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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猛犬-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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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登伯格一声不吭地听着。然后，他微笑着慢慢地立起身来，伸出一只手：“先生，你已经有了一位船长啦。”
“太好了！”香农答道。“现在当务之急是把船买下来。”
“没问题。你准备出多少钱？”
“它值多少？”香农反问道。
“要看在什么地方卖了。这儿与你们竞争的那家公司愿出25000 英镑，一个子儿也不肯再添了。”
“那我出26000 英镑。”香农说。“船长愿接受这个价吗？”
“肯定的。你会说意大利语吗？”
“不会。”
“斯皮奈蒂船长不懂英语，干脆由我给你当翻译，我会和那老头把事情安排妥当的。就凭你刚才说的那个价钱，加上由我来当船长，他一定会把船卖给你。你准备什么时候和他见面？”
“明天上午怎么样？”香农问。
“行，明天上午10点，就在这儿。”
他们又握了握手，两个雇佣兵便下船走了。
小马克·弗拉明克在这间租来的车库里干得很是得心应手。他把那辆货车锁好后停在门外的小街上，然后把车库的门反锁上，以防万一他工作时有人闯进来。这是他独自在车库里度过的第二个下午，他已基本上完成了这项工作的头一部分。
他沿着车库内的后墙用几根结实的大木头搭了个工作台，在上面摆好了所需要的工具，都是用香农给他买货车和其他必需物资的那笔500 英镑中剩下的钱买的。靠另一面墙，放着五只绿色的大油桶，桶身上漆着“卡斯特罗尔石油公司”的商标。油桶都是空的，当初里面装的是沉重的润滑油，如今这些字样还清清楚楚地标在桶身上。它们是马克以很便宜的价格专门从港口一家大轮船公司买下来的。
马克从第一只油桶桶底切割下来一个圆块，然后他把这只没有底的油桶倒竖着，开着口的桶底朝上，带有一个螺旋盖的桶顶向下。桶底切割掉一块后，圆口四周留下了一圈一寸半的突沿。
马克事先已从货车上卸下了两箱枪，取出了箱内的20支自动枪，准备把它们放进新的藏匿之处。他先把这些枪每支连同5 只弹匣一起，从头到尾仔细地紧紧绑上绝缘胶布，再塞进一个个结实的塑料袋内，排尽里面的空气后，再用细麻绳紧紧地将袋口扎在枪颈上，接着在上面又套上一个塑料袋，再用细麻绳绑好。他估计这样一来，枪一定会保护得非常干燥，到拿出来使用时，决不会有任何问题。
最后，他用两根很牢固的皮带把这20个粗粗的长包绑成一个大长捆，慢慢地塞进没有底的油桶。这些桶平时能装M 加仑或200 公升的油，完全能放进20支施迈塞尔型自动枪以及与之配套的所有弹匣。不过，枪和弹匣放进后，桶内也没有多少空隙了。
枪和弹匣塞进桶内后，马克开始动手将开了口的桶底重新封好。他事先曾在港口机修车间里准备好了5 块崭新的镀锡铁皮桶底。此时，他拿起其中的一块安在这只开了口的油桶的底部，花了半个小时，仔细地挫光周围的毛边，再把它牢牢地固定在油桶底部，恰好紧贴在原来桶底剩下来的那一圈一寸半的突沿上，使人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然后，他转身拿起氧气焊枪，取过一支软焊条，开始准备把新桶底用锡焊在油桶上。
一般说来，烧焊是使两块金属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最好方法。但是，一只盛过油或燃料的铁桶，通常会在桶内金属面上残留着一层油膜。这样，当给这只油桶加热进行焊接时，油桶表面温度一定能高达使金属熔化的程度，所以常会引起残留下来的油膜起火爆炸。这是非常危险的。锡焊虽然不像电弧焊那样牢固，但锡焊所需的温度要低些，不致引起那种危险。将来挪动这些装枪的油桶时，只要小心一些不把它颠来倒去地乱滚动，避免让枪支在桶内产生巨大的冲撞力，焊锡完全足以使新桶底牢牢固定在桶身上。
马克将桶底焊好后，又把所有残留的裂缝都用焊锡焊平。待焊接部冷却后，他在上面喷上一层与卡斯特罗牌油桶原来一模一样的那种绿漆。油漆干后，他轻轻将油桶翻过来变成桶顶朝上，拧开了顶上的螺旋盖。墙角还放着几个大油罐，他拎过其中一个，把里面盛的润滑油小心地倒进桶内。
又厚又粘的绿色的油液慢慢地从桶顶的螺旋孔内流人桶内，旧泊地流向桶底。油液渐渐地填满了枪支与桶壁之间的空隙，无声无息地渗进装着枪的塑料袋内，注满了绑着胶布的枪支与塑料袋之间的每一角落与缝隙。尽管马克在把一个个塑料袋口扎紧前都曾排尽了其中的空气，但袋内仍有一些空气残留在弹匣、枪管、枪闩处。这些空气带着枪支浮了起来，几乎使得那一大捆枪失去了重量，像被海潮席卷着的尸体似地，在沉重的润滑油里上下浮动，最后又慢慢地沉了下去。
马克倒完两罐油才完全灌满油桶。他估计，那捆枪占了油桶内空间的十分之七，润滑油占了十分之三，这个能盛200 公升的油桶里，现在大概有60公升油。最后，他掏出钢笔手电照了照桶里的油液。平滑如镜的油层表面，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好像一块晶莹的碧玛瑙，发出夹杂着点点金星的绿光。至于桶底藏着的枪支，则根本看不出一星半点的痕迹。他等候了一小时，仔细检查了一下桶底的焊接处是否有油渗出，结果发现没有任何问题，焊得非常出色。
他心情舒畅地推开车库大门，把货车重新开进来放好。现在只剩下两个印有德文字样的装枪的扁木箱没有销毁，还有那个从油桶上切割下来的废桶底没有扔掉。他打算把木箱烧掉，桶底抛进海里。他现在已经明白，这种把枪藏进空油桶内的偷梁换柱之计，的确切实可行。按目前的速度，他预计每两天便可处理完20支枪。这样，到和香农约定的5 月15号那天为止，他完全可以一切准备就绪。他觉得，能重新有活干，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伊万诺夫博士既不是第一次，而且也决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对官方的种种做法感到怒不可遏。
“我们国家里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们，”他在早餐桌上愤愤不平地对妻子说，“这种愚蠢透顶、毫无效率的官僚体制，简直是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
“你说得完全正确，米哈伊尔·米哈伊尔诺维奇。”他妻子安慰道。接着，她又给他倒了两杯他爱喝的那种又苦又涩的浓茶。她是个温和、容易满足的女人，一心希望这位脾气暴躁的科学家丈夫能够克制自己一些，或者至少只在家中发怒。
“要是西方世界的那些资本家们，听说在这个国家里要想弄到一对螺栓、螺帽，得花上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准会笑得前仰后翻。”
“嘘，亲爱的，你得耐心点儿。”说着，她慢慢地搅动着自己茶杯里的糖。
博士所在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研究院，位于新西伯利亚中心，是一个由众多实验室、宿舍区组成的巨大的建筑群。几周前，院长把他召进了那间位于研究院中心、四周镶着松木板的院长办公室里，通知说，将由他率领一支地质队赴西非勘探，具体的准备工作均由他负责安排。
这并不是个美差。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必须对他深感兴趣的一项专题研究置之不顾，而去和两个资历比他低得多的同僚从事相同的工作。他早已为订购在非洲气候下进行工作所必需的装备写了报告，分别送交给了12个与物资供应有关的不同部门，尽可能温文尔雅地回答了无数鸡毛蒜皮大小的问题。等待着，无限期地盼望着有关部门会送来设备，装箱待运。在恩克鲁玛执掌加纳大权期间，他曾在苏联派赴那个国家的一支地质队干过，因此深知在非洲茂密的丛林里工作究竟是个什么滋味。
“只要给我雪就行，”他当时告诉勘探队长说，“我是个寒带人。”
谢天谢地，他总算及时按需凑齐了器材装备，他的队伍也已组成。如今，全部物资，从净水器到行军床，都已装箱完毕。他曾梦想过，如果幸运，说不定可以赶在短暂美好的西伯利亚夏天被凄凉的秋季吞没之前，就已完成勘探任务，带着岩石标本赶回家来。然而，刚刚收到的这封信，却彻底粉碎了他的美梦。
信是研究院院长亲自写给他的。不过，他对院长本人并无怨言，因为他知道对方也只不过是个莫斯科的传声筒而已。问题的发生，是由于莫斯科的交通运输部门认为，他们承担的任务既属保密性质，就应严禁乘坐国际民航。但是，外交部却又无力命令民航部门专为他们派出一架飞机；加之鉴于确保对中东国家运输军用物资的需要，也不可能特为他们动用一架空军的安东诺夫式运输机。
最后，从莫斯科传来指示说，他们的勘探设备大多，将来从西非回来时，携带的岩石标本数量更大，所以他们这支队伍应该乘船出发。莫斯科决定让他们乘坐一条驶向远东、途经西非海岸的苏联商船前去，并认为这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至于回国时，地质队只须告诉一声苏联驻赞格罗大使多布罗沃尔斯基他们已完成任务，他就会命令一条回国的远洋货轮转向那儿，把这支仅有三个人的队伍及几箱岩石标本带上船。有关他们出发的具体时间和港口，莫斯科会在适当的时候通知下来，并保证为他们安排好前往港口的交通工具。
当妻子帮他穿上毛领皮大衣戴上皮帽时，伊万诺夫博士怒吼道：“整个夏天啊，整个宝贵的夏季全给错过了！等我赶到那该死的地方时，却正好是雨季！”
“猫儿”香农和库尔特·塞姆勒次日上午回到船上，和亚历山德罗·斯皮奈蒂船长首次见了面。这是个身材佝偻的老人，满脸的皱纹，看上去活像胡桃的外壳。与身高宽得不成比例的胸脯，套着件圆领衫，头上歪戴着一顶白色的大檐帽。
在一起动身去找船长的律师之前，他们几个先在船上商谈了一阵c 船长的律师是个名叫伽里略·庞提的先生，其律师生涯起源于和那条喧闹放荡的格赖姆斯基大街相接的一条狭窄的小街上。为了使绅士们乐于光临，他特地将事务所开设在格顿姆斯基大街更加纸醉金迷的一端。越接近他的办公室，街两旁酒吧里的妓女也就越多，身价也更高。
在意大利，凡涉及到法律手续的商业事务，办起来决不会快于蜗牛爬行，而且那只蜗牛关节肯定还有点儿毛病。
双方早已把价钱和条件谈妥。卡尔·沃尔登伯格充当翻译，斯皮奈蒂船长接受了香农提出的一揽子交易：船价26000 英镑现金，可以按船长的要求付给任何一种货币或在任何一国付款；留用船上的大副担任新船长，为期不得少于半年，每月工资增至目前的两倍；其他两个船员——轮机师和甲板水手则按现在的工资留用半年，或发给一笔解雇费，让他们自谋出路。解雇费为轮机师100 英镑，水手500 英镑。
香农已暗自决定打发甲板水手开路，但尽可能劝说轮机师——一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塞尔维亚人——留任。据沃尔登伯格介绍，此人对船上轮机状况了如指掌，技术精湛。另外，最为有利的是，他的证件可能不合法。因而，他总是努力工作以保住这个饭碗。
出于税务方面的原因，船长早年曾投资100 英镑创立了一个小小的私人公司——斯皮奈蒂海上运输公司。公司共发行了100 股股票，船长本人持有99股，他的律师庞提先生拿了1 股，同时身兼公司秘书。这样一来，买下这家公司仅有的资产“托斯卡那号”，就必然要买下斯皮奈蒂海运公司，这正中香农下怀。
惟一使他伤透脑筋的是，仅仅为了商定这笔交易的具体细节，就和律师啰嗦了五天、而这才是第一步。
在庞提律师动笔起草有关契约之前，香农度过了5 月的第一周和那份他私下制订的百天日历上的第31天。由于这笔生意是在意大利成交的，加之“托斯卡那号”又是一条在意大利登记注册、属意大利公民所有的财产，因此契约必须完全按照繁杂冗长的意大利法律来制订。总共起草了三份契约：一份是关于向卢森堡蒂龙控股公司出售斯皮奈蒂海运公司及其所有资产的契约；另一份是，蒂龙控股公司按双方同意的工资，聘请卡尔·沃尔登伯格担任半年船长的契约；最后一份是，保证按现有工资，留用其他两名船员或给予解雇费的契约。虽然与这笔买卖有关的各方人士都急不可待地期望能尽快完事，但是制订所有这些契约，还是又花去了整整四天时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庞提律师居然还自以为这已是创纪录的速度了。
那个晴朗的5 月上午，大个子詹尼·杜普里满面春风地走出了他进行采购的最后一家野营物资商店。他在这家店里买的是背袋和睡袋，已交了钱，只等明天提货。下午他准备到伦敦东区的一家货栈，去把满满两大纸箱军用背包和贝雷帽拿回来。
三批各式被服已经发往土伦了。他估计第一批应该已到，其他两批大概仍在途中。第四批货明天下午就可以包装好，交给轮船运输商了。这样，他事实上是提前一周完成了任务。前天他收到香农的来信，命令他退掉租来的房屋，5 月15号飞往马赛，然后在这座法国港口城市里，住进一家信上指定的旅馆，等待和他接头。他向来喜欢措词准确的指示，这样会很少有犯错误的余地，而且万一出了差错，也绝非他的过失。他已预订好机票，迫不及待地期望这一周能快点过去，他好动身前往马赛。一想到马上就能重返战场，他不禁心花怒放。
当庞提先生终于完成了全部文字工作后，“猫儿”香农从热那亚他住的那家旅馆里寄出了一系列信件。第一封信是给约翰·施林克尔的，告诉他将前去西班牙装载弹药的货船名叫“托斯卡那号”，属热那亚斯皮奈蒂海上运输公司所有。同时他也要求施林克尔，把出境申请报告上船最后将到达的目的港来信告诉他，以供船长填写与此一致的运货单之用。
他在信中还详谈了“托斯卡那号”的具体情况。他自己曾亲赴英国驻热那亚副领事的办公室，仔细对照过那里的“劳埃德船舶登记簿”，查明上面确有“托斯卡那号”其名。最后对施林克尔说，他将于半月之内再次和他联系。
第二封信是给艾伦·贝克的，通知了他这条货船的名称和全部细节，使他能及时向南斯拉夫申请出境执照。至于到南斯拉夫装载军火的运货单该如何填写，香农已心中有数。不用说，那上面应该说明，此船是装载物资从南斯拉夫港口启航，前往目的港多哥首都洛美。
他还给身兼蒂龙控股公司董事长的斯坦恩先生写了封长信，请他预先准备好四天后召开一次董事会需要的有关文件。会议在斯坦恩先生的办公室里召开，主要是为了通过两项决定：一是公司以26000 英镑的价格，买下斯皮奈蒂海运公司及其所有资产；二是再发给基思·布朗先生26000 股每股1 英镑的股票，来换取他拿出的26000 英镑保付支票。
他给马克·弗拉明克草草涂了一封信，说明他前去奥斯坦德取货的时间将不得不推迟到5 月20号。他给朗加拉蒂也写了一封信，通知他们在巴黎会面的时间将顺延到19号。
他最后邮走的那封信是寄给伦敦的西蒙·恩丁的。他要求恩丁四天后在卢森堡和他会面，随身携带26000 英镑现金，以购买整个行动必不可少的货船。
5 月13号晚上，海风习习，凉爽宜人。就在同一条海岸线上，距热那亚数百英里之外，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正开着他的货车，行驶在从耶尔向西通向土伦的最后一段公路上。他摇下了驾驶窗。公路右侧是连绵起伏的小山包，他畅吸着从针叶树和灌木丛里飘来的阵阵芳香。此刻，杜普里正准备离别伦敦飞往马赛；弗拉明克在奥斯坦德，即将完成改装第五只也是最后一只油桶。三个人都正喜气洋洋。
货车车厢里，装载着他用现金买下的最后两台配有无声水下排气管的舷外发动机。他这会儿正返回土伦，把发动机交给那家出口关栈，在这家迪福特海运代理行的关栈里，他已存放了三艘分别装箱的黑色橡皮艇，一台舷外发动机和装着各种被服的四只大木箱。
这是过去两周内从伦敦寄来的，上面都写着他的名字。屈指算来，他也按时完成任务了。
美中不足的是，他不得已搬出了原来住的那家旅馆。三天前当他走出那家旅馆时，碰巧在门口遇见了一个黑社会里的老朋友。他只好赶紧找了个借口，第二天一早便搬走了。他现在住在一家新的旅馆里，因为不知道香农眼下的具体地址，所以他无法将此事通知香农。不过，这也没什么，48小时后就是15号了，到那时，他就要和他的这位上司在巴黎普拉扎——絮里伦旅馆会面了。
5 月14号在卢森堡开的那次会，速度快得惊人。香农没有出席，他事前已在办公室里和斯坦恩先生碰过头，交给了对方购买斯皮奈蒂海运公司和“托斯卡那号” 的契约，还有一张由蒂龙控股公司转手的26000 对英镑保付支票。
30分钟后，斯坦恩先生开完董事会回来，递给香农26000 股蒂龙控股公司的普通股票，同时还给香农看了封信，里面装的是蒂龙公司买下“托斯卡那号”及其轮船公司的决定，还有一张蒂龙公司给亚历山德罗·斯皮奈蒂先生的保付支票。他封好信封，写上“伽里略·庞提先生收”的字样，交给I 香农。他最后拿给香农的，是一份董事会关于任命库尔特·塞姆勒先生为斯皮奈蒂海上运输公司总经理的决定。
两天后在庞提律师的办公室里，这笔交易最后完成。香农带来的那张保付支票已兑成现款，蒂龙控股公司就此完全合法地掌握了斯皮奈蒂海运公司的全部产业。既然手续已完，庞提先生正式给卢森堡蒂龙公司挂号寄去了斯皮奈蒂海运公司的100股普通股票。另外，他还承担了一项与这笔交易无关的事务——收下了香农托他保管的一个包裹。为安全起见，他把包裹锁进了自己的保险柜，并让香农留下了两个各不相同的签名样本，以便今后接到香农关于处理包裹的来信时，能据此判断信件的真伪。但庞提先生有所不知的是，包裹里装的其实是蒂龙公司的26944 股股票。
卡尔·沃尔登伯格接受了船长职位和为期半年的合同，那个塞尔维亚轮机师也一样。他俩各拿到一个月工资的现金，其他五个月的工资，暂时保存在庞提先生那儿。
那个意大利水手，很快便同意收下500 英镑解雇费外加 100英镑津贴而辞职了。塞姆勒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
香农曾指示布鲁日银行给他往热那亚汇来5000英镑现款。他用这笔钱支付了沃尔登伯格和那个轮机师的工资，余下的交给了塞姆勒。在18号离开热那亚之前，他最后对塞姆勒扼要交代了几句。
“船上还差两个人的事儿你准备怎么办？”
“沃尔登伯格已在开始考虑这件事了。”塞姆勒回答说。“他估计这个港口挤满了待聘的船员。他对这儿非常熟悉，加之还明白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硬汉子，凡事不闻不间只管执行命令的人，尤其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亡命之徒。别担心，到不了周末，他准能找到两个好小子。”
“行，太好了，这正是我的打算。另外，要把‘托斯卡那号’准备就绪，特别是要把轮机很彻底地检修保养一番；缴齐港口停泊费；在证件上填好新船长的名字；填写好开往土伦港装载运往摩洛哥的普通物资运货单；燃料与食物一定要备足。记住，除了船员的，还要再加上12个人所需的食物、淡水、啤酒、葡萄酒、香烟等等。一切准备停当后，把船开往土伦港。最迟要在7 月1 号前到，届时我将与马克、让·巴普蒂斯特、詹尼在那儿等你。有事通过迪福特海运代理行和我联系，这家商行就在港口，再见，祝你走运。”
十六
让·巴普蒂斯特·朗加拉蒂能活到今天，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应归功于他具备的那种能感到危险逼近的直觉感。那天到达巴黎后，他便在约定时间，静坐在香农指定的那家旅馆的客厅内看着杂志。整整等了两小时，香农仍未露面。
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他走过去问了一下旅馆服务台，看看香农是否来得过早，先要了个房间住下来了；虽然朗加拉蒂明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服务台的职员查了一遍顾客登记簿，然后告诉朗加拉蒂，旅馆里没有伦敦来的基思·布朗先生。朗加拉蒂猜想香农是耽误了，可能于明天这时到达。
因此，在16号的同一时间里，这个科西嘉人又来到这家旅馆，坐在客厅里静候着。这一回他虽仍未等到香农，却发现情况有些异常。有一个旅馆职员两次偷偷地把头探进大厅，窥视一番。可每当朗加拉蒂一抬头，那家伙便随即缩回脑袋。他继续等了两个小时，香农还是没出现，于是他再次离开旅馆。当他走进门前那条街时，一眼瞥见一个汉子站在旅馆门旁的拐角处，似乎对眼前的商店橱窗表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只见他圆睁双眼，死盯着橱窗玻璃看个不停，可那里面摆的却净是些女用紧身胸衣。朗加拉蒂凭他的直觉感到有点儿不对劲，这汉子与四周明媚的春光、僻静的后街太不协调，未免有些大煞风景。
在下一个24小时里，朗加拉蒂利用他在巴黎黑社会科西嘉人联盟中的老关系，开始在雇佣兵们常常聚会的那些酒吧间里打探起风声来。同时，他每天上午仍然去那家旅馆等待，终于在第五天，也就是19号上午遇见了香农。
香农是在前一天晚上乘飞机从热那亚取道米兰抵达巴黎的，当夜就住在这家旅馆里。看来他情绪高昂，坐在旅馆客厅里呷着咖啡，告诉他的同伴说，他终于买到了一条船。
“没问题了吗？”朗加拉蒂问。
“没问题。”
“可我们在巴黎这儿倒有个问题。”
由于在大庭广众下，这小个子科西嘉人无法掏出他那把刀来磨刮，只好于坐着，两只手百般无聊地搁在大腿上。香农放下咖啡，他明白，如果朗加拉蒂说有了问题，那就意味着遇上了麻烦。
“比如说？”他平心静气地问。
“有人准备干掉你。”朗加拉蒂直截了当地说。
他俩谁也没再开口，默默地坐了一会儿。香农在迅速判断着这个消息。朗加拉蒂没有插话，因为他这个人向来是人家不问决不开口的。
“你知道是谁策划的吗？”香农问。
“不清楚。我也不知道刺客是谁。不过，幕后人出的价钱倒挺高，大概有5000美元。”
“是最近的事吗？”
“听说计划是在大约六周前制订的。现在还无法肯定，究竟订计划的人——这家伙的老巢一定是在巴黎——是主谋呢，还是受人指使？事情很清楚，刺客不是第一流的暗杀好手，就是个傻小子。不过，毕竟有人接下了这笔生意，而且已经在注意你的行踪了。”
香农暗自诅咒着。他对身边这位科西嘉人的判断深信不疑，因为朗加拉蒂一贯小心谨慎，刚才说的这番话必定是有根有据。他开始努力回忆任何可能致使别人对他的脑袋下赌注的事情。讨厌的是，各种可能的因素太多了，有些简直就无从猜测。
他一步步井井有条地分析起此刻所有能够想到的因素。这个暗杀计划要不是与目前他从事的活动有关，就是由于某件事所致。他首先开始分析前者。
是因为走漏风声了吗？是不是某个国家情报机构得到消息，获悉他预谋在非洲发动一次政变，因此决定通过干掉这场行动的首领而一劳永逸地止住这场政变？他甚至怀疑幕后策划人是詹姆斯·曼森爵士，原因是他居然胆敢践踏爵士心上的那朵“纯洁的鲜花”——天晓得，那位情场老手洛丽莎怎么还会有这么个称呼。但他很快排除了所有这些因素。也许，是不是因为他触犯了黑市军火业这个鬼域中的某个家伙，所以对方决定借刀杀人干掉他？然而果真如此，那么此事必定有个前提：他和某人为生意闹翻了脸，为钱吵过架，或者是因为他耍手腕骗了人，威胁了对方等等。可这些都与他无关。
他开始把思路转向遥远的往事，回忆起他参加过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战斗。麻烦之处在于：一个人说不定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曾在某个时候无意中激怒过一个强敌。也许他在某次战斗中干掉的一个对手，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者苏联克格勃的特务。这两家机构都是惯于对人报旧仇的，而且成员中不乏世界上最凶狠残暴的打手。这些家伙解决宿怨从来不考虑现实，仅仅只是为了雪恨。他知道中央情报局仍在执行一项杀死布鲁斯·罗西特的决定。此人曾在刚果利奥波德维尔一家酒吧，开枪干掉了一个瞪眼看他的美国人。后来才明白，那名枪下鬼竟是个中央情报局驻当地的工作人员。虽然罗西特事前对此一无所知，但根本无济于事。中央情报局仍然做出了一定要杀死他的决定，弄得罗西特至今还在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
克格勃也是一丘之貉。他们到处派出刺客，四下追踪，杀死那些叛国者和使他们吃过亏的外国特务。对于后者，他们不但从不放过，而且总是予以公开惩戒，以达到杀鸡吓猴这一目的，并让世人皆知，他们是不好惹的。总之，俄国伦杀人无需合理的动机，常常只是为了报复。
接下来的是法国保安行动总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不过，如果法国人真的想杀他，过去两年里他们起码有过上百次机会，而且完全可以在非洲丛林里就悄悄干掉他，大可不必冒走漏风声的危险，让巴黎黑社会的一个刺客来干此事。他们有的是自己的行动人员，于这种活的行家里手。英国人似乎更不可能，他们墨守成规到了极点，要想进行一次暗杀，几乎非经内阁批准不可。他们只有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才动手行刺，或者是为了制止重大泄密，或者是为了杀一儆百以树起本组织的威望，偶尔也为自己的成员被某个刺客故意杀死而去复仇。香农敢保证，他从未打死过任何身份公开的英国特工人员而使对方处境尴尬。不过即使如此，英国人也不会像俄国佬和法国人那样一定要报复。他们曾留下斯蒂芬·沃德的性命，让他活着受审，结果弄得当时的麦克米伦内阁几乎垮台；在菲尔比以及布莱克叛逃后，他们并未杀人灭口，而无论法国人或俄国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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