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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震撼 --南越王墓发现之谜 岳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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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颇具浪漫和理想主义的故事，明显地淡化了军工们劳作中的悲苦和哀怨，增添了一股昂扬向上的意欲征服自然、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色彩和乐观的精神风貌。或许，正是凭着这样的精神意志，兴安运河才得以最终成功地打通。
尽管史料没有提及工程的艰难以及施工的技术处理等细节，但后人可以想象的是，灵渠的开凿一定是吸收和借鉴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和郑国渠的经验和技术手段兴建而成的。早在秦国灭西周后的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在四川就由李冰主持了都江堰工程的兴建。这项工程有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等三个主要部分紧密相连，形成工程的总体，其中鱼嘴的作用是把氓江分为内外两江，外江为主流，内江水流则通过宝瓶口流向成都平原，起一种分水作用。都江堰的鱼嘴与灵渠的桦嘴，是同一类型的水利建筑物，都起着分水作用。都江堰建成与灵渠的开凿，相距只有35年，基本上属于同一个时代，而同时代兴修的水利工程之间不能排除技术交流的可能性。尽管历代对桦嘴是否修建于秦代素有争论，但多数学者、专家还是认为锌嘴建成于秦代的可能性较大，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要建南北渠道是不能没有分水工程设施的，除此别无他途。
郑国渠开凿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干渠东西长“三百余里”，横穿几条天然河流，于渠横穿河流的技术措施，缺乏文献记录资料。据现代水利史专家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建闸（即斗门）控制，实属不易，从文字记载和考古上都尚未发现在秦代有这样大型的灌溉闸门。在郑国渠修建万年后新建的灵渠，是否已懂得修建闸门的技术，因资料缺乏无从判断。如不用闸门提高水位，则常年运输将成问题，一种可能是尽量利用流量充沛的季节运输；另一种可能是使用一种原始方法提高水位，两者必居其一。
史禄负责领导开凿的灵渠是世界上第一条船闸式人工航道运河，是我国水利科学史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它同都江堰、郑国渠一起被后人并称为秦国三大水利工程，并在中国古代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灵渠沟通了湘漓两条河流，湘水汇人漓水，使原本属于长扛流域的湘水与属于珠江流域的漓水连接了起来，因而从长江流域出发的船只，可以通过漓江逾五岭而直接到达岭南地区，即使载重万斤的大船也可以顺利通过，这就为被困于岭南的秦军粮炯的补给带来了新的转机。由于秦工朝的粮晌源源不断地输人，为秦军快速、彻底地征服岭南地区创造了条件。当然，灵渠的作用不仅限于秦始皇时代对岭南的用兵，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作用和意义变得越发宏大和深远。自秦之后的历代，随着灵渠的不断修筑，对于促进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巩固祖国的统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作为岭南同中原水陆交通运输大动脉的灵渠，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是南北水陆交通的最重要的通道。按照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亲眼见到的情形，灵渠内依然是“运航鳞次”，船只往来不绝。到清代，灵渠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长沙、衡、永数郡盛产谷米，连检衔尾，浮苍梧（梧州）直下羊城（厂‘州）”。岭南地区大量的特产和器物也通过灵渠下湘江、越洞庭、溯汉水，输送到长江流域和中原各地，促进了岭南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繁荣与民族的融合。灵渠在作为水陆交通的同时，还浇灌着两岸的万亩农田，为当地农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传统的观点与角度看，秦王朝开凿灵渠的目的主要是兵发岭南并征服这块土地上的越人，以稳固秦王朝的统治和满足秦始皇对于财富的贪婪和私欲。而史禄领导开凿灵渠动用了十万军工，也有其耗费人力物力、劳民伤财的一面。但是客观地从历史角度来看，灵渠毕竟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史禄作为秦代开发南方的重要人物之一，其历史功绩是不应被抹杀的。虽然在古代正史中没有他的传记，但是灵渠工程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那用巨石垒砌而成的坚固大堤，就是开凿灵渠的十万军工以及史禄本人的不倒的纪念碑群。就史禄在历史上的地位面言，正如宋人周去非在他的《岭外代答》一书中所言：“尝观禄之遗迹，窃叹始皇之残忍。其余威能阁水行舟，万世之下乃赖之，岂惟始皇，禄亦人杰矣。”
岭南“通街”
当兴安灵渠经过三年的开凿、修筑大功告成后，秦军的粮晌和军用物资开始得以大批地运往岭南。秦始皇感到征服岭南的时机已经到来，便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毅然决定由任嚣、赵佗两位将领率楼船之士，再次发动了对百越的进攻。
这次进攻，和三年前不同的是，秦王朝和秦军将领吸取屠唯在征战中的教训，在战略上采取了“发诸尝速亡人、赘婿、贾人”随大军行进，每当秦军占领一地便将部分移民留驻此处，这不仅使秦军有了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同时也使秦军在人力的消耗中有所补充，而大批的商贾在岭南的经营，也为军队粮晌的补给创造了条件。在这种优势条件下，秦军凭着丰厚的粮草和精良的武装设备，在百越战场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征伐，大军所到之处，兵锋凌厉，势如破竹，未费多大力气就击溃了西甄族人的反抗力量，占领了今广西等地的西甄地区。随后任嚣、赵佗又挥戈南下，乘胜进击，一举击溃了锥越族，占领了今越南中、北部的锥越地区。至此，秦王朝于公元前2。18年发动的征服岭南的战争，在经历了四五年波诡云请的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之后，终于在公元前214年，以秦军彻底征服岭南越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秦军占领岭南后，秦始皇很快在该地区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等三郡，把岭南正式纳人秦王朝的版图。为了巩固其占领区，防止越人反抗力量死灰复燃，加强对越人的控制，秦王朝采取了军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并“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以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和防守。
所谓“东南一尉”，就是在岭南三郡“置南海尉以典之”，由掌兵的南海尉专断一方，加强其军事应变能力。南海尉住南海郡治番禺。秦王朝任命的南海尉就是继屠唯之后率兵击越的指挥官任嚣，为避免分散南海尉的权力，秦王朝决定三郡一律不设郡守，只设监御史主管一郡事务。所谓“西北一侯”，即在岭南西北方的交通孔道上建筑城堡，驻扎重兵，以防西匝人北窜。这里的侯不是史书中常载的万户侯或千户侯，而是古代探望敌情的哨所，此乃驻兵监视之义。在过去的战争征讨中，关于西匝人之难以征服，秦始皇和秦朝军队是有所领教的。为了防止其残存的军事势力卷土重来，采取了这一防范措施。据后人考证这个“侯”的遗存就是今广西兴安县西南四十华里的秦越遗址。清谢启昆编《广西通志·胜迹一》时曾说：“秦城在（兴安）县四十里，旁有秦王庙，秦始皇筑以限越。”直到今天，虽然秦王庙早已不存，而秦城古城垣和古战壕的遗迹仍历历在目，有“大营”和“小营”之分，据专家考证确属当年秦军驻扎的故垒，此处位于越城岭和庞岭之间的水道，其地势平坦，四周高山连绵，大溶江傍依而过，北靠天险严关，扼守此地，即可控制岭南西部的咽喉。此外，沿五岭南北还设有很多戍守据点，各郡县治所及水陆关隘也驻有大量戍卒。这一切措施，目的是巩固秦始皇对岭南的占领，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并防止越人逾岭北犯。
秦始皇除实行戍守政策外，对于尚处于相对闭塞、落后的岭南地区，还采取了几项具有开发作用的措施：
一、建立郡县制。秦始皇三十三年，在岭南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南海郡治所番禺，即今广州市，辖境大体相当今广东的大部，东到今福建南端的云霄，西到广东四会县东。其下置县有：番禺县、龙川县（今广东龙川县）、揭阳县（今广东揭阳县）、博罗县（今广东博罗县）、祯阳县（今广东英德县）、含沤县（演阳县之南）。桂林郡治所布山，在今广西贵县境，辖境大体相当今广西都阳山以东，越城岭以南，包括今广西桂林市、柳州市、梧州市和广东肇庆市、茂名市一带。’下置县除布山县外，还有四会县（今广东四会县）。象郡治所临尘，辖境包括今广西百色地区、南宁市、凭祥市，广东的湛江市一带，南到越南北部的海防市和高平省。除县之外，在土著民族聚居的地区设道，利用其首领即“臣邦君长”对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在有些地区还维持其！日的部落组织，所谓“且以其故俗治”。秦推行的郡县制是一种严格的中央与地方的隶属关系，这是在岭南建立封建政治秩序的开始。从此，岭南纳人中央政权统一管辖之下，成为秦王朝版图的组成部分。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沿用秦的郡县制模式统治岭南。在统一政权下，通过岭南地区的各级官吏和民族首领，推行中原王朝的政令，加强了与内地的交往，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岭南越族地区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生产的发展。
二、有组织地大量向岭南移民。这是秦一贯奉行的移民实边政策。最初令军队留戍岭南，落户定居。由于北方人初去不服水土，死亡率很高，征兵不易，因而改用“滴戍”的办法从内地强迫移民。“滴戍”就是对“有罪者”实行充军、流放，其对象是有罪官吏、逃亡者、赘婿、商人、曾有“市籍”的、父母曾有“市籍”、祖父母曾有“市籍”的，称之“七科滴”。从史料记载看，秦王朝有组织地向岭南移民共有四次，第一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道亡人、赘婿、贾入，略取陆梁地（指岭南）”。这次是随军滴发，配合军事占领，在三郡安置这些移民，这是人数最多的一次。第二次是秦始皇三十四年，“适（滴）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秦时官吏判案不符合法律规定叫“不直”。这次把南越地与筑长城并提，可知是强迫有罪官吏在岭南从事筑路、筑城等建筑工程。第三次是秦始皇三十五年，“益发滴戍边”。这句记载虽未明言去处，但不外北边和南边，南边当指岭南。第四次是赵佗上书请求从内地遣送“亡夫家者青年女子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这一万五千名青年女子，当然都成为一万五千名戍卒的配偶，他们构成华夏人落籍岭南的一万五千户人家。这也是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在诏令中所说：“前时秦徙中县民之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以上史料表明，秦代迁往岭南的华夏之民数量不少，他们中既有一定文化知识的犯罪官吏，又有善于进行物品交换的商人，更多的是掌握了中原先进生产技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给岭南带来了文化和生产技术，增加了大量劳动力，为岭南的开发增添了新的活力。
二、开新道，凿灵渠。秦统一以前，从中原到岭南没有人工开凿的道路，人们沿着五岭山脉南北分流的河道往来。这些地方山高岭峻，鸟道微通，不能行车，成为阻塞南北的天然障碍。随着秦向岭南进军，差遣大量戍卒、罪人等修筑沟通岭南的道路，秦始皇三十四年发配有罪官吏在岭南从事的苦役，主要是筑路，所筑的陆路就是岭南“新道”。秦末农民大起义时，任嚣嘱赵佗“兴兵绝新道”，企图阻止起义军进人岭南。赵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涅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可见秦末岭南“新道”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
在水路交通方面的建设，主要是开凿灵渠。如前所述，这项工程从向岭南用兵开始，至秦始皇三十三年通航，使长江上的船只可以经湘江，过灵渠，人漓江、桂江南下，取西江东行而抵达番禺，或溯得江西行而抵布山、临尘，使水道纵横的岭南无所不通。
水陆道路对于国家的重要，犹如血管对于人体的重要一样，是维系国家整体的动脉，通则舒畅，阻则淤滞。秦采取的开新道和凿灵渠，不仅是当时军事上的一项重大战略性措施，而且对于加强岭南与内地的联系，打破岭南的闭塞局面，促进岭南的开发，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此，岭南的历史进人了一个新的划时代的阶段。
第四章
珍宝灿烂
面对堆满地宫的灿烂珍宝，发掘人员一筹莫展。考古学家白荣金献出奇计，悬空发掘得以实施。墓穴深处，一件件奇珍异宝相继出土，让世人领略久远的岭南文明，同时也为解开墓主之谜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
悬空发掘与虎节面世
当东耳室的器物清理到一半时，对西耳室的发掘也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这个室的清理工作主要由白荣金、陈伟汉、李季三人负责。
顾名思义，西耳室位于前室西侧，这是由前室竖穴西部，向里边横掏出的一个长方形洞穴，。洞穴内又用石头人工砌筑成一个平面长方形的墓室，与洞穴原岩形成了互为表里的相属关系。耳室的东端为一短过道，与前室相通。经测量，过道长1。14米、宽0。96米、高1。14米。在过道与前室相连的地面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对坠落的铜门环，从这对铜门环的坠落可知，在过道口与前室通连的地方，原来安设着两扇封闭的木板门，由于年久日深，木门已朽腐不存，只有这两个门环残留了下来，以证当初木门的存在。根据门环的钉上所残留的朽木痕迹推知，木板门的厚度约为2。5厘米。与此同时，考古人员根据录像资料显示和站在过道口初步观察的情况注意到，室内的4块顶盖大石板各有一道贯穿性断裂，并有较严重的错位，最多处达l0多厘米，看上去险情严重。面对此情，考古人员经过分析，认为这个耳室是以掏洞的方式建造而成的，其顶部不存在重大压力问题，而在顶盖石的周围已没有多余的空隙可供石板再产生移位的可能，因此可以断定，顶盖石不会自然下塌，险情可予以解除。但过道顶的断石块却断裂严重，随时都会有崩塌的危险，必须采取防范加固措施。于是，考古人员找来木柱和木板，很快将过道顶断裂的石块支护起来。
当一切险情不再存在时，考古人员开始考虑如何进行清理了。大家惊奇地发现，西耳室不但比东耳室随葬品数量多，而且品类也较多。只见室内堆满了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陶器、漆器和木器等难以数清的器物，各种器物层层叠叠地堆压在一起，几乎塞满了所有的空间，一眼望去，大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
惊喜过后，伴随而来的是一阵忧愁，因为室内的器物太多太乱，考古人员根本无立足之地，如何进人室中清理？看来这是一个不算太小的难题。当然，如果室内存放的不是沉睡千载的珍贵文物，而是一堆普通器物，只要先将散落在过道中的一部分取出来，再逐步向室内推进，以步步为营的方式就可以全部提取了。这种步步为营向前推进的方式，势必要影响整个室内拍照时的完整性，同时容易弄乱墓内互相关联的器物，这无疑犯了考古学的大忌。就考古学的意义而言，它不仅仅是将发现的文物取出来以供人们观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器物以及与这些器物相关联的一切物质，科学地揭示古代的历史文化，准确地恢复历史文化景观和破译古代信息，进而从中抽译出历。史演进的规律和能够对现代人类产生鼓舞和激励的优秀的古代精神。
考古人员在感到棘手的同时，不得不停下来商讨对策。
队员们根据自己的学识、经验与思维方式，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清理方法，很快这些方法因各自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被一一否定。最后，来自北京的白荣金提出了一个，’悬空发掘”的方案，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
在象岗古墓的考古发掘队员中，白荣金可称得上是一员战功赫赫的宿将。他自1956年参加考古工作，至今己参加发掘墓葬和遗址近百处，尤其在著名的满城汉墓和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中，白荣金发挥了巨大作用。尽管如此，白荣金为人处事却极其谦虚，每遇到棘手难办的间题，他总是在耐心听完其他人的意见后，以一个成熟学者应有的风度、学识和耐心，经过反复琢磨，才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提出的“悬空发掘”方案是：首先在前室把几个木屑麻包堆叠成一个高约O。5米的小堆，其上放一把长竹梯，犹如一架跷跷板。这个跷跷板的大头在前室，上面坐上数人作重压。小的一端伸进耳室，考古队员可沿着这把竹梯慢慢“爬”进室内作分层清理……白荣金的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付诸实施。
木屑麻包堆起来了，竹梯架上去了，考古人员陈伟汉、李季等3人顺序坐上了竹梯伸人前室的一端，考古宿将白荣金身穿裤权、背心，小心翼翼地沿着竹梯的外端“爬”进了西耳室。进人室内的白荣金在深人室内约1。5米的南北两面石墙的墙根下随着竹梯的左旋右转，终于找到了一处可先取起遗物的地方。经过照相、绘图后，白荣金慢慢将遗物取出，从而清理出两个落脚点，随后在这两个点上用外面考古人员递进来的砖块叠起了两个短柱，在这两个短柱的上方再架一根厚木杭，将竹梯的一端搭。上去。这样，整个室内便有了一个“万”型的支架。由于西耳室的总长度在4米以上，这1。5米的支架自然不能达到全部清理的地方，于是，根据预先设计的增补方案，在这第一个支架搭成的基础上，以同样的方法继续向里延伸。当第二个、第屯个支架全部搭成并接近于西耳室的内墙后，再在这3个高度相同的支架上纵向平铺两条厚木板作为“滑轨”，最后在“滑轨”上用三四块略短于室内横宽的木板打横平铺，搭起一个高出室内地面约0。6米的低空操作平台。当这一切全部完成后，发掘人员拉进工作灯和电风扇，便可坐着或趴在平台上俯身进行清理作业了。因为平台上只有几块平铺木板，考古人员还可以随着清理进程的需要随时移动位置。看来，白荣金想出的确实是一个既简易又安全的办法。
既然考古队已决定由白荣金、陈伟汉、李季三人负责西耳室的清理工作，这三人理所当然地要负起责来，并率先进人室内开展工作。尽管白荣金设计的“悬空发掘台”看上去有些新鲜和浪漫，而一旦进入实际工作，却无法让人浪漫起来。这时的岭南地区已进人酷暑季节，广州的气温已达到摄氏三十六七度，虽然象岗山古墓深人地下加多米，气温略低于地表，但由于墓穴相对狭小，不能通风，令人感到闷热异常。又由于这座一占墓明显具有高度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考古队在发掘清理前就作了严格的规定，每清理一件重要文物之前或发现重要迹象，都要不惜代价由专门负责摄影和录像的姜言忠、韩悦分别拍出一套黑白负片（便于将来编写发掘报告时制版）、一套彩色负片、一套彩色反转片（幻灯片）、一套彩色电影片和一套彩色录像片、〕如此一来，在这个不算太大的墓穴中，白荣金等儿位考古人员趴在操作台上测量、清理，姜言忠、韩悦等摄影、录像人员也紧随其后，一刻不离地进行着取景、测光、调光、拍摄等工作，使本来潮湿、闷热的墓穴更加气闷难耐。尤其是那功率高达1万多瓦的摄影专用灯光一打开，整个室内温度立即上升到摄氏四十度以上，若时间稍长，不但考古人员感觉皮肉炙痛，眼花缭乱，痛苦难熬，就连墙壁也“磁磁啦啦”地直冒白气，似乎在向众人诉说着自己的痛苦。就在这次发掘成功几年之后，负责发掘此室的主力队员李季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满怀复杂的感情说：“谁要是觉得考古这个工作很浪漫，就该在这里呆上几天，准确地说是掘几天或趴几天，因为工作面远低于蹲跪面，干一会儿就感到大脑充血，恨不能一头栽下去…”从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发掘境况何其艰难。尽管如此，考占人员还是在这个深邃、阴森的墓穴之中，一丝不苟地从事着严谨而科学的发掘。
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判断，整个西耳室地砚原来铺有一层木板，木板已大量朽毁，仅余少量残木。木板之上，层层堆叠着铜器、陶器、漆器、木器、丝织物等多类随葬品，这些器物种类繁多，互相叠压。最初发掘时，经测量得知门道处随葬品堆积高度最高约4O厘米，墓室内随葬器物一般堆积高度为25…32厘米，最低为10厘米左右。由于西耳室曾多次进水，随葬器物彼此之间交错叠压，零乱不堪，又由于墓室内环境潮湿，地面为弱酸性土壤，故器物锈蚀、腐烂严重，有的已全部氧化，只有少数器物保存尚好。面对此情，考古人员只好对器物大致分为三层来逐步清理。
在器物的最上层，表面覆有一层浮土，经分析，这些浮土是从室顶顶盖石板的裂隙中掉落的，浮土下隐约地透出一层丝织物和漆器的残痕。门道处，在一堆陶器的仁方散落着3个大号铜鼎，其中一个滚落到前室地面上，考古人员从这3个铜鼎人手，于过道处分层向前推进。在这3个大号铜鼎的旁边，又发现了一组9个小号的铜鼎，这组铜鼎原用丝绢包裹，与一组铜勺共置于一个竹筒内，只是竹筒早已腐烂，小铜鼎便四散开来，同那3个大号的铜鼎几乎混于一起，难辨层次和秩序了。
在出土的鼎中，有一件器形高大，整体形状与其他的鼎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形体的特殊立即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经测量，此鼎通耳高42厘米、口径31。5厘米、腹径35厘米、腹深17；5厘米。其形状为：敛口，深圆腹，圆底，长方形附耳，高蹄足，子口缺盖，腹上有一圈凸棱，蹄足上部为高浮雕羊首形，衬以卷云地纹，蹄足为13棱柱体。鼎的表面留有丝绢、竹筒残片，看来同那组小铜鼎一样，事先用丝绢包好，然后放在竹筒内人葬的。后经考古人员研究，这件形体特别的高足鼎是整个墓葬出土的铜鼎、铁鼎、陶鼎中惟一的一件楚式铜鼎，此鼎应是战国时期的楚鼎，由楚地辗转流人南越国。同大多数青铜器一样，鼎开始作为贵族阶级的一种食器，后来逐渐演化成贵族阶级作祭祀、宴会或婚丧礼仪的礼器，并成为“明尊卑，别上下”，即区分权力等级的一种标志。从典籍记载来看，大约自商代开始，对于鼎的使用已有了严格的制度，它体现了王室与其他社会阶层等级差别的森严和不可超越性。从考古发掘看，当时中小型墓葬大多用1个或2个鼎陪葬，而王室陵墓用鼎则大大地超出了此数。如已发掘的河南安阳商代殷墟妇好墓，共出土大方鼎2个、扁足方鼎2个、大小不同的圆鼎32个和许多鼎的残片。这个现象说明当时用鼎制度的等级差别。当历史进人周代，用鼎制度的等级差别就更为明显，这个时期已有了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的严格制度，因为有了天子用九鼎的制度，所以鼎的身价和地位也就明显不同于其他器物，九鼎成了象征最高政治权力的国宝。为了强调鼎的神圣与威严，这种列鼎制度又被后人假托于圣人，以至杜撰出九鼎随权力的更替而因袭的说法，有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以像九州，成汤迁九鼎于商邑，周武王迁之于洛邑，以至到了战国时多有诸侯称霸问鼎的故事。九鼎成了正宗的不可缺少的传国宝，得天下者必先得九鼎以服群雄。到东周崩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由于连年的战乱，使原存于世的九鼎下落不明，有人说九鼎人于秦，有的说已沉没于彭城附近的泅水之中。当“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初登大位后，他为没有得到镇国之宝—九鼎感到心中不安，于是便借出巡的机会绕道彭城，斋戒祷祠，派出千人进人彭城郊外的徊水中打捞传说中的九鼎，但始终未能得到，只得悻悻而归。到汉武帝时代，有人在山西汾阳发现了铜鼎，拍马溜须的臣僚便以此大作文章，将此事与太昊、黄帝、禹等先祖铸鼎的传说联系起来，竭力劝说汉武帝“请尊宝鼎”、“见于祖称，藏于帝廷”。汉武帝也误认为自己得到了真正的镇国之宝，不但将鼎迎子帝廷，还将年号也改为元鼎元年，以示对这次未赐神鼎的纪念。
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共出土铜鼎17件，在后来的发掘中，又出土了19件，算在一起此墓共出土铜鼎36件，一个古墓竟有36件铜鼎随葬，可见墓主人对鼎是何等崇拜。
继铜鼎、铜勺发现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发现了铜黎、铜链、铜铐炉、铜钥、铜匝、铜镜等青铜器物，为了便于研究，考古人员把西耳室一、二、三层出土的青铜器物统归于一类，分别对制造技术、防腐性能等进行比较和鉴别。后经研究发现，这个室出上的青铜器，除个别器物的形体和东耳室出土的青铜器类似外，大部分则是东耳室未发现的，尤其是在西耳室中部南墙根下出土的一件铜虎节，乃是整个岭南地区惟一的一件重宝。
这件铜虎节出土时，通体裹有丝绢，与银片、染金瑟柄等器物堆放在一起。从外形看，全器铸成一只蹲踞状老虎，器长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其状为目大张，露齿，弓腰，尾上卷成〃8〃字形，姿态生动威猛。虎节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二车徒”字样，另镶有27片弯叶形金箔作虎斑纹，背面无文字，但上贴33片金箔。虎眼、虎耳均以细金片勾勒，头部金箔多达10片。整个器形虽为一扁平铜板制成，但其头与足的各转折位置及脸部皱纹等均用粗线条勾勒，层次分明，纹路清晰。尤其虎的毛斑铸出弯叶形浅凹槽，上贴金箔片，致使虎的周身斑斓生辉，威势大增，其通体在增添了立体感的同时，又透出一股风生树撼的生气和灵性。
关于“节”最早始于何时，史学界尚无定论。在《周礼·掌节》中，有“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的记载。而在《小行人》中，对节的制作原料作了这样的解释：“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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