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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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郭沫若在《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中，还回顾了这次讨论。他再一次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说：“《兰亭序》帖虽伪，并不贬低它的价值，只是它不是王右军所书而已。不仅字迹不是王右军所书，序文的后半段也不是王右军所作；这样说也不贬低王右军的价值。一定要坚持《兰亭序》的后半段绝非伪作，那倒是有损于王右军的。”

　　1973年，文物出版社将这次讨论的文章分上、下编汇编出版。上编是郭沫若以及和郭沫若持相同观点的文章，下编为高二适以及和高二适一样观点的文章。书名为《兰亭论辩》。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这次辩论“对于我国书体史、书法史以及文字发展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特别是在鉴定书法问题上，乃至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广袤领域中，如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将会有所启发。”应当说，这场由郭沫若发起，并得到毛泽东的推动而顺利展开的辩论，总体上开展是好的，只不过最后的《兰亭论辩》提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高度，有点画蛇添足，引起不同意郭沫若意见的另一方不满，高二适看到后，就拍着《兰亭论辩》这本书，有些愤愤然地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

　　●三、关于《李白与杜甫》

　　郭沫若的学术论着《李白与杜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不正常的年代中写成的。此书的写作，严格地说，和毛泽东并无直接关系，本来我们在这里可以不用费辞。不过，因为该书无论在成书时及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曾引起过较大反响；而且有人认为，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及全书基本观点，与毛泽东有一定的间接因缘。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在这里花点笔墨作些交代。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一生最后的一部学术着作。

　　据知道内情的人说，《李白与杜甫》从1967年酝酿到1969年写成，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这在郭沫若的写作生涯中，是酝酿时间最长、写作时间最长、修改时间最长并且是修改得最多的一次写作。《李白与杜甫》一书的废稿比定稿多一倍以上，这在他一生中也是很少见的。

　　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这本《李白与杜甫》？为什么在那个“革命”“斗争”打打杀杀盛行的年代想到要写这本学术着作？

　　往大里说，李白和杜甫不仅是我国古代杰出的诗人，也可以说是世界文化伟人。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人不知道他们，没有人未读过他们的作品，甚至可以说，一般中国人也很少不知道他们，未哼过一两句他们的诗。作为诗人的郭沫若自然是从小就接受过他们的滋哺，后来也一直受到他们的影响，不断从他们那里得到启迪。作为诗人，同时也作为历史学家，到晚年想对他们作一番全面系统的研究，应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

　　从当时的特定时间和环境说，此时的郭沫若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处在生活工作相当“清闲”、思想精神却十分矛盾苦恼的状态。他对这一次的“大革命”（何况这“大革命”之前还冠以“文化”二字）不甚“理解”，却又颇想投入“革命”，进行“革命”，以一个“文人”之身，他除了选择着述又还能作其他什么工作呢？

　　再具体一点讲，有人说毛泽东曾对郭沫若谈起过自己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而不甚喜欢杜甫。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毛泽东本人是位大诗人，他对我国古代一些诗人有继承，有偏爱，完全可以理解。这从他自己的诗作中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同时，他作为诗人，对于同样是诗人的郭沫若有时会谈起诗学诗艺，也完全是十分自然的事。郭沫若自己也从小就喜爱李白，受李白的影响很大，很深。对于杜甫，他也从小就受其影响。但因为个性情趣的差别，再加上与对历史和社会生活理解的深度有关，他对老杜的感受不及对李白的深切，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所以他在谈及自己的童年时代所受的诗教时就说：“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这其实也是可以允许和可以理解的事。而要决定写作《李白与杜甫》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极不正常的年代，当时据传李白被认作“法家”诗人，杜甫则被划为“儒家”诗人，郭沫若不免为时风所动，既然想有所表现，也就自然要选择这个大题目，并且不能不考虑当时的流行见解了。

　　这，大概就是郭沫若为什么要写作《李白与杜甫》的大的、中的和具体的动因了。从这些动因可以看出，他写这部学术着作，既不是和毛泽东有什么直接关系，也不是和毛泽东绝无关系。

　　郭沫若在写作《李白与杜甫》这部着作时，是力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努力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多角度对李杜二人进行评价的。

　　《李白与杜甫》全书分为两个部分：（一）关于李白；（二）关于杜甫。从两大部分的标题及所设节目看，作者无论是对于李白或是杜甫，都是择取一些自认为是一些重要而又感兴趣的问题来进行论述，并不是对这两个大诗人全面系统的论定。当然，通过对这一些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作者对待李白、杜甫二位诗人的评价，可以看出他们各自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不过，似也不能说就此便是作者对两位古代诗人的总评价总判断。

　　毫无疑问，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李白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李白的喜爱。

　　过去人们对李白的认识，即便是对李白比较偏好，也多是把李白看作是风流“诗仙”，生活里充满着“金钱”、“醇酒”和“美女”，有意无意地对李白加以非难。郭沫若似乎较能懂得李白，较能理解李白。他在这本书里几乎用了关于李白的一半篇幅专门分析李白在政治上的不得意及参与政治活动的失败。如对于李白所作《永王东巡歌》，作者从第一首至第十一首都作了详细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

　　李白是被挟在两种私心之间遭受到灾难，他对于李璘（永王）的忘公谊而急私忿固然早就失望，而对于肃宗李亨的先安内而后攘外也是十分痛心。但他不敢明言，却屡屡借题讽喻……由此来说明，李白不但有相当的政治头脑，而且也有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不是什么“仙”，而是活生生的“人”。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不仅有得意，有成功，也有失败和挫折，这一些，都离不开他所处的社会；他个人的命运也是紧紧地和社会连在一起的。

　　不仅如此，郭沫若还通过对李白大量的诗歌作品的分析，指出他是一位极有自己个性的诗人。在李白的诗歌中，不论有无诗人自己出现，却总是融进了他自己的情感，这就是始终勇敢地反对传统观念、不断地追求个性解放和探索人生奥秘。

　　这在当时封建社会，实在是超拔卓群，非同凡响。而作者正是要向人们揭示出：

　　李白的可爱，李白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原因也就在这里。

　　和对李白的论述及评价相比，《李白与杜甫》中对杜甫的论述及评价就要显得苍白。

　　郭沫若并不是要存心贬抑杜甫。从他的主观上说，他是想在这本学术着中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所以时时处处不忘记从人民的角度去评价人和评价事。他在写作这本书时就设想到自己的观点会有人提出质疑甚至指责，所以在书中也把话摊开，明白地说出自己为什么会如此评价杜甫和李白。

　　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或许有人会说：“你是偏爱李白，在挖空心思扬李抑杜。”那么我可以另外举出一对十分相似的例证来评比李杜二人，而那对例证对于杜甫是十分不利的。

　　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

　　李白《赠崔司户文昆季》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

　　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

　　两人的奇拔着想完全相同，但动机和目的便大不相同。李白是要为“寒者”（请注意，不是“寒士”）添柴烧，想上天去扳折月中桂；杜甫是在思家流泪，眼泪有如月光的“金波”，想“斫却月中桂”，让眼泪流得更痛快一点，“一百五日”旧历合当清明前二日，古时是“寒食节”。杜甫做诗的当时沦陷在长安。他在对月思家，所以诗的开头两句是“无空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接下去便是这“斫却月中桂”的两句。前人注为把月桂斫掉可以望到家里人。其实即使斫掉，也是望不到的。既言“有泪如金波”，那么金波更多些，不也就是眼泪更多些吗？

　　杜甫在这首诗里面，完全沉没在个人的感情里，和李白的“动机目的”显然形成了为己与为人的对立。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而抑杜扬李；但也不想赞同信手举一两诗来便轻易地抑李扬杜。

　　这一段话好像是有意和一些“信手举一两诗来便轻易地抑李扬杜”的人“对着干”的味道。因为显然郭沫若这样孤立地举一两句李杜的诗就得出李白是“为人”，而杜甫则是“为己”的结论也是不恰当，不科学的。李白和杜甫虽然都是对月，因为情景的不同，又因为是在用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同样的“对月”是可以在不同情景下都被运用而产生不同效果的，生硬地拉在一起进行论比，既不是读诗，也不是研究诗。我们只是从这里可以看出郭沫若确实在主观上并不是故意要把李白说得比杜甫好，比杜甫强。我们也只能是就郭沫若的着作论着作，看他哪些地方说得对，哪些地方说得不对或不合适。

　　平心而论，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杜甫的一些论述和评价还是有相当可取之处的。最突出的是书中对杜甫宗教信仰的评述，许多话为前人未说到或说而未明说而未透，应该说是郭沫若独到之见。

　　对于李白信仰道教，郭沫若在书中辟了专章加以论述，精辟地说明了他从迷信道教到逐渐觉醒的过程。他并且指出了李白的思想“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而关于杜甫的宗教信仰，郭沫若也明确指出：杜甫不仅信仰道教，而且还信仰佛教。他在《杜甫的宗教信仰》一节中开头是这样说的：

　　杜甫曾经以“儒家”自命。……其实杜甫对于道教和佛教的信仰很深，在道教方面他虽然不像李白那样成为真正的“道士”，但在佛教方面他却是禅宗信徒，他信仰是老而愈笃，一直到他的辞世之年。

　　这就是说，杜甫是以儒、道、佛三家而兼于一身的。郭沫若还把杜甫和李白作了一番比较，说：

　　杜甫的求仙访道早在与李白相识之前，而他迷信道教，至死不变，更笃于李白。

　　他相信道教，也相信佛教。比较起来，他信佛深于信道。他是禅宗的信徒，相信明心见性，不立言说。……很明显，杜甫的精神面貌，在他辞世的前几年，特别倾向于佛教信仰。他虽然没有落发为僧，看他的情绪似乎比所谓“僧宝”还要虔诚。“不复知天大，空余见佛尊”的老诗人，与其称之为“诗圣”，倒宁可称之为“诗佛”，难道不是更妥吗？

　　李白也好，杜甫也好，作为唐代的大诗人，思想信仰比较复杂，不是泥守于一家，这也是当时特定时代的现象。如果我们不斤斤于郭沫若摘去杜甫“诗圣”的桂冠，而给他戴上“诗佛”的帽子，应该说所论还是有理有据的。

　　除此之外，郭沫若努力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观照杜甫，去分析杜甫的诗，有些地方还是对的。例如对于杜甫《喜雨》诗句“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郭沫若认为“杜甫所说的‘浙右盗贼’，指的就是袁晁领导的起义农民。那将近二十万人的农民起义军，杜甫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这不明显地表明了杜甫的阶级立场吗？”这样不回避问题，敢于直视杜甫的阶级立场，指出其阶级局限，不能说郭沫若不对。

　　当然，由于《李白与杜甫》写作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气氛，强调阶级分析而至于到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地步，“左”的思想必然对郭沫若会发生影响，因而书中也的确有一些简单化和绝对化的问题。

　　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分析杜诗中的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不是看到杜甫在诗中以己度人，同情天下“寒士”，希望人们都能得到温暖的情怀，而是说杜甫“在诉说自己的贫困，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他并且对诗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考证”道：“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屋来还要讲究，”以此来说明杜甫过的是地主阶级的生活。这就不但说不上是客观、科学的研究，而简直是故意钻牛角尖，像小孩子斗气了。不过，就是有些看似“钻牛角尖”、“小孩子斗气”的话，也并非绝无道理。如郭沫若批评杜甫骂那些拾拣他家屋顶上被风刮跑的茅草的孩子为“盗贼”（“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很不应该，就有人表示同意。着名古典文论学者、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就说，虽然郭沫若曾经骂过他，但是他还是赞成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里对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批评。“（杜甫）草堂顶上的茅草被风吹走，有穷孩子拾去，拾去就拾去吧，一点点稻草被拾去了，就骂孩子是盗贼，太过分了。”

　　至于对杜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表现了高度人民性的名句，不知郭沫若是出于什么原因，也是评价不高，而只是轻描淡写地点一句，说那是“人们所乐于称道的名句”，“是难能可贵的”。其实，郭沫若自己心里也清楚，对这样充分表现老杜人民思想的诗句，这样轻轻两句点评如何概括得了，打停得住？

　　不过，一定要说郭沫若存心抬高李白，故意贬损杜甫，也未必是客观公允。郭沫若自小“不甚喜欢杜甫”，倒也并不到故意贬损杜甫的地步。总的说来，他对杜甫还是尊重和尊敬的。远的不说，以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写的《读〈随园诗话〉札记》为例。其中说到：

　　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副对联可以为证：“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诗人。时代不同了，前人之所以圣视杜甫，主要是因为他“每饭不忘君”。我们今天之认识杜甫杰出，是因为他能同情人民。至于他所发展和擅长的排律，所谓“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元稹《杜甫墓志铭》），那在封建时代虽然是试帖诗的楷模，但在今天却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了。

　　这样评价杜甫，并不是贬低了杜甫。指责杜甫的错误，也不是抹杀了杜甫的一切。人谁无错误呢？何况“圣人过多，贤人过少，要愚人才无过”。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

　　可以说，这一席话，就是郭沫若的杜甫观：既尊而敬之，又不盲目崇拜；既肯定杜甫的杰出，又不回避和否认他的局限和不足。他不完全同意称杜甫为“诗圣”，自有他的道理，不能强求其和别人一律。

　　还需要提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有人写信给郭沫若，说《李白与杜甫》一书表现了“扬李抑杜”，对李白太偏爱，对杜甫太苛刻。郭沫若当即复信说：

　　你的信和《石壕吏》译释，都拜读了。我基本上同意你的见解。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这里说的“基本上同意”来信人的“见解”，并不是同意来信人对《李白与杜甫》一书有“扬李抑杜”的批评，而是指来信人对杜甫的认识和评价，指对来信人关于杜诗《石壕吏》的译释。

　　倒是郭沫若说的两句话（“千家注杜，太求甚解”和“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很值得我们玩味：据说也是复旦大学教授、着名古代文学学者刘大杰说过：

　　“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毛泽东）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正是在这里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出发点和看法交汇在了一起。确实，公平而论，在过去的年月里，是否对杜甫太“神化”，太“圣化”了，而对李白，是否多少看得有些不够，有些太轻？

　　最后，我们似乎应该再回到本书写作这一节的意思来。因为既然有人提到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与毛泽东有关，通过以上的论述，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明白地对读者说：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与毛泽东既无关又有关，既有关又无关。

　　为什么这样说呢？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喜欢“三李”的，郭沫若写这本《李白与杜甫》并且在书中毫不掩饰他对李白的喜爱，虽然这也是他从小就有的观点，但能说他写作此书时完全没有想到要对毛泽东喜爱李白作一次呼应吗？如果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能说郭沫若写作此书和毛泽东没有一点关系吗？

　　不过，毛泽东也并不怎么贬抑杜甫。毛泽东确实比较爱好李白，相比之下不那么喜欢杜甫。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说到要有理想，敢想敢干，曾提到杜甫，原话是：“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不过他也并不那么对老杜反感。他说过杜甫写过一些好诗，可有许多诗写得不怎么样。这也只是他个人的爱好，并不能说这就是贬低杜甫。其实，他是认真读过许多杜甫的诗的。有材料可查，他至少对67首杜诗作过圈点；有一些诗如《登岳阳楼》、《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还熟读能诵。1958年1　月，他在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曾挤时间参观工部草堂，还对人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他在《七律·和周世钊同志》（1955年10月）诗中还用杜诗作典（“域外鸡虫事可哀”句）；他在致陈毅谈诗的信（1965年7月21日）中还提到杜甫的《北征》诗，说它“可谓‘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这都说明他虽然更喜欢李白，却也对杜甫有相当的兴趣。这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中对杜甫较多批评颇不相同。因此，又不能说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与毛泽东有多少直接的关系。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郭沫若和毛泽东都是诗人，他们在艺术爱好艺术趣味方面有许多相似以至共同的地方，其中如对李白的豪放浪漫风格的喜爱和欣赏。

　　因此，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时与毛泽东的一些看法相默契以至相呼应，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他写作的时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者的潜意识以至显意识中，总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存在，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可以理解，而不应该有什么值得奇怪。



　　第九章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

　　●一、风起云涌

　　让我们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说起吧。

　　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革命”，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啻为一次大浩劫，大灾难。

　　“文化大革命”进行中，宣传家们就称它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在当时，这个冠语当然是个褒义词。但是，如果我们去其褒义，而从它造成的灾害看，说它“史无前例”，倒还是恰如其分的。

　　历经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使我国的物资财富遭到巨大破坏，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在精神思想方面也经历了严重的混乱，一时间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关系也受到严重的扭曲，这种“扭曲”，甚至在毛泽东和郭沫若之间都未能幸免。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当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次大灾难时，我们发现那时全国上下从最高领导到普通老百姓竟都是那样热情，那样虔诚，那样兴高采烈地欢迎这次“大革命”。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从这次“大革命”的发起者领导者到所有被这次“大革命”推而动之、席卷进去的芸芸众生，竟都不清楚自己将走向何方，都将会是怎样的命运，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

　　有一点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所有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谁都没有成为这次“大革命”的胜利者。至于郭沫若，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得以逃过灭顶之灾，却也因为“大革命”的“洗礼”而被弄得遍体鳞伤。

　　“文化大革命”虽然来势迅猛，但还不能说是“风云突变”，而是有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即所谓“舆论准备”。

　　太远的“准备”不说了。1965年11月19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可谓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毫无疑问，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引起的反响是不小的，但是，即使如此，也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就是一场旷时持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由江青于1965年初到上海通过张春桥找到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成的。整个写作活动都背着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进行。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着名的明史专家吴晗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而作。应该说，这个剧本写得是很不错的，人物形象鲜明，故事十分感人。然而，姚文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点名批判吴晗在剧中所写海瑞“退田”和“平冤狱”等故事，把这些故事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等联系起来，从而把一个文艺问题拔高到政治问题，使其具有了特别严重的性质。

　　姚文元是这样说的：

　　1960年，正是我国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新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案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案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这样一来，用政治来取代文艺，对于文艺作品无限上纲，随心所欲地向谁开炮，批倒批臭什么人，姚文元的文章就起了“表率”的急先锋作用。

　　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支持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话时表示：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后来（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也说：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后来我说印小册子……由此也可看出，尽管姚文元的文章不是毛泽东亲自下令组织撰写的，但毛泽东的确认为姚文元的文章是一发好炮弹，可以用来引发“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

　　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的1966年2月，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又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炮制出一个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在会上说：“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她还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的时机尚未到来。”《纪要》公然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取得的成绩，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以清除这条“黑线”的影响。

　　看来，一场以“文化”为名而以“政治”为实的“大革命”是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了！

　　面对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郭沫若不会不知道，他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成名作就是在“三十年代”即“黑线”专政时期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居于文艺界领导的位置。因此，他不可能不对当前形势有所警觉，甚至有些不安。他一方面以其诗人的敏锐，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到，一方面也以其政治上的忠诚，准备迎接好这一场“大革命”。

　　就在批判《海瑞罢官》进入高潮的时刻，1966年1月，郭沫若给中共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情辞恳切要求辞职的信。信中说：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察鉴。

　　这封信很能说明当时郭沫若矛盾的心情：他对即将来到的暴风雨有点不知所措；他觉得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取守势，静观以定进退，可能更易掌握主动。

　　张劲夫迅速将郭沫若的信转呈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