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十六:安史之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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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是趋势，也是玄宗与姚崇和宋璟的共识。事实证明，集权会有成效，同时也有弊病。因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谁来掌权就成了关键。结果，君明臣贤则治，开元盛世是证明。君昏臣奸则败，安史之乱是证明。
　　宋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他的补救办法，是权力集中与政务公开并行。实际上，政务公开在太宗时代就已经制度化。当时宰相入宫奏事，旁边一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御史弹劾官员，也一定要戴法冠着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这样一来，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谁也搞不了鬼。
　　武则天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她要行非常之事，只能搞特务政治和暗箱操作。于是宋璟主张拨乱反正，玄宗也批准了他的建议。开元五年（717）九月皇帝下诏：从今往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一切政务公开，并记录在案。＇26＇
　　走到这一步，新政的框架才算是建立起来。
　　难怪后来有人这样评论：姚崇以其通达完成了历史的转变，宋璟以其正派守住了帝国的根本。正是由于他们两人殊途同归的接力赛，开元盛世才得以初见端倪。＇27＇
　　＇16＇见两《唐书》之卢怀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8＇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五月条。
　　＇19＇见《贞观政要》卷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六月条。
　　＇20＇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唐太宗的许多公开举止都带有表演性质，吃蝗虫即其一例。
　　＇21＇见两《唐书》之姚崇传，《新唐书·齐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3＇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宋璟传。
　　＇24＇详见《新唐书·宋璟传》。
　　＇2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2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五年九月条。
　　＇27＇请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宇文融理财
　　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突然被免去宰相职务，跟姚崇一样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成为国策顾问。他在相位上停留的时间也跟姚崇差不太多，实际上只有三年。＇28＇
　　以此为标志，短暂而难忘的贤臣时代宣告结束。
　　这是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磨合和探索，试图在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辅臣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因此，这也是一个克制的时代。玄宗谨慎而明智地运用着皇权；宰相勤劳国事，同时防止国家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有如帝国的定海神针。＇29＇
　　难怪姚崇和宋璟虽为名相，执政期间却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作为。因为他们的治国方略和时代特征就是这样十六个字：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30＇
　　宋璟却还是下台了。
　　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司法和财政。也许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宋璟对罪犯们没完没了的申诉极为反感和厌恶，竟将积压案件全部交给监察部门处理，并且交代政策：认罪服法的宽大处理，继续上诉的统统关起来。
　　结果民怨沸腾，就连艺人也看不下去。当时天旱，一个优伶在表演节目时便扮作旱魔在皇帝面前手舞足蹈。
　　玄宗问：你这家伙怎么跑出来了？
　　扮作旱魔的艺人答：奉宰相之命。
　　玄宗问：此话怎讲？
　　艺人答：三百多苦主被宰相关押，旱魔能不出来？
　　玄宗很以为然。＇31＇
　　不过，直接让宋璟倒台的是货币问题。我们知道，中华帝国是没有银行的，货币在理论上只能由官方发行。然而由于商业的发达，官铸的铜钱根本不够使用。而且随着货币需求量的迅速增长，它们的质量也变得低劣，还不如民间私铸的铜钱。政府也只好允许私钱流通，以免贸易呆滞。
　　宋璟和他的搭档却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奏请恢复私铸铜钱判处死刑的禁令，并派专使前往私铸最为盛行的地区治理整顿。结果，专使的雷厉风行导致了物价的大幅度波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舆论哗然。
　　两位宰相只好为他们灾难性的失败埋单。＇32＇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短板却暴露出来，那就是帝国的多数官员都不善理财，而且没有兴趣。实际上，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并建立起文官制度，话语权就掌握在儒生手里。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占第一位的是所谓道德文章，其次才是管理才能；而在管理才能中，理财又最为他们鄙视，甚至被看作小人的伎俩和行径。不被骂作卑劣，已是万幸。
　　可惜帝国不能只靠道德文章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要用钱，王公贵族的穷奢极欲要用钱，雄心勃勃的对外扩张更要用钱。钱，不由天降，不由地生。没人理财，皇帝靠什么过日子，官员靠什么领工资，天下靠什么致太平？
　　于是，汉有桑弘羊，宋有王安石，唐有宇文融。
　　宇文融是在宋璟退场刚好一年后浮出水面的，当时官职不过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提出的方案是查户口。这并非没有道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农民离乡背井不在原籍，有的定居外地成为逃户，有的流离失所成为流民。前者造成国家财政流失，后者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将他们重新纳入户籍管理都十分必要。
　　玄宗批准了宇文融的方案，并任命他作为特使专门处理此案。宇文融也不负厚望。经过不断努力和调整政策（比如允许主动申报的逃户免税六年），这项工作大获成功。三年半以后，八十多万农户和相应的田亩被登记在册，相当于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皇帝对此十分满意，宇文融则被任命为监察部的副部长，后来又兼任财政部副部长。＇33＇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反对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实际上，移民他乡的农户之前得以逃税，是因为依附于当地土豪。这些土豪往往是帝国的官员或他们的家族。因此，宇文融的行动就损害了暴发户的利益，何况那些地产商还有着官方背景。
　　政治的原因则在宇文融和他的团队享有特权。由于是皇帝的特派员，他们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之外自行其是，形成了一个不受国家机器控制的特殊群体。宇文融也毫不客气地以钦差大臣自居，每到一处都要召集男女老少宣示圣旨，给予种种优惠政策，心满意足地听他们感恩戴德痛哭流涕。
　　于是，当宇文融和他的团队巡视天下时，他们就变成了流动的中央政府。各级地方官员畏惧其特权，大小政务都要先报告宇文融，再报告中书省。就连判处死刑的罪犯，没有宇文融点头核准，地方官也不敢擅自行刑。＇34＇
　　这就完全打乱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也对帝国的官僚集团构成了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群起而攻之。而且从理论上讲，这也是在捍卫国家制度和人格尊严。毕竟，中央集权的帝国不该政出多门，州县长官也不该听命于特使。
　　反对派的领袖是张说。
　　张说是在宇文融担任特使之后半年重归相位的，起先担任的职务也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一年半以后成为首相，任中书令。他的卷土重来一般被认为标志着玄宗执政理念和基本国策的调整，因为张说是姚崇的死对头。
　　姚崇不喜欢张说是有原因的。作为武则天的重臣，他跟狄仁杰一样主张务实，讨厌舞文弄墨和夸夸其谈。何况张说还难免口是心非之嫌，旧史就认为当年如果不是宋璟等人提出警告，张说未必不会作伪证。据说，张说甚至还想私下里修改有关历史记载，只不过遭到了史官的拒绝。＇35＇
　　玄宗看中的，却恰恰是张说的文才，甚至称他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用这样一个适合担任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或者作协主席的人做首相，只能说明皇帝开始由求真务实变为好大喜功。没错，制定礼仪需要当朝师表，粉饰太平需要一代词宗，张说自有张说的作用。＇36＇
　　何况张说也并非只务虚不务实，裁军二十万和改革兵制就是他的手笔。当时，玄宗不敢相信可以减少兵员，张说却回答说：臣久在疆场，熟悉边务，很清楚将帅们的扩军不是为了备战，而是为了自肥。更何况，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陛下如不放心，臣愿以全族性命担保。
　　结果，边防军由六十万变成四十万，裁减三分之一。＇37＇
　　更大的动作，则是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
　　这可并不仅仅只是更名，而是要改制。因为更名之后用印也要变。原来用政事堂之印，现在用中书门下之印。政事堂是会议，加印之后的文件只能算会议纪要；中书门下却是机构，形成的便是政府公文。一样吗？不一样吧！
　　其他方面当然也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宰相们不过坐而论道，开会的地点也先在门下省，后在中书省。现在则不但有了正规的官署，还有了五个下属办事机构。借用现代政治术语，就是国务会议变成了国务院。与之相适应，原来的集体负责制也会变成个人负责制，甚至首相的独断专行。＇38＇
　　后来一位宰相能独专朝政十几年，原因之一在此。
　　当然，这并不该张说负责，因为集权化正是姚崇时代就已经开始的趋势和政策。但可以肯定，张说既然要提高宰相地位，加强宰相权力，便容不得别人节外生枝。何况作为科举官僚和文坛领袖，他也看不起宇文融这样靠世袭特权进入官场的北周皇室后裔，以及其他那些没有学问和文采的务实派官员。总之，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只看谁胜谁负了。
　　＇28＇宋璟于开元四年（716）闰十二月二十八日拜相，开元八年（720）正月二十八日罢相，担任宰相共三年一个月。
　　＇29＇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0＇引文见柳芳《食货论》。
　　＇31＇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八年正月条。
　　＇32＇以上据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同时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八年正月条。
　　＇3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二年八月条，同时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4＇以上见两《唐书》之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二年八月条，同时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5＇张说由于宋璟的告诫而在出庭作证时说实话，见两《唐书》之宋璟传；要求修改《则天实录》历史记载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九年十二月条。
　　＇36＇这一观点引自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唐玄宗对张说的评语见《全唐文》卷二十二《命张说兼中书令制》。
　　＇37＇见两《唐书》之张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年八月条。
　　＇38＇从政事堂到中书门下的变化，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一年是岁条及胡三省注。
　　张说下台
　　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初四，中书令张说的府邸突然被禁卫军包围，他本人和家属也被捕下狱。原因是包括宇文融在内的监察部正副部长三人联名弹劾张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和收受贿赂，并且生活奢靡。其中最为严重也最能刺激玄宗敏感神经的是：该犯竟然私聘术士夜观星象。＇39＇
　　皇帝陛下龙颜大怒。
　　其实，张说早就该料到会有这一天，因为监察部这三个正副部长都是他的死对头。御史台被敌对势力控制，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而且当时就有人提醒他：宇文融理财有圣上支持，不可以太得罪。张说却不屑一顾地说：那种鼠辈干得了什么？于是依然故我地继续处处与宇文融作对。＇40＇
　　结果怎么样呢？自己变成了过街老鼠。
　　说起来张说也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得罪的并不单单是宇文融一个人，而是一大批。几个月前，张说排除异己，包揽了封禅大典的所有事务，以至于得到封赏的全是他的人。这就犯了众怒，宇文融也才利用时机狠狠捅了他一刀。
　　幸运的是，一个宦官救了张说。
　　救张说的就是传说为李白捧靴的高力士。当时唐玄宗派高力士到狱中看个究竟，高力士回来禀告说：张说蓬头垢面坐在草上惶恐待罪，家人都用瓦罐吃饭喝水。
　　玄宗不禁心软。
　　高力士又说：张说是忠于陛下的，而且有功。
　　玄宗当然清楚这一点。案件审理的结果也表明，私聘术士夜观星象确有其事，却是下属所为，张说并不知情，顶多负有领导责任。于是玄宗将张说从御史台放出，仅仅免去他担任了三年两个月的中书令职务，其他待遇照旧。＇41＇
　　宇文融的政治生命却更短。他在扳倒张说三年后的开元十七年（729）六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在九月被贬为刺史，担任相职只有九十九天，史称“百日宰相”。
　　原因，当然也是犯了众怒。
　　宇文融离开朝廷，帝国的财政立马就成了问题。于是玄宗皇帝愤怒地问那些反对派：你们总说宇文融不好，朕依了诸位，结果没钱用了，请问卿等有什么办法？
　　当然没有。或者说，反对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继续攻击宇文融，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确。于是，宇文融的问题被不断揭发，先是受贿，后是贪污。这个倒霉的家伙也被一贬再贬，最后死在了流放的路上。＇42＇
　　一个异类就这样被干掉了，现在轮到另一个。
　　另一个异类叫王毛仲。他是高丽人，也是唐玄宗当王子时府上的家奴，由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有功，成了玄宗皇帝禁卫军的首领。后来又由于治军有方，竟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与姚崇和宋璟的政治待遇相同。
　　那时的王毛仲真可谓备受恩宠。就连他嫁女儿，皇帝陛下都要亲自过问，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王毛仲说：万事齐备，只欠宾客。
　　唐玄宗问：张说之流，岂不是一叫就到吗？
　　王毛仲答：也有请不到的。
　　唐玄宗笑：你说的是宋璟吧？朕来请他。
　　第二天，宋璟果然到场，尽管只喝了半杯酒。＇43＇
　　王毛仲却赚足了面子。
　　小人得志便猖狂，王毛仲也不例外。他目空一切，尤其看不起宦官。也许在他看来，宦官男不男女不女，根本就不能算人，又岂能与他这大将军相提并论，平起平坐？
　　结果，王毛仲栽在了宦官手里。
　　开元十八年（730）某日，王毛仲生了儿子。唐玄宗派高力士前往祝贺，并且封那婴儿五品官衔。力士回宫后，皇帝陛下兴致勃勃地问：怎么样？毛仲很高兴吧？
　　高力士答：王毛仲说，这样的孩子不够三品吗？
　　玄宗大怒。
　　其实，王毛仲此言是要羞辱高力士，也是发泄对宦官受宠的不满，因为高力士的官阶正是三品。所以，他要把孩子抱出来给高力士看，意思是我这身体健全的儿子才五品，你这个连命根子都没了的家伙又凭什么三品？
　　唐玄宗却理解为王毛仲泄愤，因为不久前王毛仲索要兵部尚书的职位被皇帝拒绝。于是高力士趁机说：北门奴才气焰太盛，又早就结成了团伙，恐怕不是长久之计。
　　北门就是玄武门，那可是经常发生政变的地方。唐玄宗将王毛仲等家奴安排为北门禁军的将领，就是要让他们当看门狗。但是，走狗如果对主人呲牙咧嘴，则非杀不可。于是皇帝在剥夺了王毛仲的兵权之后，又将他赐死。＇44＇
　　张说却很乖巧。他在被免去中书令职务十个月后，就以尚书省副长官（尚书右丞相）的身份退休，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成果有《大衍历》和《开元礼》等等。宋璟也远离了是非中心，退休住在洛阳。他们两人都寿终正寝。
　　朝廷也变得安静起来。
　　实际上张说罢相之后，朝堂之上就乏善可陈。这固然因为人才难得，同时也因为玄宗厌恶党争。因此他宁肯宰相的能力差一些，威望低一点，也不能让他们成了气候。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与否也无关乎能力。此后多年，宰相班子就像走马灯，却没有一个是团结的。皇帝按下葫芦起了瓢，不胜其烦。直到开元二十一年（733）三月，中书令萧嵩推荐韩休搭班子，大家才觉得可以松一口气。
　　然而他们又错了。
　　萧嵩其实并不了解韩休。他推荐韩休，只不过认为韩休为人柔和，却没想到此人外柔内刚。当时，玄宗皇帝要流放一个县尉，新任宰相韩休却说：该犯并非大奸大恶，陛下应该抓大放小。金吾大将军某某贪赃枉法，民怨沸腾，问题更为严重。臣请先处分某将军，再处分那个县尉。
　　玄宗不同意。
　　韩休说：陛下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臣不敢奉诏。
　　玄宗只好同意。
　　这件事让所有人对韩休都刮目相看，就连退居二线的宋璟都说：没想到韩休竟能如此，这是仁者之勇啊！＇45＇
　　玄宗也对韩休肃然起敬，甚至忌惮。据说，皇帝只要稍微放纵一下自己，就会左顾右盼说：韩休知道吗？更为夸张的说法是：话音刚落，韩休的意见书就送达了御前。
　　不能随心所欲的皇帝只好对着镜子叹气。
　　身边人说：自从韩休拜相，陛下就瘦了许多，也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为什么不罢免他？
　　玄宗说：朕是瘦了，百姓可就胖了。萧嵩顺着朕，可是退朝之后朕睡不着。韩休虽然喜欢顶撞，可是朕睡得香。朕用韩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江山社稷啊！＇46＇
　　这时的唐玄宗，还真不糊涂。
　　萧嵩却忍无可忍。他实在受不了韩休这刺儿头，也受不了他在朝堂上的得理不饶人，于是向皇帝申请退休。
　　玄宗说：朕又没烦你，为什么要走？
　　萧嵩说：现在走人，还来得及。等到陛下烦了，臣恐怕连脑袋都保不住。说完，泪流满面。
　　玄宗皇帝明白了。他的办法跟以前一样：宰相不和就同时罢免。于是，萧嵩改任尚书省的副长官，韩休则改任工部尚书。新宰相一个是京兆尹裴耀卿，任门下省副长官；还有一个则是张说的接班人张九龄，任中书省副长官。＇47＇
　　新的一幕也即将开始，虽然需要前奏。
　　＇39＇见《新唐书·张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四月条。
　　＇40＇见两《唐书》之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二月条。
　　＇41＇见两《唐书》之张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四月条。
　　＇42＇以上见两《唐书》之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七年六月至十月条。
　　＇4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三年十二月条。
　　＇44＇以上见《新唐书·王毛仲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八年是岁条、开元十九年正月条，同时参看《旧唐书·王毛仲传》。
　　＇45＇见两《唐书》之韩休传。
　　＇46＇见《新唐书·韩休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二十一年三月条。
　　＇47＇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二十一年十月条。
　　


第二章
　　潜在危机
　　张九龄碰壁
　　张九龄是在居丧期间接到任命的。
　　这是莫大的信任和恩典。因为帝国以孝治天下，除非万不得已，官员在居丧期间都必须守在灵前。然而张九龄请求服丧期满以后再来就职，却被玄宗拒绝。非但如此，皇帝还在张九龄到京五个月后，将他和裴耀卿分别提拔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建立起两省长官同时在位的宰相班子。
　　张九龄感恩戴德，决心以忠诚报效陛下。
　　玄宗皇帝也很满意。没错，创作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名句的张九龄是有名的才子，十三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加科举考试也一举进士及第，就连文坛领袖张说对他都赞不绝口。他的风度更是堪称玉树临风，以至于玄宗皇帝每次选拔人才都要问上一句：像张九龄吗？＇1＇
　　裴耀卿也不简单。长期困扰帝国的粮食问题，就是他担任转运使期间解决的，据说三年之中积粮七百万石，节省运费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他将这一成绩上报朝廷，裴耀卿却回答说：这原本就是公家的钱，怎么能用来沽名钓誉？＇2＇
　　很好！张九龄有道德文章，裴耀卿有管理能力，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又没有个人恩怨，岂非最佳搭档？
　　可惜谁都没有想到，这又是一个短命的班子。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裴耀卿和张九龄被同时罢免，分别改任尚书省副长官左右丞相。这时，他们担任侍中和中书令才两年半，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算起也只有三年。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李林甫使坏。
　　以“奸相”之名载入史册的李林甫，是在张九龄和裴耀卿被任命为两省长官的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论职权，他并不能与那两位当然宰相分庭抗礼。论出身，作为皇室远亲而进入官场的他，也与大多数科举官员不同。但是，李林甫乖巧，懂得在张九龄面前装弱智，唐玄宗面前抖机灵，结果君臣二人都被他蒙蔽，放松了警惕。
　　其实李林甫并非等闲之辈。正如当年提醒张说防范宇文融的是张九龄，跟宇文融一起联名弹劾张说的监察部副部长也正是李林甫。可以说，李林甫继承了宇文融的衣钵，就像张九龄在某种意义上是张说的传人。
　　只不过，李林甫更狡猾，张九龄更迂腐。
　　迂腐表现在张九龄刚刚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提出放弃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允许民间铸造铜钱。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提案立即遭到裴耀卿等人的强烈反对，结果当然是胎死腹中，反倒将张九龄的不切实际暴露无遗。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个案子。
　　案子倒也简单。有两个人谋杀了一位监察官员，原因是他们认为该官员应该对自己父亲的冤死负责。这样的血亲复仇有着悠久的传统，也被民间视为正当。因为杀父之仇和夺妻之恨都是非报不可的，否则就不是男子汉。何况帝国既然以孝治天下，就没有判处孝子死刑的道理。
　　因此，张九龄主张免于追究。
　　裴耀卿和李林甫则认为王法无情，玄宗皇帝也认为此例决不可开。他在敕书中说：国家制定法律，原本就是要禁止谋杀。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私下复仇，请问天底下又有谁不是孝子？如此仇怨相报，恶性循环，又何时是个尽头？于是玄宗皇帝下令将那二人杖杀，结果舆论哗然。民间人士集资安葬了那两位孝子，表示哀悼的诗文也传遍朝野。＇3＇
　　很难说此事对张九龄的仕途影响如何，但他与玄宗理念不同应该已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就在一两个月前，张九龄便因为一项任命跟皇帝陛下大起冲突。
　　事情也很简单。有一位将领打败了契丹，并将契丹王的头颅传送京城，让皇帝郁积多年的闷气一扫而空。因此按照李唐王朝出将入相的惯例，玄宗提出任命此人为宰相。
　　张九龄却说：宰相职位不是用来做奖品的。
　　唐玄宗说：给个名义，不管政务，行不？
　　张九龄说：名义也不能随便乱给。刚刚打败了契丹就要当宰相，将来消灭了突厥又赏他什么？
　　唐玄宗被呛得半天说不出话来。＇4＇
　　过了一年多，张九龄与唐玄宗又起冲突，原因仍然是官员的任命。这次皇帝要奖励的是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因为他节约开支，勤于政事，让防区之内兵强马壮气象一新。玄宗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提出给他加封尚书的头衔。
　　张九龄照例反对。
　　其实张九龄与牛仙客并无个人恩怨，反对的原因也仅仅由于在他看来，宰相和尚书应该是像他这样的士大夫，而不该是长期在地方上工作的基层干部，更不该是军人。因此他极其傲慢地说：牛仙客当了尚书，朝廷会因之蒙羞。
　　玄宗只好让步：封个爵位总可以吧？
　　张九龄说：那也不行。爵位是用来奖励功臣的。牛仙客只是做好了本职工作，哪有功劳可言？陛下如果一定要予以嘉奖，多赏些金银财宝就可以了。
　　皇帝终于忍无可忍，勃然变色说：天底下，难道什么事情都得由你说了才算吗？
　　张九龄跪倒在地说：臣愚蠢，不敢不实话实说。
　　玄宗皇帝一声冷笑：你口口声声讲资格，嫌牛仙客出身卑微上不了台面。那么请问，你自己又是什么门第？
　　张九龄说：牛仙客生于中原，是华夏正宗，确非臣这岭南边鄙野人可比。但，臣在朝廷毕竟任职多年，牛仙客却是边境小吏，胸无点墨，又岂能担当重任？
　　玄宗皇帝恨得牙齿发痒。＇5＇
　　实际上这次皇帝发怒是有原因的。此前，为了从洛阳还都长安，他就跟张九龄闹得很不愉快。玄宗希望尽快，张九龄却坚持等到入冬，理由是当时正值秋收。这件事最后是靠李林甫解决的。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说：长安和洛阳不过是陛下的西宫和东宫，想住就住，挑什么日子？
　　封赏牛仙客的事也如愿以偿。这同样因为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说：只要有才干，何必一定要会写文章？何况用人乃天子之权。天子想用谁就用谁，用谁不是用？＇6＇
　　玄宗皇帝很高兴。
　　老天爷也似乎要帮李林甫的忙。离开洛阳那天，长安发生地震。玄宗趁机免去两京当年的赋税，又提拔奖赏沿途地方官员，赦免罪犯，于是一路听到的都是歌功颂德。
　　更凑巧的是，回到长安不久，洛阳也地震了。这就让玄宗认为，他和李林甫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地震意味着宰相不合格，应予罢免。＇7＇
　　张九龄却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依然我行我素，结果由于为某个涉案官员辩护，而被认为是结党营私。更何况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他也与玄宗意见相左，终于让皇帝下定决心搬走这块挡路的石头，将他和裴耀卿一起罢免。＇8＇
　　推波助澜的，当然又是李林甫。
　　实际上张九龄并无意于争权夺利，他甚至写了一首名为咏燕的诗送给李林甫。在诗中，张九龄以燕子的口气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9＇
　　可惜，鹰隼并不会因为燕子与世无争就不下手。李林甫既然要大权独揽，就不会放过张九龄和裴耀卿。于是，并未与张九龄结党的裴耀卿，也只好成为城门失火之时被殃及的池鱼。据说，宣布任免决定时，两位前宰相悲愤难言，李林甫洋洋得意，旁观者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