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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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日而语了。

　　应该说，郭沫若这一段诠释是比较切合诗的原意的。至于他对血吸虫的解释，这里就不多说了。总之，郭沫若能够发现自己在诠释毛泽东诗时的“不妥当的地方”并且分析为什么会有“不妥”的解释，重新作出更切合原诗实际的解释，不但可以看出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于广大读者理解毛泽东诗词还是大有裨益的。

　　195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这一年，大跃进的余热尚未散尽，但有些消极后果已逐渐显露。以毛泽东伟大政治家的敏锐，他不可能一点没有觉察，但是，正是因为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他又不可能完全从现实出发考虑问题。他不仅要算经济账，还需要算政治账。他必须面对他作为掌舵人驾驭的这条航船何时拐弯和怎样拐弯。所以，这时，他一方面批评“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与此同时；又指责“有些人爱冷不爱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六、七月间，他先到离别了32年的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冲，以其所见所感，写了一首七律《到韶山》；后又到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认真讨论1958年的形势和问题。

　　在刚上庐山时（此时尚未想到开八届八中全会）又写了一首七律《登庐山》。

　　诗，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当然能够反映作者一时的思想感情和一定的社会现实情况。（尤其是诗这一文学样式，不过这里说“反映”包括直接地或间接地，且更多的是后者，即曲折的和折射的）毛泽东的这两首七律诗，自然也就反映了他在写这两首诗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所思。

　　前一首七律《到韶山》，写了诗人在阔别家乡30多年后所见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思绪万千。在这首诗中，诗人写了过去的斗争（“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更写了现在的情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这不但表明当时诗人所见，大跃进的热情尚未消退，而且诗人对此十分高兴，十分欣赏。正为此，全诗表露的才是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后一首七律《登庐山》，写作时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尚未召开。就是说，使毛泽东原想反“左”后来却一变而为反对右倾，把冷静面对现实、客观思考问题的彭德怀等打成“反党集团”的事件，尚未发生（关于庐山会议的情况及对它如何评价，不是本书的论述范围）。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比较复杂，一方面他看到大跃进遇到的许多困难，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原先想象得那么顺利（否则就不会有“冷眼向洋看世界”这样的诗句），而另一方面却又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决策有悖客观之处，暴露出偏差和失误，还想迎风而上，不放弃追求理想中的社会（“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毛泽东的这两首七律，无论从其歌颂人民的斗争和劳动，歌颂历史发生的伟大变化，表现出全国人民不畏困难，坚持英雄主义的追求等方面，也无论是诗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都应该说是上乘之作。而且更值得一说的是关于这两首诗的修改，及由此而表现出他对郭沫若的艺术修养的尊重和信任，表现出二位诗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原来毛泽东在写好这两首诗后不久，他想到有必要把它们给郭沫若看一看，最好是请郭沫若提点意见，以便作些修改，使这两首诗在各方面更臻完善。于是，9月7日，他写信给他当时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说：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

　　……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信里的话不多，确表现了毛泽东自己在诗歌艺术方面的谦虚和成熟。

　　胡乔木接到信后，立即将这两诗送交郭沫若。郭沫若读后极为高兴，即于9月9日和10日，非常认真地连写了两封信给胡乔木，很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9日的信上说：“主席《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0日的信上又写道：“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

　　胡乔木不敢怠慢，立刻将郭沫若的信迅速转送毛泽东。

　　毛泽东读了郭沫若的信，对郭提出的具体修改意见并不觉得合适，但认为郭的意见颇有道理，觉得给了他以启发。便顺着郭沫若的思路对两首诗又改了些字句。

　　如对《登庐山》的第二句的“欲上逶迤”改为“跃上葱茏”。葱茏，形容草木青翠茂盛，此指山顶。这样一改，原诗给人的“踟躇不进之感”没有了，而比郭沫若拟易的“坦道蜿蜒”又显得更为恰当、更富有诗意。又如对《登庐山》第四句的“热风吹雨洒南天”，毛泽东觉得郭沫若拟易的“热情挥雨洒山川”似乎太直，诗意不是很浓，便将“南天”改为“江天”，全句前数字均不动。这样一改，不但与上句的“冷眼向洋观世界”谐协，而且诗的意境更开阔，诗味更浓。毛泽东虽然没有完全按郭沫若的意见改，但确实是考虑了郭沫若的意见，吸收了他的建议的。而且，毛泽东在对这两首诗作了修改之后，为慎重起见，又于9月13日写信给胡乔木：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由这封信更可以看出在作诗方面毛泽东对郭沫若是如何尊重。

　　郭沫若接到了毛泽东再次寄来的两首诗，便又认真地进行了阅读，并尽可能地根据自己的眼光和理解，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根据郭沫若等人提出的意见，反复修改，于1963年12月首次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上。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定稿：

　　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文学》杂志在第五期上发表毛泽东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创作的诗词6首。发表之前，《人民文学》编辑部将这6首诗词抄送郭沫若，请他撰写诠释文章。郭沫若见到后，十分高兴，并致信毛泽东，对编排次序和个别字句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即复信郭沫若，同意他对6首词的次序编排意见，并说：“‘七百里驱十五日’改得好。”

　　郭沫若在收到毛泽东的复信后，写出了诠释文章《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5月9日，《人民文学》编辑部把郭沫若文章的清样送与他本人校阅，他又转呈毛泽东审阅，请毛泽东“加以删正”。对于郭沫若这篇诠释文章，毛泽东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说明他对郭沫若的诠释基本上是同意的。

　　郭沫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中，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诗词是“革命的诗史”，指出“这诗史不是单纯用言语文字记录出来的，而是用生命和鲜血凝铸出来的，要这样的诗词才真正值得称为创造性的革命文艺。”

　　十分有意思的是，在诠释毛泽东“词六首”的文章中，郭沫若为说明自己对毛泽东的诗词是如何反复琢磨，反复推敲，不断加深和准确理解，还谈了自己对毛泽东此前发表的《忆秦娥·娄山关》一词的理解和认识过程。《忆秦娥·娄山关》的全文是：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郭沫若很自信地说了三大段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诗中所写）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至娄山关是70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

　　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秋天；下阙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这层，全词才好象豁然贯通了。

　　“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风，也隐喻着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在这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呜咽，气氛是悲壮的。但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词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的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面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纠纠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

　　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郭沫若的推论从一般事理上看，应该说是有相当道理的。不要说毛泽东写诗词不至于不顾时令，一般人也不应该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然而，郭沫若忘了现实生活是错综复杂的，决不是一般书本知识和坐在书房中推论所能认定。事实上是，遵义地方有一点特殊，即使是在冬天（一、二月），也同时存有“西风”、“雁叫”、“霜晨”、“残阳”等自然景象。所以，毛泽东在看到这些话时，发现郭沫若说的还是不对，不符合原词中的本意，于是将它们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口气另写了一大段：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事。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100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毛泽东改写的这一段极为详尽的诠释，不但纠正了郭沫若的误解，也使其他注家的争论得以平息。不过，毛泽东自己在记忆上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错位，即他说的“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实际上第一次攻打娄山关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因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是1935年1月15至17日，而第一次攻打娄山关的确切时间应是1935年1月10日。这在当时担任攻占娄山关的红一军团二师团政委杨成武的《忆长征》一书“伟大转折”一节以及《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45页都有明确记载。由此也可进一步印证毛泽东所说的话：“解诗之难，由此可见。”因为有时甚至连作者本人也会记错，说错。

　　稍有遗憾的是，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在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第5期和同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时，用的都还是郭沫若原来的不正确的解释。这可能是各报刊发表时未赶上看到毛泽东的改文。

　　一直到199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毛泽东修改过的郭沫若诠释文章的手迹照片和有关说明文章，人们才有机会洞悉其中的原委。

　　总体说来，郭沫若以其诗人的激情、文学评论家的渊博和历史学家的深厚国学功底所作的精彩评述，不时有一些真知灼见，对于人们理解和欣赏毛泽东诗词的深邃含义，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我们今天也应该承认，郭沫若在1963年12月以后写的对于毛泽东诗词的释文，明显受到“个人崇拜”思想的影响，有不少拔高溢美之辞和牵强附会之语。比如1965年2月为《清平乐·蒋桂战争》写的诠释文章《“红旗跃过汀江”》中，有这样一类的话：

　　主席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顶峰。

　　主席的墨笔字每是随意挥洒的。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

　　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这里的“顶峰”和“四个第一”等都是当时的常用词汇，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中众人都得跟着说的语言，我们不必因此苛责郭沫若，因为任何人都难以超越历史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但是那些穿凿附会的成分，毫无必要的政治说教和溢美之处，既背离了毛泽东本人的原意，又冲淡了原诗艺术欣赏的雅致，也给后人留下了訾议的内容，实在是大可不必的。

　　从1957年到1966年初，郭沫若发表了近20篇论述毛泽东诗词的文章。郭沫若是伟大的诗人。他学识渊博，又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他的有关文章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最高水平。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论述，由于他是着名的社会活动家，又是毛泽东的诗友，所以对毛泽东诗词中某些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有关想法比较熟悉。与此同时，又因为郭沫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他对毛泽东的旧体诗词中的典故非常熟悉，所以他的解释常使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因此，他的不少解诗文章传达出了毛泽东的诗外之音。毛泽东的一些最重要的信号，或者说最主要的政治意图，被郭沫若用诗歌和解诗的特殊方式充分展现了出来，而且为毛泽东所接受。可以说，郭沫若成了毛泽东诗词的第一解诗人。

　　●三、诗词唱和

　　郭沫若和毛泽东在诗词方面的交往，更生动地表现在他们之间写诗填词唱和方面。由此更鲜明真切地表现出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尊敬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密切交往。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早在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发表后受到一些别有用心者的诬陷和曲解，郭沫若即用《沁园春·雪》原韵，连着填了两首同词牌的词。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们二人之间的首次诗词唱和。不过，那一次，原词既不是作者有意发表，郭沫若也并未把他用原词韵填的两首词送呈毛泽东看。这里姑且不谈。

　　像这样二人并未沟通的唱和，后来还有几次。如《试和毛主席韵》三首，题目分别是《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与毛泽东的原词并无内容上的联系。我们也在这里省略。

　　真正可以从严格意义上说的诗词唱和，是在1961年的10月。

　　那正是中国人民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困难时期。此时，中苏两党已经公开论战，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分裂。由于国际国内原因，中国人民处境正十分困难。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共度难关，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用“反修防修”和“备战备荒”来作为鼓舞人的思想支柱和精神支柱。当时，全党全国人民对于“苏修”的憎恨程度实不下于帝国主义，甚至是在帝国主义之上的。也正是这一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不怕一时的困难，在各条战线（包括文艺战线）仍保持相当旺盛的战斗气势。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一段历史，实在还有些悲壮之情。

　　就在这一的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了浙江绍兴剧团晋京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骨精的故事见于我国古代着名神话小说《西游记》。在小说里，孙悟空跟随师傅唐僧到西天取经，路遇白骨精，孙悟空凭其火眼金睛识破其假象，第三棒就把尸魔打倒，使它成了“一堆粉骷髅”，而且“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但唐僧听了猪八戒的馋言说骷髅是孙悟空玩的戏法，一气之下，断了和孙悟空的师徒关系。后来又遇到另外的妖怪，只得由猪八戒去请回孙悟空，终于又把妖怪打败，师徒又言归于好。绍剧对故事情节略作了改动，让白骨精自己说出所玩的伎俩，教育唐僧。郭沫若看后，觉得很好，便于10月25日写了一首七律，抒发自己的感受。诗曰：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这首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唐僧，而且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千刀当剐唐僧肉”）。显然，郭沫若是以此诗隐喻当时的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影射他们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却对中国凶相毕露。

　　郭沫若写好此诗后，将诗录呈毛泽东。一方面是向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另方面也是想听听毛泽东对这首诗的意见。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写了一首和郭沫若的诗。全诗如下：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显然，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郭沫若的批判。这倒不是毛泽东不同意批判“苏修”，而是认为唐僧作为在中国妇孺皆知的一个文学艺术形象，不好和修正主义连在一起，只能把他看作中间派，而不能把他当作修正主义的艺术形象，更不能把他看作反面人物加以打杀。毛泽东在诗中委婉地指出：在鬼蜮成灾、妖雾重来的严峻形势下，除了需要“金猴奋起千钧棒”之外，还要教育争取唐僧这样分不清敌我的中间派（“僧是愚氓犹可训”）。这一认识，应该说是比“千刀当剐”的偏激要高明得多。郭沫若读了毛泽东的和诗后，受到很大的启发，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的确除了应该歌颂孙大圣，还应该让唐僧从悔恨中认识清楚，同时也让猪八戒觉悟。于是，当天（1962年1月6日）就用毛诗原韵，写了一首和诗送呈毛泽东。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这首诗可谓大大提高了政策水平，毛泽东看后表示首肯，于1月12日给康生回信（不是直接复信郭沫若）说：

　　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作，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请代问郭老好！

　　毛泽东将自己新作的《卜算子·咏梅》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抄送给郭沫若，这又使郭沫若深受鼓舞。后来，郭沫若在一篇专门谈毛泽东这首和诗的文章中深情地说：“主席把唐僧作为‘中间派’是因为他站在孙悟空和白骨精之间，是受了白骨精蒙蔽的人。这种人是相当多的，经过事实的验证，他们是可以转变过来的。这些人倒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对象，不应该感情用事地加以深恶痛绝，认为‘千刀万剐’。但是，如果是投降主义者，那就不是中间派，而是现了原形的妖精，金睛火眼是能够看透它的，‘一万三千五百斤’重的金箍棒必然会打中在它的头上，而使妖雾澄清。”

　　1962年底，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在理论上展开了论战，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其中的一些重要文章，郭沫若似乎也颇有感受。此时，又正好是毛泽东70初度（按中国老习惯，为虚岁；毛泽东的70周岁则应是1963年12月），郭沫若即填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词奉呈。1963年元旦，《光明日报》将郭沫若这首歌颂领袖的词刊登了出来。全词如下：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

　　真金在，岂销铄？

　　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这首词写得很有气势，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在当时艰难复杂的国际条件下的作用表现得十分贴切。诗中用“雄鸡”、“太阳”、“真金”等极为美好的词语来比喻领袖，表现了毛泽东的高大形象，也表现了作者（意思也代表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信心。当然，今天回过头去看，诗中不免一些夸大个人作用，表现出个人崇拜的偏向，但在当时，无论如何说都是一首好诗。

　　毛泽东读了郭沫若呈送的这首词，不一定为诗中歌颂了自己而忘乎所以，倒是想得更多，主要是联想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胸中不免波澜起伏，于是在1月9日晚提起笔来用同一词牌和诗一首：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当时毛泽东在广州，那天晚上他彻夜不眠，时而踱步沉吟，时而挥笔疾书。他反复斟酌，凡是觉得不满意的，都揉成一团扔掉。第二天早上，工作人员整理房间时，发现字纸篓装的尽是纸团。毛写成后，首先书了一幅赠送周恩来，并注明“郭词见1月1日光明日报”。郭沫若把当时的形势比作“沧海横流”，而毛则认为不过是“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那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大得多。

　　郭沫若将毛泽东的和韵墨迹装裱好，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经常吟诵。

　　1963年12月5日夜，郭沫若又撰《满江红·读毛主席诗词》作为献给毛泽东71岁生日的礼物呈送给毛泽东。词云：

　　充实光辉，大而化空前未有。

　　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

　　典则远风雅颂，阶级分清敌我友。

　　沁园春，水调有歌头，羌无偶。

　　嫦娥舞，瘟神走；梅花笑，苍蝇抖。

　　今史诗，将使地天恒久。

　　宝剑擎天天不堕，红旗卷地地如绣。

　　济同舟，万国尽朝晖，新宇宙！

　　这一首，把毛泽东一些诗词排在一起，颂扬了毛泽东的文韬武略，不能说没有真情实感。不过比起前一首，显然有些“八股”气，不免让人感到有些纯然“歌德”了。

　　1962年9月，国内形势有所好转。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警告全党，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1963年12月12日，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116号上，对文学艺术工作作了一个很不合实际情况的批示，对文艺战线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这一指示后来成为在中国酿成重大灾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和武器。毛泽东当时是这样看待文艺界的情况的，他说：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这个批示的精神，在全国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的全体干部中进行整风，批判文艺工作中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5月8日中央宣传部写出《关于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