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暮戏ǖ匚坏纫蟆�
2月13日，重庆妇女界也公开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
次日，周恩来再次在离中共办事处不远的上清寺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郭沫若等包括国民党要员在内的各党派与民主人士代表，就当前国家大事交换意见。一时成都、昆明、桂林等地也都纷纷行动，发表宣言，热烈响应中共提出的号召。
在此情况下，文工会遂组织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宣言。
宣言由郭沫若起草。
据郭沫若说，考虑到实际效果，宣言“没有敢用‘宣言’两个字，而是客客气气模仿了工商界及其他的作风，用着‘进言’两个字。”
但是，“进言”的内容是实在的，语气是尖锐的。
“进言”一开始就点到实质：“道穷思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并说：
中国的时局无须乎我们危辞悚听，更不容许我们再要来巧言文饰了。……无论如何是应该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在今天迫切的时局之下，空言民主固属画饼充饥，预约民主也仅望梅止渴。今天的道路，是应该当机立断，急转舵轮。凡有益于民主实现者便当举行，凡有碍于民主实现者便当废止。
“进言”切实地提出6条实现民主的要求。这6条是：
一、审查检阅制度，除有关军政机密者外不应再行存在，凡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均应废除，使人民应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演出等之自由及早恢复。
二、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
三、停止特务活动，切实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
四、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枪口一致向外，集中所有力量从事反攻。
五、严惩一切贪赃枉法之狡猾官吏及囤积居奇之特殊商人，使国家财力集中于有用之生产与用度。
六、取缔对盟邦歧视之言论，采取对英、美、苏平行外交，以博得盟邦之信任与谅解。
“进言”最后明确指出：
民主者兴，不民主者亡。中国人民不甘沦亡，故一致要求民主团结，在这个洪大的奔流之前，任何力量也没有方法可以阻挡。
应该说，郭沫若起草的这一《文化界时局进言》像一颗炸弹在重庆这一国民党政治中心炸响。“进言”以有力的声势，抓住实质问题，击中当局要害，实在是说出了全国人民要说的话，置当局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特别是，在郭沫若的率领下，文工会广泛征集了国内文化界知名人士签名，因而产生了极大影响。为此蒋介石国民党极为恼怒。他们采取种种办法来抵制和消除“进言”的影响，直至最后以行政权力下令文工会解散。这虽然是意料中事，但身在重庆处于被压制地位的郭沫若岂不是更期望时局能够向好的方面转化，渴望国共两党真能重开和谈吗？
而当他听到毛泽东真的要到重庆来，无论从公（国家民族的利益）从私（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友情）来说，他能够不兴高采烈，不欢欣鼓舞吗？
郭沫若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说，毛泽东的来到重庆，“这差不多等于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毛泽东！响彻了山城，也响彻了中国，全世界。”又说：“毛先生到了重庆，重庆市民欢欣鼓舞的情绪谁个有方法来形容呢？一些市井平民，擦皮鞋的小孩子，补破袜的老妈子，茶馆酒店的杂谈，街头壁上的涂鸦，都把他当成了真正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不，比诸葛亮还要强呢！仿佛毛泽东一来，就把和平带来了，毛泽东一来就把幸福带来了，毛泽东一来就把民主带来了。”这既是说出了当时重庆人民以至全国全世界人民对毛泽东来到重庆一事的强烈反应，也表达了郭沫若自己内心的强烈感受。也许后来的人们对郭沫若这样的表述不容易想象，但他所说并没有怎么夸张，而确是事实。
毛泽东的来到重庆，对郭沫若来说，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的到来，使两位“故人”得以重逢。尽管这是在山城，在雾都，政治环境政治条件相当恶劣。但是他们两人都十分欣慰，十分高兴。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一大早，郭沫若就兴奋不已。他有点儿像小孩子过年，紧张地盼望着新年的钟声敲响。
夫人于立群虽然年龄比郭沫若小不少，似乎要比他沉得住气，不时提醒他延安飞来的飞机是下午才到。
国民党当局有意不让这事张扬太大，不但没有认真动员群众去机场迎接，甚至对较有头面的人物也并不一一周知。至于往机场的交通车就更是未作很好安排。
郭沫若本来自己是有汽车的，但因为毛泽东来，中共办事处的汽车要给毛泽东乘坐，郭沫若就把自己的车子借给了办事处用，所以去机场不能不挤到《新华日报》采访主任石西民的吉普车里。尽管如此，郭沫若还是说不出的高兴。
毛泽东一行乘坐的专机是上午11点由延安起飞的，下午3点45分才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但是，九龙坡机场下午1点多就已经十分热闹了，欢迎的人们陆续到达。来得最早的是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和副秘书长雷震，接着是各民主党派领袖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冷御秋、郭沫若等和中外记者几十人。还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将军。
机场上的警戒是严密的，美军宪兵之外，蒋介石还派了警卫组长陈希曾来帮同照料一切。
时间虽然已是八月底，但山城气温仍然很高。人们在闷热的空地上等了两个多小时，但每个人脸上都遮掩不住由衷而发的喜色。
终于，飞机出现了，在低空盘旋两周后，徐徐降落到机场。休息室里迎候的人们都奔了出来，宪兵和机场人员忙着维持秩序。
第一个出现在机舱口的是周恩来，他还是一身浅蓝色的布制服。他的在重庆的朋友见到他，都鼓起掌来。
接着是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虽然没有仪仗队，没有鲜花，没有口号，机场上却一片欢呼声。
人们包围拢来。记者抢着拍照。毛泽东含笑频频向欢迎者招呼，不断重复着说“很感谢，很感谢”。
摄影记者几乎拦住了他的去路，张治中将军忙着解围，连连说“好了吧，好了吧”。
站在一边的赫尔利看来也十分高兴，一边抚着自己的八字银须，一边说：“这里是好莱坞，这里是好莱坞！”
随后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中英本的书面谈话。他说：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同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毛泽东的谈话言简意赅，突出主要问题，理礼皆全，令当场人们无不叹服。
郭沫若挤在欢迎的人群里，匆忙地抢着和毛泽东握了握手，甚至没顾上说什么话。
毛泽东当然顾不上和诸位老朋友应酬。他被催促着钻进了事先预备好的汽车，径直就被送到张治中公馆小憩。尽管许多记者和一些欢迎的人们紧紧跟随，但都被挡在了张公馆的外边。郭沫若夫妇则例外，被允许进到客厅，从而有机会和毛泽东多说上几句话，一叙别后思念之情。
张公馆的客厅虽然雅致，仍不免显得豪华。镂空的窗格，西式的沙发，广漆的地板，对住惯窑洞的毛泽东来说，一切都感到生疏，以至主人送过茶来，毛泽东一不小心，还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
毛泽东略表歉意，郭沫若赶忙解围说：“这就是大智者若拙啦！”
大家哈哈一笑。毛泽东就势和郭沫若聊了起来。他问郭沫若：“听说郭先生最近刚去了一趟苏联？”
这是指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之邀，去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院庆，然后在苏联各地访问。
“是的啦，6月出行，8月中回来，在苏联待了整整50天。”
“算来郭先生是刚回国不久啦？”毛泽东说。
“是的啦，20号才回到重庆，可以说是专门赶回来迎接您的啦！”
毛泽东哈哈大笑。接着就问起郭沫若对苏联的一些观感。
郭沫若回答说：“50天时间虽并不算长，但所看到的似乎比住了50年的人还要多啦！”
接着郭沫若对此进一步说了“吾非‘乐不思蜀’而是‘乐愈思蜀’”之意，毛泽东对他的爱国之情很是赞赏。
因为时间关系，郭沫若不可能详细介绍他的访苏观感，只挑了一些主要情况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
说话间，张治中报告蒋介石来电话，晚八时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泽东、周恩来诸先生，因此张公馆赶快备办过迟的午宴，以便让毛泽东等稍事休息后再赴晚宴。
晚八时半，由张治中、邵力子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乘车去山洞林园赴蒋介石晚宴。作陪者除张治中、邵力子外，还有赫尔利、魏德迈、张群、陈诚、吴国桢、王世杰、周至柔、蒋经国等。
毛泽东在渝的日子，当然主要是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但他也不放过机会更多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接触，特别是抓紧时间和一些老朋友见面。他也经常由周恩来陪同，分头访问一些社会贤达和党政要人，或举行宴会招待一些党外朋友。
可以说，毛泽东在重庆的日子里，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工作十分繁忙。
较重大的一次活动是出席9月1日下午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到会的除苏方贵宾彼得罗夫大使夫妇、罗申武官外，中方几乎清一色都是社会名流和党政要人，如宋庆龄、孙科、冯玉祥并夫人李德全、翁文灏、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朱家骅、张治中、吴铁城以及沈钧儒、马寅初、谭平山、郭沫若、茅盾、傅斯年、王昆仑、许宝驹、高崇民、史良等文化、新闻、戏剧界人士共300多人。
那天，虽然天下起细雨，可是人和汽车把附近的街道挤得拥塞不堪，尽管有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但车水马龙，人流如鲫，傍晚的街头充满汽车的喇叭声和看热闹的人们的谈话声。这么多人来踊跃与会和赶来看热闹，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今天与往日不同，今天有中共领袖毛泽东到会。
在这次酒会上，郭沫若又一次和毛泽东靠得很近，也顾不上多说话，因为想和毛泽东说话的人太多，而毛泽东想与之谈话的朋友也太多。特别是当毛泽东和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即已相识的老朋友见面时，双方都激动不已，感慨系之，令周围的人都为之动容。
其中最感人的是冯玉祥两手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看了又看，然后举起酒杯来说：“您来了，中苏友好条约缔结了，来来，让我们为总理的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
毛泽东也兴奋地举起杯，将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
此时，一身英气的北方大汉冯玉祥将军已热泪盈眶，悄悄地掏出了手帕。他的话虽然不多，却包蕴了丰富的内容，许多从大革命走过来的人都能体味出其间的深意。
还有一次是9月3日毛泽东在他下榻的桂园接待各界人士。
原来，毛泽东是要到天官府来看望大家，因为举行抗战胜利大游行，车辆无法通行，聚会地点才临时作了改动。这一次，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也双双步行到会。
红岩村的小客厅里，邓初民、翦伯赞、周谷城、冯乃超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都已在座。
毛泽东身穿延安宽大的灰布制服。周谷城操着很重的湖南口音问毛泽东：“过去您写过诗，现在还写吗？”
毛泽东风趣地回答道：“近来没有那样的心情了。从前是白面书生，现在成了‘土匪’了。”
一阵哄堂笑声过后，毛泽东接着说：“要说写诗，应当问我们的郭老。”
他随即转过身来，向坐在他的左侧的郭说：“你写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当时我们所到的地方，所见到的那些情形，就是同你所写的一样。”
会见时，毛泽东又分析了人们关注的抗战胜利后的时局，谈到了人民渴望民主与和平的愿望。他明确指出：“共产党，是私的，还是公的？无疑是人民的。党的做法，应以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好处为原则。如果做来对这些都没有好处，我们就需要改正。”最后，他挥了挥有力的手，充满信心地说，和平总是要到来的，然而达到目的却是很不容易的。
郭沫若因为听觉不好，特别用心听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注视着他的每一个手势，听得特别用心。
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老怀表来看时间。郭沫若见这块怀表已经很旧，觉得作为人民领袖生活得这样艰苦，特别是目前又在和国民党谈判，许多社会活动，应该有一块更好的计时钟，便立即把自己的手表抹下相赠。毛泽东谦让了一下，因为感于旧交情，也就未太客气地收下了这一不平常的赠物。这是一只瑞士名牌表，外壳呈圆形，直径4厘米，为机械表，“12”数字下有“OMEGA”字样；表带是棕色牛皮制成的。关于它的来历，一说是郭沫若游历欧洲时买的，一说是郭沫若访问苏联时对方送的。本来，毛泽东是不轻易接受馈赠的，即使接受了也大多交公，但这块表却陪伴了他30多年。他后来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这块表的来历，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不要叫别人拿去。虽然几经修理，表带也换过了，但一直留在身边。现在，这块表就陈列在毛泽东纪念堂的展柜里。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回忆，毛泽东虽然有了这块表，仍然常常不知道钟点。郭沫若送的表并没能起到提示他几点钟的作用，他也经常忘记上发条。当他要出去开会或会见外宾时，才问一下工作人员：“是什么时候了？”听到回答后，他对上时间，把发条紧几下。后来，这块表的机械失灵，恰逢瑞士友人送给他一块金表，工作人员趁机给他换了表。毛泽东只得将金表戴在手上，但他感觉太重，仅戴了几天就取下来，吩咐上交国库，并要求把郭沫若送的表再修一次，修好后继续戴，一直到他去世。1986年9月9日，汪东兴来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遗容时，对参观的同志说：“毛主席的礼品里有好几块外宾赠送的表，我曾拿两块让他选一块戴，但他不要。有一次，这块表拿去修理，我给他送去一块礼品表，他不戴，只是摆在办公桌上。这块表修好后，他又将礼品表送回礼品室了。”由此足可看出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这一赠品十分珍视。
10月8日晚，张治中以政治部长的名义举行陪都文化界招待会，实为毛泽东送行，郭沫若也应邀出席。会上，毛泽东在简短的致词中强调“和为贵”，郭沫若深受感动，他觉得共产党的领袖“为了中国的和平，为了中国的民主”，“尽了多么大的诚意，冒了多么大的风险，受了多么大的委曲，忍了多么大的牺牲”。想到自己肩上所负使命，实在感到责任重大。
10月9日，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又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拜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晚餐时，大家谈到郭沫若今后在文化界应取的态度，毛泽东很同意郭沫若本人的看法，认为“态度应该强些，不要妥协合作，要有斗争。”又一再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话郭沫若是更用心听，也全部听进了耳朵的。
经过43天的谈判斗争，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定了《国共两党会谈纪要》，即着名的《双十协定》。《协定》宣布必须“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协定》并宣布双方确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各项重要问题。尽管国民党方面谈判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他们的灭共之心并未因签订了《双十协定》而丝毫消减，内战最终不可避免，但毛泽东的重庆之行，确给当时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希望和欢愉。雾都重庆也因为毛泽东的到来，一时显得阳光灿烂。
次日（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九龙坡机场聚集了众多送行的人群。郭沫若和于立群也早早地赶来机场。上午九时半，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乘车来到机场。陈诚代表蒋介石到机场送行。到机场送行的有重庆各界人士和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数百人。毛泽东与各界代表亲切握手话别；与陈诚、张治中、陶行知夫妇在飞机旁合影留念。毛泽东又特意与郭沫若握手，期望下一次的相聚。登上飞机前，毛泽东向中外记者发表简短谈话指出，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9时45分，飞机顺利起飞，毛泽东抬手看了一下手腕上郭沫若送的那块手表，然后向送行的人们再一次挥手，似乎还说了一句“谢谢，再见”之类的话话。郭沫若虽然听不见，但毛泽东此时此刻的身影，是深深印在郭沫若的脑海之中的。
●三、索句渝州叶正黄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有一件本来是文化界朋友之间的事，未想到在他离渝回延安后不久，不但在文化界，且在政治界也闹得沸沸扬扬，展开了文化思想界以及政界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事情是由着名爱国民主人士、诗人柳亚子引起的。
当时，他向毛泽东索诗求字，毛泽东便将他1936年刚到陕北时填的一首词《沁园春·雪》抄赠。按理说，这只是一般友人之间诗词唱和，未想到竟然成为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文化风波、政治风波和社会风波。而从此这一首词也名扬天下，不但确定了毛泽东的诗人地位，也成为革命文学艺苑中不可多得的杰作。
柳亚子也是毛泽东的“故旧”，早在20年代北伐战争开始前他们就已结识。
柳亚子原名慰高，1887年生，江苏吴江人，15岁起就开始写作宣传民主主义和反清革命的诗文，后受教于蔡元培、章太炎，并与“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结为好友。1904年加入国学保存会，1906年加入同盟会和光复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成了“双料的革命党”。1909年与友人创建反清文学团体南社，并任书记员。民国成立后，曾一度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旋辞职，出任《天铎报》主笔，积极撰文抨击袁世凯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1914年当选为南社主任（社长）。1926年1月，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其后，他团结左派同志，同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坚定不移地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6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提出打击共产党人的所谓“整理党务案”，柳亚子义愤填膺，坚决反对。会后，他当面警告蒋介石，要其改弦易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柳亚子遭蒋介石通缉和搜捕，脱险后流亡日本。1928年4月，由日本回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他的资历和卓越活动，和宋庆龄、何香凝一道被人们誉为“国（国民党）党三仁”；又因为其写有大量爱国爱民的诗作，被郭沫若赞为“活屈原”。
柳亚子青年时代就开始追求革命，追求真理。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撰文说自己“醉心于马克司（思）之学说，布尔萨（什）维克之主义”。1922年，他撰《乐国吟后序》成，自署“李（列）宁之私淑弟子”，明确表示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敬仰之忱。1926年他又作了一首自己十分满意的《空言》诗：“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私淑总非宜。能持主义融科学，独拜弥天马克斯。”表示对“空言私淑”已不满足，而是要真正信仰和以实际行动贯彻马克思主义了。
柳亚子和毛泽东结识是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那时毛泽东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他们思想趣味十分相投，以至后来柳亚子在诗中反复说“珠江粤海惊初见”，“粤海难忘共品茶”，而毛泽东后来在诗中也说“饮茶粤海未能忘”。但他们二人也和毛泽东同郭沫若一样，从20年代北伐战争后就一直天各一方，暌隔有年，直到这次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才有机会与老友重见。这不但在二人的革命生涯中是十分不易，在一般的人情中，也是极可宝贵的。
柳亚子极重感情，天性真挚，平生也相当自负。他不容易佩服谁，但若有人一旦为他服膺，他则矢志不渝。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孙中山，毛泽东就算得上是一位人物。这可以从他写于1929年和1932年的两首诗中看得出来。
1929年的一首诗是：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诗的最后一句之后，作者自注“两列宁”指孙中山和毛泽东。此时孙中山已逝世四年，毛泽东则正坚持转战在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情况极其艰难。据说，当时传言毛泽东正遭不幸，柳亚子闻之心恸，怀念旧友，故写下此诗。诗的第一句“神烈峰”即南京紫金山，为孙中山陵墓所在地也。
1932年，他又写了另一首诗：
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
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这首诗是听说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击溃蒋介石以三十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实施的第三次“围剿”，快慰有加而欣然命笔的。“登坛旗鼓看毛郎”一句轻松快慰，连注释都不用。只不过，如果说为两首诗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即两首诗中所写毛泽东的处境恰好应该反转过来，因为前一首是有感毛泽东正遭不幸而写，但事实上毛泽东当时并未遇到什么不测；后一首诗有感于毛泽东胜利击败蒋介石的“围剿”，却不知道毛泽东正遭党内“左”倾机会路线的排挤，恰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然而，这两首诗有一个共同点，即从中可见柳亚子对毛泽东是怎样深厚的感情。
毛泽东对柳亚子也是怀有浓厚的感情，并且对其深表钦敬。他曾在一封致何香凝的信中，称柳亚子为“有骨气”的人，是“人中麟凤”，一直希望能有和他见面的机会。这一次到重庆来和国民党谈判，没想到能和一些老朋友见面，其中就有这位“人中麟凤”，他当然是感到分外高兴的。
在毛泽东飞到重庆的当天，柳亚子也参加了欢迎的人群，只不过当时人多时间紧，没顾上和毛泽东说上几句话。第三天，毛泽东亲赴柳亚子住处，单独和柳亚子谈了一次话。在如此繁忙的时刻，毛泽东居然挤出时间，欣然命驾，实在令柳亚子感动不已。在分别多年之后，特别是经历了多年政治斗争的风雨和艰苦的人生考验之后，两位老友居然能够在国共两党和谈这样一个特定时机，并在重庆这样一个特定地点相聚，他们能不感到格外激动，格外兴奋吗？
当天夜里，柳亚子失眠竟夕，便在枕上做了一首诗送给毛泽东。诗曰：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堪格，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去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柳亚子此时的心情，不仅是老友相会，而是从全国全民族的前途的角度，从建设新中国的高度来看毛泽东的到来以用与他的见面了。他当时满腔热情，一片诗兴。在毛泽东到重庆的日子里，差不多每一次见到毛泽东，或接到毛泽东的信，他都要作诗一首。
毛泽东看出了柳亚子的真挚和天真。10月2日，又约这位老友到红岩中共办事处晤谈，对时局、和谈以及中国的未来向这位老友作了详细的分析。柳亚子听了十分佩服，更尊敬自己这位老朋友。回家后即赋诗二首，其中一首曰：
得坐光风霁月中，矜平躁释百忧空。
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诗中对毛泽东的政治眼光政治分析钦佩备至，对毛泽东给予自己的启发，更是至为感激。
就在这次会见时，柳亚子要求毛泽东题赠他一首诗。他点名要的是《七律·长征》。柳亚子知道毛泽东这时正忙，不敢让他劳累写什么诗；他也不知道毛泽东过去写过些什么诗，但没有想到过去毛泽东曾经写过许多首诗。他只知道毛泽东那首《七律·长征》，还是从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看到的，所以就点名向毛泽东要求题写这一首。
毛泽东答应为他题写，但告诉他不题写这一首诗，而题写另一首词，并且待过几天再写，这几天实在太忙。
柳亚子觉得这已经有点强人所难，于心有所不安，只要毛泽东答应，对他来说，无论哪一首都行。
真的过了几天，10月7日，柳亚子收到了毛泽东的信及附词一首。信中说：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敬颂道安！
毛泽东
十月七日
随后是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八行笺亲笔书写的一首词《沁园春·雪》。这就是几年后毛泽东另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中提到的“索句渝州叶正黄”的情形。这首《沁园春·雪》全文如下：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首词当然是柳亚子未曾见到过的，更主要的是这首词丰厚的内容，雄伟的气势，铿锵的声调，实在非一般词人所能写出。面对着这首词，柳亚子真是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爱不释手，一遍又一遍，反复吟哦，一直到都快完全能背诵下这一词了。他想到毛泽东信中说到他的“诗格”与自己的“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