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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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稿流言，乱民风者尚小，而上下相蒙，关吏治者甚大。若颟顸了事，以模棱为大度，以朦混为包荒，政治尚可问耶？若因案情难于根究，遂尔悬搁，嗣后有似此者，其得竟付之不问乎？我大清国有此政体乎？（49）
　　又谕：
　　外省督抚，养尊处优，牢不可破之恶习，无所惩戒，何由更改？既明知其办理悖谬，而复为姑容，国家任用封疆大臣，安用有此？外省吏治，尚可问乎？
　　若但谓一切报罢，遂为息事宁人，则朕自御极以来，即可高居端拱，耽乐深宫。又何事十七年焦心劳思，朝夕孜孜，君臣交儆，岂至此日而反改前度耶？（50）
　　并指斥一大批能臣：
　　近日督抚办事，有所谓上和下睦，两面见好之秘钥。貌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阴市私惠，谓有旋乾转坤之力，使属员心感。尹继善惯用此术，方观承及巡抚中一二能事者，趋而效之……（51）
　　对一些大员，始终不给他们好脸子看，甚至侮骂由之。
　　如果说伪稿案并没有追查到真正的作者，马朝柱也在逃未获，以后的叫魂案也以不了了之，皇上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可能正是乾隆十一年的一个案子，给了皇上这样的信心。
　　乾隆十一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福建等地抓获了几名私下传教的西洋传教士，结果处死了一位主教。其后又有几名在狱中被秘密处死。
　　就在乾隆十一年闰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已故白莲教首张保太所倡之教，已流入贵州、四川，传及各省，俱有掌教之人。贵州省城有魏斋婆，招引徒众习教，并闻四川涪州有刘权、云南有张二郎，皆系为首之人。
　　张保太，系云南景东府贡生，康熙年间在大理鸡足山开堂倡习无为教，自称系陕西泾阳县八宝山无生高老祖开派，为四十九代收圆祖师。雍正八年以“左道惑众”被捕拟绞，十三年九月逢恩赦，交与地保安插。乾隆四年江南江阴县破获夏天佑西来教，词连张保太，被押往省城看守，六年监毙。张保太掌教时期，尚无意颠覆清廷。迨保太既死，四川刘奇、云南张晓（保太继子）、贵州魏王氏（即魏斋婆）等接续其教，该教则渐滋反清意图，并以不同名目传入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广东、江苏、直隶、山东等省，以西南地方最为流行。乾隆朝首次大规模镇压“邪教”遂由此发动。
　　在皇上的高度警觉之下，这些零散的警报自然都被联系起来，而给予特别的关注。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各省督抚迅速行动，严厉查办，一些看来并无关联的隔省报告，也被皇上当做破案的线索，并最终证明了他的“睿智”。事情开始，地方官祗知照“左道惑人律”严究党羽，只是经过皇上点拨，才发现张保太之党竟有谋为不轨之事，非止诱人入教，骗财淫乱而已。
　　随后，查知江苏燃灯教、龙华会俱系传自云南张保太，直隶保定唐登芳亦系该省掌教教首。四川所谓“三船”教（法船、瘟船、铁船），名虽有三，其实则一，皆奉张保太大乘教之“邪术”。今法船教首刘奇先获审拟，瘟船教首雪峰已获旋毙，而铁船首恶朱牛八，亦移咨滇省会缉。最后，遍布各地的教派皆被一网打尽。
　　不应忘记，在以后的一些年代里，乾隆十一年的“邪教案”，就成为皇上脑海里一个成功的先例，尽管它不是总那么有效而可依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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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60页。
　　（2）　“支持”这种划分的可能还有郭成康：乾隆十六年（1751年）“圣明天子”治下的中国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时代戛然结束了，参见《乾隆大帝》，第624页；又，J．Polachek认为，1751年对清朝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页。
　　（3）　据说乾隆一朝巡幸盘山共有32次，参见赵志强：《乾隆巡幸盘山浅析》（2008，未刊文稿）。
　　（4）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9，英宗二十九年（乾隆十八年）正月丁卯；参见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页。
　　（5）　《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43，《避暑山庄百韵诗序》。
　　（6）　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与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五年）之间相隔竟有十五年，其原因即在于皇太后钮祜禄氏在第四次南巡时已经呈现出些许倦意，皇上明确表示不再南巡。直到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第五次南巡才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上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
　　（7）　许指严：对于南巡之谏，皇上曾拒之以色，拒之以术，拒之以意气，拒之以不拒；前四次南巡，皆奉太后銮舆，而托于孝养，此所谓以术拒者，详见《南巡秘记》，山西古籍、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2页；据张勉治说，康熙皇帝是以“绕着走”的方式应付汉族士大夫对其南巡的谏阻的，最终借着“法祖”的名义得以实现，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第359页；唐德刚：《满清时之南伶北上实始于清乾隆帝之南巡》。清高宗之南巡主要目的是为征逐声色的。所以回銮时曾违背了“祖宗家法”携回大批江南佳丽，并选了大批江南俊秀儿童带回北京预备训练作御用伶官，号南府子弟，参见《梅兰芳传稿》，《五十年代的尘埃》，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8）　许指严：《南巡秘记》，第19页。
　　（9）　以上参见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农村读物出版社2003年版，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0）　张勉治（M．G．Chang）《马背上的朝廷》，引自卫周安（Waley…Cohen）《新清史》，《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朴趾源：《热河日记》《审势编》：“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
　　（11）　据说在皇帝的南巡御制诗中，“策马”、“马上”等词语不断出现，《即事》一试中写道：“因思陆贾有名言，马上治之却又可”，刘文鹏：《从内亚到江南——评张勉治〈马背上的王朝〉》，第360～363页、第368页。
　　（12）　参见刘文鹏：《从内陆亚洲走向江南——读〈马背上的王朝：巡幸与清朝统治的构建，1751—1784〉》。
　　（13）　《南巡秘记》：其稽古右文，有明以来，七百年间无此盛轨，第226页。
　　（14）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七章。
　　（15）　乾隆十六年二月庚戌谕。
　　（16）　乾隆时人程穆衡记云：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金川纪略》）。从讷亲所经路线及督抚迎送规模来看，南巡之举已箭在弦上，讷亲不过是借阅视营伍及河工、海塘之名，为皇上首次南巡作一番实地考察。所以《南巡记》亦云，“盖南巡之典，始于十六年辛未，是即迟也”。谏阻仁宗南巡的吴熊光亦曾说：苏州虎丘“实一坟堆之大者”，“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据说，“坟堆”、“粪船”两语，即引乾隆初故相讷亲奏疏所言（《清史稿·吴熊光传》），看来讷亲对南巡的态度，即不无可疑。
　　（17）　乾隆十三年九月辛酉谕。
　　（18）　以上参见《南巡盛典》。
　　（19）　明春恭值圣驾南巡，一切预备事宜钦奉恩旨，例应报销者俱令动用公帑。臣等督同总办司道逐一筹议：如道路、桥梁、码头、营尖、茶棚等类，系例应报部者，著动支藩库钱粮；行宫、名胜及附近上山道路，并铺垫、陈设等类不应报销者，著动支运库（两淮盐运银库）商捐银两，均经分别饬办在案。……
　　（20）　《高宗实录》：此次巡幸，沿途颇有倒毙疲乏驼马，余多疮瘸羸瘠。回銮之时曾将山东标营驿站马匹通融，共抽拨马四千五十五匹换补。
　　（21）　其礼仪有如：一，圣祖仁皇帝圣德如天，銮舆所届，特于会稽禹陵、江宁明太祖陵亲行奠献，允足以树无前之芳规，昭万世之法守；一，康熙二十三年圣祖仁皇帝南巡渡河，遣官祀河神，……今次皇上南巡由宿迁登舟过淮扬抵江浙，河渎、淮渎、江渎之神并应秩祀；一，御道经行三十里内先贤勋臣、名臣忠烈祠墓理应致祭。
　　（22）　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3）　乾隆十六年二月庚寅谕。
　　（24）　参见王宏钧主编：《乾隆南巡图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
　　（25）　两淮盐商，迎接圣驾，争妍斗艳，极尽铺张奢华之盛，详见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又据《扬州行宫名胜全图》载，扬州行宫共建宫殿五千一百五十四间，亭台一百九十六处，行宫内原本没有梅花，但因得知皇帝喜欢赏梅，当地人抢栽了上万株梅花；当日之奢华，又可于皇太后生日贺典见其一端：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以皇太后六十大寿在即，奉皇太后游幸万寿山。自万寿山至西直门路旁经坛、戏台等点景俱由内务府备办，自西直门外高梁桥至大内西华门十余里间，则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分段布置，张设灯彩，结撰楼阁，其中“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万眼。楚省之黄鹤楼，重檐三层，墙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镜，则为广榭，中以大圆镜嵌藻井之上，四旁则小镜数万，鳞砌成墙，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亿身”。一路“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也”。当皇帝奉皇太后经过时，“文武千官以至大臣命妇、京师士女，簪缨冠帔，跪伏满途”。时赵翼在京师，曾亲往目睹，叹为“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而景点之豪奢糜费，连皇太后亦不能心安，“甫入宫即命撤去”（参见《簷曝杂记》，卷1，《庆典》；《（内阁）汉文起居注》，胶片43）。
　　（26）　上谕：大江南北，土沃人稠，重以百年休养，户口益增，习尚所趋，盖藏未裕，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多未逮。夫去奢崇实，固闾阎生计之常经，而因时训俗以宣风布化，则官兹土者之责也。凡士庶更宜各敦本业，力戒浮华，以节俭留其有余，以勤劳补其不足。将见康阜之盛益增，父老子弟共享升平之福。
　　（27）　参见王宏钧：《乾隆南巡图研究》。
　　（28）　《清朝文献通考》，卷50。
　　（29）　谕、经史、学之根柢也。会城书院，聚黉庠之秀而砥励之，尤宜示之正学。朕时巡所至，有若江宁之钟山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杭州之敷文书院，各赐武英殿新刊十三经、二十二史一部，资髦士稽古之学。
　　（30）　亹，峡中两岸对峙如门的地方。钱塘江口江流、海潮出入有三个口门：位于龛、赭两山之间者称南大亹，位于赭山与河庄山之间者称中小亹，位于河庄山与海宁城之间者称北大亹。乾隆时，南大亹基本已淤，乾隆十二至二十四年间海潮主流走中小亹，塘工平稳，南北两岸少潮灾。首次南巡，接受舒赫德等建议，仅登观潮楼阅视海潮。乾隆二十四年以后，海潮主流多从北大亹出入，海宁沿海一带潮灾严重，参见张芳《乾隆皇帝和海塘》，第五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
　　（31）　南巡时，上曾问天台山雁荡古迹于齐召南，以未经游历对。询其故，对曰：“山势岝峉，溪深流险。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临深，是以不往。”皇上适奉太后南来，闻言遂不复幸浙东。
　　（32）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五辑。
　　（33）　钱泳：《履园丛话》卷1《独力捐办御道》；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
　　（34）　乾隆十六年三月癸卯，总理行营大臣大学士傅恒等奏：粘竿拜唐阿德克新，在杭州强入民家，酗酒滋事；四月癸未又谕：朕凡巡行所至，一切桥道营盘，俱令动用官项。上年河南巡抚鄂容安办理不善，竟据士民情愿捐输准充公用，此类事亦不可免。据说，修御路即已经拆了不少民房，御路两旁凡比较破旧的民房也要拆毁。按照规定，所在州县对每间被拆瓦房发放一两银子的补助（草房半两），云云。
　　（35）　参见《履园丛话》卷1《独力捐办御道》；《啸亭杂录》卷4，“黄文襄”；以致上谕，“苏州尚有称为黄老虎者”，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丙子谕。
　　（36）　《清经世文编》卷20，《上两江制府黄太保书》；其实皇上对黄廷桂亦非没有看法，如乾隆十二年四月谕：“汝总以不善交结，不肯逢迎自居，此即汝巧处也”；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丁丑谕：“黄廷桂之为人，论不免谓其深刻。间或近于揣摩朕意者，容或有之；若直言极谏，则实无其事”。
　　（37）　以上参见郭成康：《清史编年》第5卷。
　　（38）　伪稿久已失传，《郎潜纪闻三笔》第772页云：伪稿密参在朝多人，如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等；另据小说家言，其首乃“为谏奏皇上节欲劳政、爱养旧臣、体恤八旗勋贵、摈弃小人、奖拔君子为治天下，臣孙嘉淦跪奏……”数语；大略指皇上用人如积薪后来居上，搁置先帝老臣，宠幸后宫，甚或与外戚之属暧昧情事；“今皇上欲追尧舜之君，而行桀纣之事，欲思圣祖之道、世宗之法，而效前明声色狗马之俗，南辕而北辙，遂令天下失望，不亦惑乎？”参见二月河《乾隆皇帝·风华初露》，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9）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壬子谕。
　　（40）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己巳谕。
　　（41）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谕。
　　（42）　此案首犯马朝柱远扬天外，经年未获。由于不能查明“西洋寨”之确切所在，而马又一再向信徒声称“西洋国”有明室后裔，是他的小主人，还有吴三桂后代及民间传说神奇人物李开花等，不日即将在西洋起事，带兵杀入中国，兴复明朝云云。因此皇上疑虑重重，在以后持续多年的对马朝柱的搜捕中，甚至“一切欧洲人”，即“西洋人”，“都被看成了这个叛逆的同伙”，而受到逮捕和迫害（＇日］铃木中正：《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3）　《清代文字狱档》，上册，第111～118页。
　　（44）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庚戌谕。
　　（45）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谕。
　　（46）　乾隆二十年四月丁卯谕，《高宗实录》卷487。
　　（47）　乾隆十七年十月癸巳谕。
　　（48）　乾隆十六年十月戊午谕。
　　（49）　乾隆十七年十月丙午谕。
　　（50）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丙午谕。
　　（51）　乾隆十七年六月壬辰谕。
　　二、二次南巡
　　6．东巡谒陵，木兰秋狝
　　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之后，乾隆十七年八月，陕甘总督黄廷桂奏：据布政使张若震禀称，在京时蒙大学士公傅恒面谕，“皇上于二十三年西巡，一切事宜可从二十二年办起”。因西巡尚无定期，并未置备，唯应建行宫二处，一在西安省城，一在临潼温泉，现正筹办建造行宫木料。（1）其后，有关准噶尔内乱的消息越来越多，及至出兵平准，所谓“西巡”取消。此后皇上再没去潼关以西，这点就与皇祖康熙不能相比了。
　　平准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巡幸，但皇上还是拦不住的。乾隆十九年，正是决策平准和调拨兵马的一年，继乾隆八年首次东巡谒陵后，皇上决定第二次谒陵。
　　清人“敬天法祖”，今人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于此难于理解，更有甚者乃将其概目为“封建迷信”，在昔日即是“大不敬”了。入关之后，清人即在京师长安左门外建堂子，把萨满教信仰带到北京。每年元旦，皇上先“诣堂子行礼”，后回宫接受百官朝贺。次日，及仲春秋朔日，于坤宁宫祭神。为维持传统礼俗，朝廷还组织编写、出版了《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及《满洲四礼集》。（2）每年在特定时间，都要隆重举行仪式祭祖。这还不包括其他各种祭祖活动。
　　乾隆十九年五月，皇上奉皇太后自圆明园启銮，十二日驻跸避暑山庄。翌日御澹泊敬诚殿，召见自准噶尔来归的杜尔伯特新封亲王车凌等，垂询准噶尔内情。继康熙、雍正两朝用兵准噶尔之后，清人畏之如虎，轻易不敢言战。及至得知几年来准噶尔内乱确信，皇上认为机不可失，遂决定明年两路出兵平准。
　　七月，奉皇太后自避暑山庄启銮，取道内扎萨克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哲里木盟，前往盛京谒祖陵。八月亲登温德亨山，望祭长白山神；至松花江岸，祭江神。这还是皇上第一次来到白山黑水之间。九月，入盛京驻跸。
　　以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备办祭器潦草，且多错误，将其革职。复查出世臣诗稿中有“霜侵鬓朽叹途穷”、“秋色招人懒上朝”、“半轮秋月西沉夜，应照长安尔我家”等句，降旨：夫纵情诗酒，最为居官恶习，以满员而官盛京，尚抑郁无聊，形诸吟咏，嗣后盛京各官，当深以此为戒。并命将此旨各书一通，悬之公署，令触目惊心，永垂炯鉴。
　　东巡的另一目的是接见使团，睦邻朝鲜。
　　十月，奉皇太后还京，第二次东巡历时一百五十三天。其后，皇上又于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八年，一共四次东巡谒祖陵，比他崇拜的祖父还多一次。史家评论，东巡谒陵表现出皇上对先祖的崇敬之心，而绝少游山玩水的主观动机。（3）
　　但满洲风俗每况愈下，却已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据说，平准决策之时，满洲王大臣内唯傅恒奏请办理，其他尽畏怯退缩。就要大规模用兵了，这怎么能行？返京越日，皇上即召见诸王满洲大臣等，谕：
　　朕此次恭谒祖陵，临幸故土，遍历山河形势，恭阅《实录》，仰见祖宗创业维艰。而众王贝勒大臣官员等辅佐亦为不易……尔等皆功勋后裔，盍思效法前人，报国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朕于此不无深憾焉。
　　特别申明，本朝乾纲独断，决不可随便“从众”：
　　总之朕总理天下诸务，惟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如其不可，众虽强为奏请，朕亦断不允行。是皆尔等所共知者。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
　　但满洲臣仆，习气至于此极。朕若姑息因循，不速为整顿，振兴旧俗，数年后不知何所底止也！（4）
　　庚申，谕：新授贵州镇远镇总兵诺伦系满洲世仆，今用汉字奏摺，似此则满洲旧制，竟至废弃。嗣后各省提督总兵官内，如系旗员补授者，除本章着照例仍用汉字外，奏摺俱缮写清字具奏。
　　己巳，谕：从前朕曾降旨，满洲人等不许照依汉人取名。今吏部带领引见知县甘珠尔，身系蒙古。乃穿凿取甘露珠之意，写以甘珠露，甚属悖谬。著所有满洲蒙古官员之名，于写汉字时，祇按满洲字语气写，毋得似此混取汉字之义，反致将满洲蒙古话所取之名废坏。
　　次年二月，谕：八旗满洲世仆，祇缘伊等在京，相沿日久，是以未经停止考试汉文。然一染汉习，反弃旧风。朕深恶之，屡经降旨训诫。其东三省之新满洲乌拉齐等尤非在京满洲可比，自应娴习骑射清语，以备任用，非必考试始能为官也。（5）
　　虽“清语为国家根本”，（6）由于满族人多能熟练运用汉语文，平时乐于讲满语、写满文的人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满语文逐渐废弃不用，被汉语文取代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皇上的警惕，因此采取不少办法鼓励满洲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如命令八旗三品以上大臣子弟须“娴熟国语、练习弓马”，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又确立宗室考试满语制度；设立族长，监督满语学习；编纂满语文工具书；停止“翻译考试”，以禁满族人热衷科举之风……
　　三月，谕：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漫，渐成恶习。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若读书徒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岂孔门垂教之本意？况借以诋呵讽刺，居心日就险薄，不更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断不可长。（7）
　　又于鄂昌署中查出诗稿书札，于其兄鄂容安之差往军营，云“奈何奈何”。谕：“满洲旧俗，遇有行师。无不踊跃争先，以不与为耻，不谓竟有此等败类也”。著从宽赐令自尽。（8）又谕：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近日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能学习精娴，朕自加录用，初不在其学文否也。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贷。
　　及至乾隆三十七年，阅三通馆进呈所纂《嘉礼》，上谕不得轻言易改衣冠，曰：前因编订《皇朝礼器图》，曾亲制序文，以衣冠必不可轻言改易，及批《通鉴辑览》，又一一发明其义，诚以衣冠为一代昭度，本不相沿袭。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失其淳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浸弱，洊及沦胥，盖变本忘先，而隐患中之，覆辙具在，甚可畏也！况本朝所定朝祀之服，悉皆义本礼经。祀、礼要在乎诚敬感通，不在乎衣冠规制。设使轻言改服，即已先忘祖宗。所愿奕叶子孙，深维根本之计，毋为流言所惑，永永恪遵朕训，于以永绵国家亿万年无疆之景祚。（9）
　　直至归政前夕，仍谕：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朕归政后，特恐后来书生之见，犹不免以事不师古为言，且必有因此而怂恿改服制者。前代北魏、辽、金、元，惑于浮议，改汉衣冠，祭用衮冕，一再传而失国祚。是以祖宗垂训，无得改用汉人服色，实万万年贻谋燕翼之道。若后世无识之徒复有循古衣冠之议者，即可执此谕以破其迷。我世世子孙。其钦承无忽。（10）
　　比语言、衣冠更为重要的是弓马骑射，上谕：前因武职官员射箭，往往有及半即坠，或低掠地面者，朕曾降旨训饬。及今日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带领引见人员内，犹有仍前不堪之人。甚则明知弓力软弱，故将前手挑高，虽至软之弓。亦可及远。此等恶习，皆平日漫不经心，不勤加训练所致。（11）
　　“操演武艺，最为紧要，而操演之法，莫逾行围”。（12）木兰围场在承德北四百里处，东西相距三百里，南北二百里。木兰行围始于圣祖皇帝，在其授意下，蒙古诸部献出此地，以为搜猎之所。自康熙二十年，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圣祖一共出塞四十八次。世宗继位，除在京郊以外，却从没越过长城一步。尝面谕说：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者，盖因日不暇给；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习，习武木兰，毋忘家法。（13）
　　因此皇帝在乾隆六年，就恢复了木兰秋狝。巡幸避暑山庄和秋狝木兰往往是夏至秋返，一般都在两个月以上，有时还长达三五个月。因此，其绝对巡幸时间远远超过包括谒陵在内的各种巡幸活动。以每次巡幸避暑山庄的时间为两个半月计算，五十二次巡幸，总计时间约在十年以上，相当于皇帝秉政全部年代的六分之一。因此，整个乾隆时期，避暑山庄成了清朝政府的第二个政治中心（西方传教士则把它称为清朝的“夏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据说清人从东北入关，有三个中心，盛京是老巢，相当岐周，为留都；承德是连接东北、蒙古的关节点，相当宗周，为陪都；北京是控制汉地和中国的中心，相当成周，是首都。骑马控弦的游牧民族，一般都有夏牧场和冬窝子，匈奴、鲜卑、突厥、蒙古莫不如此，清朝也是保持这样的习惯。其目的一是告诫满族子弟，不要忘本，二是抚绥蒙古，受其朝觐，固其盟好。（14）
　　为了磨砺自己和满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地处关塞之外，“义重习武，不重崇文”的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便成为一个绝好的场所。（15）每届秋狝季节，皇帝总是亲自率领八旗子弟行围较猎，并“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操演技勇谆切训诲”。（16）还采取措施，分别予以奖惩。如乾隆十七年七月作出规定，将从此次扈从行围的八旗兵丁中选拔骑射较优者充任前锋、护军、前锋校、护军校；（17）乾隆十八年九月秋狝中，因为扈从行围的领侍卫内大臣公丰安、侍卫班领副都统扬桑阿、随从侍卫侯田国恩、领侍卫内大臣阿里衮等“畏缩不前”，“不能骑射”，分别予以“削爵革职，令其效力赎罪”。（18）
　　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决定明年巡幸北边索约勒济。十二月，副都御史孙灏奏请停止，上谕：比年来戡定准夷，两路用兵，我满洲大臣官兵等皆能踊跃奉命，克奏朕功。岂非由躬亲整率，习之有素，是以临事赴机，人思自效，即此亦其明验矣。
　　朕今日适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废。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劳。
　　今孙灏折内以为索约勒济，地在京师直北，远与俄罗斯接界。一似轻车前往，不无意外之虑者，此语尤为笑柄。折内又称索约勒济非江浙胜地可观等语，其言更为荒诞。且南巡之举，岂仅为山水观览之娱？……（19）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恭读圣祖仁皇帝实录，谕议政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