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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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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建国后第一次发动的大范围的文化思想批判运动，其消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从当时情况看，由于知识分子大多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刚刚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不熟悉，感到十分陌生。正当的作法是耐心地、和风细雨地帮助他们学习并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而开展对于武训以及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人民日报》的权威性的发号施令的方式， 显然是粗暴的，简单化的，这对于一些刚刚接触或尚未很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也徒然给他们增加思想上较大的压力。而且，这样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也为以后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学习运动”开了个不好的先例。
在这里，郭沫若的表现很可以说明问题。
说实在的，以郭沫若这样的一位具有深厚学养，早在多年前就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比较了解、比较熟悉的历史学家，他能很快转而认为武训是一个完全不值得肯定的人物，并且轻而易举就同意《人民日报》社论和短评的观点吗？郭沫若不是一般中学生，他的思想修养决不至于如此幼稚。但是，他不能不跟着说武训是混蛋，自己为混蛋说好话，实在太不应该。
怎样来解释他的一百八十度的思想认识的“转变”呢？
恐怕只能如此理解：一、他确实有些懵了，来不及分清是非正误；二、当时的情景由不得他“张扬个性”，而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保留在自己的肚子里；三、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当然知道当时的指挥棒是握在谁人手中。从公来说，为了服从最高领导，从私来说，为了照顾毛泽东的威信，他不想也不能持反对意见。
不过，这对于郭沫若来说，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查阅郭沫若的历史档案，在此之前，他还从未作过诸如此类检讨。以他那样的性格，他过去甚至不知道“检讨”是怎么回事。这一回，看来有点“栽面儿”。他或许会想，为了组织，为了集体，为了老朋友，只要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共和国有好处，自己就牺牲一回吧……于是对于武训和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完全是在一边倒的情势下，未用多少时间，就极其顺利地结束。
让郭沫若没有想到（更不用说更多一般知识分子）的是，这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事情的开始。这不过是毛泽东下的第一步棋，好棋，更厉害的棋还在后面。
对《武训传》的批判“结束”未过多久，接着就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且由此而引发出对于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这又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思想批判运动。它在文化思想战线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是由毛泽东一手发动的。
事情是由两位年轻人（李希凡、蓝翎）所写对俞平伯的学术着作表示不同意见引起的。
清人曹雪芹着《红楼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杰作，也可谓世界文学宝库的瑰宝。
关于《红楼梦》以及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可以写一本甚至多本专书，不属于我们这里应该叙述和讨论的范围。我们只是说一说因此而引起的批判运动本身。
俞平伯对《红楼梦》如何看，如何评价，他是用什么方法去研究《红楼梦》，别人（包括李希凡、蓝翎）又如何看，如何评价，以至各个研究者观点方法是否相近是否分歧，在学术研究领域应该是十分正常的事，外人不必加以干涉，更不必要把一些学术问题和政治搅在一起。
但1954年间发生的由对俞着表示的不同看法而引发的批判运动，却不是如此。
事情的发生，是李希凡、蓝翎二位青年作者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投《文艺报》未见答复，转而在他们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上发表。不久，二人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此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前文发表之后，江青曾出面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但《人民日报》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未予同意。后《文艺报》同意转载，但在转载时却加编者按语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两个才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并指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研究《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现在看来，这篇“按语”对李、蓝的文章在肯定他们是“试着从科学的观点……提出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的同时，也说文章“还有不够周密的地方”，说不上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最多，也只能说他们对青年人不够重视，不够热情。且不说“基本正确”已经是不低的评价，即便是“完全正确”，“绝对正确”，编辑部也不能和用不着明确标榜；更何况，要在学术领域开展讨论，好让大家“继续深入地研究”，以便使大家能够“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又怎好把话说绝，说死呢？
不过，毛泽东却把事情看得十分严重。他在看了《文艺报》的编者按语后非常生气，当即在“按语”之后批注道：“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并在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信中说：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显然，毛泽东并不是把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不同看法的争论看作是属于学术问题，而是上升为政治思想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他是把《文艺报》编者按语所表露出的倾向，看作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因此，他在事先审阅袁水拍写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时，为袁文加上了一段非常严厉的话：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语气斩钉截铁，不容人讨论，甚至不容人置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结论！
出于同样的理由，毛泽东在阅读《人民日报》11月10日刊载署名黎元的文章《〈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时，又指出《文艺报》的问题“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对此，当时《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自然是吓坏了。他赶快检查，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承认自己“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精神，”“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
然而，这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检讨”完全是轻描淡写，与他定的调子相距太远！所以他在看了冯雪峰的检讨后，立即在文章旁边批道：“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应说是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
显然，冯雪峰的检查没有达到毛泽东的要求，是过不了关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统一部署，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传达、学习和讨论了毛泽东的意见。大家认真领会毛泽东的意见精神，以其为准，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认真的学习和检查。
从10月31日至12月8日，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还先后召开了8次扩大会议，就《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倾向，《文艺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对于一些学术理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扩大联席会议作出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改组了《文艺报》编辑部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作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火力甚猛、调子极高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必须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必须严肃对待《文艺报》的错误。在这篇报告中，也把与胡风文艺观点的分歧提到议事日程，为批判胡风“反动文艺观点”并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并且确定讨论会的内容分为：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哲学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史观点批判；以及《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等方面。联席会议并推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九人组成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
于是，由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讨论而开始的对于胡适派的批判，就从文学艺术界扩大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几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
这样，又一场波及整个文化思想战线的大批判运动，便声势浩大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了。
如果说，3年前开展的对于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批判，还只是围绕一个历史人物和一部文艺作品；这一次由李、蓝两位青年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而引发的对于整个胡适派各种思想观点的批判，涉及的面实在是大大超过前一次批判。与此同时，前一次对于电影《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批判，固然也是有领导、有步骤的进行，不过相比之下，那次主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一些文章，多少显得有点零星松散；而这一次对胡适派各种思想观点的批判，则自上而下，层层开会布置动员，显得更有组织性和集体性。还有，从批判的时间来说，上一次批判运动前后持续也不过三个来月；这一次的时间，从1954年9月两个“小人物”发起挑战算起，到1955年12月中宣部召集关于《文艺报》“丁（玲）、陈（企霞）事件”的传达报告时止，前后则持续了1 年零 4 个月，时间之长可谓空前。更重要的是，前一次批判，范围相对明确，也比较稳定；这一次运动则真表现出边运边动的特点，范围不断扩大，运动步步深入，特别是在后一阶段集中批判胡风问题，且进而成为“深挖”“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完全成为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吸取了前次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经验教训，很快自动找到自己的位置，进入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这里有必要简单交代一下对于胡风的批判和“深挖”“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
历史的渊源和陈年旧账可以上溯到20世纪30年代，此处显然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甚至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不久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其他一些同志存在的分歧，这里也没有必要赘述。
胡风是我国数得上的一位革命的文艺理论家，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作家。这并不是说他的文艺思想文学观点无可非议，绝对正确。他的有些看法无疑是可以商榷和讨论的。事实上，早在1952年，就开始了对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批判，《文艺报》就发表了题为《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文章，调门就提得很高。胡风当然不服，而且此人脾气很倔，不但不服，且实行大规模反攻，于1954年7月竟然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长达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被人们称作“三十万言书”，或“上书言事”）全面系统地申说了他对于文学艺术的思想观点以及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这个时间几乎是和两个“小人物”的挑战同时（略早半步），正好赶上毛泽东发起这次批判运动。诸多人为因素不去说它，时间是这样紧紧地凑到了一起，等待胡风的是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在强大的批判气流漩涡中，1955年1月13日，胡风很快写出了《我的声明》，表示检讨自己的错误，声言自己给中央的《报告》“带有很大主观成分”，并表示欢迎对他进行批判。他没有想到，此时检讨为时已晚，对他的批判斗争已经部署完毕。他是自己撞到枪口上的兔子，主动送过来的靶子，再好不过的反面教员，是不能被轻易放过去的。当时毛泽东已经决定把他的“三十万言书”公开发表，让大家批判。这确实显出毛泽东本人的自信和魄力。
胡风毕竟是一个文人。他得知决定后，颇为惊慌，立刻找主管文艺的周扬，一方面承认错误，认识到自己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十分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与此同时，他表示希望，如果发表他的“三十万言书”，最好让他作些“修改”，并在前面附上他那篇检查自己的《我的声明》。他的意思是让大家知道他已经承认错误。
这说明胡风毕竟是个文人，不只天真，而且迂腐！
在毛泽东看来，胡风既然伸出的手被抓住，要想缩回去，没那么便宜！
毛泽东的答复是：不行。他明确指示：（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据此，中央宣传部立即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批判。
《报告》当然很快被批准，批判胡风思想的运动于是就很快开展了起来。
不过直到此时，批判胡风的调子（更不用说对俞平伯等的批判），尽管上纲上得很高，已经表现了将文艺问题、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并且在做法上也显出简单化的倾向，但还没有把他视作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
不过这样的时间不长。未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连毛泽东本人也没有料到的变化。
胡风问题一下子发生了性质的变化，完全变得面目全非了。
原来，到4月，胡风的老朋友舒芜为了和胡风划清界线，主动上交胡风在40年代就写给他的一些信件。主管部门决定将这些信件由舒芜整理分类，配合胡风自己送交的检讨《我的自我批判》，一并在《文艺报》上发表，用以证明胡风并未真正认识错误，还在企图蒙混过关，以便将对于胡风的批判再深入下去。谁知这批材料被毛泽东看到，他由此断定胡风问题看来并非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甚而至于是一种有组织的反革命行为。他立即定性胡风以及和胡风通信的一批人是一个“反党集团”。
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舒芜整理的胡风给他的信件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毛泽东为此写了编者按，公开将胡风等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立即逮捕。
接着，5月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反党集团”也最后又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胡风也就被打成十恶不赦的重大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行的反革命。
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一个重大历史错案就这样铸成。
这个历史错案是毛泽东亲自过问了的。 为此，这里自然就有必要说一说郭沫若了，看看他在这次批判行动中是怎样的表现和态度。
对于这一次由批判《红楼梦》研究而发展为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再进而转为“深挖”“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斗争，郭沫若不像前一次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武训那样因为自己有过“错误”而背上包袱。他完全可以无所顾虑，轻装上阵。不仅如此，这次运动的对象不但与他毫无关系，相反，对于胡适以至胡风，他原就印象不佳，对于批判他们，不存在思想转弯的问题。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当然一开始就会知道这次批判运动是由谁倡导，由谁发动，由谁指挥的。更何况，这次批判运动的背景正是全国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次批判运动，被视为对于全国人民的“文化动员”，无论是谁，即使对之认识不够，理解不深，也都必须努力认识，加深理解，跑步跟上形势。特别是，这次批判运动一开始就加强了组织的领导，层层开会布置动员，郭沫若还在中国科学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被推举为领导整个批判运动的委员会主任，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至少名义上可谓前线总指挥。所以，无论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说，他都必须积极参与批判运动，只能积极参与批判运动，乐于参与批判运动。
由于上述原因，郭沫若在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对以俞平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进行批判后，即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认为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所引起的讨论，“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
接着，他又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与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作题为《三点建议》的长篇发言。发言首先检讨了“我们的错误”，说“解放以来，我们虽然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进行了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包含我自己在内，并没有上升到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我们懈怠了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放任了并助长了这种错误思想，甚至还成为了这种错误思想的俘虏。”
他还检查“自己在思想斗争上的漠不关心”。说：“我要感谢领导着我们的党，领导着我们的党中央，适时地揭发了我们的错误，为我们撞响了警钟，使我们在错误面前睁开了眼睛。”
接着发言从当前《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性质说起，说这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提出“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
与此同时，他也用了一定篇幅批判了胡适的实验主义的研究方法，阐述了历代自由讨论的风气如何促进了学术的发展，指出批评应当做到“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并特别提醒培养新生力量必须“包含着爱护、教育、锻炼的过程”。
平心而论，郭沫若的这个“发言”，尽管是紧跟形势，调子不低，但仍然比较平和。至少，总调子还是谈学术思想领域中的斗争，而且也不乏与人为善的精神。
只是，随着批判运动的逐步深入和升级，他的调门也跟着转换，直至1955年5月25日，即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第二批材料》的次日，他就以文艺界学术界及人民代表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吁请，说什么“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并提出要求：“请依法逮捕胡风。”这样一来，就使得专政机构逮捕胡风不但成为合法，而且好像是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一致要求。对于此着，由于未见必要档案，至今无法说明郭沫若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在什么情况下，由谁指挥他这样做。但历史不能不作出判定，郭沫若这样做是实在没有必要，实在有失水准，实在做得不对。
不过，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面。这就是发生在1957年夏季及此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的反对“右派”的斗争。
这段历史先让我们按下不表，留在后面再谈。
●三、云缝中投射的一缕阳光
20世纪50年代前半叶，尽管政治运动不断，中国社会总的说来是呈现着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气象。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在摸索着前进，不断地总结着经验教训。
1956年是很不平常的一年。
元旦刚过，全国人民就沉浸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欢乐中。
在这一年里，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阶级力量和政治形势的总的状况，对于文化、教育、科学、文艺提出了着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这无疑是一个英明的决策。
毛泽东以锐利的眼光吸收了历史发展过程中表明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律，同时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用最简明形象的话语概括出这一政策的精髓。事实证明，真正按照这一政策方针去做，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就能发展，就能繁荣。相反，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会停滞，就会枯萎，就会倒退。
当时国内的情形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加快建设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把新中国建设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些变化，也推动了我们国内思想解放要求的产生。为适应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任务。广大人民群众也迫切地要求扩大和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生活，迫切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颇不寻常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一开始就向到会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想不想走？”
中国当然是不想走。
现在的问题是，为了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中国该怎么办？
毛泽东接着回答了自己刚提出来的问题。他说：“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于是他便根据自己的认识讲了10个问题，即《论十大关系》。其中就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明确地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另一种学术。
5月2日，在第二次谈“十大关系”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说：
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又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话说回来，“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八个字，作为一种方向，一种提倡，毛泽东早在1956年以前就提出过，只不过不是同时提出来，也不是作为一种政策提出来的。
早在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请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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