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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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力地登上车，车轮在石板路上嘎嘎地响起，曾国藩在车里如雕像，闭着一只眼，一动不动。
　　怎么做都是错
　　“这案子，难办！”
　　这是崇厚见到曾国藩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曾国藩的心里话。
　　虽然如此，曾国藩还是把自己的心意说给崇厚听。他说：“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一旦谈判不成，双方开战，作为有守土责任的地方长官，我是非死不可，而且肯定先死。”
　　崇厚用丝绸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只是点头。
　　“死是很容易的事，人死如灯灭，一了百了，一切责任都不必承担。从这点而言，我倒希望现在就死。”曾国藩悠悠地说，但语气却异常严肃。
　　崇厚的丝绸手帕已湿透。
　　“活着却是难事，只要你活着，你就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咱们身为朝廷命官，还要为江山社稷负责。出于责任心，我现在不能死，拼尽全部心力，也要把这件事解决，对得起自己、家庭和江山社稷。”
　　“大人……”崇厚有点感动，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
　　曾国藩没有给他贡献眼泪的机会，立即切入正题：“我来之前，已看了案件记录，大致知道了来龙去脉。我先说说我的想法？”
　　崇厚郑重地点头。
　　曾国藩的那只健康的眼睛开始发亮，这是他要解决事情时的一个特点。由于另外一只眼已不起作用，所以这只眼的光亮特别强。
　　他认为，第一，把凶手缉拿归案，在这起事件中受伤的外国人，尽我们最大力量赔偿；第二，重新审讯那个人贩子武兰珍。如果洋人真有挖心剜眼的行为，那咱们就占了理；如果没有，那惨了，咱们理屈。
　　曾国藩又说，即使咱们占了理，洋人毕竟死了20个，咱们也要赔偿。如果真能用金钱把干戈化为玉帛，那就是上天保佑了。
　　“就这么简单？”崇厚脱口而问。
　　曾国藩苦笑：“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如果真这么简单，我何必要抱着必死的决心来。”
　　他满嘴都是苦水，那只还算健康的眼开始隐隐作痛：“洋人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要坚定一件事，只要没有战争，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
　　两人短暂商议之后，审讯工作立即开始。武人贩子很快真心实意地招供，他根本就没有去过教堂，他只是个最普通不过的人贩子，和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
　　曾国藩感到很遗憾，对崇厚说，因为这么个撒谎精，惹出这么大的事，真不值！
　　“那就是咱们理亏了？”崇厚问。
　　曾国藩点头。
　　崇厚来了聪明劲：“不对，是丰大业先开的枪，打伤了县令刘杰的家人，群众才一怒之下动手的。”
　　“人家死了人啊。”曾国藩语气加重，“洋人啊，这种人死不得的。”
　　洋人的命超级值钱，几乎是当时的硬通货。
　　法国公使施施然地来了，笑颜如花。
　　从曾国藩仅有的一只眼看这位法国公使，他是位彬彬有礼的君子。这位君子向曾国藩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赔修教堂。
　　“可以。”曾国藩略欢喜地回答。
　　第二，厚葬丰大业。
　　“好！”
　　第三，查办凶手。
　　“当然，”曾国藩说，“我们正在全力缉拿凶手，一个不会放过。”
　　法国公使很满意，觉得曾国藩是个最佳谈判对象。
　　第四，严惩地方官。
　　“这个嘛，”曾国藩思索了一下，“怎么个严惩法呢？”
　　法国公使微笑：“以命抵命，应将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处决。”
　　曾国藩浑身一颤。还未等他开口，法国公使已收起君子之态，换上了强盗做派：“如若不然，我们就将天津化为焦土。”
　　“无理！”曾国藩气得浑身发抖，法国公使离开，崇厚来安慰他时，他仍抖个不停。
　　“太无理，”曾国藩中气虽已不足，但发起怒来，仍让人惊悚，“地方官即使同情骚乱的民众，但并未直接参与。说他们镇压不力，无非是撤职，竟然要他们的命，于理于法都说不通。这群该死的洋人！”
　　崇厚此时倒冷静下来：“如果不这样做，洋人真的会开战。”
　　曾国藩瞪圆了那只眼，热血上涌，但猛地就血液回流，他又恢复到萎靡状态。
　　这种状态下，曾国藩说出的话就像是撒娇：“刘杰和张光藻都是好官，尤其是张光藻，不说一心为民，却也是用良知在做官，他们的头颅如果不保，岂不是冷了天下士人的心？”
　　崇厚不开口，曾国藩叹气，崇厚也跟着叹。
　　两人就这样唉声叹气直到掌灯时分，也毫无可行性意见，崇厚离开时，要关门。
　　曾国藩向他摆了摆手：“开着吧，大清江山都没了门，我还要个门干甚！”
　　崇厚才走，曾国藩就发现门外有几人探头探脑。他叫了声，你们都进来吧。
　　几个幕僚毫无精气神地走了进来。
　　“诸位怎么看？”
　　鸦雀无声。
　　“谈谈吧。”曾国藩仰面朝天，半死不活。
　　仍是雅雀无声。
　　房间里静得竟能听到曾国藩粗重的呼吸。
　　“我说说吧。”他把脸摆正了，一只眼里散发出绿色的光，“顺从洋人的要求，我就会被吐沫星子淹死，而且我也认为刘杰和张光藻罪不应死。但若不同意洋人的要求，必会开战，我们根本就不是洋人的对手。你们忘了当年英法鬼子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把先皇赶跑到避暑山庄去的事了吗？”
　　有位幕僚终于鼓起勇气，先咳嗽一下，“大人的意思是……”
　　“我保持英名不难，只要跟洋人说，要开战就来吧。我死也不难，第一个冲进战场就是。但如果我保持了英名，丢了性命，能保住国家，为何不做？问题是，这不可能啊。所以……”
　　幕僚们明白了。
　　曾国藩是想把刘杰和张光藻的命送出去。
　　说送就送，曾国藩绝对知行合一。第二天，他就上奏朝廷，将刘杰和张光藻交刑部治罪。
　　这招很巧妙。他可以对洋人说，我无权将二人处死，处死二人的只能是我们帝国的刑部。当然，这不是曾国藩的念头。他的心思仍然用在“拖”字诀上。
　　大事拖小，小事拖了。
　　这招在中国，对付中国人其效如神。但洋人，不吃这一套。
　　法国公使又施施然来了，催促曾国藩，必须立刻把刘、张二人正法，他们还要检查砍下来的脑袋。
　　曾国藩正欲发挥拖字诀，法国公使变本加厉又提出个要求：陈国瑞的命，我们也要。
　　陈国瑞当时是直隶提督，中国民众围殴丰大业时，他站在桥头为自己的百姓助威。法国公使认为，拉拉队也要承担责任。
　　曾国藩大吃一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国瑞当时在为百姓助威，所以他绝不会把陈国瑞送交刑部。
　　法国公使气呼呼地走了，走时的架势很像回去驾驶军舰，来撞曾国藩。
　　曾国藩正愁苦不堪时，幕僚们跑进来说：“大事不好。北京已有舆论，说您懦弱无能，丢尽了大清朝的脸。”
　　曾国藩神色平静，似乎早已料到会有这种议论。
　　他现在全部心思都在洋人身上，他特别担心法国公使真的回去开军舰，直杀来天津。
　　幸运的是，没有。
　　第二天，法国公使单枪匹马来了，重申他的条件。但老辣的曾国藩从公使的语气中听出，他并无开战的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
　　曾国藩冥思苦想，还未想出个头绪来。崇厚乐颠颠地跑来了，他带来个好消息，几乎是惊天动地、可起死回生的好消息。
　　这个消息是：法国在半月前已和普鲁士开战，打得很吃力，分身乏术。
　　崇厚高兴得像个孩子：“大人，咱们有救了，苍天有眼啊。”
　　曾国藩也有眼，虽只有一只，却看得比苍天还透彻。他表情木讷，对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无动于衷。
　　崇厚大为不解：“大人，法国人根本无力发动战争，咱们可前进一步了。”
　　曾国藩凄苦地一笑：“法国人无力发动战争，其他国家呢？法国人现在无力发动战争，以后呢？”
　　崇厚悚然。
　　“天下任何事都不可过于乐观，先要存了悲观的念头，向乐观方面去做，才是真理。”曾国藩看着崇厚说，如同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者对他孙子说话一样。
　　那么，崇厚琢磨了半天，也不知该如何存了悲观的念头，乐观地去行动。
　　曾国藩教导他：“我们虽拿定主意避免战争，但也要准备开战。我已调了刘铭传兵团来直隶。这是悲观的念头。乐观方面，我们尽力挽救刘杰、张光藻和陈国瑞。”
　　怎么救？
　　曾国藩发出深沉的叹息：“捉拿更多的凶手，希望能转移洋人的注意力。”
　　崇厚明白了，这叫围魏救赵。
　　他马上去办，一口气就捉了八十余人，定了二十余人的罪。
　　洋人们不满意。
　　崇厚又捉了百余人，定了三十余人的罪。
　　洋人们略满意，曾国藩立即行动，判决十六人死刑，其他人虽保住了性命，却要在监狱里待上一生。
　　法国人也竟然很满意，曾国藩又立即行动，向中央政府请求释放刘杰、张光藻，取消对陈国瑞的指控。
　　法国人闻听此消息，又闹起来。曾国藩急忙出面向法国人解释，这种解释在法国人眼中纯属多余，法国人非要刘、张二人的人头不可。
　　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拿出杀手锏。他对法国人语重心长地说，我最讲“诚”，只有真诚无欺地对待自己的心，才能真诚地对待人情事变。刘、张二人和此事的确无关，要他们的脑袋实在说不过去。况且，你们也只是想惩戒他们一下，何必要脑袋？在我们大清，要个脑袋很费周折。你们国家正在和别人打仗，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在我们这里要两个无名人的脑袋？
　　法国人跳起来：“啊哈，什么意思？”
　　曾国藩慌忙站起来，说：“他们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将他们发配边疆，风吹日晒，也算是现世报了。”
　　法国人不同意，曾国藩说，“那我再上奏朝廷。”
　　这样你来我往了两个多月，法国人的确是无暇东顾，只好顺水推舟，默认了曾国藩的决定。刘杰和张光藻被发配边疆。
　　二人很冤，曾国藩良心上也过不去。他拿出了很多钱，给两人做安家费。拿钱买不来心安，所以曾国藩更加愁闷。
　　令他愁闷到要死的还有庙堂之上的非议。有官员认为，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太纵容洋人，丧失了人格和国格，简直就是卖国贼。这种论调甚嚣尘上，如果曾国藩在北京，非被他们用唾沫淹死不可。
　　有幕僚把这些议论小心翼翼地告诉曾国藩，曾国藩无动于衷。他躺在冰冷的床上，时不时就翻身起来呕吐一回。
　　天津官员们每次来看望他，所看到的都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床边呕吐。也有人看到他那只眼睛里射出的光芒，如烟花般璀璨。
　　众人都说，这是回光返照。
　　曾国藩写信给家人说：“我若再不离开官场，非死在官场不可。”
　　经过毫无必要的思考，他请辞，推荐了李鸿章为直隶总督。
　　慈禧思考许久，同意了。
　　她同意曾国藩辞去直隶总督，但曾国藩必须要回金陵，继续做他的两江总督。
　　因为接替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的马新贻被刺杀，慈禧说，看来两江总督这个宝座，谁都坐不稳，只能由曾国藩来做。
　　于是，曾国藩离开了天津、离开了保定，第三次担任两江总督。
　　一个“诚”字而已
　　离开保定前，李鸿章风尘仆仆地来见曾国藩。
　　看到曾国藩憔悴不堪的样子，李鸿章泪水险些夺眶而出。
　　曾老师已老，不仅是人老，心也老了。
　　不过一见李鸿章，曾国藩好像年轻了二十岁，话匣子也打开了。
　　“天津教案，你怎么看？”他问李鸿章。
　　李鸿章实话实说：“略有些过了。”
　　曾国藩笑了：“的确是，可你要知道，人强我弱，自己没有强盛起来前，一定要忍辱负重。一受刺激拔刀就上的是莽夫，非智者。”
　　李鸿章恭敬地：“这就是曾公所说的‘打脱牙和血吞’，然后徐图自强。”
　　“还不止！”
　　“哦？”
　　曾国藩沉思了一会，声音提了几度：“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要冲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虎视眈眈，稍有错误，后果不堪设想。你觉得该如何和洋人打交道呢？”
　　李鸿章谦虚起来，“我特意来向老师请教。”
　　曾国藩把他的谦虚打回原形：“不必废话，我了解你，肯定是有了主张，说说看。”
　　李鸿章脸红了下：“我也没有什么主张，只是有个主意，同他打痞子腔（油腔滑调，深意为对洋人的要求耍手段拖延）。”
　　曾国藩慢悠悠地梳理着胡须，似乎在思考。许久，才说道：“呵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说给我听听。”
　　李鸿章一听，感觉不对，急忙改口：“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请老师指教。”
　　曾国藩又梳理起胡子来，胡子稀疏灰白，像要脱离主人的下巴而去。
　　他盯着李鸿章，盯了许久，才气定神闲地说道：“依我看，一个字就足够。”
　　李鸿章猜到了，但不说。
　　“诚！”曾国藩洋洋得意，“‘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说忠信可行野蛮之邦，这是不会错的。我心中既没有实在力量，不管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评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于吃多大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纵是跌倒，也不会摔得太重，想来总比痞子腔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琢磨了半天，一拍大腿：“老师的话真如醍醐灌顶，我知道了。”
　　李鸿章是“真知”，在直隶总督任上，和洋人打了多年交道，李鸿章可谓胜任有余。多年以后，他谈到其外交方针来，总把曾国藩的教导放在心上：一、要自强；二、以诚相待。
　　曾国藩确信李鸿章是真知后，放心地走了。回金陵前，他照旧要去京城向慈禧“请训”。
　　审理刺马案
　　他很真诚，慈禧也很直接。
　　一见面，慈禧就问：“马新贻被刺这事很吊诡啊。”
　　马新贻原本只是个安徽某地的小知县，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后，他弃文从武，带领军队和太平军作战。他本无辉煌的战绩，但升迁却异常快，1864年时是浙江巡抚，1867年就成了闽浙总督，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后，他就成了两江总督。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慈禧插进湘系集团的一枚钉子。
　　马新贻被刺于由校场阅兵回总督府的路上，刺客当场被捉，自称叫张文祥。这就是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马新贻被刺后，整个中国风言风语。有人说是太平军余孽干的，只是为了替死在马新贻手中的兄弟们报仇。还有一种说法让曾国藩大为不安：马新贻是被湘系集团谋杀的，因为曾国藩不想让两江总督这个肥缺落到非湘系人手里。
　　慈禧单刀直入，曾国藩明白，慈禧心有疑虑，但又不能明问，所以用这个问句试探曾国藩。
　　曾国藩心领神会，毫不犹豫地给了回复：“马新贻被刺这事的确很吊诡。”
　　慈禧锥子般的目光审视着曾国藩，没发现任何异样：“马新贻办事很好。”
　　“是，他办事平和、精细。”曾国藩淡淡地说。
　　“你要还他一个公道。”
　　曾国藩提高音量：“臣一到金陵，就一心一意审理此案。”
　　慈禧在帘子后微微点了点头，不再说话。曾国藩自然也不会开口。
　　许久，慈禧问：“你的身体如何？”
　　曾国藩诚实地回答：“脚肿虽消，但两腿酸软，行动维艰。尿频、尿痛、尿不尽。这只好眼，也要坏掉了。”
　　慈禧轻轻“哦”了一声，双方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没有结束。
　　十天后，慈禧听说曾国藩竟然还在京城，而且丝毫没有要回金陵的意思。于是她再召见曾国藩，一面就问：“你什么时候去金陵？”
　　曾国藩回答：“三日后就启程。”
　　“为何还要等三日？”
　　曾国藩听出了慈禧的不耐烦，慌忙跪下。他想说的是，三日后乃良辰吉日。
　　但这话不能和慈禧说，慈禧也没让他说，略带训斥的口气道：“金陵的事要紧，你早些去！”
　　曾国藩立即回答：“马上就走，绝不敢耽搁。”
　　第二天，慈禧问：“曾国藩走了吗？”
　　人回答：“正在收拾东西。”
　　第三天，慈禧又问：“曾国藩走了吗？”
　　人回答：“在收拾东西。”
　　慈禧很不高兴，人告诉他：“曾国藩做事向来平稳缓慢。”
　　“放屁！”慈禧几乎要跳起来，“他在拖延。”
　　六天后，曾国藩终于上路了。上路前，他去见慈禧。
　　慈禧讥讽道：“终于要走了。”
　　曾国藩叩头，慈禧要他起身时，他起了半天，才勉强站起。
　　“你的病不算重。”慈禧笑道。
　　曾国藩不知慈禧什么意思。
　　慈禧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还能跪着。”
　　这句话暗藏玄机，曾国藩额头立即汗出，告别慈禧后，当天夜里，收拾行囊，鸡叫头遍，就出了北京城。
　　可是，出北京城后，他的步子就和蜗牛差不多了。从北京到金陵，他足足走了三十六天。
　　这三十六天里，是曾国藩有生以来活得最舒服的日子。路上有各地官员迎接照顾，他又有精力和时间回想一生的往事。可每次想到最幸福时光时，“马新贻”这三个字就会蹦进他脑海。
　　每次“马新贻”这三个字蹦入脑海时，他都要长叹一声。
　　“这案子不好办。”他对心腹说。
　　心腹不以为然：“比天津教案还难？”
　　曾国藩一愣，的确，没有任何一件案子比天津教案还难。但马新贻案的确很难。
　　“马新贻到底是被谁杀的？”他问。
　　“张文祥啊。”
　　曾国藩摇头：“你知道，我要听的不是这个。”
　　心腹也摇头：“您现在只能听这个，不然，这案子真就难办了。”
　　犹如一道刺眼的光芒，射进曾国藩的脑海。他那只坏掉的眼，几乎能看见东西了。
　　他沉思许久，终于点了点头。
　　抵达金陵后，代理总督、江宁将军魁玉把大印交给他，同时郑重其事交给他的就是张文祥案卷。
　　魁玉对曾国藩说：“此案关系复杂，又重大，我审讯了多时，仍得不到真正口供。”
　　曾国藩说，这个不急，容我从长计议。
　　他“从长计议”的“长”真的好长，两个月过去了，他没有对马新贻案做出任何批示，甚至连关于马新贻的一句话都未和他人谈过。
　　金陵官员们，甚至是他的幕僚们都大为惊异，想不明白曾国藩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一个清晨，阳光普照两江总督府，细若游丝的灰尘，洒进曾国藩的卧室。他吃力地从床上爬起，去书案上写了副不痛不痒的对联，然后派人送去了马新贻家。
　　这是他两个多月来，唯一做的和马新贻有关的一件事。
　　慈禧气得死去活来。她命令刑部尚书郑敦谨火速赶往金陵，帮曾国藩审理刺马案。
　　郑尚书到的前一天，曾国藩得到消息，急忙让人把张文祥案卷调来，粗略看了一番，记下了有关案犯的名字。
　　郑敦谨到的那天，曾国藩热烈欢迎，宴会一直持续到凌晨。
　　第二天，郑敦谨宿醉，头晕脑涨，无法审理。曾国藩却来了劲，死活把郑尚书拉到衙门。郑敦谨强撑着，把案卷看了一遍，于是问跪在下面的张文祥：“你到底受何人指使，刺杀马大人？”
　　张文祥在狱中过了两个月美好生活，养得白白胖胖，此时仍坚持之前的口供：“我本是浙江人，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上时大力捕杀海盗，我和海盗虽然关系不错，但我却不是海盗。马新贻诬陷我，还杀了我妻子，我于是只好逃往他乡。后来马新贻到宁波阅兵，我上状喊冤，马新贻不理。于是我就起了仇恨之心，跑到金陵来刺杀了马新贻。”
　　郑敦谨本来头脑发胀，听了张文祥的口供，不禁被逗得精神大振。
　　他问：“就因为这点事，你就刺杀马大人？”
　　张文祥回答：“是！”
　　“哈哈”，郑敦谨狂笑，去看曾国藩，想得到曾国藩的呼应。让他大跌眼镜的是，曾国藩坐在那里正昏昏欲睡。
　　“曾大人！”郑敦谨喊了好几声，曾国藩似乎才从梦中惊醒，慌张地问：“怎样，怎样，招了吗？”
　　郑敦谨感到好笑：“曾大人为何不讯问？”
　　曾国藩迷迷糊糊地说：“有你在此，我何必问。我相信你。”
　　“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曾大人……”
　　“重刑伺候！”
　　上来几个虎狼衙役，把张文祥掀翻在地，一顿乱棍。张文祥被打得哭爹喊娘，眼看就要被打死。
　　郑敦谨喝令住手，无人住手。
　　“曾大人，”郑敦谨急了，“你这样会把他打死的。”
　　曾国藩懒洋洋地挥了挥手，仆役立即收了棍，站立一旁，就好像他们是傀儡，而提线则在曾国藩手中。
　　郑敦谨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来这里只是个摆设。真正能做主的是曾国藩，冥冥之中，他看到张文祥和曾国藩勾肩搭背，把酒言欢。
　　他想偷偷去审问张文祥，但张文祥已被打得不能开口。能开口时，口供依然如昔。这让郑敦谨产生一种感觉：张文祥在背台词。
　　郑尚书和金陵官员有心无心地谈天，谈到曾国藩时，众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曾大人办事向来一丝不苟，认真到极致。
　　郑尚书不阴不阳地问了句：“为什么在刺马案上，曾大人怎么如此心不在焉？”
　　没有人回答他。
　　他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答案。
　　在翻来覆去审讯了半个月后，郑敦谨已确定了一件事：刺马案永不可能有真相。
　　曾国藩在郑敦谨面前叹息连连，两人只能达成一致。曾国藩向朝廷上奏折说，“经过再三审讯，该犯还是坚持以前的口供，并屡屡绝食，只剩最后一口气。我认为，倘若让他就这样死了，实是对他的恩赐。所以应迅速了结此案，明正典刑，给天下人一个警戒，也让张文祥罪有应得。”
　　慈禧看了奏折后，一言不发。
　　前一天回来的郑敦谨正站在她面前，低眉垂目，袍服正不自觉地抖动。
　　“你就没有审讯出一点东西吗？”慈禧气愤地质问他。
　　郑敦谨像是被电了一下，磕磕巴巴：“臣……无能……”
　　“哼，”慈禧气咻咻的，“这个曾国藩，老狐狸。”
　　郑敦谨发自真心地认同慈禧的判断：“臣疑心这件事和曾国藩有关系。”
　　慈禧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废话！我要你去干什么的？”
　　“扑通”，是郑尚书跪到地上的声音。
　　“我们吃了个哑巴亏。”慈禧说，“今后啊，这两江总督的椅子就只能让他们湘系的人坐了。否则，坐一个死一个。”
　　慈禧有未卜先知之能，自他之后，无论是左宗棠还是彭玉麟，包括后来的曾国荃都担任过总督，无一例外，他们都是湘系成员。直到湘军逐渐没落，重量级人物先后死去，大清中央政府才把两江总督这个椅子收归己有。
　　有人曾通过各种蛛丝马迹研究过，刺马案的幕后主使就是湘军集团。但绝对不是曾国藩本人的主使，可既然已经发生，作为湘军的开山鼻祖，曾国藩必须对整个集团的利益负责，于是，不可能查出真正的凶手。
　　天下人知道，慈禧更知道，所以只能同意曾国藩的奏折意见。
　　一个月后，张文祥在金陵被凌迟，刺马案结束。
　　曾国藩的人生也随着张文祥的声声惨呼，渐渐走向结束。
　　去世
　　有天早晨，曾国藩从一场轻松的梦中醒来，躺着回味了片刻，要坐起来，竟然没有成功。他用力坐起，一个跟头就翻下了床。
　　仆人们听到响动，慌忙闯进屋，发现曾国藩双手发颤，嘴角抽动，已不能说话。医生过来，折腾了半天，曾国藩才算恢复意识。
　　他看着围拢在身边的人，非常陌生。
　　他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思念起了老战友。
　　已再无老战友，一个人如果心已死，心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回到金陵后，曾国藩的心情已经差到极点。一年来，他处理起公事来力不从心，神魂不安。他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说是圣恩已浅，特别担心无法善终。他还看着悲凉的月光说，京城那些王八蛋官员就从来没对他好过，总是找他的麻烦。尤其是天津教案后，京城上下都把他当成世界上最厌恶的人看待。
　　他四顾茫茫，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活下去的勇气渐渐消失，所剩下的只求快些死去。
　　其实，人无不以生为乐事，死为哀事、为惧事。但当百感交集，忧愁无法祛除时，就会感到忧生为苦、速死为乐。
　　1872年初，曾国藩就是这种心境。
　　乍暖还寒的一天，曾国藩单目无神地望着眼前一群陌生人，淡淡地说道：“把李鸿章叫来。”
　　众人面面相觑，从保定到金陵，山遥水远，李鸿章能来，可曾国藩能等吗？
　　“告诉他，我等他。”他语气坚定地说。
　　在等待李鸿章的漫长光阴中，曾国藩把仅有的那只眼闭紧了，养精蓄锐。
　　他想了很多，首先想到的是三不朽，他能成为三不朽人物吗？
　　立言，他写了无数家书、无数日记、无数文章，但毫无创造性见解，立言恐怕谈不上。
　　立德，他很满意都点了点头，中华传统道德，他的确按部就班地奉行着。
　　立功，他兴奋起来，睁开那只眼，平定太平天国，前无古人。
　　他又想到政局。他最喜欢的皇帝就是道光，道光对他也不错。可惜道光一朝，他无所建树。咸丰只是拿他当枪使，两人没有情感。至于慈禧，曾国藩笑了，又要用他，又要防备他，真是个辛苦的女人啊！
　　洋人在外虎视眈眈，百姓在内心怀不轨，这个帝国……
　　想到这里时，天空飘起了雨丝。曾国藩更衰弱了，几乎奄奄一息。不过他坚信，他肯定能等来李鸿章。因为他有毅力，而且正是靠着这人所共知，却很少有人做到的毅力，他走到了今天。
　　李鸿章果然来了，满头大汗。见到活着的曾国藩时，他泪流满面。
　　曾国藩说，我不是要你来哭丧的，我有事要交待。
　　“我有一大懊悔。”他格外严肃地说。
　　李鸿章正襟危坐地听着。
　　“我这个人顾虑太多，湘军浴血奋战十几年，收复金陵后，因为各种压力，竟然将其解散，自毁长城，寒了将帅的心，等于是自废武功。湘军众将飘如秋叶，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