家长的说明会上，却不知道朱校长有没有说明，南科大还没有获得教育部颁布的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也没有招生许可，大学毕业后的文凭也可能得不到国家承认。
　　　　在咨询会结束几天后，教育部终于向南科大颁发了正式批准筹建的批文，这所先斩后奏的大学，方才获得了迟到的准生证。
　　　　接下来的故事，似乎是按照皆大欢喜的方向发展。
　　　　人大附中特意为南科大自主招生的笔试开设了考场。考试的题目是教育部考试中心提供的，考数学、物理和英语，题目比高考要难。
　　　　这三门课是程齐家的强项，他考完之后就对母亲说：“绝对没有问题。”
　　　　通过笔试的，除了程齐家之外还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比程齐家成绩要好一些，性格内向，出于顾虑，最后放弃了南科大，冲刺北大、清华。
　　　　通过笔试之后，程齐家就读南科大的意愿更加坚决，它不再是未来的选项之一，而是未来本身。
　　　　因为儿子的坚决，家长也开始衡量报考这所大学的风险。
　　　　风险当然是有的。家长最担心的是政府决策很容易变，“有时候领导换届了，往往一些事情就不好说了。”
　　　　南科大的重要推动者是深圳市，也是它的投资人。南科大的前途当然是随着业主更迭而瞬息万变的（后来事实证明，家长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支持南科大的深圳市长许宗衡在2010年五月因为贪腐而被判处死缓）。
　　　　对于南方科技大学自授学历和文凭，家长反而并不太担心。“自授学历”是朱清时校长口中高校恢复活力的关键。他说全世界唯有中国是国家学位，各个学校拼命去跟教育部公关授权，而不是拼命提高教学水平，这是本末倒置，必须打破铁饭碗。
　　　　而家长确实也有更现实的考量。程齐家的妈妈认为对孩子来说，大学不会是学历的终点，他一定会继续深造，但总应该获得一个国家承认的学历吧。
　　　　衡量之下，报考南科大，最好的结果是，程齐家接受了招生简章上承诺的高质量教育，有了很好的发展。
　　　　最坏的结果是学校解散了，他再回家来参加明年的高考——程齐家说，即使这样他也认了，大不了回来考清华。而他即使明年回来高考，也还比应届生小一岁。
　　　　寒假，正月初十前后，南科大在深圳进行了第二轮录取考试。程齐家第一次坐飞机，他自己飞。他是唯一单刀赴会的学生，参加了面试、能力测试和心理测试。
　　　　两三天后，南科大打电话，祝贺录取。还没有开春，程齐家就早早告别了如临大敌备战中的同学们。
　　　　二月底，程齐家一个人去了南科大报到，他带了几本书，包括易中天的《看不懂的中国人》，还有字帖和德语书——这些都是他准备上大学后自我教育的内容。
　　　　空旷崭新的校园里，全部师生加起来也不过七八十人——也许还没有赶来抢新闻的记者多。学生的组成乍一看更让人觉得这不像是一支正规军。
　　　　——南科大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前一年报考了中科大少年班、上了一本线但没有被中科大录取的学生。这些孩子本来就是特殊的，他们像是从一个试验皿跳进了另一个，而南科大的校长朱清时是中科大的原校长，两个试验皿也属同胞。
　　　　南科大首届学生中最小的只有十岁，叫苏刘溢，他7岁上初中，8岁升高中，10岁考大学，高考考了566分，在去年9月就已经入学，是南方科技大学招收的首位学生，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孤独地等候着未来的同学们。
　　　　除了他之外，南科大的首批新生里还有13岁的王嘉乐、岳照，14岁的范紫藜。
　　　　南科大在喧嚷中开学，晚上才得安静。学校安排学生看了电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讲的是寄宿学校里一群难缠的问题学生，被音乐老师感化，组成了一支合唱团，才能被唤醒，心灵变得温顺美好。
　　　　放这部片子，大概是因为校长猜到了这会是一群难管的学生。他们年纪尚小，早早就被周遭目为神童，过早觉醒，天生反骨，又在外界对南科大的好奇中收获了许多注视。对南科大的天才们，除了教育，大概还有些教化的工作要做吧。
　　　　《放牛班的春天》主题曲里唱：“看看你经过的路上/孩子们迷了路/向他们伸出手/拉他们一把/步向以后的日子。”
　　　　在广州黄埔军校半个月的军训结束后，正式开课。
　　　　程齐家笼统而乐观总结他上大学后的感悟：“学校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学习氛围很浓，思想很自由。同学们崇尚智慧，努力汲取知识拓展思想，在这里我们开始关心社会，学会了对自己负责，并试着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南科大、为社会承担应尽的责任。我们还知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社会进步需要每个人的积极改变。”
　　　　他这样概括自己在南科大的常规生活：“这学期有微积分、线性代数、物理、计算机科学、国学、社会学、英语，还会经常由知名学者教授开讲座。大家普遍感觉压力不小。有课时认真上课，没课时自己复习、看书、用电脑娱乐一下，我每天都会去健身房锻炼，大家有时会一起出去玩。”
　　　　南科大理想的设计是“书院制”和“导师制”相结合。老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可以随时交流问题。一个导师带三五个学生。
　　　　到现在，“书院制”已经落实了。院长是原来香港城市大学的副校长唐淑贤。“导师制”却还遥遥无期，困难在于师资。这是南科大从筹建创校就存在的问题，早先在招生简章里公布的一系列名师并没有全部落实，很多教授也只是兼职，保证课时已是勉强，更无法充当无微不至指导专业、生活、人生方向的导师了。
　　　　以外界人的目光，南科大之难，更在于与“组织上来了新规定”走一步退三步的漫长谈判与妥协。
　　　　四月，深圳市委宣布将通过公开推荐方式选拔两名局级领导干部，到南方科技大学担任副校长。
　　　　六月，南科大宣布副校长由理事会根据校长提名聘任，守住了“去行政化”的承诺。
　　　　五月，教育部说改革要依法办学，要遵循制度，规定南科大的学生必须要参加高考。
　　　　六月，南科大的学生写了封公开信，集体缺席高考，不向应试教育低头。
　　　　表面上看，南科大已在往体制的天花板冲，冲顶成功，姿势壮烈且不难看。可谁都知道，姿势不能兑换成胜算，“抵抗”更是与胜负本身无关的事。
　　　　大家赞南科大勇气可嘉，看它的目光却像看一名烈士，觉得南科大一定会死于它的“抵死不从”。
　　　　“不从”也是由于无奈。早在高考前，师生间、学生间、家长间就因为到底要不要高考而争论。
　　　　朱校长在外地，无法表态。学校则有领导开始组织说服学生家长参加高考，人心惶惶。
　　　　真正反对参加高考的，除了热血而理想的学生，还有焦虑而现实的家长。他们担心：按照国家法规，南科大不能录取学生，肯定会找别的学校录取，例如深圳大学，毕业时如果发深圳大学的文凭，怎么办？国家规定外地孩子不能在深圳参加高考，是违法的，学生一辈子背上了高考违法的不良污点，怎么办？学生如果没考好，被当做攻击南科大教学质量的口实，怎么办？最大的风险是，朱校长可能会因此辞去校长职务，这些学生，怎么办？
　　　　朱校长是家长和学生的精神支撑，他曾反复描述过一座近在咫尺的海市蜃楼，那是与深圳一河之隔的港科大，建校仅仅二十年，最新排名已经超过港大成为亚洲第一。
　　　　而朱校长对中国教育的忧虑，也让这群还未成年的孩子有了宏大的责任感。
　　　　在拒绝参加高考的公开信里，南科大的学生自称为“探路者”，他们疑惑以及焦虑的是：为什么中国造不出真正高质量的飞机，造不出一流的汽车底盘，为什么高科技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公司开发的？
　　　　程齐家给南科大寄去的自荐信里，也附上了一篇文章，叫做《钱学森之问》。他显然已经找出了问题的答案：当然是陈旧的教育体制的错。
　　　　南科大的学子说：“我们体会到的，是我们老一辈科学家那心急如焚的心境和沉重的感叹！”
　　　　白发苍苍的老者和奶声奶气的少年的影像重叠，显得吊诡。听未成年孩子们沉重地做些“关乎祖国未来，关乎国家命运”的振臂高呼，即便是少年听风便是雨，多少让人有些觉得生硬——到底不是五四时期了，“水深火热生死攸关”的讲演无法获得预想中的热烈激昂，取而代之的，多是让他们认清现实的凉薄尴尬。
　　　　拒绝参加高考之后。南科大才面临真正的危机，危机来源于内部——不断有人叛逃这座天空之城。
　　　　先是港科大的三位教授离开了南科大，还写了篇檄文，说南科大煽动学生不参加高考近乎文革，改革不能光靠口号。
　　　　后有一名南科大的学生请了长假，然后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对于其他南科大学生动辄家国命运的宏大叙事，这个退学的学生不吝冷漠嘲讽。他说：“绝大多数人选择南科大是为了能够通过南科大与国外高校的合作而出国留学。当时朱校长也是这么对家长说的。我认为这很正常，毕竟人总是要考虑自己的前程，可我实在看不惯有些人张口闭口就说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您说您是为了改革而献身，从不担心自己的职业和未来，那好，您自己高尚去，别拉上别人，为自己将来担心的人多着呢，不要总是代表别人。”
　　　　他认为在南科大是没有前途的，决定参加高考，退出这支被捆绑在一起的盗火者队伍。
　　　　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为了人类，设法窃走天火，被宙斯捆绑在高加索山脉的岩石被鸟兽啄食，却要长生不死，他的痛苦要持续三万年。
　　　　盗火者是被绑缚的，也是被绑架的。这几乎是所有改革或革命者的宿命，骑虎难下，革命者们用一贯宏亮激昂的调门控诉当下，构造乌托邦；戏假情真，革命者们眼里总常含泪水，眼泪也为自己而流。无论如何，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吧，管他前面是什么。摩西当年恐怕也不知前面是否是深渊，但总不能回身向他的追随者们无奈地摊手劝回。即使摩西是个瞎子或近视眼，也得为了身后被感动的信任者，走向他内心自认为清晰的彼岸。
　　　　我问过程齐家，他的理想是什么。在进入南科大之前，他的理想是想毕业后研究汽车，这是他的兴趣。现在问他，他则说：“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全面的人，广泛接纳各种价值体系，并永远守护心中的理想和价值。以数理逻辑观察世界，又以艺术的思维生活，活得自如。”
　　　　他的未来被推得更遥远了一些，南科大的未来似乎也被推得杳渺了一些——秋季招生的简章迟迟未出，不知道第一届学生是否是最后一届。
　　　　程齐家的妈妈告诉我：“如果要写关于南科大的一些事情，一定要显示出我们多么拥护党和政府，我们善良，我们弱势。”情况比她当时想像的要复杂和艰难很多，若是一开始知道如此，她也许不会同意孩子去南科大的。
　　　　
　　　　
　　　　☆关于LOSER和WINNER标准问题的讨论
　　　　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有人在网上发帖问：“校庆期间的清华普通毕业生可以回母校吗？”
　　　　有人回帖说：“可以啊，可以搞一个LOSER方队，校庆的时候走一走。”
　　　　LOSER，五个字母，字字血泪，无限依依无限惋惜，多少咬牙切齿尽在不言中。LOSER，卢瑟儿，失败者，它可以是人们温暖亲切的摇头自嘲，也可以是相互攻击时最锋利的暗箭。卢瑟儿所对应的反面人生当然是WINNER，温拿，赢之大者，则称为大拿。
　　　　我大学刚入学时，看到大家在水木BBS上热火朝天的讨论。一群从火热的高中教育中大逃亡还没几年的年轻人，没有享受胜利者的喜悦，迷迷糊糊又要被一脚踹入社会，参加讨论的这些满怀失意的人，相互确认着自己是不是失败者国的常住居民。
　　　　证明自己不是LOSER的底限，当然是有房有车有老婆。
　　　　有人忐忑地问：“那如果娶了个丑老婆，算不算LOSER呢？”
　　　　大家纷纷表示，那当然也是要列为失败者的。发问者黯然，百密有一疏，原来自己无意中还是输了。
　　　　钱不是检验LOSER的唯一标准，但却是最不容动摇的门槛：“年近30或者年过30，工作一般5年以上。总资产200万以下，年收入50万以下，无车或15万以下的车（15万以下的车等同无车）。”
　　　　同时可以检验是否LOSER的，还有和钱有关的生活趣味。他们的特征是：“名牌大学，博士，海归，朝九晚五打卡，坐在格子间的电脑旁，MSN，麦当劳，卡布奇诺，网恋，丁克，地铁，打的，坐经济舱，住星级宾馆，泡吧，煲电话，听蓝调，加班，夜生活，圣诞节，一夜情，斯诺克，暂住证，红酒，抽555，住租来或按揭的公寓，买简约的宜家家具，收藏CD，谈论《老友记》，向往去西藏，留恋于丽江，铁杆驴友，不看中文报纸不看中国电影，看卡夫卡看张爱玲看伊朗电影，洁癖，乡愁，健身，瑜伽，养吉娃娃，香水衣服鞋子泡吧旅游鲜花买书买CD看电影”。
　　　　这基本概括了一个大城市，收入尚可且沾沾自喜的年轻人生活所有组成，甚至可以被年轻潮流杂志引为生活样本，但是，一盆冷水浇下——这其实是失败者的生活。
　　　　所谓温拿，WINNER，他们提前五十年过上了退休老干部的生活，收藏是唯一的幸福，饭局多到没空上网，永远不会花自己的钱，学习都是脱产的，休假都是带薪的。
　　　　——这就是大家基本上讨论出的关于判断卢瑟儿和温拿的硬指标。这些标准听得简直让人心惊胆战不是？这种指标下，大多数人甚至连失败者俱乐部都没有资格进入。
　　　　每到年终，水木BBS上就会掀起晒工资单和年终奖金的热潮，年薪十几万几十万都会被笑话，被反问：“这样在北京怎么活？”
　　　　除非收入高到每天拿小推车从银行运钱才能达到的数目，才会被封为大拿，引起围观群众真心诚意的崇拜。
　　　　前两年，一个浙大的讲师跳了楼，他当年是清华水利年级第一，西北大学全额奖学金，六年博士后毕业。他拥有一份完美的履历表，大学生活需要解决的所有已知选项他都交出了完美的答案，可是发现最后导出的X是每个月仅仅2000块的工资。
　　　　不知道他有没有过夜深人静看着同学晒工资单的时候，或是在疲惫的生活中默默用被别人不断发问的句子问自己：“这样的收入，怎么活啊？”
　　　　也许是因为最高学府的起点高，所以大家对于生活的期待和胃口都要大些。收入的意义不是为了自己活，同时也是为了与他人——那些起点差不多的人比较。
　　　　LOSER的主要沮丧和怨念的重点，在于他们读了这么多年书，做了这么多年题，一路打败这么多人才擎出青天来，可在被量化的个人收入报表前，努力被瞬间抹杀，所有过去的骄傲，变成了羞于翻检回归的记忆——它们都是对今天的冷笑。
　　　　一个著名的抱怨，是说自己从小一路最高学府，一路笑傲家族，兄弟姐妹全部生活在自己的阴影之下。而他过年回家，发现表哥当兵回家后在卫生局工作，表姐当了法院公务员，表妹成了警察，堂妹嫁给官二代，堂弟做生意赚了钱。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阴德，原来五才是学习。
　　　　学历越高的人越失败，博士生最爱自怜自己赚的还没有中专毕业的人多。
　　　　LOSER是战战兢兢步步为营的人，WINNER是不劳而获一行白鹭上青天的人。
　　　　LOSER是按部就班种瓜得瓜的人，WINNER是靠爹靠老公靠关系靠机遇靠蛮力就和前者平起平坐的人。
　　　　有一种人是免检的WINNER，就是成功进入体制内的人。他们的后半生甚至无需检查工资单，就可以放在荣誉橱窗和展览室里。
　　　　新闻上有公务员考试发榜的报道，看到年轻人喜极而泣的脸，确实感到那是无数人一夜间翻身农奴把歌儿唱的时刻。
　　　　我的同学大一大二的时候在背GRE单词的红宝书，到了现在，大三，他拿的是公务员考试的复习资料。
　　　　我说他投靠，他被招安，我指责他堕落了不再理想主义了，他辩驳说：“我进入了体制，才能对社会有所改变……”
　　　　我被他一番进入体制的热血沸腾的宣言说得哑口无言，最后不得不拍着他的肩膀，认可他的决定，说：“好吧，体制内有你，我就放心了。”
　　　　可他反而颓然了，嗫嚅道：“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被体制化。”
　　　　“体制化”不只是个行政词汇，也是一个人被塑造的过程吧。一开始你的目的是试图改变它，后来你只能抵制它，渐渐你熟悉它，最后只能依赖它。
　　　　我和我同学似乎同时看到他在办公室里舒服安乐的后半生，一下子有些冷场，他生硬地说自己要去背《申论》（中国大陆国家公务员进行资格考试的其中一个科目）了。
　　　　进入体制意味着户口房子工作，意味着稳定福利和保障。进入体制意味着成为真正统治意义上的精英，意味着不再求人，而是被求着办事。而这些是几十万的年薪也换不来的——岌岌可危时代中的安全感。
　　　　进入体制的WINNER也有抱怨，例如日子太悠闲，升官太过慢，但是在大多数同学眼中，这些无异于撒娇了。
　　　　WINNER和LOSER是我所见过最简单粗暴，也最残酷的划分标准，对WINNER的肃然起敬，对LOSER的讥诮冷语。
　　　　这让人无法不联想到王蒙20世纪60年代写过的《组织部里来了年轻人》。40年前，年轻人还对组织适应不良，一到工作岗位就被打了英雄主义鸡血，要对坏事绝不容忍，要勇敢地进行斗争。而现在，组织部里涌入了一群青年老干部，体制与他们的天性中没有一天冲突的地方，一去就能迅速融入，迅速汲取自己所需的养分，甚至不需要任何适应过程。能挤进去的就是赢家。时代不一样了。
　　　　“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是每个年轻人进入高等学府时第一句向自己说的话。这种想法让人思维简单如猩猩够香蕉，放弃自己形而上的思考，被迫去想象工具性的无聊问题，一步步走向一个心理极权的国度，放弃自己脑袋里的想法，而走向卑贱的实用理性领域。想的只是“怎样用这个得到那个”的问题。
　　　　WINNER和LOSER的划分，也是我见过对年轻人最简单粗暴、也最残忍的评判。除了简单的收入，标准无休无止：进入不了体制的文科生，比工科生失败；出国留学再回来的人，比留在国内累积资本的人失败；整天批判改变规则的人，比默默按规则办事的人失败……
　　　　对WINNER肃然起敬，对LOSER讥诮冷语。成王败寇啊，这想法，终于在年轻人中被表达得如此露骨而凄厉。
　　　　
　　　　
　　　　☆乱世儿女
　　　　“我明天要去干一件注定要失败的事儿。”高考的前一天，教学楼已是封闭状态，他偷偷进去，站在最高层的走廊上，那里可以看见所有教室：严整、平静、安然，乐天知命。
　　　　这个注定要失败的事儿，他指的是高考。高中三年，他已经被老师视为外表漂亮、脑子空空的“文盲”。
　　　　他坐进了考场，开考前的喇叭里传出的是对考生的各种告诫：不得这样，不得那样，否则就要严肃处理……整整说了几分钟。这段声音是他的，提前录好的。他录了几遍：凶巴巴的、亲切的、平静的，各种风格都有，录得挺认真。虽然没有人知道那个说话者就在考场里，但他还是很开心。一来他希望有人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二来他喜欢说话，特别是那种发号施令说一不二宣读圣旨的腔调。他喜欢强势。
　　　　他的职业最高典范是《新闻联播》，梦想有一天能坐在那个主播台上。他叫小波。
　　　　这个“注定要失败的事儿”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去了北京，寻找一所大学。
　　　　北京，对于一个从小城去的青年来说并不陌生，但也不亲切：寒冷，冻死人，风沙大，水也不好喝；地铁挤死人，到处堵车，外地人活着不知住哪儿，死了不知埋哪儿。对于将要以说话为生的人来说，干燥的环境，也不利于嗓子。但是，还是要去北京，就算是去了别处的大学，只要不在北京，那就等于浪掷四年。四年后，还是要去北京。
　　　　“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但是，有的人连南墙也没见过呢。”他说。那好，去见见南墙是什么样吧！
　　　　他有漂亮的嗓音，俊朗的外表，聪明的大脑，却没有好的高考成绩。所以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那个大学号称在北京——其实是离河北更近的一个号称为大学的大学。
　　　　他对大学没有期待，他崇尚个人奋斗。去北京前，买了一本书，叫《卡耐基论成功之道》，是集盗版卡耐基之大成的盗版书，很厚的一本，只卖十元钱。卡耐基是鼻祖，他的徒子徒孙们，那些传销成功学方法论的靠“口活儿”为生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此起彼伏。书、讲座、老师的训话、考试的文段、学校墙上的标语、学生日记本的扉页、大考失败之后忏悔书的最后一段……90后出生的孩子，基本上是在各种励志名言的包围中长大的，是个学生就可以顺口说一大溜：“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之所以能，是相信能”，“真正的强者，是含泪奔跑的人”……跟所有，包括自己，搏斗，搏杀，杀。
　　　　去北京前，他还对励志名言无感呢。跟很多高中生一样，他爱看的是郭敬明风格的小伤感小唯美的小说。当然，还有播音方面的专业书。他看不进任何高中课本，却看得进大学教材。
　　　　教材上说：播音员是党的喉舌，是党和人民联系的纽带，是正确舆论导向的传达者。
　　　　最高一级的播音员是国脸，国嗓，国舌。
　　　　上网查阅资料时，他才发现，《新闻联播》的观众流失严重，原因不明。他想知道原因，想知道新闻播音的本质，他要做一个最优质的播音员，他要自己写一本专业的书，有自己的体会和建树。于是，他打开电脑，开了个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三十年，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我国的电视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播音员这个职业，也越来越受到人民大众的重视和喜爱……”
　　　　然后就写不下去了。
　　　　他的语文成绩不好，如果不是重大的考试，他的作文是肯定交白卷的。在历届语文老师的亲切教导下，他已经和很多中学生一样，处于文字失语状态的边缘了。他们会写一些空话大话讨好老师，谁知老师真话也不喜欢，假话也不喜欢，半真半假的话学生又控制不好力道和比例，干脆就不说了。
　　　　天知道，他其实是多么乐于表达，也善于表达的人。对于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