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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定陵-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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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屡经荐举，故特旨简用。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指责朕躬，过于迂戆。朕并不怪罪而加以优容。不过海瑞虽然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这份诏令由给事中六科衙门抄发公布，由各地的《邸报》传遍天下，海瑞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连皇帝都说他“迂戆”，说他“任事非所长”，而他的“照旧供职”，也仅仅起个“镇雅俗、励颓风”的作用，他这个堂堂的二品大员，还有什么理由再干下去？海瑞愤而上疏辞请，一连上了七次辞呈，但每次的御批都是照例的四个字：“所请不准”。这样，海瑞整日在欲干不能，欲罢不休的处境中艰难度日。
万历十五年（1587年），74岁的海瑞，终于在极度的忧郁愤懑中走完了他的人生途程，在南京都察院的住所里逝世。
办理丧事的南京佥都御史王用汲，见这位骨瘦如柴、白发似雪的青天海大人躺在一张破旧的木床上，身边堆积着陈旧的粗布被褥和衣衫，不禁潸然泪下。海瑞惟一的积蓄只有十两纹银，还不够买一口棺材。王用汲在悲痛之余回到南京都察院，发动同乡捐款，才没有使海瑞暴尸荒野。
海瑞死后的情景催人泪下，恸彻肝肠。百姓万分悲痛，哀伤不已。街市停止营业，穿戴白色衣冠的送丧行列，夹着江岸悼祭哀哭的悲声，惊天动地，连成一片，百里不绝，无不显示了江南父老乡亲，对这位曾为他们造福的前南直隶巡抚的哀掉之情。
海瑞从政20多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又被人遗弃。正当万历皇帝和臣僚们集中精力和财力修筑定陵寿宫时，传来海瑞的死讯。他的谢世，无疑使万历皇帝本人和京都负责人事的官员又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再也用不着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清官去操心，为这位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再做安排了。而为数不少的臣僚，却为自己面前少了一位对手而庆幸。
死尸复活
就在海瑞谢世三百年后的1959年4月，他的死尸复活，并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位海大人的出现，引起的社会震动要比他当年的骂嘉靖皇帝强烈得多。由此发生的整个国家民族的灾难，大概也是这位封建时代的正直官吏所无法预料的。
自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不少干部怕招惹是非，开始对自己的言行细加斟酌了。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更使一些干部缄口无言，对许多问题报喜不报忧。毛泽东察觉了这个问题，并在1959年4月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对这种不敢讲真话的作风提出了批评。一次，毛泽东正津津有味地看家乡的湘剧《生死牌》，戏到结尾时出现了海瑞。毛泽东主席精神为之一振，一个奇特的念头在心中滋生。戏散后，他把《明史·海瑞传》找来翻阅，那个念头也在心中渐渐地酝酿成熟了。
第二天，他向一位分管宣传的领导人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他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皆净’。他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上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看狱的人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便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本人还是忠心耿耿的……”毛泽东讲完，指示这位领导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做宣传工作。
涉及到明史，就不能不想到作为专家的吴晗。这位领导把毛主席的指示给吴晗讲过之后，鼓励他来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于是，吴晗施展才华很快写成了一篇《海瑞骂皇帝》刊登在同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毛泽东讲的那段海瑞的故事，也是明史《海瑞传》中的内容，中心思想突出一个“敢”字。之后，吴晗以极大的热情和驾轻就熟的技巧，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其宗旨和主要内容，仍然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着重宣传海瑞敢说话、敢说真话的精神。
翻阅当年的报刊，我们不难发现，吴晗在所写的关于海瑞的一系列文章中，最重要的当是《论海瑞》一篇。此文写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发表于庐山会议之后。文章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海瑞一生的功绩，对海瑞作了充分的肯定。在“海瑞的历史地位”小标题下，作者谈了他研究海瑞的目的和意图：
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反对坏人坏事；肯定、歌颂他一生反对贪污，反对奢侈浪费，反对乡愿；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不向困难低头，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言行一致，里外如一的实践精神。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学习和提倡的，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发扬，虽然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
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我们需要站在人民立场、工人阶级立场的海瑞，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百折不挠斗争的海瑞，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的海瑞，深入群众、领导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海瑞。
这样，封建时代的海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显然，吴晗这一系列文章，已远不是清华园时期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了。他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的意图去描写历史、再现历史，使腐朽的历史人物又有了新的含义。据研究者透露，庐山会议之后，吴晗把这篇文章送给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一位领导同志看时，这位领导把毛泽东说的是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是提倡左派海瑞，不是提倡右派海瑞的意思对吴晗讲了出来，因此，出于政治和形势的需要，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吴晗画蛇添足地加入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这段文字和全文毫不相干，而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加上去的一段话。其用意及所指已很明显。
1959年9月，北京京剧团演员马连良约吴晗把海瑞的事迹改编成戏。尽管吴晗并不熟悉戏剧，但由于朋友的期望和海瑞精神的鼓舞及形势的需要，他还是答应下来，硬着头皮在京剧界知名人士的帮助下，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京剧《海瑞》的剧本。为慎重起见，吴晗在征求了文化、戏剧界负责人及朋友的意见后，才于1960年底开始彩排并改名为《海瑞罢官》。
这时的吴晗和马连良没有想到，《海瑞罢官》一剧公演之后，得到的反应是“毛主席很高兴”。并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主席的赞赏，可见这出戏的确是成功的。而对《海瑞罢官》喝彩最强烈的文艺界则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居然能写出京剧剧本来，它打破了“史”和“戏”的界限，提供了一个新的良好开端。廖沫沙在《史和戏——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一文中说：“我认为你写（海瑞罢官》，总算开始打破‘史’和‘戏’这两家的门户，从姓史的一家踏进姓戏的一家去了。这就很难得，是个创造性的工作。”
《海瑞罢官》和其他剧本不同的是，由一位历史工作者而不是戏剧工作者写成的。这种史学家和戏剧家的协作，理所当然地在文化界，学术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另一方面，《海瑞罢官》在写海瑞同恶势力斗争中，表现出刚直不阿的精神，不但伸张了历史正气，而且对现实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直到今天来看，这个剧本从创作意图到题材都是积极的，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文艺观点，按说不应有所异议。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早已在暗中磨刀霍霍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将围绕着海瑞这具复活的僵尸开始。
吹皱一池清水
1965年11月11日，吴晗从外地开会回来，和往常一样来到寓所西屋的书桌旁，翻阅当天的报纸和有关历史资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放在他书桌上那堆当天的报纸里，会有一篇文章竟是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信号。
吴晗刚坐下，妻子袁震就从正房走过来。她脸色惨白，指着桌上那张头一天的《文汇报》，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就悄声走开了。吴晗顺手打开报纸，原来刊登着一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断章取义，大有蛮不讲理的势头。本想不去理会，但出于一种政治的敏感，他又不得不认真地看了一遍。当他读到文章最后一部分时，不禁大吃一惊。“《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这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吴晗读了这段话后，愤慨之余，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一番，他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也不太相信这篇文章仅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隐约地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
10天之后，当吴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在上海出了单行本时，心情越发沉重起来。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竟然发行单行本，这意味着什么？可是，吴晗不会想到，江青为了炮制姚文元这篇文章，早在1962年就以她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罢官》。1964年的下半年，江青又亲自出面，要北京一个作者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遭到拒绝后，又跑到上海找她的老搭档张春桥着手组织人马。1965年初，姚文元奉命把初稿炮制出来，并由张春桥亲自修改。这样，他们“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来往于京沪路上，保密了七、八个月之久”。江青特别交代，文章“不用叫周恩来看”。
迫于当时的形势，11月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日报》于11月29日被迫转载此文时，在按语中特别强调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说：“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第二天，《人民日报》也被迫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语指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并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按语分别由彭真和周恩来定稿，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为保护吴晗的良苦用心。
1966年2月7日，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提纲强调了学术问题应通过“百家争鸣”，辨明是非。对当时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明确认为是学术讨论的性质。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但林彪、江青却置之不理。从3月份起，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包括吴晗在内的“三家村”，批判对象的范围扩大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并用工农兵的名义，要揪“三家村”的后台。
1966年3月，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去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显然，市委领导是想保护吴晗，让他换一个环境。当吴晗来到北京郊区昌平县大东流村时，对“三家村”的声讨已经遍及全国。吴晗下乡时化名李明光，群众并不知道他就是要批斗的吴晗。村里开会批判吴晗、“三家村”时都请他去参加，整天广播喇叭都在喊“打倒吴晗”。有一天公社批斗一个流氓小偷，揭发批判时，有人居然说这个流氓小偷是受吴晗的影响和腐蚀的。此时的吴晗心如刀绞，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会成为令人痛心的众矢之的。
自5月8日开始，京沪两地各大报刊纷纷发表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八天之后的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斗争目标从吴晗扩展到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教育、新闻、出版等各界的知识分子。此时，吴晗已被称作“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逐步失去人身自由，被揪到各处批斗，经受更加严峻残酷的迫害。
走向人生终点
1966年5月，吴晗被正式揪出来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刀祭旗了。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受揪斗，饱尝难以忍受的痛苦与屈辱。当时八岁的儿子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
在批斗之初，吴晗全家住在北长街原来的住处，但后来被扫地出门。红卫兵勒令他和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长街扫街道，并且随时把他们夫妇揪出来侮辱。酷暑烈日下，吴晗被拖到马路上，跪在粗硬的瓦砾上，遭受残酷的毒打。每次爬起来之后，都是膝盖皮肤划破，鲜血染红双腿和土地。而这时的吴晗，一拐一瘸地回到住处，擦去身上的血迹，便拿起毛泽东主席签名送他的著作来看。但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委屈，不知道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报应。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人民解放军举行浩大的入城仪式时，吴晗随同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一起参加了这一隆重仪式。几天之后，他和钱俊瑞等人受党中央之托，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由于地下党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清华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都留在了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曾经对一起搞民主运动的地下党人说过：“你们如果工作做好了，还是可以把胡适留下来的。”实际上，早在解放前夕，吴晗在上海和北平都亲自试图争取在学术上曾给过自己很大影响的胡适留下来，但都没有成功。1946年，吴晗亲自到北大去见胡适，结果是话不投机，恩师与高徒只谈了两句就僵持起来。后来胡适对别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而吴晗却认为胡适走错了路。
1949年11月，吴晗应邀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活动，途中听到了自己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他曾多次设想新中国成立后，仍旧从事明史研究工作，从来没有从政做官的打算和准备。当他听到广播后，曾打电报给总理，申明自己的想法。回国后，周总理亲自找他谈了一整夜，才使他接受了这一工作，并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早在1949年1月14日，吴晗就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加入共产党。毛泽东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只是在复信中谈到“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请恩来同志面告。”此后的几年中，吴晗又多次真诚而恳切地向市委提出入党要求，但一直没有批准。1954年，吴晗在给彭真的一封长信中，表达了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心情：
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
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出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
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
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的。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1957年初春，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找吴晗谈话，通知他中央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吴晗以他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党组织的忠诚，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心愿。唯此，他的遭遇也就显得更加悲壮。
吴晗经受了长期野蛮的毒打和折磨后，终于躺倒了。在这残酷的困境中，他思绪万千，想到他的学生时代，想到周恩来的教导，想到毛泽东主席的英明。他觉得当前发生的一切，都和毛主席以前的教导不相符。那么毛主席为什么不出来制止这些过火的行动呢？这个问号像一个谜团，久久困惑着他的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解开。
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在此之前，他和夏鼐在党校的一个角落里相遇。四目相对，两位文化大师热泪盈眶。当他们谈到定陵的发掘一事时，吴晗以极度的悲伤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朝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在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惜这方面的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拿来化验一下好证实真伪，然而一把火，就什么也别想了。”
夏鼐表情复杂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作铭，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论争，你和老郑是对的。你比我看得更远……”吴晗说着，泪珠又落了下来。
就在吴晗入狱的第二个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
吴晗和妻子袁震几十年同甘共苦，很为熟知他们的人所称道。袁震长期身患重病，不能生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家庭生活比较安定，袁震的身体也慢慢的好了起来。这时，夫妻俩都想有个孩子。他们的心事被康克清知道后，建议他们从孤儿院领个孩子抚养。吴晗接受了康大姐的建议，从孤儿院借来几张孩子的照片，并看中了小彦。这个小姑娘长得很机灵，很讨人喜欢。吴晗亲自到孤儿院把她抱回来。不久，又从孤儿院抱回一个男孩，取名吴彰。从此他们的家庭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欢乐。
在全国一片声讨“三家村”的喧嚣声中，这个温暖的家庭被破坏了。吴彰在《幸存者的回忆》中写道：“深夜里的猛烈砸门声常常把人吓醒，我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里贴满了‘该死’、‘砸烂’的大标语。外国友人送给爸爸的礼品当作‘四旧’被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就连爸爸珍存着的姐姐从三岁起画的图画，都在斥骂声里付之一炬……”
进入1969年，一件件更加悲惨的事向这个家庭不断袭来。3月17日，袁震被允许从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同院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来了一碗红豆稀粥。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她的“最后的晚餐”。备受折磨，身体已垮的袁震，当天夜里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气，全身抽搐。小彦和吴彰立即把母亲送到北京某医院，但由于她是吴晗的家属，同时又是右派，医院把她视作敌人，没有进行抢救，翌日凌晨，一生苦难的袁震撇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与世长辞了。直到小彦去太平间为她更衣时，袁震的双眼还半睁半闭，面颊上残留着几滴清泪。她死不瞑目。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死后，吴晗和孩子的命运将会怎样。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叫小彦和吴彰去看他们的爸爸。姐弟俩异常兴奋。他们将近一年未见爸爸的面了，以为这次是造反派大发善心，让他们探监。但当他们出门时，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来接的汽车竟是医院的牌子。姐弟俩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果然，来人对他们冷冷地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
晴空一声霹雳。小彦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双手抱住来人的腿追问：“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
来人回答：“昨晚他提出要见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哭声更高，小彦昏倒在地。在场的医生抱起她，眼里流出同情的泪水。
这时，车后走过一个人，对姐弟俩大声训斥道：“你爸爸是个坏人，如果不和他划清界线，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饶不了你们！”
汽车远去，吴晗的尸体被带走，只有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留在了姐弟俩手中。从此，一双痛悲欲绝的少年相依为命，苦度人生。1975年，小彦被捕入狱。被抓走那天，刚动过阑尾炎手术，身上还有医生当日开具的证明。她脚带镣铐，阑尾疼痛就给止痛片，哭喊就注射冬眠灵，门牙被打掉了，额头上打开了口子……农历八月十五之夜，小彦在牢房里想起了全家一起度过的最后那个中秋节，此时彼时，此地彼地，死者生者，百种滋味交杂缠绕，她毅然用死向当权者们提出了抗议，但未能如愿，刚把她抢救过来，又被送回了牢房。
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到来之前的黑暗中，22岁的小彦死在了狱中。就在这位可怜的姑娘死去半个月后，“四人帮”走下了政治舞台，中国历史开始重新改写。
吴晗以真挚的热忱，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让海瑞这具政治僵尸再度复活，结果反使自己和两位亲人相继丧命。富有戏剧性的是，海瑞和吴晗，尽管相隔三个多世纪，但无论人生遭遇、政治主张、道德观念，还是个人生活，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像海瑞生前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而三百年后的吴晗，同样也把它当作生活信条一样。只是吴晗似乎远不如海瑞幸运，至少那位“海青天”的人生结局，还没至于悲惨到如此程度。
第十八章 活着的与死去的
一盏油灯，在荒野古墓中跳动着希望之光，发掘报告的书写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当赵其昌在风浪中浮出水面时，山水依旧，人事已非，昔日喧闹的情感世界，顿成一片死亡之海一一
古墓里亮起一豆灯光
赵其昌来到了窦店农场，开始了他的劳动改造生活。农场位于北京西南郊，四周有起伏的群山丘陵环绕，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加上风沙不断，人烟稀少。
赵其昌从定陵来时，地里的庄稼即将收割完毕。无垠的土地漂荡着白茫茫的荒草，凄冷的风，卷着沙土，尖叫着，不住地滚动，向几十间破烂不堪的房屋涌来，天地一片昏黄。
第二天，他就在农场的一个小组长的监督下，开始挖沟筑堤，这是农场整个冬天的劳动任务。此时的赵其昌心中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已不是令人钦佩的北大毕业生，也不再是踌躇满志的定陵考古队队长，他是作为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来接受劳动改造的。年轻气盛、力大勇猛的他，当年“步测秦川八百里”，对于劳动并不感到棘手和惧怕。定陵近三年的发掘生活，已使他习惯了体力劳动，况且，从小生活在农村，已经饱尝了田野劳动的苦辣辛酸，这小小的农活又算得了什么？再大的劳动强度，也压不垮这位血气方刚的汉子。
但是，精神上的苦闷却使他难以承受。失去了心爱的工作，听不到同伴熟悉的声音，看不见黄色的琉璃瓦和翠绿的松柏，在这陌生的世界里，一股难以名状的窒息与痛苦包围着他，一双双警惕而鄙视的目光，无时不在刺伤着他流血的心房，使他越发感到孤独与悲哀。好在还有一样东西，在这凄清迷茫的世界里散发着一丝微弱的光芒，昭示着前方的漫漫途程。
他时刻惦念着从定陵带来的一包发掘资料，这是他在苦难的岁月中生存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
他在思索着如何利用这些原始资料，把定陵发掘报告尽快写出来，以了却吴晗、夏鼐和发掘队员以及自己的心愿。显然，报告在宿舍是写不成的，必须采取秘密行动。
夜深人静，赵其昌躺在土坑上，眼望漆黑的屋顶，聆听窗外寒风的呼啸，思绪翻腾。半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他想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掩护，躲在坑头上偷偷书写，可资料太多太杂，行动极不方便，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想躲进仓库，可仓库里放着器物和粮食，更不可能。尤其是仓库保管员那双鄙视警觉的眼睛，老盯着自己，愤怒之中又有些惊慌，假如有一天仓库被盗，第一个被怀疑的肯定不是别人。在这片荒原里，他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领地。他有些绝望了。
天气越发寒冷，土屋被冻得一块块暴裂开来。修堤劳动仍未停止。不过，工地上很少见到农场领导与职工，迎风劳作的是和赵其昌同样的几个被改造分子。
“赵其昌，你回场里向保管员要两把镐来，这块土太他妈的硬了。”小组长望着冻土层，骂骂咧咧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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