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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定陵-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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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其昌一听，热血在胸中奔涌，心中腾地升起一股烈火。这些天来发生的一幕幕闹剧，使他越来越感到心烦意乱，他觉得必须站出来真的去镇“邪”。除此，别无选择。想到此处，他把手中的铁锨一扔，冲这位民工说：“好，我去。”
那女人仍在家中怪叫着摔砸东西。赵其昌捡起一块砖头拿在手中，扒开围观的人群，来到女人面前大吼一声：“姓赵的来啦！你到底想干什么？！”声音传出，如同炸雷，众人大惊，那女人也立即停下举着瓦罐的双手，望着面前这位铁塔般魁梧的大汉，呆愣着不再动弹。有人上前将罐子夺下，把女人拉进里屋。女人哼哼几声，坐在炕上，不再声张。一场闹剧平息了。
白万玉组织民工全力排水，可有的民工借口回家拿排水工具，趁此机会不来了，有的则推说家里有事告假，即是在场的一些人，也懒懒散散无精打采地应付着。这情形显然与这几天发生的事有关。有人曾在民工中散布：“真龙天子不是咱乡下人能惹得起的，连陵里住的鬼魂都受不了啦，要再挖下去，非得像看陵的老头一样被劈死。这几个城里人命根子硬，咱们山里人可别跟着他们瞎闯祸了……”
面对骚乱和眼前的景况，工作队再也沉不住气了。刘精义找到白万玉，极为恼怒地说：“白老，去给民工们讲讲，这雷电是自然界的正常现象，鬼魂之说纯属迷信！”
白万玉望着刘精义激动的面庞，轻轻摇摇头：“不行。你不了解他们的心理。这些民工祖祖辈辈都住在这片皇陵区内，好多人还是当年护陵人的后代，对皇帝有一种盲目的崇拜心理，必须慢慢地来。等闹过这阵之后，我们再做说服工作，自然就会成功。”白万玉笑了笑接着说：“我有办法，看我的吧！”大家望着白老充满自信的面容，心里似乎踏实多了。
“火神爷” 的传说
探沟的积水终于一桶桶排完了，下一步怎么办？8月11日，吴晗副市长召集有关人员在北京西郊公园开了个气氛沉闷的会议。赵其昌向各位领导作了汇报，夏鼐和吴晗的意见又发生了分歧。一个主张把所有资料记录、整理好，存封起来，改变计划，发掘献陵；一个坚持不改变原订计划。两人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夏鼐提出改掘献陵，其根据是献陵规模小，明楼下面有自然通道可直达宝城前的地宫入口；而且对献陵详细地勘察过，借鉴两个月来的发掘经验，在献陵找到地宫将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吴晗的意见却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既然定陵发现了砖隧道，肯定了入葬时的入口，那就应该按这条线索继续找下去，这比到献陵重新寻找入口要容易得多。各说各有其理，又各不相让。夏鼐了解吴晗的犟脾气，望着他那张坚定的面孔，最后作了让步。会议再次决定，按已有的线索，继续发掘定陵。时光过去多少年之后，与会者回首前尘才真正领悟到夏鼐的苦心，也许那时他就已经预感到，在以后的岁月中发生的种种悲剧了。正是出于一个学者对文明的爱恋和避免更大的悲剧，他才提出如此方案。要不，作为一个国际级考古大师，是不会弃定陵而改掘献陵的。
如果说发掘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那么工作队的生活更是让人感到困苦不堪。定陵发掘完成的三十年后，我们采访当年的发掘人员，在他们纷繁复杂的人生旅程中，印象最深的仍是这段生活。
陵区的八月，天气闷热，山村里蝇蚊成群，寂寞难耐。白天忙着工地的发掘，晚上几个人挤在一盏煤油灯下，看文献、记笔记、写简报，或者相互打趣、逗乐，以排除心中的烦闷与寂寞。在这段日子里，大家时常看到赵其昌挥动一把大斧“咚咚”地劈着木柴，似乎那郁闷的心情只有通过这高强度的劳动和沿着脊背淌的汗水才得以排遣。要不他就和几个人抬陵院内的大石头，三个人在一头，他独自一头，抬着大石无目的地绕院子转。白万玉老人总爱叼一支烟，找个不显眼的屋角蹲下，独自品尝个中滋味。阵阵白雾从他的口鼻喷出，弥散在整个木板小屋，使人越发感到压抑和沉闷。
在他们中，唯独23岁的刘精义生活别具一格。他整天唠唠叨叨地说一些无聊而略带幽默的话：“天又下雨了，真讨厌！”“苍蝇这么多，真哄（混）蛋。”“路这么难走，真讨厌”，这“讨厌”和“哄（混）蛋”构成了他语言的主旋律。或许，从这些无聊而简单的话语中，可以窥视到年轻的刘精义，此时的心境也是怎样的烦闷。
30多年后的今天，数以万计的游人，每天在北京乘上汽车，沿着水平如镜的柏油马路，可直达定陵门前的广场。此时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当年发掘定陵时，是怎样的一种景况：没有公路，只有残桥；没有公共汽车，要进一次北京，就得步行十几里到长陵去搭运输公司的卡车。刘精义第一次来定陵，就是背着自己的行李，从北京西直门坐火车到南口下车，一路打听、询问，翻越了两个山口，经由银泉山，一步步走了四十多里，才找到这里的。他在接受采访时，又说出了这样一段轶事。
进入六月，山水积满河沟，工作队的于树功从北京回来，走到定陵前面的小石桥时，发现大雨后的山洪把桥面淹没了，水深齐胸，水流湍急，无法通过，他只得在对岸大声呼叫，一个小时后才被工地民工发现。民工们解下抬筐的绳子，扔给于树功，让他绑住身子。这边连拉带拽，终于使他越过洪水，爬上此岸，全身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西郊公园会议之后，夏鼐来到了工地。他和赵其昌在探沟里仔细观察土层、辨认土质后，确定夯土遗迹。这就是说自然土被掘过之后，再度埋到原有位置，尔后夯实。赵其昌说出“宽度不够，才没有发现砖隧道”的看法，并得到夏鼐的赞同。二人决定，加宽探沟。
民工的情绪依然低落，干起活来松松散散，工作队望着大家，急得手足无措。
在压抑烦闷的气氛中，赵其昌倒是偶尔来点略带诙谐的小插曲。比如一次在饭桌上，他见又是一大盘野菜拌豆腐，便说：“我看这个盘子像古瓷，你们说是哪朝的？”众人不解，他伸出粗大的竹筷子，把菜使劲夹到自己碗里，然后笑道：“这是‘嘉靖’的，‘嘉靖’‘嘉靖’，一‘夹’就‘净’。”刘精义会意，立刻端起大汤碗往自己碗里一倒，然后翻过碗底说：“这个是‘道光’，一‘倒’就‘光’！”管伙食的庞中威送来一大盆熬倭瓜，也接上话：“我光给你们续菜，这个盆准是‘光绪’！”曹国鉴见白万玉端着白瓷碗盛饭去了，低声对冼自强说：“白瓷、白瓷，白老要改名‘白吃’了！”不料被白老听见，分辩道：“我怎么白吃……”一阵捧腹大笑之后，方才各自低头吃起饭来。一大盆倭瓜，一会吃光了。
这天夜里，天气闷热，赵其昌检查过大家的工作日志之后，又和大伙聊起了闲话。他说，甲申年三月，李自成大军围了北京，朝野顿时大乱，文武百官四散逃命，崇祯皇帝猛敲景阳钟，百官没一人前来，只有太监王承恩侍奉左右。崇祯慌不择路地出得皇宫，来到街上，见一卦摊，就上前问个凶吉。先生说：“我是梅花测字，你说个字，我凭解字定吉凶。”崇祯顺口说了个“友”字，想看看这时刻有没有人来帮一把。不料先生面带难色，说：“此字犯忌，是‘反’字出头，造反的来了，正应了当前时局。”崇祯立即改口说：“不是那个‘友’，是有无之‘有’。”先生大惊：“此字更是大忌，‘有’字拆开是‘大’字一半，‘明’字一半，这不是大明江山丢了一半吗？”崇祯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悲痛，有气无力地说：“是时辰上酉时之‘酉’。”先生顿时掩面作哭泣状：“哎呀呀不好！此乃不详之兆：‘尊’者无首无脚，预示贵人将有杀身之祸，速避速避！”这时京城九门已被攻破，杀声震天。崇祯在王承恩搀扶下，仓皇登上煤山，回首宫中，迷迷茫茫、乱乱纷纷，长叹一声“大明江山气数已尽”，解下白绫长带，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上吊，自知是亡国之君羞于见到祖先，遂以长发覆面死去了。听到这里，冼自强赶紧问：“后来呢？”“后来嘛，就有许多小说演义编造出来了……”
晚上，白万玉提着一瓶老白干烧酒，约来组长王启发、许崇仪和部分民工，来到明楼的石阶上边喝边聊。他看到民工脸上都泛起红晕，便咧开嘴笑笑：“你们听说过月亮碑的故事吗？”
“听说过，现在定陵门前那个王八驮着的石碑上，还有一个圆圆的白印呢！”
白万玉乘着酒兴，和民工们亲切攀谈起来。他说，在全部明代历史中，万历皇帝的荒淫昏聩是十分典型的。他10岁登极，21岁就兴师动众为自己修造这个定陵。等到定陵建成，他竟一连25年不上朝，成年累月深居后宫，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即使清兵犯境，他也不闻不问。有一天，万历酒足饭饱，怀里还搂着一个年轻宫女寻欢作乐呢，后来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正昏睡间，忽然看见一个红脸、红发、红穿戴的人来到跟前，万历吃了一惊，忙问：“你是何人？”
那人说：“实话实说，我是火神爷。你的昏庸无道，我们早有所闻。我奉玉皇大帝之命，要把你那劳民伤财建成的定陵，烧它个一干二净。”
万历听罢大怒，他仗着自己是“天子”，便大声喝道：“我们朱家天下，气数正在兴旺，难道真会怕你不成？皇帝陵寝，自有神佑，谅你不敢，恐怕你也没这个能耐！”
火神爷说：“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万历气呼呼地说：“要是将来定陵火烧，让我现在就瞎一只眼睛。”话音刚落，火神爷竟哈哈大笑而去。万历吓了一跳，从梦中惊醒。他正想要睁开眼看看周围，左眼睛忽然被哆目糊糊住，不久左眼竟真的瞎了。万历回想梦里情景，神志迷乱，从此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就死了。
万历“驾崩”后立即入葬，可是他那只右眼始终睁着。等到安葬完毕，有人发现，定陵石碑背面的右上角，现出一个白圆形的东西，每逢月底月初，这个白圆形的东西就发亮，如同一个月亮。“定陵月亮碑”从此被叫开了。
这个“月亮”就是万历右眼睛变成的。因为他怕火神爷真的要来烧他的陵，因此只要一有动静，这只“眼睛”就像探照灯一样照住放火人，陵户便能立即将其拿获。
有天晚上，一阵风起，从定陵后面的山头上飘来一朵乌云把月亮遮住。就在这一刹那，火神爷立显神威，一下子把定陵烧得个片瓦不存，打那以后，定陵屡建屡烧，屡烧屡建，直到最后定陵改为全部石建筑，才算作罢。可是定陵月亮碑上的那只“万历眼睛”从此也被烧瞎了，再也没亮过，变成现在看见的那个不会发光的白圆圈了……
白老讲完，看看大家聚精会神的样子，轻轻一笑：“大家知道吗？火神爷不是说过要毁了万历的陵墓吗？现在看来，是地下宫殿的气数尽了。”
白万玉捋了把胡子，长叹一声：“唉，应了玉皇大帝那句话了，定陵地宫‘在劫难逃’呵！”他说得云山雾罩，大伙听得瞠目结舌。
第二天上午，民工们的情绪又高涨起来，大家都在纷纷议论着“月亮碑”的故事。这实际上是白老的一次夤夜点兵啊！赵其昌在钦佩之余，又不禁暗自感叹：“为什么真理往往都要加入迷信色彩才为人们所接受呢？这究竟是为什么？”
小石碑风波
探沟在不断地加宽，出土量越来越多。
9月2日上午，刚刚开工不久，来自庆陵村的民工栾世海，一镐刨下去，传出钝器的撞击声。“嗯，这是碰到了什么东西？”他捉摸着，用镐头轻轻刨开积土，一块石头露出了地面。
“快来看，这是块什么东西？”他大声喊叫着，沟底的人立即围过去。白万玉见状，急忙喊道：“轻点，别弄坏了！”
大家用铁锨沿石头两侧，轻轻地铲着土。10分钟后，一块小石碑出现在眼前。
一个民工突然大喊一声：“上面有字。”王启发立即找来一根竹片，小心地刮着字上沉积的泥土，白万玉拿一把刷子走下探沟，边走边喊：“快去找赵其昌。”
一刻钟后，赵其昌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迫不及待地跳下探沟，扒开人群，挤到小石碑前。只见白万玉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擦着碑上的泥土。赵其昌急忙蹲在一边，“怎么回事？”白万玉拿着刷子的手轻轻地颤抖着，激动地说：“这回可蹩着它啦！”赵其昌望着这块一尺多长、半尺多宽的小石碑，仔细地辨认着上面的字迹，当白万玉刚把泥土刷去，他就高声念道：
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话音刚落，人群轰然炸开，欢腾之声在这昏暗、潮湿的探沟中嗡嗡作响，势如波浪，声似洪钟。大家扔掉手中的工具，兴奋地围着石碑来回转悠，一道曙光再度照亮大家的心房。
欢腾过后，就是一场论战。民工们纷纷争相发表自己的最新见解。
“石碑上的丈数，一定是通向地宫的长度。”身为队长的王启发第一个抢先抛出了自己的理论。
“那就是打开地宫的钥匙了？”有人附合。
“不对，皇帝怎会那么傻，明明白白地写出来，让人去挖他的老窝？”一个粗壮的汉子对此提出异议，并抓住战机发表自己的高见：“说不定是大臣们捣的鬼，埋下这块迷路石，把人弄迷糊。”
他的高见似乎唤醒了大家的灵感，马上有人说出了极为恐怖的见解：“这块石碑指的地方就是地宫的暗道，如果按石碑指的方向走下去，肯定走上绝路被暗道机关中的毒箭射死。”
赵其昌见民工们越说越玄，越议论越可怕，为防止再度出现上次那样的意外，他和白万玉商量，立即决定给民工放假一天。
在定陵的发掘过程中，发掘队始终是伴随着查阅文献资料进行的，按照内部分工，赵其昌总管整个发掘工程，包括查资料、绘图、记录、照相、制订计划等等；白万玉老人则在工地“蹲坑”，具体指导民工的操作，查阅资料、接待、传递情报由刘精义负责。
在浩瀚的明代史料中，对于陵墓的建制，只能找到一般历史概况的记录。如陵墓的营建年代、规模、用工用料、建造花费银两等事宜，至于玄宫的形制、结构，史料绝不记载，这是明代一项极为严格的制度。但它既然存在，留下了痕迹，就必然会从帝后的丧葬制度中，分析、辨别出这块小石碑所起的作用。
民工们走后，发掘队人员围在石碑前，仔细地研究起来。大家此时的心情比民工还要激动。近三个月来发生的一幕幕闹剧和一连串故事，又在心头再现。“专家”的指点，吴、夏两位大师的论争，雷电的炸响，疯女人的“撞克”，老妇的出现，民工的骚动，白万玉的“讲演”，这次面对小石碑的出现，使他们终于在这沉寂的荒野，看到了再生的希望。面对玄宫中透出的一丝曙光，怎不令人激动万分！
正午阳光洒进探沟，使小石碑闪着亮光，字迹越发清晰可辨。白万玉放下毛刷，神情严肃地望着大家，一字一顿地说：“我看像是和隧道门一样的道理。”
刘精义惊讶地望望老人，又看了眼赵其昌：“那么说，又是工匠留下的标记了？！”
白万玉没有回答，从兜里掏出纸烟，径自抽起来。赵其昌冲刘精义点点头：“白老说得有道理。皇帝也好，帝后也好，他们都是人，而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皇帝皇后不可能同时死去，既然如此，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先死先葬，还是先死者要等后者死去，再同时入葬？”他一边吸着烟，一边推理似的慢慢讲下去。“从文献记载看，明朝帝后的入葬程序，习惯上是采用前者做法。以长陵为例，徐皇后早于成祖先死，死在南京，等长陵玄宫建好后，才把她从南京移来入陵。尔后成祖皇帝死去，再开地宫，葬入长陵和徐皇后作伴。其他陵墓的主人也都采取这种方式。定陵是万历生前预先营建的，建成后，他并没有死，只好把墓室关闭，再用土封严墓道。等到他死后再重新掘开使用。推理是这样，事实上也非如此不可。这从我们发掘的土质中完全可以得到证实。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作出和隧道门的石条一样的结论，这块小石碑是工匠为了帝后入葬能顺利地打开地宫而偷偷埋下的标记。石碑上的刻字应该是可信的，这不是迷路石，确实是一把打开地宫的钥匙。”赵其昌说到这里，转身看看白万玉，老人微笑着点点头。
第二天，民工们主动做了一个木套，把这块在关键时刻给予他们希望的小石碑罩上，小心地原地保护起来。30年后，这块为定陵的发掘立下奇功的“指路石”，仍安然无恙地躺在定陵博物馆的橱窗内。这是定陵自发掘以来出土的第一件珍贵文物。
为庆祝发掘“战绩”，发掘队决定给予老民工每人一条毛巾、新民工每人一条肥皂的奖励。对1956年的中国来说，一条毛巾和一条肥皂无疑已是十分珍贵的奖赏了。
夏鼐听到汇报，立即作出了“这确是一把打开地宫的钥匙”的结论。但有一个问题尚未弄清：为什么在前段的发掘中，却把砖隧道的线索丢失了呢？尽管后来探沟加宽到9米，仍不见砖隧道的踪迹。
经过进一步的发掘，才真相大白。原来第二道探沟，正处在砖隧道的尽头，隧道在小石碑的位置，就已经弯向宝城中心了，而这弯曲的地方，又正是通往地下宫殿的石隧道的开始。砖隧道和石隧道，一个是末端，一个是起点，既不衔接，也不相对。发掘队在此处迷失方向已成必然。在这里，就不能不重新提起，在宝城券门中隐藏的那块上刻“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土衬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三十四丈二尺是金刚墙前皮”的那块石碣，正是因为当初的一念之差，未能清理宝城券门，才造成后来迷失方向和发生了那么多滑稽而热闹的故事。
工作队清楚地记得，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刘精义一次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他望望一直未眠的白老，极为认真地说：“刚才我梦见在探沟下面有一块石碑，上面写满了字，因为有泥，看不清内容。”
面对他的梦呓，白万玉只是一笑了之，他宁肯相信这是胡言乱语，而不属真实。想不到半个月后，这个梦境真的成为一种活生生的事实。这是一种灵魂的感应，还是一种信息的沟通与传递？或许，正如西方一位哲学家所说的：“梦境，不是一种幻想，而是未来的预告。”
看来，万历皇帝是“在劫难逃”了。
第五章 大厦崩溃
张居正溘然长逝，标志着大明帝国最强有力的支柱轰然倒塌。大风起于清萍之末，朝野骤起反张浪潮。高拱的《病榻遗言》，使这位首辅彻底走向了悲剧的终点。而一代将星戚继光的殒落，使帝国大厦彻底崩溃——
悲怆人生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初夏，大明帝国的朝廷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叱咤风云的一代首辅张居正溘然长逝。
自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独自担负起辅弼万历皇帝和内阁首辅的双重重任后，就开始了他那辉煌悲壮的人生旅途。他曾苦心孤诣地辅导圣学，主持改革，协调官府关系，一年四季繁忙至极。正如万历三年，张居正本人在给山东巡抚李渐庵写信时谈到自己的景况时所言：“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寝不寐，食不甘，以忧国家之事……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食，形神俱瘁，心力异竭。”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长此以往，必然心力耗竭，难以承受。
果然未出所料，张居正在辅佐万历皇帝整10载的1582年2月，也就是他五十八岁的时候，终于一病不起了。
10年之前，张居正就患有痔疮，因无暇医治，最终导致了日后的恶果。他从家乡请来一位名医，做过手术后虽然得到根除，但从此血气亏损，脾胃虚弱，不思饮食，不久便寸步难移，卧床不起了。在这个时刻，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早在两年前，当已是18岁的万历皇帝相继举行了耕猎礼和谒陵礼这两个标志着皇帝本人已经成年并能独立治理朝政时，他便向皇帝以“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为中心议题提出了“乞休”请求。多少年后，人们仍能从这篇奏疏中触摸到张居正的真实情感以及深深的忧虑之情：
“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今赖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宁……以皇上之明圣，令诸臣得佐下风，以致升平保鸿业无难也。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
这篇奏疏可谓是张居正辅政八年多来真实的心灵写照。完全可以推断的是，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毕竟非同常人，虽然每个人对权位都有不同的向往和贪恋之心，但此时位极人臣，功高权重的他，不得不对自己的言行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历史教训有所顾虑。因为此时的张居正由于任重事繁，积劳过虑，形神顿惫，须发变白，血气早衰，已经进入垂垂暮年。在政治的漩涡中，他已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新政的重重阻力，稍有不慎，即产生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与其中途翻车，不如急流勇退。于是，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姿态和谋略向皇帝提出了“乞休”请求，并希望皇帝“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
遗憾的是，张居正的“乞休”疏没有得到允可，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降旨挽留：“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依毗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改乞休为请，使联恻然不宁。卿宜思先帝叮咛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
面对皇帝的挽留，张居正并不罢休。于是，两天后，他再次上疏以示“乞休”。而面对张居正的坚决态度，万历皇帝有些踌躇了，在两难之际，他只得向皇太后请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后挽留张居正的态度比万历还要坚决：“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万历提笔写了一道手谕，把慈圣皇太后的慈谕原原本本地告诉张居正。事情到了此时，张居正除了感激涕零地称颂皇恩浩荡外，还有什么理由再提及“乞休”？
当然，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太后，他们不可能站在张居正的角度上去观察判断问题，君臣的差异和不同必然造成相互之间感情的隔膜与各自利益上的无法真正沟通和平等。事实上，无论张居正怎样地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但他毕竟是主子家的一个工具，当这个主子尚需要这个工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作为工具自身是无法退出把握着它的那副手掌的。而此时的张居正却产生了一种忧虑，他深知这个工具在蓦然天折之后是怎样的一种场面和结局。他在给自己的亲家、刑部尚书王之浩的信中，将这种如临深渊的心境明确地表露了出来：“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遄及耳。顷者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笃，负载愈重，孱弱之躯终不知所锐驾矣。奈何！奈何！”
长期的重负，使张居正身心交瘁，体质日趋衰弱。而无形的恐惧与忧患又加快了他生命的衰竭，直到一病不起。
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但这个要求仍然没能得到允许，万历只命他在家中安心调理。因为张居正把持朝政已久，内阁的其他辅臣对重要的朝政大事不敢裁决，故每天还有十几本甚至几十本奏章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张居正只得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批阅。
到了六月初一日，张居正的身体更加虚弱。整个肌体羸疲，仅存皮骨，起卧翻身都需要别人帮扶。万般无奈中，再次上疏“乞休”。
当张居正发病时，万历对其病情就表现出特别的关心，除了召名医、赏金银，赐珍食之外，甚至为此落泪而吃不下饭。而这次万历接到这最后一本奏章后，在悲痛一番外，仍下诏慰留。诏旨极为亲切感人：“联久不见卿，朝夕殊念……惕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
六月十二日，辽东镇夷堡明军在反击前来侵掠的北方少数民族中获得大捷，万历谕令论功。晋张居正为太师，并将其任锦衣卫指挥佥事的儿子升为同知、世袭。而此时的张居正已经人事不省，对万历的奖赏再也谈不到上疏谢却了。
六月十八日，张居正已处于回光返照的阶段，头脑暂时有些清醒。万历闻知，立即让司礼监太监持手敕前去慰问，同时授意让张居正留下遗嘱。张居正将未来内阁、六部人选都做了最后一次荐举。至六月二十日，终于放下手中的权柄，遗下70余岁的老母，30余岁的伴侣和6个儿子、6个孙子，离开了人世。终年58岁。
张居正的去世令大多数人感到突然，感到遗憾，毕竟他才只有五十八岁。然而苍天悠悠，人生苦短，由不得他再展宏图了。所幸的是，他毕竟在有生之年，基本实现了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抱负。在苍天赋予他那天时、地利、人和的交叉点上，他厘剔官弊，推行改革，终于使已经衰落的由明太祖朱元璋所制定的治国成宪，在万历初年又焕发了生机，并做出了“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同寺积金四百余万”的辉煌业迹。
当然，就在他初步完成了这辉煌基业，并使自己跻身于中国历史的名相之列，因而有可能名传千古之时，也必然地受到当时旧势力的攻击和诽谤。甚至受到身家性命朝不保夕的威胁。对于这些，张居正生前早有感知和思想准备。多少年后，我们从他给河漕按院林之源的信中可以看到。“孤数年以来，所结怨于天下者不少矣！■夫恶党显排阴嗾，何尝一日忘于孤哉！”
对于这些攻击和诽谤，虽然他当时表示无所畏惧，“念已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但时间一久，对自己的前途也未免有些担忧。因此，在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以后，便屡屡上疏坚退。但由于李太后和万历皇帝本人的坚留，以及由他自己所造成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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