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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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热血，使执棒的官兵都为之动情，泪湿衣襟。最后，李焕老人口吐鲜血，一命呜呼。永乐皇帝得知此情，感其对家园的依恋，特传旨将他葬在天寿山旁侧。至今，这座荒冢还和十三陵一样默默地守在天寿山麓。

　　永乐七年，浩大的陵墓工程在黄土山下正式动工，所用军工、民夫四十余万。据《太宗永乐实录》等书记载，当年朱棣生日，在黄土山上饮酒作歌，百官上寿时为讨他欢喜，称此山为天寿山。朱棣听罢大喜，即传旨改黄土山为天寿山。

　　长陵的营建，先后用18年时间方完成。朱棣的皇后徐氏，于永乐五年去世后，在南京停尸6年，直到永乐十一年，长陵的地宫建成后，才由南京移来入葬，成为十三陵第一个入葬者。

　　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率大军出征漠北，病死于归途中。这位在历史的中心舞台上活动了23年的一代君王，终于走进了长陵的地下玄宫，寻找他的生前伴侣去了。

　　从成祖朱棣在天寿山下建造长陵起，到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止，除景帝朱祁钰因故别葬外，其他诸帝都在天寿山附近营葬，共十三处，成为明代中后期皇帝陵墓的集中区。陵区周围因山势筑有围墙，长达12公里，围墙设垛口、城关、敌楼，驻军守护。十三陵各陵建筑自成整体，布局、形制与皇祖朱元璋的孝陵一脉相承。祭殿在前，寝宫在后，门廊、殿堂、明楼、宝城排列得层次分明，严肃整齐，从宫前庄严的神道、石桥、无字碑，直达宝城，一线相贯，地势逐步升高，有曲有直，有高有低，远山近水，连成一个气势宏伟壮丽的建筑整体。十三陵的地上或地下建筑，无疑是封建剥削阶级的产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中国古代人民非凡的智慧与才华的结晶，是一种文明与文化的创造。

　　遗憾的是，这笔财富大都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来自北方的瓦刺大军在十三陵燃起焚烧殿宇的大火之后，这文明便开始了它悲剧性的毁灭。最能象征十三陵各陵建筑艺术与风格的祾恩殿，经过数次战火之后，也只剩长陵的一座孤影自怜了。这座建成于宣德二年的辉煌建筑，历经五百余年沧桑而无恙。祾恩殿以六十根金丝楠木大柱形成构架，其中，中间四根高为14．3米，直径1．17米。这样高大的楠木柱，是我国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即使故宫的太和殿也不能与之匹敌。祾恩殿无论是形体结构、建筑风格，都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范，它的出现同样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富庶与强盛。

　　……风雪早已停歇，夕阳西下，余辉洒在起伏的山峦上，翻起银色的光芒。苍凉的北国之冬，一片肃静。赵其昌、赵同海两人经过对长陵三天的勘察，没有发现可供发掘的线索，倒是给他们以新的启示：这个陵墓规模太大了，能否找一个较小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了经验再掘长陵？

　　三天之后的夜晚，吴晗家中不大宽敞的书房中灯烛明亮，长陵的照片、草图、各种数据资料和几块填土标本摆满了地板。吴晗和夏鼐静静地听着赵其昌的调查汇报：

　　“我们在长陵的宝城、宝顶上上下下来回跑了两天，找不到半点可供考虑的线索。在明楼后的宝城内打了两个探眼。全是填土，没有生土比较，打铲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没有线索，仅靠臆测，会使我们走向失败……”

　　吴晗低着头，拿铅笔轻轻地敲打着桌子。夏鼐用放大镜不停地检查填土标本。书房中悄然无声。一位小姑娘送来一大盘水果，几碟小点心。她走后，屋子里仍然一片寂静。

　　赵其昌又提出一个建议，打破寂寞的氛围：

　　“现在天寒地冻，调查中动土又很困难，能不能给我两个月时间，查查文献。十三陵的皇帝、皇后，无论生前建陵或死后建陵，总不会同时死去，如果不能同时入葬，就有个再次挖开二次入葬问题。类似的问题，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我想带着一些问题，再着重调查一下，多住些天。”

　　夏鼐一向重视调查，尤其注重结合文献的调查，所以非常同意。他说：“十三陵的建造，前后延续二百多年，无论建筑布局和形制，早、中、晚期总是有些变化的，应该普遍调查，再归纳一下，比较异同，总会提出些问题来，结合丧葬制度，相互参照、印证，可能会有些收获。然后动工，才有把握，我看这样好。”

　　吴晗也表示同意，对赵其昌说：“查文献，好！我这里讲明代的书不少，你随便拿去看，今天就可以带走些。”他指了指书架，“再去调查，你打算住多久？”他转向夏鼐，“作铭（夏鼐字），多长时间合适？”

　　赵其昌伸出两个手指。夏鼐接下来：“两个月可以，一个陵总要几天，两个月不算多。”

　　也许吴晗原以为两个手指是指两周，既然是两个月，也不再说什么了。他端起水果、点心：“来，尝尝，尝尝！”下一个步骤、时间大体有了眉目，紧张的气氛松弛下来，话题又转入闲谈。

　　正吃着水果，也许是赵其昌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了，顺口冒出一句：“吴副市长，长陵太大了，能不能找个小的，试掘一个？”吴晗一怔，转身问夏鼐：“什么叫试掘，哪个‘试’？”夏鼐笑笑：“辰伯（吴晗字），考试的‘试’！你考试得不及格的‘试’。”吴晗也笑了：“那试掘与发掘又有什么不同？”

　　夏鼐道：“试掘与发掘，其实方法程序上完全一样，完工后整理材料没什么不同，照样印出报告，只是没有很大把握时叫法谦虚一些而已。国外也有这样的先例。”

　　在试掘问题上，二人意见完全一致。至于是否试掘，要等调查后的结果再定，而且还要上报批准。

　　汇报结束，夜已经很深了，吴晗送到大门口，对赵其昌笑了笑说：“这次长陵之行很辛苦吧，天怪冷，住哪儿？”赵其昌如实回答：“十三陵没有客店，我们是在山下一个农民小茶馆里，两个人双腿交插睡在一条宽板凳上，过了两夜。睡得晚，起的早，还不感到怎么冷。”吴晗转脸对夏鼐说：“目前昌平县还不属北京市，属河北省，以后可能要划归北京市，开工后我去看看，打个招呼，对工作方便些。”夏鼐也笑了：“田野工作很辛苦，吃不好睡不好是经常的事，我们考古所也是这样，这不算什么，年轻人都经得住……”

　　春天转眼就要到来　十三陵的积雪开始融化。再次北上十三陵，他们将有什么收获呢？


第二章　穿过历史的迷雾　

　　赵其昌率队踏遍十三陵。初次寻访，便遭公安人员盘查。一场误会之后，引出新的线索。监狱犯人的供词，当地百姓的几句闲话，定陵玄宫重见天日在所难免——

痛苦的历程

　　1901年春，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为继承导师李希霍芬的事业，踏上了中国西部异常神秘的土地，要解决悬而未决的罗布泊地理位置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罗布泊的地理位置曾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然而，这个记载在19世纪末却被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推翻，从而引起世界学术界对这个神秘之湖的热烈争论。

　　普尔热瓦尔斯基曾两次去新疆塔里木河下游进行考察后，宣称中国史书上的记载是完全错误的，而他所发现的台特马湖才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

　　他的一家之言使世界地理考古学界为之哗然，欧洲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也撰文大力吹捧。英国的卡莱、达格里、木瓦罗特和爱尔兰的亨利亲王，还有俄国的普热尔佐夫、科兹洛夫等人相继前赴罗布泊考察后，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观点表示认可和称赞。为此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位普通的俄国军官名噪一时，连连加官晋职。

　　正当普尔热瓦尔斯基大走红运、得意忘形之时，斯文·赫定的导师、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却对这个“划时代的发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找到的新湖泊为淡水湖，而罗布泊实为咸水湖，历史上的罗布泊该在塔里木河东流的尽头，并不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勘定的位置。从此，新旧罗布泊的学术大争论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大讨论，将青年时代的斯文·赫定的兴趣引向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也正是导师李希霍芬的积极支持与鼓励，使他踏上了通往罗布泊的征途。

　　1900年3月，斯文·赫定胜利地跨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英库勒北行，穿过孔雀河，沿库鲁克干河床，在楼兰遗址的东南一带发现了一块大洼地，他惊喜地探测到此地是一个干涸的湖泊。

　　经过仔细地勘察和鉴定，认为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这一论断在二十八年之后得到证实。

　　令人惊叹的是，斯文·赫定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历史遗忘了千余年的古楼兰遗迹。第二年，他又来到此地，组织人力对古城遗址进行发掘，事实再次证实了他的论断，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终于重见天日。罗布泊荒漠隐藏的千古之谜，终于被一个瑞典人解开。斯文·赫定的探险发现顿时传遍整个西方。也就在此时，一棵近代考古学的幼芽，在东方这块神秘的国土上埋下了。

　　可惜在中国，这以地质学为基础发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学，这刚刚破土而出的稚嫩幼芽，并没有引起东方人的注意和兴趣，他们奉行和沿用的依然是清代顾炎武、阮元、王国维等从宋代沿袭发展而来的以研究古文字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真正知道这棵幼芽的价值并为之培土，从而在中国诞生田野考古这门学科，是在斯文·赫定离开的二十年之后。那时，西方的田野考古学已经盛行，东方的版图自然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试验基地和掠夺目标。从英国的斯坦因于1906年第二次在中国西部地域的古楼兰、阳关、敦煌等城堡和洞窟掠夺大批珍贵文物之后，中国的古代文化便开始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敦煌、龙门、云岗等石窟的壁画、石雕像等古代艺术品，被盗凿得伤痕累累、百孔千疮；西安、洛阳的古墓被掘，随葬品被西方人洗劫一空；大批古建筑被毁，许多古遗址和文物古迹被掘得破烂不堪，一片荒凉……

　　残酷的事实使中国人猛醒，不能再沉默了。中华民族有自己丰厚的文化积累，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事业，更应当有一支研究、考察、发掘和保护自己古代文化的队伍。于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黄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便兴盛起来，国民党中央地质调查所从1921年开始，陆续派人到各地勘察，发现和发掘了一系列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包括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指导发掘的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北京地区周口店的古人类遗址，在1921年由裴文中博士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第一个著名的“中国猿人北京种——北京人”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并首次通过研究，确认石器、烧骨和用火后灰烬的存在，从而明确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质，将它纳入了考古学范围。稍后，他和贾兰坡教授主持发掘的山顶洞遗址，又获得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化石及文化遗物。尽管这些遗址的早期发掘是国际合作性质的，但它却是中国考古事业崛起的先声。1935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由中国人首次独立完成。可以说，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从这时开始诞生的。

　　1950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考古事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通过对中原、西北、东北、西南、东南一系列文化遗址的发掘，以翔实的出土资料，否定了法国人约瑟夫·德·歧尼和波提埃等提出的关于中国文明之源来自西方的学说。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的发现、发掘和研究，终于在全世界的考古学领域内，占据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中国本来就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在这块丰厚的黄土地上，辛勤劳动的先民，一代一代，用智慧、血泪，滋润着它，创造了高度的文明，而这一文明，又随着时光的流逝物化了。遗留在地上的、掩埋在地下的物质文化，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后世子孙足够的理解和重视，更不为外国人所认识。当崛起的新中国的青年一代考古学者和老一辈的考古学家把这些早已物化了的文明捧出来公之于世的时候，外国人一下子惊呆了：看看吧！这不是古董，更不只是文物，也绝不仅是艺术品，是行将复兴的中华民族记录他们从古到今祖祖辈辈建功立业的活生生的文明史，是留给全人类的物质的、精神的巨大财富、遗产，其数量无可比拟，其价值无法估量，其内涵精深、博大，又华光四射！

　　新中国对皇陵的首次发掘，必然使世界再度为东方这个文明之邦肃然起敬。

　　献陵风流事

　　新的一年开始了，对于赵其昌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大学时代，学的是旧石器，新石器，甲骨文金文，商周的青铜器，以及秦砖汉瓦、魏晋碑刻，唐宋诗文等等，一下子转到明朝，真是个新课题新工作，必须从头开始。

　　他在导师夏鼐的指导下，进行了几个月的实物与史料研究。从所掌握的中国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物表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有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实物出土或遗留下来，并有许多古遗址和古墓葬，尤其是古城遗址和帝王墓葬更是屡见不鲜。

　　西安曾经是11个朝代建都的地方，周围有周、秦、汉、唐时期帝王墓72个，仅唐代就有19个。洛阳为9个朝代建都之地，东汉13个皇帝就有9个帝陵建在洛阳，五代十国时期的7个帝陵也在此处。南京亦有9个朝代建都，而以六朝古都著称于世。六朝为汉唐过渡阶段，时经三百余年，其帝后王侯陵墓共71处，已有31处在南京近郊和丹阳一带发现。北宋的9个皇帝，除徽宗、钦宗被金人所虏囚死漠北外，其余7个均在河南巩县入葬，加上赵匡胤父亲的陵墓，谓之“七帝八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只有元代帝王墓葬，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其缘于蒙古贵族盛行“深葬不坟”，使葬地无处寻找。史书曾载：“其墓无冢，以马践蹂”，即埋葬之后，万马踏平，不留痕迹。其习俗与汉族稍异。至于元太祖成吉思汗陵就另当别论了。

　　赵其昌当前研究的重点，自然是明清两代帝王陵墓的史料。他几乎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查找着有关的资料。找来《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史》、《国榷》、《日下旧闻考》等经典仔细揣摩，连明清人的笔记、野史，都尽可能一一翻阅。他要弄清众多的帝后、王侯、嫔妃和各种陵墓的建筑形制、布局规格、祭祀礼仪、埋葬制度、随葬器物，以及帝王墓葬的发展演变过程，尤其是地下建筑的形制。遗憾的是这最为关键的一环，文献史料却极少记载。要想弄清皇陵真相，就必须做实际的探访和勘察，舍此别无选择。

　　积雪消融，枯草微露，走进巨大的皇家陵园，立感悲怆凄凉。辉煌的明楼、大殿、宝城，俱已失去原有的风采雄姿而变得满身疮痍，残垣断壁、荒草凄迷，一代豪华璀璨的建筑群，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目睹现状，不禁感慨万千。“昔日皇陵形胜地，垒垒荒冢伴斜阳”。工作队的几位同志来到长陵管理处，开始了调查和访问。他们白天一座一座陵墓仔细查看，晚上走访当地老乡。十三座皇陵，想要找到一点线索，真如大海捞针。

　　经过几天的探访，工作队决定把目标重点放在“献陵”。

　　“献陵”位于长陵西侧一华里的黄泉寺山下，埋葬着朱棣的长子朱高炽。陵园规模较小，距长陵地域最近，入葬时间上前后紧接，从发掘工作考虑，如果试掘，以献陵最为合适。不仅埋葬制度、地下建筑结构，必然有很多可供参考之处，试掘之后还可以直接把设施、人员拉到长陵，工作、食宿解决起来都比较方便。于是对献陵开始了第一步工作：查阅史书，收集资料，实地勘察，寻找线索。

　　明成祖朱棣亲率军队第五次出征漠北，在大军班师途中患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多伦西北），遗命把帝位传给皇太子朱高炽。

　　朱高炽47岁当上了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改元洪熙。可他只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10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死后谥庙号为“仁宗”，葬于“献陵”。

　　把朱高炽称为“仁宗”，这“仁”字用得倒也确切。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像他那样关心百姓疾苦的实在为数不多。洪武28年，他由祖父朱元璋亲自册立为燕世子。定为燕王朱棣的接班人。那时诸王大多数都到藩国去了，有些晚辈却仍留京中。朱元璋把这些孙子留在身边，就是想教育他们将来怎样做藩国的领袖。朱高炽文笔华美，诸王世子中无人与之相比。朱元璋时常让他帮助自己批阅奏章。而朱高炽选批最多的是那些关于百姓生活，特别是各地上报灾情的奏疏，他总是立即让爷爷过目，朱元璋曾不解地问他：

　　“怎么你选的尽是些上报灾情的奏文？”

　　“孙儿觉得民以食为天。现下有的地方闹灾，民不聊生，乃是最急迫的事情，才请皇爷优先处理。”

　　“唔！”朱元璋点点头，又问：“尧在位时闹了几年水灾，汤时七年大旱，百姓又靠什么活下来呢？”

　　“靠的是尧、汤圣人有恤民的政策。”

　　朱元璋听后大喜：“你这孩子虽然生长在深宫，却关心民间疾苦。好！”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出身，懂得民间疾苦，建国以后，实行了一些较开明的政策，经济得到复苏，因之国库也颇为殷实。但朱棣好大喜功，频繁地进行大规模征战，加之建都北京，疏浚运河等浩大工程，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朱高炽登基当天，第一道命令就是追回第七次下西洋的郑和远洋船队，召回在交趾采办珍珠的中使和在西域买马的官员；对将为皇宫进行采购、烧铸、供应等一切花钱的勾当，一律停止。可惜这位雄心勃勃、一心强国富民的皇帝，在位短短10个月就因病去世了。

　　献陵和其他各陵都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在祾恩殿和明楼之间有一座小山相隔，把陵墓切割成两块。如今前方大殿已不存在，仅留有山后一片残破的建筑。赵其昌率人在山后的明楼和宝城内外查找线索，仔细辨别、分析当年入葬的隧道口可能留下的痕迹。明朝陵墓制度，一般是宝城内应当用厚实的黄土填满，并筑起高大的宝顶。但献陵的宝顶却掩埋不住宝城内墙，显得极简单和寒酸。赵其昌回想起史料上记载的仁宗朱高炽的遗诏：“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丧制用日易月，皆以二十七日释服，各处总兵镇守备御重臣，悉免赴阙行礼。”儿子朱瞻基遵从父命，献陵的营建，不尚侈华，三个月后就把仁宗埋葬了。看来这段记载确为事实。

　　近半个月的勘察仍无线索，工作队开始分头探访。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附近村里存有祖宗留下的《陵谱》，据说上面记载有陵墓的建筑和入葬经过。这些村庄大多是由当年的守陵宫监发展而来，有秘籍存留也许可能。当赵其昌查访三天，终于从当地一富农家中借来《陵谱》时，却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所谓《陵谱》所记全是臆说传闻，毫无史料价值。

　　30年后，我们采访中有幸读到了《陵谱》中关于献陵的记载：

　　……仁宗朱高炽为太子时，每日在宫中游荡。其时，宫中规矩，凡夜晚宫中妃子门口挂红灯，太子方可进入。挂绿灯，表明内住长辈，不得入内。

　　一夜，朱高炽游宫，见一楼内窗棂上挂着红灯，便喝退侍从，径直入楼。待其宽衣上床后，却见床上竟是姨娘……

　　此事在皇宫里哗然传开，或曰太子对比其年长几岁之姨娘早有此意。当夜，是其事先将姨娘房门绿灯摘下，于窗棂之上换成红灯；或曰姨娘早对太子有情，是其亲摘绿灯，换上红灯……

　　仁宗皇帝驾崩，其子朱瞻基命人将父皇陵墓建于小土山后，使石碑殿堂及明楼宝顶互不能见，意在以小山将父皇仁宗与其姨娘之丑行遮掩。故此小山谓之“遮羞山”……

　　老乡们自然不会知道，据文献记载，这座陵墓的建造形制实则与“风水”有关。皇家园陵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选择“龙脉”，这起伏的山丘就是“龙脉”的象征。献陵建造时，因这小山形如几案，是作为“龙脉”而完好保存下来的，史书上称为“玉案山”，殊不知“风水”反给这位仁宗皇帝蒙上一层不白之冤。

　　走进监狱

　　史书缺乏记载，《陵谱》只能当作饭后谈资，面对一座座巨大的陵园，却找不到一点可供科学方法发掘的线索。时间一天天过去，吴晗、夏鼐不断派人前来询问，工作队员心急如焚。

　　正当他们一筹莫展时，两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却找上门来。

　　“有老百姓报告说，你们前来十三陵盗墓，这是怎么回事？”一个大个子公安人员右手按住挎枪的部位，站在三米以外问道。

　　赵其昌望着两名公安人员严肃、紧张的面孔，从口袋里掏出介绍信，风趣地说：“我们这可是公家的买卖，详细情况已和十三陵管理处的负责人谈过。”

　　大个子警察接过介绍信仔细看看，严肃的面孔立即堆上笑容，右手自然地放下，递支烟给赵其昌，略表谦意地说：“对不起，由于这里的盗墓案件时有发生，我们听说后就来查看一下真假。”

　　这个原本一笑了之的插曲，却给工作队带来新的启示：能不能从被盗的墓葬中发现点线索，或者从盗墓者的口供里判断陵墓玄宫的结构？主意商定，工作队员再度分头行动。

　　终于赵其昌从长陵园村得到一点消息。民国十二年，当地土匪侯现文，领18人对德陵和东井、万贵妃坟进行挖掘，由于人少墓大未能成功。事发后，侯现文被关进监狱，终了一生。到民国三十三年秋，长陵园村的程老六拉起百余人的队伍，自称程六爷，占山为王。他重走当年侯现文的老路，在一天深夜，将队伍偷偷拉到万贵妃墓前，开始挖掘。经过三个昼夜的刨、挖、凿、炸，终于将墓顶打透，万贵妃的随葬品被抢劫一空。程老六命人找来六匹马，将金银器物连夜驮到长陵园村进行分赃。当兵的每人分到一两黄金、20颗宝珠，当官的每人分一金罐或相当于一金罐的器物，程老六自然得的最多。

　　盗墓后的第三天，程老六便举行大婚，所用车辆浩浩荡荡，宰杀猪羊无数，　其威风与排场为当地百姓未曾所见。筵席之上，程老六的新娘子头戴从墓中盗出的金顶凤冠，趾高气扬，说话拿腔拿调，走路一扭一扭的，俨然一副京剧戏台上皇后气派。

　　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之后，程老六和国民党警备部队发生冲突直至混战，被乱枪打死在工部厂村的河套里，其妻妾家产俱被国民党警备部队瓜分一空。

　　赵其昌得到线索，立即赶往万贵妃墓地寻踪觅迹。

　　万贵妃是宪宗皇帝朱见深的妃子，四岁就从山东诸城被选入宫，尔后充当宣宗孙皇后的宫女。长成之后，就被那时还是太子的朱见深看中，并有了男女私情。朱见深18岁即位时，万氏已是35岁的半老徐娘，可由于她生来姣艳，而且驻颜有术，又为人机警，因此一直受到朱见深的宠爱。为了她，朱见深竟寻找吴皇后的过错从而将她废掉，想借机封万氏为皇后，因群臣竭力劝谏和朱见深母亲的阻挠而未成功。1466年，万氏因生子而被封为贵妃。

　　成化23年，59岁的贵妃病死。宪宗朱见深万分悲痛，为她辍朝七日，并打破皇妃不得入葬陵区的常规，在苏山脚下为她修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坟墓，以慰藉爱妃的在天之灵。

　　然而，现在赵其昌所见到的，却是一片碎砖乱石，地面建筑俱成废墟，只有一个长满荒草古树的大土堆，在这凄凉的山野中形影相吊。

　　他围着废墟转了一圈，又爬上墓顶仔细察看半天，竟未找到当年程老六盗墓的一点痕迹。几十年的风雨，早已使那罪恶见证荡然无存了。

　　赵其昌直起身，用拳头捶打着酸痛的脊背。面对西沉的红日和远处稀疏的明楼、大殿、宝城，一股焦躁的情绪萦绕在心头。他蓦然觉得自己的行动并不聪明，即是找到程老六的盗墓痕迹又有何益？目前的发掘不同于盗墓，盗墓者在宝顶随便打个洞进入墓室，取出金银宝物就是目的；而发掘明陵是要以科学的考古手段，首先找到地宫入口，沿当年棺椁入葬的通道进入地宫，直至找到死者的尸骨……这才是考古工作者应做的一切。

　　就在赵其昌去万贵妃墓寻迹的同时，工作队的于树功拿着介绍信来到昌平县监狱看守所，向负责人说明了自己的任务和意图，他要从这里打开缺口，寻找线索。

　　一个身着囚衣，剃着光头的中年汉子，被两名公安人员带进审讯室。

　　“你盗过哪些墓？”于树功坐在审讯桌前，急切地问道。

　　中年汉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用一种哀求的眼光看看左右人员，结结巴巴地说：“首长，我……我全交待了，我知道坦……坦白从宽，抗……抗拒从严的理儿，我……就盗过一座墓。”

　　“在什么地方盗的？”于树功眼中露出喜悦的光。

　　“德胜门外一座王……王爷坟。”

　　“你是怎么进去的？”

　　“我……我是石匠，那伙盗墓的找我，我……我帮他们撬石头。”中年汉子额上渗出油亮的汗珠。看得出，这是个初进监狱的新手。

　　“你们是怎么找到墓门的？”于树功站起身盯问着这关键的一环。

　　“三个人刨了一会儿，就……就见到了石头。我……我先找到石头缝，连凿带……带撬，大伙没用一个时辰，就……就掀开了墓顶。”中年犯人脸露喜色，似乎又回到了那难忘的夜晚。

　　“里面有多大？”于树功皱皱眉头问。

　　“黑乎乎，看……看不清。”犯人用手比划着，“大概有这间屋子这么大。”

　　于树功听罢，重新坐到椅子上，沉默片刻，示意公安人员将犯人带下。再找来两名犯人询问，同样毫无所获。

　　走出监狱大门，于树功才感到这次寻访纯系徒劳，像十三陵这样硕大的陵墓，怎是几个人可以盗得了的？除非像孙殿英那样的大军阀，架起机枪，用炸药把乾隆和慈禧墓炸开。但如此方法对现在的考古发掘又有多大参考价值？真是被任务急昏头了。要想尽快找到线索，必须改变“战术”。

　　城墙黑洞的启示

　　吉普车沿着崎岖不平的路，向十三陵驶去，车后腾起团团尘雾，车上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