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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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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纳看看手表。正好是中午十二点。扎米尔将军给他的时间刚好二十四小时。
他真的不需要更多的时间了。他已经知道要说什么了。
他们在特拉维夫的路边停下来，阿弗纳情不自禁地想，不知道那些过路人是否注意到是他打开的这辆车的车门。如果他们注意到了，那他们认出了从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公务车上下来的是他吗？这个想法对一个即将参与改变犹太人历史这一重大事件的人来说，也许不值一提。但他确实有这个想法。在那一瞬间，阿弗纳脑袋里只有这个想法。
第四章 伊弗里姆
大约十天以后，即1972年9月25日下午，阿弗纳坐在日内瓦一家宾馆的床上，房间内的装饰朴实无华。米迪酒店体面端庄，正面为粉红色与白色。酒店俯瞰位于购物中心的优美的舍弗鲁广场。透过窗户，阿弗纳可以看见罗讷河对岸商业区阴森的楼房。罗讷河细细的河流在这里变宽，汇入壮观的日内瓦湖，一直向东延伸数百码。
瑞士的城市就像一个玻璃屋，居住在里面的人要谨慎小心，决不能扔石头。界外球规则很少有人违反，日内瓦已成为一个国际上各种恐怖势力在这里进行密谋、重组和修整的好地方。这一点已成为人们不成文、心照不宣的协定。
阿弗纳把目光移到房间里，落在四个人身上。那四个人正回过头来看着他，神情轻松，信心十足。他们正等着他说话。
仅仅在一个星期前，阿弗纳还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现在他们成了他的伙伴——他的队员。他是他们的头。他——虽然他难以相信——负责给他们安排任务。
待到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这四个陌生人可能就成了他最亲密的人，成了这个世界上比母亲或父亲还亲密的人，比肖莎娜还亲密的人，比他最亲密的朋友还亲密的人，甚至比他部队里的战友还亲密的人。他必须用自己的生命信任他们，他们也必须用自己的生命来信赖他。
在这十天里，发生在阿弗纳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比他有生以来的所有事件都多。他的生活每个瞬间都在发生变化，虽然并非都是自然的。正是从他在部队里当突击队员开始所做的每一次选择，最终使他走上了现在这样一条道路。还有，自戈尔达·梅尔祝他好运那一刻开始，阿弗纳就感到完全失控了。他害怕的并不是这个。他只是注意到，在经过一番客观、冷静的分析之后，他最终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已经下水了，浪潮把他带向大海。不管他喜不喜欢，他都无能为力了。逆流而行很显然没用了。
在戈尔达·梅尔公寓里开会之后的第二天中午，他到特拉维夫向扎米尔将军汇报。将军态度冷淡，几乎是漠不关心。“怎么样？”他问阿弗纳，从桌子后面抬起头来。
“我愿意。”阿弗纳说。
将军点了点头。他点头时，态度冷漠、淡然，好像他听到的答案只能是这个。阿弗纳并不吃惊——在以色列，一个人自告奋勇去完成一件非同寻常或者艰巨的任务时，别人是不会高兴得跳起来的——他有些泄气。
“在外面等一下。”将军说。“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大约半个小时后，阿弗纳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个子高高的，有点学者的派头。虽然才到中年，头发却过早的灰白了，背也驼了。唇边有一抹沮丧的神情，不过，黑色的眼睛却充满了活力。他显得生机勃勃。而且，从他们握手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一种本领就表现出来了。他跟阿弗纳说话时就好像他们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但阿弗纳觉得并不是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很显然，他也是加里西亚人——但是阿弗纳喜欢他。
“就叫我伊弗里姆吧，”他对阿弗纳说。“我以后就是你这次任务的负责人了。听着，我们都还在摸索之中。你一定有很多问题，而我呢，也许不一定都有答案。你要有耐心。嗯……你吃饭了吗？我们为什么不先吃个午饭？”
他们吃完午饭，沿着海滩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主要是伊弗里姆在说话。
阿弗纳后来想，即使伊弗里姆在开始谈话后的五分钟之内就告诉他这次任务是什么，他再花两天时间也无法真正理解。他企图用一种感觉来理解它，用一种更深、更基本的感觉来理解它，但还是理解不了。
伊弗里姆说：“我们决定组建一支突击队来摧毁欧洲的恐怖分子。”阿弗纳点头，完全同意。是时候了，他甚至有点安慰。事实证明，他自告奋勇去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孤军出击的侦察任务，像他父亲那样，有无穷无尽的语言和密码学方面的工作要准备。一支突击队——很好。跟他以前的部队非常像。欧洲——很好。至于“摧毁”这个词——希伯来语是“勒哈希米德”——用起来也很自然。这是部队里一个正儿八经的用词，在简报中无数次使用过。它可以是一个雷达，一支强有力的侦察队，摧毁一座雷达设施、一座军需库、一个通讯中心。它是一个突击队员的词汇，可以是一次突然袭击，抓获几名俘虏。一个曾经在特种部队里待过的人是不会对这个词感到震惊或意外的。
“我们在谈这个之前，”伊弗里姆告诉他，“还是让我们来谈谈程序吧。”
这个程序包括：阿弗纳向肖莎娜解释他会有几天不在家，然后到特拉维夫闹市区的一个地方汇报，在楼下这套公寓里——楼上是一家制衣公司——与伊弗里姆独处四十八小时。有时候伊弗里姆要离开一两个小时，另外一个人会和他待在一起——正如伊弗里姆所说，“陪他”。不过，那个人并不是陪他。他从不说一句话：很显然是来监视他的，看他得到情报后会不会离开或者打电话。
阿弗纳为“穆萨德”执行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退出“穆萨德”。伊弗里姆让他签的第一份“合同”并不是明确合同双方要做的事情，而是列举合同双方不要做的事情。“穆萨德”不会再聘用他，不会给他提供福利、养老金或者法律援助，不会以任何方式承认他在为它工作，不会给他提供领事馆援助，也不会给他提供医疗服务。而阿弗纳，永远不要声称与另一方有关系，不要寻求它的帮助或者让它为他的行为或者行为的后果负责，不要泄露自己是受雇于它——或者泄露自己已与对方签署不能泄露这一点的合同。
“你明白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吗？”伊弗里姆每次把一张纸从他鼻子底下推给阿弗纳时，总这样问他。“读一读，我不希望你在没有读过的东西上面签字。”
阿弗纳点点头，把字签了。与父亲的建议相反，他袖中没有牌。这个想法一再在他的脑海里掠过。但他应该怎么做，去请个律师？戈尔达·梅尔用手臂揽住他对他说他是犹太历史的一部分之后去请个律师？
还有，无论人们在背后怎么谈论加里西亚人，但加里西亚人是不会在同伴危难时置之不顾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弗纳完全相信他的同胞——尽管他不愿意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只替自己打算。但他必须相信他们。不管他们分饺子有多忙，如果一个同志身陷困境，他们是会竭尽全力去营救的。他们会采用欺骗、撒谎、奉承、威胁，直至杀人或牺牲自己的手段也不愿让一个同志落在敌人手里。无论是否签合同，看看埃利·科亨就知道，当其他国家跟大多数国家一样，一旦特工的身份暴露以后都不承认他与自己的关系时，以色列是怎样来拯救他的。以色列让几位突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把科亨的尸体从叙利亚运回来。这件事阿弗纳觉得不必担心。
他把这些话跟伊弗里姆说了，伊弗里姆面带嘲讽。
“不。还是让我们暂时先担心你这个活人吧。”他对阿弗纳说。“把这个签了。你就要跟你的牙齿护理计划说再见了。”
“再见。”阿弗纳说，把字签了。
该签的文件签完之后，伊弗里姆递给他一张支票，两千以色列镑不到。这是他受雇三年来对政府养老金计划所作贡献的偿还额。“恭喜，”伊弗里姆说。“你是个自由人了。我说的是真的。”他补充道，“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告诉我你不想干了，可以。你离开这里之前，可以随便改变主意。”
“我离开这里之后呢？”阿弗纳问道。
伊弗里姆看着他，大笑起来。“你有幽默感，我很高兴。”他说。
正如伊弗里姆所解释的那样，这次任务背后的想法，就是要从源头上切断恐怖主义。不像军队，它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延伸部分，而恐怖主义活动似乎无处不在，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几个，且都是可以辨别清楚的。他们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参与的人员相对较少，而且完全依靠少数几个人的组织和领导。他们在地下，在后方的流动基地操控。隐秘和难以觉察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弱点。不像常规部队，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或自己的武器，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钱、武器、证件、藏匿之所、培训以及招募新兵都必须通过几个秘密渠道供应。只要一条生命线被切断，整个网络就会萎缩。
“恐怖主义是个魔鬼，”伊弗里姆说。“幸运的是，只有十来个头目。我们也许可以干掉他们，一个一个地。”
“难道不能长出新的来吗？”阿弗纳问道。
伊弗里姆看着自己的手指甲，笑了。“我相信会的。”他说。“但是要这样看，长出来需要时间。恐怖分子一般都很狂热，一个高级别的恐怖分子是有技能、聪明的狂热分子。多数人都不是狂热分子。多数狂热分子既没有技能也不聪明。如果你除掉一个高级别的恐怖分子，也许要过一两年时间才能再冒出一个类似的，而且过去那个网络已经土崩瓦解，这个后起的家伙也许要花一年时间才能重建这个网络。这样他就会露出马脚。我们就可以趁他还没有造成更多的伤害之前，识别并且除掉他。
“同时，你挽救了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难道不值得吗？而且最好的恐怖分子就像火柴。在他发出一声巨响之前需要一小桶火药。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一小桶火药，我敢肯定。这要一两年，谁知道呢？”
伊弗里姆停住不说了。他把目光从指甲上抬起来，把手伸给阿弗纳看。
“瞧，”他说。“看看我的指甲。也许该剪了。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为什么自找麻烦，不是还会长出来吗？”
“你说得对。”阿弗纳说。
“无论怎么样，”伊弗里姆说。“这是哲学问题，我们不是为这个来这里的。我们来这里是要行动。我不是说，不要问我任何问题。如果你有问题，问吧。但是现在，我们先谈几分钟行动的事情。”
他们谈了行动的事。“穆萨德”对这件事做过很多考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组建一支小型的、自给自足的突击队。这个突击队能够不依赖以色列的任何支持，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欧洲生活几个月或者几年。突击队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武器专家、爆破专家、后方勤务专家和证件制作专家——因此不必依赖“穆萨德”的资源。它不仅是为了让他们随用随取——虽然伊弗里姆也直率地承认这是一个因素——但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特工通常就是在他们不得不“与基地接触”以获得指令、武器和证件时被侦查出来的。所以，要组建一支突击队，这个突击队能够自己做证件，自己找武器，建立自己的线人网络。突击队的队员不必靠近大使馆，不必靠近常住于此的特工和为完成“穆萨德”的其他任务而在此工作的联络人，甚至不必靠近情报秘密约定存取的地方。这个突击队绝不会通过任何通讯渠通发出信号或急件。这样的突击队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它就像一支恐怖分子组成的队伍，但其力量却比后者大得多。它甚至能利用恐怖分子的网络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供给。理想地说，是能做到这样的。为什么不能？一箭双雕嘛。恐怖组织有很多，互相并不认识，都需要安全屋、护照和炸药。成为他们其中一员是最理想的掩护。
“我们没必要联系，”伊弗里姆说。“那我怎么知道恐怖分子炸飞机了？我第二天从《世界报》或者《晚快报》上得知。如果飞机上有美国人的话，我可以从《纽约时报》上得知。所以，现在，当我打开《世界报》时，我看见一个恐怖分子被干掉了。我还需要知道别的什么？”
伊弗里姆说得越多，阿弗纳兴趣越浓，情绪越高涨。这很重要。确实是这么回事。他可以把一切安排好。通过这样一项任务，他要向他们表明他的大无畏气概。但是在伊弗里姆面前，他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热情表现出来。他一脸严肃。别忘了这可能是心理测试。他们可不喜欢一个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家伙，举止行为像个英雄一样。最好看起来若有所思，甚至郁闷绝望。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直到这时，阿弗纳仍然不明白这项任务到底是什么。他明白——但又不明白。开始明白这件事时是在午饭以后，伊弗里姆告诉他可以提问了。
“这个突击队，”阿弗纳说，“由我来组建吗？”
“不，我们挑选好人选了。”
“我什么时候跟他们见面？”
伊弗里姆笑了。“耐心一点。”他用阿拉伯语说。“耐心一点。任何事情都要等待时机。他们……他们还不在国内。”
由于某种原因，阿弗纳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伊弗里姆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说实话，但似乎也没关系。“好吧，他们是哪些方面的专家？其中一位是爆破专家吗？”
“对。”伊弗里姆说。
“另一位是证件制作专家？”
“是。”
“还有一两个干这个活的人。”阿弗纳继续说，注意到伊弗里姆迷惑地皱起了眉头。“嗯——我的意思是，杀人的人。按按钮。”
“按按钮，什么意思？”
现在轮到阿弗纳感到迷惑了。“我的意思是指一个专家——你知道，一个扣动扳机的专家。一个受过训练的——杀人的人。”
伊弗里姆看着阿弗纳，看起来吃惊不已。
“一个扣动扳机的专家？”他慢条斯理的问道，“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怎样扣动扳机？在部队里待了四年，你从来没学会怎么扣动扳机？”
阿弗纳沉默不语。
“训练杀人？”伊弗里姆继续说道。“谁训练那个？你知道以色列有训练这种人的地方吗？我是头一次听说。你到底怎么训练他们杀人？难道首先在狗身上练习，对他们说，看见那个横穿迪森果夫街的老家伙了吗？现在你动手吧，用枪打死他？”
阿弗纳无言以对。
“我们训练人们如何使用枪。”伊弗里姆停了一下，说道。“我们训练士兵如何完成一次突袭，如何埋炸弹，如何使用刀等等。跟训练你们的方法一样。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训练杀人的。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阿弗纳清了清嗓子。“我明白了。”说完停了下来。“我这样问是因为……”他欲言又止。伊弗里姆向后靠在椅背上，看着他。无论他是不是假装的，他似乎跟阿弗纳一样迷惑不解。
阿弗纳终于鼓足了勇气。他不管自己是不是很天真，也不管这是不是他所期望的。事实是，他没想到这个人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这就是他们选择他的原因？他要坚决搞个水落石出。
“让我直说吧。”他冷冷地说。“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你什么？”伊弗里姆有点不耐烦地说。
“为什么你们选择我？”
“嘿，你怎么了？”
“我没什么，”阿弗纳说，“我了解欧洲。我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我……我认为我一旦开始就能圆满完成。但为什么是我？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
“谁做过？”伊弗里姆身体前倾。他的声音柔和了一些。“别误解我的意思。如果你不想干，说出来。没人逼你……但我们应该选择谁呢？我们挑选的都是你这样的人，年轻、训练有素、身体好、有不错的记录，语言……如果你想知道，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也许没有人选择你。也许是电脑选择了你。我们输入一些问题，它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名字。
“所以，你希望我们问电脑什么问题？难道让它给我们提供的全是抢银行的人、疯子、骗子，或者有精神病的杀人犯？难道我们要犯罪分子来拯救以色列，因为我们所有的棒小伙先生们都太容易受惊吓了？”
用电脑选人，可能真有其事。也有道理。你要是细想一下，还真有道理。但……
“听着，”伊弗里姆说，“我知道不容易。一点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就好好谈谈吧，免得日后再谈。
“你知道他们在慕尼黑杀害的那个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洛德吗？我认识他，他的两个女儿在耶路撒冷开了一家小商店。他在西奈半岛上挽救了十多个行将渴死的埃及士兵的生命……不说这个了。他们就像捆一只鸡那样把他捆起来，从头到脚，绳子几乎勒进了他的肉里，最后他们朝他连开四枪。知道吧？”
“现在，你看见了这个命令他们杀害约瑟夫的人，给他们枪的这个人，给他们指令的这个人。你看见了他，我不知道在哪，也许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咖啡馆。是他杀了约瑟夫。在特拉维夫，有一个女孩，一个漂亮的女孩，她拄着拐杖，一跳一跳的。他们在洛德机场几乎把她的腿炸飞了。……就是这个家伙让他们干的。他正坐在那里喝咖啡，盘算着下一步炸死谁。”
“你站在那里，手里有枪。你可以告诉我你不管，你不能扣动扳机。我理解，我不责怪你。我说话算数，我真的不会责怪你。我们握手，再见。我不会因此而看轻你。向一个人开枪非常难。”
别跟我说训练的事，别跟我说专家的事。如果你不能干，就别干。我不能花一百年的时间来训练你。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想方设法来说服你做这件事，为什么？因为没用。
“但如果你能干，那就相信我——你能干好。你接受过各种各样的训练。凡是需要的你都训练过。”
“我不知道，”阿弗纳说，“也许我可以干好。”他似乎沉默了很久之后才开口说话。“你说得对。”他说，“我能干好。”
“我知道你能。”伊弗里姆说。“你要心里有数，我不担心这个。如果你干不好，你不会来这里。”
阿弗纳心想，很好，伊弗里姆不担心这个，但他自己担心。非常担心。在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担心过。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的心一直怦怦直跳，伊弗里姆居然听不见，真是奇迹。他似乎没听见。他将话题转到后方勤务上。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天，9月20日，阿弗纳第一次去日内瓦。他在米迪酒店订了一个房间，然后开着租来的车，驶过勃朗峰桥，沿着“吉桑将军”河堤驶去。他在城市商业区的商业街附近找到一个车库，把车停进去之后，步行至瑞士联合银行。银行的大楼有些古旧。他开了两个账户，租了一个保险箱。他在一个账户里面放了一点钱，在另一个账户里存了一张二十五万元的信用证，并立即取了五万元现金，放进保险箱里。
第一个账户里放的是他的工资和生活补贴，会时不时地存进去的。每个月加起来有差不多三千元——也许不多，但却是他以前工资的三倍多。而且，不会想着去碰它。但每次去日内瓦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正如伊弗里姆所说，看着它不断增多——因为他的餐费、酒店的账单以及平时的生活费都是从业务费中支出的。这是他在外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执行公务所期望得到的一种额外的补贴。“这就意味着每一笔开销，”伊弗里姆告诉他，“都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会给妓女或者钻石项链付钱。但若你需要一件衬衣、一双鞋子、一件雨衣——买吧。只是一定要把发票保留好。”
业务费是没有限制的。必须这样才行，没有人能够预见一个线人、一趟旅行、一个证件、一辆交通工具或者炸药要花多少钱。业务费是不能指望进行严格计算的——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没有人去找线人或者黑市上从事武器交易的人索要发票。这根本不奇怪。阿弗纳感到更为好奇的是，一个值得依赖、没有任何怀疑、有几十万元业务费用的特工会在点一碗意大利肉酱面时，要一张两块钱的发票。
业务费的账户上总是有二十五万元。钱快用完时会定期从其他银行转过来。阿弗纳不用操心这个，会有特工定期来处理的。这些特工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让这个账号上总是要有那么多钱。
租保险箱有几个目的：首先，突击队可以保存一部分现金形式的业务费。在必须用现金支付或一经通知就须支付的场合，从保险箱里取钱总比从账户里取钱要简单一些。在某些情况下，要把钱转到其他城市的银行时，现金也要比银行汇票好一些。而且这样会使资金的来源难查得多。
最后，租保险箱是为了沟通的需要。这个保险箱一共有两把钥匙，伊弗里姆手里拿着一把，他可以在箱子里给他们留言，他们也可以给他留言。尽管在执行任务期间这种情况不可能经常发生，但这是与总部保持联系的惟一的方法。
阿弗纳在银行办完事后，把车停在车库里，然后穿过玛希那桥回到酒店里。这不是严格规定的程序，他只是不想被别人跟踪。银行很显然是一个容易被人监视的地方。以前执行任务时他就经常光顾银行，这里是认出其他特工的最好的地方。阿弗纳经常步行一段再开一段路程的车，来回变换。如果时间充裕，他会从一栋大楼的这扇门里进去，从那扇门里出来。这样做是为了让别人无法预测。只要有可能，就要出其不意，直到让它成为一个习惯。比如说，对在车里等他的人来说就困难了。玛希那桥是一座步行桥。对阿弗纳的目的地感兴趣的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把车从桥上开过去，也不可能把车扔在繁忙拥挤的大街上步行跟踪他。
伊弗里姆一点一点地把信息“施舍”给他。只要他还没准备好回答一个问题，他就说：耐心一点。突击队里还有谁呀？耐心一点，你从日内瓦回来以后就会见到他们的。如果我们搭配不当，无法共事怎么办？放松，我们怎么挑选你，也怎么挑选他们，你们会配合得很好的。如果我们无法做证件，无法买到武器怎么办？我以前从来没买过武器。别担心，跟你一起的那些人知道怎么买。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这方面的。好的，那他们要我干什么？“他们要你，”伊弗里姆说，“他们需要你领导这支突击队。”
第二天回到特拉维夫，他将见到了其他人。还有那未知的因素怎么办？很显然他们的出击不是为了几个卒子，几个小人物，从难民营出来的年轻敢死队员，几个左翼学生或几个精神错乱的女孩。这些女孩因不堪重压或被迫杀人从而将自己的性命置于危险的境地而导致精神错乱。但目标到底是谁？有多少？一两个肯定是有的。他问过伊弗里姆这些人是谁，但这位主管这次任务的人只是耸耸肩，向他摆手。
“耐心点，”他回答道。“一切都要等待时机。我们给你两样东西，钱和名单。钱你已经有了，去把它存起来。存好后回来。别担心，你再走的时候，名单就有了。”
别担心，说起来容易。要是选错了人怎么办？
“别这样说。”伊弗里姆总是这样回答。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给自己订了一间二十五号的房间后，结账离开米迪酒店。他闲逛到“大使宾馆”，又订了两问同一天的房间，然后到河对岸的车库里去取前一天放在那里的车子。他穿过勃朗峰大桥，确信没有被人跟踪之后，把车开回城里的租车办公室，搭辆的士去了机场。大约四个小时后，他在特拉维夫着陆了。
他和伊弗里姆在下午五点开车去的那栋楼位于市郊。给他们开门的那个年轻、不苟言笑的女孩让阿弗纳想起三年前去波罗晓夫大街第一次面试时见到的那个女孩。她把他们领到一个房间后，把门在他们身后关上。
他们进去时，房间里的四个人抬起头来。一个人放下手中正在看的书。第二个人把交叉的双腿放下来，身体前倾，但没站起来。第三人正在一个铁制烟缸上磕烟斗，这时也停了下来。第四个人是站着的，这时向前走了一步。
四个人和阿弗纳面面相觑，默不作声。
“好了。”伊弗里姆说。他停下来清了清嗓子。“伙计们，我想让你们见见阿弗纳……阿弗纳，这是卡尔……这是罗伯特……汉斯……当然还有斯蒂夫……”
他们握手，坚定有力，完全是部队里的风格。阿弗纳不知道那四个人在想什么，自己反正是大吃一惊，可以说是震惊。这些人年纪太大了，最年轻的那一个——斯蒂夫——看起来也比阿弗纳大十岁。卡尔年纪最大，一定有四十多了。
并不是说他们年纪太大不能胜任这项工作——阿弗纳对此没有任何意见——而是他要当他们的领导。他们一定都比他经验丰富，一定都参加过西奈战役。卡尔的年纪看起来一定参加过独立战争。阿弗纳能领导这么一支队伍吗，他们中有些人可以做他的父亲了？
他们接受他的领导吗？
“好了，我们时间有限，”伊弗里姆说，“让我们坐下来，仔细检查一下细节吧。我们就开这一次会议。你们下次相见的时候就已经在执行任务了，在日内瓦。”
阿弗纳因为紧张而坐立不安。他看见卡尔又把烟斗装满，第一次希望自己也是个烟民。汉斯、罗伯特、斯蒂夫——他们看起来都很放松。卡尔轻轻地拍着衣袋，想找一根火柴。阿弗纳深吸了一口气。
还行。没有波动。
“日程安排如下，”伊弗里姆说。“除卡尔和阿弗纳之外，其他人再复习两天功课，这样的话，就到了24日。24日休息一天。我希望大家都把个人的事在这天处理好。25日你们带上公务护照去日内瓦。怎么去，什么时候走都由自己定，但天黑之前要到那里。阿弗纳已经在那里给你们订了房间。他会把详细情况告诉你们的。你们办完人住手续，把护照拿回来，然后存在保险箱里。执行任务的时候就不要用护照了。
“你们复习功课的时候，”伊弗里姆继续说，“阿弗纳和卡尔看一看我们给你们准备的突袭目标名单。等你们在日内瓦会合时，他们对情况的了解就跟我们一样熟悉了，会在那里把情况告诉你们的。
“好。我会按照重要程度给你们一张恐怖头子的名单。所谓重要程度，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至于处理时谁先谁后，由你们自己定。只要能找到他们，干掉他们就行。先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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