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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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位并不完全适合在变革时代领导伟大国家的上校。”　
　　《新时代》杂志的拉·楚卡诺娃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对待总统的态度相当神经质。总统做的事，知识分子大多不满意；而总统说的话，却大都能够博得知识分子的欢心。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考验，因为口头表达的现实在他们看来丝毫不逊于真正的现实。于是在很多出版物中，尤其是印刷出版物中，存在着一种激动的等待：普京这个‘黑匣子’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彻底打开，什么时候才能解释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以及他要干什么。”　楚卡诺娃本人曾认为，普京将要建设一个易于管理的、然而却是官僚主义的、完全苏联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出版自由将受到限制。《共同报》的亚·克洛托夫更加悲观。他认为，俄罗斯“将从总体上保存共产主义关系，东正教和‘普京的个人崇拜’　将作为供人信仰的意识形态。‘高级僧侣’会议将取代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而人民将获得它想要的任何一种平静——‘官僚主义的、墓地一般的，或者流血的’。”　
　　这些针对普京的责难和意见是不公正的。在俄罗斯，极权的意识形态体制刚刚崩溃，对于大部分公民来说，没必要、也不可能操之过急地过渡到某种新的、对大家都适合的意识形态。我们面临着意识形态的抉择，这个选择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艰难的，其中也包括总统。　
　　然而，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像我们中的大多数一样，必须做出抉择。　
　　俄罗斯是否需要新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马克思主义读物中，意识形态通常被理解为以相对系统化的理论形式反映人对周围现实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为巩固和发展这些关系服务的思想和观点的总和。曾经认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性质。意识形态反映这个或那个阶级的状况，并以政治、法律、宗教、伦理、审美和哲学观点为表现形式。关于社会活动的宗旨和纲领的阐述同样属于意识形态领域。　　　
　　意识形态的抉择（2）　　　
　　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深厚的国家，它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早在1918年通过的第一部苏维埃宪法的第3条就有这样的内容：“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和争取社会主义在所有国家的胜利。”在1977年通过的最后一部苏维埃宪法中，世界革命的主题消失了，社会主义宣告顺利建成。国家的基本任务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而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和主导力量，是社会政治体系、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　
　　这样一来，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列宁的政策在前苏联被视为公民的宪法义务。宣传其他观点和其他意识形态，或者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成为违反国家主要法律的行为，是犯罪和“破坏意识形态”。苏联的意识形态像宗教一样无所不包，曾是党和国家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不能保证公民的个人自由，却建议他们成为在地球上建立合理的新社会的所谓共同历史进程的参加者。　
　　许多美国观察家认为，苏联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不关心，记者兼苏联学研究学者约翰·萨特批驳了这一观点。他写道：“尽管美国人几乎根本无法理解苏联公民时刻准备使自己各方面的生活服从、服务于某种思想，然而他们还是应从事实出发，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尽管外表荒诞，但却向自己的信徒提供了一套严整的历史理念，使最简朴的公民的生活也很有意义，哪怕只是虚幻地满足了必不可少的精神需求。在没有信仰的时代，共产主义就成为颠覆我们观念的强大反信仰。用武器无法战胜它，借助小恩小惠也不能促使它的信徒背弃它。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克服它，即找到更有效的意识形态与之对立。”　
　　众所周知，在“改革”和“公开化”的年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影响和力量发生了动摇，这一过程在1987～1990年获得了真正山崩地裂般的特征和性质，最终导致了权威的倒台，紧随其后的是苏共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如果没有原来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形态，像苏联这样的国家根本无法生存。然而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是被某种新的、强大有效的意识形态击垮的，而是毁灭于从各个方向发起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体进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坍塌了，然而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意识形态能够取代它的位置。　
　　俄罗斯联邦作为主权国家的诞生不是长期民族解放斗争或民主斗争的结果，否则，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应当可以形成新的思想和新的领袖、新的国家形象和新的公民心理。苏联和苏共轻而易举的毁灭令人震惊。当然，叶利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又没有把握住局势，于是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崩塌，犹如老朽的树木，或是地基和支柱无法承受原有重量的房屋。　
　　谁能给国家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并领导它的革新和复兴呢？根纳季·布尔布利斯？谢尔盖·沙赫赖？安德烈·科济列夫？叶戈尔·盖达尔？这些人起草了关于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定，宣布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全面自由化。然而将西方自由主义注入俄罗斯的尝试伴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骤然下降以及犯罪率和混乱的膨胀，因此它不可能吸引俄罗斯公民的广大阶层。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作为拼凑的概念来到人们面前的，而不是人民饱经忧患和痛苦换取来的，所以它只能成为很少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　
　　当然，1993年12月12日在全民公决中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收录了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很多基本概念。然而宪法毕竟不是意识形态，其自由主义——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具有“框架的性质”。因此，对宪法的忠诚并不违背对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宗教的信仰。　
　　俄罗斯是否需要一个全民族或国家的新意识形态呢？一部分政论家认为，在俄罗斯，对所有意识形态的兴趣和信任已经消失殆尽，而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俄罗斯社会有没有对意识形态的需求和需要呢？”弗·索洛韦伊提出了问题，并进而回答道：“这很值得怀疑。在俄罗斯占主导的是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排斥，不管是谁信仰它。这样的精神状态不是臭名昭著的苏联极权主义的后遗症，而是俄罗斯最近十年的历史造成的。”　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多次谈到对意识形态和各种“主义”的拒绝。然而，社会的全面非意识形态化意味着社会陷入混乱和荒诞的局面，与其不可预料后果的力量角逐将占据思想斗争的位置。　
　　恩·巴甫洛夫认为，俄罗斯不能在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的状况下生存，“俄罗斯应找到自己的支柱，每个文明、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道路以及在精神、政治和其他关系中能够使人们联合为一个整体的东西。社会思想或者宗教思想发挥凝聚的作用，或是赋予任何活动以意义，在俄罗斯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正是有关俄罗斯的特殊道路和使命的思想——并且不一定是官方的思想——维护了它的统一”　。　
　　不久前去世的企业家兼哲学家亚历山大·帕尼金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寻找新的、全国普遍适用的意识形态。他向自己的读者和听众宣传：只有新的世界观可以解放人的创造力，并生成巨大的能量，从而使俄罗斯走上新的轨道。然而，帕尼金最终还是未能找到新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公式。　　　
　　意识形态的抉择（3）　　　
　　《明日报》的亚历山大·普罗汉诺夫和圣彼得堡的前任州长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夫同样相信，俄罗斯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公式，而且俄罗斯正在“孕育”新的意识形态。谁要是能够找到适当的语言和公式来表述它，“谁就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因为这做起来并不简单”。　而来自世界政治科学联合会的叶莲娜·谢斯托帕尔教授认为，表述俄罗斯的新意识形态并没有那么困难，关键在于有没有需求。“新的民族思想，确切地讲，民族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什么，它从何产生？”耶·谢斯托帕尔提出了问题，并紧接着回答道：“这是政治实践家、政治学研究者和人文学科理论家的事情。他们茫然地从一个政党换到另一个政党，但是在上层暂时尚未意识到理论工作的必要性。当前，这项任务在各方面都已成熟。这里指的是发展方向的选择和一定的价值参照物的选择。执法机关，确切地说，是总统本人及其工作班子应成为主要发起人，因为人们总是在寻觅某个下指示的手指，以便提示他们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和怎么做。”　
　　哲学博士亚历山大·齐普科也期待着总统对俄罗斯历史上最“悠久、难解的问题”做出回答。在亚历山大·齐普科看来，恰恰应当由普京来宣布和解释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三个阶段具有总体继承性；由普京指出在建设未来的过程中，哪些价值是重中之重；由普京解决“白军和红军”的问题，并“指出公民对其臣服的领袖和选择的思想负有责任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奇怪的议论和要求。　
　　事实上，俄罗斯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建立某种新的全国或全民性的意识形态，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确定所有公民必须共同接受的意识形态价值。这不仅是因为俄罗斯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俄罗斯“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任何意识形态均不可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或必须遵守的意识形态”（第13条）。要知道，那些支持统一的民族和国家思想的人可以根据他们找到的公式修改俄罗斯宪法。　
　　俄罗斯社会构成复杂、历史丰富而充满矛盾、民族众多、疆域广袤，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民几个世纪来水乳交融。在这样一个俄罗斯，西欧派和斯拉夫派、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激进派和保守派、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之间的论战可以无限制地延续下去。这没有什么不好。除了家庭、后代、健康、心灵安宁和福利等传统价值，不同俄罗斯公民对其他甚至是最为基本的价值的认识也有本质区别。　
　　对于“您认为哪种意识形态在俄罗斯最可行？”这个问题，在2003年3月的时候，28％的俄罗斯公民回答的是爱国主义，23％回答民主，11％回答民族独特性，10％回答强国理念，10％回答社会主义，8％回答共产主义，3％回答资本主义，3％回答宗教性，9％的公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里需要突出的是一种最主要的思想，而不是思想的组合，比如，社会主义思想与民主思想的组合。即使是在今天的俄罗斯，在各种社会调查中还会有50％～60％的公民自称是信仰宗教的人，其中80％又将自己界定为东正教信徒，但只有10％的俄罗斯公民经常去教堂，坚持用自己的语言或教堂的祈祷词祈祷的人更少一些。　在评价西方价值和俄罗斯传统价值的时候，只有15％的公民宣称，俄罗斯应当完全或者部分地参照西方价值。超过50％的公民坚信必须以俄罗斯的传统价值为准。　8％的公民自称是积极的共产主义者，还有15％左右的人宣布他们不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它是社会的主要价值之一。40％以上的俄罗斯公民坚持认为苏联的所有主要成就和苏维埃价值是举足轻重的，并且为其中许多价值的丧失而深感惋惜。　
　　俄罗斯公民重视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和历史人物，但评价却大相径庭。无论是对个别公民、全社会，还是社会中的各民族——在俄罗斯首先是俄罗斯族——而言，这些评价都是民族和历史认同的极其重要的部分。众所周知，民族是一种历史形成的，体现在领土、语言、文化、宗教、心理和生理特征、传统和习俗、还有历史命运等方面的共同性。然而在今天，不同的俄罗斯公民对这个命运的定义并不相同。在各种社会调查中，超过50％的俄罗斯公民正面评价彼得大帝及其改革；在2000年，只有30％左右的公民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正面的，到了2003年，已经有40％的受调查人赞成斯大林的活动了　；正面评价列宁的俄罗斯公民要略少一些，然而在2000年的十位最卓著的社会活动家、俄罗斯的“世纪人物”排名中，居于首位的是列宁，第二位是斯大林，位于名单第六位和第九位的分别是　．萨哈罗夫和亚·索尔仁尼琴。　
　　说明俄罗斯公民的价值标准千差万别的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这令许多意识形态学家和政治家感到不快和惊讶。这些差别还只是部分地证明了俄罗斯公民的茫然无着。在1917～1918年和1991～1992年间，俄罗斯社会基础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价值遭到过于粗暴和急剧的摧毁。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众声喧哗中，除了各种概念的位移和混淆，还可以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这对于复杂的俄罗斯社会来说，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苏联的思想一元化时代结束了，无论是久加诺夫、普京，还是亚夫林斯基，都不能、也不应该尝试使国家返回到某种新基础上的思想一元状态。　　　
　　意识形态的抉择（4）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凝聚俄罗斯、使它作为政体和国体不发生分裂的是什么呢？仅仅是宪法吗？　
　　显然，仅有宪法和其他法律是不够的，仅有宗教也同样不够。凝聚俄罗斯的是俄罗斯人民期望共同生活的总体意志、它的历史和传统、它的语言和文化以及它的经济一体性。俄罗斯人民只是部分带有民族特征，更多的是人们的文化历史共同性，是生活在历史形成的特定领土上的超民族。这正是形成和支撑任何大国的连接物。　
　　公民社会的必要性　
　　俄罗斯公民需要的不是制定统一的新意识形态，而是建立被称作公民社会的统一的社会环境。这样的公民社会和独立的社会舆论在俄罗斯刚刚产生，我们应当加快和扶植这一进程。我们应当巩固和加强俄罗斯的国家机构和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后者以国家公民的主权、独立自主和自由选择为基础。　
　　公民社会是擅长自我组织和具有主动精神的社会，它不忽视来自上层的信号，同时又能够发动自下而上的运动。公民社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独立于“上层”存在，能够自主解决内部事务，并对权力活动实施必要监督。在苏联时代没有公民社会，有的只是“螺丝钉”和其他零件与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统一管理之间的复杂组合。公民社会是复杂得多的组织，这里有公民做主的若干中心，权力得到现实的划分。公民社会中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不是“传动带”，不应将某一种意识形态奉若圭臬，从而殊途同归地将社会成员引向同一个“伟大”目标，而是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目标的存在。　
　　不过，公民社会在新俄罗斯尚处于起步阶段。总的来说，可以同意《专家》杂志法捷耶夫的观点。他认为，“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暂时还很原始，缺少发展动力。无产主义者不时以罢工矿工的形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农民——甚至包括曾在80年代末期遍布各地的农场主——就像根本不存在。工会早已被驯化，谁也记不住其领导人的名字。知识分子就更不用提了，在最近十年他们什么也没弄明白，什么也没学会。大型企业倒还可圈可点，但又缺乏团结协作，代表的利益不明确。政府官员部分通过权力政党的形式团结起来了，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官员代表的是局部的、战术的利益，只求维持现状，不求发展。中产阶级目前在经济领域里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推动力，但又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　
　　这幅图画并不十分令人欢欣鼓舞，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事实的。今天的俄罗斯社会远没有20世纪初前十年的独立性强。70年的一党专政使社会变得消极被动。俄罗斯必须扭转这种局面，尽管非常艰难。当然了，应当巩固国家，因为轻视国家机构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轻视公民社会的健康同样危险。这一情况需要得到珍视俄罗斯的每一个人的关注。叶夫根耶夫认为，“只要总统想为了社会的利益改变什么的话，国家事务就一定会发生变化。”　这引起了来自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管理层的　．马尔加尔的合理质疑：“但为什么只是总统呢？难道我们俄罗斯公民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行动起来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迫使掌权者接受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从而影响我们的共同命运呢？俄罗斯人民是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只有人民自己才是福利和繁荣的源泉，或是造成自己不幸的原因。俄罗斯人都需要明白这一点，首当其冲的是接受教育的社会成员——知识分子。”　
　　上述两位作者的看法均有道理。当前的情况是，如果总统希望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快速进步，而不是只关心个人权力的稳固，人民就应当支持总统，而总统则应当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当然，公民社会不可能“从上往下”建设，而要自然成长。这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聪明的政权能够、也应当为发展公民社会创造条件，之后再以其为依托。　
　　公民社会的发展以文化、职业、慈善、老战士、青年、妇女、体育等众多组织的活动为前提，然而它的核心和主体则是目前在俄罗斯尚不存在的成熟的政党。正是政党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需求，但这个意识形态不是统一的、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思想”，而是世界上相当闻名的一些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具体体现。　
　　政党的产生有各种模式：政党可以由工会建立，以便实现更加可靠的政治代表性；可以根据受欢迎的著名领袖的倡议组建政党；议会党团、宗教运动、革命团体、自然保护组织也可以建立政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政党以不同的社会集团为依托，有时也有不符合这一规则的特殊情况。　
　　议会活动和各个层面的选举斗争是产生和形成政党的最佳土壤。　
　　不过，政党的产生也可以不通过议会，甚至索性在地下活动。政党可以不登记成员的个人情况，可以没有我们通过苏联共产党所熟知的许多其他表征，例如特殊的仪式和对待党证的虔诚态度。但是政党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在这个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和经济纲领。　
　　在90年代的俄罗斯出现了许多千差万别的政党，这正是俄罗斯社会政治不够成熟的表现之一。在1991～1993年的时候，可以在专门的手册里找到100多个俄罗斯政党的信息，而在1992年12月出版的《俄罗斯的新政党和组织辞典》里，则列有400多个词条！这本辞典的作者普里贝洛夫斯基同时收入了一些宗教党派　。当时，政党像雨后春笋般产生，不过又同样迅速地解散和消失了。即使如此，还是有100多个政党参加了1999年的议会选举，组成了30个左右的竞选联盟。其中的大部分政党没能承受住选举中的失利，然后又被新的党派取而代之。　　　
　　意识形态的抉择（5）　　　
　　俄罗斯尚处于形成政治民主的初级阶段，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国家政治生活涣散的情形应在未来予以克服。如果有10个、甚至20个政党同时以一个社会团体的名义去面对人民和政权，那么保护和代表某个社会团体的利益就根本无从谈起！　
　　早在2000年2月底，弗拉基米尔·普京就在出席“统一党”成立大会时发表的致与会代表欢迎词中讲到，对俄罗斯来说，三四个政党构成的体系是比较“正常的”。换言之，应该是三四个建设性的政党取代2000年初之前注册的150个党派和团体。国家的竞选体系和国家对大党的财政支持应刺激这三四个政党的产生。有一些政治学家认为两三个大党的体系对俄罗斯来说是最佳选择。（我本人认为，在俄罗斯具有形成五六个政党的社会、经济、政治土壤和需求。）　
　　2001年6月国家杜马通过了新的政党法。根据这一法律，司法部只能把那些成员不少于1万人的政治团体注册为政党，而其他所有党派只能作为社会团体、政治俱乐部或者利益俱乐部保留下来。它们仅能保留参加地方自治部门选举的权利，而不参加联邦选举，也就是说，它们不是政治进程的主体。法律还规定，政党应在20个以上的地区设有基层组织，每个地区组织的成员不少于100人。国家对政党的资助应与政党在选举中取得的票数成正比。　
　　这部法律的发起人希望到2003年末的国家杜马选举之前，在俄罗斯仅保留10个以下相对正规的政党。然而，预期没能成为现实：到2003年5月底之前，在俄罗斯注册的政党有30多个。甚至国家杜马主席和联邦议会议长也各自组建了一个政党：根纳季·谢列兹尼奥夫组织并注册了俄罗斯复兴党；谢尔盖·米罗诺夫成立了名称独特的生活党。此外还出现了几个新的人民爱国党和强国党以及一些新的自由主义党派。　
　　对这一过程的某些细节值得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　
　　俄罗斯的政党建设问题。右翼阵营　
　　在右翼阵营中，“右翼力量联盟”的政治活动最为积极。它成立于2001年5月，是由1990～1999年间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十多个较小的右翼自由主义运动、党派和集团逐渐联合而成的。目前“右翼力量联盟”不是反对党也不是当权党，他的大部分领袖，包括丘拜斯、哈卡玛达、基里延科和盖达尔，在2000～2003年间对普京和卡西亚诺夫的倡议和政策表示支持。对总统和政府批评最多的是“右翼力量联盟”的杜马党团领袖——鲍里斯·涅姆佐夫。一些不太出名的右翼政治家“有条件地”支持政权。在另一方面，“右翼力量联盟”的不少成员继续在政府机构中工作。　
　　“右翼力量联盟”的政治资本并不丰厚，尽管其许多成员曾就职于总统办公厅，还有不少在90年代担任过副总理、部长甚至总理等职务。但是这一点并不值得炫耀，因为他们的过失远远超过了取得的成就。在1999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右翼力量联盟”取得了7％的支持率。然而在此后的三年中，这个党没有任何突出的业绩，在2002年底只有4％～5％的选民打算投它的票。“右翼力量联盟”不得不为政治存亡而斗争，因为到2003年12月，它很有可能达不到5％的“基准线”。　
　　格里高利·亚夫林斯基领导的“亚博卢”集团也属于右翼自由主义阵营。这个党在成立之初就定了一种不协作和不妥协的基调，作为总统和政府的反对党积极活动。从1999年秋到2003年春，该党成员与亲近“亚博卢”集团的报纸、杂志相当强硬地批评叶利钦和普京以及1993～2003年间的所有政府。　
　　许多观察家一向把“亚博卢”集团称作是自由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永远的反对派”组成的政党，认为它的薄弱环节在于它不参与政权。因为拒绝参加竞选联盟，这个党的成员甚至在州长的选举中都只能甘败下风。只有在小城市的市政府和个别市政机构中，“亚博卢”集团的成员及其候选人才能胜利。从意识形态看，“亚博卢”集团和“右翼力量联盟”是有亲缘关系的政党。亚夫林斯基在一次政党纲领的发言中讲道：“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我们是相互正视还是各顾一方，我们都具有同一种血型。我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在坚持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客观上我们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我敢断言，我的世界观和政治哲学的基本要素也是俄罗斯所有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家的世界观的基本要素，这远比他们的选民、群众性的民主选举人更加重要。我们与其他民主派之间尽管有分歧，但依然是使用同一种语言讲话，无需把话讲完，就能互相理解。而我们和执政当局无论如何不属于一个种群。”　
　　2002年和2003年春进行社会调查的结果表明，有6％或7％的选举人准备投“亚博卢”集团的票。这一数据已经保持了十年，在四次选举中年年如此，这既证明了“亚博卢”集团的稳定性，也证明了它的局限性。　
　　目前总共有15％的选民计划投右翼政党的票。右翼人士的选民基础主要是中等实力的企业家、主要采取西方经营模式的大资本、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精英组织和团体以及一些人权团体。关于右翼政党联合的谈判尽管持续了多年，但还是无果而终。近几年，在这一政治阵营里又成立了几个新的党派：以诺夫哥罗德州州长米哈伊尔·普鲁萨克为首的新的俄罗斯民主党和两个自由党，其中一个将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视为领袖，并接受他的资助。正是在右翼政治领域里，非常奇怪地连续发生令人震惊的国家杜马议员被杀事件，被害人是嘉莉娜·斯塔罗沃伊托娃、B．格罗夫列夫、谢尔盖·尤申科夫。2001年12月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宪法党也自动进入右翼阵营，其中包括了几个规模不大的、不太有名的民主党派和团体。　　　
　　意识形态的抉择（6）　　　
　　左翼阵营的政党建设　
　　在政治派别的左翼阵营里，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是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最具群众基础和组织有素的政党。俄罗斯共产党的组织遍布所有地区和城市。该党及其农业同盟者在国家杜马控制着30％左右的席位。俄罗斯共产党的成员在俄罗斯15个以上的州当选州长。在联邦层面的任何选举中，共产党都可以得到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支持率。这是一个强大的政党，俄罗斯的任何一位总统都必须重视它的意见。　
　　不过，俄罗斯共产党也有许多缺点，甚至是与生俱来的缺陷，因为它既无法摆脱苏联共产党的遗产，也无法摆脱苏联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其中包括苏联共产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领导成员。因此，俄罗斯共产党难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丘拜斯是俄罗斯共产党最痛恨的俄罗斯政客。弗拉基米尔·普京评价丘拜斯的话同样适用于俄罗斯共产党，即这个党有“糟糕的信誉历史”。这就是说，对很多选民来说，俄罗斯共产党的信誉度很低。将近50％的选民至今宣称他们“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也不会投俄罗斯共产党及其领袖根纳季·久加诺夫的票。　
　　俄罗斯共产党用自己的口号吸引并团结了相当一大批“反对型的”选民。该党得到年纪大的选民的支持，其中包括1991年之前退休的人，也包括90年代的退休人员、最近12年失去工作的人以及不能从事专业