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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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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诺夫兼任，因此前科技部部长东杜科夫也丢了职位。《政权》杂志在评论政府的这些变动时，将其称为“微小变动”与“微小清除”。西方报界甚至没有对这些改革的“小举措”做评论。
巴伦支海的“库尔斯克”号沉没的悲剧事件调查结束后，武装力量的变动也很微小。按照国防部的推荐与陆军检察院和海军检察院的审查资料，北方舰队司令波波夫及舰队参谋长莫察克被解职。同时这两名海军上将得到了重新任命，但他们担任的官职被降低了。
所有观察家与媒体都用很大的注意力关注叶利钦的亲信之一、交通部部长尼古拉·阿克肖年科的命运。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铁路系统是个巨大而且十分富有的垄断部门，围绕这个部门产生了众多非常可疑的商业机构。阿克肖年科不无根据地被认为是“家庭”集团的成员，但他显然高估了自己的影响力。还是在2001年9月末10月初，阿克肖年科几次无视检察院对他的传讯。但是到了10月末，他还是不得不到最高检察院，倾听关于他给国家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超越职权指控。在专门召集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克肖年科对所有针对他的指控都愤怒地失口否认，并扬言要找普京。但普京的外交活动太繁忙，最终阿克肖年科不得不递交辞职书，而且这份辞职书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交通部最权威的人物法捷耶夫被任命为新的交通部长。2002年2月，按照卡西亚诺夫的建议，在政府机构中缩减了一个副总理职位。这一情况下涉及的是克列巴诺夫，他被免去政府总理职务，但保住了工业与科学技术部部长的职位。
2002年3月之前的一年，弗拉基米尔·普京在政权高层没有进行任何值得一提的变动。这段时期的变动都是在加强总统的垂直权力方面，是在州长一层。在这年3月初，俄罗斯总统进行的强力部门改组是许多人并未预料到的。联邦边防局改为隶属于联邦安全局，而联邦政府联络与信息署分别划归联邦安全局和国防部管辖。联邦税务警察局被取消，它的职能转交给内务部。普京宣布专门成立监控非法使用毒品与麻醉品的国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领导由维克多·切尔克索夫担任，此前不久他是总统在西北联邦区的全权代表。被解除职务的大将康斯坦丁·托茨基和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分别被任命为俄罗斯常驻北约与欧盟的全权代表。瓦连京娜·马特维延科改任总统驻西北联邦区全权代表，她以前的职务是主管社会问题的副总理。瓦连京娜·马特维延科腾出的职位由卡西亚诺夫推荐的加琳娜·卡列洛娃接替。卡西亚诺夫还推荐鲍里斯·阿列申担任分管工业与军事技术合作的副总理。很有可能，到2004年初之前，在政权的高层不会再有任何新的变动。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8）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干部政策与俄罗斯整个20世纪其他领导人的风格有很大区别。尼古拉二世常常更换自己的宠臣与总理大臣，而这种更迭往往是宫廷斗争的结果或是皇后的喜好。最终，皇帝左右就没有什么有实力的人物了。
在列宁执政时期，1905年革命前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觉得，他们将终身担任领导职务，直到世界革命胜利为止。列宁看重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懂行的专家，职业革命者也不可能是经济、财政或军事等任何一方面的专家，而是看重他们对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新的统治阶层还很薄弱，其内部的斗争可能毁灭布尔什维克，所以列宁时期联共（布）党中央所有成员，在1924年1月之后也仍然掌握政权，只是不包括牺牲或死亡者：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斯捷潘·沙乌缅、费奥多尔·谢尔盖耶夫（阿尔焦姆）、莫伊谢·乌里茨基。
斯大林执政时期，在1937～1953年间，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往往是担任职务直到去世。生前就被撤职的例外也有过，如1939年的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和1946年的格奥尔吉·朱可夫，但这种例外也是屈指可数的。
赫鲁晓夫没有对自己的反对派加以身体上的毁灭，只是贝利亚除外。但赫鲁晓夫坚决将他不喜欢的人调离莫斯科，让他们担任地方上一些不重要的职位。比如在斯大林死后担任苏联政府总理的、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格奥尔吉·马林科夫就被任命为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的水电站站长，苏共政治局成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州阿斯别斯特市的一个工厂的厂长，外交部长德米特里·谢皮洛夫成为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大使，而1957～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的阿列克谢·基里琴科在1961年成了罗斯托夫州一个集体农庄的主席。
勃列日涅夫通常仍旧让自己的反对者们身居高位，也尽量不剥夺他们在住房、医疗与休假方面已经习惯的特权。如亚历山大·谢列平，丢掉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书记处书记的职位后，被任命为苏联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的领导；克格勃领导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成为乌克兰部长会议的副主席。但勃列日涅夫更经常的做法是将党的高级领导人派到外国去当大使。
戈尔巴乔夫喜欢让被他从党和国家高级领导职位上撤下来的人退休。这往往是一些老人。叶菲姆·斯拉夫斯基90岁左右，安德烈·葛罗米科80岁，景穆罕默德·库纳耶夫74岁。只有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对手鲍里斯·叶利钦是特例，他被从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上撤下来，但仍被留在莫斯科，任相当于苏联部长级别的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叶利钦不再是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仍是苏共中央委员。后来戈尔巴乔夫常常遗憾地说，他应当把叶利钦派到西方国家去当大使，当时这样的空位子是不少的。
叶利钦常常出人意料而且毫无原因地解除自己亲近人物的职位，而且被撤职者几乎从来不被任命新职位，叶利钦也不想再与自己不久前的宠臣见面。
普京做出的几乎所有任命与人事变动也都非常突然，通常也不做任何解释工作，从来没有事先向媒体走漏任何风声。甚至在普京最亲近的亲信中，知道即将进行重要任命的也就是三四个人。在很多情况下，普京往往是先宣布这样或那样的人员变动，然后再签署相应的总统令。在上面列举的所有例子中，普京的做法非常谨慎，他不想在干部政策上制造新的麻烦与新的敌人。他尽可能不感情用事，也不使用贬低的手段。普京对那些工作干得多、而且干得好的官员极为爱惜，但他也并不忽视那些能力稍差一些人的贡献，他尽量不与那些反对他的政治家与商人们发生正面冲突。但毫无疑问的是，普京将在自己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对政权进行实质性的变动。
普京与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
2000年1月10日，弗拉基米尔·普京签署了第一个关于政府人员系列变动的总统令。此前一天，他曾把财政部长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叫到克里姆林宫，并建议其担任政府总理。当时普京本人无论在形式上还是事实上，仍然是俄罗斯政府总理。“我建议您试一试。”普京如此说道。卡西亚诺夫同意了，于是第二天就被任命为惟一的一个第一副总理。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普京仍旧主持政府最重要的会议，但政府许多例行会议就由卡西亚诺夫来主持。
俄罗斯报纸当时很少评论对卡西亚诺夫的这个任命，人们觉得这只是临时的技术性任命，而当时所有人都在关注的是弗拉基米尔·普京本人的个性与他的竞选活动。只有几家报纸刊登了卡西亚诺夫的简历。这位未来的总理1957年出生于莫斯科州的松采沃市。《政权》杂志对此嘲讽道：“卡西亚诺夫的惟一缺点是他出生在莫斯科州的松采沃市，而不是圣彼得堡。”
卡西亚诺夫毕业于莫斯科汽车公路学院，论专业他是工程与建筑师。大学毕业三年级后，他去部队参了军，曾在莫斯科军区服役。此次服役的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克里姆林宫仪仗队度过的。卡西亚诺夫在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工作过几年，从1981年起，他调到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委对外经济联络部工作，逐渐把精力集中在对外经济联络与财政方面。俄罗斯国家计委被取消以后，卡西亚诺夫继续在俄罗斯经济部工作。从1995年起，他开始担任俄罗斯财政部的副部长。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9）
俄罗斯的部长几乎每年都要更换很多，但卡西亚诺夫一直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他主管国外贷款与外债问题。1999年2月，卡西亚诺夫开始担任俄罗斯财政部第一副部长。众所周知，在普里马科夫下台以后，谢尔盖·斯捷帕申被任命为俄罗斯政府总理。斯捷帕申本来对财政部长一职有自己的人选，但叶利钦在1999年6月坚持任命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担任财政部长。在普京接替谢尔盖·斯捷帕申担任俄罗斯总理以后，他没有对俄罗斯政府的人员做任何变动。
普京竞选俄罗斯总统获胜以后，在他正式就职之前，俄罗斯报界就任命新总理问题做了很多推断和猜测。曾经被提到的人选有：谢尔盖·斯捷帕申、阿列克谢·库德林、尼古拉·阿克肖年科，但提得最多的却是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的名字。在那个冬春季节，他有条不紊地、很内行地管理着政府的事务，很快进入了白宫主要工作的轨道。作为财政方面的专家，卡西亚诺夫以前就熟悉几乎所有行业的弱项与强项，并且与俄罗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也很熟悉。西方金融中心也很熟悉卡西扬诺夫这个人。所以就毫不奇怪，2000年5月17日普京向国家杜马提名通过的总理人选正是他。杜马很快而且几乎是以一致通过的结果确认了这一人选。325个国家杜马议员投票赞成卡西亚诺夫担任政府总理，有55票反对，15票弃权。俄罗斯以往的任何一任总理都未在杜马中获得如此之多的支持票。2000年5月17日这一天，国家杜马认真聆听了卡西亚诺夫本人在杜马发表的长篇发言。卡西亚诺夫谈到要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所有部门理顺秩序，不偏重于任何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纲要。新总理候选人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认为我们准确知道，哪条路是最佳选择。哪怕是最强有力、最内行的政府，没有全社会的支持，也无法解决全国性的问题。国家杜马民主选举的议员们能够代表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所以你们的支持与配合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全社会对选定的发展方向的支持。”
5月17日以后，各家报纸才纷纷刊登关于卡西亚诺夫的报道。很显然，无论是普京还是卡西亚诺夫，都没有考虑过、也没打算建立联合政府或党派政府。但还是有不少猜测说，克里姆林宫近年来不仅是国家建设、对外政策及对内管理的中心，而且也将是制订所有经济问题重要决策的中心。因此政府将是“纯粹技术性的”，而领导如此狭窄功能的内阁，卡西亚诺夫是完全胜任的。他是一名勤奋的执行者，他将遵从任命他的那些人的利益与指挥。
《生意人报》指出：“昨天俄罗斯有了新的政府。与上一任政府相比，其最主要特点并无原则差别。这意味着这一任政府的任期不会太长。否则就不得不承认，总统承诺——从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开始，到现实的市场经济结束——的所有一切就都要推迟。”
许多文章作者都注意到，卡西亚诺夫作为财政经理人与谈判家的职业水平很高。“卡西亚诺夫担任总理能为俄罗斯上层的所有利益集团与阶层接受”，亚历山大·戈洛夫科夫写道，“卡西亚诺夫会以应有的方式将自己放到与国际金融和官僚精英们的众多接触中。最近一年半，社会已经完全认可了他那仪表堂堂的外表，与人交往中自然得体的仪态、联贯的话语、甚至特殊的嗓音。卡西亚诺夫所具有的这些优点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形象设计师造就的最佳样板。但是，不能用外表与仪态来解释卡西亚诺夫的试图成功。在1998年秋天的特殊情况下，卡西亚诺夫这个政府成员二流、甚至三流官员的表现却是非常突出，展示出在财政外交与管理方面的非凡才华。” 类似的评价在西方报纸中也可以找到。在西方，卡西亚诺夫被称为“举止无可挑剔的技术官僚”，“在西方享有良好声誉的经济学家”，“聪明、精力充沛、有毅力，而且很有知识与教养的人”。路透社在报道俄罗斯新政府总理时，不仅提到了他的彬彬有礼与教养，而且说他英语水平相当高。
不过，也有很多批评性的评价，还有各种推测。《文学报》记者马罗斯称米·卡西亚诺夫为“政治上轻量级的人物”，没有以任何举动来证明自己忠诚于改革。欧·莫洛斯还认为，卡西亚诺夫的步态与举止很滑稽。“卡西亚诺夫的举止像一只自我欣赏的孔雀，他在周围的镜子里欣赏自己开屏时的样子。” “他像格里勃耶托夫笔下的人物一样温和、谨慎。” 意大利《共和国报》很有把握地说，正是卡西亚诺夫与国家公债和短期公债等证券方面的众多丑闻有关。该报还认为，许多人怀疑，卡西亚诺夫正是向个别银行家提供秘密消息的人。“有闲话说，莫斯科商界的圈子里把他称为‘米沙——2％’（米沙是米哈伊尔的小名或爱称——译者注），就是说他要从为莫斯科的新资本家带来利益的任何交易或者协议中得到2％的佣金。”《生意人报》 极有兴趣地转载了这篇文章。在《生意人》出版集团的另一个刊物上，可以看到银行界流传着很多有争议的传说，说卡西亚诺夫在汽车交通学院毕业后，曾经在那个机构工作，他正是在那里学好了英语。此后，卡西亚诺夫进入所谓的有效预备系统。今天在俄罗斯最上层工作的高官，几乎全都是从前的，或者现任的安全机构人员。银行界还认为，这些人都是谈判高手。 报纸引用的这类猜测或者臆想不在少数。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10）
几乎所有观察家们都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卡西亚诺夫是谁的人？《文学报》认为，他是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寡头的忠实奴仆。《独立电视台》所属的分析中心通过各种渠道散布一个特别内参——“俄罗斯寡头针对卡西亚诺夫的计划”。在这份材料中可以读到这些内容：“据得到的资料，别列佐夫斯基通过自己的渠道向美国最高领导层通报，说他本人及俄罗斯的寡头们将赌注押在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卡西亚诺夫身上，以此来和普京代总统抗衡。别列佐夫斯基还建议美国人要特别注意这个政治家。”还有文章告诉我们说，卡西亚诺夫属于“阿布拉莫维奇家族”，是商人亚历山大·马穆特的傀儡，是亚历山大·瓦洛申的好友。《莫斯科共青团报》的罗斯托夫斯基认为，卡西亚诺夫是普京的人，而且普京不仅向自己提拔的人，而且向整个政府做出承诺，今后将可以过长久而平静的生活。“我向你本人保证任职18个月！”在被问及卡西亚诺夫政府的期限时，普京总统好像是这么回答的。该报认为，卡西亚诺夫与普京私交甚密。新总理是在任何时间都能到总统别墅去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
所有这些都属于猜测和臆想，几乎也都是对卡西亚诺夫和普京不友好的看法。无论是普京，还是卡西亚诺夫，都没有对此进行任何反驳。不过，卡西亚诺夫本人在几次接受采访时都说：“我不是任何派别的人。”关于各种绰号与猜测，卡西亚诺夫回答说，他不能与那些以虚构和梦境制造传闻与猜测的人打官司，他说：“我是个本性不爱因私利而打官司的人，而且我很忙。”关于普京，卡西亚诺夫说：“我很早就认识普京。他当时担任彼得堡市副市长，负责对外经济交往，常到莫斯科来协调一些问题。我当时在财政部工作，负责外国贷款与外债的相关部门。我们见过几次面，他没怎么改变。当然，我们的关系中没有任何不拘礼节之处。他不会允许这样，而我也不希望这么做。我们相互称‘您’，称呼名字和父称。不过，我想，我对普京有些了解。最主要的，他是个有毅力的人，既坚忍不拔，又灵活机动。他能非常迅速地控制局面，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而且他真的对国家和人民有忧患意识。所以在电视里，人们很少能看到他的微笑。”
早在2000年夏秋，许多观察家就预言俄罗斯政府将发生很多冲突，尤其是在卡西亚诺夫与普京的亲信格尔曼·格列夫和阿列克谢·库德林之间。在政府的内部与外部都有过一些争论，但并未发生长期的争论，更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卡西亚诺夫很快让人明白，超自由化改革的丰富意识形态纲要并不令他感兴趣。政府不应该急于从事各种大的改变，而应当首先制定出解决具体事务的、常规性的政府工作计划，同时还应当考虑到所有纲要与方案的合理想性。卡西亚诺夫不排除“格列夫中心”的产品，也不拒绝与俄罗斯共产党经济学家尤·马斯柳科夫的会面与交谈。他将以此证明，他不以技术总理的身份出现，也绝不盲目遵从总统及所有敢于以总统名义说话的人的任何命令。不，总理将以一名政治家的身份出现，他有自己的观点与利益，并敢于捍卫这些观点和利益。让普京最满意的也正是卡西亚诺夫的这种立场和处理事情的这种态度。
2000年的经济成就在实质上巩固了卡西亚诺夫作为总理的地位。他个人作为政治家的支持率超过政府任何一个副总理。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名单中，卡西亚诺夫在大多数时候排在普京总统之后稳居第二位，尽管偶而也排在沃洛申后位居第三，但沃洛申有负面影响，而专家们总把卡西亚诺夫当作正面影响的人物。
2001年3月，政府通过的已经不是1～2年的战术性发展计划，而是10年战略发展纲要。与此相适应，俄罗斯应当保证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5％的增长率。卡西亚诺夫宣布，他向政府提出的纲要总结了很多项目，并吸取了各派经济学家最广泛的意见。但对俄罗斯来说，这个计划还过于谨慎，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拖延许多最迫切问题的解决。政府害怕打破国家的稳定。
卡西亚诺夫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政府自己制定的10年发展目标是否过于谨慎时说：“我不认为这是个谨慎的目标。我们讨论的是俄罗斯这个疆域广大、国情复杂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国内有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另一些地区高出10倍。所以我们应当参照一些更平稳的速度，比如欧洲国家，而不是中国香港这样的地区或是韩国。由于地理与历史因素，我们的经济更有韧性，我们的国土广大，机动性差，还有俄罗斯人的性格——我们长时间地摇摆或是积蓄力量，然后缓慢地转身，而一旦转身，角度就很大。因此，考虑到这些因素，5％的增长率是欧洲国家理想与实际发展速度的两倍。如果我们能连续10年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那么这个结果已经相当不错。我想指出，我们的战略不需要标签，说它是否是自由的或是其他什么。我想将其定义为经济的市场思想整体的系统贯彻战略。”
这些论据不太具有说服力。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不应当成为俄罗斯的参照。欧洲发达国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可以允许自己发展得慢一些，但俄罗斯是在经历了大的衰退与危机之后振兴经济，是在把庞大的苏联经济转入新的轨道。这就需要谨慎，但不需要明显的行动缓慢。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11）
2001年春，俄政府将战略纲要提交给普京总统。普京本人没有插手，而是建议由国务委员会的专家与州长们参与修订纲要的工作。科学院系统的专家也被吸收到这项工作中来，为此而进行的争论始终不少。看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政府的新纲要没能公开发表与讨论。但这一纲要已经是政府工作的基础。
2001年5月，俄罗斯报界庆祝卡西亚诺夫任总理一周年。卡西亚诺夫为数不少的反对者不能不看到国内的经济发展。但有些人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与俄罗斯政府的作为关系甚微；另一些人认为，国家的经济成就只与总统、而非总理的决策和作为有关。奥西波夫在《消息报》上写道：“想法和构想是在白宫里制定出来的，但只是在两三个善于工作的部门内。然后总统的班子开始讨论，什么样的决定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不能做。卡西亚诺夫满足于专题报告者的角色，就好像在争论对立各方举行的会晤中担任名誉主席，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预示着普京总统即将召集会议。事实上，卡西亚诺夫只是局限于为这类会议准备文件而已。”
《政权》杂志的斯米尔诺夫认为：“总统早已使政府总理成为摆设，对内阁成员的管理往往由克里姆林宫直接下达，甚至不和总理协商。普京可以随便向人许诺政府中的位置，而不和卡西亚诺夫协商。” 这些也是善于制造传闻与轰动消息的记者们的虚构。这里歪曲了卡西亚诺夫与普京的角色与工作方法。媒体上同样也有关于卡西亚诺夫很快就将辞职的小道消息。在总理候选人当中，常被人提起的有阿列克谢·库德林与谢尔盖·斯捷帕申。《总结》杂志的德·平斯克尔说，“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近期有可能被解职。克里姆林宫的信息来源传出消息说，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的接班人可能是谢尔盖·斯捷帕申。” 又过了几个月以后，《消息报》说：“用不着等得太久了！” 这一预言同样未能得到应验。
2002年5月，俄罗斯报界庆祝了卡西亚诺夫担任俄罗斯总理两周年。各家报纸评价卡西亚诺夫的主要成就时，称他为建立与保持国内的稳定而做出了贡献。评论谈到的还有总的政治稳定、政府本身的稳定及其工作的协调运转。一年前还曾预言卡西亚诺夫将被解职的《消息报》，现在开始惊讶于其任职的“长久”，并列举出政府的30条主要成就：从全体动员的经济中摆脱出来、播种与收割正常进行、通过一系列经济非官僚化的法律、自然垄断向透明的方向发展、减少汽车特殊牌照的数量等等。不过，对这个从政府机关文件中引用的清单上的每一条，报纸都给予了讽刺性的评价。是的，政府的文件起草得更加专业化，但经济还是在原地踏步。按照政治分析家安德烈·里亚博夫的看法，“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由‘技术总理’变为现实的大政治家，他负责领导的是一个很大的、也很重要的政治机制。卡西亚诺夫学会了维持利益的平衡，在各种影响中心之间随机应变，既符合精英集团的各种需求，也符合社会观点的大众需求”。
也有对卡西亚诺夫的批评。甚至弗拉基米尔·普京几次说到，政府不想制定重大的计划，做出的规划都是轻松型的。有些意见甚至是针对形象举止和衣着风格的。形象设计师阿·托德丘克写道：“卡西亚诺夫的穿着过于时髦。若是我，会建议他去掉几件有光泽的西装，留下那些面料不发光的，因为后者让人看不出西装的价格。卡西亚诺夫穿的鞋也太昂贵。作为内行，我发现他总是戴着很贵重的手表，其价格不止一万美元。表很大，鳄鱼皮表带上的这块巨大的表，扎眼地发着光。普京总统则与他不同，虽然戴的表也很贵重，但是会选择一种随和的样式。而且不论怎么说，政府总理应该是人民公仆啊……”
对记者来说，最重要的题目当然还是卡西亚诺夫与普京的关系。很显然，这两位政治家之间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劳动分工，他们双方都很珍视这一点。全社会对卡西亚诺夫的信任水平很高，已经达到40％～50％。按支持率来说，卡西亚诺夫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谢·斯捷帕申、格·格列夫和阿·库德林。报界认为这些人不仅是政府总理的反对者，而且还有可能是他的继承者。但斯捷帕申已担任过总理，也未见他有何建树；阿列克谢·库德林作为懂行而高效的财政部长亮相，但也仅此而已，官员们为这位部长惊人的记忆力和分析才能折服，但也认为他的组织才能不佳，不善于独立做出决定，不善于在财政部本身的工作中确立优先发展方向。两三年过去了，阿·库德林没有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股势力。他对自己的下属和对手们太过温和。人们谈起他时都说：“这不是个领导者的材料，但是非常好的第一副手人选。”
2000～2003年，格尔曼·格列夫也没有什么出众的表现。他作为政治家还很脆弱，在政府任职的三年多时间里，丝毫也没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他提出了很多新的经济思想与建议，但他觉得，只要依靠总统的意志与支持，这一切就能实现。据白宫官员的反应，看格·格列夫的表现，他就不像称职的行政管理者。格列夫的副手太多，据专家们评价说，格列夫这些副手之间的关系也是矛盾的、不稳定的、不平衡的。正如一个专家所说，“为了在很高的职位上工作，格列夫需要一个保姆牵着他走，这样才能遏制过于强劲的改革势头，墨守成规地开展机关工作，安抚社会舆论。”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12）
2003年5月，在俄罗斯报界纪念卡西亚诺夫担任总理三周年之后，大家都明白了一个事实：在现任俄政府中，卡西亚诺夫才是最强大的人物。2003年春，卡西亚诺夫总理与一些副总理之间在财政与工业问题上的一系列争论，最终以妥协而告终，这一争论并没有影响卡西亚诺夫的处境。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普京采纳的正是卡西亚诺夫的建议。2002年年末，《新闻时报》在评论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的行政成就和政治成就时说：“两年前很少有人会想到，这名成功的、但并不为广大公众所熟悉的财政经理人——卡西亚诺夫，能坐在总理的位置上迎接2002年。但今天他得到了这个政治分量，况且不是虚拟的，而是实际的。卡西亚诺夫悄悄地获得了新的威望，这一过程缓慢而执著。是的，作为总理的卡西亚诺夫是平淡的，甚至过于平淡，但这是职位本身决定的。在生活中，政府总理更像一个人，而不是一部机器。或者说，任职当中的这种‘平淡’是卡西亚诺夫有意识选择的风格。正是这种‘平淡战术’使他最终成为这一任内阁中毫无疑问的领袖，虽然最初这种机会并不太明显。卡西亚诺夫从来未能和普京以及被他赋予巨大权力的彼得堡派官员们过于亲密，但争吵并未让广大公众看到，所以我们很少知道内阁内部的分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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