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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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夫林斯基通过俄罗斯报纸发表“亚博卢”集团的特别声明，表示在此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在这份声明中提到：“我们的党讨论了另一行动方案：渐进地，一步一步地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应该可以分阶段地解救人质，哪怕是人质中的一部分。我们理解，为解救人质行动负责的人不得不在可怕与极其可怕之间进行选择。只有政权可以做出选择，而政权选择了其可以做到的方式。对于这个选择的正确性，有权评价的只有经历了这个灾难的人质、他们的亲属、莫斯科人、俄罗斯公民，而最终还是历史。”　
　　这是极其模棱两可、没有诚意的声明。因为亚夫林斯基10月25日试图与恐怖分子进行协商，但从剧院回到行动指挥部后，他指出那里没有可进行严肃谈判的人。“亚博卢”集团的这位领导人说：“这些人没有权力进行谈判。他们是注定要送命的。”　
　　引发观察家与记者很多指责与讽刺的是右翼联盟领导人鲍里斯·涅姆佐夫的言行，他在摄像机前露面的频率实在太高了。涅姆佐夫是第一个被恐怖分子点名做中间人的，但他害怕去剧院，只通过电话与巴拉耶夫进行了交谈。右翼联盟中只有伊琳娜·哈卡玛达一人去剧院与恐怖分子交涉。有一份报纸这样写道：“鲍里斯·叶菲莫维奇（涅姆佐夫的名字和父称——译者注）不在高加索生活；算是他的福气。在那里，社会对男性的公众行为所进行的研究类似于植物学家通过显微镜研究被捕获的蝴蝶。在那里，他的政治前途会像卡尔玛顿斯克峡谷的冰川一样坍塌。‘丢了面子的人’——山区人们这样称呼在危急情况下表现出怯懦的人。”　而提前宣布鲍里斯·涅姆佐夫为10月21～27日这一周的政治“成功者”后，《侧影》杂志不得不向其读者致歉。维罗尼卡·兹拉特尼茨卡娅在这个杂志中写道：“从人性角度讲，鲍里斯·涅姆佐夫表现出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指责他的理由。”　在对两周的事件进行回顾总结后，该杂志将弗拉基米尔·普京列为“成功者”的第一位，涅姆佐夫为“失败者”中的最后一位。　
　　《明日报》的主编阿·普列汉诺夫得知剧院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后，立刻飞往伦敦去征询其新合作者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意见。同样在那里，他得知10月26日实施的特别行动已取得成功的消息，这使在伦敦的谈话双方都很气馁，他们本已商量好对“特工体制”发起新的攻击。回到莫斯科后，阿·普列汉诺夫在他的长篇大作《俄罗斯的胜利》中，将消灭恐怖分子的胜利都归功于“阿尔法”与“信号旗”特种部队，而普京总统与胜利“没有任何关系”。阿·普罗汉诺夫还声明指出：“可以猜测出，10月25～26日的深夜普京安然入睡。而他的仆从们也不敢打搅他，不敢告诉他暴动已被平息的消息。”　其他民族主义党派的领导也有自己的观点。阿·杜金写道：“特工机构拯救了普京，拯救了政治体制，也拯救了整个俄罗斯。这一次，强力部门的成员解出的几乎是一道不可能解出的方程式。只要耽搁几秒钟，遇难者的人数就可能成倍增长。‘契卡’人员掌握了俄罗斯的命运。他们没有失去俄罗斯。他们救了总统，救了国家，救了你和我。普京要做的是巩固自己沉重的、戏剧性的胜利。他保住了‘应有的身份’。他没有让信任他的人失望。他给那些想任意摆布他、想使历史倒退的人设置了障碍。看来后者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了。”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9）　　　
　　10月26日之后，谢尔盖·科瓦廖夫不止一次地表示，普京成为调解人的机会已丧失。《自由思想》杂志在11月期刊出版以后增加了一期副刊，向读者宣布在特别行动中共有165名俄罗斯公民死亡，他把恐怖分子也归入死亡名单中：“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的。”《新时代》的伊·米尔施泰因试图证明，在杜布罗夫卡最终的胜利者不是普京，而是巴拉耶夫，在“其黯淡的眼神中充满胜利者的讥讽与满足”。　而《说法》周报试图证明，“阿尔法”小组在剧院使用的不是催眠瓦斯，而是“导致神经麻痹的高效军用有毒物质，使用它的目的是致人死亡，而不只是失去战斗力”。　《绝密》周报的军事观察家帕维尔·菲利盖伽乌埃尔怀着同情描述“阿尔法”成员杀死女性自杀者的场面——“尽管她们处于无意识状态”。这位“专家”还表示：“恐怖分子的炸弹也许的确是石膏模型或者他们曾得到明确的指令，不许对无辜的人实行大规模的杀戮。因为车臣人带着纯粹的政治目的来到莫斯科，即停止战争，使俄罗斯政府处于不利的地位。”　
　　当时还存在对此事件做出的其他各种愚蠢、荒谬至极的解释。政治理论家尼古拉·兹罗宾认为：“所有这一切的组织者并不是国际恐怖中心，而是俄罗斯权力部门的某些人。”　谢尔盖·卡拉…穆尔扎写道：“目前发生的恐怖活动在意识形态上的缔造者是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及他们的继任者。现在，曾为他们鼓过掌的人不可以抱怨。”　来自达吉斯坦的国家杜马议员格·马哈乔夫指责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是莫斯科恐怖活动的组织者。他说：“这是他的手笔，他的艺术品味。心神不定的别列佐夫斯基好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危险，他需要在高加索挑起各种冲突以从中获得个人利益。”　
　　恐怖分子在莫斯科的失利引发了车臣山区武装分子的内讧。马斯哈多夫试图与巴萨耶夫划清界限，他宣布免去巴萨耶夫担任的所有职务，并将其转交车臣最高伊斯兰法庭审理。巴萨耶夫宣布，他将继续与“俄罗斯侵占者”战斗，但要采用别的方式。本·拉登在列举2002年他的志同道合者反对“无信仰者”所进行的“英雄行为”时，将“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也列入“英雄行为”名单。　
　　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的各种掺假报道，并没有影响俄罗斯公民的观点与情绪。11月举行的社会调查显示，公民的不满情绪没有增长，增长的是公民对国家推行的政策及弗拉基米尔·普京施政的广泛支持。俄罗斯有近70％的公民认为俄罗斯特种部队在紧急情况下行动“专业、内行”，89％的莫斯科人认为政府对文化宫剧院进行攻击的决定是正确的，只有7％的被询问者认为通过谈判与让步的方式解决问题更好。对　“你如何评价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这一问题，85％的公民回答说“非常赞同”或者“多半赞同”。　心理学家莫罗萨诺夫在解释危急时刻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表现时指出，俄罗斯总统的行为符合危急情况下领袖的所有行为规范：“普京立刻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取消了所有的国外访问，他留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他召见强力部门的负责人，没有拖延采取最负责任的决定。人们都看到了这些，并对此表示认可。从悲剧发生的第一时刻起，总统就在克里姆林宫积极工作，这给了人们很大希望。说得更直白一些，他使人们在无望的情况下感觉到自己是受到保护的。俄罗斯非常成功地走出了这个困境，普京表现出的果断使公民感到骄傲。我们的政府使我们感受到胜利的喜悦。是的，含着热泪，但毕竟是胜利。我们过去如此习惯了失败，所以这次的胜利对所有的人都非常重要。”　
　　人质事件的影响　
　　2002年10月底到11月初，当局在莫斯科全城进行了调查与排查。首先是针对居住在莫斯科的车臣族家庭，但收获不大。不知什么原因，《消息报》上发出最极端的呼声。格·波乌特在此报上说：“我们正在参加一场文明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不可能有妥协。应该忘记东方与西方，忘记以前的联合与联盟，以建立一个使地球上的人类得以生存的稳固同盟。只要有勇气，就能建立像统一、相互联系的机体一样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世界，与那些想把文明社会带回到中世纪宗教与民族隔绝坟墓的人做斗争。应该抛掉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犹豫。现在，经过莫斯科市中心劫持600多人的事件后，世界重新成为两个颜色的世界：黑色世界与白色世界。人类文明社会存在共同的敌人，不该对此存有怀疑。只有所有想让人类作为生物物种存活的国家联合起来才可能与之抗衡，而其他国家、当政者、组织、学说应该被宣布为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这是另一种黑白颠倒的极端主义。可惜，现在地球上还只有少数居民是把所谓民主价值作为民族国家生活基础的。　
　　杜布罗夫卡剧院悲剧事件之后，在车臣实施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像想像的那样明显增强。在进行了一些清理与排查后，约有100人因被怀疑属于武装分子或者帮助恐怖分子而被捕。从车臣撤出“多余”军队的行动暂时停止，对山区进行轰炸的频率增加。过去有一些山村因为地处深山，没有受到过清理，没有建立忠实于联邦政府的地方行政部门，这些山村及其附近地区这次都受到轰炸。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10）　　　
　　与此同时是政治方面的努力增强。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签署总统令，组建车臣共和国内务部，并增加由车臣族人组成的部队编制。普京与车臣境内外著名的车臣社会活动家举行了几次会议与会晤，通过了加速进行全民公决、通过车臣宪法及根据这个宪法确定选举车臣总统等决议。普京在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今天，在经历了发生在莫斯科剧院人质劫持悲剧事件后，我特别宣布：谁选择了马斯多托夫，谁就等于选择了战争。这些人，不管他们是在俄罗斯境内还是境外，都将被我们看成是恐怖分子的帮凶。我们不反对通过政治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但我同时想说明：对我们来说，恐怖分子及其帮凶是一回事，而政治过程是另一回事。”　
　　所有西方国家首脑，甚至一些亚洲国家的领导都表示支持俄罗斯所做出的努力，表达了自己对劫持人质事件的愤慨和对事件中死亡人质的同情。但西方社会与媒体对此事件的反应要复杂得多。在关于莫斯科剧院劫持人质事件的最初报道里，西方报纸上写的主要是俄罗斯、俄罗斯政府及普京总统的“惊慌失措”，记者们报道的似乎都是笼罩在行动指挥部及俄罗斯政府各个部门的混乱状况。许多西方报纸都写到了俄罗斯的软弱和与武装分子首领进行谈判，甚至让步的必要性。在对这件事的报道中，许多报纸几乎没有使用“恐怖分子”这个术语，文中使用的是“抵抗士兵”、“暴动者”、“武装分子”，但不是“恐怖分子”。没有人愿意把车臣恐怖分子的行动与“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　
　　一些英国的报纸把在杜布罗夫卡发生的事件与“俄罗斯对车臣的残酷侵占及大部分俄罗斯人有意回避车臣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直接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报纸则是尽其所能强调莫斯科的人质劫持事件与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事件的不同。德国的媒体对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的态度要真诚得多。“在莫斯科发生的人质劫持事件与在纽约发生的‘九一一’悲剧是恐怖主义同一链条上的不同环节”，“极端主义分子寄希望于恐怖活动，并想利用这些活动为继续在高加索的战争寻找有利的借口”，“如果世界上还有人向车臣人的解放战争表示同情的话，那么现在恐怖分子已将他们的这种情感彻底消除了”，“现在，国际社会将车臣武装分子看作是臭名昭著的‘邪恶轴心’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摘自2002年10月25～27日德国报纸上的文章。在西方媒体，还就使用催眠瓦斯与恐怖分子对抗的作法出现不少争议，只有以色列对俄罗斯特种部队的行动表示完全的、无条件的赞同。　
　　当然，莫斯科10月23～26日发生的人质劫持事件在很多方面都是没有先例的，并因此成为重要的先例。政治家、军事观察家、特工机构的专家们都将认真研究这次事件，救护人员、医生、大规模活动的组织者、心理学家及其他领域的人们都将从这些事情中吸取教训。此外，还需要做大量的侦查工作，尤其是在恐怖分子与莫斯科、莫斯科城外及俄罗斯境外的联系方面。　
　　我们已确信，城市化与高科技文明的现代世界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装备精良、准备充分的一小撮犯罪团伙就可能控制住整个国家或者大型现代都市，甚至单干者也可能做到这一点。同样是在2002年10月，使整个华盛顿胆战心惊的“华盛顿狙击手”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为了保障工业发达国家的安全，的确需要陆军、海军、空军、空降部队、坦克及导弹部队。为此，在高官与专家之间曾发生众所周知的争议：对于俄罗斯更重要的是现代化的、装备精良的机动陆军，还是导弹核武器综合系统。现在，在这个争论中又增加了新的内容。俄罗斯需要所有现代化的武器、各兵种，但尤其重要的是发展所有种类的特工部队及各种特别的设备、手段及安全体系，因为与恐怖分子的战争没有战线。　
　　国家防卫与使用武装力量的总战略也应该改变。2002年10月29日，弗拉基米尔·普京可能做出了他的总统生涯中最强硬的声明。他说：“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猖獗、越来越残忍。世界的各个角落不时传出要使用特别物质的威胁，这些物质造成的影响可与大规模杀伤物质相比。如果有人对我们的国家使用类似的手段，即使是一种企图，我们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回击对俄罗斯联邦的威胁。恐怖分子本人及其精神支持者、经济支持者建立的组织所在地都要受到打击。我要强调，不管他们身处何地。”　
　　随后的几天，在强力部门领导人会议上，普京下令改变使用武装力量的总战略、总计划，对俄罗斯的军事理论及国家安全构想做必要的变动，从2003年预算中再增加30亿卢布用于巩固与发展联邦特工机构、内务部及军队。甚至《新报》也以几乎赞同的口吻报道了这些决议与计划。　
　　2002年11月一份美国报纸上写道：“该是西方对普京总统施压的时候了。”　但美国政府有自己的打算。10月26日，乔治·布什的新闻秘书宣布，美国总统支持克里姆林宫为消除人质危机采取的措施。美国总统将部分人质死亡的罪过归咎于恐怖分子。乔治·布什在对媒体的评论中指出，美国将自己的俄罗斯同行不仅看作是同国际恐怖分子做斗争的志同道合者，同时还是这场斗争中的主要合作者。来自白宫的报道还称布什把普京当作其个人的朋友，并“强烈地感觉到”在这困难时刻自己应站在普京一边的责任。美国总统还谴责阿·马斯多托夫与“恐怖分子的联系”，通过了要与他保持距离的决定。　2002年10月、11月，对普京给予极大关心的还有其他西方大国的领导人。　　　
　　2002年秋莫斯科劫持人质事件（11）　　　
　　但是，只过了几个月，反对恐怖主义联盟的这种统一又面临着新的、更复杂的考验。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1）　　　
　　俄罗斯在康复　
　　90年代的10年，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评价俄罗斯社会政治和经济总体状况时，最经常使用的概念是“危机、混乱和病态”，而不是“改革”。不过，评价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执政、担任国家元首的四年时，几乎没有人说到危机与混乱。俄罗斯这些年克服了无政府与衰退状态，并开始了缓慢而谨慎的前进。国家在成功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的同时，开始着手90年代已常常谈起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当时无法开始，是因为国内社会与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俄罗斯的确仍然是个伤病累累的国家，它的疾病不仅是90年代，而是整个20世纪积累起来的。这些病症的特征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在任何一家反对派的报纸上找到对这些特征的列举：2002～2003年这个冬季，全国有几所学校发生火灾，几十个孩子死亡；车臣恐怖活动夺走了一百多名平民和军人的生命；俄罗斯各地有几万人家里没有暖气；工人、职员和老人并非总能按时拿到工资和退休金；国内还有很多的贫困人口、难民、失业者和无人看管的儿童；监狱和医院暴满；国内的犯罪率依然很高，腐败现象严重；几乎每天的报纸上都能看到官员、商人、法律工作者、甚至国家级的政治人物被暗杀。但俄罗斯已经在康复，其征兆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列举俄罗斯2001年重大事件时，国内大多数人谈到打捞“库尔斯克”号潜艇。众所周知，普京曾公开向遇难者亲属承诺打捞潜艇，并帮助他们安葬得以从残骸中找到的船员尸体。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几乎所有的陆海军官员都曾劝说普京，担心此承诺无法兑现。西伯利亚城市连斯克被大水冲毁后的迅速重建，也给俄罗斯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住宅楼的重建只用了四个月。在遥远的北部边陲，甚至苏联时期建筑突击队都不曾达到这种速度。人们也没有忘记2001年的其他重大事件：新核潜艇“猎豹号”下水，25年前开始的贝（加尔）阿（穆尔）铁路最大的　“北穆依斯克”　隧道开通，哈萨克斯坦通往新俄罗斯斯克的最大输油管建成并投入使用，在最短时间内建成了波罗的海新码头和通往那里的输油管道。俄罗斯在航天计划、开发萨哈林岛的重大方案和农业方面也取得了成绩。　
　　2002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中，最吸引俄罗斯人注意力的是莫斯科人质劫持事件。2002年五、六月份席卷整个北高加索各共和国的自然灾害，强度超过了连斯克市，损失也更为惨重。不过，受灾居民在年底之前已得到了补贴，并得到一万多套房子。俄罗斯农业丰收，并开始向欧洲出口粮食。全国的许多地区有许多大规模建设项目：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完成了全程电气化；从赤塔到哈巴罗夫斯克的公路大规模兴建——这条公路建成后，从加里宁格勒、圣彼得堡到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公路客运和货运将畅通无阻；圣彼得堡的乌斯季…卢克港也得以扩建；莫斯科大型现代化商务中心正在建设中，新的油、气输送管线铺设完成。　
　　2003年俄罗斯公众关注的焦点自然是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庆典以及在此举行的众多重要会晤。还有其他许多事件也证明俄罗斯经济、国力以及国际地位的增强。俄罗斯巩固了在中亚和整个独联体的地位。美国宇宙飞船发生事故以后，俄罗斯担负起维护与发展国际空间站的重大责任，向其输送物资与人员。近20年来，俄罗斯极地科考队员与学者首次赴北极，并开辟了常设的“北极站”。俄罗斯独立以来首次在印度洋举行俄陆海空三军与印度海军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俄罗斯开始铺设通往朝鲜和雅库茨克的铁路。诸如此类的重大而有意义的事件还可以不断列举下去。　
　　2001年底之前，俄罗斯结束了联邦委员会的改革，整个垂直权力体系开始清晰地运作，联邦与区域法律得以协调。与前几年相比，政府机构、自然垄断行业、护法机构本身的反腐败力度加大。2001～2002年，俄罗斯实行了税务改革，许多项税额都大幅度降低，立法机构确立了新税务法的主要内容。大规模的市政建设改革开始启动。电力能源领域的改革已准备就绪。2001年就已修订并确立了新的民法和刑法。退休政策改革与诉讼法律系统改革成功进行。教育与医疗保险领域的改革也已准备就绪。　
　　2002年军事改革正式开始。武装力量要想加强，在很多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恢复陆海军的日常军事训练、演习和培训。军事技术装备系统得到理顺，国家国防订单也有了实质性的增加。在经过很多年以后，俄罗斯首次举行了大规模远程战略轰炸航空兵军事演习。研制新一代武器系统，包括核武器的工作得以扩展。俄罗斯战略轰炸机飞赴印度洋并与那里的黑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协同作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莫斯科剧院的恐怖分子被消灭后，车臣武装分子的头目及其在俄罗斯境外的庇护者决定改变恐怖战术。2002年12月27日，两名亡命徒驾驶两辆装满爆炸物的卡车，冲向格罗兹尼的政府大楼，爆炸导致近60人死亡，150多名普通政府职员和市民受伤。几个月后，在兹纳缅斯卡村的中心街道和距古杰尔梅斯不远的地方举行的宗教节日上，女人肉炸弹引爆了隐藏在衣服内的“沙赫德的腰带”，上百名平民被炸身亡，200多人受伤。还有几起类似的恐怖活动被预先发现并得以制止。奥塞梯的特种部队查获两辆装有8。5吨重的爆炸物以及随时准备引爆的大型运油车。车辆是通过印古什开往弗拉季高加索方向的。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2）　　　
　　作为对车臣恐怖活动的回应，不仅安全部门的行动更为积极，车臣的政治进程也更加深入。车臣共和国宪法和全民公决的筹备进程也在加速。这项艰巨的工作得到了多数车臣人和难民的支持。2003年3月23日，89％的车臣居民参加了全民公决。其中几乎95％的人对全民公决的三个问题给予了肯定回答。全民公决的问题是：是否赞成（1）车臣共和国宪法；（2）总统选举法；（3）议会选举法。在全民公决中，外国观察员和法律工作者并未发现对选民权力的明显侵犯。在全民公决的前夜，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向车臣居民发表讲话。这个讲话在车臣地方电视台被播放数次，讲话内容很受关注。　
　　格罗兹尼很多方面令外国观察员感到惊讶。他们看到，在空荡荡的城市里，选举箱旁边排着长队，有些老人手持绿色条幅反对全民公决。他们还看到，很多车臣人参加全民公决的欢欣表情。选区的保卫工作做得很仔细，当天没有发生恐怖事件。一座被毁楼房上挂着横幅标语：“参加全民公决吧，首次有人问你的意见。”而旁边另一座被毁楼房的墙上挂着另外一种口号标语“我们车臣不需要犹太的全民公决！”莫斯科各政治流派对车臣全民公决结果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在《新报》上可以读到，“车臣民族解放运动投降了”，“恐惧使俄罗斯反对派瘫痪”。谢尔盖·科瓦廖夫、瓦列莉娅·诺沃德沃尔斯卡娅和全俄罗斯民主会议其他成员签名认为：“在车臣举行全民公决是个政治错误。那里应当和平协定，并举行由对立各方代表参加的和平大会。”《共青团真理报》认为：“车臣人投票赞成和平，而克里姆林宫在叛乱共和国重建和平的政治活动中赢了。”而在《莫斯科新闻》记者米哈伊尔·舍维廖夫看来，“全民公决、议会、总统，这些都是空洞的形式。对车臣人民来说，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生命安全、医治创伤、重建家园、抚育子女。为此，现在所需要的是工作，需要俄罗斯财政预算的拨款和哪怕是最小限度的安宁。车臣在2003年3月23日举行的全民公决换到了他所需要的这些东西。这不是投降，而是后退。”　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已接近真实情况。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车臣全民公决的成绩是前进了一大步，而不是后退。　
　　车臣和平进程已经启动，而车臣重建的很多经费并非来自俄罗斯联邦，而是来源于自身的经济。2002年车臣石油开采量达到150万吨，并仍保持增长势头；天然气开采量也在增加，粮食产量为35万吨，是其内部需求量的两倍。车臣重建工作与新建项目的规模也大幅度增加。2003年夏天，俄罗斯权力机构通过两项对车臣来说至关重要的决定：特赦所有在车臣领土上参加过战斗的人，前提是他们从来没有犯过重罪。另外就是向房屋在战争中被损坏或彻底毁坏的家庭提供大额赔偿。这项赔偿将在两年内支付。　
　　许多政治观察家将2003年3～6月在车臣发生的事件不仅视作普京的重大胜利，而且也是担任该职位已近三年的车臣现领导人阿赫马特·卡德罗夫的胜利。毫无疑问，阿赫马特·卡德罗夫及团结在其周围的车臣政治家与军人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对阿赫马特·卡德罗夫的暗杀不计其数，牺牲的保镖也不胜枚举。车臣民众对他的态度，我们可以在该共和国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中看到。　
　　引人瞩目的是北高加索各共和国与边疆区领导人的不寻常组合。阿赫马特·卡德罗夫曾是车臣武装分子和伊斯兰教高级神职人员，毕业于布哈拉市的一所伊斯兰宗教学校，之后在塔什干和约旦的伊斯兰宗教学院学习。阿赫马特·卡德罗夫曾是杜达耶夫与马斯哈多夫最亲近的盟友，但他坚决反对瓦哈比派在车臣的暴力行为，也反对1999年8月武装分子侵犯达吉斯坦。印古什的穆拉德·贾济科夫是联邦安全局的少将职业“契卡”队员，1984年毕业于苏联克格勃在明斯克的高级培训班。在穆拉德·贾济科夫之前几年，普京的密友、俄罗斯现任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也毕业于同样的培训班。党务工作者、外交官亚历山大·扎索霍夫几年前当选北奥塞梯…阿拉尼亚共和国总统。他在1990～1991年间曾任苏共政治局委员，也是苏共中央书记。卡巴金诺…巴卡利亚这个北高加索地区最平静的共和国的领袖是瓦列里·科科夫，他1988年就已经任苏联共产党卡巴尔达…巴卡卡尔自治共和国第二书记，并很快晋升为第一书记兼卡巴尔达…巴卡卡尔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卡拉恰耶沃…切尔克斯共和国的领导人是职业军人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大将。他一生由排长一直升至俄罗斯联邦陆军总司令。三年前，成功的商人、富有的企业家哈扎列特·索夫缅当选为阿德格尔共和国的总统，他决定在本地人民困难之际向他们提供帮助与支持。达吉斯坦的现任领袖是穆罕默德·阿里·穆罕默多夫，这位73岁高龄的政治家从20世纪80年代就担任共和国领导，起初是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后来担任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塔夫罗波尔与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长官亚历山大·切尔诺戈罗夫与亚历山大·特卡切夫是俄罗斯共产党的活跃分子，他们正是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才得以当选的。相反，罗斯托夫州州长弗拉基米尔·丘布自视为自由民主派，并主要依靠俄罗斯右翼党派的支持。　　　
　　在克里姆林宫执政的第四年（3）　　　
　　整个南部联邦区的行政长官是维克多·卡赞采夫上将，他在1999～2000年就曾成功领导了车臣的反恐怖行动。频繁访问北高加索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每次都在迈科普、莫兹多克、斯塔夫罗波尔、克拉斯诺达尔斯克、弗拉季高加索、马哈契卡拉等地将上述领导召集在一起。南部联邦区无疑是俄罗斯联邦在经济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