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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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他们，就像猎人尊敬一个狡猾、坚决的猎物一样。但对那个金发女人不一样。
　　她杀了他们的一个朋友——一个兄弟，一个并肩战斗的同志——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屠杀自己同胞的“敌人”。但还不止这一点。阿弗纳想，如果卡尔是在街上被一个普通的恐怖分子开枪打死的，他们不会那样恨他。问题是，那个金发女人是通过欺骗的手段杀死他的，剥夺了卡尔死在一个劲敌手里的尊严。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性别当作武器，利用男人一时的脆弱——孤独——剥夺了他的生命。她把庇护所变成了陷阱。在他们心里，一切习惯性的男人伤害女人后感到愧疚的心理彻底逆转了。相反，因为她的所作所为，杀死她比杀死一个男人的压力更小。他们做好了撕碎她的准备。
　　罗伯特计划用一截自行车架上的管子，做一个可发射一颗22口径子弹的单发手枪。此时正值夏天——事实上是一个相当炎热的夏天——在这座荷兰沿海小镇上，到处都是骑自行车的男女。他们用自行车来制造武器，就不用越境走私枪支了。罗伯特的比利时朋友制造一批简单的玩具小手枪，只需花从“爸爸”的荷兰联络人那里买四支贝雷塔手枪的一小部分钱。他们穿着短裤和T恤衫，骑自行车到游艇上不会引起丝毫怀疑。袭击之后，他们可以把管子迅速放回原来的位置，骑车到停在大约半英里以外的货车旁。谁身上都没有武器。也绝不会有人来检查他们的自行车架。这个计划十分安全。
　　“这些玩意精确吗？”阿弗纳问道。
　　“从四五英尺的地方吗？”罗伯特说。“我保证精确。”
　　“谁在乎呢？”斯蒂夫补充道。“让我到离她四英尺以内的地方，我要扭断她的脖子。我们只管动手得了。”
　　8月21号星期三，天气炎热。木板铺成的步行道上，全是骑着自行车和悠闲溜达的度假的学生。珍妮特到达之前，突击队已经对游艇监视了两天。当她乘坐的出租车在离游艇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来时，阿弗纳立即认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他对斯蒂夫说。“她要上船，让我们等一等，看看再说。”
　　她穿一件浅色的裙子和宽松的上衣，提一个短途旅行用的小箱子上船了。看起来非常迷人。
　　问题是她的女朋友——大约二十岁，白皙的皮肤，棕色的短发，两天来他们看见她一直进进出出的，总是穿着蓝色的牛仔裤，肩上挎着一个红色的背包——也在船上。她也许只有到城里去办事时才会离开。否则的话，她也许会一直待在船上。因为现在才下午三点，所以他们决定等一等。
　　将近晚上九点，那个背着红背包的女孩才离开。虽然天还没黑，但太阳正在落山。阿弗纳决定最好立即采取行动。他们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在外面待二十分钟，还是待一晚上。虽然两天来他们没有发现她的生活规律，但她骑自行车走了，所以很可能至少会给他们二十分钟。他们也只需要二十分钟。
　　罗伯特在货车上等着，货车停在离游艇不到半英里的地方。“集团”的两个荷兰联络人在另一辆货车上，这辆货车停在离游艇大约五十码的地方。他们的工作是善后。如果能够避免的话，阿弗纳还是希望那个女人的尸体不要被别人发现。如果她消失了，但由于她生活没有规律，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才有人觉察。到那个时候，如果幸运的话，他们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因为“穆萨德”的关系，伙伴们都赞成这个办法。如果伊弗里姆听到他们在没有结束任务之前就私下在胡恩复仇的风声的话，他的反应可能有好几种，但没有一种是让他们感到愉快的。他甚至会觉得突击队失去了控制，进而把一切取消。
　　阿弗纳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万一伊弗里姆知道了这次行动的话。“为了安全，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会说，“她在伦敦看见我和卡尔在一起。她也许还看见了汉斯。她能认出我们。”最多只有一半是事实。
　　现在，阿弗纳手持一截短小的装有一个粗糙扳机的金属管，踏上了通往游艇的木板。这时是九点过几分。斯蒂夫手里拿着同样的武器，紧跟其后。汉斯仍然留在桥上，靠在栏杆上。他们说好了，除非阿弗纳和斯蒂夫需要帮助，否则他不要上船。
　　那个女人在船上养了一只小小的宠物猫。它一看见阿弗纳靠近船舱就开始抗议了，声音大得惊人。尽管斯蒂夫竭力让它安静下来，但它仍然坐在游艇的栏杆上，嗖嗖地摇着尾巴，喵喵地叫着。空气仍然非常热，非常潮湿。船舱的门半开着，那个金发女人背对着门，坐在一张小写字桌前，身穿一件蓝色的便服。阿弗纳相信猫的哀号声会很快让那个金发女人警觉起来。但她一定是习以为常了。直到阿弗纳把门推开，她才把头抬起来。
　　她身上带着同样的香味。船舱里的味道也绝对是一样的。如果说阿弗纳对她的身份还有一点怀疑的话，那么在那一瞬间全都消失无踪了。她就是卡尔房间里的那个女人。
　　她转过身来，看着阿弗纳，眼里毫无惧色。他站在门口，身后正好是一轮红色落日。她也许无法看清他，但阿弗纳却能看见她的右手向桌子的抽屉伸去。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他走近了一点，用英语对她说。
　　斯蒂夫走进船舱，后面跟着那只猫。猫跳到桌子上，仍然声嘶力竭地喵喵叫着。叫声很可怕，让他们感到非常紧张，尽管他们竭力不去注意它。
　　“你们是谁？”那个女人的目光从阿弗纳身上移到斯蒂夫身上，说。阿弗纳看见她的右手继续向抽屉伸去，越来越近。左手放到胸前，把蓝色的罩衣掀开了一点，露出了乳沟。这个动作是有意的，还是不由自主的，很难说。但不管怎么样，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防卫是错误的。阿弗纳和斯蒂夫注意到这个动作之后，更加漠然和愤怒。
　　“小心，她有武器。”斯蒂夫用希伯来语说。阿弗纳点点头，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她的右手。
　　“我知道，”他回答道。接着用英语对她说：“你记得伦敦吗？”
　　阿弗纳看见她的眼睛转向了他手里的自行车管子。她显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以为他们会用这个东西给她当头一棒呢。她的嘴唇卷起来，挑衅地、轻蔑地笑了一下。随即，她抛开所有的伪装，猛地拉开了抽屉。
　　阿弗纳扣动了扳机。几乎与此同时，斯蒂夫也扣动了扳机。
　　那只猫跳到了空中。
　　那个金发女人还坐在椅子上，身体慢慢向前弯下。她有些呼吸困难了。她再次把头抬起来，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玩具枪是单发武器。阿弗纳把手伸进衣袋，去取子弹。
　　他还没有装好子弹，那个女人就瘫软在地板上了。在他们身后，门被猛地推开了，汉斯大步走了进来。阿弗纳看见他此时的神态就像他在雅典朝穆扎斯房间里扔燃烧弹一样。“让我来结果这个婊子。”汉斯把他们两个人推到一边说。他弯下腰，用玩具枪向她的后脑勺开了一枪。这之前，她可能已经死了。
　　“来吧，汉斯。”阿弗纳示意斯蒂夫帮他把这个伙伴从那个女人的尸体边拖走。汉斯好像准备用手把尸体撕开。他跟着阿弗纳和斯蒂夫回到岸上，还在咬牙切齿地诅咒她。
　　外面，天几乎完全黑了。阿弗纳示意“爸爸”的人把货车开过来，把尸体从船上运走。还有足够的时间。阿弗纳看了一眼手表，发现他们只在里面待了三分三十秒。那个背着红背包的女孩再过十五分钟才可能回来。
　　他们把金属管子插回原处，骑上自行车，回到罗伯特等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婊子干掉了。”他们把自行车朝货车上放的时候，汉斯告诉他。
　　阿弗纳理解汉斯的行为。这不仅仅是一件为卡尔报仇的事。截止到那时，阿弗纳只近距离打死过两个人，就是威尔·兹威特、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他发现向他们开枪要比向这个女人开枪难得多。两个恐怖组织头子在看见阿弗纳和被打死这之间很短的时间内，他们都恳求他饶他们一命。他们不停地用阿拉伯语和英语说：“不，不。”阿弗纳还是向他们开枪了，不过，在那一刻，他们无法让他把他们看作敌人。他们的表现属于一个处于生命尽头、脆弱时刻的正常人的表现。
　　这个女人不一样。她没有哀求。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眼里充满了冷漠与仇恨，脸上充满了挑衅与轻蔑。如果她故意这样，不思悔改，那阿弗纳就更要杀她了。
　　


第十六章　塔里法
　　9月14日，即那个荷兰女人死后大约三个星期，罗伯特死在了比利时小镇巴提斯附近一个农民的地里。
　　罗伯特总是说，恐怖分子的生活太有规律了，令人乏味。他自己也是这样。他被自己的一颗炸弹炸死了。
　　具体情况不太清楚。胡恩突袭之后，罗伯特开着货车去比利时还自行车。他打算留在那里帮他的朋友制造一些他们正在设计的新式武器。阿弗纳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武器，当时并不是特别热心。罗伯特给斯蒂夫解释——跟阿弗纳比起来，斯蒂夫对致命的机械小玩意更感兴趣——说是一种新型的化学武器，他希望实验一下。很显然，这种武器太好了。
　　罗伯特每天都要给法兰克福打电话报到。阿弗纳无法跟比利时的他联系，所以说好罗伯特六至七点之间给他打电话——如果没人接的话，十至十一点再打——看看自己要不要回来。其余的突击队员在马不停蹄地沿着每一条可能的线索追寻名单上剩下的三个恐怖分子。胡恩突袭之后，他们都觉得应该尽快结束这次任务。
　　他们把卡尔死去的消息报上去之后，没有收到特拉维夫新的指令。惟一的指令放在日内瓦保险柜里，很简短：“信息收到”。而且，阿弗纳及其伙伴们相信，如果到年底他们仍然没有更多的成果的话，“穆萨德”就会终止这次任务。自从1973年6月28日暗杀穆罕默德·布迪亚以来——一年多过去了——以色列没有成功的反恐行动。只有利勒哈默尔这样的灾难，格拉如斯那样的惨败，以及卡尔这样惨重的损失。除非他们追捕到了阿里·哈桑·萨拉米、阿布·达乌德，或者哈达德博士，否则，很有可能不会让他们继续干下去了。
　　然而，还没有完成任务就召回——即使没有人责备他们——也意味着失败。他们一致认为：谈都不要谈。被迫放弃这个活，特别是没有干掉萨拉米就回去，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就相当于失败。这不是以色列人的传统。他们只能选择牺牲，或者违抗撤退的命令——如果“穆萨德”冻结这次任务的账户，违抗命令会非常困难。（他们确实讨论过这种可能性，汉斯曾建议，如果他们的行动基金被切断的话，可以使用他们瑞士账户上的钱。）后来，阿弗纳承认，至少在这点上，他们跟恐怖组织头子一样，非常不理智。
　　罗伯特之所以想实验他的新式化学武器，这种紧迫感是原因之一。当时阿弗纳坚守在法兰克福，其他两个人在欧洲其他地方与线人接触。9月13日，阿弗纳和罗伯特在约好的时间通了电话。“我还有两三天就搞完了。”他当时说。
　　“好的，这里没有什么新情况。”挂电话之前，阿弗纳回答道。
　　第二天，六点至七点之间，电话没有响，阿弗纳还不是特别担心。两个报到的时间让他们两个人都比较灵活。确实是这样，十点过五分，阿弗纳的法兰克福安全屋里的电话铃响了。
　　是路易斯。
　　“对不起，”那个法国人说。“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是罗伯特吗？”阿弗纳问道。这不是预感。他知道，“集团”了解罗伯特跟比利时有联系。自从在塞浦路斯突袭阿尔一契尔开始，他们就用“爸爸”的人为他们从比利时走私炸药。
　　“是个事故，”路易斯说。“不是谁的错，你也无能为力。”
　　阿弗纳的喉咙发干。
　　“我明白了。”他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负责处理一切。你知道的，就像在伦敦一样。这大概是最简单的办法了。”
　　“好。”阿弗纳有些说不出话来。“好。最简单的办法。干吧。好……谢谢你给我打电话。”
　　“听着，”路易斯回答道。“这些事已经发生了。”
　　“哦，是的。”阿弗纳有气无力地回答道。“已经发生了，是不是？”
　　沉默了一会。
　　“喂，”路易斯最后说。“如果还需要我做什么的话，给我打电话。”
　　阿弗纳没话说了，把话筒放回去之后，盯着看了几秒钟，然后开车去了罗伯特和斯蒂夫合住的安全屋。阿弗纳用备用钥匙进屋之后，开始把他知道的属于罗伯特的东西放进手提箱里。尽管屋里很乱——斯蒂夫非常不爱整洁，罗伯特从来不在意——但阿弗纳能毫不费力地把地板上和沙发后面罗伯特的东西和斯蒂夫的东西区别开来。虽然他记名字和数字不行，但对有形物体的每个细节他都能记住。罗伯特的领带和袜子跟斯蒂夫的完全不一样，书和玩具是谁的也能区分开。他收拾完罗伯特的东西，手提箱还没有满。罗伯特一定随身带了很多衣服去比利时。
　　在一个信封里有几封信，是罗伯特的妻子写给他的，上面的地址是英国的。还有几张照片。阿弗纳把信封塞在衣服下面之后，把手提箱合上。他想，在罗伯特一生中，他的手提箱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整洁过。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惟一一件东西是那个用牙签做成的摩天轮玩具。它是罗伯特最后完成的一个玩具，拼了几个月才拼好，放在罗伯特房间里那张笨重的桌子正中，大约三英尺宽，精致但易碎。阿弗纳试着用食指摸了摸那个轮子，轮子立即转动起来，带着六个小吊篮，围着那个精巧的中轴，不停地旋转起来。阿弗纳未经思索，开始以更快的速度转动轮子，直到各个部件成为一个模糊不清的整体。最后，阿弗纳觉得轮子只能转这么快了，才把手松开。他转过身，背对着旋转的摩天轮，再次环顾房间四周，看看是否落下了什么东西，但什么也没看见。枕头皱巴巴的，床也没有整理，罗伯特最后一次从床上爬起来时一定就是这样的。这时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就像一只小鸟从房间里飞过时翅膀发出的嗖嗖声。他转过身来。
　　摩天轮消失了。只有一大堆牙签，从桌上一直散落到地上。
　　阿弗纳提起手提箱，把它拿到下面的车上，然后开车去汽车站，把它存在一个上锁的存物柜里。
　　一天后，汉斯和斯蒂夫回到法兰克福。
　　三个人围着那个很大的城市公园走着，这个公园在汉斯一个人住的安全屋附近。他们在那里溜达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想对下一步怎么做做个决断。阿弗纳注意到他过去胸口上的疼痛感现在完全消失了。注意到这点时，他很超然，很冷静。他现在的感觉是一种漠然的愤怒，还有绝对要完成这次任务的坚定不移的决心。至少，得干掉萨拉米。否则的话，卡尔和罗伯特的死就太不值得了。
　　汉斯和斯蒂夫看法一致。
　　“我们要去日内瓦，留一条关于罗伯特的信息。”阿弗纳说。“但我们不要等答复。我们只管接着干就行了。”
　　“要有个人告诉罗伯特的妻子，”汉斯说。“这次我不要做雪夫拉卡迪沙的人了。”
　　雪夫拉卡迪沙是以色列的一家国有殡仪公司。汉斯和斯蒂夫去罗马看卡尔的妻子时，说自己是雪夫拉卡迪沙的人。虽然卡尔的妻子当时没有失态，但汉斯还是觉得这次经历给他的精神带来了相当大的伤害。这次可能会更糟：罗伯特的妻子是个非常漂亮的法裔犹太人，昵称叫“佩佩”。阿弗纳以前见过她一次，知道她是个有点喜怒无常的女人。事实上，她还有点像公主。跟其他在家里等着丈夫跟自己联系的妻子不一样，罗伯特的妻子不仅要他把英国的地址告诉她，以便她给他写信（并让他定时去这个地方取信），而且还要他把电话号码和她可以给他打电话的时间告诉他。虽然罗伯特很高兴收到她的来信，但也意味着他必须调整自己的时间以满足她的要求。在执行任务时做到这点很难。虽然佩佩绝对是一个忠诚、仁慈的女人，但作为一个特工的妻子，这样的性格仅仅勉强够格。事实上，她对罗伯特有一点影响，分散他的注意力，因此，也有点分散突击队的注意力。
　　他们有两个孩子。任务开始的时候，罗伯特把他的家人从以色列带出来，首先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他知道他会经常去比利时，所以让佩佩和孩子们住在那里似乎就有道理了。他每次出差从布鲁塞尔经过时都至少能跟他们待上几个小时。但这种短时间的相聚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使罗伯特和佩佩更加心神不宁、魂不守舍。所以最后，罗伯特把一家人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准备在执行任务期间一直让他们住在那里。佩佩最喜欢的一个叔叔住在那里——他是欧洲某国大使馆的一个外交官——他非常愿意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他的家里。
　　阿弗纳理解汉斯为什么不愿意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了。
　　“我们先去日内瓦，”阿弗纳说。“然后，我自己飞往华盛顿。如果斯蒂夫愿意跟我一起去，也行。我们回来后，再继续。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要把恐怖头子们干掉。不搞大的策划，也不用炸弹，什么也不搞。只剩下我们三个了，但是没问题，因为我们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汉斯，我们不在期间，与路易斯保持联系，让他搞到那三个恐怖头子的情报。”
　　“好样的，伙计。”斯蒂夫说。
　　还有一个突袭的办法。这种办法要比他们之前使用的办法危险得多。以前使用的办法经过仔细的策划和精心的设计。而这种办法让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逃跑，即使不是一种自取灭亡的办法，也是一种相当铤而走险的办法。但它是可行的办法。
　　正面攻击，依靠奇袭和火力。
　　这种办法不是跟踪一个目标，直到搞清楚他的日程安排和生活习惯，不是精心策划逃跑路线，不是使用炸弹让自己从暗杀现场脱身，而是只根据两个情报，即时间和地点就进行突袭。只要搞清楚目标的位置和时间。别的什么也不管。
　　比如，如果他们能搞清楚萨拉米在一个特定时间里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他们三个人就会毅然决然地拿起冲锋枪把他干掉。不管他所在的位置有什么特点，他周围有多少警力，突击队后来有没有机会逃跑，甚至不顾旁观者的生命，暗杀活动是不是会被发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如果杀手们较少考虑，或者不考虑后果，见人就杀，这种办法有可能可行。但他们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必须在六七十码以内。
　　只有三个人的突击队在考虑实施突袭时，被迫采用了这样一种近乎莽撞、不顾一切后果的方式。
　　“当然，我不是说这是我们的第一选择，”阿弗纳补充道。“虽然我们只有三个人，但我们有路易斯和他的人的支持。我们也许能侥幸成功。当然，我们要继续寻找更为明智的办法。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我们要努力寻找好的办法作为我们最后的办法。不要坚持零风险。
　　“你们同意吗？”
　　“我同意。”斯蒂夫立即回答道。接着转向汉斯。
　　“嗯，”汉斯说。“坦白地说，这不是一个指挥决策。严格地说，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利这么做。阿弗纳的提议正在改变这次任务的目标，或者至少颠倒了主次。这种事情我们应该交给总部去决定。”
　　“但是，”汉斯停了一下之后继续说。“事实上，我同意。我只希望我们要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心中有数。”
　　毫无疑问，他是对的。他们正在舍本逐末。而且，跟阿弗纳和斯蒂夫一样，汉斯也难以放弃。他在雅典对付穆扎斯的行为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跟其他人一样，放弃的想法汉斯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一点也许是这类任务中无法避免的问题。一开始就全身心投入这项任务的人，也许会因为太投入而在理智或有利的政治界限前停不下来。他们也会互相施加心理压力：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继续到底。正如阿弗纳后来对斯蒂夫所说：“我不担心汉斯。如果我们说继续，他没法不同意。”
　　但是，汉斯还提出了一点。
　　“你谈到路易斯和他的人的支持，”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也要考虑一些别的东西。自从伦敦开始，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除了我们五个人，谁知道我们要去伦敦？只有路易斯。谁知道罗伯特在比利时？还是路易斯。”
　　“现在卡尔死了，罗伯特也死了。如果我们是被‘爸爸’出卖的怎么办？他把恐怖组织头子们卖给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也卖给恐怖组织头子？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实际上，阿弗纳考虑过这个问题，考虑过很长时间，苦苦地考虑过，整个夏天都在考虑。一方面，他认为像“爸爸”、路易斯和托尼——安德雷斯就不用说了——这样的人背叛他们也有道理。如果路易斯所说的“集团”的理念是真的，那么各路人马互相残杀他们只会感到高兴。在那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建立起来之前，无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对路易斯来说，他越早开始自己清白的历史越好。从经济上来讲也有道理。毕竟，“爸爸”可以从恐怖分子那里得到陷害卡尔的钱，然后又从阿弗纳那里得到处理尸体的钱。然后又从寻找那个荷兰女人和处理她的尸体得到更多的钱，然后还可以通过设置陷阱让阿拉伯人害死罗伯特而得到钱——无论是无意还是有意。还可以通过处理阿弗纳的尸体得到更多的钱，等等。
　　很有可能，很聪明的伎俩。“爸爸”这样做甚至还会让方方面面的人把他当作朋友呢。每个人都大大方方地给他提供情报，他拿着这些情报又会卖给他们的对手。这是一个安全、永不枯竭的收入来源。
　　最后，阿弗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原因是他不相信他会这样做。
　　“‘爸爸’要是出卖我们的话，早就出卖了。”他说。“当我们都在一起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把我们在塞浦路斯卖掉？”
　　“也许那时没有人买，”汉斯说。“也许他还不想把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杀掉。”
　　“你相信是这么回事吗？”阿弗纳问道。
　　“我不知道相信什么，”汉斯回答道。“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太相信他的人了。毕竟他们是一伙惟利是图的人。没有他们这样的人，或者说没有他们这样的组织，恐怖分子们寸步难行。他们不仅仅只替我们干活，还替欧洲一半的‘红色军团’干活。就我们知道的而言，他们也替黑手党干活。”
　　这是事实，阿弗纳只好耸了耸肩。
　　“甚至还有可能，”汉斯继续说，“这些组织是俄国人设立并资助的。你想到过这一点吗？克格勃可以设立一个私人组织来支持恐怖分子。这样想并不愚蠢，也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背后是谁，也许只有‘爸爸’知道。如果是那样怎么办？”
　　汉斯说得太离谱了。事实上，阿弗纳觉得他说话的口气听起来有点像“爸爸”了。突然，他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特工的妄想症发作了。这是由于在地下待得太久的结果。在地下待得太久会让已经疲惫不堪的一线特工经常怀疑自己的同伙。虽然这种妄想症不像临床上的妄想症那样完全脱离现实，但是它把恐惧和怀疑无限夸大，或者把它们附着在另外的对象上。“爸爸”自己也许就是这样的。
　　“是的，‘爸爸’有可能泄密，或者通过他组织里的人泄密，”阿弗纳对汉斯说，“我们自己的线人也有可能泄密。我们每隔一个城市就有一个阿莫德或者亚瑟尔，有时候他们也知道在哪里找到我们。他们当中肯定有人知道卡尔被杀的时候我们在伦敦。是的，可能是‘爸爸’，他为了挣更多的钱，为了成为所有人的朋友，为了逃脱罪责。谁知道呢？但关键是，‘爸爸’也在给我们提供恐怖分子。他一个接一个地给我们找恐怖分子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也许这就是代价。他给我们，也给其他人。有这种可能。这样的话，你就不让他们寻找恐怖分子了？我说不。不管他给我们什么，我们都收下。只要时刻警惕就行了。比以前更加小心。如果他想出卖我们，那他必须先给我们才行。对，这有点冒险。难道不值得吗？”
　　汉斯想了想。“该死的冒险，”他终于说。“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不是，”阿弗纳坚定地回答道。“我不是这样认为的。也许我疯了，但我相信‘爸爸’，相信路易斯和托尼。但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对的。怀疑也是明智的。但我们何去何从？因为怀疑而断绝跟他们来往就意味着我们丢掉了最好的来源。信息的来源，支持的来源，一切来源。没有他们，我们可以干掉多少恐怖分子？
　　“为什么不可以假定他们把我们出卖了。当然可以。那我们在利用他们时，就要加倍小心。稍微误导他们一下，在最后关头改变线路。难道这不是一种最明智的办法吗？”
　　汉斯开始笑起来。“你疯了，你知道，”他对阿弗纳说。“我是说，我们都疯了，但你是我们当中最疯的一个。”
　　“不过，他是对的，”斯蒂夫说。“只有这个办法了。”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过，阿弗纳心里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确实相信“集团”。如果他不是真的相信他们，那不管他对汉斯说过什么，他都可能跟他们断绝联系。他还不是那么疯狂。他只是相信他的第六感觉。
　　也许错了。
　　事实证明，华盛顿的事比阿弗纳预想的更艰难。佩佩有些歇斯底里。不知什么原因，她把矛头集中在斯蒂夫身上，用拳头捶打他的胸脯，对他大喊大叫，说是他杀了罗伯特。斯蒂夫只是一个劲地朝后退，眼睛盯着地上，阿弗纳从佩佩后面抓住她，握住她的胳膊。后来她哭了。她的叔叔知道会这样，在斯蒂夫和阿弗纳到达之前，就把孩子们带到了外面。
　　他们从自己账户上取了些钱，带给佩佩，就像他们对卡尔的遗孀那样。不过，这次他们每个人只给了五千元，加起来总共一万五千元。他们都为自己会被别人看作不大度而有些羞愧——虽然他们并没有说出来——但很显然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家人着想了。如果他们被一个一个地干掉，而每干掉一个都要给遗孀四万块的话，那么，活到最后的那个人就几乎没有钱留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了。虽然家人们会得到一笔固定的抚恤金，但毕竟不多。
　　阿弗纳在纽约待了一两天之后才飞回欧洲。肖莎娜在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