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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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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第三个原因，阿弗纳需要肖莎娜。他才二十五岁。自9月以来他没跟女人上过床，他当然会盯着女人看，但他从不做任何事情。也许他想忠于妻子，也许仅仅因为压力太大了。据阿弗纳所知，除斯蒂夫之外，其他人也完全没有性爱。当然，他们有时可以见到妻子，或者他们并不需要——他们从来没谈过这个话题。但是阿弗纳需要，非常需要。他在纽约西南部的布鲁克林租了一套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这栋楼里允许养宠物，所以肖莎娜也可以把查理带来。4月份的首期款已经付了，到那时他们的孩子应该有3个月大了。
12月20日——阿弗纳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当时他已回到法兰克福，他给肖莎娜打了一个电话。简直难以置信。她在电话里给他说了一件事情，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从她嘴里说出来，没有想到会从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口中说出来，也没想到会从一个丈夫正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妻子的口中说出来。“预产期是25号，”肖莎娜说。“我希望你在身边。”
一时间，阿弗纳都不知道如何回答，后来他说：“我会过来的。”
“不，你不能。”肖莎娜说。很显然，跟阿弗纳的回答比起来，她刚才提出的要求更让她感到震惊。“别愚蠢了。我不是当真的。我这里都安排好了，25号就去医院，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是开玩笑的，你不必担心。”
“我会来的。”阿弗纳重复道。接着他补充道：“别对任何人说。”
两天后，阿弗纳携带一本德国护照，跟同伴们一句话都没说，在完全违反行动指令的情况下，潜回了特拉维夫。他知道他的做法是不能原谅的。如果他被自己人看到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想结局就是彻底变成一个令人厌恶的人。如果被对方的人看见了，他就会使这项任务、自己的性命以及同伴们的性命面临危险。他在非法过境时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因为它事关重大，同时还因为阿弗纳跟大多数同胞一样，以色列的安全观念有点太强烈了。这个想法并不是毫无根据——以色列的反情报水平世界一流——但跟许多人一样，阿弗纳相信其反情报水平比这还要好。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阿弗纳相信以色列的反情报部门绝对不会出错，所以他只好冒险拼命一搏了。他成功了。
阿弗纳在特拉维夫待了四天，除了他母亲和肖莎娜之外，谁也没见。他甚至不敢去见他父亲——或者跟肖莎娜一起去医院。但是，在婴儿出生之后的一天深夜，他假装孩子的叔叔，让值夜班的护士让他看了一眼。护士告诉他，是个女孩，她是阿弗纳见过的最丑陋的东西。
肖莎娜让阿弗纳吃了一惊。他以为有一场争执的，但她似乎也想去美国。“我不在意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她说。“我不在意一年是否只能见你两次，我不希望女儿是由爷爷、奶奶帮我们带大的。”
他们决定4月去纽约见面。
第八章 阿巴德·阿尔—契尔
恐怖活动的组织者胡赛因·阿巴德·阿尔—契尔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马士革度过。大马士革不在他们的行动范围之内。这就是阿弗纳和卡尔称他为硬目标的主要原因。另外，大家都知道，阿尔—契尔没有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卫兵。他的本行是教师，专业是东方语言。在“武装斗争”中，他是某组织与塞浦路斯克格勃之间的联络人，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位居第十。
阿弗纳注意到阿尔—契尔，是源于他和路易斯在巴黎的一次谈话。“集团”在尼科西亚的人听说有人正在策划一个空袭行动：恐怖分子打算登上希腊的一艘船。按照计划，这艘船将在尼科西亚附近塞浦路斯的凯里尼亚港停靠，然后继续开往以色列的海法港。在凯里尼亚港，一些自动武器，可能还有炸药会偷运到船上。一到海法，恐怖分子将占领这艘船，并实施报复，把船毁掉，就像袭击洛德机场一样。
“顺便说一句。”路易斯说。“这条消息免费。”
“我给你钱，”阿弗纳说。“你能告诉我更多的消息吗？”
“我可以再去搞一些。”路易斯说。“我还听说那些人使用的是阿富汗护照。塞浦路斯的协调人很显然就是阿尔—契尔。”
这件事发生在袭击汉姆沙里几天前。阿弗纳就这件事与其他人进行了讨论。如果路易斯的情报可靠，阿尔—契尔不久就一定会在尼科西亚露面。塞浦路斯可不在突击队的行动范围之外。
在去以色列之前，阿弗纳把路易斯的电话号码给了卡尔（直到这时阿弗纳是惟一一位跟路易斯保持密切联系的人，虽然其他人也跟路易斯的人见过面）。现在阿弗纳已经跟路易斯说好，卡尔以后每天给他打个电话。如果塞浦路斯的阿尔一契尔有进展，卡尔就在12月27日以后打阿弗纳在雅典的电话。
12月27日那天，他告别肖莎娜，从特拉维夫飞往希腊首都。
阿弗纳对雅典很熟，虽然他对这个西方文明摇篮的记忆一点也不愉快。作为“穆萨德”的一个受训员，正是在雅典他第一次遇上了父亲曾经抱怨的这项工作阴暗神秘的一面。也正是在雅典，他意识到了那些荷兰小男孩也是在官僚机构中工作的公务员。这个机构跟其他官僚机构一样，充满了家族式的网络、不和、阴谋和办公室政治。
这件事本身很简单。不值一提，真的。当时“穆萨德”驻雅典站的站长有一天晚上喝醉了。他在公共场合，一家餐馆喝醉了，当时在场的有比他小很多的妻子、阿弗纳和一位年轻的“穆萨德”特工。不用说，别人不知道站长是个以色列特工。他的身份是雅典商人。这样，他在餐馆里喝醉就不一定太违反安全规定了。但是，不巧的是，他是个丑陋的令人反感的醉鬼。在他酩酊大醉之时，甚至爬到桌子上拉开裤子的拉链。如果不是阿弗纳和那个年轻特工阻止的话，他会把尿撒到其他客人身上。他的妻子很显然已对丈夫这种粗俗的好斗行为习以为常，她站起来就走了，留下那个年轻特工应付这个嗜酒的老板。
如果到此为止也就没什么了，可阿弗纳对这件事感到十分震惊。他是个没有经验的受训员，还有某些幻想，而且刚到雅典。他想当然地认为，站长应该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而且，犹太人也许跟其他种族一样，有很多恶习，但喝醉酒，目无法纪的情况是很少的。阿弗纳想不起以前见过这样的事情——而这个人还是“穆萨德”的一个站长。这是不能饶恕的。
他跟另外一名年轻特工讨论之后，决定写一份报告。那个年轻特工也说要在他的报告中反映这件事情。毕竟，这是他们的职责。他们的老板也许需要精神方面的治疗。阿弗纳甚至还想过，整个事件也许就是一个试探，看看他这个受训员会不会出于对那个老人某种错误的忠诚而缄默其口。他才不会上他们的当呢！
然而，使阿弗纳十分吃惊的是，他大约一个月后回到特拉维夫时，一个相当于人事部门的“穆萨德”让他去汇报。三个人正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他，看起来都不高兴。在阿弗纳看来，他们是典型的加里西亚人。
“你这张纸上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不实之词。”第一个人把阿弗纳的雅典报告从桌子对面推给他，说。“我们建议你撤回去。”
阿弗纳目瞪口呆了。“你们在说什么？”
他问道。“事实就是这样。看看跟我一起的那个人的报告就知道。”
“我们看了。”那个加里西亚人自鸣得意地说。“他报告里对这起所谓的事件只字没提。也许这是你的想象。”
“即使不是你的想象，”第二个人说。“这件事也可以这样看，你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时，你写报告反映情况的这个人已经为以色列做了很多贡献。现在他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像这样的事情，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但——你也不是完人。我可以把他写的关于你的报告给你看一下。”
“但是，”第三个加里西亚人说。“也许没这个必要了。也许这只是个性格冲突的问题，把他的报告和你的报告都忘掉吧。大家都高高兴兴的。”
阿弗纳一听口气就不对，他想起他在集体农场认识的那些人，加里西亚人都自私自利。他站起来。“你们有了我的报告，”他说。“我不管你们还有谁的报告。你们忘掉什么，记得什么，那是你们的事。还有别的事吗？”
加里西亚人没有回答，阿弗纳走出了办公室。他情绪激动。虽然再也没有人跟他提过这件事，但他总觉得非常不是滋味。他再次前往雅典执行任务时，是八个月以后，希腊的“穆萨德”换了一个站长。
有趣的是，现在，两年以后，他到达雅典时对站长有了更多的理解。而在这两年中他回特拉维夫极其没有规律。今天，他也许不会打报告了。
无论如何，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阿弗纳一到雅典，卡尔就打来了电话。而且，这个电话不是从法兰克福，而是从尼科西亚打来的。他和汉斯已经在那里监视阿尔一契尔一天了。
阿弗纳一出发去以色列，路易斯就报告阿尔一契尔在塞浦路斯出现了。由于阿弗纳不在，卡尔决定跟汉斯一起加入路易斯的人的行列，让罗伯特去比利时和他设计炸弹的朋友见面。（斯蒂夫在西班牙核实另一条线索。）罗伯特去比利时也是想检讨一下，他好像对自己在炸电话时的表现不满意。
几个小时以后，阿弗纳就和尼科西亚的伙伴们在一起了。他们在路易斯安排的一间安全屋里监视阿尔一契尔。他们高兴地报告，他和那个长期住在塞浦路斯的众人皆知的克格勃见面了。他们为阿弗纳接风，让路易斯在尼科西亚的人监视这个恐怖活动的组织者。遗憾的是，等他们吃完午饭回来，阿尔一契尔已经办理了退房手续，不知坐飞机去了哪里。
除了回法兰克福外别无选择，待在塞浦路斯什么也干不了。阿尔一契尔最终会回到地中海的这个小岛上的。俄国人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它撼动地球的一个支点。这个岛屿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一个燃起中东战火的极好的地方——希腊和土耳其之间长期的冲突就不用说了。阿弗纳在塞浦路斯总觉得不舒服。这个地方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的特征。这里不仅气候不好，而且人与人之间互相猜忌，他不适应。就让路易斯的人在尼科西亚盯着阿尔一契尔吧。
与此同时，斯蒂夫在西班牙的线索也没有了。于是他也回到了法兰克福。罗伯特也回到了法兰克福。“喂，”罗伯特一见到阿弗纳就说。“如果我们在塞浦路斯突袭的话，让我再试一试。我朋友和我弄出了一套新的系统。”
“我知道。”斯蒂夫对他的室友出言不逊。“藏一颗炸弹让他得上肝病，让他的寿命缩短十年……我们为什么不用枪打死那个杂种？”
“他不让你玩他的塑料鸭子，”卡尔对斯蒂夫说。“你恨他了。”
他们都笑了起来，斯蒂夫也笑了。不仅仅是浴缸里的橡皮鸭子，他们两个人同住的那间屋子里到处都是令人好奇的玩具，他也不会让斯蒂夫碰一下。这是他们之间产生一些小摩擦的原因。每次罗伯特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回来时，总发现斯蒂夫正在玩他的遥控汽车。他为此感到恼火。斯蒂夫就报复他，用一个做了手脚的硬币让他输，输了就在他的耳朵上穿洞，让他扮成一个嬉皮士潜到一个安全屋里跟一个阿拉伯线人接触。在这件事情上，罗伯特决不会原谅他。
“喂，静静吧。”阿弗纳说。“我们怎么做，很显然要取决于位置和目标的日常安排。迄今为止，他一直住在尼科西亚的奥林匹克酒店。假定下次他还住在那里，”——阿弗纳转向罗伯特——“你怎么做？”
“还放六颗小炸弹。”罗伯特立刻回答道。“在他的床底下。”
“为什么放六颗？”
“确保把他干掉。”罗伯特说。“而又不会伤及其他人。”
这个话题有点敏感。阿弗纳认为罗伯特和他那个比利时的朋友在技术上没什么问题——电话炸弹是设计巧妙——但事实是电话炸弹杀不死目标，至少是不能立刻杀死目标。上次阿弗纳跟路易斯通电话的时候，这个法国人巧妙地给他推荐了一个爆破专家，如果阿弗纳需要的话，他可以给他报个价。阿弗纳向其他人说起这件事时，罗伯特连听都不愿听，不是他自己制造的东西他碰都不会碰的。
“如果你那么喜欢路易斯，”罗伯特说。“我告诉你他可以做什么。他可以帮我们把炸弹从比利时弄到塞浦路斯。”
这话有道理。在某种程度上，一个行动最危险的部分是私带物品——如武器或炸药——跨越国境。许多恐怖分子都是通过阿拉伯或东方国家的外交快件解决这个问题的，至少可以解决比较小的包裹问题。这些公务上的邮件在普通海关是免检的。阿弗纳的突击队不能这样做，但很显然“集团”走私的本领要比他们高。
两个多星期过去了，没有阿尔一契尔或其他目标的消息。汉斯利用这段时间致力于一项最得意的工程——在法兰克福开了一家古董家具经销点。汉斯喜欢古董，关于古董的知识懂得也很多。他也非常具有经营头脑。这跟阿弗纳或斯蒂夫不一样。实际上他喜欢做生意。
卡尔——谨慎的卡尔——完全赞同这个想法。古董生意至少可以给整个突击队一些起码的掩护。他们总是旅行，生活也没有规律。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以运送大宗物品过境。阿弗纳也欣赏这个想法，但他给自己想到的掩护方式只有玩德国彩票和英国足球弹子游戏。开始时他什么也不会，还要别人教。这是个记住联络代码的绝妙的办法，让人无法觉察。在此之前，阿弗纳把这些代码写在各种各样的纸片上，但老是学不会，也记不住。
阿弗纳利用这段等待的时间飞往日内瓦，第一次用事先安排好的保险箱给伊弗里姆留了两条信息。第一条信息是海法可能被人袭击。第二条是一条私人信息，请他敦促肖莎娜4月去纽约。伊弗里姆在阿弗纳执行任务期间会安排他和他的妻子见面，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有言在先。阿弗纳觉得没必要把肖莎娜以后可能不会回以色列的事告诉他。
既然已经在日内瓦银行了，阿弗纳还做了一件事。他看了一下自己的账户。在他执行任务期间每个月的工资会存进这个账户。虽然仍然不多，但在不断地增加，他对此比较满意。他愉快地想，如今自己在瑞士银行里的钱比他以前积攒的钱都多。
路易斯给他打电话是1月22日星期一，阿巴德·阿尔一契尔一两天之内就会到塞浦路斯。但不知道他要在那里待多久。
那天晚上，突击队员都飞到了尼科西亚。
阿弗纳去了安全屋，卡尔、汉斯和斯蒂夫住进了奥林匹克酒店。这个主意是卡尔想到的：应该有几个人住进目标可能人住的酒店，一则，有助于他们了解大楼的楼层分布。二则，阿尔一契尔一住进来他们就办理退房手续，以后再在酒店里出现不会引起酒店服务员或保卫人员的怀疑。工作人员以前见过他们，知道他们是这里的客人。
星期二，路易斯的人把一个从比利时寄来的包裹送给罗伯特。
当天晚些时候，阿巴德·阿尔一契尔住进了奥林匹克酒店。
斯蒂夫和卡尔报告——前者有些打趣的意思，后者的神情带着关切——说目标的隔壁好像住着一对从以色列来的新婚夫妇——那个女孩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来塞浦路斯结婚。这十分普遍，以色列宗教机构不愿意为那些与异族通婚的人举行仪式。
“噢，”斯蒂夫冲着忧心忡忡的汉斯说。“两个房间好像都很刺激。”
“按我的理解，他们绝不会受到伤害，是吗？”阿弗纳问罗伯特。
“绝不会。”罗伯特坚定地说。接着，他的语气软了一些，补充道，“当然，我不能写书面保证。如果你要书面保证的话，那就别干了。”
“要不，警告一下他们？”汉斯问道。接着摇了摇头，否定了这种做法。在这种行动中，不可能警告别人。突击队要么冒这个险，要么不冒这个险。要不要冒这个险取决于阿弗纳。
“我们要冒这个险。”阿弗纳说。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让他们冒这个险。”汉斯突然说。“罗伯特的六颗小炸弹爆炸的时候你愿意待在隔壁吗？”阿弗纳说完之后一个突击队员突然这样说有些令人惊讶。但是汉斯的担忧确实存在，每个人都感觉到了。一阵沉默之后罗伯特说，“看在上天的分上，我给你们写个保证吧。”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这一次罗伯特的饵雷实质上是一颗增压弹，由与一个双层框相连的六小包炸药组成。两个框子由四个强有力的弹簧分开。每个弹簧里有一颗铁钉。放在汽车座位或床垫下时，弹簧会阻止上面这个框子上的铁钉接触到下面这个框子上的四个触点。但是，人的重量可以压缩弹簧，使其与触点相接。如果是一个简易的增压弹，炸弹这时就会爆炸。
但是，对罗伯特的这个装置而言，重量只起一个把炸弹的保险打开的作用。保险一旦打开，特工就可以使用无线电信号使其爆炸。如果没有发送信号，炸弹仍然不会爆炸。同样，如果目标没有坐在或躺在盖着炸弹的物体上，发送信号也不会使其爆炸。安全上的这个特征就意味着，只有当突击队确信是阿尔一契尔本人上床之后，这张动过手脚的床才会爆炸。
1月24日星期三上午，伊弗里姆的十号目标八点左右离开了酒店。当地的那个克格勃和另外一个人开车来把他接走了。另外那个人看起来也像俄罗斯人，至少不像阿拉伯人或塞浦路斯人。路易斯的监视员在几辆车里尾随其后——一共有六个监视员——如果那些俄国人准备把阿尔一契尔送回酒店，他们会立即给卡尔打电话。事实上，整整一天，这个恐怖活动的组织者都待在俄国人租下的那间屋子里。尼科西亚的这间屋子由俄国人租下了，这一点众所周知。
中午刚过不久，酒店服务人员打扫完房间，罗伯特和汉斯就在路易斯的人的帮助下进了阿尔一契尔的房间。他们把弹簧上的炸弹放在床垫下，并以网覆盖。他们还把房间里的主灯断开，只让床头灯是好的。晚上只要灯熄了，几乎就可以肯定，阿尔一契尔上床了。
晚上十点刚过，俄国人就开车送阿尔一契尔回奥林匹克酒店。他们陪他走到大门口。他正要进门的时候，其中一个人递给他一只信封。路易斯的一个人跟他一起上电梯，确认没有别人进入阿尔一契尔的房间。路易斯的那个人并不知道后者已时日不多。
没有别人进去。二十分钟后，他窗户里的灯光熄了（隔壁以色列新婚夫妇窗户里的灯光已经熄了一段时间了）。外面，阿弗纳和罗伯特坐在一辆车里，汉斯和斯蒂夫坐在另一辆车里。卡尔跟往常一样，一个人在一辆车里。
为防止阿尔一契尔上床之前就把灯关了，阿弗纳等他的灯熄了大约两分钟之后才给罗伯特下令。事实上，阿弗纳还是太早了。罗伯特按了一下遥控盒里的按钮，什么动静也没有。阿尔一契尔也许还坐在床沿上脱袜子，没有躺上去压紧弹簧呢。
罗伯特数了十下之后，又按了一下按钮。他咬紧牙关，用力按下去，几乎要把手里这个易碎的电木盒压碎。用这么大劲完全没必要。如果阿尔一契尔还没有上床，用这么大劲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上床了。
爆炸触目惊心。一条火舌连同玻璃碎片和泥石向大街倾泻而来。罗伯特无疑把没有当场炸死汉姆沙里的损失补了回来。阿弗纳看见这样的爆炸之后，对阿尔一契尔的命运几乎不用置疑了。
他们驾车离去时，酒店所有窗户里的灯以及沿街大楼里的灯都亮了起来。在这个倒霉的岛上，希腊人一定在想，土耳其人在袭击他们呢，而土耳其人也会这样怀疑希腊人。
第九章 巴希尔·阿尔—库拜斯
1973年3月17日，卡尔和阿弗纳坐在日内瓦米迪酒店阿弗纳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坐在他们对面的扶手椅里，两条长腿搁在床上。
这个人是伊弗里姆。他突然造访是情报机构特有的办公室里权力斗争的结果。
干掉阿尔—契尔之后，五个人再次在法兰克福会合。他们一个一个地取道不同的地方离开塞浦路斯。阿弗纳去了纽约，为肖莎娜作生活上最后的安排。卡尔最后一个离开。
爆炸之后他去了酒店一趟，确认暗杀取得成功，又没有伤及其他人。使他感到非常宽慰的是，他发现，除了目标之外，没有伤到酒店里其他人一根汗毛——包括那对以色列夫妇。而在这堵墙的那一边，阿尔一契尔的尸体和床都炸成了碎片。
回到法兰克福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突击队没有任何线索。但在2月25日，路易斯给阿弗纳留言，说他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阿弗纳可以去见他。
见面的时候，路易斯又给了他四个目标的准确情报。（干掉兹威特和汉姆沙里之后，阿弗纳觉得继续编造他原来跟托尼的那套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故事没有什么必要了。他告诉路易斯，即使在暗杀阿尔—契尔之前，他还在希望买到恐怖分子头目的情报。他没有具体说出这些人的名字——他的职责是收集情报，而不是把情报泄露出去——他与“穆萨德”的关系也只字未提。那个法国人一如既往地接受了阿弗纳的请求，没有提任何问题。）
路易斯告诉他，一个恐怖分子头目将于3月初到达巴黎。另外三个现在住在贝鲁特一栋公寓楼里。
巴黎的那个人是个软目标，就是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位居第九。贝鲁特的那几个是硬目标，都是著名的恐怖分子头目。他们在欧洲活动时，从来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们是卡玛尔·纳塞尔、在“法塔赫”里负责“黑色九月”的马哈茂德·郁苏夫·纳杰尔，也叫“阿布·郁苏夫”，以及负责以色列被占领土上的恐怖活动的科玛尔·阿德宛。在突击队的名单上，他们分别是第六、第七和第八号人物。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阿弗纳无法知道“穆萨德”是不是觉察到了他们住在贝鲁特。他觉得他有责任让伊弗里姆知道——同时请求允许突击队进入黎巴嫩暗杀这些目标。未经批准，他们不许在任何“敌对国家”，即以色列的邻国活动。
使阿弗纳有些吃惊的是，卡尔强烈反对让伊弗里姆知道贝鲁特这条线索。谨慎的卡尔有在“特工组织”工作多年的经历，他觉得“穆萨德”里有些人会立即把这个活抢去。卡尔说，突击队是独立的，无论如何都没有义务给特拉维夫传递情报。按照当时谈好的条件，他们不再为“穆萨德”“干活”。卡尔说，至于“穆萨德”嘛，它绝不会允许他们把行动延伸到贝鲁特，而只会利用突击队得到的这些情报，安排一次“穆萨德”式的常规行动，抢走所有的荣誉。要走在别人前头，情报共享不是办法。
也没必要。突击队干得正好。如果他们在欧洲干掉的一线人员越多，贝鲁特总部的那些人最终就会被迫浮出水面。恐怖活动不会自行组织起来。随着兹威特、汉姆沙里、阿尔一契尔，也许还有一两个人被干掉之后，阿德宛、纳杰尔和纳塞尔迟早会被迫来欧洲。
阿弗纳大吃了一惊。他没有跟卡尔真正谈论过，但他确实跟这位比自己年长的人说过，他怀疑特拉维夫会拿这些情报去玩政治，抢夺荣誉。卡尔现在的所作所为跟他的想法一模一样。谁在乎“荣誉”？谁在乎“走在前面”？他们不是沿着官僚政治的阶梯攀援而上的公务员，而是生死斗争中的战士。他们怎么能对以色列隐瞒这些情报？
卡尔耸耸肩。自己袖中有几张牌总是好的，特别是在对付特拉维夫那些平均分配饺子的人来说，更是这样。
说到这里，阿弗纳似乎有些羞愧，也许是因为卡尔正好说了父亲说过的那句话：袖中总要有一张牌。也许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阿弗纳是谁？给卡尔讲爱国主义？他这个荷兰小男孩怎么能板起脸说他不在乎这些荣誉？
无论如何，事实证明卡尔是对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对的。
阿弗纳飞到日内瓦留言，大约十天之后又去保险箱里取伊弗里姆的答复。伊弗里姆的答复是：什么也别干，按兵不动。他3月17日来日内瓦跟阿弗纳和卡尔见面。
现在，他们坐在米迪酒店里，寒暄了几分钟，接着这位负责此次任务的官员向他们表示祝贺。在阿弗纳看来，他并不是真正表扬他们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伊弗里姆说，都很好，就是时间长了点，不是吗？当然也多花了一点钱。无可否认，它极大地鼓舞了以色列人民的士气。消息都传开了，恐怖分子再也不能满世界地杀戮游客、儿童和运动员而不受惩罚了，他们如今也不得不小心提防了。非常好。但是——它能否减少恐怖活动就很难估计了。从最近的几个案件来看，情况也许恰恰相反。
“无论怎么样，”伊弗里姆继续说。“这不是你们关心的事。我们仍然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个行动，但是我们遇上了另外一个问题。
“你们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们的存在是一个很大的谜。不仅对敌人是个谜——对他们也许永远是个谜——而且对我们的人也是个谜。那些真正了解你们的人可不多啊。”
“现在开始有许多压力了。你们知道的，来自内部的压力。人们开始说了，情况怎么样了？整个欧洲的恐怖分子都被干掉了，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穆萨德’的官员们在星期四的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吗？难道他们不再相信我们了！”
“噢，行了，”卡尔尖刻地说。“我相信你能应付的。”
“我们暂时能应付，你们不必担心。”伊弗里姆回答道。“但是我们要想在前头。我说过，有一些压力。在怎样反恐这个问题上，别人有别人的想法，他们的想法也许并不坏。我们不能总是对他们说‘再拖一拖吧’。我们不能说‘我们欧洲神秘的大明星还需要时间’。”
“呃，”阿弗纳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是这样。”伊弗里姆说。“就是你们关于贝鲁特的情报，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很久以前就知道了，而且已经做好了方案。不仅我们的人做好了方案，而且部队等方面也做好了方案。很可能决定大规模地开进去。不仅仅是‘穆萨德’，而是一个联合行动。你们明白吗？所以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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