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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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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大叫一声：“哎，万难迅速出征啊。”
就在他情绪低落到谷底时，李鸿章派人来告诉他：“曾公不必焦虑，我已派了一支精锐乘船到天津保卫京师，您大可放宽心，做准备工作。”
曾国藩这才舒了口气，但心情还不是很明朗，或许此时就注定了剿捻失败的结局。一个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1865年6月下旬，曾国藩才乘船北上。此时，捻军已由山东南下安徽北部，并轻而易举地将安徽布政使英翰包围在雉河集。曾国藩很头痛，他原本的计划是先到徐州筹建骑兵。这时只好改变计划，先到临淮关，指挥军队解救雉河集之围。
捻军正在雉河集狂呼乱喊，听说曾国藩带着大军到来，立即主动撤围分为两支，一支进入河南，流动作战，一支进入湖北东部，进行修整。
曾国藩和临时拼凑起来的这支兵团首脑们开会，他这段时间想了很多，在悠悠的船上想，在颠簸的马背上想，吃饭时想，连做梦都在思考。
他对将领们说，捻军虽没有太平军声势大，但它最不好对付。你说它是流寇，可它在安徽蒙城、亳州有根据地，你说它不是流寇，可它纵横千里，行踪无定。所以，我觉得对付它们，应该用军事进攻和政治清查相结合的办法，双管齐下。
所谓军事行动，就是采取跟追和拦截相结合，达到“以静制动”的目的。曾国藩的计划是：用水师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威胁京师；在捻军的活跃区临淮、周口、徐州、济宁四地驻防重兵；另筹两支机动精锐，跟踪追击捻军，使捻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追踪、堵截，无法活动，无处立足，只要他们被追进四地任何一地，都可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在曾国藩看来，四地驻防重兵就是盖了个猪圈，两支机动精锐就是赶猪人，只要把猪赶进猪圈，猪就只能听他的摆布了。
所谓政治清查，就是在捻军活跃的各地割断他们和百姓的联系。曾国藩指出，对那些证据确凿“通匪”的百姓，不必审问，就地正法，对那些证据不充分、看上去鬼头鬼脑的也按这种方式处理。总之，就要让捻军成为离开水的鱼，千方百计地孤立他们。没有了百姓的接济，捻军就是一只纸老虎。
会议结束时，曾国藩对各位长官语重心长地说：“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分属不同的军队，但都是大清的军队，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剿灭捻军，建功立业。”
湘军将领们拼命鼓掌，淮军刘铭传微微颔首，曾国藩偷偷注意到有一人，向他投来轻蔑的哂笑。此人叫陈国瑞，原是浙江处州总兵，此次是按朝廷旨意，指挥僧格林沁残兵的。
曾国藩对他印象深刻，会议一结束，他就和幕僚们说：“这个陈国瑞非出乱子不可。”幕僚们问原因，曾国藩说：“此人獐头鼠目，面相不好，皮笑肉不笑，属于桀骜不驯的人，你们要密切注意他。”
有幕僚就佩服起曾国藩来，大帅好眼力。这小子的确不是好鸟。他原本跟着长毛贼混了，后来投降政府，由于心狠手辣，能征善战，被僧格林沁看中，一路保举，成了将才。他的确打过几次胜仗，但和咱们比就差太远了。不过他是井底之蛙，心高气傲，谁都不服。
曾国藩长叹一声：“当初就不该解散湘军。”
这是事后诸葛，如果当初不解散湘军，他曾国藩能不能位居高位，安枕无忧地活到现在，还是个问题。
他叹息过后，仍然担心陈国瑞，不幸的是，这一担心很快就成了现实。
按曾国藩的计划，陈国瑞带领僧格林沁残兵驻扎济宁。突然听说捻军正向济宁移动，曾国藩担心陈国瑞无法守卫，于是派刘铭传去支援陈国瑞。刘铭传抵达陈国瑞的驻地后，并未见到捻军的影子，正要返回徐州，事情发生了。
刘铭传是淮军的精锐，士兵都配备洋枪，声势夺人。陈国瑞初见刘铭传部队时，就看着士兵肩膀的洋枪流下口水。换作别人，必要和刘铭传商量，购买几支，但陈国瑞向来喜欢以最简洁的方式解决事情。这个方式就是：抢。
他精挑细选了五百人，这五百人都是战场勇夫，拿着破铁片子就冲到了刘铭传部队驻扎地。哨兵最先发现这些人，报警。刘铭传当时不在营里，没有指挥官。所以陈国瑞的五百大刀帮势如破竹，连砍了刘铭传十几位士兵。
淮军怒了，齐声高叫：“再砍，我们就开枪了。”
陈国瑞的士兵不为所动，继续拿着刀片砍人，淮军还击。不到半个时辰，陈国瑞的五百人全军覆没，陈国瑞本人被活捉。
刘铭传回来闻听此事，大吃一惊，不是吃惊陈国瑞抢枪，而是陈国瑞居然让五百人拿着破刀片子来抢枪。他跑到关押陈国瑞的小屋里去看对方，陈国瑞正在咆哮，诅咒刘铭传。
刘铭传对看守说：“这人精力充沛，大概是吃多了，饿三天再说。”
三天后，陈国瑞被饿得头晕眼花，在监狱里痛哭流涕，渴求刘铭传的原谅。刘铭传大度地释放了他，还管了他一顿饭。那大概是陈国瑞有生以来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回到驻地，他就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杀他的士兵，扣押他这个朝廷命官，要曾国藩惩处刘铭传。
即使真是刘铭传的过错，曾国藩也不敢惩处，因为刘铭传是淮军的人，何况，还是陈国瑞的错。
他写信给陈国瑞说，你这大半生有功也有罪，功过相抵，就什么都不是了。你被刘铭传扣押，是你有错在先，怨不得刘铭传。我们有幸并肩作战，应以和为贵。你不可再生事端，我拥有节制数省军队之权，不要逼我用这个权力。
陈国瑞气得哇哇怪叫，和曾国藩耍无赖，说他偏袒刘铭传，只因为淮军脱胎于湘军。
曾国藩也大怒，严厉斥责陈国瑞无事生非，并向中央政府控诉陈国瑞的不守纪律、难成大器，尤其是在对付捻军之时，这种人只能坏事。
中央政府只好下旨痛斥陈国瑞，并威胁他如果再不听曾国藩的，就军法处置。陈国瑞一下傻了，真若前途尽毁，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想到这里，他马上换了张笑脸，对曾国藩俯首帖耳。
陈国瑞的屈服，使僧格林沁残兵规矩了很多。幕僚们宽慰曾国藩说：“这下可以松口气了。”曾国藩说：“哎，没那么容易。”
幕僚们面面相觑，曾国藩指了指外面，淮军正在练兵，吆五喝六，声势夺人。
曾国藩欲说而未说的正是来的这支淮军。淮军虽是曾国藩首倡，却是李鸿章一手所锻造出来的，淮军将领从不认为自己是湘军，当然就不会认曾国藩，他们只认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命令，他们往往阳奉阴违，接到命令后，会给李鸿章写信，要求更改曾国藩的命令。如果不能如愿，就消极怠工，变相抵制，拖延不肯执行。
让曾国藩大为气恼的是，李鸿章竟然遥控淮军，淮军将领每次有所请托，李鸿章就会给曾国藩写信，请求更改命令。曾国藩只能“忍辱负重”。
无数历史史实证明，“忍辱负重”并不能带来效益。陈国瑞事件不久，发生了刘铭传和李昭庆事件。
曾国藩在深入研究后发现，四镇（临淮、周口、徐州、济宁）之中周口地当要冲，战略地位相当重要，但此地是四战之地，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驻守。他对部队进行一番观察后发现，刘铭传兵团最适合。因为刘铭传本人精明能干，优于其他将领，还因为他的兵团人数多，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大。
他把想法告诉刘铭传，刘铭传直摇头。刘将军觉得，他的部队应该作为机动部队，追踪击杀捻子，而不是守株待兔。
刘铭传说这话时，曾国藩紧盯着他的双眼，立刻就做出判断：刘铭传在撒谎。他之所以不去，就是因为此地最易遭受攻击，是个危险之地。
曾国藩好言相劝了半天，刘铭传不为所动。曾国藩急了，说：“那我只能下命令了。”
刘铭传站起来，一拱手：“您随意。”
曾国藩的命令还未下达，李鸿章的信就来了。李鸿章说：“刘铭传的部队是我淮军精锐中的精锐，若放在四面受敌的周口，恐会遭受巨大打击。请曾公给我个面子，派他人如何？你老湘军里不是有很多能征善战的人嘛！”
曾国藩气得抓耳挠腮，气过之后，他觉得不能和李鸿章来硬的，所以又出一招：让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筹建马队，马队建成后，李昭庆就是这支机动部队的指挥官，去追踪击杀捻军。
李昭庆不同意，李鸿章也不同意，二人都觉得追击敌人尤其是捻军太危险，搞不好会和僧格林沁一个下场。曾国藩这次来了脾气，下达命令说：刘铭传和李昭庆必须按命令行事！
刘铭传马上生起病来，而且相当严重，已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李昭庆剑走偏锋，说突然对阳光过敏，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
曾国藩气得浑身发痒，他知道，如果没有李鸿章撑腰，刘、李二人绝不敢如此放肆。胡乱在身上抓了几把后，他的癣稍安了一会。摊开纸，酝酿了半天，开始给李鸿章写信。
他说：“现在淮军一部既归我管辖，那么阁下应该当甩手掌柜。凡有人向你请求，你应该置之不理。如果号令不从我这里出，我要这支军队有何用？当摆设吗？你总担心我对你的将军们严苛，其实我已老了，人一老，就有了慈悲之心。我常担心过于宽大，绝无严苛之理。我现在常存了为父为师之心肠，责骂他们，激励他们，无非是希望他们能有所成就，做一个对江山社稷有用的人。你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罢，我现在以你老师的名义和你约定一下，以后对你的淮军将领，除了撤职以外，其他任何事，你都不要过问。如果你认为我的命令有问题，可密函来告，我们再协商。”
这封信情绪颇为激动，但又不失分寸，李鸿章同意缩手回来，刘铭传如有神助，大病立即好了，李昭庆宣称他也需要透透气。二人都走出卧室，听从曾国藩的调遣。
表面上看，一切都好，其实艰难还在后头。
只有苦劳
曾国藩“四地驻防、机动部队追击”的军事方略其实就是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理论上，这种办法天衣无缝，但实践起来，就发现这是纸上谈兵。
四镇之间相距数百里，空隙极大，捻军往来穿行，流动自如，纵横驰骋于河淮之间的千里平原上，根本不必和四镇沾边。曾国藩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产生的效果和僧格林沁一样：苦劳无功。
曾国藩经过多日的反思，重新调整战略：仅留少数弱兵驻防徐州、济宁、周口、临淮，又加了个归德镇，剩余的士兵全部充当游击之师，分数路跟踪追击捻军。
他本以为这样能收到奇效，想不到仍是徒劳无功。这缘于他部队的质量，1865年初冬时，经过毫无质量的扩充，曾国藩剿匪部队已达七万人，但真能打的只有刘铭传兵团。捻军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刘铭传在山坡出现，捻军马上就在山谷消失。
不过对于曾国藩的其他游击部队，捻军就毫不客气了。先带着对方绕圈子，绕得对方气喘吁吁，突然调头，以骑兵猛冲，步兵在后面砍杀。所以当时的情况是：刘铭传兵团四处找捻军，很怕找不到；而其他兵团四处躲着捻军，很怕霉运当头和捻军撞上。
于是，天下人都看到一个奇异的画面：捻军在各地龙腾虎跃，曾国藩的人马则萎靡不振，焦虑愁苦。
尤其是河南反对捻军的民众绅士们，对曾国藩这种消极战略大为不解，气愤难平。他们举例说，当年僧王（僧格林沁）睡觉都不下马，一日急行军数百里，追击捻匪，金戈铁马、刀光血影，好不快活，好不惊艳。可现在曾大帅，就像是被霜打的茄子，自他和捻军开战以来，从他那里就从未传出过任何振奋人心的消息。这样打，恐怕……
这也是慈禧的忧虑，她觉得曾国藩太懦弱了。其实只要她肯回顾，就知道这本来就是曾国藩打仗的风格。曾国藩向来避免短兵相接的战斗，他希望把敌人围死，或者是让敌人来攻，防守永远比进攻的成本低。
曾国藩曾对人说，带兵的第一戒就是：先保存自己，活下来。离开这一戒，其他都是扯淡。
在和捻军交手多次后，曾国藩不无忧虑地说，“我打不了这种仗啊，当初和太平军打，只有在突然遭遇时才偶尔短兵相接，这种场合几年都遇不到一次。可现在和捻军打，只要碰上，处处都是短兵相接，我不擅长这种打架风格！”
所以当慈禧的圣旨斥责他太过迂缓，不如僧格林沁勇猛时，他平静地“反驳”道：“僧格林沁只是表面勇猛，下场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捻军不同于太平军，我还在琢磨具体的战法，少安勿躁，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他劝人家不要心急，他自己却已心急如焚。驻防和机动部队跟踪追击无法奏效后，他又别出心裁想到自认为很妙的一招：防河。
所谓防河，就是利用自然河道限制捻军的活动区域，这自然河道包括运河和黄河。
1866年3月，曾国藩把指挥部从徐州移至济宁，沿途勘察运河、黄河，根据自然地形划出若干区段，由直隶、河南、山东各省的部队和淮军分段设防。
三个月后，仍毫无效果。刘铭传对他说，捻军现在聚集在河南省沙河、贾鲁河以西以南，咱们应防守沙河和贾鲁河。
理论上，这是个好计策。它可以把捻军阻遏在沙河、贾鲁河以南以西，然后将其逼向河南、湖北交界山区，在这种地区，捻军的骑兵无法发挥威力，政府大军可将其围困歼灭。
他的将军和幕僚们都认为这是绝佳之策，端起桌上的碗就要喝庆功酒。曾国藩却摇头叹息，对人说：“人的运有数，可能我的运气用完了。如果这次再有闪失，我离下台就不远了。而我预感到，这次肯定会有闪失。”
曾国藩会看相，善占卜，但很多时候都会看走眼，占十卦只能准一回。幕僚们认为他一直神经紧绷，是在说胡话，所以不加理会。
曾国藩却认真起来，当将士们都在专心致志、信心十足地防河时，他却在驻地的办公室里踱步，嘴里念念有词道：“要完！要完！”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在他乌鸦嘴似的“要完”时，真的完了：1866年中秋节的第二天，月光铺满整个贾鲁河上游，赖文光找到了清军设防最薄弱的地方，成功地冲过贾鲁河，奔进了更广阔的天地山东。
赖文光以这次极有质量的军事行动宣告了曾国藩防河之策的失败！
曾国藩听说捻军冲过了贾鲁河，一屁股坐进椅子，神情却出奇的冷静。对于预料到的事，任何人都不会过于激动。有幕僚听到他嗫嚅道：“真完了！
的确真完了！
指责、攻击，甚至是谩骂的弹劾如雪片般飞来，慈禧竟用心险恶地把这些弹劾文件摘抄给曾国藩看。这不是他第一次受到京官们的弹劾，他带领部队刚上战场时，就有京官指控他行事缓慢，难担大任，应该换人。接下来，他的各种计策接二连三地失败，弹劾他的奏折更是不胜枚举。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慈禧的授意，但慈禧的确无时无刻不在让曾国藩知道，有官员对他很不满。曾国藩每次收到别人弹劾他的消息时，都会精力大减一回，减到1866年10月时，他已无精力可减。
他头晕眼花，癣病也意料之中地加重。正所谓“祸不单行”，正当京官们纷纷向他投射抨击之箭时，他弟弟曾国荃又为他雪上加霜。
曾国荃本来在家韬光养晦的，1865年年初，中央政府问他：“你的病应该好了，上班否？”
曾国荃气呼呼地回答：“上不了。”
1866年6月，曾国藩在剿捻前线屡屡失利，突然想到凭一己之力攻陷金陵的曾国荃，继续问他：“病好否？”
回答：“好不了。”
再问：“湖北巡抚做否？”
回答：“等我问下我老哥。”
曾国藩给他的答复充满忧伤：“你老哥我陷入泥潭，无法自拔，已无暇且无资格顾及你，你掂量着来吧。”
曾国荃给老哥回信道：“我愿助你一臂之力。”
接着就给中央政府回了信：“我病好了。”
中国古代官场中有一种病，全凭个人意念就能让它来去如风，我心主宰疾病。
曾国荃到湖北担任巡抚后，老哥曾国藩在战场上表现得越来越蠢。赖文光冲过贾鲁河时，整个帝国都受到震动。因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全在曾国藩身上，有人甚至说，赖文光渡过的不是贾鲁河，而是曾国藩的阴阳河。
曾国荃在湖北也听到这种论调，他也看到很多官员尤其是湖广总督官文阁下，眉开眼笑，连吃得都比平时多了。
曾国荃如一头狂怒的野兽，他无法直接助力老哥，但可以从外围为老哥排忧解难。他的办法是弹劾官文！
官文原本和胡林翼关系不错，在胡林翼的周旋下，官文积极支持湘军。不过胡林翼死后，官文对湘军的态度就逐渐改变。这本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官文是体制内的，从心里就瞧不起体制外的湘军。当初和胡林翼关系好，全因个人友谊，另外就是胡林翼很善于社交，把他捧得很舒服。
曾国荃弹劾官文，说他有四大罪。其实，任何一个人做官多年，都有大罪，说官文有四大罪，显然是低估他了。
曾国荃的脾气明显不如曾国藩，所以弹劾文写得异常粗暴，给人的感觉是，如果不惩治官文，他曾国荃绝不罢休。
在弹劾官文之前，曾国荃得意洋洋地告诉了老哥他即将采取的行动。
曾国藩劝他说：“这件事先放一放。这种官司即使侥幸获胜，众人也会对你虎视眈眈，一定会寻找机会发泄他们的愤怒。虽然官文不可能报复，但其他人会替他向你报复。你老哥我经历这种事太多，看得非常清楚。
“凭你现在的影响去弹劾官文，也是火候未到，想替他报复的人一定会蜂拥而起。如果他在公事上不十分掣肘，何必要使用这种严厉的手段呢？
“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天下第一家。兄弟啊，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虚，也许才可以在高位而无危险。”
曾国荃看到这时，挤眼皱眉：“老哥你真是杯弓蛇影，每天都活得心惊胆战，累不累啊。”
接着向下看曾国藩的大道理：“如果你直接向皇上直陈官文的事，那么外人都会怀疑我们兄弟是经过了周密的策划后才这样做的，到那时，我们即使有一百张嘴也无法辩白；而且你这样做，有人就会指责你仰仗过去的功绩，仰仗皇上的器重，仰仗显赫的门第，这样高处招风的景象就显示出来了。
“咱祖父常常教导人说，‘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所以我们应在大功告成后、位高权重时，常常想到退休藏拙，我准备先行引退。你如果还这个时候弹劾官文，我就不能顺利引退了。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干一二年，等我上岸以后，你再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
曾国荃叫起来：“什么‘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老哥糊涂了，哪里是岸哪里是塘都搞不清！”
他毫不犹豫地将弹劾奏章递到了北京。
紫禁城轰动了，在这种时候，曾国藩屡战屡败之时，他老弟来这么一手，显然是要转移视线啊！
可正如眼看着水向下流、太阳西沉一样，慈禧没有别的办法。经过短暂协商，最后拿出了处理结果：官文免职，曾国荃为朝廷着想，朝廷很是欣慰。
曾国藩得知老弟真弹劾官文后，近乎失去理智地骂起来：“老九蠢材，糊涂啊！”
曾国荃却不以为然，他指出，官文这老贼在武昌，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对咱们湘系集团的不信任，要他来监视咱们。而且我指控他的罪状全是实情，有何不可？
曾国藩又骂起来：“蠢材，你鲁莽啊！”
鲁莽，就要付出代价。中央政府的反击仍是老一套：京官们继续弹劾曾国藩，不但认为他难担大任，而且觉得曾氏兄弟开始以权谋私，搞政治斗争。
月光之下，曾国藩长吁短叹，借着微弱的灯光，他看到自己两臂、两腿、腰脊都瘦了一半，腿部膝盖以下的肉像被抽走了一样。他对幕僚们说，这官啊，我是无论如何都做不下去了。
幕僚们安慰他说，谁还没个低谷期，曾公您当初还想过自杀呢，不是挺过来了。
曾国藩脸色极度难看，最近这几天，他一直睡不好，绵绵无尽的失眠和充满恐惧的黑夜让他痛不欲生。他常常睁着眼睛做恶梦，看到一群人冲进房间，把他大卸八块，扔进锅里煮。
在多日失眠和神经焦虑后，曾国藩做出人生中最重大的决定：求退保全。
他向中央政府递交辞职信，声称得了很严重的神经性疾病，需要休息。他本以为会得到几句安慰，让他痛苦的是，他得到的却是慈禧摘抄来的京官弹劾他的奏疏。
曾国藩流下冰凉的泪水，咬定主意，定要辞职。他希望中央政府能让李鸿章接替他，中央政府告诉他，“就在任上养病，不要再提辞职的事。况且，你剿捻军一事无成，怎可说走就走？”
曾国藩来了牛脾气，说，“你们若真心实意让我剿捻子，我仍坚持从前的打法，否则，我必须回家养病。”
中央政府说，“你那种打法太古朴，毫无新意，事实也证明它并不实用。”
曾国藩急了，他说，“我剿灭太平天国，用了十余年时间摸索经验，才总结出一套对付他们的方法。现在剿捻才一年，我是个慢性子，应该给我时间。我用四镇布防、机动部队跟踪追击，后又防守运河，这是以线控制面，压缩和限制捻子流动作战的范围，这叫‘以静制动’，方向是对的。捻子渡过贾鲁河只是具体地段上防守不力，并非是防河之策本身有错误。才一出错，就有些人吠影吠声，捻子没有把我搞伤，这些弹劾文件却把我搞得头晕脑涨。我实在压力太大，健康吃紧，真是力不从心了。”
中央政府见他去意已绝，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慈禧问他：“你辞的什么职？”
曾国藩猛然想起，自己有两个职务，一是剿捻总司令，一是两江总督。
这时才想起来，恰好证明他对仕途已心灰意冷，他要写信给慈禧，“我全都辞了，无官一身轻，回家多活几年。”
李鸿章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提醒老师：“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其他地方若发生战争，仍免不了被皇上逮个正着，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
曾国藩恍然，经过深思熟虑后，他的辞职信就成了这个样子：“我决定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
这是绝妙的招数。既可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又能避免其他同僚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上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在被动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的晚节和清誉，又可让曾家获取体恤皇上的名声。
紫禁城收到他的辞职信时，都觉得这招太毒。慈禧找来几个心腹一商量，觉得曾国藩的两江总督职务不能收回。站在人情角度看，卸磨杀驴不能如此迅速；站在战略角度看，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弟子，如果把曾国藩赶走，那李鸿章还会尽力剿捻吗？
慈禧对曾国藩说：“看来你真不适合剿捻，倒很适合做两江总督。”
在经历了一年多剿捻战争后，曾国藩被弟子李鸿章替代，黯然神伤地回到金陵。
金陵百姓对他倒是很热情，夹道欢迎，锣鼓喧天。曾国藩就在这热闹的迎接仪式中心情灰暗地走进了两江总督府。
有人见他狼狈而回，都安慰他，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曾国藩竟然开起了玩笑：“拼着老命艰苦创业，这不是常人能力所及，但也未可一概期待贤者大包大揽。应当在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之外，另设一科，叫‘绝无良心科’。”
这是黑色幽默，曾国藩是想告诉别人，要成就大事，先得丧尽天良才行。
有人就问他：“你剿捻没有丧尽天良吗？”
曾国藩回答：“没有。在惩治和捻子有来往的百姓上，做得还不够狠。不过，”他格外冷静，格外自信地说道，“我制定的剿捻策略是正确的。”
正如他所说的，两年后，李鸿章正是用他的剿捻策略平定了捻军。
说完这句话，曾国藩又神色黯然：“我原本就不是打仗的材料，能走到今天，时势所逼。”
有人问他：“那您的长项在哪里呢？”
曾国藩沉思了很久，才淡淡地说：“诚！”
“没了？”
“没了。”
中兴幻梦
清晨，几只从北方回来的鸟雀钻进总督府，它们用欢快的叫声吵着曾国藩。曾国藩从噩梦中醒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空气里有股野菊花和火药掺杂的味道，嗅起来很不舒服。
他咳嗽了一回，用力抖动躯体，把癣皮抖落，然后走出卧室，在办公桌前坐下，开始了新的一天。
自回金陵后，曾国藩无论是精力和头脑，都比剿捻时好了很多。他对幕僚们说：“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节点。我的节点就是剿捻失败后，节点的内容是，弃武归文。”
幕僚们说：“曾公本就是设计师，而非战略家，能回到‘文’上实是我大清之福。”
曾国藩感受凄凉。他说：“年轻时在京城做官，一心想的是能掌控时局，发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让我大清再振生机，重新恢复康乾时代的太平盛世。”
幕僚们说：“那您可就是我大清朝的张居正啦。”
曾国藩叹息说：“后来发现这是胡思乱想，因为我根本就没机会没能力掌控权力。”
“此路不通，哈哈。”有幕僚见话题沉重，幽了一默。
曾国藩瞪了他一眼，这一分神，使他忘了说到哪里，客厅里一片沉寂。
“东方不亮西方亮，有大志者，不愁没出路。”有幕僚提醒曾国藩。
“哦，对！”曾国藩想起了下面的话题，“如果没有太平天国造反，哪里能有我的今天？你们知道吗，当初我编练湘军，常常想的就是，只要镇压了太平天国，‘中兴’的日子就来啦。”
“可惜又冒出了捻军。”
曾国藩长叹，开起了自己的玩笑：“是啊，一年前我就想，只要镇压了捻军，‘中兴’的日子就来啊，想不到我是个笨蛋，毫无成果。”
幕僚们都说：“曾公，话不能这么说。据各种战报，李鸿章镇压捻军所用的套路也是您定下的基调。”
曾国藩会心地一笑：“不是我托大，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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