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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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答案很简单。一个受训人员在观察时感到无聊了，或者饿了，就会去找咖啡或者三明治。特工也是人——烟抽完了，要洗澡了——这个因素常常在另一个特工的分析中被省略掉，有些受训人员想像力非常丰富，喜欢夸大甚至虚构。这些训练不仅仅是训练或测试他们的观察力，而且还可以搞清楚他们的某些品性。他们会不会捏造，或者会不会添油加醋？他们能不能把观察和想象分开？碰上自相矛盾之处，他们是据实承认还是顽抗到底？
　　这对于另一个领域的培训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领域中，阿弗纳是最好的。这就是策划。设计一个模拟的军事行动，选人，把需要的辅助工具列出来。在一组学员中选谁担任什么任务——根据他们各自的强项、特长和个性——可能是成功的关键。
　　教官很快注意到，阿弗纳能根据这些同伴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性格，让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他能大大地超越这些表象。比如：假定一次虚构的任务是秘密进入设在罗马的阿拉伯人的大使馆，摧毁它的通讯室。阿弗纳就会要住在当地的罗马特工向他详细汇报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大使馆每天二十四小时的日程安排。在行动前的三天时间里，他会指派最不活泼但最可靠的特工画一张周围街道的交通图。假定这个虚拟的大使馆里有一个套间，阿弗纳就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想租住这个套间的西德商人，从而搞到所有楼层的布局。他会用尽可能少的人完成每个阶段的任务。他决不亲自向自己的特工通报情况，而是让各个部门最聪明、最细心的人来做这件事。
　　最后，他会在这份方案上签上他的大名，笔迹粗大醒目。他为这份计划感到自豪，也知道为自己的计划感到自豪的重要性。有一次，教官来回看着那几份计划，举起那些潦草难读的字迹，讽刺地说：“瞧，这是一个大英雄的签名。”
　　在阿弗纳看来，教官说得没错，一个人的签名越不清楚，他对自己的计划越是缺乏自信。在实战中，阿弗纳总是要看送给他的方案上的签名。如果他能毫不费力地读出这些名字，这个人很可能就能活着回来。
　　这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在各个领域的训练当中，那些阿弗纳认为的信息背后的心理活动给他的印象最深。那些信息他也许不会记得太久，但他总是记得当时的心理活动。至于那些技术上的细节嘛，他可以问别人或者查阅资料。重要的是心理活动，它可以帮助他获得新的信息。
　　比如，阿弗纳永远不会忘记教官谈到证件时说的一番话——虽然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但他却一直记得。
　　从证件的性质来说，有各种各样的假证件。从特工也许会使用的永久居留证到一小时证件——比如，从机场厕所偷来的游客的护照——在紧急情况下，特工也许可以用它来过境。但是奥特加说，与证件的性质比起来，你对证件的信心更为重要。证件永远不会独自发挥作用，只有跟你联系在一起时才发挥作用。如果你不相信你的证件，或者不相信给你证件的人，你会把一个永久性的身份证件降级为一个一小时护照。反过来，即使你拿着偷来的驾驶证，只要你相信它，你也能走得很远。
　　在一线特工执行的每项任务中都有某些心理活动的成分。如果在巴黎或阿姆斯特丹设置监控点，一对年轻夫妇引起的注意要比，比如说，一个穿着雨衣、孤零零地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看报的人少。但是在西西里岛或者科西嘉岛，把任务交给一个孤身一人的男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考虑。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安全屋最理想的主人是年纪稍大的夫妇。而在索尔邦大学，一对男女学生最不显眼。阿弗纳第一次跟踪开车的教官时，他以为教官会玩各种飞车技巧，完全没想到他跟踪的这个人在特拉维夫慢得像一个老太太，每次转弯的时候都要打信号灯。最后在黄灯的时候，教官甚至停了下来，就在信号灯变成红色的一瞬间，他倏地穿过了繁忙的路口。阿弗纳跟不上他了，要是跟下去的话，就要出交通事故了。这次经历虽然简单，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受训人员希望学到固定的规则，确切的程序。固定的规则虽然有，但对特工来说，一成不变地照搬书本是最致命的错误。它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活——这也是为什么阿弗纳觉得这个活儿那么适合他的原因。秘密就在于掌握规则但又不受规则的束缚，能够即兴发挥且总能应付突发事件的人将会脱颖而出。不像部队，说到底，它属于官僚机构。而这项工作，却是为那些不驯服的人量身定做的。至少阿弗纳是这么认为的。
　　六个月之后，训练移师野外。对有些人来说，进入这个阶段之前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考试。但实际上，每天的训练任务都是一次考试。通过这些考试，教官对这些未来特工们的表现进行评估。阿弗纳不知道在他们这组人中哪些人“考过了”或“没考过”。这方面的信息他们从来不告诉其他人。一个受训人员再也见不着了，也许就意味着他有了别的任务或者分流到某个特殊领域去了。但也可能意味着中途辍学了。关于这些，受训人员总是在私下议论，从来没有问过，也没得到过任何正式答复。
　　在移师野外训练之前，阿弗纳接到指令，让他参加几个特别情况介绍会，是关于工作程序和汇报程序的，还包含一些有趣的技术信息，但无甚令人惊异的东西。有一个通报会比较特别。阿弗纳不知道是应该把它看作一件没有价值的东西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很滑稽——还是应该把它看作一个不祥的征兆。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它像父亲提及的那类阴暗的问题。阿弗纳虽然感到有些不安，但还是决定一笑了之。
　　介绍情况的那个人，容貌并没有什么超凡的魅力，但头发边缘有一些像本·古里安总理那样的白发。他那张侏儒一样的脸上透露出恶毒与奸诈。他的身材也像个侏儒，也许不到五英尺。他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双脚几乎够不着地面，面前的桌子上乱七八糟。
　　他的手指被烟草熏得黄黄的，那双贼亮的眼睛从不安分的眉毛下面嘲弄地凝视着阿弗纳。一边的眉毛高高耸立于额头之上，仿佛一个永恒的问号。原本白色的衬衣上污渍斑斑。
　　阿弗纳断定，他不仅仅是一个加里西亚人，而是所有加里西亚人的祖宗。
　　“你们要出去看世界了。”这个加里西亚人开口说道。“很好。现在坐下听我说，我有几件事要告诉你。
　　首先，不要因为我的话而感到不愉快。这不是私事。我从来没见过你。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我跟其他人也说过。
　　你想知道我桌上的这些书是干什么用的吗？是会计书。你知道我用这些会计书干什么吗？我想知道你们花了多少钱，为什么花这些钱，所以我坐在这里看会计书。
　　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你们有些人觉得这一趟应该要花很多钱，这些钱是由以色列国家派发给你们为个人谋福利的。现在我在这里提醒你，不是。我只提醒你一次，每个人我都只提醒一次，我不会再告诉你这些。我要发票。
　　我要你执行公务时花的每一分钱的发票。如果你要搭出租车，可以，你给我发票。如果你要租船，可以，你给我发票。如果没有，就要从你工资中扣除。
　　如果你搭出租车，最好是出于工作需要。我会问你为什么要搭出租车。能坐地铁就坐地铁，能坐公共汽车就跟其他人一样，坐公共汽车，走路也行。你花了不该花的钱，我就从你的工资中扣。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如果工作需要，那就花吧。你的工作特殊，而不是你特殊。在我这里不管你做什么，你不是英雄。你把希特勒绑到这里来，我要说，发票在哪里？长途电话是不是打给私人的，是不是打给你女朋友的？如果是，自己掏钱。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你们有些人觉得你们在为富有的银行家巴隆·罗斯柴尔德干活。你们别指望会得到很多钱。我怎么跟你说呢？你不是在为银行家巴隆·罗斯柴尔德干活，你是在为以色列干活。谈到钱的话，你是为我干活。”
　　那个加里西亚人停下来抬起头，望着阿弗纳的脸。“请明确告诉我，”他说，“我有没有没说清楚的地方。”
　　阿弗纳站起来。
　　“你说清楚了。”他回答道。他心里想的是：你想怎么样？人总是按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一切。你这个加里西亚老贼也许是个顺手牵羊的高手，自然会以为别人也是这样。
　　就阿弗纳来说，他被冤枉了。不仅阿弗纳被冤枉了，其他很多人也被冤枉了。那些热衷于偷窃的人——别说偷窃了，就是赚钱的人——也不会加入到这些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月薪只有六百五十以色列镑的人的行列里来。简直是胡说八道。
　　他们被送往野外训练之前惟一正规的考试是心理考试。很显然，上层人物们对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而不选择那个感到好奇，尽管大家总是开玩笑——你这样做一定是发疯了，诸如此类——但很显然大多数受训人员都认为自己是非常正常的人。阿弗纳当然也认为自己是正常人。其他人——嗯，也许有点古怪。但是心理考试的结果似乎不同。阿弗纳总是有一种直觉，要证明自己是合适人选，有些测试必须做点调整。
　　压力并不是来自考试，考试很简单。在阿弗纳看来，这些考试很有意义，而且搞清楚他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之后还能不能解决一个数学难题也非常有意思——虽然他的数学从来没有好过。答案很迷人，也让人满足。他不仅能够，而且愿意回答得更快一点，更准确一点。
　　其他几门考试都是通过耳朵来完成的。阿弗纳必须了解他们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答案，然后设法给他什么答案。不管这些答案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在他看来，重要的是，“穆萨德”似乎对特工的某些品质并不满意。但没有这些品质他就不可能、也不会被招来做特工。听起来就让人发疯。
　　比如，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穆萨德”根本不喜欢约翰·韦恩这个角色，甚至那个荷兰男孩的角色。说得更准确一点，他们只希望约翰·韦恩独自跟全城的烂仔较量，而不希望他首先动手。他们痛恨英雄。如果“痛恨”这个词太重的话，至少是他们不喜欢或不相信英雄。阿弗纳觉得他们不希望特工在工作中获得的享受超过一定的程度，他们甚至不希望他们对敌人怀有非常强烈的感情。比如，一个受训人员，他是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相当痛恨——这不奇怪，因为他们在1949年杀死了他们全家。阿弗纳从教官的眼神中看得出来，这位亚历山大人在组织里的前景并不光明。
　　按照“穆萨德”的观点，一个理想的特工应该精确、可靠、镇定，犹如一台精心制造的机器。在一个层面上，他对于工作的热情应跟电脑芯片或磁极罗盘差不多。虽然他不应该愚蠢无知，或者麻木迟钝，但他的表现也不应该依靠他对任务的“感觉”。还有，他也不能创新，也不能忠于职守。他应该是充满激情的爱国者——但不应有丝毫的盲目。他应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应脑袋空空，没有任何想法。他应该是一个蛮勇之夫和一个执业会计师的混合体。总之，他应该集那些很难在同一个人身上找到的品质于一身。
　　就阿弗纳来说，这是一个白日梦。他不具备这样的品质。在他看来，他认识的其他受训人员也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嗯，坦白地说，都各不相同，就像特拉维夫大街上那些普通人一样。他们都爱国。但在以色列，特别是1969年，谁不爱国？如果那样的人是“穆萨德”心理学家想要的，那他就是那样的人。他感觉到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样的。任何心理测试都不会同时考虑到他，也考虑到生活向他提出的挑战。
　　另外，阿弗纳也知道，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约翰·韦恩，他们绝不会后悔选择了他。他将成为他妈的自他们招募特工以来最好的特工。他将拯救以色列一千次却无人知晓。当他工作多年成为他人的榜样以后，以色列总理写来了感谢信时，他也许会把这封信拿给他的母亲。“你做了些什么？”她这样惊叫起来。他只是说：“喔，我不能告诉你。什么也没干。”
　　当然，阿弗纳无法最终知晓他是不是愚弄了“穆萨德”心理学家。也许他们从他身上没有看出来那个荷兰小男孩。也许看出来了，但适合他们。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们让他飞起来了。确实是这样。他的第一次野外培训任务去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如果他姑妈的朋友及时给他找到一个工作的话，他也许早就在这家航空公司工作了。他当了一名空中警官，负责保护飞机上乘客的安全。
　　其他人也许认为这是最底层。但对阿弗纳来说，他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虽然不是飞机驾驶员，但总算能飞了。即使飞机起飞只在机场上空转一圈，他都觉得很棒了。但飞机不只是在机场上空转圈，它飞到了世界各地。仅仅几个月之内，阿弗纳就飞过了欧洲许多大城市，全部是公费。
　　虽然他训练时是情报特工，但起初分配给他的工作并不是收集情报。当然人们也不把这种秘密情报跟间谍联系起来。在他看来，那个时候，真正从事情报工作的间谍相对来说比较少。毫无疑问，也有几个特殊的特工混进政府担任要职，也有几个特工去拍摄军事机密。像埃利·科亨这样具有传奇经历的间谍很少。大多数特工干的跟阿弗纳训练的内容一模一样。
　　阿弗纳要做的事——除了在以色列航空公司保护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人身安全之外——就是暗中监视公共场所。他自然要把观察到的东西作详细汇报。比如他就在巴黎奥利机场待了整整一天，对机场进行研究，记下出口和入口、能够进入飞机跑道的各类交通工具，还有监控器的位置。无论这些监控器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都记下来了。他假装给几个空姐摄像，摄下了几个海关和护照检查处换岗的情形。
　　在罗马、伦敦和雅典，他在指定的阿拉伯和俄罗斯大使馆外要么待一个上午，要么待一个下午，不能太显眼。至于怎样做到不显眼，这是他自己的事。在旅游城市就是坐在咖啡馆里也有意义——阿弗纳的第六感觉总在提醒他，要避免刻意的伪装——在伦敦，在大使馆对面的公园里遛狗也是很自然的。有一次在罗马，他租了一辆卡车，在上面放一个“绕行”的标志，在利比亚大使馆外辅道的下水道里忙了开来。
　　有时候他只需要汇报进出大使馆的车辆，把来这里或停在附近的车子的车牌号记下来。然而更多的时候，他要把照片上的一个人的面部特征记下来，然后报告他是否看到过这个人进出大使馆。阿弗纳不用跟踪他，只需尽量靠近他，并予以确认。
　　有时候，他跟一个办事员差不多，干的活跟训练的内容不相干，跑差、给递送情报的人酬劳，或者——正如他后来所说——与一个女孩在伦敦租安全屋。安全屋必须靠近至少两条主要高速公路，还要储存一些食品。他们扮成夫妇去租房。房子的周围全部住着中产阶级。那个女孩是伦敦的永久居民，她住在另一个地方。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步骤，安全屋的钥匙就保存在那里。
　　阿弗纳以极大的热情和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执行各项任务。坦白地讲，他从工作中找到了乐趣。当他听说——他总是不时地听说——另一个受训人员在进修通讯、摄影或语言方面的高级课程，明显在为向高层渗透、获得长期居留权或者收集更多复杂的情报做准备时，他甚至一点都不嫉妒。当一个人每周都能去一个不同的大城市时，谁会想去学习伪造证件或制造炸弹的高级课程呢？如果他们命令他去学习高级课程的话，他也会尽力去学的。但他最喜欢的还是一个人待着，坐在罗马的一家咖啡馆里，或者在巴黎递送包裹。阿弗纳估算了一下，要是用他的工资的话，至少要积攒一年才够他旅行一次的费用。而这样的旅行他每周都有好几次。
　　到现在，发票的事简直可以说让他发疯了。他会发疯的——他毕竟是个“野客”，“野客”都非常细心——他在“穆萨德”老巢遭遇这位加里西亚人的祖宗，使他在花政府的每一分钱时都要再三核实。并不是因为那个老加里西亚人吓唬了他，而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个老家伙得逞，抓住他的把柄或者对他的花销提出疑问。阿弗纳宁愿花自己的钱办公事。有时候他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在巴黎，他在买一杯菠萝汁时，意外地把现金收支票据搞掉了，只好回到阿拉伯大使馆对面的咖啡馆，在拥挤的游客的脚下寻找，“像个十足的笨蛋，”他心想，“如果敌人知道加里西亚人怎样管理‘穆萨德’的话，他们只需要找到那些趴在地上寻找五法郎发票的人，就找到了以色列特工。”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另一个集体农场。他这个“野客”又置身于加里西亚人之中了。但他并不烦恼。事实上，在“穆萨德”这个组织中，一个“野客”也许还是一笔财产呢。在集体农场，那些加里西亚人并不真正需要他：他们靠自己就能把每件事办得好上加好。但是在这里，特别是在欧洲工作的一线特工中，有个古怪的“野客”并没什么害处。像加里西亚人这样聪明、勇敢的人，他们是不会消失在幕后的。由于他们特有的举止言行和生活态度，同化不是他们的强项。这样，语言的问题就来了。从总体上来说，以色列是个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父母或祖父母为东欧人的年轻以色列人很少有外语说得好的人。也许是因为“野客”身上有比较多的德国人或法国人的血统，所以他们常常被误认为这些国家的人。他们不喜欢身上穿着西服，脚下穿着跑鞋。
　　阿弗纳总是在欧洲才有家的感觉——比在以色列更觉得像在家里一样。欧洲人购物、过马路、订餐、叫的士的方式更适合他。人们的穿着或打招呼的方式，女士们回望男人的眼神，都与他心目中人们应有的举止行为一致。虽然他几乎没有学过巴黎或罗马的艺术、建筑和历史，但他确实知道哪里旅馆干净、便宜，什么东西在哪里卖以及哪条路去机场最便捷。他也知道哪里有咖啡馆和夜总会。他是火车时刻表、邮局作息时间表和便宦纪念品方面的专家。他喜欢的很多东西都在喧闹、高度发达的欧洲城市里。他喜欢这里的氛围。
　　除此之外——跟大多数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不一样的是——阿弗纳在欧洲有私人关系。他在法兰克福上学时最亲密的朋友安德雷斯就在那里。
　　坦白地说，他第一次去法兰克福时，还没有想起安德雷斯。这不奇怪：在这之间的十一年间发生了那么多事——集体农场、“六日战争”和“穆萨德”组织——但他记得外公。阿弗纳一直想着法兰克福那些著名的建筑物。但在飞回特拉维夫的途中，他想起了安德雷斯。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在电话簿中找他的电话号码。
　　他没有找到安德雷斯的号码，但找到了他父母的。他们好像不知道——或者说不想告诉阿弗纳——他在哪里。他们让他去找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个年轻女人。她在电话里非常冷淡，声称不知道安德雷斯的任何消息。
　　阿弗纳凭他的第六感觉回答道：“噢，也许我搞错了。我住在假日酒店411号房间。我还要在法兰克福待一天。”
　　安德雷斯给他打电话时大约是在午夜。真是令人吃惊：他们谈起话来好像没有分开过几天。他们约好第二天在歌德广场的户外咖啡馆见面。阿弗纳提前十分钟到了。提前赴约已成为他的一个习惯，他得以防万一，即使跟一个儿时的朋友见面也是这样。早点到，以防意外。但他遇见了一件让他非常意外的事。
　　阿弗纳坐在那里，安德雷斯从拐角一出现他就认出来了，也许只有三十码的距离。不过，他已不像他儿时的朋友了。他认出他是照片上的一个人，要他牢牢记住的一个人。一个不太重要的德国恐怖分子。他以前是个学生，现在是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一个成员。不是一个大人物，只是一个走卒而已。
　　阿弗纳看着安德雷斯停下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始朝咖啡馆露台上的那些人望去。他又让他看了几秒钟，好让自己收回思绪。
　　这时安德雷斯的视线停在他身上。他离他越来越近。
　　“你是阿弗纳吗？”他轻轻地问道。
　　阿弗纳打定了主意。他站起来，大笑起来，然后像以前一样，用拳头在他朋友的背上捶着。真是运气好啊，只有傻瓜才不觉得他们的重逢不是因为运气好。
　　安德雷斯只知道他儿时的名字，这个名字阿弗纳在部队里改了，他部队里的人都把名字改了。他没有把自己的职业告诉安德雷斯，甚至连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当空中警官都没有告诉他。什么也不说最简单。让安德雷斯说。谁说得清他有朝一日会通过他跟什么人联系？
　　这种考虑具有预见性，阿弗纳没法知道自己的预见有多准。没法知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自己的一生会彻底改变。
　　但是那天下午在歌德广场路边的咖啡馆里，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回忆往事。除了追忆往事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提。安德雷斯几乎没有透露自己的任何消息——他说他从大学里辍学之后一直想当作家——阿弗纳对自己的工作同样说得含糊不清。他说他在为以色列一家皮革公司干活，经常跑欧洲。他们的谈话没有涉及政治。分手之前，安德雷斯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阿弗纳可以随时打这个电话跟他联系，或者留言。
　　从那时开始，阿弗纳只要一去欧洲，就去找安德雷斯。有时候他们见面喝一杯啤酒就完了。有时候他们只在电话里说说话。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回忆过去的时光，好像他们已人到中年，而不是二十三岁的年轻人。阿弗纳觉得安德雷斯在重续他们往日的情谊时显得非常谨慎。阿弗纳也不逼他，顺其自然。有一次，他告诉安德雷斯他要去苏黎世，安德雷斯请他从瑞士寄一封信。
　　“是给一个女孩的。”他向阿弗纳解释道。“我告诉她我要出去一趟。”
　　阿弗纳替他寄了这封信，没有问他信里的内容或者调查这封信的地址。这是他帮他的一个忙，也是安德雷斯的一份信用证，他有朝一日会收回来的。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就打定主意——虽然他也犹豫过——不把他们接触的情况告诉“穆萨德”。这不是一个忠诚不忠诚的问题，而是一个他父亲说起过的问题。
　　阿弗纳刚刚开始训练时，他的父亲就知道了他的新职业。他没有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他父亲在“穆萨德”组织里的老关系告诉他的，也许是他自己推理出来的。“自来水厂怎么样？”有一天他问阿弗纳。还没有等他来得及回答，他又接着说：“你真蠢。但生活是你自己的。”
　　“这是你最好的建议吗？”阿弗纳问道。他父亲摇了摇头。
　　“你不愿意接受我最好的建议，”他回答道。“所以再给你也没有用。但我要给你第二个好的建议。一旦进去，就要努力工作。按程序办事。做个人人喜欢的人。但别把自己的底牌都亮出来，袖中总要有一张牌。”
　　于是，阿弗纳决定只字不提安德雷斯。这样会更加安全。如果有人看见他们在一起——认出了安德雷斯——他只不过是一个儿时的伙伴而已，阿弗纳没有把“穆萨德”给他的那张模糊不清的照片跟他联系起来，没想到他是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恐怖分子。疏忽了，仅此而已。他是他口袋里一张可以降低风险的王牌。
　　接下来的两年，时光飞逝，平静无事。阿弗纳继续享受着工作带给他的乐趣。上司似乎对他的表现也很满意。作为一名特工，他的级别仍然很低，没有从事过真正的情报收集工作，但分配给他的任务在逐渐升级。偶尔还会让他持公务护照飞往欧洲的首府城市——雅典或伦敦——到那里之后，当地“穆萨德”的头头会给他提供另外一个护照，让他换一种身份，比如说，一位西德商人。他拿着这个护照飞往另一个城市，比如苏黎世或者法兰克福。到了那里他就去见一个在阿拉伯国家工作的以色列特工——一般是一个东方犹太人——向他通报或汇报情况。按惯例，扮成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国家工作的特工是不带回以色列做例行汇报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登机时被阿拉伯特工发现的风险。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欧洲，都是这样。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操作的，他们的四分之三的秘密情报都是在游客众多的首府城市交换的。
　　关于这个，阿弗纳发展了一套有些挖苦意味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要论秘密接头的话，伯明翰跟伦敦一样好，法国东北部城市南锡跟巴黎一样棒。但是——间谍也是人，如果可以在巴黎待一个星期的话谁愿意在南锡待着？阿弗纳当然不反对这种做法。这是对工作的一种额外补贴。
　　那个时期，阿弗纳的很多任务就是直接或间接地防止恐怖活动的发生。1969年夏天，阿弗纳加入“穆萨德”组织。在这之前不久，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浪潮迅速蔓延到很多国家。
　　1972年秋天以前，恐怖分子袭击的主要是以色列以及西方国家的空中运输及设施。1970年2月21日，他们炸毁了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喷气式客机，导致四十七人死亡。同一天，一架运送邮件的奥地利飞机在前往特拉维夫途中被炸毁。在这一系列恐怖袭击发生的前几天，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在慕尼黑机场把手榴弹扔进一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汽车里，造成一死十一伤，包括不得不做截肢手术的以色列著名演员汉纳·玛隆。同年9月6日至9日，五架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只有一架飞机——一架飞往阿姆斯特丹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波音707——侥幸逃脱——空中警官开枪打死一名劫机者，活捉其同伙、女恐怖分子雷拉·卡尔德。另一架飞机被劫持到开罗，并将其摧毁。另外三架飞机被劫持在约旦的道森军用简易机场，扣押了三百名人质。这三百名人质最终被释放。条件是交换先前在瑞士、英国等地被抓的恐怖分子。
　　尽管这次袭击大获成功，但恐怖分子很快就后悔了。数周之内，约旦国王侯赛因把所有的恐怖组织驱逐出境，在驱逐的过程中还杀了很多人。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黑色九月”组织的形成。
　　几十年来人们忽视了政治恐怖这个武器。新的一代只不过重新发现了这个武器，许多值得尊敬的国家或运动都曾一度使用过这个武器。
　　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