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明外史-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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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迷魂游地府记》，约一万字。他记得是在《民国日报》连载的。他的“创作欲”
这时已经上升到“发表欲”，以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为乐事，并不计较稿费。
事实上，报刊对于这样初事写作的人，肯寄点邮票作为报酬，就算得相当重视的了。
　　　　时间是民国初年，社会还完全在封建势力支配之下。知识分子从帖括中解放出
来，为时未久，能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原是难能可贵的。但从他初期作品那些篇
名中，却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的题材。可以说，那只是追求时好，投合编者口胃，
争取发表而已。
　　　　当时报刊，按照小说故事情节，分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爱国
小说，伦理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在比重上，言情小说的读者最普遍，
编者最欢迎，作者最多，因而又细分作：爱情小说，哀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
说等等。他的初期作品，无疑是属于言情小说一类。他自己说，写《青衫泪》是模
拟《花月痕》的。其实不仅如此。当时言情小说作者当作典范的，还有《青楼梦》、
《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小说。走这条路子，决非“取法乎上”是很明
白的。
　　　　然而值得庆幸的，他走这条路没有走通，到此止步了。
　　　　二期
　　　　1919年秋天，他来到北京，先在《益世报》做校对，后在上海《申报》驻京办
事处做编辑。“五四”运动的浪涛，震撼着所有青年人，他自然也无从例外。只是
他爱好钻研古典文学，装了一肚皮词章，对于《文学改良刍议》，虽然原则赞同，
究竟不无保留。他有了正式工作以后，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写作了。因为却不
过朋友的情面，到京第二年，给芜湖《工商日报》写了一篇《皖江潮》，约莫七八
万字。这篇之后，有四五年他没有再写小说。
　　　　写《皖江潮》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从写作时间的连续性说，应是他初期作品
的最末一篇。但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却属于第二期作品的第一篇。因
为他开始从旧式言情小说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走向讽刺和谴责的路子了。他自己不
大重视这一篇，我却认为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的重要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篇。
　　　　1924年4月，《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离开报社，自己创办《世界晚报》。他
们是老同事，在《益世报》的时候，互相唱和，诗酒留连（《春明外史》中有杨杏
园和舒九成联句的描写，就记的是他和成合我吟诗故事），很谈得来。成舍我“知
人善任”，心目中早安排了他在晚报担任的角色，约请他主编一版副刊，并言定写
一篇连载小说。他接受了，副刊取名《夜光》，小说取名《春明外史》。——自此
以后，他无论在哪家报社担任何种职务，总归要兼编一个副刊，自撰一篇、甚至两
篇小说，按日连载，这成了惯例。一般是每天刊登五百字左右。《春明外史》共有
一百多万字，直到1929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他三十岁时写起，三十五岁才写完。
这篇之后，接着他又在《世界晚报》发表了《斯人记》。
　　　　1925年2月，成舍我于晚报之外，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请他兼编一个副
刊，取名《明珠》（另外有个新文艺副刊，刘半农主编）。他先发表的连载，题为
《新斩鬼传》。针对当时社会不良现象，备极讽嘲。因为写的是抽象人物，尽管也
很淋漓尽致，一般读者不能十分理解，“叫座”的能力不高。这篇登完，接着发表
了《金粉世家》，却又引起热烈的高潮。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妇女，都很爱读；那
些阅读能力差的、目力不济的老太太，天天让人念给她听。受欢迎的情况，可以想
见。这篇小说也很长，报上连载好几年。结束后，他继续给《世界日报》写了《第
二皇后》。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篇没有在报上登完。
　　　　自从《春明外史》在报上发表，很吸引读者，大大有助于报纸发行量，因而北
京有几家大报，都来请他写小说。这个期间，他同时给《益世报》写《京尘幻影录》，
给《晨报》写《天上人间》（此篇后来《上海画报》转载）。这两篇都没有像《春
明外史》、《金粉世家》那么轰动。
　　　　虽然早年他曾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小说，但是篇幅不长，数量不多，时间不久，
一抹而过，没有被人注意，不生什么影响。及至他在北京发表多篇小说，成了很有
名气的作家；只是当时交通不便，北京报纸的发行网限在华北，南方难于看到，他
也仅仅为北方人所知。1929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游
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爱的作家，又从报上读到他的小说，就浼人介绍，约他
给《新闻报》写一个长篇。他答应了，拟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缘》。稿子陆
续寄出。当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视，被搁置五个月，才开始刊
载。这一炮打得响亮，很快就成为家弦户诵的读物。《新闻报》是当时发行最多、
面向全国的报纸。长篇小说，在它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了
《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
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家”轮
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陆续发表的有《太平花》、《现
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等长篇，一直
到上海被日寇占领、和内地邮件不通时为止。
　　　　这一时期，客观上他是南北驰名，约他写小说的报社函电交至；主观上却正精
力充沛，一天不写小说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别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
表的长篇，有：《北京新晨报》的《满城风雨》，《剑胆琴心》（后在《南京晚报》
重刊，改名《世外群龙传》），《水浒别传》，《欢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
《北平朝报》的《鸡犬神仙》；北平真光电影院画报的《银汉双星》；沈阳《新民
晚报》的《春明新史》，《黄金时代》（后在《旅行杂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
《旅行杂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沪通车》；《申报》的《小西天》，
《换巢鸾凤》；上海《晶报》的《锦片前程》；《太原日报》和《南京晚报》同时
连载的《过渡时代》；南京《新民报》的《旧时京华》，《武汉日报》的《屠沽列
传》等篇。
　　　　上海世界书局出于“生意经”，愿意多出稿费，请他写小说，而以不经报纸刊
载为条件。他接受了这个条件，写了三部。《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创刊时约他去编副刊《花果山》，兼写长
篇连载，题名《艺术之宫》。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
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
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
《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官》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
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间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
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
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
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
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
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
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
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昔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
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汽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
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
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
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
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
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
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
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他踌躇仿煌之际，我便建议
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
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
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1936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
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
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
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
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
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
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
　　　　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11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
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
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
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
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
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
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
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
港》、《潜出血》（未完），汉口《申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
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
《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
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
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
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
毁家纤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
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
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
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撅，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
“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
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
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
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
《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
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
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
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
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
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
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
《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
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
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
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
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
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
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
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
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
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写作能力的衰退，这就把写长篇小说改为中短篇，把创作改为再
创作。从古代爱情故事中觅取题材，写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
《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
凰》等篇。这些作品，尽管一般还保持他原有的风格，然而也有许多是异样的。五
十年代末，记得他曾和我说：“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
不到一个适当的。”可见这时期的写作，对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
限了。
　　　　他并非无意从事长篇创作，病后也曾试写一篇《记者外传》，小说中胪述了他
所熟识的一些新闻记者的故事，实际与新闻业务无甚关联。当时在上海《新闻日报》
连载，没有结束，却中止了，没有续写下去，也说明他精力不继了。
　　　　这是他一生从事写作的第四个时期。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
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的作家，老而弥健，
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
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
我于惋借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三

　　　　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要。这里，按写作
年代的先后，试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
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
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每天刊登不足一千
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结束，一共登了五十七个月。大体上，这是以《二十年目睹
之怪现状》为蓝本的一部谴责性小说。主角杨杏园，约略如《怪现状》中的“九死
一生”。但描写杨杏园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不像
“九死一生”被写得那么干巴巴的。书中主角被安排做新闻记者，为的容易引出当
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艺术手段是婉而多讽，
也不像《怪现状》写的那么剑拔弩张。
　　　　鲁迅介绍清末谴责小说，说他们所用手法，“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
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尽管有个杨杏园做主
角，但他所用手法，却不能离开这个窠臼。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法，以先，
他在芜湖报纸上发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广，
听到东西多，题材十分丰富，和在芜湖时不一样罢了。《皖江潮》原是一个大题目，
但在报上刊载不到一年，也没有写完。他自己对于这部小说并不怎么关心，后来简
直是忘怀了。他能记得起的，是听说当地学生，曾经截取其中一部分，编成戏剧演
出。可见当时是发生过一定的影响的。
　　　　《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
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隐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
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
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当时很多报纸都登有
连载小说，像《益世报》一天刊载五六篇，却从来没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么叫
座。作者诅詈那个时代，揭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
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画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
弦上，不得不发”，与“丑低私敌”之作是不同的。几十年后，读这部小说，还觉
得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年轻的人，没有那些经历，却可从此中得到一课历史
知识，看出旧社会的丑恶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说是二十年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祖国飞速的进步，从封建、半封建
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差距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然今非昔比。
今天读二十年代的小说，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环境，就难以读下去，更不用说什么
分析批判了。例如说，小说中有些并不甚进步的地方，还存在残余的封建道德伦理
观。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人确有这种观念存在。对于恋爱问题，处理得也不
十分好，把男女相爱和妓院调情，写来无甚分别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活动，有时是
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这种经验，对某些新事物的出现，有时流露出抵触情
绪。这都是严重不足之处。幸而好，它没有据有小说主体的地位。再还有，小说中
旧诗太多，也是承袭封建时期作家表露才情的旧习；当然，我们还记得，他最初写
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这部小说，是他蜕变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的一些痕迹。
　　　　《金粉世家》
　　　　认真写小说，把写小说当作著述事业，实际他是从《金粉世家》开始的。这部
小说，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1932年刊完，全长共九十来万字。小说以
一个豪门弃妇做引子，写出了这个豪门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
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骄奢淫逸；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梦
死，如何糜烂堕落。因为小说写的是姓金的国务总理的家庭，于是许多大官僚，尤
其是当过国务总理的，特别是姓“金”的，都以为是写自己，生怕自己的阴私被揭
发。事实上是，他是新闻记者，朋友多，日常闲谈，每以豪门生活为资料，他选取
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谁看像谁，就算是谁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写小说之中，是结构最严谨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写作，
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
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
什么章法的。及至写《金粉世家》，却是以小说家的地位写小说，精心布局，有个
完整的计划。比如写金家诸子，各有爱好，彼此性格不同，错综复杂的故事梗概，
都是预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长，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
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齐大非偶”，这
是他的婚姻观。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
和一些宦海秘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
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席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
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
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若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
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
《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
偏见吧？
　　　　《啼笑因缘》
　　　　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
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
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请你去听你不去，如今你要听也听不
成了。”原来就在那天晚上，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走了。门觉夫义愤填
膺，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太强横了。恨水却说：“如果高翠
兰非常不愿意，那个田旅长何至就下这一手。一定田旅长也有让高翠兰满足的地方。”
大家因为那时军阀横行，肆无忌惮，一个唱大鼓的受欺凌压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
意恨水的论断。谁知又过了几天，门从照相馆里弄到一张照片，却是田、高新婚合
影。高翠兰在照片中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丝毫没有出于勉强的样子。大家回头一
想，恨水当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并未了结。高翠兰的父母，原
把女儿看作摇钱树，被人抢去，岂能善罢甘休。他们不向田家要人，却向田家索讨
身价银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双方终于没有谈妥。高翠兰的父亲，一张状
子告到法院。田旅长是现役军人，由军事机关军法会审，开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
旅长身为军人，强劫人家女子，处徒刑一年；高翠兰交其父母领回。案件结束，高
翠兰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泼不起来了。在家里时常哭闹，更表达了对田
旅长的不能忘情。
　　　　显然这一事件对他发生很大影响，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缘》的影子。他不能
用这一件事作蓝图。军阀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写军阀竟然谈恋爱，那会有什么样
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抢人的一幕。借这条线索，有理由的发展，刻画了军阀
的残酷暴行。他创造了许多传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写两个三角恋爱
关系；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多边关系了。传奇故事本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
越复杂越曲折，就越觉得有意思。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但也应该指出，他的
本意，是以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为主题的。由于太复杂曲折
了，反对门当户对，终于还是门当户对，这就未免伤害了主题了。
　　　　《啼笑因缘》1929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第二年就登完了。连载期间，轰
动一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
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
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
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电影摄制时，因为“摄制专有权”的问题，明
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社打起官司来，后来经过章士钊律师调停，大华停拍，明星
赔款十万元。这件事，当时报纸记载很详细，转而成为小说的宣传资料。
　　　　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这在当时就有
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
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我认
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
要求水平并不高。一个“女侠”（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
杀一个“花花太岁”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
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啼笑因缘》使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其次是，上
海报纸连载小说，例请南方“名家”执笔。名家们总是信手拈来，随笔写去，很少
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缘》之前，先是连载所谓“联环小说”（约定几位名家，
彼此合写一篇小说，每天一人写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于是
那位名家就接着写下去），这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除了名家们自我陶醉之外，
怎么能吸引读者呢？其后又连载想入非非的武侠小说，读者也腻烦了。这时候，
《啼笑因缘》一出现，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强烈的传奇性，读者顿觉耳目一新。再
其次，从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难，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记载，以当“卧游”。
南方名家们，足迹不离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写来写去，总以诸地为主一要背
景，读者自然感到狭隘。《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
描画天桥，特别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
当然，今天的天桥，已经不是那个面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